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观看五旬节派教徒的各种仪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喜欢他们，敬仰他们，因为他们躬行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坚决反对堕胎，但与有些人不同，他们会确保每个没人要的婴儿都有一个家，都得到爱护，不管这个孩子的种族如何，也不管他是否残疾。在堕胎和同性恋者的权利等问题上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仍然听从基督要关爱邻居的劝诫。1980年，我在竞选州长连任时失败，最先给我打来电话的就有“秃头诺伯”乐队的一个成员。他说三个牧师都要来看我。他们来到了州长官邸，和我一同祈祷，他们告诉我，他们还像我成功的时候一样爱我。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所知道的五旬节派教徒不仅忠实于他们的信仰，而且都是优秀的公民。他们认为不投票是一种罪过。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布道者都喜欢政治和政治家，他们本人也可以成为出色的政治实践家。80年代中期在整个美国，基要主义的教堂都对州法律表示抗议，因为这些法律要求他们的托儿所要达到州里规定的标准，而且经营托儿所要申请执照。在一些地方，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在中西部的一个州里，至少一名牧师宁肯蹲监狱，也不愿意遵照州里关于托儿所的规定。在阿肯色州，这一问题也有爆发的可能，因为我们与一个宗教性托儿所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另外当时州里关于托儿所的新规则马上就要出台。我把我的几个五旬节派牧师朋友召集过来，问他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们说，要达到州里的健康和安全要求对他们而言，没有问题。他们感觉有问题的是，他们必须到州里申请执照，而且要把执照挂在墙上。他们认为儿童看护是他们全体牧师的主要工作，他们觉得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宗教自由的精神，他们不应该受到州里的干涉。我把一份州里刚刚出台的标准交给他们，让他们去读一读，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第二天，他们回来见我时都说新标准是公正的。我于是建议双方妥协一下，如果教堂同意在实质上遵照州里规定的标准，同时愿意定期接受州里检查，宗教性托儿所就不必得到州里的批准。他们接受了这个协议，一场危矶就这样过去了。就我所知，标准得到了贯彻，教堂经营的托儿所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在80年代的一个复活节，我和希拉里带切尔西去亚历山大里亚，到曼根牧师负责的教堂里去观看弥撒仪式。那里的灯光和音响效果都是一流的，布景非常逼真，包括那些活生生的动物，所有的表演者都是教堂里的成员。所有的歌曲都是原创作品，表演非常精彩。我当总统期间，有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碰巧到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波尔克堡，于是又去参加那里的弥撒仪式，而且说服随行记者团与我同行。跟我们一同去的还有两个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众议员：克利奥·菲尔兹和比尔·杰弗逊。在仪式进行过程中，灯被关掉了。一个女人开始用一种很有力量的、非常低沉的声音演唱一首著名的赞美诗。牧师俯下身来，对杰弗逊议员说：“比尔，你说这位教徒是白人还是黑人？”比尔说：“她是个黑人姐妹。没错。”几分钟之后，灯又亮了起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矮小的白人女子，身上穿着黑色长裙，头发挽在头上。杰弗逊只是摇了摇头，可是坐在我们前面几排的一个黑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脱口说道：“我的上帝，是一个白人图书管理员！”表演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平常很是愤世嫉俗的记者都热泪盈眶，音乐的力量穿透了他们心中的怀疑壁垒。
米基·曼根和另外一个五旬节派的朋友贾尼斯·舍斯特兰德在我第一次就职的教堂礼拜仪式上演唱，全场都为之震动。在走出教堂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探过身来问我：“白人妇女居然能唱出这样的歌来，你是从哪里把他们找来的？”我笑着告诉他，认识像他们这样的人是我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
在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就在共和党人想把我赶下台，很多专家也都说我气数已尽的时候，安东尼·曼根给我打来电话，问他和米基能不能过来待上20分钟。我说：“20分钟？你们大老远飞过来就待20分钟？”他回答说，“你很忙。20分钟就够了。”我于是同意他们过来。几天以后，安东尼和米基到了，他们两个人单独和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说：“你干了一件坏事，但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们是一块儿把孩子带大的。我知道你的心。你自己不要灰心丧气。如果你这棵大树真的倒了，树上的猢狲也都会散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会与你共进退。”接着，我们一起祈祷起来，米基给了我一盘磁带，上面录着一首很美的歌，那是她为了鼓励我专门为我写的，歌名是《救赎》。20分钟之后，他们告辞乘飞机回家了。
认识五旬节派的教徒们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无论你在宗教上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无论你是否缺少宗教上的信仰，当你看到一些人实践着他们的信仰时，当你看到他们对所有人——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都满怀关爱时，你会为眼前的美行所陶醉。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去观看五旬节的礼拜仪式，千万不要错过。
接近1977年年底时，关于政治的话题又开始了。麦克莱伦在当了差不多35年的参议员之后宣布退休，一场争夺这个参议员席位的大规模角逐因此展开了。普赖尔州长早在六年前就曾经差点打败麦克莱伦，他这次准备参加竞选。吉姆·盖伊·塔克和阿肯色州南部第四选区的众议员雷·桑顿也想参加竞选。雷，桑顿在尼克松弹劾案中，作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建立了声望。他还是韦特·史蒂芬斯和杰克·史蒂芬斯的外甥，因此他的竞选经费可以得到保障。
我必须考虑是否也参加参议院的竞选。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我排在了第二位，比州长大约落后了10个点，但略微领先于两位众议员。我当选官员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是与两位众议员不同的是，我代表的是整个州，一盲待在家里，我得到这样一份工作是我的运气，因为如果干得好，自然能得到公众的赞成。我的工作涉及消费者保护，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妥善的照顾，降低公共事业税率，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没有什么人会对这些工作有抵触情绪。
但是我决定去竞选州长。我喜欢州政府，希望能够留在家里。在我开始竞选之前，作为州检察长，我处理了一个重要的案子。我是在遥远的外地处理这个案子的。那是在圣诞节之后，我和希拉里到佛罗里达州去看一场阿肯色对俄克拉何马的“橘子杯”橄榄球赛。这是卢·霍尔茨教练来到阿肯色的第一年，他已经率领野猪队打了一个赛季，10胜1负，在全国获得了第6位的排名；他们只输了一场，因为他们遇到了排名第一的得克萨斯球队。俄克拉何马队获得了全国第2名，他们也输给了得克萨斯队，只是比分与对手更加接近。
我们刚到那里，阿肯色就爆发了有关橄榄球队的一场轩然大波。霍尔茨教练暂停了三名队员的比赛权，这将使这三名队员不能参加杯赛。原因是他们三个人在宿舍里与一名年轻女子发生了关系。他们不是三名普通的队员。他们当中，一个是场上的跑锋，是西南联赛中最主要的冲球手；一个是场上的全跑锋；另一个是场上的边锋，奔跑速度极快，一个很有希望成为职业球员的选手。场上的大部分攻势都是这三个人发起的。尽管这三个人没有遭到刑事起诉，但霍尔茨教练还是让他们停赛，因为他们违反了“行为必须端正”的规则，’他说他带出来的球员不仅要球技高超，而且必须品行端正。
三名球员提起诉讼，希望能够让教练恢复他们参加比赛的权利。他们声称教练让他们停赛的做法过于随意，或许是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因为这三名球员都是黑人，而涉及到的那个女子是个白人。他们还联合了整个球队的力量来支持他们。球队中其他九名队员说，他们也不参加“橘子杯”赛，除非恢复这三名球员的比赛资格。
我的任务是为霍尔茨的决定进行辩护。我和当时已经成为运动员主管的弗兰克·布罗伊利斯谈过之后，决定留在佛罗里达，以便就近同他和霍尔茨进行协商。我让我手下的艾伦·布兰特利负责处理小石城联邦法院的事务。又伦曾经和希拉里一同在韦尔斯利学院学习，是一位出色的律师。我想让一个女人在案子中代表我方出庭辩论不会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橄榄球队的球员们越来越支持霍尔茨，也越来越倾向于参加比赛。
有好几天我都忙得团团转，每天八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在打电话，一会儿打给小石城的艾伦，一会儿打给迈阿密的布罗伊利斯和霍尔茨；压力和批评一起朝霍尔茨涌来，最要命的是人们把他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惟一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当教练的时候，曾经支持极度保守的杰西·赫尔姆斯竞选连任。我和霍尔茨谈了几个小时之后，看出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政治目的。赫尔姆斯一直对他很和气，他因此也就以支持他竞选连任作为回报。
12月30日，距比赛还有三天时间，三名运动员撤回了诉讼，让他们的九名队友放弃了不参加比赛的承诺。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霍尔茨非常伤心，他告诉我他准备给布罗伊利斯打电话，他决定辞职。我立刻给布罗伊利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要接房间里的电话。我认定卢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一定会决定去打赢比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球队疯狂地投入了准备工作。他们以18分之差处于劣势，再加上三名球星都被排除在外，没有人再把赌注押在他们这场比赛上。但是，队员们相互鞭策，一个个斗志昂扬。
在1月2日那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坐在橘子杯球场里看俄克拉何马队做热身准备。前一天，排名第一的得克萨斯球队已经在“棉花杯”赛中输给了圣母大学队。俄克拉何马队只要能够击败陷于瘫痪状态的阿肯色队，就可以成为全国冠军。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觉得击败阿肯色队简直是易如反掌。
接着，野猪队上场了。他们排成一队小跑着进入球场，在没有开始准备活动之前，用手拍打着球门柱。希拉里看着他们，抓住我的胳膊说：“快看看他们，比尔。他们会赢的。”由于严密的防守，再加上候补后卫罗兰·塞尔斯的飞速突进——他曾经在2髓码的赛跑中创下记录，野猪队以31比6的成绩大败俄克拉何马队。这也许是阿肯色橄榄球有史中以来最重大当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一次胜利。卢·霍尔茨是个非常容易激动的人，瘦骨嶙峋、个子不高。他在边线走来走去的样子让希拉里想起伍迪·艾伦。我很庆幸这一段插曲使我有机会了解他。他非常聪明，果敢坚毅，也许是美国最出色的场上教练。他在阿肯色、明尼苏达、圣母大学和南卡罗来纳都有过伟大的赛季，但是他永远不会有机会再次度过那样的一个夜晚。
“橘子杯”赛的案子解决之后，我回到家里去准备我的下一个行动。麦克莱伦参议员公开宣布退休之后，我去拜访了他，一方面对他以前的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征求他的建议。他极力鼓动我竞选他的席位。他不希望戴维·普赖尔获胜，与塔克和桑顿之间也没有特别的关系。他说我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失败，他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也失败了，如果我失败了，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再尝试，就像他那样。我告诉他我在考虑竞选州长，他说这是个糟糕的主意，你在州长办公室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惹人生气。在参议院，你可以为州、为国家做大事。他说，州长办公室是通向政治墓地的一条近道。纵观历史，麦克莱伦的分析是千真万确的。不错，戴尔·邦珀斯依靠“新南方”的繁荣和进步主义倾向，从州长办公室过渡到了参议院，但他是个例外。在普赖尔当选期间，时世非常艰难，无论我是否参加竞选，他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州长很难超过四年，因为阿肯色在1876年采取了两年任期制。只有两个州长在任超过四年，他们是杰夫·戴维斯和奥瓦尔·福伯斯。杰夫·戴维斯当州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而奥瓦尔·福伯斯为了保住位子，不得不在中心中学的问题上做了错事。
麦克莱伦已经82岁，但仍然非常敏锐，我很尊重他的建议。我对他的鼓励感到吃惊。我比他更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未来可能占据他的位子的候选人都是如此。我们相处得不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普赖尔州长和他竞争的时候，我远在法学院，因而没有帮助普赖尔对付他。但是如果我当时在家的话，我肯定会那么做的。我之所以尊敬麦克莱伦，还因为他在打击有绢织犯罪团伙的斗争中做出过重要的努力。那些犯罪集团，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状况如何，对所有的美国人来说都构成了威胁。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麦克莱伦参议员去世了，去世时他的任期还没有满。
尽管他建议我竞选参议员，而且向我保证我将得到全州上下的支持，我还是决定竞选州长。想到当上州长后可以大干一场，我激动不已，而且我觉得我能够取胜。尽管我31岁的年龄在竞选州长时比竞选参议员更容易成为一个对我不利的因素，但由于担任州长需要承担繁重的管理任务和决策责任，竞选州长不像竞选参议员那么激烈。
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另外还有四个候选人：乔·伍德沃德，一位来自阿肯色州南部马格诺利亚的律师，戴尔·邦珀斯竞选时的活跃分子；弗兰克·拉迪，一位来自阿肯色东北部的律师，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道德多数派投票者看好的候选人，在我的对手中，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公开批评希拉里的人，他公开地批评她从事律师业务，含蓄地指责她嫁给我之后仍然保留父姓；兰德尔·马西斯，来自温泉城南边的克拉克县，一位能言善辩的县法官；蒙罗·施瓦茨洛泽，来自阿肯色南部，待人真诚友好，一位以前从事火鸡养殖的农场主。伍德沃德看来很可能成为最有实力的候选人。他非常聪明、能言善辩，因为曾经在邦珀斯手下干过，所以在全州范围内有很多关系。但是，从一开始，我就遥遥领先。我需要的就是保住这个领先的优势。因为所有人的真正兴趣都在竞选参议员上，我只需要认真竞选、避免出错，同时继续做好检察长的工作。
这次竞选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少戏剧性，但还是不乏有趣的插曲。，“树的故事”再次浮出水面：州里一位支持乔·伍德沃德的警察发誓，1969年是他把我从那棵臭名远扬的树上弄下来的。在拉塞尔维尔北边的多佛，有人对我的男子气概提出质疑，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我和一帮身体非常高大的原木运稿工一起参加了一场拔河比赛。无论在哪一组，我都是最矮小的，他们让我站在最前面。我们把绳子拉过来，对方又把绳子拉过去，中间是一个大坑，坑里满是污水和泥巴。我们一方输了，我身上沾满了泥巴，因为拉的时候太用力，两只手都被擦破了，血流了出来。还算幸运，一位鼓动我参加比赛的朋友给了我一条咔叽布裤子，我才得以重新踏上竞选宣传之旅。在亨茨维尔附近的圣保罗，这是一个约150人的镇子，我在那里和“开拓节”游行队伍中的所有人一一握手。就在这时，一个人牵着一只宠物向我走来。那是一头已经长大成熟的狗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不知道别人看到狗熊拴在链子上是否就感到很安全，反正我不行。
信不信由你，西红柿曾经在1978年的竞选中发挥了作用。阿肯色的布雷德利县种植了大量的西红柿，而大部分西红柿是由农业季节工人采摘的。他们从得克萨斯州南部出发，经过阿肯色，然后再沿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一直到达密歇根州，哪里的天气暖和了，庄稼成熟了，他们就跟到哪里。作为州检察长，我到过位于该县南部的赫米蒂奇，去那里参加一个社区会议，讨论小农场主在执行联邦政府有关工人住房条件的新标准时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我从卡特政府申请了一些经济援助，让他们根据要求修建各种设施，以便能够继续做生意。那些人都非常感激，我宣布竞选州长之后，他们就安排了一个“比尔·克林顿感谢日”。其中一个内容是在主干道上组织了一次游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学的乐队。我为此激动不已，当一位《阿肯色报》的记者要随我同行进行报道时，我欣然同意了。路上，女记者问了我一大堆关于竞选的问题，询问了我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我说了某些诸如对死刑表示质疑的话，而这居然成了她那天在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整个赫米蒂奇镇都出动了，但是这场活动，以及引发这场活动的原因，全州的人都无从知道。我为此抱怨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我的职员们最后认定，要想让我闭上嘴巴，惟一的办法就是捉弄我一下。他们在T恤衫上印上了这样的文字：“你们真应该看看那夭赫米蒂奇出动了多少人！”但至少我得到了那里的所有选票，同时懂得在对付记者的时候要更加谨慎。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布雷德利县，在沃伦一年一度的“粉红西红柿节”上，再次为获得西红柿选票展开工作。我参加了一个吃西红柿比赛。有七八个竞争者，但其中的三个人都比我高大得多。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满满一纸袋西红柿，每一袋西红柿都被仔细地称过。铃响了，我们都在规定的时间里拼命地吃。我想规定的时间是五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一个成人像猪一样狂吃，五分钟也着实不短了。每个西红柿只要有一点没有吃干净，都要被放回到纸袋里，这样每个人所吃掉的西红柿的准确重量就能够确定。我像个傻瓜一样，努力想赢。我总是这样。我吃掉了三个，要么是四个西红柿，结果弄得我好几天都很不舒服。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徒劳的，我赢得了沃伦的大多数选票。但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吃西红柿的比赛。
美国国会通过了有关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并将其交给各州讨论通过。但是，必须达到的3／4的通过率却没有达到，也就是说这个修正案没有通过，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即便如此，在阿肯色州的社会保守分子当中，这仍然是个对决策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原因有好几个：堪尼斯特·霍奇参议员，也就是根据普赖尔的任命接替麦克莱伦参议员未满任期的那个人，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表了演讲，雄辩有力地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我们的朋友黛安娜·金凯德在阿肯色州议会与全国第一号修正案反对者菲利斯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结果击败了菲利斯，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众所周知，我和希拉里都支持这个修正案，而修正案的反对者预言，如果修正案得到通过，人类所谓的文明将会走向终结：女人参战、男女共用浴室、家庭破裂等等，神气活现、骄傲自大的妇女再也不会对丈夫言听计从。
就是因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我和弗兰克·拉迪的支持者之间还发生了小小的冲突，当时是在阿肯色东北部琼斯伯勒的一次大约500人的集会上。
我正在发表竞选演讲，简要向人们介绍我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计划，突然一个身穿印着拉迪头像T恤衫的老太太对着我尖声叫喊起来：“要谈就谈《平等权利修正案》！要谈就谈《平等权利修正案》！”最后我说：“好吧，我就来谈谈《平等权利修正案》。我支持它，你反对它。但是这个修正案并不会造成你想像中的危害，也不会带来我想像中的益处。现在我们回到学校和就业这个话题上来吧。”可老太太仍然不依不饶，她尖叫道：“你鼓励同性恋！”我看着她，笑了，我说：“夫人，在我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天底下什么样的罪名我都背过了，可你是第一个说我鼓励同性恋的。”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哄笑。甚至拉迪钓几个支持者也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我结束丁演讲。
在初选日，我得到了60％的选票，在75个县当中的71个县都以多数获胜。在参议员的竞选中，选票差不多是非常均匀地投给了普赖尔、塔克和桑顿。州长得到了34％的选票，吉姆·盖伊·塔克的选票略多于雷·桑顿，因此他们之间需要进行第二轮初选。按照常规的看法，普赖尔已经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作为现任州长，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应该在40％以上。因为我对他颇有好感，而且我们在州政府共事也很愉快，我就劝他去征询我的民意测验负责人迪克·莫里斯的意见。迪克·莫里斯是一个年轻的政治顾问，在纽约市的政界一直非常活跃。他非常聪明，性格生硬粗暴，在政治和政策方面总是有数不清的点子。他认为应该进行咄咄逼人的、有创意的竞选宣传活动，他在什么事情上都自以为是，因此好多人，特别是在民风淳朴的南方，都觉得他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激励。他给我帮助很多，部分原因是我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感到反感，部分原因是我在本能上非常清楚他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他身上我真正喜欢的一点是，他总是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在秋季竞选中，我的对手是一个养牛场主，州共和党主席林·洛。竞选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在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方指责我曾经逃避兵役。我于是把这一问题转给了霍尔姆斯上校。我赢得了63％的选票，在75个县中的69个县都获得了胜利。
在我32岁那一年，我成了阿肯色州的当选州长。我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组织起班子，准备一份立法计划，完成我的州检察长的工作。州检察长的工作是我一直喜欢的，感谢我的那些出色的同事们，由于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无私奉献，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清理了积压的法律意见征询书，我们所签发的法律意见书在数量上创下了记录；我们根据消费者的投诉取得了超过40万美元的损害补偿，比这个部门成立以来五年中取得的全部损害补偿还要多；我们还告诉州里负责规范各行业的政府部门，他们不能够禁止由他们管辖的各个行业集团做价格广告，禁止价格广告在当时的整个美国是很常见的做法；我们还为改善疗养院的服务、停止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公共事业税率的听证会；草拟并通过了对暴力犯罪受害者进行补偿的法案；在政府部门掌握私人信息方面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对于我本人尤其重要。我说服议会两院以超过3／4的赞成票通过了一项有关选举权法的修正案，让重刑犯在刑满释放后享有参加选举的权利。我说，犯罪者一旦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全部的代价，那么他就应该被恢复全部的公民权。我是为了杰夫·德怀尔才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工作刻苦、认真纳税的公民，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谅解，在每一个选举日，他都要经历上千次的死亡。令人伤心的是，25年过去了，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政府仍然没有效仿我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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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初选之后，我们就开始为我的第一任期进行筹划，11月过后，我们真正开始行动，原来的竞选总部也变成了一个过渡性的办公室。鲁迪·莫尔和史蒂夫·史密斯两个人都曾经在议会工作。他们这次又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帮助我准备财政预算，为了把一些我要优先考虑的政策付诸实施而起草各种提案，分析在管理上的主要困难，同时开始招募职员和内阁成员。
12月，民主党在孟菲斯举行中期会议。我横穿密西西比河赶到那里，去主持一个医疗保健的专题讨论会。会上的两个主旨发言人是卡特总统的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乔·卡利法诺和众议院全民享受医疗保健的主要倡导者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卡利法诺为总统的医疗保健计划做了辩护，他清楚地指出，总统的医疗保健计划是一个渐进的措施。但是，肯尼迪满怀深情地呼吁，让普通的美国人都能够享受到与他的儿子同样的健康保障。他的儿子泰迪患上癌症之后，他以他的富有为他的儿子提供了很好的医疗保障。肯尼迪的演讲立刻打动了听众。我很喜欢这次经历，也喜欢有机会在全国性的活动中抛头露面。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议只是突出了我们党内的分歧，这几年不是总统选举年，在此期间，团结、振兴民主党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后来，中期会议都被取消了。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和希拉里到英国去休假，这次休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与我在牛津的朋友萨拉·梅特兰以及她的丈夫唐纳德·李共度圣诞节。唐纳德·李是一个美国人，他已经成了一位英国国教会神父。这次是唐纳德第一次负责组织教堂圣诞礼拜。他肯定有点紧张，但是他在礼拜开始的时候先给孩子们布道，认定这肯定可以带来成功。他在一幅可爱的耶稣诞生图前的台阶上坐下来，然后让孩子们过来和他坐在一起。等孩子们都坐好了，他说：“孩子们，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孩子们都点点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知道。”唐纳德的脸上放出了光彩，他问：‘什么日子？”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星期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把布道继续下去的。也许他感受到的是安慰，在他的教堂里，孩子们说出了不折不扣的实情。
再过一个月，我就该搬进州长官邸，为宣誓就职做准备了。这个官邸是一座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大房子，位于小石城美丽而古老的夸波区，距离州议会大厦不远，占地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英尺。主楼两边各有一幢小一点的房子，左边的是客房，右边的是州警的住处——他们负责看守这个地方，每天24小时接听电话。官邸的一层有三个又宽敞又漂亮的房间，一个厨厉，还有一个很小的早餐室。地下室的空间非常大，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休闲娱乐室，里面配有弹球机。起居区在二楼。尽管总面积很大，可起居区只有五个小房间和两个简单的浴室。但是与我们在L街上的那幢小房子比起来，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原来的家具根本装不满这五个房间。
职位的转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我需要学会适应这里的保安机制。我本来一直为自己的自立感到骄傲，同时我还非常珍视独处的时间。我从20岁起就自己养活自己，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于打扫房子、跑前跑后、下厨做饭。我和希拉里走到一起之后，我们共同承担家务。现在，要让别人来做饭、清扫房间和跑腿了。我从16岁起就喜欢一个人开车，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和思考问题。我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我们每天喜欢慢跑，一般来说是在上班前或下班后的那段时间。现在，我在跑步的时候，身后总会跟着一个州警，坐在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开始的时候，这真的让我感到不安，使我在单行线上不知不觉地跑错方向。不过我最终还是习惯了这一切，而且开始对官邸中服务人员和州警的工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使我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因为是州警替我开车，我在乘车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材料工作。最后，我们之间达成了一致，我在星期天的时候自己开车去教堂。这根本算不上是妥协，因为我去的教堂与希拉里要去的卫理公会教堂距离官邸都不足一英里，但是我总是盼着星期天的来临，因为只有那时我才可以有开车的自由。其中一名州警遇到当班的时候会跟我同行，这比让一个州警跟在后面好多了。任职几年之后，在明显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我经常一个人在早晨跑步，但是跑步的路线是在可以确定的市区范围里，而且周围总是有很多人。我经常跑到麦当劳或是当地的面包店就结束跑步，这两个地方距离我的官邸大约都是半英里远，我在那里喝上一杯水，然后再走回家。
州警偶尔还真的有保安工作要做。在我的第一届州长任期内，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人前来拜访，扬言要杀死我。因为他在几年之前曾经砍下他母亲的头，所以州警们都不敢掉以轻心。他被抓住了，又被关了起来，这也，许正是他来访时潜意识里想实现的一种愿望。一天，一个人高马大的人拿着一把修铁路的铁锹走进了州长办公室，说是要单独会会我。他没有得到允许。1982年，就在我争取竞选连任的时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来，他说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告诉他，我的竞争对手是上帝的使者，而我是魔鬼的使唤工具。他说他要完成上帝的意愿，将我铲除。后来才知道他是从田纳西的一个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他有一把口径比较怪的左轮手枪，他出入一家家的枪械商店，想买一些子弹，但由于拿不出任何身份证明，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在竞选接近尾声的时候，有好几天我都不得不穿上一件很不舒服的防弹夹克。有一次，房子的前门碰巧没有锁，一个精神失常但是比较温和的女人走上了楼梯，朝我们的起居区走来。就在她大声喊我的时候，州警抓住了她。还有一次，一个个头矮小、精瘦结实、脚蹬军靴、身穿短裤的男人被抓住了，因为他企图将我们的前门撞倒。他因为吃了某种毒品混合物而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变得力大无比，最后上来两个比我还要高大的州警才把他制伏。但是，他甩掉了其中的一个州警，把头伸进了州警住所的窗户。州警们只好给他穿上约束衣，固定在担架上抬走了。后来，这个人清醒过来，向州警们表示道歉，感谢他们控制住了他，使他没有伤到任何人。
为我服务的这些州警后来在我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曾经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的两名州警有不满情绪，而且经济情况也都不太好，于是为了得到一笔数量不大的金钱和出名，就传出关于我的风言风语，指望能得到一笔更大的报酬。但大多数负责安全保卫事务的人都很好，工作干得也很出色，其中好几个人还和我成了好朋友。在1979年1月的时候，对于自己能否，习惯24小时的安全保卫，我还没有把握，但是我的工作让我感到兴奋不已，没有时间在这件事上考虑太多。
除了传统的就职舞会，我们还举办了一场被称为“钻石与粗布”的阿肯色招待晚会。所有的表演者都是阿肯色人，其中包括后来转向福音音乐并在教会中任职的著名灵歌歌手艾尔·格林，以及我们高中时的“三王”乐队里的钢琴手兰迪·古德勒姆。兰迪虽然只有31岁，但是他已经因为作曲赢得了格莱美奖。我用我的萨克斯和他共同演奏了《夏日时光》，这是我们自1964年以来第一次合作。
就职仪式简直是一场盛典。成百上千的人从全州各个地方赶来。我和希拉里这些年来结交的朋友都来了，其中包括我的老室友汤米·凯普兰；我那场以败北告终的乔治敦竞选的组织者戴夫·马特；贝琪·赖特；我参加“少年国家”时认识的几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支持民权的朋友——弗雷德·卡默和阿尔斯顿·约翰逊；来自耶鲁的三个朋友——卡罗琳·埃利斯，格雷格·克雷格和史蒂夫·科恩。卡罗琳·耶尔德尔·斯特利也从印第安纳州回到家乡参加了演唱。
我非常认真地准备了我的就职演说。我希望既能够把握住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又能够更多地告诉我的阿肯色乡亲们自己将要给州长办公室带来的价值和理念。在演说的前一天晚上，史蒂夫·科恩告诉我，长久以来他感觉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自尊与希望”，这让我颇受启发，于是把它加到了我的演说辞里。在那次演说中我说的一些话直到现在我还坚信不移，我说了一些我在所有的公职工作包括总统生涯中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笃信机会均等这一事业的正当性，我会尽我所能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对当权者滥用权力深恶痛绝，我会尽我所能防患于未然。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对政府事务中践踏秩序和纪律以及缺乏秩序和纪律感到懊悔，我会尽我所能防微杜渐。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深爱着阿肯色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空气、河流，我会尽我所能地保护它们。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希望减轻老人、弱者和穷人的生活重负，因为老弱贫困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会尽我所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就我的记忆所及，每当看到那么多勤劳自立的人民由于经济机会的不足而不能劳有所得的时候，我就感到难过，我会尽我所能为他们创造机会……
第二天，我走马上任，开始了我生活中最振奋却又最劳神、得到回报最多却又饱经挫折的两年。我做起事情来总是急匆匆的，这段时间我常常去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事。公正地总结一下，在我担任州长的第一个任期内，可以说我在政策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却陷入了灾难。
在议会会议上，我在资金投入上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公路建设；另外还在医疗、能源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1978年，在全国各州中，阿肯色的人均教育开销居最后一名。克思·亚历山大博士是一位全国公认的教育政策专家，就职于佛罗里达大学，他对我们的学校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体制令人担忧。“从教育的角度出发，阿肯色州的一个普通儿童到全国任何一个州的公立学校上学都要比上阿肯色州的学校好得多。”我们有369个学区，但是有很多学区都太小了，不能开设学生们需要的数学课和科学常识课。州里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或是评估体系。在大多数地方，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
议会几乎通过了我在教育方面的所有提议，这些提议是在各方的敦促下通过的：代表大多数教师的阿肯色州教育协会，管理者和校董协会，·包括有影响力的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贝尔在内的支持教育的议员。会上同意在未来的两年中将教育基金增加40％，其中包括将教师的工资每年增加1200美元；增加67％的特殊教育资金；增加对课本的购买、运输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第一次对学区中的天才学生培养计划以及幼儿园校车项目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这是迈向普及幼儿园教育的一个重要步骤。
将资金与提高标准和改善质量的努力结合起来，这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我们通过了州里衡量学生表现、显示需要改进之处的第二个考试监管计划，一项所有教师必须参加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才能取得教学资格的要求，一个禁止“随意、突然或没有明确理由地”解雇教师的提案。我们还创建了“阿肯色州州长学校”，专门培养有天赋的学生。这些学生于1980年第一次聚集在亨德里克斯学院，我和希拉里都在第一堂课上讲了话。这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现在这个学校仍然运作得很好。
在其他两个方面我可就没有这么成功了。亚历山大在报告中提议将学区的数量减少到200个，这样可以减少行政开支。但是我提出的关于设立研究这一问题的委员会的提案没有通过，因为很多的小镇认为，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学区，“城里人”就会关闭他们的学校，毁掉他们的社区。
我遭遇的另一次抵制跟学校经济援助的分配方案有关。有好几个学区都提起诉讼，认为我们的分配体制不公平，再加上地方财产税的税收差异，造成全州范围内花在每个学生头上的费用极不平等，因而是违宪的。这个分配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财产价值的差异或学生人口的变化等因素，结果小学区的学生平均每个人得到的金额相对较高，平均每个学生的管理费用也很高。但是这个体制很难改变，因为给某些学区的钱多一些，就意味着另外一些学区得到的钱少一些。双方在议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当吃亏的一方从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看出改变分配方案对自己的学区不利时，就会极力反对改变分配方案。我们最终调整了分配方案，但改动不大。直到1983年州最高法院；布学校分配方案无效之后，我们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调整。
我所提出的公路建设计划是为了解决州里公路、乡间马路和城市街道路况下降和需要重新修建的问题。十多年来，阿肯色一直没有一个可行的道路修建计划，路上的凹坑以及行车速度的缓慢给人们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带来了损失。道路修建计划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道路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我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一揽子税收计划，主要是提高大吨位卡车的税额，因为大吨位卡车对道路的损害最大，而对小汽车的牌照费也有增加。在当时，小汽车的牌照和大卡车的牌照一样，都是根据车辆的重量来收费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就对道路的损坏而言，小汽车在重量上的差别不像大卡车那么重要，而且重量较大的小汽车往往都比较旧，多为经济收入较低的人所有。因此我提出，小汽车牌照的缴费标准要参照汽车的价值：最昂贵的新车每辆缴纳50美元，而最破旧、价值最低的车每辆缴纳20美元。根据我的提议，较重的破旧小汽车就用着交太多钱。
有一些久经世事的议员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提高牌照费，相反，我们应该通过增加燃油税来为道路修建计划筹集资金。劳工组织提出反对，因为这样的话，普通司机一年就要多付很多钱，不过他们无法察觉，因为税金都隐藏在燃油价格当中了。在这一点上我和劳工组织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当初如果采用了增加燃油税的做法，在政治上引起的损害就要小得多。
除了道路承包商外，所有的组织团体都不支持我的提议。代表货运业、家禽养殖业以及木材业利益的人说，如果增加他们的大卡车收费，他们将无法承受，最后只能减少大卡车的数量。新车经销商们说，我想向他们的顾客收取过多的费用，而根据汽车的价值收费将会在管理上引起一场噩梦。我认为他们的论点尤其站不住脚，可是议会还真买他们的账。修建道路的院外活动集团在参议院的代表是诺克斯·纳尔逊，他是一位狡猾的议员，本人就是一个道路承包商，他希望拿到修建道路的资金，但是并不真正关心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最后，议会通过了利用收取汽车牌照费大幅增加税收的办法，不过仍在原来按吨位收取的框架内，将自重较重的小汽车的牌照费从原来的19美元增加到36美元，相当于原来的两倍。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我可以在提案上签字，将其变为法律，通过不公平的方式来为修建道路的好计划搞到资金；我也可以否决它，最终完全放弃修建道路的计划。最后，我在提案上签了字。这是我在1994年之前在政治上犯下的最愚蠢错误——1994年，在根本投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我同意为白水事件申请一名特别检察官。
在阿肯色州，每年人们的汽车牌照费是在他们过生日那天交纳的，这天他们需要到县里的税收办公室更换汽车牌照。1月1日之后，牌照开始涨价，在这一年当中的每一天，总会有一群人到税收办公室去领取我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涨了一倍的汽车牌照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乡下人，开车跑上20多英里来到县政府所在地，去买他们的新牌照。他们一般没有支票，口袋里只装着前一次买牌照时交付的钱数，没办法，只好大老远地把车开回去，从家里再多拿些钱来。他们赶到那里之后，像往常那样，还要排一会儿队，在这期间，在这个简陋的税收办公室里，他们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到墙亡的州长照片上，州长俯视着他们，脸上带着微笑。
1978年末，我刚当选州长的时候，希拉里·琼斯曾经给我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山区人民支持我走过了三次竞选，但是从现在起，我将不得不在城市里争取我的选票。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将会致力于学校教育和经济发展，这是由全州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但是我为提高学校质量而采取的任何举措都会威胁到乡村的学校；我永远无法为贫困的乡村地区增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况且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定，不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雇员不能再因为政治上的更迭被别人取代——这意味着我甚至不能解雇前任政府在乡村地区的职员，从而安插我们自己的人。“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希拉里说，“但是不可能再像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帮你了。”他在很多事情上的预测都非常准确，这次也一样，希拉里一语中的。在我成功竞选州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得到城市和郊区无党派人土和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在第三选区以及州里的大多数乡下白人选民中间，我再也没有得到以往那么强烈的支持。在所有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中，这一次最突出，我用汽车牌照涨价这件事愚蠢地伤害了自己，五年来我在阿肯色乡村地区和城市蓝领阶层中付出的艰苦努力都因此毁于一旦，而我只是动了动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