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已经是民主党州长协会的主席了，我应邀作一个五分钟的发言。全国大会总是又吵又乱的。代表们只听主旨发言以及总统、副总统接受提名时的发言。如果你的发言不属于上述三分之一的话，就必须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要非常简短迅速，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会场上的说话声。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当时所面对的令人痛苦的、极为不同的经济状况，我想说我们民主党必须有所改变才能迎接这个挑战。自二战以来，民主党一直把美国的繁荣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把这种利益推广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为追求社会的正义而战。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应付通货膨胀、失业、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我们竞争力的丧失。由于我们没有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把更多的人推向了共和党一边，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或是迫使他们加入到不投票者的行列里。不投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这是一个精彩的发言，时间不满规定的五分钟，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卡特总统离开大会的时候，他手头的问题一项也没有得到解决。他被提名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团结的政党对其提名人应有的积极热情的支持。我回到阿肯色州，打定主意要挽救我的竞选于危难之中。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9月19日，我经过了一天漫长的竞选宣传之后回到我在温泉城的家里。这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打电话来告诉我，阿肯色州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大力神二型”导弹发射井里发生了爆炸。大马士革在小石城西北部大约40英里。事情的经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名空军的技工在修理导弹的时候，三磅重的扳手从手里掉了下来。扳手落到70英尺以下发射井的底部，反弹上来，在装满火箭燃料的燃料箱上戳了个洞。高毒性燃料与空气混合在一起，引发了一场大火，继而就是一场爆炸，把发射井740吨重的水泥顶炸掉了，技工当场被炸死，井口附近的另外20名空军值勤人员遭受重伤。爆炸还毁掉了导弹，将核弹头弹射到发射井所在的母牛场里。他向我保证，弹头不会爆炸，也不会有放射性的东西泄漏出来，军方会将其完全转移。至少我们最近以来的霉运还没有把我们的州全部化为灰烬。我开始感到非常倒霉，但还是尽量妥善处理问题。我指示刚上任的公共安全主任山姆·塔托姆和联邦官员们一起制定一个紧急疏散计划，防止剩下的那17枚导弹中的哪一枚会出问题。
除了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情之外，现在阿肯色州还成了世界上惟一一个奶牛场里有核弹头的地方。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副总统蒙代尔到温泉城来出席我们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我请求他保证军方在一个新的应急方案中能够和我们协同合作，以便随时应对导弹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拿起电话，叫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来听电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该死的，哈罗德，我知道我曾经让你做些事情来分散阿肯色人对古巴难民一事的注意力，但这也有点太过头了。”与他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内敛完全相反，蒙代尔非常有幽默感。他知道我们两个人都彻底完了，但他还在开玩笑。
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被阿肯色政治上的一个新现象所主宰：完全负面的电视广告。有一个关于汽车牌照费的电视广告，批评非常辛辣。但是怀特制作出来的最有效的竞选广告反映的是暴动的古巴人，一个响亮的画外音在告诉观众，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的州长非常关心他们的人民，因而摆脱了古巴人，而我更关心的是吉米·卡特，不是阿肯色人民，“所以，现在所有的古巴人都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和希拉里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太离谱了，没有人会相信它。这个广告开始播放之前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0％的人认为我在查菲堡的表现非常好，3％的人认为我态度过澉，而20％的人——中坚的右翼势力——认为我过于软弱，我只有把每一个从城堡里跑出来的难民都杀死，才可能让他们满意。
我们对广告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广告还真起作用。在史密斯堡，当地的官员，包括治安官比尔·考斯罗恩和起诉检察官罗恩·菲尔兹，都态度坚决地为我辩护，说我干得很好，我曾经冒着很大的风险去保护城堡周围地区的安全。我们现在都知道，新闻发布会并不能抵挡一个有影响力的负面广告。我开始陷进古巴和汽车牌照费这两个问题的流沙里。
选举前几天，希拉里给迪克·英里斯打了个电话。我已经让彼得·哈特替换了他的位置，因为为我工作的那些人都不喜欢迪克生硬粗暴的性格。希拉里请求迪克搞一个民意调查，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困境。值得称道的是，迪克真的搞了个民意调查，然后用一贯的直言不讳的口气告诉我，我可能会输。他提了几个关于广告的建议，我们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正像他所预言的那样：杯水车薪，为时已晚。
在选举日，也就是11月4日那天，吉米·卡特和我都得到了阿肯色州48％的选票，而他在1976年的得票率为65％，我在1978年的得票率为63％。我们两个人失败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总统在75个县中的50个县里都获得了多数选票，守住了民主党的阵地，古巴问题对他产生了影响，但并没有消除他的优势。但是，在更加保守的共和党人聚居的阿肯色州西部，他全线崩溃。投票时，阿肯色西部参加投票的人非常多，这主要是由于总统在古巴难民问题上食言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另外，里根和基督教基要主义结为联盟，他们都反对堕胎，反对巴拿马运河条约。但阿肯色没有完全转入共和党人的阵营。卡特48％的得票率超过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得票率。如果他信守诺言的话，他本来可以以多数选票取得在阿肯色州的胜利。
与总统相比，我只在24个县获得了多数选票，其中包括那些黑人集中的地方以及几个更加支持公路计划的地方。在民主党控制的阿肯色东北部的11个县，在第三选区的乡村地区，在阿肯色南部的几个县，我都是全军覆没。汽车牌照费将我置于死地。而关于古巴难民的广告把那些虽然对我持保留意见但仍然支持我的人赶走了。汽车牌照费、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及萧条的经济状况，这些因素使我的公众支持率受到很大影响，相对而言，我在古巴难民问题上的表现又使我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我在1980年所遇到的情况与乔治·H．W．布什在1992年遇到的情况相似。海湾战争使他的公众支持率很高，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还是有很多不满情绪。当人们因为战争问题决定不把选票投给他时，我就在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弗兰克·怀特不就是利用关于古巴人的广告这样对付我的吗？’1980年，在阿肯色西部共和党人控制的地区，我比卡特总统的情况要好，因为那里的人对我处理古巴难民的做法有着更加直接的了解。在史密斯堡和锅巴斯琴县，因为查菲堡的缘故，在民主党人的候选人名单上，我的得票数是领先的。卡特获得了28％的选票。邦珀斯参议员在那里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工作，但是由于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投票“放弃”巴拿马运河，他得到了30％的选票。我得到的选票是33％。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
在竞选日的晚上，我的状态很差，我觉得自己无法去面对新闻界。希拉里去了竞选总部，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邀请他们第二天到州长官邸来。我们断断续续地睡了一宿，第二天，我和希拉里、切尔西在官邸后院的草坪上和几百名死心塌地的支持者见面。我尽最大的努力发表了一个像样的讲话，对他们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告诉他们要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还主动表示要与弗兰克·怀特保持合作。考虑一下当时的处境，我的发言是相当慷慨激昂的。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既自怜，又自怨。我再也不能做我喜欢的工作了，这让我充满了遗憾。我表达了我的遗憾，但是把自我哀怜和满腔的怒气都留给了自己。
在那个时候看来，我在政治上似乎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25年以来，我是阿肯色第一个没有连任成功的州长，我或许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下台州长。约翰·麦克莱伦曾经说过，州长办公室就是政治墓地，他的警告似乎得到了应验。可是，既然我自己挖掘丁这个坟墓，惟一明智的做法看来就是开始往外爬。
星期四，我和希拉里又找了一个新家。那是一座漂亮的木头房子，律干1911年，坐落在小石城山顶区的米德兰大街，距离我们搬到州长官邸之前住的那所房子不远。我给贝琪·赖特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卸任之前帮我把文件整理好。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她同意了。她搬进了州长官邸，每天都和我的朋友、州众议员格洛丽亚·凯布一起忙碌个不停。格洛丽亚·凯布对我的所有计划都一直非常支持，但是她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也遭遇了失败。
我卸任前的两个月对我的职员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需要去找工作。对从政的人来说，惟一的出路是到一些以前跟州政府做过生意的大公司里去任职。可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大公司都得罪了。鲁迪·莫尔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对所有人都给予帮助，同时，确保在将办公室移交给弗兰克·怀特之前，把所有的公共事务整理清楚。他和我的日程安排者兰迪·怀特都提醒我，在我自怨自怜的同时，我还应该对我的职员以及他们未来的利益表现出更多的关心。他们中大多数人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话，根本没有足够的存款来维持生活。其中好几个人的孩子年龄还小。很多人都只为州政府工作过，其中很多人在我当州检察长的时候就跟着我干。虽然我的确非常喜欢这些曾经为我工作过的人，对他们非常感激，但是在我落败之后的很多日子里，恐怕我并没有清楚地向他们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希拉里对我非常好，她运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既充满了怜爱，又给予同情，使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和未来上。切尔西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这让我认识到，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到。我接到了令人感动的鼓励电话，特德·肯尼迪对我说，我还会回来的。沃尔特·蒙代尔自己也令人失望地败下阵来，但是在给我打电话时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幽默感。我甚至还到白宫去同卡特总统道别，对白宫给予阿肯色的种种好处表示感谢。我还因为他的食言耿耿于怀，因为我在阿肯色的失败以及他在阿肯色所遭受的损失都是由于他食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历史对他会比较友善，原因在于他的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特别是他在阿拉斯加建立的巨大的北极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以及他在对外政策方圆的成就——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的戴维营协议，巴拿马运河条约和人权问题的改善。
与州长办公室的其他职员一样，我也得去找工作。我接到了外州发来的好几份有趣的邀请或询问。我的朋友约翰·Y．布朗，那个曾经靠肯德基炸鸡发财的肯塔基州长，问我愿不愿意到路易斯维尔大学去当校长。他用招牌式的短句为那所大学做起了宣传：、“好学校、好房子、优秀的篮球队。”加利福尼亚的州长杰里·布朗告诉我，他的办公室主任——位将来的州长了——很快就要离开，他让我接替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他说他无法相信我会因为汽车牌照费落选，他说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人，我很快就会融人其中。他还保证，让我能够在一些我感兴趣的领域影响政策的制定。还有人来找我，让我接管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会，那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的动植物保护组织，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一直为我所敬仰。诺曼·里尔是很多历史上最成功的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大家庭》就是他的作品。他让我去担任“美国方式支持者”团体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自由组织，有些保守者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所规定的自由进行了攻击，而这个组织就是为了反击这些攻击而设立的。另外还有几个人让我去跟查尔斯·马纳特——来自艾奥瓦州的一位成功的洛杉矶律师——竞争，争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阿肯色惟一对我发出邀请的是赖特、林赛和詹宁斯联合律师事务所，那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邀请我做顾问，年薪6万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我做州长时薪酬的两倍。
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民主党委员会的那份工作，因为我喜欢政治，我觉得我懂得该做些什么。最终，我还是得出结论，这不适合我。再说，查尔斯，马纳特非常希望当选。也许在我感兴趣之前就已经争取到了选票。我和马纳特的一个合伙人米基·坎特讨论了一下这件事，他以前跟着希拉里在法律服务社团董事会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也相信他的判断。他说如果我还希望有机会竞选一个职位的话，就不应该尝试党内的工作。他还建议我不要去当杰里·布朗的办公室主任。州外的几项工作对我尤其具有吸引力，特别是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会的工作，可是我知道接受这些工作都有失情理。我还不准备放弃阿肯色，还不想自暴自弃，于是我接受了赖特、林赛和詹宁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差不多在我刚刚落选的时候，以及随后的几个月当中，我遇见认识的人就会问他们，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古巴问题、汽车牌照费，以及同时得罪了所有利益集团的说法之外，有些说法真让我感到吃惊。吉米·雷德·琼斯在州里当了很长时间的审计长之后，曾经被任命为阿肯色国民警卫队总指挥，他对我说，我任用了太多蓄着胡须、标新立异的年轻人和州外人士担任要职，因而疏远了投票人。他还觉得希拉里决定保留父姓也有负面影响，作为律师这无所谓，但当第一夫人就不行了。沃利·德罗科是我1976年和197；年的竞选主席，他说我一门心思地想当好州长，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考虑。他告诉我，自从我当上州长以后，就再也没有问候过他的几个孩子。我的朋友乔治·丹尼尔，就是在山区的马歇尔开五金店的那位，用更加刺耳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比尔，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可恶的家伙！”鲁迪·莫尔告诉我，我总是抱怨这、抱怨那，但是从来没有真正集中精力，静下心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麦克’麦克拉蒂是我交往最久的朋友，他就像了解他的手背一样了解我。他说他觉得切尔西出生以后，我一整年都把心思放在了切尔西身上。他说我一直因为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而伤心，就只想着当好切尔西的父亲，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竞选上。
离职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明白，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有上百个人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他们只是想通过不选我向我传达一个信息而已，如果他们知道我会落选，肯定就把选票投给我了。如果我当初能够有见识的话，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我骄傲自大，过分执著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他们希望我做的事情却熟视无睹。他们投了抗议票，不错，但是在我的身上不起任何作用。选举后的民意测验显示，有12％的投票者说，他们在1978年的时候曾经支持我，但是由于汽车牌照费的原因在1980年选择了相反的立场。我从前的支持者当中，有6％的人说，他们因为古巴难民问题而放弃了对我的支持。我尽管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过错，但是如果我没有卷入这两个问题的话，我本来是可以获胜的。不过，如果我没有落败，我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那是一段接近死亡般的经历，但也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经历，迫使我对进步政治中潜在的政治问题更加敏感：政治体制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变化，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对付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人们一旦认为你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你就完了。
在我离开州长办公室前的最后一天，我让切尔西手拿电话，坐在我的椅子上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就到议会去发表我的告别演说。我历数了我们取得的各项成就，感谢议员对我的支持，指出我们仍然是全美税务负担第二轻的州，我们迟早会找到一个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法来增加我们的税收，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接着，我走出了州议会大厦，开始了我的平民生活，就仿佛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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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阿肯色州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赖特、林赛和詹宁斯律师苎苎竺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有着良好的声誉，提供各种各样的法律服务。支撑着这个事务所的职员都很有能力，待人也很友好。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跑苎来帮我在事务所里安顿下来，让我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事务所还允许我带来了我的秘书芭芭拉，克思斯，她到此时为止已经跟随了我四年，她认识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事务所甚至还给贝琪·赖特也安排了办公的空间，让她继续整理我的文件——结果她后来就在这里为我的下一次竞选进行了筹划。我做了一些法律工作，给事务所带来了几个小客户，但是我可以肯定，事务所向我抛出了救命索，可这么做并没有给事务所赚钱。事务所真正得到的就只有我永久的感激，以及我就任总统时为了替我辩护所带来的一些业务。
尽管我非常怀念当州长的日子，怀念政治所带来的刺激，但我还是很喜欢节奏更加正常的生活：回家不会太晚，和希拉里一起看着切尔西慢慢长大，出去和朋友聚餐，结识我们的邻居，特别是马路正对面的那对老夫妻萨基和路易斯·洛扎诺。他们非常喜欢切尔西，总是过来帮忙。
我决定在几个月之内远离公众演讲，但只有一次除外。2月，我开车到布林克利，在那里的狮子会俱乐部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从小石城出发往东行驶一个小时，就到了州际公路上的布林克利。1978年的竞选中，这一地区曾经投票支持我，我最坚定的支持者都劝我从头再来一次。他们说，见一见仍然支持我的人，肯定能够提起我的情绪，结果果然如此。晚饭过后，我到县领导唐和贝蒂·富勒的家里去参加招待会，我遇见了一些人，让我既感激又吃惊的是，他们希望我还能当州长。而在小石城，大多数人都正在努力跟新上任的州长拉关系。有一个由我提拔到州政府的人因为想继续在怀特州长手下留任，在小石城的街上看见我朝他走去的时候，马上就走到马路对面去了，他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我握手，担心让别人看见。
对于布林克利朋友的好意，我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在阿肯色发表演讲。弗兰克，怀特这个时候开始出错了，在与议会的斗争中也频频失手，但我不想碍他的事。他信守了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通过了一个法案，将经济发展部的名称重新改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撤销了能源部。但是当他试图取消我和希拉里建立的乡村诊所的时候，大批依赖这些诊所的民众出来表示抗议。他的议案没有通过，他最后只好满足于阻止人们为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而建立更多的诊所。
州长还提出了一个议案，打算把汽车牌照费降到最初的水平上，但是公路部的部长亨利·格雷、公路的承包商、道路的建设者们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他们正在修建马路，而且已经开始赚钱了。很多议员都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选民们很喜欢这些道路工程，尽管当初不愿意为此付钱。最后，怀特把汽车牌照费稍微降低了一些，但大部分钱都留在了公路计划上。
最为滑稽的是，州长最大的立法问题起源于他通过的一个提案。那个所谓的创世科学提案规定，每一所教授进化论的阿肯色学校，必须花同样多的时间讲解与《圣经》一致的创世学说：人类不是10万年以前从其他物种发展进化而来的，相反，人类是几千年以前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物种。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基要主义者都反对进化论的思想，因为进化论的思想与（圣经》中关于人类创造的说法不一致。在20世纪初，有好几个州，其中包括阿肯色，都把教授进化论的思想定为非法。甚至在最高法院取消了这样的禁令之后，大多数科学课本里都不讨论进化论，直到60年代才有所改变。到了印年代末期，新一代的基要主义者再次提起这个问题，这一次他们说，他们有科学的证据可以验证《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这些证据也给进化论蒙上了一层疑云。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样重视“创世科学”。
由于像“上帝统治下的家庭、生活和美国”这样一些基要主义团体大搞游说活动，再加上州长的支持，阿肯色是第一个在法律上支持所谓“创世科学”的州。提案很顺利地得到了通过：我们在议会没有什么科学家，而很多政治家又害怕得罪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因为保守的基督教团体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州长之后，势力正盛。怀特州长签署了这个提案之后，教育者们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他们不愿意把宗教当做科学向学生讲解；宗教领袖们也表示抗议，因为他们要维护宪法上规定的政教分离；就连普通公民也表示抗议，他们不希望阿肯色州成为全国人的笑柄。
弗兰克·怀特作为创世科学法案的倡导者而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乔治·费希尔，就是那个把我画在三轮自行车上的（阿肯色报）的漫画家，也展示了州长的形象：他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一半的香蕉，暗示他还没有完成进化的过程，或许正处于人类和大猩猩之间那个“缺失的环节”。当怀特州长感觉到人们的愤怒情绪时，他也表示抗议，他说他签字之前没有看那个提案，结果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陷阱，最后，创世科学提案被比尔·奥弗顿法官宣布为违宪。奥弗顿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把问题处理得非常老练，他写了一个表述清晰、论证有力的法律意见书，他说这项提案要求向学生们传授宗教而非科学，因而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也拒绝上诉。
除了立法方面的问题，弗兰克·怀特还面临着其他问题。他最糟糕的一个举动是，派即将上任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官员与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会谈，因为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寻求大幅度提高公用事业的税金。消息传出来之后，报界就此事对州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居民的电费在涨幅上大大超过了汽车牌照费的上涨。现在他们的州长想在没有得到民众的许司之前，允许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把公用事业的费用进一步提高，而事实上只召民众才有权做出决定。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州长说话失言。州长宣布他要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台湾和日本，他告诉新闻界他是多么高兴去中东啊。这件事激发了乔治·费希尔的灵感，他画出了最滑稽的一幅漫画：州长和他的代表团在沙漠中走下飞机，周围到处是棕榈树、金字塔和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头骆驼。州长的手里拿着香蕉，环顾四周，然后说道：“太好了！快吹声口哨，叫辆黄包车过来！”
就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我做了几次去州外的政治旅行。在我选举失败之前，约翰·埃文斯州长曾经邀请我到爱达荷州的“杰弗逊一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我落选之后，他还是邀请了我。
我还第寻次去了艾奥瓦州的得梅因，在那里，州里和当地的官员举行了一个民主党研讨会，我发表了演讲。我的朋友桑迪·伯杰邀请我到华盛顿与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夫人帕梅拉·哈里曼共进午餐。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到丘吉尔和斯大林那里的特使，后来做过纽约州的州长，他还是与北越举行的巴黎和谈的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在二战期间遇到了帕梅拉，当时帕梅拉已经嫁给了丘吉尔的儿子，住在唐宁街10号。30年后，埃夫里尔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两个人结了婚。帕梅拉那时已60出头，但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要我加入80年代民主党人的委员会，这是一个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她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和推广一些有助于民主党重新掌权的思想。午餐之后，我陪同帕梅拉去参加她的第一次电视专访。她很紧张，让我给她一些建议。我告诉她放松，用午餐时说话的腔调就行了。我加入了她的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在乔治敦哈里曼的家里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夜晚，他们家里有很多政治纪念品，还有一些印象派艺术的珍宝。我当上总统之后，任命帕梅拉为驻法国大使，因为二战以后，她在第一次婚姻解体后就搬到了巴黎。她非常受欢迎，在法国人当中非常引人瞩目。她在那里过得非常开心，直到1凹7年去世，而去世时她还没有退休。
到了春天，州长看上去已经无力赢得他的下一次竞选，我于是开始考虑再次参加竞选。有一天，我开车离开小石城，到温泉城去看望母亲。开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了朗斯代尔加油站和商店的停车场。加油站和商店的老板是一个在当地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我想知道，在他看来，我取胜的机会到底有多大。他态度非常友好，但没有做出承诺。当我朝我的汽车走去的时候，我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着一身工作服的人。他说：“你不是比尔·克林顿吗？”当我告诉他我就是克林顿并且跟他握手时，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曾经投票反对过我。“你的失败我是起了作用的。我让你丢了11张选票——我、我老婆、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另外还有五个朋友。我们打倒了你。”我问他为什么，结果不出我所料。“我也是不得已。你涨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我用手指着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地方说：“还记得我就任时的那场冰风暴吗？那个路段坍塌了，汽车掉进了沟里。我只好让国民警卫队的人来把车拖出来。报纸上也登了照片。那些马路必须整修。”他回答说：“我才不管呢。我就是不想出修路的钱。”出于某种原因，听他说完之后，我忍不住脱口问道：“我来问你一件事。如果我再次竞选州长，你会考虑选我吗？”他笑了，说道：“当然，我会选你的。咱们现在扯平了。”我直接朝电话亭走去，拨通了希拉里的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说我觉得这次我们能赢。
1981年余下的时间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给州里的各个地方打电话。民主党人都想击败弗兰克·怀特。我从前的大多数支持者都说，如果我参加竞选，他们会支持我。有两个对这个州有着深切感情、对政治情有独钟的人很有兴趣帮助我。莫里斯·史密斯在他家乡的小镇伯兹艾拥有一个1．2万公顷的农场，还开了银行。他大约60岁，又瘦又矮，脸上布满皱纹，声音低沉，少言寡语，但要说起话来就特别引人注意。莫里斯非常聪明，为人也特别好。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跃在阿肯色的政治活动中，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民主党人，这一点是他们全家人共有的特征。在他的身体里，没有一根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的骨头，他对我的公路计划和教育计划也都非常支持。他希望我再次参加竞选，他准备带头帮我筹集获胜需要的资金，并在那些以前没有参与投票但非常令人尊敬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他最成功的举动是争取了乔治·凯尔的支持。乔治，凯尔因为曾经代表底特律老虎队参加棒球比赛而跻身名人堂，此时是底特律老虎队的广播解说员。在他的棒球明星生涯中，他一直住在阿肯色东北部的小镇斯维夫登，因为那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在那里他简直就是个神话，在全州范围内也有很多的崇拜者。我们认识之后，他同意做我的竞选财务主管。
莫里斯的支持立刻为我的竞选赢得了可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还没有哪一位阿肯色的州长有过当选、下台、再选的经历，尽管其他州某些下了台的州长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他给予我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成了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顾问。我完全信任他。在我看来，他既像父亲又像兄长，扮演着介于二者之间的角色。从此以后，我在阿肯色的所有竞选活动乃至后来的州长工作，他都参与其中。在议会中，莫里斯由于喜欢采用公平交易的原则，使我的各项计划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推动。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斗争，什么时候需要交易，为我省掉了许多在第一任期中遇到的麻烦。我当上总统的时候，英里斯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我们在白宫的三楼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我们一同回顾了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喜欢或不尊重莫里斯的人。就在莫里斯去世的几个星期之前，希拉里回到阿肯色，到医院里看望了他。她回到白宫的时候，看着我说道：“我爱他这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们之间通了两次电话。他告诉我，他这次可能再也不能出院了，他只想让我知道，“我为我们共同成就的一切感到骄傲，我爱你”。这是他头一次跟我说这样的话。
莫里斯于1998年年底去世，我回家乡参加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上致悼词——作为总统，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很多。在去阿肯色的途中，我想起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在我的多次竞选中担任财务主管，在我每一次就职演说中都担任仪式负责人，他还做过我的办公室主任、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公路部的部长、残疾人立法的主要游说者——因为这是他的夫人简最热衷的事业。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起了1980年竞选失败时，我们一家三口站在州长官邸草坪上的情景。就在我马上要被失败压垮的时候，一个个头矮小的人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他粗哑但动听的声音说道：“没关系。我们还会回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思念着莫里斯，史密斯。
另外那个鼎力支持我的人是L．W．“比尔”·克拉克。真正认识他是在1981年，他来找我，跟我讨论要想重新竞选州长，我具体需要做哪些事情。比尔是个身体健壮的人，喜欢政治斗争，对人类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来自阿肯色东南部的福代斯，拥有一个木料加工厂，能够把白橡木加工成做酒桶的木板，酒桶可以盛雪利酒和威士忌。他在西班牙卖掉了很多这样的酒桶。他还拥有好几家“汉堡王”餐馆。初春的一天，他邀请我到温泉城的奥克朗公园去看赛马。我当时卸任才几个月，比尔吃惊地发现，没有几个人到我们的包厢来打招呼。这没有让他心灰意冷，相反，我遭受的冷遇反而更激发了他喜欢竞争的本能。他决心让我回到州长的宝座上，千难万险都在所不辞。我在1981年间曾经好几次到他那所位于温泉湖边的房子去，跟他谈论政治话题，与他争取过来的支持者见面。在那几次小范围的聚餐和晚会中，我遇见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愿意在阿肯色南部的选举活动中挑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来没有支持过我，但是比尔·克拉克把他们拉了过来。在随后的11年当中，比尔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欠他太多了。他帮我赢得了选举，还想方设法让我的提案在议会中得到通过。但最让我心存感激的是，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他却能够完全相信我。
我外出发表演讲的时候，贝琪·赖特一直辛勤工作，安排了竞选的所有技术性细节。在198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希拉里和我跟迪克·莫里斯讨论如何发起竞选，我们还根据迪克的建议，飞到纽约去见托尼·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位政治媒体专家，很少离开他在曼哈顿的套房。我发现施瓦茨是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关于如何影响投票者的想法和情绪，他讲得非常有吸引力。很显然，在被迫下台两年之后，如果我想取得1982年选举的胜利，我就必须在阿肯色人面前采取正确的路线。我不能对他们说，他们把我赶下台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过分地谴责和折磨自己，恳求选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的日子也会非常难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我和贝琪还一起绞尽脑汁罗列出初选和普选的日程，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与此同时，1981年即将接近尾声，我做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旅行，为我未来的竞选做准备。我接受了鲍勃·格雷厄姆州长的邀请，到佛罗里达去，在该州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们的民主党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于12月在迈阿密地区召开。我慷慨激昂地呼吁民主党人要对共和党人的攻击性广告发起有力的回击。我说，我们容忍他们首先向我们发动攻击，这也就罢了，但如果他们拼命攻打我们的要害部位，我们就应该“拿起一把剁肉的斧头，将他们的手砍断”。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右翼势力已经掌管了共和党的大权，他们已经改变了政治斗争的规则。与此同时，他们的英雄，里根总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似乎超脱于这一切之上。共和党人以为，他们动用诽谤这一口头攻击武器，就可以无限期地赢得选举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做到，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再次单方面放下武器。
我的另一次旅行是跟希拉里一起去了圣地。领我们去的是以马内利浸礼会教堂的牧师W．O．沃特。1980年，在希拉里的鼓动下，我加入了以马内利浸礼会，开始在唱诗班中唱歌。自从1964年离家去乔治敦以来，我一直没有定期到教堂去做礼拜，在那之前好几年，就停止了在唱诗班中的演唱。希拉里知道我很想去教堂，而且我对W．O．沃特非常崇拜，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早年传教中宜传地狱之火之类的做法，更愿意向信徒细心地讲解（圣经）。他相信（圣经）一字不错是上帝的话，只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圣经》的真正意思。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圣经）版本，常常根据一本（圣经）做一系列的布道，或者讨论一个源于《圣经》．的重要话题，然后才继续进行其他内容的讲解。我总是盼望星期天唱诗班的活动，眼睛盯着沃特博士那光秃秃的后脑勺，从头到尾地跟随着他学习（旧约）和《新约》。
沃特博士从1938年开始就经常到圣地去，第一次去那里的时间比以色列立国还要早10年。希拉里的父母从帕克里奇来看切尔西，我们因此能够参加1981年由他带领的一个朝圣团队。我们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长时间，追寻耶稣曾经留下的足迹，见到了当地的一些基督徒。我们看到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基督徒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小洞，据信那里是埋葬基督以及基督复活的地方。我们还去了犹太人心目中神圣的西墙，穆斯林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寺——穆罕默德从那里升人天堂，同时那里也是他朝觐安拉的地方。我们此外还去了圣墓教堂，到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地方——加利利海；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到了马撒达堡——在那里，马加比家族的一队犹太战士曾经抵挡过罗马人长久而疯狂的进攻，直到最后被打败，进入殉教者的万神殿。在马撒达堡的顶上，我们俯视下面的峡谷，沃特博士提醒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军队，都曾经从这个峡谷穿过，《启示录》上面说过，当时间终止的时候，山谷里流动的将是鲜血。
这次旅行在我的身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对以色列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仰，同时，第一次对巴勒斯坦人的抱负和委屈有了一些理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逐渐为一种想法所缠绕，我希望看到所有亚伯拉罕的孩子能够彼此妥协和让步，因为我们的三种信仰都是在这同一块圣地上诞生的。
我回家后不久，母亲嫁给了迪克·凯利。迪克是一个食品代理商，母亲认识他好多年了，两个人彼此也约会了很长时间。母亲单身一人已经有七年之久，现在结婚我真为她感到高兴。迪克是个身材高大、富有魅力的人，他和母亲一样非常喜欢看赛马。他还非常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他要带母亲去周游世界。·母亲经常去拉斯韦加斯，去非洲的时间比我还早，这都要感谢迪克。约翰·迈尔斯为他们举行丁一个甜蜜的结婚仪式，婚礼是在汉密尔顿湖边比尔和玛琪·米切尔夫妇的家里举行的。仪式在罗杰演唱的比利·乔尔的歌曲《你的样子》中结束。我后来逐渐喜欢上了迪克，凯利，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给我的母亲和我都带来了快乐。他后来还成了我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友。他已经印多岁了，但是在比赛中他会为我设置障碍，而我也为他设置障碍，结果呢，多半都是他把我打败。
1982年1月，高尔夫球在我的脑子里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竞选就要开始了。贝琪·赖特在阿肯色已经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她干得非常出色，建立了一个竞选组织，成员是我以前的支持者以及对怀特州长不满的人。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我们该如何开始。迪克·莫里斯建议，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之前，要首先在电视上承认导致我上次失败的那些错误，请求选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主意，但是落败两年之后再次参选本身就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如果我再次失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都不能再回来。
我们在纽约托尼·施瓦茨的工作室里剪辑了我们的宣传片。我认为，要想让这个片子奏效，就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第二，让选民看到一个正面的领导者形象，即在第一个任期里最能赢得选民支持的那种形象。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宣传片在2月8日播放了。我的脸占据了整个屏幕，我告诉选民们，自从我落败以后，我走遍了全州，与成千上万的阿肯色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包括提高汽车牌照费；我们的道路确实需要那笔钱，但是我征收那笔费用的方式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我接着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为了同样的原因抽过我两次”；阿肯色州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需要领导人，我曾经干得不错，如果他们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成为一个接受失败教训的州长，我已经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不倾听民众的声音就不能做个好领导。”
宣传片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看上去至少已经让不少选民愿意考虑给我一次机会。2月27日，切尔西的生日那天，我正式宣布了我参加竞选。希拉里给了我一张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场合的照片，上面题写着这样一句话：“切尔西的第二个生日，比尔的第二次机会。”
我保证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认为对我们州的未来最为重要的三个问题上：改善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公用事业的税率。这三个问题正是最让怀特州长不堪一击的地方。他削减了16印万美元的汽车牌照费，但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却同意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增加2．22亿美元的公共事业税，既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各个企业。不景气的经济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而州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不允许我们对教育有所改善。
我的演讲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那天最重大的新闻却是希拉里发表的一个声明，她准备采用我的姓。从这以后，她就成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几个星期。希拉里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信了很多朋友的说法。他们说，尽管在民意调查中，这件事似乎并不是一个有负面影响的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自在。几个月之前弗农·乔丹来小石城看我们的时候，居然也向她提起了这个问题。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交往，弗农已经成了我们非常亲近的朋友。他是全国民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还是一个在朋友们看来值得信赖的人。他是个南方人，比我们年长，因而懂得为什么姓氏问题这么重要。最滑稽的是，我们的圈子外惟一向我提到此事的人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年轻律师，他来自派恩布拉夫，是我的一个支持者。他问我希拉里保留父姓是否让我感到不安。我告诉他我没有感到不安，我说要不是有人提到了这件事，我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好啦，我了解你。你是个真正的男人。这肯定让你感到不自在。”我大为吃惊，别人很在乎的事情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情况，于我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