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罗斯·佩罗尚未公开宣布的参选越来越受瞩目。他辞去了公司主席的职务，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正当我最终要成功获得提名之际，报纸上却充满着这样的大字标题：“克林顿决意赢得提名，然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佩罗”；“美国初选接近尾声，佩罗值得关注”；“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佩罗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佩罗没有布什总统的从政业绩和我初选中的人格问题这样的负累。对共和党来说，他不啻自己一手制造的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共和党只顾攻击我，让这个商人钻了空子。对民主党来说，他也是一场噩梦，他证明布什总统是可以被击败的，但击败他的人也许不是本党遍体鳞伤的候选人。
6月2日，我赢得了俄亥俄、新泽西、新墨西哥、亚拉巴马、蒙大拿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初选，在加州以48％对40％的得票率击败布朗。我最终获得了提名。在1992年进行的所有初选中，我获得了1030万张选票，也就是52％。布朗的选票有将近400万，占20％，聪格斯获得360万张选票，占18％，剩余的选票投给了其他的候选人和那些选举中立代表的人。
但是那天夜里的重头戏莫过于选民投票结束后接受民意调查的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竟然都有如此多的选民愿意抛弃本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佩罗。这个消息令在洛杉矶比尔特摩饭店举行庆祝活动的我们大为扫兴。希拉里和我坐在我的套间里观看调查结果，连我都难以保持天生的乐观。在我们按照安排去舞厅发表胜利演说前不久，切维·蔡斯来看望希拉里和我。就像四年前他在长岛所做的那样，在我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前来振奋我的精神。这一次还有他的电影搭档戈尔迪·霍恩。他们对我们所处的荒谬处境大开玩笑，最后我的心情也轻松起来，准备继续奋斗。
媒体评论家又一次说我死定了。现在必须击败的人是佩罗。路透社的报道用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整个形势：“比尔·克林顿几个月来一直努力避免私生活被媒体炒作，星期五却面临一场更恐怖的政治灾难——被人忽视。”尼克松总统预测说布什将以微弱优势打败佩罗，而我落在第三，差距很大。
我们的竞选活动必须恢复以前的势头。我们决定直接接触具体的选区和广大民众，继续推行我们的政见。我参加了阿塞尼奥·霍尔的深夜电视节目，年轻的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我戴着太阳镜，用萨克斯管吹奏《伤心酒店》和《上帝保佑孩子》。我还参加拉里·金现场节目，回答观众的问题。6月11日和12日，民主党政纲委员会发布了政纲草案，反映了我的观点和竞选主张，避免采用过去曾对我们造成损害的两极分化的语言。
6月13日，我出现在杰西·杰克逊牧师的彩虹联盟教友面前。起初，杰西和我都认为这是弥合分歧、建立竞选统一阵线的机会。结果却并非如此。那天夜里，在我讲话之前，很受欢迎的说唱乐艺术家苏丽亚姐妹对教友发表了演说。她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对年轻人能够产生影响。一个月前，洛杉矶暴乱后《华盛顿邮报》采访苏丽亚姐妹，她语出惊人：“如果黑人天天杀害黑人，为什么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杀害白人……所以，如果你是黑道成员，总是要杀人的话，为什么不去杀白人？”
我想，苏丽亚姐妹觉得她只想表明年轻黑人的愤怒和疏离，希望他们停止自相残杀。不过她说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竞选班子成员，尤其是保罗·贝加拉，认为我应该对她的言论有所表示。我最重要的政见中有两个与此有关：防治青少年暴力和弥合种族分裂。我已经呼吁全国各地的白人根除种族歧视思想，如果我对苏丽亚姐妹的话保持沉默的话，我可能显得软弱或虚伪。我在讲话快结束时，谈到苏丽亚姐妹的言论：“如果你们从中挑出：白人和黑人的字眼，把它们的位置调换，你们会以为讲这话的人是戴维·杜克……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一旦发现偏见就加以正视。”
政治媒体认为我的话是精心策划的，为的是通过抵抗民主党核心选民，来吸引摇摆不定的温和派和保守派选民。杰西·杰克逊也是这样看的。他觉得我滥用了他的盛情，结果却对白人选民做煽动性的自我推销。他说苏丽亚姐妹是一位做过社区感化工作的好人，我应该向她道歉。他还威胁说不会支持我，甚至暗示说要支持罗斯·佩罗。事实上，苏丽亚姐妹的言论一出我就想提出批评，当时我正在洛杉矶出席娱乐业组织演艺联盟的一个会议。最后我没有批评她，因为当时会议的主题是慈善事业，我不想使之政治化。这次彩虹联盟让我们迎面撞上，我决定我必须大胆直言。
当时我并不真正了解说唱乐文化。多年来，切尔西常常告诉我，说唱乐圈子里都是非常聪慧、被深深疏离了的年轻人，鼓动我多做了解。最后在2001年，她给了我六张说唱乐和hip-hop唱片，我答应一定听一听。我的确听了。尽管我还是更爱听爵士乐和摇滚乐，我也很喜欢这些唱片，我觉得切尔西所说的“聪慧”、“疏离”确有其事。但是我认为，我对苏丽亚姐妹言论的批评是正确的，她显然是在鼓励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且我觉得大多数黑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杰西批评我之后，我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接触市中心那些感觉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年轻人。
6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了鲍里斯·叶利钦，他来华盛顿会见布什总统。外国领导人到一个国家访问时，按惯例要会见反对派的领袖。叶利钦很客气，很友好，稍微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十个月前，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阻止一起未遂政变，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敬慕他。但是，他显然更喜欢布什，认为他将成功连任。会见结束时，叶利钦说即便我这次不能当选。会见结束我的前途也很光明。我觉得他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所需要的领导人，离开的时候，我确信如果我能成功地使他对选举的结果失望，我可以寻求与他合作。
那个星期，我给竞选加了一点点必需的轻松调料。副总统丹·奎尔说他打算担任竞选中的“斗牛犬”。被人问起时，我说奎尔的话会使全美国的消防栓心生恐惧。
6月23日，我又变得严肃起来，再次发布了我的经济计划，并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赤字将大于预期的情况做了少许修改。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要实现在四年内将赤字减半的承诺，我必须压缩给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也不喜欢我的计划，因为我提议提高美国富人和大企业的所得税；里根和布什执政12年之后，美国富人和大企业在纳税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大大降低。如果只是缩减开支，我们不可能将赤字减半，我认为80年代受益最大的人和组织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我决心避免陷人“玫瑰色设想”的陷阱，在过去的12年里，共和党一直深陷其中，常常过高估计国家收入，过低估计国家支出，目的是为了避免艰难的抉择。经过修改的经济计划是在我的新任经济政策助手吉恩·斯珀林的监督下完成的，他已于5月离开马里奥·科莫州长加入了我的竞选班子。他才智出众，几乎不睡觉，玩命般的工作。
6月底，强有力的公众接触和政见宣传初见成效。6月20日的一项民意调查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这并非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佩罗和布什总统就一些私人问题骂得难解难分。这两个得克萨斯人显然彼此厌恶，他们的对骂中还有一些怪异的成分，包括佩罗奇怪地指责布什图谋破坏他女儿的婚礼。
佩罗和布什就女儿的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我请假一天去明尼苏达州北部接切尔西，她每年都去那里参加一个德语夏令营。切尔西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去野营，说她想“见见世面，冒冒险”。明尼苏达州湖区的康科迪亚语言夏令营里有几个村子，完全仿照所教语言国家的原貌建立。年轻人人营之后，将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些外币，接下来的两个或四个星期里一直用村里的语言交流。康科迪亚语言夏令营里有说各种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村子，也有说汉语和日语的村子。切尔西选择了德语村，几年来每个夏天都去。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也是她儿童时代重要的一部分。
7月的头两周，我都用来挑选竞选搭档。经过详尽的调研之后，沃伦·克里斯托弗推荐我考虑以下人选：鲍勃·克里参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沃福德参议员，他曾经与小马丁·路德·金共事，还在肯尼迪总统的白宫工作过；印第安纳州的李·汉密尔顿众议员，他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高望重；佛罗里达州的鲍勃·格雷厄姆参议员，我和他在担任州长的时候成了朋友；还有田纳西州的艾尔·戈尔参议员。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克里和我做州长时合作过，我也不计较他在竞选中对我的苛责。他可以吸引共和党党员和独立选民。沃福德在道义上提倡医疗保健改革和民权。他和鲍勃·凯西州长的关系也很好，可以保证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汉密尔顿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外交事务的丰富知识和在印第安纳州东南一个保守地区的影响力。格雷厄姆是12年中与我共过事的约150位州长中三四位最出色者之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可以把佛罗里达州带人民主党阵营，这将是1976年以来头一次。
最后我决定征求艾尔·戈尔的意见。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这样做。之前的几次会晤中，我们彼此很客气，但不很亲切。选择他也违背了一般的明智做法：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在政治和地理位置方面与总统候选人互补，而我们却来自相邻的两个州。他甚至比我还要年轻。而且，他也认同民主党内的新民主党人。我认为选择他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我们正好是反传统平衡准则的组合。这个组合将向美国人民呈现新一代领导人的风范，证明我确实决心要把民主党和我们的国家带向一个新的方向。我还认为，选择他将在田纳西州、南方各州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州吸引来不少选票。
另外，艾尔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与我构成了互补：他了解我不了解的事物。我对经济、农业、犯罪、福利、教育和医疗保健相当了解，在重要的外交政策和问题上也在行。艾尔在国家安全、武器控制、信息技术、能源和环境问题上是个专家。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是支持布什总统的10个民主党参议员之一。他参加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生物多样化全球会议，对布什总统拒绝支持会议拟定的条约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刚刚写了一本畅销书《处于危险中的地球》，他在书里指出，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热带雨林的毁坏等问题要求我们重新确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去年4月，他送给我这本书，有亲笔签名。我读过之后学到了很多，对他的观点也很赞同。艾尔不仅对我们如果当选必须处理的问题懂得更多，对国会和华盛顿文化的了解也比我深得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将是一位称职的总统，我还觉得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后，他将极有可能当选总统。
我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成立办公室，会见我考虑中的几个人选。艾尔一天夜里来得比较晚，为的是减小被媒体发现的几率。与他相比，这个时间令我感觉更为舒服，不过他仍然思维敏捷，兴致很高。我们就国家、竞选和家庭谈了两个小时。他显然很热爱蒂珀和四个孩子，也为他们感到骄傲。蒂珀是个很有趣的人，也是个很有成就的女人，因为反对当代音乐中与暴力和低级趣味有关的歌词而闻名遐迩，对心理保健很了解，也非常热衷。谈话之后，我很喜欢艾尔，相信他和蒂珀将给我们的竞选增加砝码。
7月8日，我打电话给艾尔，请他做我的竞选搭档。第二天，他携家人飞抵小石城出席宣布仪式。我们一起站在州长官邸后门廊的照片成了传遍全国的重大新闻。这张照片展示了致力于改革的年轻领导人的活力和热忱，比我们说的话更有分量。第三天，艾尔和我一起在小石城里慢跑，尔后我们飞到他的家乡田纳西州的迦太基，参加一个集会，并拜见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对他影响非常大。老艾尔·戈尔三次当选美国参议员，支持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这样的立场导致他在1970年的选举中败北，却让他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形象。艾尔的母亲波林也同样不寻常。她毕业于法学院，在阿肯色州西南部傲过短时间的律师，当时很少有女性能这样做。
7月11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到纽约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我们连续五个星期都很顺利，而布什和佩罗仍在争执不休。头一次，有些民意调查显示我处于领先。全国大会将进行连续四夜的电视转播，我们的优势有可能得到加强，也有可能被削弱。在1972年和1980年，民主党自毁形象，因为美国人民正电视上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毫无生气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差的党。我决心小让这一幕重演。民主党全国大会主席罗恩·布朗也是这么想的。哈罗德·伊瓦斯和罗恩的副手，大会执行主席亚历克西斯·赫尔曼负责运作事宜，确保我们展示的是团结、全新理念和全新领袖。共和党掌控白宫12年之后，基层的民王党人迫切希望赢得大选，这不是坏事。不过我们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让全党团结起来，展示一个更加良好的形象。比如，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哭国人不知道希拉里和我有一个孩子，并认为我出身富豪权贵之家。
对被提名者来说，大会是令人陶醉的场合。这次大会尤其如此。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被说成是靠不住的卑鄙小人，现在却被奉为真善美的典范。在新罕布什尔及其后几个州的初选中，我遭受着对我人格的攻击，不得不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和疲劳时不停抱怨的倾向。现在我却必须控制自我感觉，牢记不要因为所有这些赞扬和媒体的肯定性报道而飘飘然。
大会开幕以来，我们在党内团结方面进展顺利。汤姆·哈金早前就支持我了。现在鲍勃·克里、保罗，聪格斯和道格·怀尔德都讲话表示支持。杰西·杰克逊也这样做了。只有杰里·布朗坚持不表态。哈金现在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政治家之一，他说杰里需要时间给自尊心疗伤。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危机：罗恩·布朗拒绝让鲍勃·凯西州长在大会上发言，不是因为他将表达反对堕胎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不同意支持我。我倾向于让凯西发言，因为我喜欢他，尊重反堕胎的民主党人的信仰，认为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主张和我要使堕胎“安全、合法和减少”的许诺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投我的票。但是罗恩很固执。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些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不致力于在11月获胜的人不应该得到发言的机会。我尊重他以此改造民主党的党纪，同意了他的意见。
大会开幕的夜晚，我党七名联邦参议员女候选人被隆重推出。希拉里和蒂珀也短暂地露了面。随后便是比尔·布拉德利参议员、芭芭拉·乔丹众议员和泽尔·米勒州长的主旨演讲。布拉德利和乔丹名气更大一些，演讲也很出色，但是米勒讲了以下的旧事，把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父亲是一名教师，我出生才两个星期，他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但是我妈妈对上帝的信仰——还有罗斯福先生在电台的声音——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力量。父亲去世之后，母亲靠双手清理出一小块高低不平的地。每天她都会涉水走进附近的小河里，河水是冰凉的山涧水，她从河中拣出几千块光滑的石头盖房子。我一边长大，一边看着母亲用从小河里拣来的石头和在独轮车里搅和的水泥盖好那座房子——直到今天她的手指印还留在上面。她的手印也印在了儿子的身上。她把她的骄傲、她的希望和她的梦想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里。所以，你们瞧，我理解丹·奎尔说孩子最好有双亲抚养的意思。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们有信托基金也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人人都生而富有、英俊和幸运。所以我们就有了民主党。
然后他颂扬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卡特的所有民主党总统，说我们相信政府可以改善教育、人权、民权、经济、社会机会和环境。他批评共和党推行向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政策，支持我在经济、教育、医疗保健、犯罪和福利改革方面的计划。他的讲话是强有力的民主党宣言，正是我希望全国人民听到的信息。2000年泽尔·米勒当选为参议员之后，佐治亚州变得保守起来，他也是如此。他成了布什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意大幅度减税导致赤字猛增，却过分便宜了最富有的人，另外他赞成的预算方案却使贫困孩子无法参加课后计划，失业工人得不到工作培训的机会，警察无法上街巡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泽尔改变了什么对美国最有利的看法，但是我将永远记住他为我、民主党和1992年的美国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的重头戏是政纲的发布和卡特总统、汤姆·哈金和杰西·杰克逊的演讲。杰西一旦决定支持我，便全力以赴，热度简直可以把整座楼房掀翻。不过当晚最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是关于医疗保健的。杰伊·洛克菲勒参议员讲的是所有美国人都得到医疗保险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在我的新罕布什尔州朋友罗恩·马乔斯和朗达·马乔斯身上找到了很好的例证。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而小罗尼的心脏切开手术使他们背上了10万美元的巨额医药费。他们说感觉自己像二等公民，但是他们认识我，而我将成为他们“未来最大的希望”。
重点推出的两个医疗保健发言人都是艾滋病患者：鲍勃·哈托伊和伊丽莎白·格拉泽。我希望把政治家们长期以来忽视的这个问题带进美国人的起居室，成为他们关心的话题。鲍勃是为我工作的同性恋者。他说：“我不想死。但是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自己被总统看成敌人的美国。我可以面对因病死去的厄运，却不能承受因政治而死去。”伊丽莎白·格拉泽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人，保罗·迈克尔·格拉泽的妻子，丈夫曾在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警界双雄》中出任主角。第一个孩子降生时，她因为大出血而接受输血，因此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又因为喂奶把病毒传给了女儿，儿子还在子宫里便受到传染。在大会发言之前，伊丽莎白已经创立了一个小儿艾滋病基金会，到处游说以增加对科研和保健的资金投入，她女儿艾里尔已经死于艾滋病。她希望有一个可以对艾滋病采取更多行动的总统。我当选总统之后不久，伊丽莎白也在与艾滋病的搏斗中失败了。希拉里、我和其他无数爱她和以她为榜样的人都非常伤心。谢天谢地，她的儿子杰克活了下来，杰克的父亲和伊丽莎白的朋友将继续她的事业。
大会第三天，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我排在首位，领先布什总统两位数。这天早上我去中央公园慢跑。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到我们的套房来看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令我们备感荣幸。他是戴维·丁金斯市长请来出席大会的客人。他得体地说，他不想拥护竞选中的任何一方，但他感激民主党长期以来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曼德拉希望联合国派特使前往南非调查暴力事件的蔓延，我说我将支持他的请求。对我们来说，他的来访是一场美好友情的开端。曼德拉很喜欢希拉里，他对切尔西的关心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我在白宫的八年里，他和我谈话时必定会问及切尔西。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还要求和她说话。我见过他对南非的孩子——有黑人也有白人——表现出同样的关切。这是他伟大本质的流露。
星期三是大会热闹的一晚，鲍勃·克里和特德·肯尼迪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还有一场纪念罗伯特·肯尼迪的电影，由他的儿子，马萨诸塞州乔·肯尼迪众议员做介绍。随后杰里·布朗和保罗·聪格斯讲话。杰里对布什总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保罗·聪格斯也是如此，但他还替艾尔·戈尔和我讲好话。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之后，能这样做体现了他的勇气和优雅。
然后便是最重要的时刻：马里奥·科莫的提名演说。他仍然是我们党最出色的演说家，他没有让人失望。他用大气的语言、尖锐的指责和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证明，时机已到，它属于“聪慧得能够了解、强大得能够行动、自信得能够领导的人：‘卷土重来的孩子’，代表一个新美国的新声音”。我另外两个提名人，众议员麦克辛·沃特斯和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戴夫·麦柯迪分别发言，然后点名开始了。
亚拉巴马州把第一个投票的权利让给了阿肯色州，我的老家。我们的民主党主席乔治·杰尼根16年前曾是我竞选检察长的对手，这次他把荣耀给了另一个姓克林顿的代表。然后我的母亲简单地说：“阿肯色州自豪地把我们的48张选票投给最受我们喜欢的子弟，我的儿子比尔，克林顿。”我想知道除了溢于言表的自豪，母亲此刻心里的想法和感觉是什么；她是否想起46年前那个赐给我生命的23岁寡妇，想起她以明亮的微笑承受着种种困难，却让我和弟弟尽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她，非常感激有人想到让她启动投票的程序。
点名继续进行，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从我们住的饭店前往麦迪逊广场花园，途中进了梅西商场，聚在那里看电视上投票的画面。俄亥俄州投给我144票时，我跨过了2145票的多数票门槛，成了民主党的正式候选人。在接下来的游行中，我们三个走上了讲台。候选人在做接受提名演讲之前就来到大会现场，之前只有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这样做过。我简洁地说了几句：“32年前一位希望推动国家继续前进的年轻候选人来到大会现场，为的只是对你们说‘谢谢’。”我想继承约翰·肯尼迪的竞选精神，感谢我的提名者和代表们，“对你们说明天夜里我将成为‘卷土重来的孩子”’。
7月16日，星期四，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会场还是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三天。我们不仅展示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风采，还有正在崛起的新星以及普通公民。我们把我们的新理念宣传得家喻户晓。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除非艾尔·戈尔和我发表深入人心的接受提名演说。那天一开始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这个疯狂的竞选季节里，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罗斯·佩罗退出了竞选。我打电话给他，为他的竞选祝贺他，还说我同意他所说的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拒绝支持布什总统或者我，我走进大会的最后一天夜里，不敢确定他的退选对我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艾尔·戈尔在欢呼声中获得了提名，他的演讲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他首先提到，当他还是田纳西慢慢长大的孩子时，他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为埃尔维斯——这也是竞选班子给我起的外号——做暖场演出。艾尔随后开始列举布什政府的不足，每说完一项都加上一句：“是让它们滚蛋的时候了。”这句话重复几次之后，代表们便开始附和，大厅里激荡着热烈的“火花”。然后，他大力赞扬我的政绩，概要说明我们面临的挑战，还谈及他的家人；他说我们有义务留给后代一个更强大、更团结的美国。艾尔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他尽了力。现在轮到我了。
保罗·贝加拉撰写了演说的第一稿。我们试图传达出很多的信息——个人经历、竞选辞令和政策。我们努力吸引三个不同的群体——铁杆民主党人，对总统不满伯对我不信任的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还有因为觉得投票于事无补而根本不投票的人。保罗一贯都有一些很出彩的词句，这次也不例外。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还记录着初选中效果最好的野外演说。布鲁斯·里德和埃尔·福罗姆帮助润色政策部分。为了帮我打气，我的朋友哈里·布拉德沃斯和琳达·布拉德沃斯制作了一个短片《希望的使者》。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我在如雷般的掌声中上了讲台。
演说的节奏刚开始比较缓慢，我先向艾尔·戈尔鞠躬，表达对马里奥·科莫的谢意，又向我的初选对手表示敬意。随后我直接提出我的政纲：“为着那些工作、纳税、抚养孩子和按规则行事的人们，为着那些工作努力却被遗忘的中产阶级，我自豪地接受你们提名我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我是那个中产阶级的子弟，如果我担任总统，你们再也不会被遗忘。”
接下来，我谈起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先是我的母亲，从作为抚养一个孩子的寡妇的艰辛谈到现在与乳癌的斗争，我说：“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她都教我去拼搏。”我谈到我的外祖父，谈到他教我“尊敬那些不被人尊敬的人”。我还称赞希拉里，是她教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们这样做”。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我的拼搏精神源自我的母亲，我对种族平等的关注源自我的外祖父，我对孩子未来的关切源自我的妻子。
我也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今天夜里我想对美国每一个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或父亲的孩子说：我了解你们的感受。你们也很特别。你们对美国很重要。不要听任何人说你们不可能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展开了对布什政绩的批评，表达了我想做得更好的愿望。“自从里根和布什担任总统以来，我们的工资已经从世界第一滑落到世界第十三。”……“四年前他许诺说到此时增加15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1400万没有着落。”……“现任总统说经济复苏之前，失业率总会稍有上升，但是真正的复苏开始之际，失业的人只会增加一个。总统先生，那个人就是你。”我指出，我的倡导机会、责任和共同体的“新盟约”将给予我们“一个大学校门重新向速记员和钢铁工人敞开的美国”，“一个中产阶级收入而不是中产阶级税率将上升的美国”，“一个富人不会缴纳重税、中产阶级也不会被税压死的美国”，“一个我们将终结现有福利制度的美国”。
随后我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我看来，这是演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不曾背弃的信仰：
今天夜里，你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很清楚这个事实：我们的分裂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我们必须弥合美国的裂痕。
所以我们必须对每个美国人说：突破成见，看到背后的真实。我们彼此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彼此需要。我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人。然而大长时间以来，政治家一直对我们大多数做得没错的人说，美国的问题是我们中的其他人引起的。是他们。
他们，少数族群。他们，自由主义者。他们，穷人，他们，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残疾人。他们，同性恋者。
我们已经到了几乎要把自·己“他们”到死地的地步。他们，他们，他们。
但这是美国。没有他们；只有我们。一个统一的民族，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
这就是我们对美国的效忠宣誓，这就是“新盟约”的内容……
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我听到了约翰·肯尼迪对公民职责的召唤。随后，作为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我听到一位名叫卡罗尔·奎格利的教授进一步澄清这个召唤，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相信两个伟大的理念：明天可以胜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和道义的责任让它得以实现。
我们的女儿切尔西降生的那天晚上，我体验到了这样的未来。我站在产房里，内心充溢着这样一个念头：上帝赐给我一个我自己的父亲不曾享有的礼物——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机会。
就在这一刻，在某个地方，一个孩子降生在美国。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给予这个孩子幸福的家庭、健康的家人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让那个孩子拥有充分发挥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给予这个孩予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国家——一个希望无限、梦想无限的国家，一个再一次振奋它的人民、鼓舞整个世界的国家。让它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新盟约”。
同胞们，我将以一句话结束今晚的演说，那是我做一切的出发点：我仍然相信有一个叫“希望”的地方。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演讲结束，掌声渐渐平息之后，大会在亚瑟·汉密尔顿和我的老朋友及高中音乐伙伴兰迪·古德勒姆专门创作的歌曲《朋友圈子》声中落下帷幕。主唱是百老汇歌星珍尼弗·霍里戴，伴唱是小石城菲兰德·史密斯学院合唱团，还有以一曲《美丽的美国》在星期一夜里大会上造成轰动的10岁的雷吉，以及我的弟弟罗杰。他们邀请我们一起演唱“让我们加入朋友圈子，它已经出现，永不会终结”。
这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这样的结局堪称完美。演讲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的圈子正在扩展。三项不同的民意调查显示，我的政纲在选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们遥遥领先于对手20多个百分点。但是我明白我们无法一直保持这样的领先差距。原因之一是，具有共和党文化背景、不愿意选任何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占总数的45％。另外，共和党尚未召开全国大会。大会肯定会使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上升。最后，媒体对我的正面评价才六个星期，我也只有一周的时间让全体美国人民直接看到我们的正面形象。要把对我的疑虑推到公众意识的最深处，这已绰绰有余，但我非常清楚这并不足以完全打消他们对我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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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17日的早晨，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坐车去新泽西州，开始了我们几次全国巴士之旅中的第一次。旅行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现代总统竞选史上从未被造访过的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过去的竞选集会大多选在新闻媒体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希望这次巴士之旅——苏珊·托马西斯和戴维·威廉的创意——能够延续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兴奋和势头。
这次巴士之旅行程1000）英里，经过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俄亥俄、肯塔基、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诸州。我们到处——安排好的地方和事先未经安排的地方——发表野外竞选演讲，到处与人握手。第一天，我们沿着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和中部前行，在下午2点到达最后一站约克。几千人已经等在那里。艾尔发表了他最精彩的一次下午2点野外竞选演说。我也一样，在接下来一小时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与支持者握手，最后累得瘫倒在巴士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我们一路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相互之间交流着，也和成群的选民交流着，心情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激动，赶来参加集会或站在公路两边的选民的热情极大地鼓舞着我们。在卡莱尔的一个卡车停靠站，艾尔和我爬上大卡车，与司机一一握手。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收费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我们在停车场里扔橄榄球玩。我们甚至见缝插针，在途中玩了一局迷你高尔夫球。第三天，我们开出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进入西弗吉尼亚州，参观了韦尔顿钢铁厂，这是一家大型综合生产企业，员工们从老板手中购买了这家工厂，一直坚持生产。那天夜里，我们去了俄亥俄州尤蒂卡附近的基恩·布兰德斯图尔农场，和两三百名农场工人一起野餐，随后到了附近的田野，一万人正在等着我们。两件事情令我目瞪口呆：人群的规模和玉米地的规模。这是我见过的长得最高最密的玉米地，一个好兆头。第四天，我们访问了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随后进入肯塔基州。越过州境线的时候，我认定我们能够在俄亥俄州获胜，就像吉米·卡特在1976年那样。这很重要。内战以来，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能在输掉俄亥俄州之后赢得总统大选。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路易斯维尔参加了一个盛大的集会之后，我们沿着印第安纳州南部，进入伊利诺伊州南部。一路上，选民站在地里或公路两旁挥舞着我们的标语牌。我们还看见了一台庞大的联合收割机，上面装饰着美国国旗和克林顿一戈尔的竞选海报。我们到达伊利诺伊州的时候，天色很晚了——天天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常常在未经安排的地方停下来。我们不想再停下来了，但是有一小群人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举着一个大标语牌，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们八年！”我们停了车。当晚最后一场集会是竞选中最不寻常的一次。我们的车开进万达利亚，几千人举着烛光，把老议会大厦周围的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在州政府办公地点移到斯普林菲尔德之前，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这里担任过一届议员。等我们终于到了圣路易斯，准备短暂地休息一夜时，时间已经很晚了。
巴士之旅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我们和全国媒体得以进入美国腹地一些常常被忽视的地方。美国人民看到我们主动接触我们已经承诺在当选之后将会代表的广大民众，共和党想把我们说成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可要难得多了。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彼此加深了了解，如果没有这次坐巴士长途旅行的经历，这样的相互了解是不可能达到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又乘坐巴士旅行了四次，但时间短一些，只有一两天。在第二次巴士之旅中，我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开，从圣路易斯到马克·吐温的家乡汉尼拔，到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经过威斯康星州，一路开到明尼阿波利斯，在那里，沃尔特·蒙代尔率领2000人等了两个小时，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向他们报告一下我们的行程。
第二次巴士之旅中最难忘的是在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在那里，我们出席了一个关于生物科技的会议，参观了桂格公司的装配厂，随后我们在停车场里举行了一场集会。来的人很多，很兴奋，但是有一群吵吵嚷嚷的反对者举着反堕胎的标语牌，在我们的身后大声讥笑。演讲结束之后，我走下讲台，与人群一一握手。我看到一个佩戴反堕胎小徽章的白人妇女手里抱着一个黑皮肤的孩子，十分惊讶。我问她这是谁的孩子，她笑着说：“我的孩子。她的名字叫贾米娅。”这个妇女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在佛罗里达出生的，一出生便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她收养了这个孩子，尽管她离婚了，还得抚养两个亲生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抱着贾米娅、骄傲地说“我的孩子”的那个妇女。她反对堕胎，强调保护生命的重要性，她正是我希望能帮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实现美国梦的那种人。
这个月晚些时候，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约昆河谷，两天时间走遍得克萨斯州以及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我们没有到过的地方，最后到达纽约州西部。9月，我们乘坐巴士穿过佐治亚州南部。10月我们花了两天在密歇根州，其中一天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一口气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十个城镇。
我从未见过像巴士之旅在选民中激起的那种持久热情。当然，原因之一是小城镇的居民对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总统候选人感到新鲜，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科茨维尔、伊利诺伊州的森特勒利亚、威斯康星州的普雷里德欣、加利福尼亚州的沃尔纳特格罗夫、得克萨斯州的泰勒、佐治亚州的瓦尔多斯塔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埃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巴士是联结人民和竞选的纽带。它既代表和人民息息相通、平易近人的态度，又象征着一往无前、创造美好未来的追求。1992年，美国人内心忧虑但仍然充满希望。我们关心他们的忧虑，肯定他们持久的乐观精神。艾尔和我形成了一套很好的做法。每到一站，他将罗列美国所有的问题，说：“应该下降的却升高了，应该升高的却下降了。”然后他将介绍我，我来告诉大家我们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我喜欢这些巴士之旅。我们乘坐巴士到了16个州，在11月的选举中，我们在其中11个州获胜。
第一次巴士之旅结束后，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我以2：1领先于布什总统，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结果太当回事，因为布什阵营的竞选活动尚未真正开始。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对我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正式开始了竞选。他说，我降低国防开支增长率的计划将使100万人失去工作；我的医疗保健计划将是“带有克格勃同情心”的政府计划；我要进行的是“史无前例的税收大增长”；作为总统，他的“道德感召力”肯定超过我。他的助手玛丽·马塔林挤走丹·奎尔，充当起竞选斗牛犬的角色，说我是“假哭的伪君子”。竞选后期，布什的声势越来越弱，他任命的许多政治投机分子纷纷开始向媒体曝料，说错不在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批评起总统。玛丽不是这样的人。她对主人忠心耿耿，直到竞选失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玛丽·马塔林和詹姆斯·卡维尔已经订婚，很快就要结婚。尽管他们属于两个敌对的政治阵营，他们都是咄咄逼人的、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爱情为生活增添了情趣，他们的政治活动为布什和我的竞选增添了活力。
8月第二个星期，布什总统说服盾姆斯·贝克辞去国务卿的职位，回到白宫统管他的竞选。我认为贝克是个非常称职的国务卿，但在波斯尼亚的问题上，我觉得政府应该更加强硬地反对种族清洗。我也知道他是优秀的政治家，将使布什的竞选班子效率更高。
我们的竞选也应该提高效率。我们围绕初选组织人马，赢得了提名。现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战略中心，以便更好地协调各部人马的合作关系。詹姆斯·卡维尔担起了这个重任。他需要一个秘书。因为保罗·贝加拉的妻子黛安娜即将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不能全部时间都待在小石城，所以我只好很不情愿地把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从竞选专机调出去。乔治对34小时新闻滚动播出模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知道我们既可以反击有恶意的新闻，又可以欣赏善意的报道。他是最好的人选。
詹姆斯把竞选班子的所有部门都集中在（阿肯色报）大楼宽阔的老编辑室里。这样一来，屏障被打破了，同志之间的情谊加强了。希拉里说这里就像一个“作战室”，大家都开始用这个称呼。卡维尔在墙上挂了一个标语牌，时时提醒大家竞选的要领。标语牌上只有三行字：
变化对不变
经济，蠢货
不要忘记医疗保健
卡维尔还把他主要的战术浓缩成一句口号，印在T恤衫上：“速度……致布什于死地。”作战室里每天早上7点和晚上7点将评估斯坦·格林伯格的夜间民意调查、弗兰克·格里尔的最新广告片、新闻、布什的攻击性言论，并研究如何应对布什的攻击和即将发生的事件。与此同时，年轻的志愿者24小时不停地工作，从我们的卫星天线接收任何信息，在电脑上跟踪新闻和对方的动向。现在这些都是老一套了，但在那时是很新式的手段，我们对高技术产品的使用至关重要，有了它们，才能达到卡维尔集中快速的目标。
一旦我们想清楚了自己要说什么，就马上发布，不仅对媒体，而且对我们散布在各个州的“快速反应”小组，他们的工作是把我们的信息传播给支持者和当地的新闻媒体。我们给那些愿意每天工作的人佩戴“快速反应小组”的徽章。竞选结束时，佩戴这种徽章的有几千人。
早晨，卡维尔、斯迪法诺普洛斯和那天其他必须随叫随到的人向我汇报工作，他们可以精确地分析出我们的形势和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会商量。如果在政策或战略上需要做出紧急决定，由我说了算。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惊奇地聆听。有时候我抱怨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比如我觉得辞藻华丽啰嗦却缺乏论点和内容的演讲稿，或者更多的时候由我自己造成的过于辛苦的行程安排。因为过敏和疲劳，早晨我频频感到肠绞痛。幸运的是，卡维尔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他知道什么时候我是在较真，什么时候我只是发泄情绪。我觉得其他听候差遣的人也逐渐摸透了我的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