两天之后，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杰夫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他只有58岁。母亲非常伤心，罗杰也是一样。现在，母亲已经失去了三个丈夫，而罗杰也失去了两个父亲。我马上开车回家去料理后事。杰夫生前希望火葬，我们只好把他的遗体运到得克萨斯去，因为阿肯色那个时候没有火葬场。杰夫的骨灰被带回来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把骨灰撒在汉密尔顿湖里，那里距离他最喜欢钓鱼的码头很近，母亲和她的朋友玛琪·米切尔一直看着我们把骨灰撒完。
在葬礼上，我宣读了颂词。我努力用几句话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他为我的母亲献出了无尽的关爱，他像父亲一样爱护罗杰，他给予我的是真诚的友谊和明智的建议。另外，我还颂扬了他对孩子们的好心、他对失意者的善意，以及他面对疾病和临终时刻表现出来的尊严。正像他去世以后罗杰常常说的那样，“他做出了多么痛苦的努力叼”。不管他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如何，在与我们共同度过的短短六年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大家还是非常想念他。
在杰夫生病之前，我对糖尿病几乎毫不了解。糖尿病后来还害死了我在1974年的竞选活动主席乔治·谢尔顿。此外，糖尿病还成为夺去我的朋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的两个孩子以及几百万其他美国人生命的罪魁祸首。它对我国少数族裔的影响很大，少数族裔当中糖尿病患者的比例过高。当上总统以后，我了解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花掉了所有医疗补助费用的25％，这个数目非常惊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作为总统，我为什么要支持干细胞研究，为什么要支持糖尿病自我护理计划。美国糖尿病协会把这项计划称为自胰岛素研制以来在糖尿病护理方面取得的最重要进步。我这样做是为了厄斯金的两个孩子，为了乔治·谢尔顿，也为了杰夫，因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不会像他那样饱尝痛苦、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葬礼几天过后，母亲以她特有的“摔倒了再爬起来”的方式劝我继续参加竞选。政治可以因为死了人而停止，但停止的时间不能太久。我于是回去继续工作，但我确保经常给母亲打电话，或是回去看望她。罗杰在秋天的时候离开家，到康韦的亨德里克斯大学读书去了，他走之后，我就更加注意关心母亲。罗杰对母亲也非常关心，差点没有去读大学。最后经过我和母亲的反复劝说，他才走了。
到了9月，民意调查显示我还落在后面，本来落后59％，经过8个月艰苦繁重的工作，还是落后23％。接着，我的运气来了。9月8日，距离州民主党大会在温泉城召开还差五天的时候，福特总统宣布无条件赦免尼克松总统，尽管他在执政期间“犯下了或可能犯下了”许多罪行。国民表示强烈反对。、我们又开始走人了正轨。
在州大会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竞选上。邦珀斯州长已经在初选中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了富布赖特，因此在投票选举中就再没有什么其他激烈的竞争了。我不忍心看到富布赖特失败，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大会代表都铆足了劲头，同时我们还火上添油，让温泉城的会议中心里挤满了家乡的朋友，以及来自整个选区的额外支持者。
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用一种我希望能够把选区中保守的和自由的平民主义成分联合起来的方式明确阐述我的思想。我首先严厉批评福特总统对前任总统的赦免，我的比较精彩的话是：“如果福特总统想赦免所有人的话，他应该赦免政府的经济顾问。”
很多年过去了，关于赦免尼克松一事我改变了我的看法。我逐渐认识到，国家需要继续发展，我认为福特总统做得对，尽管他那么做不太受欢迎。2000年，在纪念白宫200周年的庆祝会上，我们碰到一起，我把这种想法也对他说了。但是对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仍然相信罗斯福总统的话：“我们一直以为毫无顾忌的利己行为是道德败坏使然。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糟糕的经济学使然。”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比在1974年的时候更加适用。
我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温泉城。还剩下七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但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我们总部的工作越干越好。我那些优秀的青年志愿者已经变成了有经验的专业人土。
民主党派人来帮助我们，年轻人从他那里获得了非常有用的建议。这个人叫乔迪·鲍威尔，他的上司、佐治亚的州长吉米·卡特，在1974年帮助民主党取胜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几年之后，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记起了他，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希拉里到南方来的时候也来帮忙，她的父亲和弟弟托尼也是一样。托尼在阿肯色州的北部到处竖起宣传牌，告诉那些来自中西部的退休共和党人，罗德姆一家是中西部的共和党人，不过我这人还不错。
我的几个法律系的学生是非常可靠的驾驶员。在国会竞选过程中，每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总有几架飞机供我借用，使我可以迅速赶到某个地方。我的一位飞机驾驶员杰伊·史密斯已经67岁了，一只眼睛上罩着眼罩，他对仪表的使用并没有达到某个特定的级别，但他在欧扎克已经飞行了40年。我们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降到云层下面，在山脉间沿着河谷飞行，与此同时，他会给我讲各种逸闻趣事，拿富布赖特参议员开玩笑，因为富布赖特参议员曾经夸下海口，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知道越南战争是个错误。
史蒂夫·史密斯干得很出色，他对竞选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还调查了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记录。他搞了一系列制作精巧的小册子，把我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哈默施密特在这些问题上的投票进行对比，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我们每星期都发表一份对比资料。这些对比资料在当地的报纸上被大量报道出来，史蒂夫将其变成了有效的报纸宣传广告。比如，在阿肯色河谷，从克拉克斯维尔到南部与俄克拉何马接壤的史密斯堡，到处都是煤矿工人，他们在露天的矿井里工作了几十年，但是联邦法律强行规定，必须让这些遭到破坏的地貌恢复原状。许多矿工因为长年呼吸煤灰而染上丁煤肺病，他们有权得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哈默施密特的社会工作是帮助这些矿工得到他们的补助金，但是当尼克松政府希望削减这项计划的投入时，他投了赞成票。住在河谷的乡亲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我和史蒂夫·史密斯告诉他们，他们才知道。
我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有一些建议我倡导了20年之久。其中包括引入更为公平的税收体制，实行全民健康保险计划、设立总统选举的公共基金、精简联邦机构、提高联邦机构的办公效率、增加联邦教育基金的投入、创建联邦教育部（当时它只是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一个部门）、鼓励能源保护和太阳能开发。
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全国工会的经济资助，我们才得到足够的钱用于电视宣传广告。劳联一产联的地方领袖丹·鲍威尔是我的朋友，这笔经济资助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促成的。当我在国会竞选中以25个百分点落后于对手的时候，丹·鲍威尔这个家伙已经在谈论我成为总统之类的话了。我需要做的，无非是站在摄像机前说话。这迫使我在28秒的间隙思考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不再需要用秒表来提示，我的演讲到底是长了一两秒还是短了一两秒。宣传广告的制作费用很低。
那些电视宣传广告或许非常原始，但我们在无线电广播上做的广告却非常精彩。有一个在纳什维尔制作的宣传广告，实在是令人难忘，主要表现的是一个乡村歌手，他的声音听上去酷似阿肯色出生的歌手约翰尼·卡什。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如果你厌倦了豌豆和蔬菜，如果你忘记了什么是猪肉和牛排，有一个人的话你不可不理睬。”歌曲接着对尼克松政府资助农民把大量的谷物低价卖给苏联的做法进行抨击，因为这一举动使国内食品和动物饲料的价格大涨，对家禽养殖业和养牛业都造成了打击。歌中唱道：“不要再等待，让厄尔·巴茨（尼克松的农业部长）滚开！”歌中的叠句是这样的：“比尔·克林顿就要到来，他也无法再忍耐。他和我相仿佛，说他像你也不奇怪。把所有的事交给比尔·克林顿，让他来对付。让他来解决一切，我们送他去首都。”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告。唐·泰森是个家禽养殖业老板，他的弟弟兰德尔为了我的竞选拼命地工作。由于把大量的谷物低价卖给苏联，唐·泰森的家禽养殖成本大大上升，他给了我大笔的赞助费，目的是确保这首歌能够在乡村广播中反复播放。随着我们一天天走近选举日，我们赢得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但我们遇到的对抗也更大了。我得到了全州最大的报纸《阿肯色报》以及选区中其他几份报纸的支持。我开始在史密斯堡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得到了黑人社区的强劲支持，我在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在当地的分会之后，黑人社区的支持就更不在话下了。我还在共和党人占大多数的本顿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与史密斯堡隔河相望的克劳福德县，有四五个人为了能够使这个县转而支持我，一直在拼死地努力。史密斯堡往南行，就到了斯科特县，．那里捕猎狐狸和狼的猎人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现场追猎试验。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现场追猎试验是一种在野外举行的夜间活动。在乡下，猎人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的猎犬（猎犬和孩子一样得到细心的照顾）。猎人首先告诉猎犬进攻的目标，然后就把猎犬放出去追赶狐狸，让它们对着月亮狂吠。与此同时，妇女们整夜忙碌着，野餐桌上的食物堆成了小山。我甚至在哈默施密特的家乡哈里森县赢得了几个人的支持，他们非常勇敢，敢于向小镇的既有体制发起挑战。
一个秋天的下午，最激动人心的选举集会在白河边上举行。那里距离那块臭名昭著的“白水”地产不远——我后来曾经在那里投过资，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它。集会上，民主党人群情激愤，因为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正企图·以逃税的罪名把瑟西县的治安官比利·乔·霍尔德关到监狱里去。根据1876年的宪法，州和地方官员的工资需要经过民众的投票通过；上一次提工资是在1910年。县里的官员每年的工资只有5000美元。州长的工资也只有1万美元，但是他至少有房子，他的交通费和伙食费也可以得到补贴。许多地方官．员为了生存，被迫使用费用账户，这个账户上的数额我记得大约是每年7000美元。司法部之所以要把霍尔德治安官关进监狱，是因为他用费用账户进行个人消费的时候没有纳税。我认为霍尔德的案子是联邦政府提起公诉的所有案子中最小的一个逃税案。山区的人都认定，这是政治目的驱动的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认真考虑，陪审团认定霍尔德无罪。后来才知道，陪审团的成员们立刻就投了票，要将他无罪释放，但为了做做样子，只好在陪审室里拖延了一个多小时。比利·乔走出法院大楼之后，直接开车来到我们的集会会场，在那里他像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在返回费耶特维尔的路上，我在霍尔德一案的审理地点哈里森稍事停留，和鲁思·威尔森聊了聊这件事。鲁思是公共会计，为山区里的许多人处理税务工作。我告诉鲁思，我能够理解她为霍尔德的律师——我的朋友F．H．马丁——在选定陪审团成员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她说她的确帮了忙。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是不是选定的都是民主党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回答：“不，比尔，没有。实际上，在陪审团中，共和党人的比例是合理的。你也知道，那些要对治安官提起公诉的人都是从华盛顿来的，都是些聪明的家伙。他们身穿高档套装，看上去真是神气。只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真是太奇怪了。在过去的两年里，12名陪审团的成员中有9名都被国内税务署审计过。”我感到很高兴，鲁思和她的儿子都站在我这一边。鲁思对付了华盛顿的律师之后，司法部开始查询今后参加税务案的陪审员本人与国内税务署打交道的经历。
离选举日还差两个星期，哈默施密特的竞选活动最终启动。他看到了一份民意调查，说，如果他还不行动的话，我的旺盛势头有可能使我险胜。他手下的人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他在生意上的朋友以及共和党人都开始行动起来。某个人开始向所有的报纸发出呼吁，责令我出示我在1969年阿肯色大学对得克萨斯大学橄榄球赛上抗议尼克松总统的照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张照片——我前面提到过的“树的故事”也因此传开。温泉城的商会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晚餐会，目的是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有几百人出席了晚餐会，当地的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在整个选区中，共和党人开始吓唬商人，说我得到了来自工会的支持，我会成为劳工组织在国会中的傀儡。在史密斯堡，我们通过调查确认了6000名支持者，但我们寄给这些政治支持者的卡片根本就没有被发出去。很显然，工会对我的支持还没有延伸到那里的邮局。选举结束几天之后，有人在最主要的邮局外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那些卡片。美国医疗协会在阿肯色州的分支机构表示强烈支持哈默施密特，他们对我进行了抨击，因为我在斯普林代尔地区曾经试图劝说医生通过医疗补助为穷人看病。在选举日的前几天，哈默施密特甚至弄到了一笔联邦税收分享基金，为瑟西县的吉尔伯持小镇铺筑马路。最后他在这个镇子以38票对34票取胜，但是在整个瑟西县中，这是他惟一取得胜利的镇子。
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我去温泉城会议中心参加一个即将结束的集会，这让我对哈默施密特的工作效率之高有了一点认识。在我们的集会上人没有几天以前参加他的晚餐会的人多。我们的人一直在拼命地工作，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但是，在选举日那天，我仍然觉得我们有可能取胜。当我们聚集在我的竞选总部观看选举结果报告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但还是满怀着希望。我们在计票中一直领先，但是接近午夜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人口最多、共和党人最集中的锡巴斯琴县很晚才报告计票结果。选票总数不足8000张的有15个县，我在其中的12个县中以多数票获胜，这其中包括布法罗河沿岸的牛顿县和瑟西县的所有选票。但是在6个最大的县当中，我输掉了5个县，在我从小长大的加兰县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华盛顿县，我都以不到500张选票的微小差距失败；以1100张选票的差距输掉了克劳福德县；在本顿县和锡巴斯琴县，我几乎全军覆没，在这两个县我落后的选票数加起来是我前面领先票数的两倍。我们两人每个人都以二比一赢了一个县，他赢了最大的县——锡巴斯琴县。我赢了最小的县——佩里县。现在看来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在全国范围内，乡村美国人绝大多数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而我却完全以乡村为基础开始我的政治生涯，这源于我与乡间民众的深入交往，源于我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实际问题的负责态度。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而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选票的最后结果是89324票对83030票，大概是52％对48％。
从全国来看，民主党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获得了49个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但哈默施密特的支持率很高，再加上在最后时刻发动的猛烈攻势，我们没能打败他。竞选活动开始之初，他的支持率为85％。我把他的支持率削弱到69％，而我本人的支持率从零上升到66％。成绩斐然，但不够理想。每个人都说我表现出色、前途光明。这话的确很中听，但我本来是希望取胜的。我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感到骄傲，但是我觉得在临近选举的最后几天里，我却让紧张的情绪有些松弛，结果让所有为我努力工作的人都大失所望，让我们改变现状的目的无法实现。也许如果我既有钱又有足够的意识，就会把哈默施密特议员的投票记录在电视广告中进行有效的宣传，那样的话结果或许会不同。不过说不定也没用。不管怎么说，1974年，在与成千上万人沟通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中产阶级投票者愿意支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解决他们和穷人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条件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关注他们的税额问题，在制造机遇的同时也要强调政府的责任。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上门或是打电话向人们表示我的感谢。然后，我就开始逃避。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我差不多都待在希拉里的房子里，那是靠近校园的一个宁静的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躺在地板上，调治我的遗憾带给我的伤痛，或是考虑如何偿付我在竞选中欠下的4万美元的债务。我的新工资为16450美元，足以满足我生活的需要以及偿付我在法学院欠下的债务，但要偿付竞选所欠的债款还差得远呢。在12月的什么时候，大学里举办了一个有乐队伴奏的大型舞会。希拉里哄我带她去。我们跳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的感觉变得好多了。但是，又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哈默施密特的得胜，反倒是帮了我的忙。如果我当初获胜去了华盛顿，我敢肯定，我后来根本就不可能被选为总统。而且，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在阿肯色州度过后来那辉煌的18年。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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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75年1月，我重返讲台，教了整整一个学年，没有因为政治活动有所中断，这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年。在春季学期，我教授了“反托拉斯”，组织了有关“白领犯罪”的讨论课；．在暑期培训班上，我教授了“海事法”和“联邦司法”；秋季，我再次讲授“白领犯罪”，另外还讲授“宪法”。在“宪法”这门课上，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讨论“罗诉韦德案”，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在宪法上赋予妇女在怀孕的前两个季度有选择堕胎的隐私权。之所以有“前两个季度”的规定，是因为大约两个季度后，胚胎就可以自然存活——也就是说，胎儿可以脱离母体的子宫独立生存。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指出胎儿一旦能够脱离母体存活，国家就可以违背母亲堕胎的意愿，保护婴儿的权益，使其得以出生，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会由于继续怀孕或生产而受到威胁。在我的一些学生看来，“宪法”这门课与其他的课程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记住每一个案例中的法律裁定，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在罗这个案子中花费这么多时间，因为有关三个季度的裁定以及裁定背后的推理都非常好记。
我要求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相信，在所有司法裁定中，“罗诉韦德案”是最难的。无论法庭如何裁定，他们都必须扮演上帝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胚胎脱离了生物学的范畴，具有了人的属性；对笃信宗教的人而言，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灵魂进入了肉体。大多数已婚和未婚的女子选择堕胎不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堕胎。大多数支持妇女应该享有自由选择权的人，都理解堕胎就意味着结束一个未来的生命，认为堕胎应该在合法、安全和从少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应该支持年轻的母亲完成妊娠。大多数坚决反对堕胎的人都认为应该对医生提起公诉，他们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但他们越来越不能肯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他们的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即以谋杀的罪名起诉堕胎的母亲。即便那些炸毁堕胎诊所的狂热分子也不会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妇女，虽然给堕胎诊所带来生意的都是妇女。此外，正如我们从最初的禁酒令以及后来的禁毒法中所了解的那样——因为彻底禁酒或禁毒比绝对禁止堕胎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如果公民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某些行为不应该被视为犯罪的话，要想依照刑法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那时就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最高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裁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引起反对在美国政治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裁定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令人瞩目的反堕胎运动，致使一段时间之后，在很多地方，实施堕胎的诊所急剧减少，使众多的投票者都转而加入到共和党的新右翼阵营。尽管民意测验显示了投票者关于堕胎的立场，但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矛盾心理意味着，堕胎问题对于选举的影响取决于哪一方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比如，在过去的、30年中，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往往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选民在投票时往往根据候选人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决定支持他或反对他，而对那些反对堕胎的投票者来说，其他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1992年是个例外。上诉法院就韦伯斯特案所做出的裁定被宣传得沸沸扬扬，该裁定限定了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选民感到不安和震惊，加上母高法院不久之后可能出现空职，因此我和其他一些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候选人在那一年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立场而受到损害。我当选总统之后，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再次得到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郊区选民又一次能够根据其他方面的考虑，把选票投给反对堕胎的共和党人，而反对堕胎的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尽管赞同我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做法，却往往被迫去支持反对堕胎的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又几乎总是保守的共和党人。
在1975年的时候，我对于堕胎的政治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关心。其实让我感兴趣的主要是最高法院针对相互冲突的法律、道德和生活观念所进行的艰苦的调和工作。在我看来，他们既然无从接近上帝，最好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不管学生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要他们认真地考虑堕胎这一法律问题。
秋天，我接受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学院让我每周一次到大学在小石城的校区去，上一门称为“法律与社会”的讨论课。这门课被安排在晚上，因为学生们白天都要上班，他们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很乐意去，我喜欢和他们交流。他们在警察局各部门或是警长办公室的实际工作到底与宪法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密切相关的？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教书之余，我还一直参与政治活动，做了一些有趣的法律工作。我被任命为州民主党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根据计划，这个委员会要确保妇文和少数族裔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党内事务当中，而不是滑人麦戈文规则酌陷阱。在麦戈文规则下，我们这些代表虽然能够代表特定的人群，但常常并不真正为党工作，也得不到任何选票。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做法。这一任命使我有机会到州里的其他地方去，会见一些民主党人，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都非常关注赞助性行动这一问题。
使我积极参与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偿付我的竞选债务。最后，我终于把这笔债还清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我们在竞选时筹措资金的方法大致差不多，既依靠许多小笔的捐款，也借助于一些人的慷慨解囊。我得到的第一笔250美元的捐助来自杰克，叶芝这位欧扎克的好律师，在我的竞选过程中，他和他的合伙人罗尼·特纳曾经努力地为我工作过。选举结束不到两周，杰克就把支票给了我。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下面的钱到哪里去弄，因此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令人难过的是，几个月之后，杰克·叶芝患心脏病去世。葬礼之后，罗尼·特纳问我是否愿意接过杰克手头的几个关于煤肺病的案子。尼克松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原则，使人们很难得到政府的补助金，而当事人已经得到补助金的案子需要重审。很多案子中的补助金都被取消了。我开始开车往欧扎克山区跑，每周一到两次，去查阅卷宗，或是去见老矿工们。我心里明白，只有官司打赢了，我才有可能得到律师费。
罗尼知道我很关注这个问题，对补助金计划的运作也很熟悉。的确，在煤肺病补助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评估的标准很松，一些不需要补助的人拿到了补助，但是，正如人们司空见惯的那样，政府计划在修正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
其实我在接手杰克·叶芝的那些案子之前，就已经同意帮一个人打官司，争取他的煤肺病补助金。杰克·伯恩斯来自史密斯堡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儿子是温泉城沃希塔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而我的母亲也在那家医院工作。杰克·伯恩斯的身高为5英尺4英寸，可他的体重却不超过100磅。杰克是个老式的男人，说话不多，富于尊严。他的煤肺病非常严重。他完全有权得到补助金，他和他的妻子非常需要这笔钱来支付各种费用。我们共同努力了几个月，他的耐心和坚定赢得了我的尊敬。当我们打赢官司的时候，我差不多像他一样高兴。
我觉得罗尼·特纳交给我的那摞案宗里有一百多个和杰克·伯恩斯类似的案子。为了处理这些案子，我常常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沿着那条蜿蜒的“猪道”向着欧扎克进发，而且总是乐此不疲。这些案子第一次是由行政法法官杰里·托马森审理的，他是个非常公正的共和党人。接着，这些案子又上诉到史密斯堡的联邦法官保罗·x．威廉姆斯那里。威廉姆斯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民主党人，跟随他多年的书记员埃尔斯珍·特林布尔·罗伊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对我也给予过很多帮助，当卡特总统任命她为阿肯色州第一位联邦女法官的时候，我真是兴高采烈。
就在我继续从事教学、政治和法律工作的同时，希拉里开始在费耶特维苎苎顿下来。我看得出她的确喜欢待在这里，说不定还愿意留在这里呢。她教授“刑法”和“审判辩护”，负责法律援助事务所的工作，同时监督管理为囚犯工作的学生。起初，一些粗率无礼的老律师、老法官以及一些学生不了解她，但最后他们都对她心悦诚服。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根据宪法的规定，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我们的法官就安排当地的律师为穷困的被告人担任律师，因为穷困的被告人差不多从不付钱，律师协会就让希拉里的法律援助事务所来处理他们的案子。第一年，法律援助事务所就为300多个人提供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事务所因此成为法学院的一个知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希拉里赢得了整个法律社区的尊敬，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并创下记录。几年之后，卡特总统正是因为她创下的这些记录将她任命为全国法律服务社团董事会的成员。
春季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庆祝“法律日”的活动，在“法律日”那天，吉米·卡特为我们做了主题发言。很显然，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我和希拉里简短地和他说了几句话，他邀请我们事后到小石城继续我们的谈话，因为他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约会。我们的谈话证实了我的感觉，那就是他当选的前景看好。当时水门事件刚刚结束，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政绩突出但与华盛顿的政治没有任何瓜葛的南方州长，一个能够把民主党人在1968年和1972年失去的民心赢回来的人，无异于一缕新鲜空气。六个月之前，我曾经去见戴尔·邦珀斯，劝他参加竞选。我说：“1976年，像您这样的人将会当选。当选者很可能就是您。”
他似乎有些兴趣，但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当选为参议员，如果他马上接着竞选总统，阿肯色的选民是不会支持他的。他也许是对的，但他如果参选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候选人，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
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之外，我和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及周围的地方还有一些奇遇。一天晚上，我们沿着71号公路往南行驶，把车一直开到阿尔马，我们要到那里去听多莉·帕顿唱歌。我本来就是多莉·帕顿的忠实歌迷，而那天晚上她的状态又可以说特别好。但那个晚上之所以给我留下最为持久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遇见了把多·莉·帕顿请到阿尔马的两个人：托尼·阿拉英和苏珊·阿拉莫。那时，阿拉莫夫妇还在纳什维尔向很多最著名的乡村音乐明星出售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服。他们干的还不止这些呢。托尼看上去酷似中了毒瘾的罗伊·奥比森，加利福尼亚多场摇滚音乐会都是由他促成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遇见苏珊的。苏珊在阿尔马附近长大，但后来迁到了西部，成了一个在电视上传教的人。他们两个人开始合作。托尼在推出摇滚歌星的同时也不断将她推销出去。苏珊留着浅淡的金发，在电视上传教的时候常常穿着拖地的白裙子。她对她的工作非常擅长，而托尼也非常善于推销她。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帝国，其中包括一个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安排的人员都是一些执著的年轻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对他们两个人的痴迷程度无异于文鲜明神父的年轻助手们对神父大人的崇拜。苏珊患上癌症之后，要回阿肯色的老家去。他们就在苏珊的家乡戴尔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阿尔马开了一个音乐厅（就是多莉，帕顿演唱的那个地方），在音乐厅的马路对面开了一个乡村歌手演出服装店，这个店与他们在纳什维尔的乡村歌手服装店如出一辙，只是规模小了一些。另外，他们还有一辆大卡车，每个星期都从加利福尼亚的农场运来食物，供他们两人以及他们在阿肯色的劳动大军食用。苏珊在家里制作上电视的传教节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最后不得不向病魔屈服。她死的时候，托尼声称，上帝已经告诉他，说是某一天要让她复活。于是他把苏珊的遗体放在家中的一个玻璃匣于里，等待那个幸运的日子的来临。他许诺说苏珊会起死回生，希望靠这个方法来维持企业的运转，可是推销者没有了可以推销的产品，注定会失败。形势急转直下。我当州长的时候，他因为税务问题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他房子的周围还上演了一出短暂的、非暴力的对峙示威活动。几年以后，他和一个更加年轻的女人扯上了关系。说来也真奇怪，上帝又跟他讲话了，告诉他苏珊不会回来了，于是他就把她的遗体从玻璃匣子里弄出来埋了。
夏天，我参加了暑期班两期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多挣点钱，另一方面可以待在费耶特维尔，和希拉里以及一些朋友厮守在一起。有一天，希拉里要回东部一趟，我开车送她去机场。当我们把汽车开上加利福尼亚大道时，我们路过一座漂亮的、凹凸不平的小型砖房。房子坐落在一个高坡上，前院还矗立着一道石头围墙。院子里有一块“出售”的招牌。希拉里说这个地方可真美。我到机场把希拉里放下之后，就去仔细地察看了那座房子。房子是单层结构，大约有1100平方英尺。里面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个和早餐室连在一起的厨房、一个小餐厅和一间绝妙的起居室。起居室的房顶是用横梁支撑起来的，房高相当于其他房间高度的一倍半。里面有一个好看的壁阶式壁炉和一个大飘窗。里面也有一个内包的阳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兼做客房。房子里没有空调，但大吊扇非常好用。房子的价格是20500美元，我用3000美元的定金把房子买了下来，因为定金数额较高，所以每个月的分期付款被降到了174美元。
我把我那一点点家具都搬到了新房子里，又买了其他一些东西，这样房子里就不会显得很空。希拉里出行回来的时候，我说，“还记得你喜欢的那座小房子吗？我把它买下来了。你现在就得嫁给我，因为我不能一个人住在那里。”我带她去看房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但是我的轻率举动还真奏效。她以前从来没有告诉我她准备在阿肯色住下来，但这次她终于同意了。
1975年10月11日，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的起居室里举行了婚礼。房子在出色的装饰匠玛莉恩·巴西特的监督下被重新粉刷了一遍。她知道我们手头并不宽裕，因·此帮我们为早餐室选择了亮黄色的墙纸，由我们自己把墙纸贴上去。这一经历再一次证明了我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欠缺。结婚时，希拉里穿着一条老式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长裙，我非常喜欢她的这条裙子。维克·尼克松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在场的人有希拉里的父母和弟弟、我的母亲、罗杰（他做男傧相）和几个好朋友：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贝琪·约翰逊·埃布林（她是从帕克里奇赶来的）和她的丈夫汤姆，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乔安娜·布兰森，我的堂妹玛丽·克林顿，我竞选时的财务主管P．H．马丁及其妻子默纳；我们在法学院最好的朋友迪克·阿特金森和伊丽莎白·奥森堡，还有我儿时的朋友、在竞选中曾经孜孜不倦工作的帕蒂·豪。休·罗德姆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中西部卫理公会的女儿嫁给一个阿肯色州欧扎克山区的南方人，一个浸礼会教徒。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到此时为止，为了说服他和罗德姆一家人，我已经努力了四年。我希望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心。反正我已经为他们所吸引。
婚礼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三百个朋友聚集在安和莫里斯·亨利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新婚招待会。晚上，我们又到比利·施奈德在“市中心汽车旅馆”的房间去跳舞，差不多跳了一夜。凌晨4点，我和希拉里已经上床，突然接到我小舅子托尼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华盛顿县的看守所里。晚会结束以后，他开车送一位客人回家的时候，被州警察拦住了，勒令他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并非因为他开车超速或是抢道超车，而是因为坐在他车上的女士喝醉了，把两只脚耷拉在汽车后车窗外面。托尼的车停下来后，副警官看出托尼喝了酒，于是就把他关了进去。等我到看守所保释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发抖呢。看守警员告诉我，我们的治安官赫布·马歇尔，一个我很有好感的共和党人，要求在夜里把看守所的温度调得很低，目的是防止喝醉的人呕吐。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托尼问我能不能把一个在城里与彼得·芳达合作拍电影的人也保释出来。我同意了。那个人颤抖得比托尼还要厉害，他上车准备开走的时候，由于全身发抖，竟然结结实实地把车直接撞到了希拉里的那辆黄色小菲亚特车上。尽管是我把他保释出来的，那家伙却一直没有把修车的钱赔给我。可从另一方面讲，他至少没有把他吃的晚餐留在看守所的地板上。就这样，我送走了我的新婚之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结婚。此刻结了婚，感觉不错，只是我不知道婚姻会将我们引向何处。
在美国，关于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人们所写过的文字或做过的评说也许是最多的。人们或分析，或批评，或自以为是地大发议论，态度之随意真让我感到吃惊。我结婚已经将近30年，再加上观察朋友们分手、妥协乃至离婚的经历，我已经知道，婚姻既是神奇的，也是痛苦的，婚姻所带来的满足与失望一直是个谜，即使是婚姻中人也难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处于婚姻之外的人来说，更是无法参透的。在1975年10月11日那天，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只知道，我爱希拉里，我爱我的生活和工作，也爱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美好未来。我为她感到自豪，与她结为夫妻令我激动，我们的关系未必总是完美无缺，但肯定不会令人感到厌倦。
我们度过了无眠的新婚之夜后，又恢复了工作。我们正处于学期当中，而我还有关于煤肺病案子的听证会要去出席。两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去度蜜月了。只是这个蜜月有些特别，希拉里的全家人，另外还有她一个弟弟的女朋友都随同前往。我们在一个漂亮的顶层套房里一同住了一个星期，有时到海边漫步，有时到餐馆里美餐。我知道这样的蜜月有些与众不同，但我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希拉里的妈妈多萝西，与她的父亲和兄弟在一起也很开心，和他们一起打牌，分享故事。跟我一样，他们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所有的人都能编出好故事来。
我在阿卡普尔科读了一本书，那是欧内斯特·贝克尔的《拒绝死亡》，厦蜜月的时候读这样的书的确很沉重，但我此时的年龄比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大一岁。我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正是最适合探究生活意义的时期。
根据贝克尔的观点，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在某个时候意识到死亡，接着注意到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死去的事实，然后我们认识到，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大多数人都千方百计地躲避死亡。与此同时，我们用一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方式去拥抱本体，拥抱一种自满的假象。我们追逐各种活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希望这些活动会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存在的樊篱，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能永生。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拼命地抗拒，抗拒我们注定要走向死亡这一必然的命运。有些人．追求权力和财富，有些人追求浪漫的爱情、性或其他的享受；有些人雄心勃勃，要出人头地；有些人与人为善，追求崇高。不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将面对死亡的命运。当然，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这样的说法：既然我们被创造出来了，那么肯定就有个造物主，在造物主那里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最终将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到造物主那里。
贝克尔的分析将我们引向何处？他的结论是：“谁知道在前面的路上向前发展的生命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似乎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塑造出一个什么——塑造一件东西或是塑造我们自己——然后再将其丢进混乱之中，换句话说，将其当做一份贡品，献给芸芸众生。”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出版前不久去世了，但他似乎达到了伊曼纽尔·康德提出的检验生活的标准：“如何在宇宙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人类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何从中学会人要成为人必须怎么去做。”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贝克尔的书使我相信，为了这样的目的付出努力是值得的。
12月，我还要做出另一个政治上的决定。我的许多支持者希望我再次参加国会竞选。债务已经偿清了，所以他们要我再较量一次。我觉得这一次要想击败哈默施密特议员更加困难，即使吉米·卡特在党内获得提名也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进入华盛顿的愿望，我想留在阿肯色。我对州政府越来越感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州检察长吉姆·盖伊·塔克，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代表阿肯色州写一份诉讼摘要，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那是一个涉及如何确定信用卡利率的反托拉斯案件。吉姆·盖伊正在参加国会竞选，因为威尔伯·米尔斯退休之后，国会中的席位出现了空缺。吉姆·盖伊如果竞选成功，州检察长的位子就会空出来，这个职位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就在我反复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花旗银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两个人跟他去海地。他说他因为经常乘飞机旅行，累计里程积分足以支付我们的机票费用。他说他要把这次旅行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们。从墨西哥回来还不到一周，我们就又动身子。
到1975年年底，“医生爸爸”杜瓦利埃已经退位，他的儿子接管了他的政权。他的儿子是个身体肥胖的年轻人，人人都称他为“医生儿子”。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他，他从太子港的官邸出来，开车穿过巨大的广场，到海地独立纪念雕像前献花圈。纪念雕像塑造的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形象，身体强健，嘴里吹着海螺。“医生儿子”的安全保卫人员，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库特大叔”，到处可见，他们戴着墨镜，手里端着机关枪，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