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瓦利埃父子在海地独揽大权，横征暴敛，治国无方，终于把海地变成了我们这个半球上最贫穷的国家。太子港的一些地方看上去仍然美丽依旧，但给人一种昨日黄花的感觉。国家大教堂中那磨损的地毯和破旧的长椅让我记忆犹新。尽管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但海地人却是非常有魅力的。他们看上去生机勃勃，聪明机敏。他们创造了优美的民间艺术和迷人的音乐。
海地人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那么热爱生活，这真让我感到惊奇不已。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伏都教和伏都教文化，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有过一些非常有限的接触。在海地，伏都教与天主教共同存在。
传统的海地宗教的名称来自西非贝宁的方语，因为伏都教起源于贝宁。它的意思是“上帝”或“神灵”，并非像很多电影所表现的那样，有阴暗的邪术或巫术的意思。伏都教的主要仪式是笃信者被神灵附体之后所跳的一种舞。我还有机会观看了伏都教的舞蹈仪式，度过了我们海地之游中最有趣的一天。戴维的花旗银行在太子港的关系单位主动提出，要带他、希拉里还有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见一个不同寻常的伏都教牧师。马克斯·博瓦尔在海地境外生活、工作了15年，他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纽约工作。他有个金发碧眼的漂亮法国妻子，还有两个非常聪明、年纪尚小的女儿。他本来一直是个执业的化学工程师，后来，他当伏都教牧师的爷爷临死之前，选择马克斯做继承人。他于是成了伏都教的牧师，但这对他的法国妻子和两个西化的孩子来说肯定是个挑战。
我们是在傍晚赶到的，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舞蹈仪式开始了。马克斯向出钱的游客展示这种舞蹈，是为了能够支付他的一些宗教活动的费用。他解释说，在伏都教中，上帝通过代表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神灵向人类现身。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希拉里、戴维和我听完了一堂简短的伏都教神学课之后，有人陪同我们来到丁一个空旷的地方，和其他客人们坐在千起。这些人都是来观看仪式的。在仪式中，神灵被呼唤出来，进入舞蹈者的身体里。跳舞的人都是伏都教的信徒。舞蹈者随着嘭嘭的鼓点，有节奏地跳了起来。几分钟之后，神灵来了，附在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体上。那个男人开始用一个燃烧的火把摩擦自己的身体，然后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但他居然没有被烧伤。那个女人，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不住地尖叫，接着，她抓起一只活鸡，咬掉了鸡头。这之后，神灵离开了，刚才被神灵附体的人都倒在了地上。
在我目睹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仪式几年之后，一位名叫韦德·戴维斯的哈佛大学科学家也去看望了马克斯·博瓦尔。他在海地寻找对还魂尸的解释。戴维斯在他的著作《蛇与彩虹》中说，在马克斯及其女儿的帮助下，他已经揭开了还魂尸——人死后复生——的秘密。秘密社团的人给一些人服用了一定剂量的毒药，因为他们犯了某些过错，所以以此对他们进行惩罚。这种毒药，也就是河豚毒素，是从河豚鱼身上提取出来的。如果剂量适当，这种毒素能够麻醉人的身体，减弱人的呼吸。呼吸会变得非常微弱，即使是医生也会以为人已经死了。等毒性慢慢消退之后，人就会醒来。日本也报道过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烧制河豚鱼，河豚鱼就会成为一种美味，但如果方法不当，就会致命。
我之所以在这里描述我对伏都教文化的短暂接触，是因为我一直沉迷于不同文化对生活和大自然的不同理解，沉迷于一种实际上普遍存在的观念：世界上活跃着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而我们在地球上消失之后，这种精神力量还将永久存在。对于上帝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形，海地人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数基督徒、犹太人或是穆斯林的理解，但是他们有文字记载的经历显然证明了那个古老的格言：上帝做事的方式总是神秘莫测的。
我从海地回来的时候，已经拿定主意，准备竞选州检察长。我又向法学院请了假，然后就开始行动了。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我有两个对手：州务卿乔治·杰尼根，以及吉姆·盖伊·塔克办公室下属的消费者保护部的负责人克拉伦斯·卡什。两个人都能言善辩，而且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这两个人当中杰尼根似乎更难对付，他在普赖尔州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当中有一大帮朋友，在好几个县的法院大楼里，以及在全州的保守人士中也不乏好友。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申请竞选，这意味着，初选通过之后，普选中没有竞争对手，这在我的选举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知道我的竞选活动要从小石城开始，它不仅是州政府所在地，而且还位于本州的中心，拥有的选票数最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筹集到赞助资金。我在距离州议会大厦几个街区的一座房子里建立了竞选活动总部。来自琼斯伯勒的年轻银行家沃利·德罗科同意出任我的竞选主席。史蒂夫·史密斯在我参加国会竞选的时候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次他又签约出任竞选经理。竞选办公室由琳达·麦吉负责，在预算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把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全部竞选经费不足10万美元。琳达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负责支付各种费用，对志愿者进行管理。保罗·贝里主动为我提供了住处。他负责麦克莱伦参议员驻阿肯色州办事处的时候我就见过他，而且对他很有好感。他此时是联合银行的副总经理。他对我帮助很多，别的不谈，他坚持让我睡在他套房中惟一一张床上，我常常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夜复一夜，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他家时，总是看到他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厨房的灯亮着，他已经给我留好了我最喜欢的点心、花生奶酪和胡萝卜。
我的老朋友麦克·麦克拉蒂和文斯·福斯特帮助我打入了小石城的企业家以及专业人士的社区。我仍然得到了工会领导的有力支持，但是后来，他们对我的支持有所减弱，因为我拒绝在他们的一个请愿书上签字。他们在请愿书中要求废止阿肯色的就业权保障法，并要求把这一问题放到11月的选举中讨论。就业权保障法使一些没有缴纳工会会费的人也能够在有工会的工厂里工作。在当时，就业权保障法符合我头脑中自由派的思想。我后来听说，我的立场给麦克莱伦参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保罗·贝里给他的主要支持者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支持我。几年之后，对于非工会会员的工作权利问题，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只有在有工会的工厂里，人们才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医疗保健和退休安排，工会是利用工人们缴纳的会费才使这些利益得到保证的。不缴会费的人也想得到这些利益是不对的。
我在第三选区的基础似乎是非常牢固的。所有在1974年为我工作过的人都很愿意再尝试一次。此外我还得到了希拉里的两个弟弟的帮助。他们都搬到了费耶特维尔，并进入那里的大学学习。他们还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有一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到他们那里去吃晚饭，整个晚上，休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和平队在哥伦比亚的种种奇遇，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讲的那些故事听上去好像是直接从《百年孤独》中照搬过来的，可是他发誓全都是真事。他还为我们配制了果汁朗姆冰酒，喝起来像是果汁，但酒劲很猛。喝了两三杯之后，我觉得很困，就走到外面，爬到了杰夫·德怀尔留给我的雪佛兰轻型货车后面。车的后面铺着人造草皮，我于是像一只绵羊一样趴在正面睡着了。后来是希拉里开车把我带回家的。第二天，我又开始了工作。我喜欢那辆旧货车，一直开着它，直到完全报废为止。
在州里，我在霍普及周围地区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我就是在霍普出生的，在第三选区之外的五六个县里我都有亲戚。在阿肯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的黑人当中，我一开始就很有起色，这要感谢我从前的一些学生，他们当时正在这些地区从事法律工作。我还得到了民主党激进主义者的支持，我敢于挑战哈默施密特，这赢得了他们的喝彩，他们也曾经为我在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叫好。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竞选组织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竞选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努力填补这些漏洞。
我在州里进行巡回宣传的时候，不得不与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进行竞争——“道德多数派”。这股新的政治势力是杰里·福尔韦尔牧师创立的。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个保守的浸礼会牧师，曾经引起过大型的电视跟踪报道，而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忠实于基督教基要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的组织。说不定在州里的哪个地方，我与之握手的人就会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说是，对方就会问我是不是刚刚重新燃起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说是，对方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是福尔韦尔的组织提供的。有一次，我到康韦去搞竞选宣传，康韦在小石城以东大约30英里。我当时在县书记员的办公室里，因为缺席选票要投在那里。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妇女开始向我提问。很显然，对其中一个问题我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还没等我离开县政府大楼，我已经失去了四张选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想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撒谎，但是我又不想不断地失去选票。我给邦珀斯参议员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心胸宽阔的卫理公会信徒。“我总是遇到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但我从来不给他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就说：‘我当然希望如此，而且我一直努力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出判断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么讲立刻就能堵住他们的嘴巴。”邦珀斯说完之后，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他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是个参议员，而我只是个州检察长的候选人。在后来的竞选宣传中，我借用了他的回答方法。
竞选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情发生在阿肯色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县。那个县有两个城市：布莱斯维尔和奥西奥拉，此外还有许多镇子，住在镇子里的主要是一些耕种大片土地的种植园主。一般来说，由于农场里的工人和小商人的收入都来自种植园主，所以这些人有可能都随着种植园主的选择来投票，往往把票投给最具保守倾向的候选人，就这次竞选而言，他们很可能会支持州务卿乔治·杰尼根。这个县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县里的法官沙格·班克斯，而他也是杰尼根的支持者。看来要想在这里赢得选票的希望非常渺茫，但这个县这么大，我不能轻易放弃它，于是把一个星期六的一整天时间花在了布莱斯维尔和奥西奥拉。我一个人单独前往，度过了令人泪丧的一天——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多亏了我从前法学院学生的帮忙，我在这两个地方都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谁，而且也没兴趣听我介绍自己。尽管如此，只要对方肯伸出手来，我还是赶紧握住。我一直忙到夜里11点，才结束了我在；奥西奥拉的走访。我最后决定放弃，不再继续走访，因为我还要开上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到小石城，而且我不希望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
就在我经过一连串的小社区向南行驶的时候，我想起一整天都没吃饭，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我来到一个叫乔伊纳的地方，看到一个啤酒店里还亮着灯。我满心希望那里也卖吃的东西，于是把车开到路边，走了进去。里面除了一个吧台服务生，就是四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我点了一个汉堡，然后到外面的投币电话亭给希拉里打电话。等我再次走进来的时候，我决定向那几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前面三个人跟我在白天里见到的很多人一样，不知道我是谁，也不想知道。第四个人抬起头看着我，脸上带着笑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开头说的那句话：“小伙子，你要栽在我们这里哕。你知道的，对不对？”我回答说，经过一整天的宣传，我的确得出了这样的印象，但是当我听到他的话，也就是我的感觉得到证实时，我还是感到很难过。“我们肯定让你栽在这里。”他接着说道，“你是从大学里来的长头发嬉皮士教授。就我们所知，你是个共产党。不过，我告诉你，无论谁，只要周六深更半夜还在乔伊纳的啤酒店里搞竞选宣传，就都应获得一个选箱的票。你就躲起来瞧着吧。在我们这里你能赢，但在这个县里，你也就在我们这个该死的地方能赢。”
这个人的名字叫R．L．考克斯，他说话还真算数。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在大农场主控制的其他所有投票分区中我都被击败了，但是我在乔伊纳得到了76张选票，而我的两个对手加起来一共才得了49张。这是我在密西西比县惟一获得多数选票的地方-‘除了布莱斯维尔的两个黑人投票分区，黑人殡仪馆管理员莱夫斯塔·麦克唐纳以及当地报纸的编辑汉克·海恩斯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使投票的局面发生了逆转。
幸运的是，除这里之外，我的情况都很好，我获得了超过55％的选票，在75个县中，我在69个县获得了多数选票，这都多亏了阿肯色州南部的大量选票，我在那里有很多亲戚和好朋友；在第三国会选区中，我以74％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1974年曾经为我辛勤工作的所有人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回报。
选举后的那个夏天对我和希拉里来说是一段幸福时光。前两个月我们在费耶特维尔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度过，纯粹是为了开心。接着，在7月中旬，我们到欧洲旅行，途中在纽约短暂停留，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出席了那里的民主党会议，然后飞到巴黎与在那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相见。几天之后，我们又动身前往西班牙。我们刚刚穿过比利牛斯山，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让我马上给卡特竞选委员会打电话。我在卡斯特罗乌尔蒂阿勒村打了个电话，他们请我出任阿肯色州卡特竞选委员会的主席，我立刻接受了。我非常支持吉米·卡特，虽然根据安排，那年秋天我在费耶特维尔有教学任务，但我想我能应付。卡特在阿肯色州很得人心，这是因为他支持进步，有过经营农场的经历，执著于他的南方浸礼会信仰，他有人缘，他的私交包括四个大名鼎鼎的阿肯色人，他们在海军学院的时候都是他班上的学生。在阿肯色州，值得关注的不是能否得到本州的投票支持，而是得到多少选票支持的问题。经过那么多次选举失败之后，能够在一年里赢得两次选举胜利，这种前景太诱人了，我可不想放过。
我们的西班牙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格尔尼卡，这个地方由于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那幅画反映了西班牙内战中格尔尼卡遭到轰炸的情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人们正在庆祝一个巴斯克节日。我们喜欢他们的音乐和舞蹈，但是当地的一种美食却让我们难以下咽，那就是牛奶冷鱼。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领略了他们的史前绘画，在白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山脚下暖烘烘的沙滩上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沙滩上有一个小餐馆，里面出售味美价廉的饭食和一个镍币一杯的啤酒。我们返回法国的时候，已经是8月上旬了，那时正是欧洲人度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界处排着长长的一队汽车，一直延伸到我们视线以外的地方。这印证了欧洲人的一个良好观念：生活比工作更重要。但是对我而言，这一格言变得越来越难以成为生活的信条。
回到家以后，我去了小石城，在那里与阿肯色州民主党的前任执行主席克雷格·坎贝尔一起建立了竞选指挥部。克雷格·坎贝尔在小石城的史蒂芬斯公司工作，在当时，史蒂芬斯公司是美国华尔街以外最大的投资银行，为史蒂芬斯兄弟拥有。长久以来，韦特·史蒂芬斯在州里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杰克·史蒂芬斯比哥哥小十岁，陪同吉米·卡特到海军学院去了。克雷格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喜欢逗趣，无论是在与人交往中，还是在政治事务上，都给人一种非常敏感的假象，这使他做事具有很高的效率。
我在州里跑了很多地方，目的是要保证在每个县里都设立一个运行机构。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里，我到小石城外的一个黑人教堂去。教堂的牧师是卡托·布鲁克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教堂里已经回荡着一个著名福音唱诗班演唱的圣歌。在演唱第二首或是第三首的时候，门突然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有点像戴安娜·罗斯，脚上穿着齐膝的黑色长靴，身上穿着一条紧身的编织长裙。她大步穿过教堂的过道，向唱诗班挥一挥手，然后在管风琴的前面坐了下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管风琴舌乐。那么富有力量，即使那架管风琴随着它自己的力量飘向空中、禹升教堂，我也不会感到吃惊。卡托开始布道的时候，四五个人围在他的周围，坐在折叠椅上。在布道的过程中，他时而吟咏，时而高唱，抑扬顿挫，富有节奏，不时伴随着人们用乐勺敲打膝盖发出的声响。布道结束后，布鲁克斯牧师介绍了我，让我代表卡特讲话。我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但是与卡托相比，我的演讲黯然失色。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教堂里的人都支持卡特，他建议我离开教堂，因为还要再过上一个小时左右才会结束。我走出教堂没几步，就听见身后一个声音说道：“嘿，白小伙儿，你们的竞选需要帮忙吗？”说话的是那个风琴师，保拉·考顿。后来，她成了我们最优秀的志愿者之一。就在我去做竞选宣传之后不久，卡托·布鲁克斯搬到了芝加哥。他是那么优秀，不可能埋没在农场里。
我在阿肯色工作的时候，希拉里也加入了卡特的竞选活动。她承担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她成了印第安纳州的现场协调员。在传统上，印第安纳州在总统选举中总是把选票投给共和党人，但是卡特的幕僚认为，卡特出身农场，这或许能给他带来一些成功的机会。希拉里的工作非常投入，也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我们每天打电话的时候，她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她的奇遇讲给我听。我曾经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过一次，她也是津津乐道地讲述她在那里的经历。
秋季的时候，竞选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卡特在纽约州领先福特总统30个点。但是在全国，两个人的支持率则比较接近。福特总统为了能够追上卡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主要是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卡特作为一个南方的州长，其主要的承诺是让我们的政府像美国人民一样诚实可靠，这样的人具备当美国总统所需要的阅历吗？最后，卡特在全民投票中以大约2％的优势战胜了福特，在选举团投票中也以297票对240票获胜。选举的结果非常接近，因而我们一方在印第安纳州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但是我们在阿肯色以65％的得票率获得了多数选票，这与卡特在他的老家佐治亚州所获得的67％的得票率相比，只低了两个百分点；与取得第三大选票优势的西弗吉尼亚州相比，则高出七个百分点。
竞选结束后，我和希拉里回家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最后的两项教学任务：“海事法”和“宪法”。在这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承担了五个学期的八门课程，参加了一期暑期培训班，在小石城为从事执法工作的官员们开设了两门课程，另外还参加了两次竞选，担任了卡特竞选活动的负责人。我珍爱这三年零三个月的每一分钟。当然这三年零三个月也给我留下了些许的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费耶特维尔尽情地享受生活，没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费耶特维尔的朋友们待在一起。此外还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里，那个给我和希拉里带来无尽快乐的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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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最后两三个月，我乘车往返于费耶特维尔和小石城之间，为即将投入新的工作做准备。保罗·贝里在联合银行大楼工作，他在那里的第18层为我弄到了一些办公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约见未来的帮手。
许多带有理想主义倾向、颇有能力的人都来应聘。我说服了史蒂夫·史密斯，让他担任我的办公室主任，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一方面能够拿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好提案，另一方面又能够处理随时出现的问题。一共只有20名职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职员希望留下来跟着我干。我又雇用了一些新的律师，其中有一些年轻的妇女和黑人——在数量上足以使我们的职员构成达到25％的妇女和20％的黑人的比率。被雇用的妇女和黑人的数量之多在那个时候是前所未有的。
在12月的某个时候，我和希拉里在小石城“山顶”地段的L大街5419号找了一个新房子。那是一个很好的老居民区，离市区很近。房子的面积是980平方英尺，比我们在费耶特维尔的房子还要小，价格却要贵得多，要3．4万美元。我们能够买得起，因为在上一次的选举中，选民们自1910年以来第一次同意给州里和地方的官员增加工资。州检察长的工资提高到每年2．6万美元。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事务所里都是经验丰富、令人尊敬的老律师和聪明能干的年轻律师，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文斯·福斯特和韦布·哈贝尔。后者曾经是野猪队的一个大明星，后来成了希拉里的朋友，跟我也成了至交。从那时起，希拉里每年挣的钱都要远远超过我，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我当上总统、希拉里放弃律师业务为止。
州检察长办公室除了签发有关州法律问题的各种意见之外，它还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州提起公诉或进行辩护；在刑事案件中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联邦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代表州行使职能；向州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委员会提供法律建议；通过诉讼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游说立法委员会，在公用事业的税率案件中接受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审查。工作量很大，工作内容各种各样，非常有意思。
旧的一年很快过去，我们的工作迅速起步。议会准备1月开会，而公共服务委员会也针对一项大幅度提高阿肯色州电力公司税率的要求，准备举行一个听证会——这个要求是根据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在密西西比的大海湾参与建设的大规模核电厂的费用提出来的。中南公用事业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恩特吉公司，是阿肯色州电力公司的母公司，它承担了大海湾核电厂的建设任务。由于中南公用事业公司不直接为顾客提供服务，建设大海湾核电厂的费用就不得不由它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新奥尔良的附属公司分摊。在随后的几年中，大海湾的案子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于这个案子，我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因为母公司承担了核电厂的建设，事先无需得到我们州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同意，而我们的纳税者却需要交纳35％的税金；第二，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更为廉价的方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比如避免能源浪费和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电厂。
在对听证会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我的一个职员沃利·尼克松偶然看到了爱默里·洛文斯的著作，书中论述了节约能源和太阳能开发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与他取得了联系。在那时，企业界和政界的领袖们一般都认为，经济要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加发电量。不管支持节约能源这一观点的证据有多么充分，它一直被看做只有头脑发昏的知识分子才抱有的愚蠢的奇思妙想。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在20多年里，作为州检察长、州长和总统，我一直在努力推动一种全新的能源政策，我依据的就是爱默里·洛文斯和其他人的一些观点。尽管在上述三个工作岗位上我的推动都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进展，但遇到的阻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保守势力在1995年控制国会以后更是如此。我和艾尔·戈尔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把减税额的25％投入到生产或购买清洁能源以及节能技术的开发上。几年过去了，却没能成功，尽管我们有堆积如山的证据可以用来支持我们的立场。每一次都是共和党出来阻挠。我过去常常说的一句玩笑话是，我在第二任期里取得的最重要成绩，就是最终找到了一项纽特·金里奇和汤姆·迪莱不愿意支持的减税。
与州议会共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这不仅仅因为涉及的问题都很有趣而且结果难以预测，还因为众议院和参议院里到处都有妙趣横生的各种人物，而且或早或晚，州里似乎有一半的人都会跑过来，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措施而大搞院外游说工作。有一天，议会会议刚刚开始不久，我去出席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我准备在会上发言，对某一项措施提出反对意见。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代表的是支持方的利益，其中包括文斯·福斯特，此外，还有希拉里。文斯·福斯特本来是想带她来这里经历一下，不知道我会代表反对者的立场出现。我们只是彼此笑了一下，然后就各尽其职。幸运的是，罗斯律师事务所曾经收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意见，说罗斯律师事务所可以雇用州检察长的妻子，但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利益冲突，希拉里总是严格按照要求行事。我当上州长的时候，她是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放弃了这个事务所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的州债券业务及法律工作，从而也就放弃了她那部分红利。
我走马上任的时候，各种法律意见的积压问题非常严重，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工作要做。为了赶上工作的进度，我们常常工作到半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之间逐渐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在一起的时候都感到非常开心。星期五议会不开会，我就允许职员在穿着上可以随意一些，还鼓动他们到附近那个常去的餐馆吃一顿悠闲的午餐，那里有一流的汉堡、弹球机和打硬币游戏。陈旧的木屋里面没有涂油漆，屋顶上有一艘巨大的独木舟，而木屋有个不祥的名字——白水酒馆。
道德多数派以及与其志趣相投的一些组织在力量上不断壮大，他们提出了一些立法提案，许多温和的进步议员都不愿意通过这些立法议案，可是他们又担心，如果投票反对，他们就会被记录在案。因此让州检察长出面宣布议案违宪，显然就成了他们的策略。在克林顿的政治法则中有这么一条：如果某个人第一次把烫手的山芋扔给你，那么他下一次还会这么干。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
最为滑稽的议案是阿肯色东北部波卡洪特斯的阿洛·泰尔众议员提出来的。阿洛是一个体面人，他想比道德多数派还要领先一步。他提出的议案是，在阿肯色任何地方播放x级影片都属违法行为，即使播放给成年人看也属违法。我需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该议案是否违宪，是否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我仿佛看到报纸上印出了这样的标题：“州检察长站出来为肮脏的电影说话！”我给地区法官鲍勃·达德利打了个电话，他来自阿洛的家乡，我想弄清楚为什么阿洛会提出这样一项议案。“你们那里是不是有很多X级影片？”我问。达德利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他说：“不是。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电影院。他只是嫉妒其他地方的人可以看那种电影而已。”
有关电影的提案刚刚被枪毙，阿洛就又给我出了道难题：对阿肯色州的每一对非婚同居者征收每年1500美元的税。我的脑子里又响起了警钟，仿佛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标题：“克林顿为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辩护！”就这一问题，我面见丁泰尔众议员本人。“阿洛，”我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居多长时间需要交纳此项税款？一年，一个月，还是一个星期？还是说一宿就算数？”“哎呀，我没想到这些。”他回答道。“再说如何执行呢？”我接着说，“难道要你我两个人拿上垒球棒家家户户敲门去？去看看谁和谁住在一起？”阿洛耸了耸肩膀，说道：“我也没想到这一点。也许我最好还是撤回这个议案。”我回到办公室，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庆幸自己躲过了又一颗子弹。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手下的一些职员似乎有些失望。有两三个人已经决定让议案通过，让我们的办公室来负责执行。他们甚至想像出新制服的样子：T恤衫上印着醒目的缩写字母SNIF，即“禁止性行为调查队”。
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对我们来说更难对付了。两年以前，吉姆·盖伊·塔克带头推动议会通过了新的刑法。这部新的刑法对一百多年以来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犯罪进行了简化和清晰化处理。它还剔除了所谓的事态犯罪一说，因为事态犯罪一直是最高法院所谴责的一项条款。构成犯罪的要件是故意或鲁莽地做出了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只是不为社会认可，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他定罪。比如，酗酒不是犯罪。同性恋也不是犯罪，但是在新的刑法法典被采用之前，同性恋一直被视为犯罪。
比尔·斯坦西尔众议员由于投票支持修订的刑法而遭到了家乡史密斯堡保守派牧师的激烈批评。他们说他投票支持同性恋。斯坦西尔是个好人，他曾经是阿肯色州高中橄榄球队的最佳教练之一。他是个肌肉发达、方头大脸的家伙，鼻梁骨也是断的。处理这些微妙复杂的问题可不是他的强项。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投票支持同性恋。他决定在右翼宗教势力对他进行惩罚之前纠正自己的过错。于是他提交了一项议案，提出同性恋行为应该被视为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变态的性行为也应该被定为犯罪行为，引得一位颇为风趣的同事说道，在他的选区里，显然没有多少农民。斯坦西尔的法案极为详细地描述了两种被禁止的行为可能出现的各种变体。一个性变态的人读过这个议案之后，一个星期之内绝对不想再去购买任何色情的东西。根本不可能通过直接投票取消这一议案。再说，最高法院直到2003年才宣布，同性恋者只要两厢情愿，他们的关系就应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在当时，距离这一步还非常遥远。让我在这一问题上表态，指出这一议案违宪吗？这可不行。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拖，直到把它拖死为止。在众议院，有三个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是我的同盟。他们是肯特·鲁本斯、乔迪·马奥尼和理查德·梅斯。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有趣的修正条款。有一天，好多人都跑到众议院会议室楼上的一个狭长房间里去看热闹，我也去了。那里面人挤得满满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站了起来，首先对斯坦西尔的议案赞不绝口，然后说，现在应该有人站出来，为阿肯色州的道德而战。他说，惟一的问题是，斯坦西尔的议案力度不够，他想提出一个“小小的修正条款”来强化它。接着，他带着严肃的表情，提出了修正条款，即在议会开会期间，任何议员如果在小石城通奸，都应该被定为D级重罪。
房间立刻就被一阵阵的笑声淹没了。但是，在议会里，同样的发言之后却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对很多来自小镇的议员来说，来小石城开会，是他们的全部乐趣，这无异于在巴黎待上两个月。他们听了之后并不觉得好笑，好几个议员还对这三个聪明的家伙说，如果不撤回这个修正条款，他们就连一个议案也不让通过。结果这个修正案真的被撤回了。斯坦西尔的议案顺利通过，并且被送到了参议院。
我们在参议院否决这个议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它被分配给由尼克·威尔森负责的委员会。威尔森是一名来自波卡洪特斯的年轻议员，他是整个议会里最聪明、最进步的一个。我想或许可以说服他把这个议案卡住，一直到议会休会为止。
在议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坦西尔的议案还在尼克的委员会里。我开始计算距离休会还有几个小时。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等待他的消息。等我动身要去温泉城演讲的时候，已经比原计划推迟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出发之前，我给他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因为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他说他们半个小时之后就休会，斯坦西尔的议案死定了，我这才动身离开。15分钟以后，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站了出来，他很赞成斯坦西尔的议案。他主动提出，如果尼克·威尔森能够让这项议案通过，他就愿意把他选区里的一幢新楼给他做职业技术学校。正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过去常说的那样，所有的政治都是狭隘的。尼克把议案拿出来让大家讨论，结果很容易就通过了。我沮丧极了。几年之后，当时的一位州参议员，也就是现在代表我们小石城的众议员维克·斯奈德，也曾经试图废止这个法案。但他也失败了。就我所知，这一法律根本没有被付诸实施，但是直到2003年，最高法院才做出裁定，宣布该项法律无效。
我在当州检察长的时候，还曾经面对过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天，我接到阿肯色州儿童医院打来的电话。他们医院刚刚录用了一个很有天赋的年轻外科医生。有人请他给一对连体双胞胎做手术。这对双胞胎的胸部是连在一起的，两个人共用一个呼吸系统和供血系统。这些系统再也不能长期维持他们两个人的需要。如果不做手术将他们分开，他们两个都会死去。问题是，手术肯定会让其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医院想咨询我的意见，他们说如果那对双胞胎在手术中死去，医生不应该被以谋杀的罪名提起刑事诉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不能向那位医生做出这样的保证，因为州检察长的意见只能对卷人民事诉讼的人提供保护，对遭到刑事起诉的人则无能为力。但是，州检察长的意见能够对过于偏激的公诉人起到一些威慑的作用，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官方回信，表明了我的观点：为了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个孩子的死亡，这不能算犯罪。医生做了那个手术。双胞胎中的一个死了，但另一个活了下来。
与我上面引述的例子相比，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更加平常。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努力地工作，签发了很多写得非常好的意见书，在为州里的各个机构提供服务以及处理刑事案件方面都干得很出色，我们还改善了疗养院的服务质量，控制了公共事业的税率。我们通过积极的努力，将收费电话的费用压低到10美分，而当时差不多所有的州都将收费电话的费用提高到25美分。
工作之余，我还尽量到州里的各个地方去走走，以扩大我的社会交往，加强下一次选举的组织机制。1977年1月，我去了阿肯色州东南部最大的城市派恩布拉夫，在那里的扶轮社宴会上，第一次作为当选官员发表演讲。1976年，我已经在那里赢得了45％的选票，但我需要在将来的选举中做得更好。宴会上有500个人，提供了改善选举的最好时机。那是一个漫长的晚会，其中安排了很多演讲，还不断介绍嘉宾，一般来说组织这种活动的人非常害怕在介绍中漏掉哪个人，担心这个人回家以后会非常生气。·像这样做，就不会有很多人在晚会后感到不开心。快到晚上10点的时候，主持人站起来介绍我。他比我还紧张。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到此结束了，我们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我知道他想说，最好的还在后头，可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道。感谢上帝，人们听了以后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演讲引起了热烈的鼓掌，主要是因为我发言非常简短。
我还参加了黑人社区的几个活动。一天，我接到了罗伯特·詹金斯牧师的邀请，去出席他就任晨星浸礼会教堂牧师的仪式。那是小石城北部一个小型的白色木结构教堂。里面的长椅足够150人舒舒服服地坐下。那足一个非常闷热的星期天下午，里面大约有300人，其中包括来自其他教堂的教土和唱诗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白人，他是我们县里的法官罗杰·米尔斯。每一个唱诗班都唱了歌，每一个讲道者都表示了祝贺。当罗伯特站起来布道时，教徒们已经待了很久了。但他是个年轻英俊的人，一个有感染力的演说者，他抓住了全体教徒的注意力。他不紧不慢地开始讲，说他想成为一个平易近人的牧师，但不希望成为一个被人们误解的牧师。“我想专门对教堂里的女士们说句话，”他说，“如果你们需要的是一位牧师，那么你们每天、每夜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但如果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男人，你们就去找主。主会帮你找个男人。”在传统的白人教堂里，说话像这样坦率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的会众却颇为欣赏，回答他的是响亮整齐的“阿门”。
当罗伯特开始布道的时候，教堂里的温度似乎上升了。突然，坐在我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站了起来，浑身颤抖地大声叫喊，主的精神控制了她。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站立起来，他叫喊的声音更大，处于二种更加失控的状态。见他无法安静下来，几个教士把他护送到教堂后面唱诗班放衣服的地方，然后关上了门。他继续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砰砰地敲打着墙壁。我转过头，正好看见他把门从合页上拽下来，扔到地上，尖叫着跑到庭院里。这让我想起我在马克斯·博瓦尔那里看到的情形，只是这里的人相信他们是被耶稣感动丁。
之后不久，我发现白人基督徒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的检察长办公室负责财务管理的一位官员戴安娜·伊万斯有一次邀请我去参加在雷德菲尔德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五旬节野营布道会。雷德菲尔德在小石城南部大约30英里。戴安娜是一个五旬节派牧师的女儿，和其他忠实于自己信仰的虔诚女人一样，她总是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化妆，也不剪乡；发，长长的头发被高高地挽成一个发髻。那时候，诚笃的五旬节派教徒从来不去看电影，也不去看运动会。很多人甚至不愿意收听汽车广播里的世俗音乐。我对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仪式很感兴趣，与戴安娜的结识更增添了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因为戴安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绝对胜任她的工作，而且非常有幽默感。我跟她开玩笑的时候提到他们五旬节派教徒受到的种种限制，可她却说，他们全部的乐趣都在教堂里。我很快就发现她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到了雷德菲尔德之后，戴安娜把我介绍给詹姆斯·伦普金牧师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教士。然后，我们就走进一个能够容纳大约300人的圣所。我和布道者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先为我做了介绍，然后又进行了一些预备的程序，接着礼拜仪式终于在音乐的伴随下开始了。那音乐与我在黑人教堂里听到的一样具有感染力，一样富于节奏。几曲赞美诗过后，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从长椅上站起来，走到管风琴前坐了下来，开始演唱一首我从来也没有听过的福音歌《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首摄人心魄的歌曲。不知不觉地，我受到了感动，哭了起来。那个女人名叫米基·曼根，她是伦普金教友的女儿，安东尼·曼根牧师的妻子。安东尼·曼根牧师和妻子、父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里亚负责一个很大的教堂。牧师进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布道，在这期间，牧师还“用舌头”说话，即圣灵借助他的舌头，发出一些音节。这之后，牧师要求信徒们到前面来，在齐膝高的圣坛前祈祷。很多信徒都来了，他们举起双手，颂扬上帝，用舌头说话。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
在1977年到1992年期间，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去参加那里的野营布道会，只有一次没有去成。我常常带朋友一同去。几年之后，当他们听说我参加过教堂的唱诗班时，就邀请我加入一个被称为“秃头诺伯”的四重唱乐队，这个乐队的成员都是牧师。我非常喜欢，很快就融人了这个乐队，只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剃成秃头。
每一年，我都会亲眼目睹五旬节派教徒以某种令人吃惊的形式表现他们对信仰的笃信。有一年，主角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牧师，他告诉我们，上帝赋予了他一种记忆《圣经》的能力。他在布道的过程中引用了230多首圣诗。我手里拿着《圣经》检验他的记忆力。在他引用了28首圣诗之后，我停了下来。他一个词也没有背错。有一次，我还看到了一个严重残疾的人，他每年都坐他的自动轮椅前来，响应圣坛的呼吁。他坐在教堂后部的位置。教堂是从后向前倾斜的。他全速转动轮椅，在教堂的过道里飞速行驶起来。当他来到距离圣坛大约10英尺的时候，他会突然刹住，他的身体紧跟着出了轮椅，正好跪在圣坛的前面。接着，他就弓着身子，像其他人一样开始颂扬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