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5日上午，十岁的切尔西为我举着《圣经》，我在小石城举行了最后一次宣誓就职仪式。按照惯例，我在州众议院拥挤的议事厅里发表了非正式的演说，然后中午时分，又在公众仪式上做了更加正式的演讲，由于天气恶劣，公众仪式在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举行。新的议会里有着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和黑人。众议院议长约翰·利普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杰里·布考特都是进步主义者，是我的热忱支持者。吉姆·盖伊·塔克是副州长，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副州长，多年来头一次，我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而不是背道而驰、冲突不断。
我把就职演说献给在波斯湾服役的阿肯色籍男男女女，强调在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这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我们必须手挽手共同走向未来，否则，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随后我概要描述了至今我所提过的最为宏伟的计划，涉及教育、医疗保健、公路建设和环保。
教育方面，我主张大量增加以下项目：成人读写教育和培训项目，面向不上大学的青年人的学徒项目，面向学过必修课程、平均得分为B、不吸毒的中产阶级和低收人家庭孩子的大学奖学金，面向贫困孩子的学前教育项目，为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成立的寄宿制高中，把14所年代很久的技校改成两年制学院，在两年内为教师加薪4000美元。为此我要求议会将销售税提高5美分，将公司收入税提半个百分点。
我的一揽子计划中还有几项改革措施，包括为怀孕妇女和孩子购买健康保险，把25万纳税人（超过总纳税人数的25％）从州所得税清单中去掉，对75％的纳税人实行所得税抵免以补偿销售税的提高。
在接下来的68天里，我开始做工作确保这项计划能顺利通过，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把议员们请到我的办公室；参加他们的委员会听证会，从私人的立场为法案辩护；夜间活动时或清晨在议会大厦自助餐厅里把他们堵住不放；与他们一起在议事厅外或衣帽间里闲聊；很晚给他们打电话；把反对方的议员和他们的游说人士叫到一起仔细研究折中方案。议会例会结束之时，我的全部计划都获得通过。税收提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介于76％和100％之间的票，其中包括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的投票。
阿肯色州最有声望、最机敏的专栏作家欧内斯特·杜马说：“就教育而言，这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最有收获的议会例会之一，也不妨说是最有收获的。”杜马着重提到，我们还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路项目，极大地扩展了针对贫困家庭的医疗保健服务，通过了督促回收利用和减少固体废物的提案，“削弱污染工业对州污染治理机构的控制”，使环境得到改善，拒斥一些宗教狂热者的压力，为贫困社区的学校开设医疗诊所。
议会在学校诊所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最为激烈。我赞成如果当地学校理事会同意的话，允许诊所派发保险套。参议院也持这个立场。保守一点的众议院坚决反对使用保险套。最后议会接受了戴维·普赖尔众议员的折中方案，2002年，普赖尔成为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新参议员。他的折中方案是这样的：不允许从州财政支出购买保险套的费用，但是如果有其他资金来源的话，可以派发保险套。《阿肯色报》诙谐的专栏作家鲍勃·兰开斯特写了一篇极其可笑的文章，记叙了“保险套议会”的斗争过程。他怀着对荷马的歉意，把这个过程称为“特洛伊战争”。
议会还通过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提案，禁止城市和县颁布枪支控制法令，与我在1989年否决的议案一模一样。南方没有哪一个州的议会能对全国来复枪协会说“不”。即便在自由派居多的参议院，这个法案也以26票对7票获得通过。最起码我使得参议院很晚才通过这个法案，这样我可以等议员回家之后再否决，不给他们推翻这项否决的机会。这个提案送到我办公室之后，我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一个年轻说客有一场精彩的交锋，他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谋求通过法案。他个子很高，穿戴讲究，说话带着清晰的新英格兰口音。一天，我正穿过圆形大厅从议会大厦的众议院走到参议院去，他拦住了我。“州长，州长，您为何不让这个法案无需您的签名直接变成法律呢？”我第无数次开始解释不支持这项法案的原因。他脱口而出：“听着，州长，明年您将竞选总统，如果您否决这项法案的话，一旦竞选总统，我们将在得克萨斯州让您一败涂地。”我没有猛烈还击，我意识到我已经变得成熟稳重，更加老练。我反倒微笑着，对他说：“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喜欢这个法案。你知道枪支控制在阿肯色州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你只需在华盛顿花哨的办公室墙上挂一张表，最上方是这个法案，所有的州都列在下方。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法案的价值。你只想在表上阿肯色州旁打个勾。所以你只管拿好你的枪，我也会拥有我的枪。我们都备好马，得克萨斯见。”议会散会之后，我立即否决了法案。之后不久，全国来复枪协会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攻击我的广告。直到我开始把这件事写成文字，我才意识到在与全国来复枪协会说客的唇枪舌剑中，我已经承认正考虑竞选总统。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有任何机会竞选总统。我只是不喜欢受人威胁。
议会散会之后，亨利·奥利弗告诉我说他必须离职了。我不愿意失去他，不过他有着数十年令他自豪的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联邦调查局、地方和州政府里工作的经历，完全有资格退休回家。卡罗尔·拉斯科和格洛丽亚·凯布暂时接管他的工作。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尽力确保我们庞大的议会法案得到贯彻执行，并代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到全国各地考察。因为我试图证明我们如何能重新赢得“20年前成群结队离开民主党”的“主流中产阶级”选民，媒体不停地揣测我将参加1992年的总统大选。在4月的一次采访中，我就此开起了玩笑，说：“只要还没有人竞选，任何人都可以，这也是好事。这会让我母亲感到高兴，她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我的名字。”
我仍然不认为自己能够或应该参选，而在海湾战争的余晖中，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仍然高于70％，不过，此时我开始觉得，受到民主党传统基础和摇摆选民支持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成员也许有参选获胜的机会，因为美国存在华盛顿尚未顾及的严重问题。总统和他的团队似乎决心借着海湾战争的翅膀飞向胜利的终点。无论是在阿肯色州，还是旅行到全国各地，我的所见所闻已经足够丰富，我知道美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不可能一帆风顺。1991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4月，我到洛杉矶参加“教育优先”协会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这是一个致力于改善公众教育的市民组织。西德尼·普瓦捷把我介绍给大家之后，我讲述了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三件与教育有关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未来的希望与隐患。我是在一年多前看到希望的，当时我在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给一群祖籍为1X个其他国家的学生演讲。学生文化背景的多元化是一个吉祥的预兆，说明我们将有能力与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竞争，并建立良好关系。当希拉里和我看望洛杉矶东部的六年级学生时，隐患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了不起的孩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对正常生活的深切渴望。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大的恐惧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他们还说，他们经常练习蜷伏在课桌底下以躲避飞车上扫来的子弹。孩子们的第二大恐惧是一到13岁，他们必须参加黑帮，吸食强效纯可卡因，不然会被同龄人狠狠殴打。与这些孩子的接触令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应该获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还有一次，我去加利福尼亚与参加商业圆桌会议的人探讨教育问题，一家电话公司的总裁对我说，该公司70％的应征者录用考试都不及格，尽管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我问当时在座的人，如果儿童时代充满了危险，如果学校教育达不到要求，刚刚取得海湾战争胜利的美国如何能有希望领导后冷战时期的世界。
当然，说美国有问题是一回事，说联邦政府应该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在里根和布什执政的日子里，美国公民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联邦政府是问题的根源，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让他们听得进我们的话，如何说更显重要。宣扬这个理念是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使命。
5月初，我去克利夫兰主持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大会。一年前，在新奥尔良，我们发布了《原则宣言》，试图跨越华盛顿陈腐的两党纷争，创造一场充满活力而温和的进步主义运动，其新观念应扎根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曾被民主党内一些自由派领导人批评为过于保守，比如马里奥·科莫州长和杰西·杰克逊牧师说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代表着“民主党有闲阶级”，尽管如此，大会仍旧吸引了数量相当多、层次相当高、创造力相当强的思想家、州及地方政府官员，还有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商人。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包括几个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都来了。发言的参议员有萨姆·纳恩、约翰·格伦、恰克·罗伯、乔·利伯曼、约翰·布鲁、杰伊·洛克菲勒和艾尔，戈尔。除了我，到场的州长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劳顿·奇利斯和弗吉尼亚州的杰里·巴利列斯。到场的众议员大多代表保守的选民，比如俄克拉何马州的戴夫·麦柯迪，或者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感兴趣，比如纽约州的史蒂夫·索拉兹。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和弗吉尼亚州前州长道格·怀尔德也来了，他们两个不久都将竞选总统。不少有才华的黑人领导人也来了，包括怀尔德州长、克利夫兰的迈克，怀特市长、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很有创见的文斯·莱思局长、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尔·格雷众议员和密西西比州的迈克·埃斯皮众议员。
会议开幕式上，我做了主旨发言，再三强调美国需要改变方针路线，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应该起领头羊的作用。我先是列举了美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指责共和党人玩忽职守，然后着重指出，虽然共和党人施政失败，但民主党人不曾赢得过大选，“因为太多过去一直支持我们的选民——我们正在谈论的负担沉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大选中对我们有不信任感，他们不相信我们能保护美国在国外的利益，不相信我们在制定国内社会政策时能考虑他们的价值观，不相信我们能有计划、有节制地向他们收税和支出。”
我称赞以罗恩·布朗为首的民主党领导层，他是我们第一位黑人主席，我很支持他。布朗为拓展民主党的基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需要向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包含具体提案的纲领：
共和党的重负是他们的否认、躲避和疏忽。而我们的重负则是给人民提供一种全新的但基于传统价值观的选择，一种简单的全新选择，一种提供机会、强调责任、让公民更能当家作主、让政府更能体恤民情的选择——全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荣辱与共，所谓创造机会的计划，即通过自由公平的贸易，通过增加对新科技和世界一流的教育及技能的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计划对全体国民有所要求：获得大学资助的青年人必须为国服务；福利改革将要求身体健全的父母工作，但给予他们的孩子更多的资助；加大力度贯彻儿童抚养项目；父母更加努力防止孩子退学；“再造”政府机制，打击官僚主义，让国民在子女看护、公立学校、工作培训、老年赡养、社区保安和公共住房方面享有更多的选择。共同体计划要求我们对几百万贫困儿童加大投入，突破种族的界限，创立新型的政治模式，不让美国人相互为敌，而要让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我千方百计试图打破主导国家公共话语的辩论中非此即彼的逻辑。按照华盛顿的惯常逻辑，在教育中你要么追求卓越，要么追求公平；在医疗保健上你要么注重质，要么追求量；要想拥有更清洁的环境，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福利政策要么偏重工作，要么偏重子女的抚育；在工作场所要么支持劳工，要么支持企业；预防犯罪和惩罚罪犯不能同时并举；强调家庭价值观的话，就不能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新闻记者E．J．迪翁在他杰出的著作《美国人为什么憎恶政治》中，把上述逻辑加上了“虚假选择”的标签，指出在各个方面，美国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选择“非此即彼”的逻辑，而应选择“既……又……”的思维方式。我非常赞同，为了表达我的观点，我还用了这样的语句：“家庭价值观不可能喂饱饥饿的孩子，但没有家庭价值观的话，你不可能使一个饥饿的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两者我们都需要。”
在演讲的结尾，我引用了25年多前从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学到的观点：未来可以胜过过去，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从道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实现这个理想。我说：“这就是全新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在克利夫兰开会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拯救民主党。我们的目的是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这是我所做过的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紧紧抓住了我从政17年来所学到的东西和几百万美国人民心里所想的东西。它成了我竞选纲领的雏形，把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转到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它所提倡的理念和价值观既有自由主义的特点，又兼顾了保守主义因素，使得多年来拒绝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开始聆听我们发出的信息。民众对这场演说的接受程度令我激动万分，对于我坚信的美国应该走的道路，我成了首席代言人。参加大会的一些人鼓励我竞选总统，当我离开克利夫兰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参选的话，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很大，我必须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
6月，我的朋友弗农，乔丹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参加一年一度的比尔德伯格会议，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杰出政商领导人将探讨时事和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现状。我一直喜欢与弗农相处，与欧洲人的对话也给丁我许多灵感，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苏格兰工党成员戈顿·布朗，托尼·布莱尔当选首相之后，他成了财政部长。我发现欧洲人基本上都支持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对我们持续低迷和恶化的经济表示担忧，他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在比尔德伯格，我遇到了埃斯特·库珀史密斯，一个激进的民主党人，卡特执政期间曾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埃斯特和她的女儿康妮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她邀请我一起去亲眼目睹苏联最后时期里正在发生的变化。鲍里斯·叶利钦即将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他对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拒斥态度比戈尔巴乔夫更加鲜明。这趟旅行时间虽短却很有意思。
回到阿肯色州之后，我更加坚信如果我参选并当选为总统的话，美国在外交上面临的许多挑战将涉及到我了解并且懂得如何处理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然而，7月来临的时候，我仍然对何去何从犹豫不决。在1990年的大选中，我对阿肯色人说，我将干完整个任期。1991年在议会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功令我对目前的岗位热情陡增。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切尔西换了一所学校，有着很好的老师和朋友，还可以尽情练习她所钟爱的芭蕾舞，过得很快乐。希拉里的律师工作也很出色，凭着她个人的能力赢得了人们极大的欢迎和尊敬。在高度危险的政治波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安定而幸福。另外，布什总统看上去仍是那么不可战胜。6月初的尸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9％的人希望我参选，在我任州长的阿肯色州，我将以32％对57％的选票输给总统，其他的选票尚不能确定投给谁。何况，初选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候选人。其他几个非常优秀的民主党人都有可能参选，所以提名的竞争会很激烈。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的胜算很小。只有一位小州州长曾经当选为总统，那就是1852年当选的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
除掉政治上的考虑，我的确很喜欢布什总统，对他和白宫与我在教育问题上的通力合作心存感激。尽管我和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有很大分歧，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根本不像大多数里根派那样冷酷和右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6月，我去加利福尼亚发表演说，到机场接我的是一个名叫肖恩·兰德雷斯的青年。他鼓动我竞选总统，说他为我找到了完美的竞选主题。随后他播放了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的热门单曲《S，j停止思考明天》。我和他一样，立即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一切。
在洛杉矶，我与希拉里的朋友，那时也已成为我的密友和重要顾问的米基·坎特探讨参选的利弊。刚一开始，坎特就说我应该付给他一美元，作为雇用他的薪水，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便有了特别的意味。几天之后，我送给他一张一美元的支票，附上便笺说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开价昂贵的律师，之所以送上这张支票，是因为我“坚信这是对你付出的回报”。我用这一美元·获得了许多好的建议，但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改变了一切。
7月的二天，琳达·迪克逊说罗杰·波特从白宫打来电话。我说过，我与罗杰在教育目标计划上合作愉快，非常敬佩他既忠于总统又能与州长合作的能力。罗杰询问我是否参加1992年的竞选。我说尚未决定，现在当州长的感觉比几年前更快乐，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我不愿破坏它，但我认为白宫在处理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过于被动。我说，我认为总统应该利用海湾战争胜利累积的巨大政治资本，应对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就这样进行了五到十分钟我所认为的严肃谈话之后，罗杰打断了我的话，直奔主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受命传达的第一句话：“别再胡说八道，州长。”他说“他们”已经仔细研究过有可能参选的人。科莫州长是最有威力的演说家，不过他们的宣传可以把他说成过于自由主义。只要攻击所有参议员的投票记录，他们都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不同。我在发展经济、改善教育和打击犯罪等方面政绩斐然，受我领导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发出的信息极有吸引力，我事实上有获胜的可能。所以如果我竞选的话，他们必须毁掉我本人。“这就是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在每一次选举中媒体必须找个人当靶子，我们将向他们提名你。”他接着说，掌握媒体的人都是精英分子，他们会相信任何关于阿肯色州这个穷乡僻壤的传言。“我们将不惜血本，让那些一言九鼎的媒体人士说出他们必须说的话，为的就是把你赶出去。而且，我们将趁早着手。”
我试图保持镇静，但忍不住怒火中烧。我对罗杰说，他刚刚说的话恰恰显露了政府的问题所在。他们执政时间太长了，以为总统宝座理所当然就是他们的。我说；“你们认为白宫西翼的停车场属于你们，但真正拥有它们的是美国人民，你们必须去争取使用它们的权利。”我告诉罗杰，他所说的话使我参选的可能性更大。罗杰说，这种情绪很不错，但是他是以朋友的身份打电话给我一个合理的警告。如果我等到1996年，我肯定能赢得总统大选。如果1992年我就参选，他们将毁掉我，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终点。
谈话结束之后，我打电话给希拉里，告诉她发生的一切。随后我告诉了麦克·麦克拉蒂。我再也没有见过罗杰·波特，直到我当上总统之后，在为白宫工作人员举行的招待会上，我看到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过那个电话，想过它曾影响了我的决定。
自打孩提时代，我便特别讨厌别人威胁我。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曾因为不听威胁，被人用BB气枪射中，还被一个大我很多的男孩猛打过。在其后的竞选以及担任总统的八年里，共和党将极尽威胁之能事，正如罗杰·波特所预测的，他们从一些媒体人士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就像小时候腿上中了BB气枪的子弹，下巴挨了大抡拳，他们的攻击对我造成了伤害。谎言很伤人，偶尔的真相更伤人。我努力把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以及我的工作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上。当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时，对抗那些纯粹觊觎权力的人要容易得多。
接下来的三个月一晃而过。7月4日，阿肯色州东北部举行了郊游野餐，我看到了第一个“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标语，但也有一些人鼓动我等到1996年再参选，而另一些对我的加税政策心存不满的人更是劝我不要参选。当我去盂菲斯，参加在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洛兰汽车旅馆建立的国家民权运动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时，一些民众鼓励我竞选，但是杰西·杰克逊仍然对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心存疑虑，因为他觉得这个委员会既保守又不团结。我不喜欢与杰西有矛盾冲突，我很仰慕他，尤其敬佩他敦促黑人青年继续读书、远离毒品的努力。早在1977年，小石城中心中学实行种族融合20周年时，我们一起出席了这所学校的纪念活动，杰西对学生们说：“不要打开你们的血管，而要开发你们的大脑。”
1991年，吸毒和青少年暴力问题仍然很严重。7月12日，我去芝加哥参观当地的公共住房项目，了解政府是如何保护儿童的。7月底，我去小石城医院拜访黑人戏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他因为在一家出售吸毒器械的商店静坐抗议而被捕，另外还有四名当地反毒品组织“以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做不可思议之事”的成员。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黑人牧师和当地黑人穆斯林首领。它提出了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杰克逊所赞成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所提倡的，也是我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想使现状发生根本改变的话。
8月，竞选活动初露端倪。我在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并且成立了前哨委员会，布鲁斯·林赛做财务主管。有了这个委员会，我无需成为候选人就可以筹集资金偿付旅行和其他费用。两星期之后，杜卡基斯的主要筹款人，波士顿的鲍勃·法默辞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管职务，帮我筹集资金。弗兰克，格里尔和斯坦·格林伯格也开始帮助我。前者是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人，1990年曾为我制作电视广告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蛊惑力；后者是民意测验专家，1990年大选中心小组成员，对所谓的里根派民主党人及如何令他们回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我想让格林伯格做我的民意测验人。我不愿意放弃迪克·莫里斯，但到那时他已经与共和党候选人和官员交往过多，破坏了他在所有民主党人眼里的形象。
成立前哨委员会之后，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西雅图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在《新闻周刊》举行的年度调查中，我的同仁们刚刚推选我为全国最高效的州长，他们中有几个人鼓励我参选。全国州长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一家坐船从西雅图去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
一回到家，我便开始在全州各地旅行，包括一些事先并未宣布的地方，询问我的选民是否应该参选，他们是否愿意让我放弃干完整个任期的承诺。大多数人说如果我认为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应该参选，但没有多少人觉得我会获胜。普赖尔参议员、邦珀斯参议员、两位民主党众议员雷，桑顿和贝丽尔·安东尼都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副州长吉姆·盖伊·塔克，众议院议长约翰·利普顿和参议院议长杰里·布考特都告诉我，我外出的时候他们将尽职尽责管理好阿肯色州。
希拉里认为我应当竞选，母亲也非常赞成，即便切尔西这一次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告诉她，我会出席她的重要活动，比如圣诞节的《胡桃夹子》芭蕾舞演出、学校活动、“复兴周末”活动和她的生日晚会。但是我也知道，我将错过一些活动：我的萨克斯管和她的钢琴二重奏；万圣节前夕走家串户，切尔西穿着她一贯与众不同的服饰；夜里为她朗读；帮助她做家庭作业。做她的父亲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我只希望在此后的竞选活动中我仍然能做好这份工作。我不在家的时候，我想念她的程度不亚于她想念我。不过电话可以帮忙，还有传真机——我们来来回回发送了很多数学题。希拉里离开家的时间会少一些，而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切尔西能在外祖父母、卡罗琳·休伯、州长官邸的工作人员、朋友和朋友家长那里得到很好的关照。
8月21日，艾尔·戈尔宣布他将不参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消息。他在1988年参加过竞选，如果1四2年他又参选的话，3月10日超级星期二那天，南方各州的选票将被我俩分割，这将大大降低我最终获胜的几率。艾尔惟一的儿子艾伯特被车撞倒，伤势严重。在儿子艰难漫长的康复期里，艾尔决定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很理解并且欣赏他的决定。
9月，我又访问了伊利诺伊州，在艾奥瓦州苏城会见了艾奥瓦州、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领导人，并拜访了设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初选日程安排，伊利诺伊州站尤显重要。提名竞争始于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地区会议，这个我可以放弃，因为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参议员也参选，肯定会在自己的老家获胜。随后便轮到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和科罗拉多州。尔后是超级星期二的南方11个州。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则轮到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
四年前，戈尔参议员在南方各州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但在其他州一无所获，竞选势头受挫。我认为我在伊利诺伊州能获胜，原因有三个：希拉里是，伊利诺伊州人；我和伊利诺伊州南部各县在三角洲委员会中有过合作；芝加哥一些德高望重的黑人领袖都有阿肯色州背景。在芝加哥，我会见了两位激进的青年政治家，戴维·威廉和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他们都将参与竞选活动。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经受了芝加哥选举斗争的考验，非常认同我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凯文·奥基夫乘车周游全州，试图建立赢得选举必需的组织。
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同一天投票，我也希望在那里获胜，因为支持我的有前州长吉姆·布兰查德、韦恩县县长埃德·麦克纳马拉，还有许多从阿肯色州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厂工作的黑人和白人。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之后紧接着便是纽约州，在那里，我的朋友哈罗德·伊克斯正忙着发动支持者，而前州长休·凯里的儿子保罗·凯里正筹集资金。
9月6日，我改组了州长办公室以适应竞选的需要，比尔·鲍恩答应出任我的行政秘书。比尔是国家商业银行董事长、阿肯色州最受尊崇的商业领袖之一，也是所谓的“豪服俱乐部”元老，这个俱乐部曾经支持1991年议会成功通过教育议案。鲍恩的任命，等于告诉阿肯色州人民：我外出的时候，本州的商业企业仍会有能人管理。
在发布参选消息之前，我开始体味到竞选总统与竞选州政府官员的不同。首先，堕胎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如果布什总统连任的话，最高法院将有足够的空缺需要填补，他的人将构成多数，足以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我过去一直支持这一判决，但反对为贫困女人的堕胎提供公共资金，所以我的立场不受任何一方的欢迎。这对贫困女人不够公平，但是我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他们都认为堕胎无异于谋杀。另外，这个问题仍有待讨论，连民主党的议会都一再否决为堕胎提供资金的议案。
堕胎之外还有个人问题。当被人间起我是否吸食大麻时，我回答说从未违犯美国的毒品法。这是一个尴尬的说法，默认了我在英国尝试吸食大麻的事实。对于我个人生活的谣言也很多。9月16日，在米基·坎特和弗兰克·格里尔的催促下，希拉里和我出席了华盛顿记者定期举行的斯珀林早餐会，并回答媒体的提问。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但是米基的话很有说服力。他指出我以前说过我并不完美的话，民众都知道，“你不妨告诉他们实话，无论以后的竞选活动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将比较容易接受。”
一个记者问到夫妻关系问题，我说，与很多的夫妻一样，我们之间存在问题，但是我们都忠于对方，我们的婚姻非常牢固。希拉里对我的话表示同意。就我所知，我是惟一就这个问题说过这么多话的候选人。一些记者和专栏作家感到满意；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我的直率无异于证明我是一个可以大肆攻击的靶子。
我现在仍然不能确定出席早餐会或回答敏感的个人问题这两步是否走得正确。对一个总统来说，人格很重要，但是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这样截然相反的例子所表明的，完美的婚姻生活未必是衡量总统人格的合适标尺。何况，完美的婚姻生活并不是标准。在1992年，如果你违背了你的结婚誓言，离婚又再婚，这样的不忠并不被认为足以使你丧失竞选资格，甚至不值得报道，而婚姻牢固的夫妇成了易被取笑的对象，仿佛离婚常常是更真实的选择。考虑到人们生活的复杂性和父母双方共同抚育孩子的重要性，那也许不是正确的标准。
尽管存在这些个人问题，在竞选早期，我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正面报道，给予我正面报道的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记者，他们对我的政见和政策以及我担任州长期间的政绩很感兴趣。我也知道，这些年来希拉里和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我因此有一群热忱的重要支持者帮我开启竞选大幕，跟随我走遍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阿肯色人愿意到其他州为我竞选。美国人民对我几乎一无所知，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也远远落后，这些事实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它们也不被我放在眼里。不同于1987年，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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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在阿肯色州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早晨，晴朗而清爽。这是即将改变我生活的一天，我照常在清晨去慢跑。我跑出州长官邸的后门，穿过夸波区，跑向老州政府大楼。1977年我宣誓就任检察长之后在那里举行了我的第一场招待会，现在这所宏伟的老房子已经用美国国旗装扮起来了。我跑过大楼，拐弯，朝家跑去，这时我看到一个自动售报机。透过玻璃，我可以读到大字标题：“克林顿的时候到了”。回家的路上，几个路过的人祝我好运。回到官邸，我最后看了一眼竞选声明。我一直推敲到前一天深夜；我自觉写满了激动人心的语言和具体的政策提议，但篇幅仍太长，所以我删掉了几行。
中午，从1978年便与我共事的阿肯色州财政部长吉米，卢·费希尔介绍我上了讲台。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放得开，可能是因为相互冲突的情感在我内心激荡。一方面，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熟悉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又渴望挑战，我有点担心，却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的演讲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是他们给予我力量，使我“走出我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圈子，献身于一项更重大的事业：维护美国梦，让被遗忘的中产阶级重燃希望，为我们的孩子创造未来”。在结尾，我许诺将“给美国梦注入新的生命”，方式是与人民订立“新的盟约”：“给所有的人更多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共同目标拥有更深刻的领会。”
演讲结束之后，我感到兴高采烈，也许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尤其是听到切尔西俏皮地说：“演讲很不错，州长。”在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希拉里和我忙着接待前来祝福的人，母亲、迪克和罗杰似乎都很开心，希拉里的家人也是如此。母亲表现得就像她知道我将赢得大选。按我对她的了解，我仍然不能确定，这是她的真实感受，还是一副假装的“游戏面孔”。那天夜里，我们和老朋友们聚集在一架钢琴周围。卡罗琳·斯特利弹钢琴，自打我们15岁起，就一直由她弹钢琴。我们唱着《奇异恩典》和其他赞美诗，还有很多60年代流行的歌曲，包括{亚伯拉罕、马丁和约翰}，一首歌颂我们那一代逝去英雄的赞歌。上床休息的时候，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将打破愤世嫉俗和绝望情绪的坚冰，重新点燃这些英雄在我心里播下的火种。
马里奥·科莫州长曾说过，我们在诗歌中竞选，在散文中执政。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很多竞选也是散文：把基本的要件组合起来，举行必需的仪式，应对媒体。竞选开始的第二天感觉更像散文，而不是诗歌：一系列将在全国性电视台和地方重要超市播放的访谈，其中将回答最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背弃了要干完整个州长任期的承诺，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值得信任。我把这些问题回答得尽可能圆满，然后谈起我的竞选主题。都是散文般的实际工作，但做完已经是第三天了。
因为我的竞选起步较晚，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整个竞选班子忙得不亦乐乎：建立组织机构，筹款，与具体的选区打交道，在新罕布什尔州拉选票。我们第一个总部设在议会大厦附近第七大街上的一座旧油漆店内。我决定把总部设在小石城而不是华盛顿。这使得出行安排变得更复杂，但是我想靠近我的根基，能经常回家与家人在一起，并处理需要我在场的政府公务。待在阿肯色州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做手头的工作。他们不会因为华盛顿铺天盖地的谣言而分心，不会因为竞选初期媒体给我的出乎意料的良好评价而忘乎所以，也不会因为媒体紧接着对我一连串的负面攻击而万分沮丧。
几个星期之后，旧油漆店已经容不下我们所有的人员，于是搬到附近高等教育部的老办公楼里，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人员多得挤不下为止，那时民主党全国大会即将召开。随后我们又搬到（阿肯色报》的大楼，几个月前，由于《阿肯色民主党人》老板沃尔特·胡斯曼收购并随后解散了《阿肯色报》，这座楼已经搬空了。（阿肯色报》大楼一直到竞选结束都是我们的总部所在地，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失去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历史最长的独立报纸后得到的惟一好处。
在50和60年代，《阿肯色报》拥护民权运动，坚决支持戴尔·邦珀斯、戴维·普赖尔和我努力使教育、社会服务和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在鼎盛时期，《阿肯色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报道精彩，题材广泛，让阿肯色州偏远地区的读者都能了解国家和国际大事。80年代，《阿肯色报》开始面临沃尔特·胡斯曼麾下《阿肯色民主党人》的竞争，此前，后者只不过是一份规模小得多的下午报。接下来的报业大战有一个预先注定的结局，因为胡斯曼掌控着其他有利可图的媒体资产，完全可以承受（阿肯色民主党人》为了同《阿肯色报》争夺广告和客户造成的巨大经营亏损。我宜布参选之前不久，胡斯曼买下了《阿肯色报》，并把它与（阿肯色民主党人）合并，重新命名为（阿肯色民主党人报）。打这以后，郇可肯色民主党人报）将帮助把阿肯色变成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的州。它的社论基调整体偏于保守，对我进行强烈的批评，而且常常是人身攻击。在这方面（阿肯色民主党人报）忠实地反映了其出版人的立场。尽管《阿肯色报》的垮掉令我伤心，能拥有它过去的办公大楼，我仍然很高兴。也许我希望《阿肯色报）过去的进步主义立场能像神灵一样，敦促我们为明天而奋斗。
我们的竞选班子成员都是阿肯色州人，竞选主任是布鲁斯·林赛，以前帮我任命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克雷格·史密斯是财务主任。罗德尼·斯莱特和卡罗尔·威利斯已经忙着联络全国的黑人政治、宗教和商业领袖了。我的老朋友埃里·西格尔答应帮我组织一个全国的竞选班子。
我已经遇到了一个我非常希望其加入竞选班子的人，众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的工作人员，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叫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一位希腊东正教神父的儿子、罗兹奖学金得主，我的朋友蒂姆·希利神父掌管纽约公立图书馆的时候，他曾在那里工作过。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乔治，知道他可以架起与全国性媒体和国会民主党议员沟通的桥梁，对解决竞选中出现的知识挑战做出贡献。
埃里与他见了面，同意我的判断，乔治过来担任了竞选副经理，负责传媒。埃里还会见了年轻的芝加哥政治人物戴维·威廉，我希望他加入竞选班子。我们请他担任竞选经理，他立即答应了。用政治的语言来说，戴维是一位“两栖战将”：除了掌管竞选的整体状况，在伊利诺伊州还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我笃倌，有了戴维做竞选经理，凯文·奥基夫做州组织人，我们能够在伊利诺伊州大获全胜，紧接着就是预料中的在超级星期二横扫南方各州。之后不久，我们说服另一个年轻的芝加哥人拉姆·伊曼纽尔加入竞选班子。在理查德·戴利市长和保罗·西蒙参议员成功的竞选活动中，拉姆和威廉共过事。他身材纤瘦，情感强烈，学过芭蕾舞，虽然是美国公民，却在以色列当过兵。拉姆干劲十足，有他在身边我显得很懒惰。我们请他做财务主任，一个经费不足的竞选班子需要一个干劲十足的财务主任。克雷格·史密斯转而主管州里的竞选组织，这个工作更能发挥他突出的政治才能。很快，布鲁斯·里德离开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担任我们的政策主任。埃里还会见了两位将在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妇女。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迪·迪·迈尔斯成了新闻秘书，她因此必须应对可能超过她想像的“火力攻击”。尽管她很年轻，却经受住了挑战。来自华盛顿州的斯特凡妮·索利恩成了政治主任。她嫁给了弗兰克，格里尔，不过这不是我雇用她的原因。斯特凡妮非常聪明，政治触角敏锐，也不像大多数男人那样严厉固执。高度紧张的努力需要杰出的工作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她两方面都能兼顾。随着竞选的深入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露面，承担起额外的工作。
在资金方面，刚开始勉强够用，阿肯色人给我们提供了慷慨的帮助，鲍勃·法默在马萨诸塞募集了一些款项，一些常年为民主党捐款的人只要他开口便出手相助，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也捐了款，这些资金使我们得到了联邦政府同等数目的资助。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每个候选人必须在20个州里各募集5000美元，每一笔捐款不能超过2刃美元。在一些州，我的州长朋友们亲自过问此事。在得克萨斯州，我长期的支持者杜鲁门·阿诺德捐赠了急需的3万美元。不像许多有钱人，杜鲁门积攒的财富越多，他对民主党的认同越强烈。
有点令我惊讶的是，华盛顿市的许多人愿意帮忙，尤其是民主党律师和筹款人维克·雷塞和我在“复兴周末”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汤姆·施奈德。在纽约，给我提供宝贵帮助的不仅有我们的朋友哈罗德，伊克斯和苏珊·托马西斯，还有一位高盛公司的主管肯·布罗迪，这是他头一次决定要大力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肯对我说，他之前一直是共和党党员，因为他觉得民主党人感情丰富，头脑却用错了地方。后来，他说，他与大牌的共和党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发现他们有脑无心，于是决定加入民主党，因为他认为改变头脑容易，改变心灵却很难，幸运的是，他觉得我是他政治新体验的最好目标。肯带我参加了地位显赫的纽约商人的餐会，出席者中有的勃·鲁宾，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缜密分析和推论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每一次政治竞选运动中，像肯·布罗迪这样的人总会出现，为竞选带来了能量。理念和改变信仰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