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儿童的早期发展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影响，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希拉里。自打认识她起，她就对此很感兴趣，在耶鲁法学院读到第四年，她专门去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和耶鲁一纽黑文医院研究儿童问题。她想尽办法，把以色列一种全新的名为HIPPY的学前教育引进到阿肯色州，所谓HIPPY，是“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的缩写，可以帮助增加父母的育儿知识，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希拉里在全州各地都开设了“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班。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出席这些班的毕业活动，观看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成果，父母的脸上掩饰不住对孩子和自己的自豪之情。多亏了希拉里，阿肯色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此类项目，服务对象涉及2400位母亲，她们的孩子都表现出了显著的进步。
在经济发展方面，我的着重点是增加针对贫困人群和地区的投资和机会，他们多集中在阿肯色州的乡村地区。最重要的提案是为一些特定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他们有经营赢利性小型企业的潜力，却借不到启动资金。芝加哥的南岸发展银行帮助失业的木匠和电工在南城开设作坊，对本来要拆除的废弃楼房进行翻新。结果整个区域的经济都复苏了。
我对这家银行的了解源于它的一位员工简·皮尔西，她曾是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简告诉我们，南岸发展银行对技能出众但按常规没有信贷资格的工匠提供贷款，这个创意来自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这家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回国帮助本国人民。我安排与他一起在华盛顿共进早餐，他解释了他的“微型贷款”计划是如何奏效的。有技能、有诚实的好名声但没有资产的村妇被组织成小组。第一位借贷者还清了她的小宗贷款之后，排在她后面的人将得到贷款，如此继续下去。我第一次见到尤努斯时，乡村银行已经批准了成千上万笔此类贷款，还贷率高于孟加拉国的商业银行。2002年，乡村银行对超过240万人发放了贷款，95％的人是贫困妇女。
如果这个创意在芝加哥很奏效，我觉得它也会适用于贫困的阿肯色州乡村地区。尤努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被银行系统拒绝贷款，乡村银行的贷款模式就可以在那里推广。”·我们在阿卡德尔菲亚成立了南方发展银行公司。发展与金融管理局提供了部分启动资金，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响应希拉里和我的呼吁而投资的公司。
我当上总统后，获得国会的批准仿照乡村银行的模式设立了一个全国贷款项目，并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隆重推出一些成功的范例。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也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的一些贫困山村提供200万美元微型贷款。1999年，我访问南亚，会见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一些经他帮助做起生意的人，其中包括用这些贷款购买移动电话的妇女，村里的人用她们的移动电话给美国和欧洲的亲戚打电话，她们则收取一定的费用。穆罕默德·尤努斯应该在几年以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的另一项主要兴趣是福利改革。我要求州议会订立条件，有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的福利获得者必须签署合约，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参加工作培训和工作等方式，全力以赴获得经济上的独立。2月，我和其他几位州长一起去华盛顿，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福利防范和改革问题作证。我们要求国会给予我们各种途径，以“鼓励工作，而非福利，提倡独立，而非依赖”。我们主张首先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使得人们没有必要申请福利，方式可以是降低成年人文盲率、少年妊娠率、学校退学率和滥用酒及毒品的比率。至于福利改革，我们提倡福利接受者和政府之间签署一份有约束力的合约，对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做出详细规定。享受福利的人必须努力回报，争取早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而政府必须致力于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儿童看护和工作安排等服务。我们还呼吁有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的福利接受者必须参加各州提供的一个工作计划；每一个福利接受者都配备一名福’利机构调研员，帮助他们向自足自立成功过渡；募集儿童资助款项的工作要加强；根据各州的生活费用水平制定新的现金资助方案。联邦法律允许各州自行选定标准确定每月救济金，条件是救济金的数额不低于70年代早期的水平，并且救济金的发放范围要遍及各地。
我花了足够的时间同阿肯色州的福利接受者和福利机构调研员交流，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工作赚钱养家。但是除了技能低下、缺乏工作经验和无力支付儿童看护费等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我见到的很多人都没有汽车，也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他们做一份低收人工作，他们将失去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也不再能够享受医疗补助。最后，许多人其实不敢相信他们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茫然不知从何开始。
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州长大会上，我和另一位主管福利改革的主席，特拉华州的迈克·卡斯尔州长，共同发起组织了福利改革州长会议。我从阿肯色州请来了两位停止拿福利、开始工作的妇女作证。其中一位来自派恩布拉夫，之前从未坐过飞机或电梯。她比较拘谨，但她说穷人有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的潜力，还是很令人信服的。另一位妇女的年纪大概处于35岁到40岁之间。她的名字是莉莉·哈丁，刚刚找到了一份做厨师的工作。我问她，是否应该强迫四肢健全但拿救济金的人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工作？“我当然赞成。”她答道，“不然的话，我们只会一天到晚躺着看肥皂剧。”然后我问莉莉停止拿救济金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儿子去上学，有人间他：‘你妈妈做什么工作？’他可以回答了。”这是我所听到的赞成福利改革的最好理由。听证会之后，州长们像对待摇滚歌星一样对待她。
当我作为总统处理福利改革问题的时候，听到一些媒体朋友说福利改革是共和党关注的问题，似乎只有保守主义者才看重工作的价值，我总感到有些好笑。到1996年，当国会通过了一项我愿意签署的法案时，距我开始从事福利改革工作已经超过15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只是民主党关注的问题，或者只是州长们关注的问题。福利改革的主角是莉莉·哈丁和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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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是四年任期，多亏了我手下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的敬业精神和出众能力，多亏了与州议会的良好工作关系，多亏了我所在政治组织的实力和活力，我也有了挺进全国政治舞台的空间。
由于我在教育、经济和福利改革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也由于我担任全国州长协会和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我在1987年收到了很多到州外做演讲的邀请。我接受了到15个州做超过24场演讲的邀请。尽管其中由民主党主办的活动只有4场，它们对扩大我的人际关系网络很有好处，人们纷纷揣测我可能会竞选总统。
1987年春，尽管当时我才40岁，我对竞选总统很感兴趣，原因有三。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党失利后重新掌管白宫的机会非常大。很明显，布什副总统将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到那时为止，只有马丁·范·布伦成功地从副总统的位置直接坐到总统宝座上，那是1836年，他接替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当时民主党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第二，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改变国策。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国防经费的大幅增加，还有税收的大幅降低，结果只是过度保护了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抬高了财政赤字。巨额的赤字导致利息升高，因为政府必须与私人借款者争夺存款，结果又致使美元升值，进口物资价格下降，而美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扬。在这个时期，美国正着手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但我们仍然在失去制造业的许多就业机会和农场。另外，由于预算赤字，我们在教育、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很不够，而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高薪水和低失业率，这些方面的投入至关重要。这就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40％的美国人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
我考虑竞选总统的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能够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另外，因为我在治理犯罪、福利改革、教育工作核定、财政责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不认为共和党人可以把我描绘成民主党中的极端自由分子，不接受主流价值观，认为政府可以拿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摆脱自1968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扣在我们头上的“异己”标签——1976年卡特总统的成功除外——我们便可以重新人主白宫。
这是一个高得离谱的目标，因为要让人民改变他们的政治准则很不容易，但是我认为我也许能够做到。我的一些州长同仁也这样认为。春天，当我去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赛马会时，遇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鲍勃·克里州长。我非常喜欢鲍勃，觉得他也是很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他在越南战争中获得了荣誉勋章，和我一样，是财政保守主义者和社会进步主义者，在一个远比阿肯色更具有共和党倾向的州当选为州长。让我惊讶的是，鲍勃鼓励我竞选，并说如果我竞选的话，他愿意担任中西部选区的主席。
在阿肯色州还存在一个影响我竞选的障碍：戴尔·邦珀斯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从1974年底以来，我一直鼓励他竞选总统。1984年他差点参选了，而这一次他赢的把握很大。他二战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做过非常出色的州长，在参议院也是最好的发言人。我知道戴尔会成为一位称职的总统，他赢得大选的几率比我大。我很愿意支持他。我希望我们民主党能赢得大选，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
3月20日，我正沿着小石城的大街慢跑，当地的一个记者追着我说邦珀斯参议员刚刚发表声明，不会竞选总统。他只是不愿意竞选而已。几个星期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做出过同样的决定。我对希拉里和贝琪说，我要严肃地想一想参选的问题。
我们为初始阶段的工作募集了一些资金，贝琪派人去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方其他一些州做准备工作，这些州将在第二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过后不久的“超级星期二”作为同一个选区进行投票。5月7日，我在初选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此时加里·哈特参议员与唐娜·赖斯的绯闻被揭露出来，曾在1984年差点击败蒙代尔副总统的哈特不得不退出了竞选。我觉得加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挑动媒体尾随他，看他们能否发现他的任何不良行径，不过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他是一位非常优秀、极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家，总是考虑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如何应对的问题。哈特事件之后，我们中一些私生活并不完美的人根本无从知晓媒体曝料的标准。最后，我做出决定，任何相信自己能够做出贡献的人应该参选，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指控，信任全美国的人民。毕竟，跨不过一道高的痛苦门槛，你就做不成一位成功的总统。
我确定7月14日为下决心的最后期限。过去在政治角逐中结识的一些老朋友来到了小石城，有米基·坎特、卡尔·瓦格纳、史蒂夫，科恩、约翰·霍勒姆和桑迪·伯杰。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参选；似乎机会好得不容错过，不过我仍然在犹豫。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成为一个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我不敢确定自己生活的年头是否足够长，是否获得了一位称职总统必备的智慧和判断力。如果当选，我将是42岁，麦金利总统遇刺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约翰·肯尼迪当选时比我大一岁。但是他们都来自富有的政治世家，从小就在权力圈子里长大，早就习惯成自然了。我最喜欢的两个总统，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51岁才当上总统的，非常成熟稳重，对自己和自己的责任驾轻就熟。十年之后，在我51岁生日那天，艾尔·戈尔给我讲述了切罗基印第安部族对成熟过程的看法。切罗基人认为不到51岁，人是不可能完全成熟的。
让我烦恼的第二件事是竞选活动将给我履行州长职责造成困难。1987年是全面施行学校教育标准的最后期限。我已经召开了一次议会特别会议，为学校和过分拥挤的监狱募集资金。那是一场混战，导致我和一些议员的关系非常紧张，要不是最后时刻我们艰难凑齐足够的选票，我们几乎就以失败告终，无法去做必须做的事情。我知道，十有八九我得在1988年初召开另一次议会特别会议。我下定决心将学校标准贯彻到底，在此基础上再图发展；这是阿肯色州大多数穷人孩子能够创造一个更好未来的惟一机会。切尔西所在的小学里有。60％的学生是黑人，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低收人家庭。我记得她邀请一个小男孩来州长官邸参加自己的生日晚会，而那个孩子只因为买不起生日礼物，差点没来。我决心给那个男孩一次机会，他的父母不曾享有的好机会。
《阿肯色报》在过去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支持我，这次却刊登了一篇社论，认为我不应该参选，原因与我自己想的不谋而合。这份报纸承认我有担任全国领导人的巨大潜力，但还说：“比尔·克林顿尚未做好当总统的准备”“阿肯色州需要克林顿州长”。
雄心壮志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想当总统的雄心壮志使得许多总统候选人忘记了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忘记了当前的职责。我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任何时机，承受最严酷的考验，同时完成两件或三件工作。1987年，我本来可能基于自信和雄心壮志而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我没有。最终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部分：切尔西。卡尔·瓦格纳也是一个独生女儿的父亲，他对我说，我必须能够忍受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无法与切尔西待在一起。米基·坎特正在和我深谈的时候，切尔西问我暑假去哪里玩。我说如果竞选总统的话，我可能哪儿也去不了；切尔西回答：“那么妈妈和我自己去玩，不带你。”这真是一锤定音。
我走进州长官邸，朋友们正在吃午餐，我告诉他们说不打算竞选总统了，对把他们邀请过来感到抱歉。随后我来到怡东酒店，向几百名我的支持者宣布我的决定。我尽力解释清楚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但又放弃的经过：我需要时间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我需要一些私人的时间。政治家也是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确是普通人。我，或者其他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惟一可以贡献的东西都深藏在内心。是它点燃人们的热情之火，赢得他们的信心和选票，无论他们住在威斯康星州、蒙大拿州，还是纽约州。我生命的这一部分需要更新。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竞选活动可能对我女儿产生的影响。我起步这么晚，其他的候选人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两年了，要想获胜，惟一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出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路上拉选票，而且还让希拉里也跟着我这样做……我见过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下长大，很长很长时间以前，我对自己发誓说，如果我有幸生儿育女，我决不让他/她在长大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
尽管希拉里说无论我做何选择，她都会支持我，但她还是松了一口气。她认为我应该完成我在阿肯色州开始的事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支持我的根基。她也知道这不是我离开家人的合适时机。母亲在麻醉工作上出了点问题，罗杰刚刚出狱两三年，希拉里的父母正准备搬到小石城。1983年1月，我在向议会宣誓就职的时候，休·罗德姆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到了大学医疗中心，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他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当发现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说：“休，我的演讲还不够好，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犯心脏病！”1987年，他经受过一次小小的中风。休和多萝西不必独自待在帕克里奇。我们希望他们待在我们身边，他们也盼望着搬过来，主要是为了离惟一的外孙女近一些。不过，搬家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次大的调整过程。
我放弃竞选，希拉里感到高兴，因为她不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民主党不大可能赢得1988年的大选。她觉得“里根革命”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虽然发生了伊朗门事件，但她仍相信乔治，布什将以温和版的里根形象赢得选举。四年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超过70％，民主党获胜的前景比四年前要黯淡得多，希拉里却鼓励我参选。不出所料，两次她都是对的。我宣布放弃竞选的决定之后，感觉仿佛从肩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担。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父亲、丈夫和州长，自由自在地为解决全国性的问题而呼吁和努力，无须考虑迫在眉睫的抱负。
7月，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一起去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城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完成我为期一年的主席使命。我的继任者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他许诺要继续进行福利改革，我和他的关系也很好。会议休会之后，民主党的州长们去了麦基诺岛，在那里，吉姆·布兰查德州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与所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见面，包括艾尔，戈尔参议员、保罗·西蒙参议员、乔·拜登参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众议员、杰西·杰克逊牧师、亚利桑那州前州长布鲁斯，巴比特和迈克·杜卡基斯州长。我觉得我们的候选人都很出色，但我最看好杜卡基斯。马萨诸塞州在他的管理下，拥有成功的高科技经济和平衡的预算，在教育和福利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他是作为一个“新民主党人”在管理他的州，他也有过因遭受负面攻击输掉选举随后又成功当选的经历。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马萨诸塞州有自由主义倾向，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推举他，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州长，能够避免前几次大选中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的错误。何况，我们也是朋友。迈克听说我不参选时，舒了一口气，他提前送我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快乐的41岁。克林顿1996年当选。那时你才49岁！”
见面结束之后，吉姆·布兰查德州长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摇滚音乐会，汇聚了汽车城底特律60年代出名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四尖子”乐队、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兄弟乐队，还有小沃克，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能吹出我们大多数人吹不出的高八度音。演出快结束之际，一个女青年走到我跟前，邀请我和所有乐队成员一起演奏他们的保留曲目《在街上跳舞》。我已经三年没有摸过萨克斯管了。“有乐谱吗？”我问。“没有。”她答。“什么调？”她答：“我不知道。”“我可以练习几分钟吗？”回答又是：“不行。”我的回答只能是：“好吧，我来吹。”我上了舞台。他们递给我一个萨克斯管，马上在喇叭口加了一个麦克风，演奏开始了。刚开始我尽可能地吹得轻一点，直到我调好音，找着调。随后我融人了演奏，表现很不错，我仍然留着和小沃克一起即兴演奏爵士乐的照片。
9月非常忙碌。新学年即将开始，我和接替特雷尔·贝尔出任里根内阁教育部长的比尔·贝内特一同出现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我和贝内特相处得不错，他赞同我对教育工作核定和教授在校学生基本价值观的支持，当我说各州需要联邦政府为孩子的早期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当贝内特批评全国教育协会阻挠教育工作核定时，我说，我认为全国教育协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越做越好，并提醒他说，另一大教师组织美国教师联盟的领导人艾尔·尚克尔既支持教育成绩责任制，也支持价值观教育。
不幸的是，我当上总统后，与比尔·贝内特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开始致力于提倡德行，这成了他的工作。尽管他曾送我一本书，上面写着“赠比尔·克林顿，明白事理的民主党人”，但是很显然，他逐渐认为要么是他看走了眼，要么与他赠书时相比，我已经变得完全不明事理了。
大约在我接受“会见新闻界”节目访谈前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参议员要我作证反对被里根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罗伯特·博克法官。我知道乔要我作证是因为我是来自南方的白人州长；我曾经跟着博克学过宪法，这更是一个有利因素。在我答应之前，我阅读了博克的大多数文章、重要的司法主张和发表的演说文本。我得出结论，博克法官不适合在最高法院任职。在长达八页的声明中，我说博克是我的老师，我喜欢他，奠敬他，也承认里根总统在任命官员时应该享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我仍然认为参议院应该否决这项提名。我指出，博克自己的言论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并非主流的保守主义者。除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他批评了最高法院几乎所有扩展了民权范围的主要判决。事实上，19a年，博克和威廉·伦奎斯特是仅有的建议巴里·戈德华特否决民权法案的两名律师。作为南方人，我十分明白不要让这些判决再生枝节、再次撕开种族伤疤的重要性。几十年来，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当中，博克对最高法院如何保护个人权利有着最褊狭的看法，他认为“十多起”最高法院的判决应该被推翻。比如，他说已婚夫妇使用避孕用品不应被当成隐私而不受政府干涉，如同公用事业公司无权污染空气一般。事实上，他认为公用事业公司和其他企业有权得到更多的保护，比个体公民更应远离他所反对的政府干涉行为，他在大海湾案件中判决阿肯色州败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具体到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他却把司法限制扔到一边，主张采取激进行动。他甚至说联邦法院不应该实施反托拉斯法，因为这种法律的根基是有缺陷的经济理论。我要求参议院不要冒险，以为博克法官不会按他一贯的信仰行事，不要以为他在批准程序中做出的更加温和的保证似乎从此便会成为他的执法原则。
我不得不提交我的证词，而不是亲自到场作证，因为听证会推迟了，而我必须去欧洲参加一个贸易洽谈会。10月底，参议院以58票对42票否决了博克的提名。我怀疑我的证词根本没有产生影响。里根总统随后提名安托宁·斯卡利亚法官，他和博克同样保守，只不过没有同样多的口头和书面材料来证明这一点。他轻松过关。2000年12月，在“布什诉戈尔案”中，他签署了最高法院的周六判决，史无前例地颁布禁令，要求停止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三天后，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判决乔治·B．布什选举获胜，理由是基于待处理的争议选票无法按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要求在当天午夜前计算完毕。理由当然不是这个：最高法院三天前终止了对合法选票的计票。这样的司法激进案例恐怕连鲍勃·博克都会脸红。
贸易洽谈结束之后，希拉里与我和约翰·苏努努、罗得岛的埃德·迪普雷特州长一起到佛罗伦萨，会见我们的意大利同仁。这是希拉里和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我们爱上了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圣吉米亚诺和威尼斯。我对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成功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德国还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原因之一是小本生意人合作无间，互相分担设备、管理和市场营销费用，自中世纪成立行会以来，意大利北部的-rl／~几个世纪一直遵循这一传统。我又一次找到了可能适用于阿肯色州的经济发展理念。回国之后，我们帮助一群失业的铁皮工人创办作坊，相互之间分担成本和市场营销花费，就像我见到的意大利皮匠和家具-r'l~所做的那样。
10月，美国股市在一天之内暴跌500多点，这是自1929年以来一天中的最大跌幅，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巧的是，股市收盘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人萨姆·沃尔顿正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萨姆是阿肯’色州商会的会长，该商会会员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们还有一个委婉的称呼：“豪服俱乐部”。他们致力于提高阿肯色州的教育和经济水平。萨姆暂时告辞去看看沃尔玛股票的情况。他全部的财富都与这家公司息息相关。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开一辆老式的轻型货车。萨姆回来之后，我问他损失了多少。“大约10亿美元。”他答道。在1987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钱，即便对萨姆·沃尔顿也是如此。我问他是否担心，他说：“明天我将飞到田纳西看看刚刚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如果停车场里有很多车，我就不担心。我的公司之所以上市，只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开设更多的超市，也给我们的员工提供一个人股的机会。”几乎所有为沃尔玛工作的人都拥有它的股份。沃尔顿与新型的企业管理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便公司的效益不好，工人的效率不高，他们仍然坚持大幅增长薪水，坚持在公司倒闭时能够享受“金降落伞”的待遇。新千年的头几年，许多股票的崩盘暴露出新一拨管理层的贪婪和腐败，我不禁回想起1987年萨姆·沃尔顿损失了10亿美元的财富。萨姆是共和党人。我怀疑他可能从未投过我的票。我并不赞成沃尔玛公司那时候的所有做法，也不赞成萨姆去世后该公司一些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我说过，沃尔玛公司“购买美国”的计划执行得不如以前好。它也被指控雇用大量的非法移民。还有就是；这家公司是反工会组织的。不过，如果我们的公司管理者都富有献身精神，都把个人财富的涨落与员工、股民的利益绑在一起，美国的经济将会更加繁荣。
1987年即将结束之际，我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做了这个十年里的第三次演讲，重申我一贯的主张：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并且带动全美国的人民与我们一起认清现实。里根总统已经许诺，要降低税收，提高国防开支，平衡预算。前两项承诺他都履行了，但第三项却做不到，因为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是很难达到收支平衡的。结果导致我们的国债激增，用于长远发展的资金短缺，而国民收入减少了40％。我知道共和党人对他们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我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却如同两只观看青少年跳霹雳舞的老狗。一只老狗对另一只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也那样跳的话，他会把我们赶走。”
我对来佛罗里达州参加全国大会的民主党人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创建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并确保美国人民在这个新秩序中的位置。”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为了拥有明天，今天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回头再看，我觉得我在肋年代末发表的演说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与我在1992年说的话、当上总统之后努力去做的事是如此一致。
1988年，我到过哥伦比亚特区和13个州发表演说，主题基本上一半与政治有关，一半与政策有关。大部分关于政策的演讲都围绕着教育和福利改革立法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年底国会能通过福利改革法。不过就我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关于政治的演讲题为“民主资本主义”。2月29日我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向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做了这个演讲。从那时起，我越来越热衷于参加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活动，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惟一致力于提出和阐明民主党人赢得大选和正确领导国家所需新理念的团体。在威廉斯堡，我谈到全球经济参与途径“民主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和社团都可以参与。我已经接受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真正的弱者》一书中阐述的观点：不可能按种族划分找到各自解决积重难返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方法。惟一的解决途径是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在阿肯色州，我继续着力解决学校和监狱面临的预算问题，推动我的“好开端、好学校、好工作”计划，争取通过立法促进税收改革和游说制度改革。最终，由于州议会不愿通过这两项提案，我便将它们留给下次选举时投票表决。利益集团大肆采用广告反对这两项提案。游说制度改革获得通过，税收改革被否决了。
杜卡基斯州长正采取行动确保自己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亚特兰大召开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前两星期，迈克请我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和他的竞选负责人告诉我，虽然在民意调查中他领先于副总统布什，但美国人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们认为，提名演讲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人们认识他，他的个人品质、政绩和创见都决定他是总统的适合人选。因为我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是南方人，他们希望我能做提名发言，用掉规定的全部时间，大约25分钟。这不同于常规的做法：三个代表民主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分别做五分钟的提名发言。没有人仔细听这些发言，但发言的人和他们的选民会感到高兴。
这个邀请让我感到荣幸，但同时我也很谨慎。我说过，全国大会都是闹哄哄的碰面会，除了主旨发言和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的演讲，讲台上传来的声音一般是背景音乐。我参加过的全国大会不少，非常清楚如果代表们和媒体没有心理准备，大厅里的状况又不是很有利，额外的一个冗长发言肯定会砸锅。我对杜卡基斯的人说，我的发言不会产生积极效果，除非讲话的时候把灯光调暗，杜卡基斯手下负责发言秩序的人能让代表们保持安静。还有，他们不能鼓掌太多，不然发言的时间会显著加长。我对他们说，这样做的确很麻烦，如果他们不想做的话，我可以做一个五分钟的激动人心的演讲，表示支持。
7月20日发表演讲那天，我拿了一份演讲稿到迈克的房间，让他和他的手下过目。我对他们说，这份书面讲稿口头讲起来要花22分钟，如果鼓掌不太多的话，我们的时间不会超过限定的25分钟。我又说如果他们觉得效果更好的话，我可以把讲稿砍掉25％，或者50％，或者75％。一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问他们希望我如何讲。得到的答复是一字不落。迈克希望美国人民像我一样了解他。
那天夜里，我被介绍之后，踏着强劲的音乐走上讲台。我刚一开口，灯光就暗了下来。接下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我还未讲完三句话，灯光又亮了起来。然后我每次提到迈克的名字时，听众都起哄。我立刻明白，应该丢掉讲稿只讲五分钟，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真正的听众都在看电视。如果我能够忽视大厅里分散我注意力的人和事，我还是可以让待在家里的老百姓听到迈克希望他们听到的一切：
我想讲一讲迈克·杜卡基斯。他从底层崛起，速度如此之快，我们每个人都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当州长是什么样子，他又能成为什么样的总统。
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让你们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想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迈克·杜卡基斯成为继安德鲁·杰克逊之后第一位父母为移民的美国总统。
我一一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会场上都是说话声，只有在我提到迈克的名字时，才会听到欢呼。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推着200磅的巨石上山。后来我开玩笑说，讲到十分钟的时候，美国萨摩亚人代表团开始取笑起来，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几分钟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人开始取笑我，他们播放会议大厅里听众心不在焉的镜头，问我什么时候结束演讲。只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无线广播阿从头至尾播放了演讲，没有插入任何批评和评论。采访大会的媒体显然事先不知道我将讲多久，或者我要做什么。另外，我这篇演讲稿的写作风格全错了。我本想连续讲讲迈克的生活经历，不会被太多的鼓掌打断，所以我的演讲听上去像随意的对话，“说教味”也太重。我以为可以不理睬现场的代表，只当给看电视的观众演讲，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也有一些精彩的话，可是，天哪，我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在演讲艰难地结束时，我说：“在结束……”这是整整32分钟的灾难。后来我对希拉里开玩笑说，我本不清楚自己的演讲有多糟，直到我们走出会场，她开始走向陌生人，介绍说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幸运的是，迈克·杜卡基斯并没有因我的过失而受到伤害。他选择劳埃德·本特森做竞选伙伴，颇受好评；他们两人的提名演说都非常精彩；两位候选人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对手。而我却像一具行尸走肉。
7月21日，汤姆·谢尔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灾难性的文章，把媒体对我演讲的反应归结为：“周二，杰西·杰克逊使大厅里所有的人激动万分；周三晚上，阿肯色的比尔·克林顿州长却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木头。”他称之为“温迪·克林蒂演出失败的经典”，还用令人难堪的细节描绘各大广播公司如何想办法用节目填补我演讲的那段时间。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希拉里和我都清楚我昨天跳进了一个深渊，必须自己想办法爬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只好自我解嘲。我在公众场合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不是我表现最好的一小时。甚至那一个半小时我的表现都不是最好。”表面上我一直装出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告诫自己，从此能不再忽视自己对演讲的直觉反应。我做到了，惟一的例外是1994年我就医疗保健问题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短暂瞬间。
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像这次回家这么愉快。阿肯色州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的一些多疑的支持者们认为我被人算计了。大多数人只是觉得我放弃了一贯的即兴发挥，灵感的火花被书面演讲稿束缚得死死的。罗伯特·“赛”·麦金托什，一位性格难以捉摸的黑人餐馆业主，之前与我的关系时好时坏，这一次挺身而出，猛烈抨击媒体的报道，在州议会大厦举办免费午餐，招待所有送来明信片或信件回击一位在全国性媒体上批评我的人。来的人超过500位。我收到了大约700封谈那次演讲的信，90％持肯定态度。显然，写信的人都通过电台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听到了我的演讲，丹·拉瑟至少做到了在全部转播完我的演讲之后，才开始冷嘲热讽。
回来大概一天之后，我的朋友哈里·托马森给我打电话，他是成功的电视节目“钻石女郎”的制片人，撰稿人是他的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哈里是丹尼·托·马森的兄弟，在教堂合唱团里丹尼就站在我的旁边。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哈里回阿肯色州拍摄一部反映内战时期的电视电影《蓝与灰》，希拉里和我认识了他。哈里对我说，“劣材也成器”，但是动作得快。他建议我参加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并拿自己开涮。我尚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回答说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考虑。卡森已经就我的演讲发表了不少“见解”，正在兴头上。他说的比较难忘的一句话是：“演讲结束，效果好得像维可牢避孕套。”不过实在没有多少可考虑的——我的处境已经不可能再坏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哈里，’请他替我安排在卡森节目里露面。卡森一般不邀请政治家参加自己的节目，但是显然，这次他破例了，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错过了可惜，也因为我答应吹萨克斯管，他可以把这作为借口，表明他一直没有打破惯例，最起码没有邀请过不会玩乐器的政治家。吹萨克斯管是哈里的主意，这不是他为我想到的最后一个绝妙主意。
几天之后，我坐上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飞机，陪同我的是布鲁斯·林赛和我的新闻秘书迈克·高尔丁。节目开始之前，约翰尼·卡森来我的等候室和我打招呼，他几乎从未这么做过。我猜想他知道我将不得不承受难堪和痛苦，希望使我放松心情。按照安排，节目一开始我就上场，但是卡森的开场白便是让观众们不要担心我的出现，因为“我们在休息室里准备了大量的咖啡和舒适座位”。随后他介绍我。接着又介绍我。接着还是介绍我。他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把他的调研人员能找到的关于阿肯色州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我觉得他讲话的时间要超过我在亚特兰大演讲的时间了。等我终于上场坐定之后，卡森取出一个巨大的沙漏，放在我边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沙子在往下漏。沙漏的下滑时间有限。效果却非常热闹。让我觉得更好笑的是，我自己也带来了沙漏，演播室的人却说我绝对拿不出来。卡森问我在亚特兰大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想帮并不擅长辞令的迈克·杜卡基斯留下一个好印象，“而且取得了完全超乎我想像的成功”。我告诉他，杜卡基斯非常喜欢我的演讲，他希望我去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为布什副总统做提名演讲。随后，我说我故意弄砸了演讲，因为“我一直希望能以最差的面目出现在这个节目上，现在我做到了”。约翰尼问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怎么看。我面无表情地回答：“这要看今晚我参加这个节目的表现。”我们又说丁几分钟俏皮话，演播室里的观众开怀大笑，随后约翰尼邀请我演奏萨克斯管，与多克·塞韦林森的乐队合作。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的弱拍版，效果和之前的玩笑话一样好。然后我坐下来欣赏下一位嘉宾的演出，他是著名的英国摇滚歌手乔·科克尔，演唱了他最新的热门歌曲《放飞我的心》。
节目结束之后，我如释重负，感觉效果差不多已经达到最好。哈里和琳达为我举办了一个晚会，邀请的客人是他们的一些朋友，包括另外两个阿肯色人，一个是获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玛丽·斯滕博根，另一个是吉尔·杰拉德，因主演《巴克·罗杰斯在25世纪》而一举成名。
我坐了一趟红眼航班回阿肯色州。第二天，我了解到卡森的节目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在阿肯色州的收视率更是高得惊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阿肯色人熬夜收看电视，但是阿肯色的尊严岌岌可危。我走向州议会大厦的时候，家乡的人聚集在那里为我的表现鼓掌，喝彩，拥抱我。最起码在阿肯色州，卡森的节目已经成功地让我摆脱了亚特兰大的溃败。
情况对我来说越来越好，对其他美国人也是如此。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一周刚刚把我“封为”政治大输家，这一周却把我评为政治赢家。汤姆·谢尔士说我已经“奇迹般地康复”，还说“看电视的观众喜欢这样卷土重来的故事”。不过事情并未结束。8月，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到纽约州长岛，与我们的朋友利兹·罗宾斯一起在海滩度假。我接到邀请，为在那里过夏天的艺术家与作家之间的年度慈善垒球比赛担任裁判。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现在担任纽约《每日新闻》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出版人的莫特·朱克曼正在投球，而我嘴里喊着“坏球！”“好球！”当我被介绍上场的时候，广播员开玩笑说，他希望我不会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那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喊完“坏球！”“好球！”我大笑，肚子里却在嘀咕。直到一局结束之后，我才知道观众的反应。一个高个男人从看台上站起来，走到场地里，朝我走来。他说：“不要在意他的批评。其实我听了你的演讲，我非常喜欢。”他是切维·蔡斯。我一向喜欢他的电影。现在我成丁他的终身影迷。
无论是我蹩脚的演说，还是我在卡森节目里的精彩表现，都与我履行州长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场磨难再一次提醒我，人们的看法对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成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件事也让我学会了谦卑。我知道，聋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对身处尴尬或耻辱境地的人的心情更加敏感。我对帕姆·斯特里克兰一我非常尊敬的《阿肯色民主党人》的记者——承认说：“政治家偶尔被人在背后打上一拳，我不能肯定这是坏事。”
不幸的是，我的处境越来越好，迈克·杜卡基斯的处境却不是如此。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乔治·布什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提名演说，提出一种“更友善、更温和的”里根主义，并请我们“看我的嘴型：绝对不会增加新的税收”。另外，副总统并没有对迈克·杜卡基斯采取“更友善、更温和的”态度。·李·阿特沃特和他手下的人像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样紧咬住他不放，曝料说迈克不相信向国旗宣誓效忠，也不主张对罪犯实行严厉打击。一群与布什阵营没有公开联系的“独立”人士播放丁一条广告，主角是一个名叫威利·霍顿的被判有罪的杀人犯，由于马萨诸塞州实行监狱犯人出狱休假计划，他得以获释。并非巧合的是，霍顿是黑人。迈克·杜卡基斯的对手正试图给他抹黑，杜卡基斯却没有迅速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以自救，反而被人拍到戴着头盔坐在坦克里的照片，看上去不像即将担任三军总司令的人，而像《疯狂杂志》的艾尔弗雷德·E．纽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