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策、坏政治的模式还不仅仅局限于立法领域。我组建的州长办公室里没有办公室主任，我把不同部门的责任交给了鲁迪·莫尔、史蒂夫·史密斯和约翰·丹纳。约翰·丹纳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政策分析家，他的妻子南希·彼得拉费萨是希拉里的老朋友。南希也在政府里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肯尼迪总统用类似的方式组建了他的白宫办公厅，但是他手下的人留着更短的头发，穿着更加单调的西装和白衬衫，系着黑色的细领带。鲁迪、史蒂夫和约翰都留着胡子，在着装上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议会中批评我的那些保守派曾经对他们大加嘲讽。办公室内部爆发了几起冲突。我决定让鲁迪当办公室主任，让史蒂夫负责监督一系列的政策提案，与此同时，解除约翰·丹纳和他的妻子南希的职责。我不敢面对他们夫妻两个，就让史蒂夫去告诉他们——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史蒂夫对他们说了，而他们也就走了。尽管后来我试图跟他们谈起此事，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我居然没有亲自跟他们谈，我想他们为此永远不会原谅我。但我也不怪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工作努力，想法很多。由于没有经验，我令他们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我邀请了一些州外人士来管理卫生部、公共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社会服务处和心理健康处、教育部以及新成立的能源部，这也让我陷入了一种困境。他们这些人都很有能力，而且一片好心，但是他们缺乏人际交往，缺少与选区居民打交道的经验，这使他们很难实现他们孜孜以求的改革目标。这些问题由于我自己在经验上的缺乏和年纪太轻而雪上加霜。我看起来比我的实际年龄32岁还要年轻。我刚当上检察长的时候，《阿肯色报》那位才华出众的卡通画家乔治·费希尔画了一个坐在童车里的我。我当上州长以后，他又把我提升了一格，让我坐到三轮自行车里。直到我当上总统，他才让我走下三轮自行车，把我放到了一个轻型货车里面。他是我的支持者。他的画本来应该为我敲响警钟，但是并没有起到警醒我的作用。
通过在全国范围的寻才访贤，最后罗伯特·扬博士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开过一个颇为成功的乡间保健诊所，我希望他能够处理阿肯色乡村地区在医疗保健渠道和医疗保健质量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奥森·贝里是乡村保健办公室的主任，他和扬博士两个人提出了一个革新计划，即再设立一些诊所，在这些诊所中，医生每两周必须至少当班一次，平时有护士和由科医生助手全天上班，为病人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虽然愿意在乡村地区从业的医生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但是有研究显示，大多数病人更喜欢护士或是内科医生助手，因为他们和病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在密西西比县实行的“护士与助产士计划”已经将当地的初生婴儿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一半。
阿肯色州的医生们都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吉姆·韦伯医生作为普通医生的代表指出：“我们不相信一点点的护理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尽管医生们都极力反对，卡特政府同意对我们的这项计划提供一些资助。我们开设了四家乡村诊所，同时着手建立另外三家，此外我们还为密西西比县的“护士与助产士计划”扩充了护士。我们的工作赢得了全国的称赞。
我们尽量加强与医生的合作。我同意拨出一些款来，在阿肯色州儿童医院建立一个重病特别护理保育室，为早产儿和其他有生命危险的新生儿提供护理，另外还在大学医疗中心建立了放射治疗所，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我任命希拉里为乡村保健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为进一步改善乡村的医疗保健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帮助把寻求帮助的大量乡村社区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排列出来。我们还为乡村地区招聘了一些医生，设立了贷款基金，为任何愿意在6000人或6000人以下的乡镇建立诊所的医生提供高达5万美元的贷款，同时允许小镇里的普通医生每年可以申请6000美元的收入补贴。医生们对所有这些提议都非常支持，这些提议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因为1980年出现了经济衰退，卫生部已经被迫大幅度地削减了财政预算。但是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没有原谅扬博士，或许也没有原谅我，因为我们没有更加经常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乡村保健诊所问题上的步伐也迈得过快。1980年的8月，阿肯色州医疗协会要求他辞职。我1981年离任的时候，我的一些提议都被取消了，这说明，即使没有好的政治策略也可以制定出好的政策，但是，要想给人民提供良好的政府管理，好的政治策略和好的政策这二者缺一不可。
能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大提高了石油的价格，致使其他所有东西的价格也跟着上涨。在这一领域，我们制定了好政策，在政治策略上也更加高明，只是我还是跟几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成了敌人。我促使议会将阿肯色州能源办公室升级，使其变成了内阁级的能源部；为了节省纳税人的钱，建立了一个由地方纳税人、公用事业、企业和政府组成的联合机构，鼓励公用事业、企业和家庭节约能源，同时帮助开发新的清洁能源。我认为我们应该增强自给自足的能力，成为全国范围内能源节约和能源开发方面的领头羊。我们通过了立法，允许对节约能源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住户、商业和企业减税，对于使用混合燃料的人，如果其酒精的含量在10％以上，那么就免除其需要向州里缴纳的汽油税。我们严格审查工商企业的能源消耗，如果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购买和安装节能设施，我们就为其提供相应的50％的补助金。联邦政府为类似的计划提供基金，我们州在全国率先获得此项基金。我就职的时候，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数字，我们的节约能源计划在全国是最差的。一年之后，我们在节约能源方面总体排到了全国第九名，工业能源的节约则被排到了第三名。
我们的公用事业管理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引起了更多的争议。我希望能源部能够参与公共服务委员会有关税率的听证会，同时能够搜集有关核能设施的信息，并对核能设施进行审查。州议会资深成员马克斯·豪厄尔在教育和税收问题上比较开明，但是对于公用事业则比较保守，我的第一个提议在议会上就是由于他的鼓动被打了折扣，而第二个提议根本就没能通过。我说服了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为顾客提供无息的节能贷款，把费用算到纳税人的账上，每一个理解这一做法的人都鼓掌欢迎，因为他们知道，这比通过修建新的核电厂来提高发电量要经济得多。不幸的是，有些议员认为节约能源是对自由企业这一体制的颠覆，他们大吵大闹，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迫于无奈，只好将这一提议束之高阁。但是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为改善低收人人口住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他们做到冬暖夏凉，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他们在生活设施方面的开支。
就连我们在节约能源方面所做的工作居然也引起了分歧。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们资助的一个项目纯粹是对资金的浪费。根据计划，这个项目要培训低收入的人学会砍木头，然后把木头分发给其他穷人做燃料。这个“木材能源资源特别替代计划”的首字母合成词是“锯木者（SAWER）”，这倒真是恰如其分，只是这个计划留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记录。他们花了6．2万美元，培养了六名砍木工人，而这六名工人砍了三考得的木材。我把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解雇了，让另外一个人来对这个项目进行修正，但是这个项目所造成的浪费一直堵在公众的心里。对于大多数阿肯色人来说，6．2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在监管方面，我们在两个问题上遇到了挫折。第一，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所谓的公用事业公司的“叠煎饼”策略。如果他们提出要提高10％的税率，而结果只得到了5％，他们可以向法院上诉，在上诉期间可以征收10％。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再一次申请提高税率，重复这样的程序，如此反复申请，像叠煎饼一样，最终征收到了没有得到批准的税。即使公用事业公司在上诉中败诉，这是常有的事情，叠煎饼策略的效果仍然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迫使纳税人——其中包括很多穷人——为他们提供大量的低利率贷款。这是不对的，但是在议会中，这些公用事业公司又一次战胜了我，使一项反对叠煎饼策略的议案遭到否决。
第二，我继续与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及其母公司中南公用事业公司进行斗争，因为他们想让纳税人支付密西西比大海湾核电厂35％的费用。与此同时，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提议在阿肯色州建立六个煤电厂，我们州的用电需求下降很大，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计划将其现有的一个发电厂的电卖给外州的用户。根据法律的规定，公用事业公司有权获得一些收益，这被委婉地称为“回报费”，因为它们的确投入了各种各样的费用。但是根据大海湾计划，阿肯色州的纳税人即使根本不用电，也必须支付超过1／3的建设费用，另外还要加上给公用事业公司的“回报费”。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在这个核电厂中没有所有权；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没有纳税人的附属公司，它的建设和资金筹措只需经过联邦政府的许可，这就使这个项目远远得不到足够的监控。这些事实刚刚在《阿肯色报》上报道出来，就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主席敦促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从大海湾项目中撤出来；我们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明信片运动，把大量明信片发给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敦促它更改有关大海湾核电厂的裁定，免除阿肯色的税费。但是最后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大海湾的协议最终得到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的支持。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对于涉及联邦监管机构的案子拥有审判权。这个法律意见是罗伯特·博克法官写的。他是我上大学时的“宪法”课教授。与在耶鲁大学时一样，当各州的权利制约了个人自由的时候，他总是支持各州的利益。另千方面，当涉及到大企业的时候，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有最后的发言权，保护大企业，反对州里为了照顾到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胡搅蛮缠。1987年，我亲自研究并撰写了提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证词，其中我援引了博克在大海湾一案中的裁定，作为反对提名他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原因之一。
为了我的能源计划，我顶着巨大的阻力，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我还是将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劲敌，而这个公司在大多数县里都有办事处。除此之外，我还树了很多敌。我们的一些木材公司在砍伐中采取了全部伐光的过分做法，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快，于是命令史蒂夫·史密斯率领一个特别调查组去调查此事。史蒂夫在当时还处于非常狂热的激进阶段，他把伐木工人吓唬了一顿，让他们大为气恼。其实我本来无非是想让这些乱砍滥伐的人减少大面积砍伐的范围，在马路边和河边保留足够的树木，以减少对土壤的侵蚀。批我批得最狠的人声称，我想让所有的伐木工和木材加工厂工人都失业。我们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史蒂夫感到非常气愤，没过多久就回山里的老家去了。
甚至我的经济发展工作也惹恼了一些人。工作很难干。我决意扩大州政府的工作范围，除了发挥传统的招商引资职能之外，还致力于扩大现有企业的规模，为小企业、少数族裔企业以及农场主在国内外销售他们的产品提供帮助。我们显著增加了我们州驻布鲁塞尔的欧洲办事处的活动，我把我们阿肯色州的第一支贸易代表团带到了远东，我们去了台湾、日本和香港，我们制定了我们自己的计划，对可怕的垃圾产品进行处理，该计划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许可，在全美国的所有州中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在传统的招商引资方面也非常成功，投资金额在1979年比前一年增长了75％，1980年也比前一年增和长了64％。我至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怎么还会把所有的人都惹恼了呢？因为我改变了这个部门的名称，将它由原来的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改为阿肯色州经济发展部，目的是为了反映这个部门更宽的职能范围。后来发现，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对很多曾在其中供职的有影响商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名称。我让小石城的一个成功商人吉姆·戴克来掌管个这个刚刚成立的阿肯色州经济发展部，这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如果我没有改动这个部门的名称，我仍然可以干同样的事情，却可以避免产生对我不利的影响。在1979年和1980年，我似乎总是受到各种负面的政治余波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我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我任命唐·罗伯茨博士做教育部长，他原来是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教育局长。几年以前，他还在小石城做过行政管理工作。对那里的人都非常熟悉，他待人友好、举止低调，和大多数人相处得很好。他实施了我在议会通过的改革计划，另外实行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个教师培训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有效教学计划”。问题出在怎么才能把唐弄进来，我首先要让原来的部长阿奇·福特辞职。阿奇这个人不错，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几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献身于阿肯色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让别人去通知他退休，重复那个愚蠢的错误。但是我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些，比如给他举行一个盛大的送别仪式，努力地给别人制造一种印象，好像离职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我却笨手笨脚地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们取消了处方药的销售税，这一措施对老年人尤其有利，另外我们还将老年人的宅地税减免额提高了2／3。全部算起来，我们通过了超过25千直接有利于老年人的议案，其中包括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养老院标准，加强了家庭医疗保健。
1979年是国际儿童年。希拉里作为阿肯色州儿童与家庭促进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就是在她的协助下创办的——率先推动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改革，通过了《儿童统一监护法》，消除了迁入本州和迁出本州的家庭在儿童监护权上的问题，将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日均人数降低了25％，为精神上受到严重困扰的孩子提供更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住院治疗；为另外35％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安排了家庭收养。我最后要讲的是，我还第一次参与了福利改革。卡特政府组织几个州参与了一项“工作福利”试验，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在试验中规定，领取食品券的人只要有劳动的能力，就必须去登记申请工作，否则就不能再继续领取食品券。这种福利措施的目的是使福利申请者取得工作能力，是一种通过让穷人工作来帮助他们获得福利的做法。我们在这次试验中的经历激发了我对这一做法的持久兴趣。我后来还把这种做法一路带到白宫，并且在1996年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
1980年来临的时候，我的州长职位和我的生活都让我感觉良好。我的确惹恼了一些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人们对于汽车牌照费的抱怨也有增无减，但是我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这是让我引以为豪的事情。
9月，我们的朋友黛安娜·金凯德与吉姆·布莱尔在莫里斯和安·亨利的家里——也就是四年前我和希拉里举行婚礼招待会的地方——举行了婚礼。我主持了他们的结婚仪式，阿肯色州的宪法是允许州长主持婚礼的。希拉里身兼两职，既是伴娘又是伴郎。政治上正确的布莱尔夫妇称她是“最好的人”，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
希拉里是最好的人。不仅如此，她还怀了孕，实实在在地怀了孕。我们非常希望有个孩子，曾经试了相当一段时间都没有成功。1979年夏天，我们决定与旧金山的一位生育专家预约一下，等我们从百慕大休完短假回来之后，就准备去他那里就诊。但是我们在百慕大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非常美妙，我们后来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旧金山了。我们刚到家不久，希拉里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又坚持工作了几个月。我们参加了心理助产课，因为她如果自然分娩的话，我需要在场协助。我很喜欢我上的那些课程，与其他一些待产的夫妻在一起相处得也很开心。他们都是中产阶层的在职人员，他们和我们一样激动不已。离预产期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希拉里遇到了一些问题。医生告诉她，她绝对不能旅行。我们完全信任他，知道希拉里只有遵守他的旅行禁令：了。不幸的是，这将意味着她不能跟我去华盛顿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州长协会的会议，其中包括一场卡特总统和夫人亲自出席的白宫晚宴。我去出席会议了，带着卡罗琳·休伯去参加了白宫的晚宴，因为当时卡罗琳·休伯已经离开了罗斯律师事务所，来为我们管理州长官邸。我每隔几个小时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并尽量在2月27日晚上赶回家里。
我走进州长官邸15分钟之后，希拉里的羊水破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三个星期。我变得非常紧张，手里拿着个清单走来走去，上面列着心理助产课上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准备去阿肯色浸礼会医院的时候带上。在这里工作的州警也都非常紧张。我让他们弄一袋冰块给希拉里含着，我则收拾其他的东西。他们真的准备了一袋冰块，有9磅重，即使她分娩一个星期也够用了。州警们带着装好冰块的行李箱，迅速把我们送到了医院。我们到了不久，就听说希拉里需要做剖腹产，因为孩子是“臀位”，也就是说，孩子在子宫里的姿势是上下颠倒的。他们告诉我，根据医院的政策，产妇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丈夫不允许待在产房里。我就恳求医院的管理人员让我进去，我说我母亲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在场，即使他们把希拉里用手术刀从头开到脚，我也不会感到眩晕，再说希拉里非常紧张，她从来都没有住过院，她需要我守在那里。他们终于心软了。夜里11：24，我握着希拉里的手，两眼越过挡住希拉里视线的遮蔽屏，亲眼看到医生切开她的腹部，看到流出来的鲜血，看到医生把婴儿从她的体内取了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一个我的亲生父亲无缘领略的时刻。
我们的小女孩很健康，体重6磅1．75盎司，适时发出了响亮的哭声。希拉里在恢复室休息的时候，我把切尔西抱到外面，让母亲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来看看这个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孩子。我跟她说话，我对着她唱歌，希望这个夜晚永远不会结束。我终于当上了父亲。尽管我热衷于政治和政府管理，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但是那一刻让我意识到，当父亲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感谢希拉里和切尔西，后来我发现当父亲给我带来的回报是最大的。
我们从医院回到家里时，等待切尔西的是州长官邸的所有职员，另外还包括卡罗琳·休伯和莉莎·阿什利，从那以后，莉莎·阿什利就一直为我们做饭。她觉得我之所以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州长，就是因为太瘦了，她说如果我能变得“更壮一些”，我就像那么回事了，她决意要让我变得更壮一些。她是个很棒的厨师，不幸的是她成功了。
罗斯律师事务所给了希拉里四个月的产假，让她把切尔西照料好。因为我自己说了算，我可以控制什么时候去办公室，所以我就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把很多工作都拿到家里来做。我和希拉里经常说起我们的运气，因为我们在那段关键时期能够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建立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纽带。希拉里告诉我，在其他最发达的国家中，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享受带薪的产假。我们认为其他的父母也应该能够像我们一样拥有这种珍贵的机会。1993年2月，当我作为总统签署第一个法案（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和切尔西共同度过的她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法案的签署使大多数美国工作者能够在孩子出生或是家人生病的时候享受三个月的假期。到我离任的时候为止，一共有3500万美国人受益于这个法律。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找到我，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这个法案而向我表示感谢。
我们把切尔西安顿下来之后，我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政治和灾难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两者往往又是难以区分的。
在州长竞选或是总统竞选中，有很多事情候选人往往是避而不谈的，而选民也不会认真考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危机的处理。行政首长如何应对天灾人祸？我在当州长的第一任期中，过多地承担了处理这些问题的责任。我刚刚就职，全州就被冬季的冰风暴吞没了。我调动了国民警卫队，为断电的居民送去发电机，清理乡村公路，从水沟里往外打捞车辆。1979年春天，我们遭遇了一连串的龙卷风袭击，我不得不请求卡特总统正式将阿肯色州宣布为灾区，这样我们就有资格得到联邦的援助资金。我们设立了好几个灾难救助中心，帮助那些失去了家园、企业和庄稼的人们。1980年春天，我们又重复了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再次遭遇了多场龙卷风的袭击。
1980年夏天，我们又碰到了可怕的热浪，100多个人被热死了，造成了50年来最大的旱灾。老年人的生命受到的威胁最大。我们延长了老年人中心的开放时间，用州里和联邦政府的钱为老人们买来电风扇，租来空调，并代缴电费。我们还得到了卡特政府的大力支持，联邦政府为家禽养殖业主和农场主提供了低息贷款，因为家禽养殖业主损失了几百万只鸡，而农场主的庄稼也都枯死了。在热浪之下，道路塌陷了，火灾频频发生，大约有800起，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我只好下令严禁在户外点火。11月的选举即将来临，而这时正是阿肯色乡村民众心情不佳的时候。
除了天灾之外，我们还遭遇了几场人祸，有些是偶然事故，但也有些是蓄意所为。这些危机造成的损害与其说是身体和经济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心理方面的，损害的程度是严重的。1979年春天，三K党及其全国总管戴维·杜克决定在小石城举行一个会议。之前不久，在亚拉巴马州迪凯特的一次类似集会中，三K党成员与抗议的民众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避免这样的冲突在小石城重演。我的公共安全主任托米·罗宾逊亲自研究了迪凯特当时的情况，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避免了重蹈迪凯特的覆辙。我们在会场外安置了很多州警和地方警察，指示他们只要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将闹事者逮捕。最后；有六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受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警察的威慑作用。我对我们处理三K党一事感觉很好，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觉得我们将来有能力处理好任何事情。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1980年春天，菲德尔·卡斯特罗驱逐了12万名政治犯和其他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其中很多人都有犯罪记录，还有很多人是精神病。他把这些人都驱逐到美国来。这些人乘船来到佛罗里达州，在那里寻求避难，为卡特政府制造了巨大的问题。我立刻想到白宫可能会考虑把一些古巴人送到史密斯堡附近的查菲堡，因为查菲堡是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基地，在70年代中期曾经被当做越南难民的再安置中心。当时那次再安置大体上是成功的，很多越南家庭现在仍然生活在阿肯色的西部地区，而且生活得很好。
吉恩·艾登伯格是白宫专门替总统处理古巴难民的官员。我在和他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告诉他当初越南难民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好，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事先在菲律宾和泰国进行了筛选，首先将那些不应该接受的人淘汰掉。我建议他在佛罗里达的海岸上安置一艘航空母舰或是一艘巨大的舰艇，进行同样的筛选。我知道大多数难民都不是罪犯，精神也都正常，但报纸上却正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筛选的过程可以为那些得到入境许可的人建立起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吉恩说筛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地方安置那些遭到拒绝的人。“当然有。”我说，“我们在关塔那摩还有个基地，不是吗？篱笆将两个国家分隔开，但篱笆上肯定有门。把他们带到关塔那摩，把门打开，让他们回到古巴去。”卡斯特罗的做法让美国看上去很愚蠢，总统也显得软弱无能。通货膨胀和伊朗人质危机已经让吉米·卡特无暇他顾了，他不想再遇上这样的麻烦。在我看来，我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增强总统的威严，化险为夷，为使公众最终能够接受获准入境的难民铺平道路。当白宫拒绝采纳我的建议时，我应该意识到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旅程。
5月7日，白宫通知我，查菲堡将被用于安置部分古巴难民。我力劝白宫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护措施，同时我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古巴人是不堪忍受“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才逃出来的，我保证会“尽我所能，担负起总统赋予阿肯色州的所有责任，为这些难民的重新安置提供方便”。到5月20日，已经有将近2万古巴人来到查菲堡。一些年轻而不安分的古巴人由于不愿意一直被圈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再加上前途未卜，刚到这里没多久，就开始引起骚乱，而且这种骚乱还变成了查菲堡的家常便饭。我前面说过，史密斯堡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区，大多数人对古巴人的到来本来就不太愿意，当关于骚乱的报道曝光之后，史密斯堡和附近镇里的人既害怕又生气，那些住在巴灵镇的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那里与查菲堡紧挨在一起。治安官比尔·考斯罗恩在这场危机中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处理问题的时候一直也都很明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要说他们（当地居民）感到害怕，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他们已经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而这使事态变得更加一触即发。”
5月26日星期一晚上，有几百名难民冲破拦截他们的路障，通过一道无人把守的门跑出了查菲堡。第二天黎明时分，那天是初选日，我把国民警卫队的65个人召集到查菲堡，接着我和希拉里乘飞机到费耶特维尔去投票，然后我们来到查菲堡。我一整天都待在查菲堡，一会儿对着现场的人喊话，一会跟白宫的人打电话。指挥官“牛头犬”詹姆斯·德拉蒙德准将是个非同凡响的人，有着辉煌的作战记录。我向他抱怨说，他的部队让古巴人离开了基地，可是他却告诉我，他也没办法阻止他们。他的直接上级已经告诉他，联邦案例法中的地方保安队法禁止军方对公民执法。很显然，军队认为法律对古巴人也适用，尽管这些古巴人的法律身份难以确定。他们不是公民，也不是合法移民，但他们也不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德拉蒙德接到通知，既然他们没有犯法，他不能只是因为当地居民讨厌或是害怕他们，就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迫他们待在查菲堡。将军说，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基地的秩序。我给总统打了电话，把这里的情况向他解释，我要求他赋予某个人以特殊的权力，把古巴人留在查菲堡。我担心这个地区的人会开始向古巴人射击，因为在查菲堡方圆50英里以内，每个枪店里都有人在抢购手枪和来复枪。
第二天，我再次与总统通话，总统说他准备派遣更多的部队去维护治安，把古巴人限制在基地里。吉恩·艾登伯格告诉我，司法部正准备给五角大楼发一封信，告诉他们军方在法律上有权这样做。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终于稍微放松了一些，有时间去考虑初选的问题。在初选中我惟一的对手是蒙罗·施瓦茨洛泽，那个以前从事火鸡养殖的农场主。他获得了31％的选票，这相当于他在1978年初选中所得选票的30倍。乡村的选民们向我传递了一个关于汽车牌照费的信号。我希望他们已经废除了那种做法，可事实上还在施行。
6月1日晚上，查菲堡闹翻了天。1000名古巴人从查菲堡里跑了出去，路上正好与联邦军队擦肩而过，他们奔上了22号公路，然后从那里开始朝巴灵走去。军队这一次又没有阻止他们。于是，我就出来阻止他们。在古巴人和几百名愤怒的阿肯色武装群众之间的惟一障碍是这些人：恪尽职守、头脑冷静的德朗·考西上尉指挥下的州警；国民警卫队的卫兵；治安官比尔·考斯罗恩的副手们。我已经给考西和国民警卫队下达了严格的指示，不允许他们放古巴人通过。我知道如果放行，就会血流成河。与这样的结果比起来，小石城中心中学所遭遇的危机就仿佛是星期天下午的一场野餐会。古巴人继续朝我们的民众走来，并开始投掷石块。最后，考西告诉州警朝古巴人头顶上空开枪。直到这时，古巴人才转过身，朝着查菲堡的方向走去。浓烟散尽之后，我们发现62个人受了伤，五个人是被短枪击中的，另外查菲堡的三座建筑被毁。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杀死或是受重伤。
我立刻飞到查菲堡去见德拉蒙德。我们两个都喊叫了起来，谁也不甘示弱。我感到怒不可遏，因为白宫向我保证过，五角大楼已经接到了司法部的许可，军方有权阻止古巴人离开查菲堡，可是他的部队面对离开的古巴人居然无动于衷。将军也不退让，他告诉我他接到了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位两星上将的命令，不管白宫对我说过什么，他的命令没有改变。德拉蒙德是个直脾气，他说的话显然是真的。我给吉恩·艾登伯格打了个电话，把德拉蒙德的话学给他听，我要求他做出解释。他反而长篇大论地教训起我来。艾登伯格说，有人告诉他，我在初选中的表现令人失望，因而表现过激，无非是想哗众取宠。我一直把吉恩看成我的朋友，可是很显然，他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了解情况，也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理解我。
我大为恼火，我告诉他，他显然对我的判断没有信心，既然如此，他可以做下一步决定：“你要么到这里来，现在，今天晚上就把问题解决；要么我就将查菲堡关闭，我要在每一个大门口都安置国民警卫队的卫兵，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出入。”
他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他说，“但那是联邦的设施。”
“也许吧。”我针锋相对地说，“但它在本州的公路上，我可以控制它。你看着办吧。”
当天夜里，艾登伯格乘一架空军的飞机飞到史密斯堡，我去接他，我们去查菲堡之前，我先带他在巴灵镇转了转。当时刚过午夜，但是我们经过的每一条马路上，每一所房子前，都可以看到高度警惕、全副武装的居民。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坐在门廊里，还有一个人待在房顶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女士，看上去有70多岁，带着坚忍的神情坐在草坪上的椅子上，两腿上放着一枝猎枪。艾登伯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转完之后，他看着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会是这样。”
随后，我们和德拉蒙德将军以及其他联邦、州和地方的官员见面，讨论了大约一个小时。接着，我们对聚集起来的记者发表讲话。艾登伯格许诺说，安全问题会得到解决。那一天是6月2日，就在那天的晚些时候，白宫说五角大楼已经接到明确的指示，一定要维护基地的秩序，同时控制住那里的古巴人。卡特总统也承认，阿肯色人民承受了不必要的忧虑，他许诺，绝不会再把更多的古巴人送到查菲堡。
筛选过程的拖延似乎是这场混乱的根源，负责筛选的人尽量加快了筛选的速度。不久以后，我到查菲堡去视察，局势平稳多了，每个人的情绪也郡变得好多了。
事情慢慢地平息下来，但是我仍然为5月28日和6月1日之间发生的同情和险些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5月28日，艾登伯格告诉我，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限制古巴人离开查菲堡，而就在6月1日，他们却让1000人从那里逃了出来。要么是白宫没有跟我说实话，要么是司法部延误了向五角大楼呈递它的法律意见书，要么就是五角大楼的某个人违抗了总司令的命令。果真如此，就构成了严重的违宪行为。我无法肯定全部的真相最终能否水落石出。我后来到了华盛顿之后才懂得，出了岔子之后，人们往往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
8月，我和希拉里到丹佛去出席全国州长协会的夏季会议。会上所有的话题都围绕总统政治展开。卡特总统的再次提名遇到了来自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巨大挑战，不过还是侥幸过关了。但是肯尼迪并没有放弃。我们与著名的刑事犯罪律师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一同吃了一顿早餐，希拉里几年以前就认识他，他曾经邀请希拉里法学院毕业后到他那里工作。威廉姆斯极力支持肯尼迪，认为肯尼迪更有可能在秋季的选举中挫败罗纳德·里根，因为经济的萧条以及长达10个月的伊朗人质危机已经使总统声誉扫地。
有关政治和功过问题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作为总统，卡特做了很多好事，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总统不应该对此负责。在人质危机的处理上，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途径。再说，尽管有古巴难民问题，但白宫对阿肯色州一直不薄，对于我们在教育、能源、健康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改革都给予了财政上的帮助和支持。我本人也得到了很多光荣地进入白宫的机会，有时是为了公务，有时是为了娱乐。就娱乐而言，最有意思的一次造访白宫，是我带母亲去听威利·纳尔逊的演唱，当时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为全国汽车比赛协会举行了一次野餐会。活动结束后，我和母亲陪同纳尔逊和总统的儿子奇普到海伊一亚当斯宾馆去。我们从白宫出发，穿过拉菲特广场。到了宾馆之后，威利坐在钢琴前为我们引吭高歌，一直唱到凌晨2点。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在全国州长协会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于我和白宫的关系还是非常乐观的。民主党的州长和共和党的州长分别举行了自己的会议，在冬季会议中，我已经被选为民主党州长协会的副主席，这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姆·亨特州长在提名时的举荐。他后来成为我在州长中最亲近的朋友，在我入主白宫那几年，他还是我争取教育改革斗争中的同盟。鲍勃·施特劳斯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让我动员民主党州长协会支持卡特总统，反对肯尼迪参议员。我对在场的各位州长进行了一番简短的游说，然后我对施特劳斯说，在24个人当中，有20人会投票支持卡特，另外4人反对。我们展开了一场有礼貌的讨论，施特劳斯替总统说话，而纽约的休·凯里州长则站在肯尼迪的立场上发言。经过20票对4票的表决之后，我和施特劳斯对报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们在卡特总统最需要的时候为他争取支持，表现了我们对他的信任，同时对他的政治生涯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约15分钟以后，有人告诉我，白宫正在打电话找我。显然，总统是想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联合了各位州长支持他。但是，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总统实际想告诉我的是，在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天气就要转冷，而剩下的那些古巴人都还住在那里。因为那里的城堡不能抵挡冬天的寒冷，他说有必要把那里的难民转移。接着，他转入了正题。既然查菲堡的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把这些难民转移到那里去。我回答道：“总统先生，你保证过，不再把更多的难民送到阿肯色。把他们送到西部气候温暖的某个城堡去，送到你在11月的选举中反正不能获胜的一个地方。”总统说他也这样考虑过，但是不能这么做，因为要把西部的军事设施装备起来需要花1000万美元。我说：“总统先生，对阿肯色人民来说，你的诺言也值1000万。”他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结束了谈话。
现在，我也当过总统了，我能够体会当时吉米·卡特所面临的压力。他既需要对付严重的通货膨胀，也要面对停滞的经济。美国在伊朗的人质已经被阿亚图拉·霍梅尼囚禁了将近一年之久。但古巴人不再聚众闹事，所以对他来说，古巴人的问题只是个小问题。1976年，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两个州在选举中都投票支持他，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数也超过阿肯色。在选举中他在这两个州获得了差不多2／3的选民选票。在民意测验中，我仍然以20个百分点领先于我的对手弗兰克·怀特，我怎么会受到影响呢？
在当时，我可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知道，总统如果违背自己的诺言，就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不管关闭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的城堡是出于天气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单单是为了节省1000万美元，就违背自己的诺言，把剩下的古巴人送到阿肯色，这么做简直是发疯。我给鲁迪·莫尔以及我的竞选活动主席迪克·赫格特打电话，看看他们认为我应该怎么做。迪克说，我应该直接飞到华盛顿面见总统。如果我不能让他回心转意，我就可以向白宫外面的报界发表谈话，撤回我对他竞选连任的支持。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不想成为现代版本的奥瓦尔·福伯斯，或是争取民权时期抵制联邦权威的南方州长。第二，我不希望我的所作所为帮助里根挫败卡特。里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竞选宣传活动，势头很旺，人质问题、萧条的经济、右翼势力的鼎力支持都助长了里根的势头。从堕胎法案到巴拿马运河的归还，这一切都让右翼势力感到怒不可遏。
吉恩·艾登伯格告诉我先不要走漏风声，等他到阿肯色来把事情粉饰一下之后，再把重新安置古巴人的消息公布出去。但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吉恩到阿肯色来了一趟，但是于事无补。他让人们相信绝不会有安全问题，但是他无法否认，总统明明白白地向阿肯色做出过承诺，可他背弃了他的承诺。他背弃的是除了他的家乡佐治亚州外最支持他的一个州。我更多地参与了安全防卫的具体安排，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但是在阿肯色人的眼中，我仍然是总统的人，一个没能让总统履行诺言的人。
我从丹佛回到家里的时候，政治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我普选的对手弗兰克·怀特夺走的地盘越来越大。怀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声如洪钟，雷厉风行，根本看不出他有如下背景：海军学院毕业生，储贷机构经理，晋赖尔执政期间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主任。我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团都是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其中包括公用事业公司、家禽养殖公司、货物运输公司、木材公司，以及医疗协会。他是一个重新萌发信仰的基督徒，背后有州道德多数派分会和其他保守派活跃分子的支持。他知道乡下的选民和蓝领工人对汽车牌照费的事不满，他还利用了由于经济萧条和干旱引发的普遍不满情绪。经济萧条导致州里的税收低于预先的规划，为了做到收支平衡，我只好降低开销，这包括削减教育方面的投资，将教师第二年的工资涨幅从1200美元降低到900美元。很多教师对州里的预算问题并不关心，政府已经许诺两年内每年工资增加1200美元，现在他们希望得到第二笔钱。他们因为钱没到手，对我的支持也就减退。
早在4月，我和希拉里曾经在一次活动中看到过弗兰克·怀特。我对她说，无论民意测验怎么说，怀特至少可以得到45％的选票。我惹恼了那么多人。当我宣布所有的古巴难民都要被安置在查菲堡的时候，怀特找到了选举的法宝：古巴问题和汽车牌照费问题。在剩下的竞选中，他不说别的，就揪住这两个话题不放。我在8月进行了艰苦的竞选宣传，但是起色不大。在工厂的大门口，换班的工人们说，他们不会投票支持我，因为我增加了汽车牌照费，一方面使他们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我也背叛了他们。在史密斯堡竞选的时候，我在一座通往俄克拉何马的桥边争取一个人的支持，他说：“你增加了我的汽车牌照费。即使就你一个浑蛋参加选举，我也不投你。”类似的答复我听了千百遍，但这个人的表达是最生动的。他怒气冲冲，脸色通红。我也被激怒了，我指着桥那边的俄克拉何马说：“往那边看，如果你住在俄克拉何马，你要交的汽车牌照费要相当于现在的两倍还多！”突然，他脸上的血色消退了，露出了微笑，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告诉你，小伙子，你就是得不到选票。我就是因为这边便宜才住在这边的。”
8月末，我随同阿肯色代表团去出席民主党全国大会。肯尼迪参议员还在竞选，但是他显然很快就要输了。我有几个好朋友都是替肯尼迪工作的，他们要我在投票之前去劝一劝肯尼迪，让他从竞选中退出来，大度地发表一个演说，表示支持卡特竞选。我很喜欢肯尼迪，觉得他最好还是拿出他的善意，这样的话，如果卡特输了，他也就不会受到太多的责备。两个候选人之间都互相带有情绪，但是我的朋友觉得我也许能够说服他。我来到参议员在酒店的套房里，做出了我最大的努力。肯尼迪最后终于同意退出竞选，支持总统。但是，当他们最后一同出现在讲坛上的时候，他却表现得不怎么样，没有违心地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