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的经济小组围坐在州长官邸的餐厅饭桌边开了次会，讨论我们面临的两难处境，并寻找能够带来最大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应实行赤字政策，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期，实行平衡预算或预算盈余政策。因此，为削减一半赤字而采取的大幅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措施，在目前是一味并不对症的药。这就是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因承诺要实现预算平衡而当选，当选后却放弃削减赤字的政策，转而执行扩大支出的政策，以使人们回到工作，并刺激私有经济。
用这种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当前状况的问题在于，在里根和布什的任期内，我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赤字，不论经济状况好坏，这种赤字都存在。里根总统就任时，国债总额为1万亿美元。由于1981年大幅度的减税以及支出的增加，在他的八年任期内，这一数字涨了两倍。在布什总统任期内，国债继续增加，在仅仅四年内就增加了1／3。现在国债总额为4万亿美元。每年支付国债的钱是联邦预算中的第三大支出，仅次于国防和社会保险。
赤字是实行所谓的供方经济学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该理论认为，减税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由于经济增长了，尽管税率低了，但税收仍然比此前高税率时多子。当然，这种理论不起作用，在整个80年代经济复苏时期，赤字一直在爆炸性地增长。尽管供方经济学是一种糟糕的算术和差劲的经济学，但共和党人仍然抓着不放，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税收，而且短期内，这种经济学是一种可以带来好处的政治伎俩。“多花钱，少收税”很动听，给人感觉也很好，却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深渊，给我们孩子的将来笼罩了一层阴霾。
预算赤字加上贸易赤字，要求我们每年都引人数额巨大的资本，为我们过度的支出提供资金。为了吸引这些资本，避免美元急剧贬值，我们不得不把利率定得很高，远高于我当选前经济衰退时应该维持的水平。高利率抑制了经济增长，等于是间接向那些通过贷款按揭房屋、购买汽车及其他商品的美国中产阶级征收了重税。
会议由鲍勃·鲁宾主持。一开始他就请列昂·帕内塔发言。列昂说赤字情况越来越糟糕，是因为经济疲软造成税收减少，同时有资格接受政府援助的人越来越多，医疗保健开支也不断飞涨。劳拉·泰森说如果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以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2．5％到3％，不足以降低失业率，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接下来，我们开始吃椰子肉，同时请艾伦·布林德分析一下，看看通过降低利率和强有力的削减赤字一揽子计划是否会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政府在借款方面与私人经济竞争并不激烈。布林德说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几年之内，这种积极的效果就会被政府减少支出和较高税率所带来的消极经济影响所抵消，除非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债市场也大幅降低利率，对我们的计划做出回应。布林德认为，由于前几年削减赤字的许诺都未能实现，国债市场不大可能做出热烈的回应。拉里·萨默斯表示了异议。他说好的计划可以说服市场降低利率，因为随着经济复苏，并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引用了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三十来岁的国债交易商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我们这是第一次就此交换看法，以后这样的交换意见还有很多次。我对于这种现象大声抱怨，鲍勃·鲁宾则加以反驳，情形常常显得很可笑，但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全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7甲6以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泰森和布林德的意见似乎是，为了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削减赤字，但这么做会在短期内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本特森、奥尔特曼、萨默斯和帕内塔则认定国债市场会积极回应。他们相信削减赤字会使经济增长加快。鲁宾只是主持会议，但我知道他同意本特森他们的观点。艾尔·戈尔也是如此。
鲍勃·赖克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但第二天他送给我一张便条。他认为，尽管国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过高，但教育、培训和非国防性研发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都比里根执政前要低，而且投资不足正和巨额赤字一样，对经济造成了伤害。他说，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将赤字削减一半，而是将赤字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恢复到里根执政前的水平。他认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加快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使得我们能够削减赤字，但如果我们仅仅削减赤字，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税收不足，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赤字削减一半。我知道，吉恩·斯珀林很赞同赖克的看法。
当我还在思考这一争论时，我们已开始讨论如何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赤字削减任务。在我的竞选计划“人民为先”中，我曾建议削减预算1400亿美元以上。由于赤字增加了，就要削减更多的赤字以在四年内实现削减一半赤字的目标。这引起了我们该怎么削减的第一次争论，这样的争论后来还有很多次。比如，我们可以减少社会保障中的生活津贴开支，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钱。但正像希拉里指出的那样，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几乎有一半依靠社会保障才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上；削减生活津贴开支会伤害到这些人。我们不必做最终决定，不与国会领导人讨论，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很明显，无论我们最后怎样决定，都不会容易。
在竞选中，我除了提议削减预算外，还建议征收数量相当的新税收，全部向富裕的个人和公司征收。现在，为了削减一半赤字，我们也不得不增收更多的税。我们几乎必须放弃范围广泛的中产阶级减税方案，不过对于那些年收人为3万美元或更少的工人家庭，我仍然决心要减他们的税。20年来，这些家庭的收入不断减少，他们需要帮助。况且，要想成功地使人们不再依赖社会福利而去工作，我们必须使低收入的工作比公共援助更有吸引力。劳埃德·本特森逐个研究了可能增税的项目。他说任何增税法案都将很难实行，但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法案通过。如果我们的计划不能在国会通过，将危及我的总统职位。本特森说我们应该向国会提交多项议案。这样即使有一两项没有通过，我仍然可以宣称取得了胜利，避免政治上被削弱。
讨论了税收问题之后，罗杰·奥尔特曼和拉里·萨默斯认为，为了与削减赤字计划相配套，应实行短期经济刺激方案。他们提出了一个2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这个计划最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坏也可以防止经济衰退。在他们看来，经济衰退有20％的可能性。接着吉恩·斯珀林分析了可供选择的各种新的投资方案。他力争最大的一笔投资，约为900亿美元。这笔投资将立即实现我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所有承诺。
讨论完税收和投资问题之后，我觉得这些强烈反对赤字的部长们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大幅削减赤字，利率就降不下来，就会妨碍经济的强劲恢复。艾尔·戈尔表示完全赞同。不过，在讨论我们需要削减多少赤字的时候，我也担心会出现劳拉·泰森和艾伦·布林德所预测的——同时也是罗杰·奥尔特曼和吉恩·斯珀林所害怕的——短期经济停滞。将近六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讨论减税方案。很显然，经济政策的制定算不上科学，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算。假如制定经济政策是艺术的话，那它在债券市场那些观众的眼中也得是美丽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放弃了中产阶级减税方案，同意在社会保险、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方面省点钱。我还支持艾尔·戈尔提出的称做“英制热量单位税”的大范围能源税。艾尔说尽管“英制热量单位税”在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各州会引起争议，但该税将会影响所有的经济领域，减轻普通消费者的负担，并可以促进节约能源。我们正急需更多节约能源的措施。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又开始讨论应该减多少税的问题，先展望五年后的情形，然后又回到现在的情况。戈尔的立场很坚定；他说，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减税，我们就得借一点勇气，创造一种新的现实，使我们可以干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要求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险受益人为自己的福利缴税。瑞芙琳同意他的看法。布林德则认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市场相信我们，我们的计划也许可行。泰森和奥尔特曼对于短期内经济是否会萎缩表示怀疑。斯珀林和赖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主张应增加投资。
斯坦·格林伯格、曼迪·格伦沃尔德和保罗·贝加拉也主张增加投资。他们不是会议的正式参加者，但担心我会受那些没有为我竞选出力的人影响，把我自己信仰的东西牺牲掉，不关心那些选了我的普通美国人。11月下旬，斯坦送给我一张便条，说如果我不尽快行动，解决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问题，我和选民的蜜月期将会是短命的。那些认为自己在1992年里经济状况恶化的人，60％都投了我的票，占选民总数的1／3。斯坦认为，削减赤字的计划将使我失去这些选民。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也参加了会议。他试图向斯坦他们解释，赤字会毁了我们的经济，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就不会复苏，就没有税收收入用于教育、中产阶级的减税计划，或是其他任何方面。本特森和帕内塔希望尽量削减赤字，国会通过多少，就减多少。他们提出的减税幅度比戈尔提议的要小一些，但仍然很大。鲁宾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再一次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我能感觉到他支持本特森和帕内塔的看法。听完每个人的发言后，我也支持本特森和帕内塔的看法。
我曾问本特森，我们应削减多少赤字才能使国债市场反弹。他说在第五年需1400亿美元，五年内共需5000亿美元。我决定认准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但即便我们削减了更多的开支，增加了税收，仍然有可能实现不了在我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削减一半赤字的目标。这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由于我们的策略有可能造成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因此我们要寻找促使经济更快增长的办法。我会见了三大汽车公司的经理和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欧文·毕耶伯。他们说，尽管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几乎占了30％的份额，但对美国汽车和汽车零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市场基本上仍然是封闭的。我要求米基·坎特想个办法，进一步打开日本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生物技术产业的代表告诉我，我们应扩大研发退税的范围，使年轻的公司也可享受退税优惠。这些年轻的公司常常挣不到足够的钱来申请当前法律规定的全额退税。他们还要求更加强有力地保护他们的专利，修改并加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程序。我让我的经济小组研究一下他们的建议，并整理出一份推荐书。最后，我批准草拟一份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一次性刺激方案，以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增长。
我很不愿意放弃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但由于赤字情况恶化，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的策略成功了，中产阶级将可以看到直接的好处，那种好处比减税要远为实惠——包括更低的房屋按揭利率，更低的购车贷款、信用卡购物和学生贷款利率。我们也不能像我竞选时提议的那样增加那么多支出，至少一开始不行。但是假如削减赤字带动了利率的降低和经济增长的加快，税必将增加，那样我仍然可以在四年内实现我的投资目标。但这还只是“假如”。
另外还有一个大“假如”：只有得到国会通过，我们的计划才能产生作用。布什竞选失败后，共和党人比以前更加反对增税了，他们很少有人会投票支持我提出的包含新增税收的计划。许多来自保守地区的民主党人在有关增税的投票中也会很谨慎。来自选票有保障的选区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也不会支持预算，如果预算对他们青睐的那些领域削减过多的话。
在经历了以美国经济问题为中心议题的竞选以后，恰逢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全世界，我就任总统伊始就将提出经济计划，这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我能说服国会通过我的计划，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债市场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给予回应，这一计划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好处。不过虽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这一计划会成功，但在我总统任期内这一最重要的内政决策仍然是一场大赌博。
尽管在过渡时期我主要忙于任命内阁及其他部门的领导，制定我们的经济计划，其他事情仍然在进行。1月5日，我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宣布，我暂时将继续执行布什总统的一项政策，即拦截并遣返试图乘船来到美国的海地人。这是我在竞选中强烈批评的政策。1991年，海地民选总统让一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被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及其同党推翻后，同情阿里斯蒂德的海地人开始逃离这个岛国。布什政府比我更同情塞德拉斯，开始遣返难民，于是引起了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我想使海地人更易于寻求并取得美国的政治庇护，但是大量的海地难民是乘坐破旧的小船来美国的，我担心他们在风高浪急的海上会失去生命。一周之前，有400名海地难民的确就这么死了。因此，我接受了国家安全小组的建议，宜布不再接受所有侥幸到达美国的海地人，而是要加强我们官方在海地的人手，加快办理政治避难请求。与此同时，由于安全原因，我们将拦截船只，并遣返船上的乘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权团体谴责我的决定，媒体也将这一决定看做是对我竞选时承诺的背叛，阿里斯蒂德总统却支持我的决定。他知道我们带到美国的海地人将比布什政府多，而且他也不想他的人民被淹死。
1月8日，我飞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20年前我曾在那里生活，并为麦戈文工作。在肖茨啤酒园与那时的老朋友相聚、共进午餐之后，我当选后第一次会见了一位外国领导人，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里纳斯·德·戈塔里。萨里纳斯非常支持他与布什总统通过谈判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的老朋友安·理查兹州长招待了我们。他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坚定支持者。我想早点与萨里纳斯会面，以向他表明，我关心墨西哥的繁荣与稳定，并使他了解我的立场，即为加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劳动保护及环保方面的附加协定很重要，两国还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打击毒品走私。
13日，有消息传出，我任命的司法部长佐薇·贝尔德雇用了两名非法移民为用人，而且直到最近她考虑接受司法部长一职时才缴纳了两名用人社会保险税中雇主应缴的那部分。这下她陷人了困境。当时雇用非法移民很普遍，但对佐薇来说这却是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司法部长管着移民和归化局。由于对佐薇的任命一时难以被批准，负责民权事务的现任助理司法部长斯图尔特．格尔森将任代理司法部长。我们还派选定的副司法部长韦布·哈贝尔到司法部去处理事务。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又宣布了几项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除了任命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为通信主任外；我还提名迪·迪·迈尔斯为第一位白宫女新闻秘书，请埃里·西格尔负责起草新的国民服务计划。我还任命拉姆·伊曼纽尔为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亚历克西斯，赫尔曼为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我还从阿肯色州带去了几个人：布鲁斯·林赛将负责人事，包括各理事会和委员会的人员任命；卡罗尔·拉斯科担任我的国内政策助理；我的州长办公室日程安排助理南希·赫恩赖奇将掌管椭圆形办公室的运作，她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外面；戴维·沃特金斯将监督白宫的行政事务。州长官邸管理员安·麦考伊将到白宫来工作；我的老朋友文斯·福斯特答应负责法律顾问办公室。
我任命的有些官员并没有帮助我竞选，其中包括伯尼·努斯鲍姆、伊拉·马加齐纳、霍华德·帕斯特、约翰·波德斯塔、凯蒂·麦金蒂、贝蒂·科里和安德鲁·弗兰德利。伯尼·努斯鲍姆将任白宫法律顾问。在1974年的尼克松弹劾案中，他和希拉里同在调查组。伊拉·马加齐纳是我牛津大学的同学，将协助我们推进医疗保健改革。霍华德·帕斯特在华盛顿是经验丰富的游说人士，将负责处理我们与国会的关系。约翰·波德斯塔是我参加杜菲竞选时认识的朋友，将担任白宫办公厅秘书。凯蒂·麦金蒂是戈尔选定的，任环保政策顾问。贝蒂·科里在过渡时期担任克里斯托弗的秘书，将来担任我的秘书。安德鲁·弗兰德利很年轻，是华盛顿当地人，他将担任我的助手，无论我有什么约会或到什么地方，他都得陪着我，确保我能读到汇报文件，并且在我们外出时保持与华盛顿的联系。艾尔有他自己的办公人员，办公室主任是他的田纳西州同乡罗伊·尼尔。希拉里也有自己的办公人员，办公室主任是她的老朋友麦琪·威廉姆斯。我还宣布支持我的竞选经理戴维·威廉接替罗恩·布朗，担任民主党委员会主席。戴维比较年轻，没有罗恩·布朗那种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但几乎可以说其他人也都没有这种知名度。他的长处在于基层组织能力强，而我们党在州一级及地方恰好迫切需要振兴。我想，既然现在我和戈尔入主白宫，我们必须承担起绝大部分筹款和向公众发布信息的责任。
除了任命这些官员外，我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全力支持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并第一次提出，我将努力促使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因为战争罪行而被审判。这一审判很长时间以后才得以实现。
在此期间，我还在州长官邸为福音派的牧师们举行了一次午餐会。是我的牧师莱克斯·霍恩建议我这么做的。莱克斯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与这些牧师们开展一次非正式的会谈，这样我至少将在福音教会中有一些沟通渠道。大约来了十位牧师，包括全国闻名的查尔斯·斯文德尔、阿德里安·罗杰斯和马克斯·鲁卡多。我们还邀请了希拉里在小石城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艾德·马修斯。马修斯是个相当不错的人，我们知道，假如午餐会陷入论战，他会站在我们一边。芝加哥附近柳溪社区教堂年轻健谈的牧师比尔·希贝尔斯给我的印象尤其深。他白手起家，在他的教堂吸引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信众。和其他牧师一样，他不同意我有关堕胎和同性恋者权利的意见，但对其他问题很感兴趣，并想知道，要打破或缓和华盛顿两党之间的隔阂和紧张关系，需要怎样的领导才能。在以后的八年中，比尔·希贝尔斯会定期来看我，和我一起祈祷，为我提供建议，并检查他所谓的“我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不断地争论，有时甚至会意见一致。但对我而言，他一直是神的赐福。
我待在阿肯色州只有最后一个星期了，搬运车开始在州长官邸的车道上进进出出。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与阿肯色的记者们举行了一次告别见面会。我向他们坦陈，我感到很自豪，但离开家乡又感到很遗憾。“我高兴而又自豪，但有几次，我几乎伤心流泪……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前往华盛顿之前，我需要完成一项纯属个人的任务。切尔西养了一只宠物蛙，那是她最初因为要在学校做科学实验抓的。尽管我们将把我们的猫“索克斯”带往华盛顿，切尔西却决定要放了青蛙，这样青蛙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要我去做这件事。因此，在阿肯色州的最后那天，我跑步来到阿肯色河边，拿着装青蛙的盒子，爬下一处陡峭的河岸，把青蛙放了。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位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
其他家庭成员对于新的生活都感到很兴奋，也有些担忧。切尔西不愿意离开她的朋友和熟悉的世界。不过我们告诉她，她可以经常叫她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住。希拉里则在想，失去了有报酬的工作带来的独立性，她会有怎样的感受。但是她渴望当一名全职的第一夫人，不仅推动她自己喜欢的政策，而且也承担这一职位的传统职能。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白宫的历史，她在那里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职责，以及她的前任们做出的贡献。这让我吃了一惊。每次面对新的挑战，希拉里开始时都有些烦躁，但她一旦了解了这一挑战，就会放松下来，过得很愉快。我不能因为她有一点紧张而责备她，因为我自己也紧张。
过渡阶段忙乱而艰难。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在内阁成员及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些内阁成员和行政官员很能干，而且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但我也犯了个错误：我没有请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士担任部长，以证明我希望建立两党的合作。我兑现了经济第一的承诺，建立了第一流的经济班子，召开了经济峰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并对每一细节加以彻底讨论。正像我许诺的那样，艾尔·戈尔在新政府中将成为我全面的搭档，参与所有的战略问题会议和内阁及白宫办公人员的任命，并保持了很高的公众曝光率。
整个过渡时期及之后，我都被批评没有遵守竞选时的承诺，没有削减中产阶级的税，没有在四年内把赤字减半，也没有接受乘船前来的海地人。关于前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只不过是在回应比预期更加糟糕的赤字情况。对此，有的批评者说，我应该知道布什政府一直到选举结束后，都在瞒报赤字，因此我不应该利用政府的官方数字来制定经济计划。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十分在意。相反，考虑到我在竞选期间所说的有关海地问题的一些话并不正确，我觉得有些人在此问题上对我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仍然决心要使更多的申请庇护者来到美国，并最终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总统职务。如果我成功了，我的承诺也就兑现了。
有人批评我对佐薇·贝尔德的任命不当，指责我想了解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认为我做决定花的时间过长。这些指责有些道理。但佐薇并没隐瞒用人的事情，我们只不过低估了这件事的影响。至于我的管理风格，我知道我需要学习，我也利用过渡时期尽可能多地吸取有关总统工作的知识。比如，我并不后悔在过渡时期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经济问题。这对我以后的八年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我总是倾向做得过多，这也使得我很疲劳，容易发火，得到拖沓的名声也不冤枉。
我知道过渡时期只是总统工作的预演：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了。我应该比当州长时更多地指派别人去做事，并加快做决定的过程。不过，这么多高级行政官员没有最后敲定，是因为民主党已有12年没有执政了。我们要换掉很多人，有责任广撒网以使官员们具有多样性，而要求我们考虑的人选也太多了。而且，由于联邦调查人员对每一份文件都要仔细斟酌，追查每一个无关痛痒的传言，以找到面对政治和媒体攻击时刀枪不入的人选，因此法定的审查过程变得极其漫长，花的时间太多。
现在回想起来，在过渡时期我犯了两个主要错误：我在内阁官员的任命上花的时间过多，对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几乎没花多少时间；我几乎没有思考如何使公众的注意力聚集到我最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上，而不是聚集到那些互相矛盾的传言上。这些传言至少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重大问题上引开，最坏则会使我显得忽视这些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白宫办公人员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大多来自我的竞选班子或阿肯色州，没有在白宫工作或是应对华盛顿政治文化的经验。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聪明过人、诚实可靠而且具有献身精神，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白宫工作的机会，为国家服务。没多久，他们就习惯了华盛顿艰难的生活，干得非常好。不过，在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我和工作人员都得边干边学，事实证明，有些教训的代价很大。
我们对消息的发布也远不像在选举时那么注重，尽管在政府中工作更难把自己每天想发布的消息都发布出去（甚至对总统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说的那样，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而且争议往往比决策更能引起媒体的注意，不管决策有多么重要。有关佐薇·贝尔德的任命和军中同性恋者的争议就是如此。尽管在这两件事上我只花了很少的时间，但如果看晚间新闻的人以为我别的什么事都没干，我也可以原谅他们。假如我们在过渡时期对于这个挑战考虑得更周详，多下点工夫，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的过渡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好。美国人民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我动身去华盛顿之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支持我的人从5月的32％上升到了60％。希拉里的支持率更高。认为她是“美国妇女正面典型”的人增多了，达到66％。而在先前的调查中，只有39％的人这么认为。另外一次由一个跨党派组织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有84％的人对我选举结束以后的表现表示赞同。我的同胞们再次对美国充满了乐观的态度，他们给了我成功的机会。
1月16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小石城机场同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朋友们·道别。这时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林肯离开火车站赶赴白宫时向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市民们所做的令人感动的告别演说：“朋友们——不在我的位置上，谁也无法体会此次告别时的伤感。我取得的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好心人……让我们信任与我同在，同时也与你们同在，并且永远无处不在的上帝，坚信一切都将美好。”我没有林肯说得好，但我尽力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我的阿肯色州同胞们。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搭上那架飞机。
我们将飞往弗吉尼亚州。我们将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蒙蒂塞洛开始我们的就职活动。在飞机上，我琢磨着，我的当选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面临着多么重大的挑战。这次选举象征着美国两代人的轮换。婴儿潮一代人取代了二战老兵。人们时而嘲弄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被惯坏了，太关注自己；时而又夸奖我们，说我们有理想，愿为大众利益而献身。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分子，我们的政治立场都是由越战、民权运动以及充满抗争、暴乱和暗杀的1968年动乱所铸就的。我们也是第一代感受到妇女运动巨大威力的人。人们在白宫中将会看到这种威力。希拉里将成为有史以来在职业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由于她现在辞去了律师职务和在各种理事会的头衔，我的收入自结婚以来第一次成为供养全家的惟一经济来源，她也将有时间运用她过人的智慧做我工作中的全职搭档。我想，她的影响将比埃莉诺·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当然了，对于那些认为第一夫人应该超然于各种论争之外的人，或是那些政治见解与我们不合的人来说，她的积极姿态也会引起争议。但这也正是世代轮换的意义。
很显然，我们象征着美国守卫者的转换，但我们能够经受住这个狂乱时代的考验吗？我们能够恢复经济、社会进步和政府的合法性吗？我们能够减少世界各地爆发的宗教、种族和民族纷争吗？用《时代》刊登“年度风云人物”那一期的话来说，我们能够带领美国人民“重新审视自己，挖掘出最深处的问题”吗？尽管我们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民主在世界各地兴起，但仍然有强大的力量把人们分开，并破坏国内外社群的脆弱基础。面对这些挑战，美国人民把赌注押到了我们身上。
选举结束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寄来的一封非常精彩的信。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指挥了越南战争。他读了一篇关于我与我的牛津室友弗兰克·阿勒之间友谊的报道，受了感动才写信给我。阿勒为了抵制征兵于1971年自杀身亡。麦克纳马拉是这么写的：
对我来说——我相信对这个国家来说也一样——在你当选总统这天，越南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民终于用他们的选票，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阿勒和克林顿这样的人质疑政府有关越南问题的决定是否明智、是否道德，但他们和那些穿上军装报效祖国的人一样爱国。你和你的朋友们1鲕9年为我们的行为争论时肯定很痛苦。我相信，竞选期间重提这些问题撕开了旧的伤口。但是你面对攻击时的态度不卑不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念，即所有的公民都有责任质疑那些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去打仗的决定有无依据。这永远都会使这个国家更为强大。
麦克纳马拉的信以及越战老兵们寄来的其他信件让我感动。就在选举前，因为我反对那场战争的态度，以及在“这场激烈竞选中的表现”，来自俄亥俄州希尔斯伯勒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鲍勃·希金斯把他的越战服役勋章寄给了我。几个月以前，来自拉斯韦加斯的罗纳德；墨菲把他的紫心勋章给了我，采自阿肯色州马默杜克的查尔斯·汉普顿把在越战中因作战勇敢赢得的铜星勋章奇给了我。1992年，越战老兵总计给了我五枚紫心勋章、三枚越战服役勋章、一枚步兵战斗奖章和我阿肯色州同乡的铜星勋章。我把这些勋章大部分都放在了镜框里，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外我私人会客厅里的墙上。
飞机开始下降，我看到了弗吉尼亚州美丽的风光。我们头五任总统中的四位都诞生在这里。这时我想起了那些越战老兵和他们的勋章。我希望我们终于可以治愈20世纪60年代遗留的伤口，并祈祷我将不辜负这些老兵们做出的牺牲、他们对我的支持和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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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是星期天。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希拉里和我开始了就职这一周的工作。我们先去了趟蒙蒂塞洛，然后与年轻人就杰斐逊对美国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
讨论结束后，我们坐上巴士，向120英里外的华盛顿进发。那辆巴士代表了我们要把联邦政府归还给人民的承诺。另外，我们也珍惜这辆车所承载的愉快记忆，想最后坐一次。我们在卡尔佩伯的什南道尔谷镇逗留了一会儿，做了一个简短的礼拜，接着继续向华盛顿赶去。和竞选时一样，沿途既有祝福的人们，也有批评者。
我们到达首都的时候，名为“美国人的团圆：新的开端、新的希望”的就职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了。哈里·托马森、拉姆·伊曼纽尔和梅尔·福伦奇组织了这一系列精彩的庆祝活动。他们得到了许多选举中支持我的人的帮助。这些人很多都是免费来服务的，即使有报酬，也在劳动应得范围之内。福伦奇是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在我第二任期内将担任礼宾司司长。星期天和星期一，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上到处都是欢庆活动，现场有美食、音乐和各种手工艺品。那天晚上，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台阶上举行了一场名为“呼唤团圆”的音乐会，出场阵容里有不少明星，包括戴安娜·罗丝和鲍勃·迪伦，他们使现场的两万人兴奋不已，人群挤满了从主席台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的这一大块区域。我站在林肯的雕像下面，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说：“林肯为杰斐逊所提出的人类生而自由平等的梦想注入了新的生命。”音乐会结束后，戈尔夫妇和我们一家领着好几千人，手持火炬，通过纪念大桥，来到波托马克河对岸，阿灵顿国家公墓外的伯德·约翰逊夫人圆形广场。下午6点钟，我们敲响了一个复制的自由钟，“希望的钟声”响遍了全美国，甚至传到了“奋进号”航天飞机上。回到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宾馆时，我们已很劳累了，却精神振奋。睡觉前，我花了点时间检查了一下最新的就职演说稿。我对这一稿仍然不满意。与我的竞选演说相比，这一稿显得有些做作。
我知道就职演说必须很庄重，但我不希望太拖沓。不过，我很喜欢其中的一段。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们新的开始“迫使春天来到”美国。这句话是我的朋友、乔治敦大学前校长蒂姆·希利神父想出来的。选举结束后刚几个星期，蒂姆就因心脏病去世了。去世时他正在纽瓦克机场走着。朋友们到了他的公寓，发现打字机上有一封写给我的信的开头，建议我在就职演说时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想出的“迫使春天来到”的说法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决定使用这个表达以示对他的纪念。
1月18日是星期一。这天是庆祝小马丁·路德·金生日的节日。早晨我在乔治敦大学的内四方院中为各国使节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我是站在北楼的台阶上向这些使节发表演说的。1797年乔治·华盛顿曾在这个地方站过，伟大的·法国将军兼独立战争英雄拉菲特1824年也曾在此发表过演说。我告诉各国大使，我的外交政策将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国内的经济安全，为应对后冷战世界的挑战而对军队进行的重组，以及对全球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前一天，布什总统下令，对伊拉克境内被怀疑生产武器的地点进行空袭。在我接见各国使节的这一天，美国战机袭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防空阵地。我支持迫使萨达姆全面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努力，并告诉这些外交官，希望他们向他们的政府强调这一点。外交活动结束后，我向乔治敦大学的学生和包括许多我的同学在内的校友们发表了演说，劝说他们支持我的国民服务计划。
我们离开乔治敦大学，驱车前往霍华德大学，参加一个纪念金博土的仪式。然后在漂亮的福尔杰图书馆参加为50多人举办的午餐会。这50多人是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在竞选期间结识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把他们称做“希望的面孔”，因为他们在困境中表现出了勇气，在应对当前的挑战时也极有创新精神。我们想感谢这些人给了我们灵感，并想告诫沉浸在就职周喜悦气氛中的每一个人，许多美国人处境艰难。
“希望的面孔”包括两名前帮派分子、两名把勋章送给我的越战老兵、一位中学校长、一位得克萨斯州法官、一位亚利桑那州少年、一位印第安人医生、因外国低工资竞争而失业的一些人、与政府不愿意救助的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一位为筹得风险资本而四处奋斗的青年企业家、一位警察的遗孀、一位已经在华尔街工作的金融天才、一位在自己的工厂里设立了巨大废物回收装备的女士，以及其他许多人。两位前帮派分子来自洛杉矶两个互相敌对的帮派，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将来，在经历了打打杀杀的生活之后，他们参了军。那位中学校长的学校位于芝加哥犯罪率最高的社区，但他使自己的学校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无暴力学校。那位得克萨斯州的法官则创造了一种很有新意的办法来管理有问题的孩子。亚利桑那州的那位少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他父亲需要加班，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位印第安人女医生来自蒙大拿州，正致力于提高自己人民的心理医疗水平。那位警察遗孀的丈夫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开枪打死了，而那名精神病患者未经过身份检查就买到了一把手枪。迈克尔·莫里森也来了。他曾坐着轮椅，沿着新罕布什尔州一条寒冷的公路前来帮我工作。迪米特里奥斯·泰奥法尼斯也来了。他是来自纽约的希腊移民，曾请求我帮助他儿子获得自由。
所有这些“希望的面孔”都使我认识到1992年美国的痛苦和希望。但最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路易斯和克利福德·雷。他们的三个儿子都患上了血友-病，并因为输了受污染的血而感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还有个女儿，没有感染艾滋病。在他们居住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上，人们开始恐慌了，要求把他们的儿子逐出学校。这些人担心如果这三个儿子中有人流血，并把血弄到他们孩子的身上，就会把他们的孩子也传染上。雷一家到法院起诉，要求把三个孩子留在学校里。后来，他们与当地居民庭外和解，决定搬到萨拉索塔去住。那是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那里学校的官员们欢迎他们。他们的大儿子里基明显已病得很重了，正努力维持着生命。选举过后，我到医院里看望过里基，给予他鼓励，并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他期待着来，但没有成功。15日，他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失败了，离我成为总统仅差五个星期。不管怎么说，雷一家来参加午餐会还是令我很高兴。我就职以后，他们推动了抗击艾滋病血友病的事业，并成功地说服国会通过了里基·雷血友病救济基金。但这花了八年时间，而月他们的痛苦仍然没有结束。2000年10月，离我总统任期结束还有三个月的时候，雷一家的二儿子罗伯特死于艾滋病，年仅22岁。要是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早几年出现该多好。现在这种疗法已出现了，我花了许多时间，努力使全世界许多像里基·雷这样的人得到这种治疗。我想让他们也成为“希望的面孔”。
星期二早晨，我和希拉里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为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扫墓。在小约翰·F．肯尼迪、埃塞尔·肯尼迪及她的几个孩子，还有参议员特德·肯尼迪的陪同下，我在永不褪色的火红色墓碑前跪下，简短地祈祷了几句，感谢上帝把两位肯尼迪的生命赐予美国，让他们为美国服务，并祈求上帝给予我智慧和力量，迎接前方充满风险的事业。中午，我在国会图书馆，为我的州长同行们举行了一场午餐会，感谢他们在过去的12年中教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下午我们去肯尼迪中心参加了一个以美国儿童为主题的活动，活动结束后，驱车到马里兰州兰多佛市的国会中心，出席一场庆祝音乐会，观看了芭芭拉·史翠珊、温顿·马萨利斯、k．d，朗、摇滚乐传奇人物查克·贝瑞和小理查德、迈克尔·杰克逊、阿里沙·弗兰克林、杰克·尼克尔森、比尔·科斯比、艾尔文·爱利舞蹈团，以及其他艺术家数小时的精彩演出。当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演唱我们的竞选主题歌（SU停止思考明天）时，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
音乐会结束后，我到第一浸礼会教堂参加了一场晚间祈祷仪式。当我返回布莱尔宾馆时，已过了午夜。尽管就职演说稿有所改进，但我仍然不满意。我的讲稿撰写人迈克尔，沃德曼和戴维·库斯奈肯定焦急得直挠头皮，因为就职这一天凌晨l点到4点我们练习时·，我仍然在对讲稿进行修改。布鲁斯·林赛、保罗·贝加拉、布鲁斯·里德、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迈克尔·希恩，以及我的两位语言艺术大师朋友汤米·凯普兰和泰勒·布兰奇都陪着我，没有睡。艾尔·戈尔也是一样。布莱尔宾馆的工作人员非常棒。他们是为各国元首服务的，而那些元首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工作的。因此他们能够为我们准备好成加仑的咖啡，使我们保持清醒，还准备了一些快餐，让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情绪。等到我上床准备睡几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对演讲稿满意多了。
星期三早晨寒冷而晴朗。我先听取了早上的安全情况汇报，接着接受军事助手的教导，学习如何发射核武器。总统有五名军事助手，都是杰出的青年军官，每个兵种一名。有一名军事助手时刻不离总统左右。
尽管由于冷战已经结束，核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对我们核武库的控制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让我们记住危险只需几个小时即可到来。知道总统的职责与担任总统是有差别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不过，我离开布莱尔宾馆的时候，虽然仍充满渴望，但这种渴望中已有了一丝谦卑。
就职前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大都会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这次祈祷对我来说很重要。希拉里、戈尔和我一起祈祷，参加仪式的牧师、唱涛班和乐手是我亲自挑选的。希拉里和我的家人都在场。·母亲满面笑容，罗杰也听着音乐，咧嘴在笑。我和希拉里的牧师从家乡赶来，同戈尔夫妇的牧师以及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的父亲共同参加了这次仪式。斯迪法诺普洛斯的父亲是希腊东正教纽约圣三一大教堂的教长。奥托·亨茨神父发表了祈祷词。大约30年前，他曾叫我考虑考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土。从小石城赶来的吉恩·列维拉比和华莱土·D．穆罕默德阿訇也发了言。我的几位黑人牧师朋友也参加了祈祷仪式。加德纳·泰勒做了主旨发言。无论在哪个种族或教派中，他都算得上最能干的传教士。我在五旬节时认识的朋友从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赶来，和菲尔·德雷斯科一道唱了赞美诗。德雷斯科来自田纳西州，是戈尔的朋友，是位不错的歌手和小号手。卡罗琳·斯特利唱了《不要害怕》。那是我最喜欢的圣歌之一，在那天也是给我们大家很好的一课。我好几次热渭盈眶，离开教堂时感到精神振奋，为后面的几个小时做好f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