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件无论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在政治上都令我失望的事：我撤回了任命拉尼，吉尼尔为民权事务处主任的提名。拉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的律师，是我上法学院时的同学。我本想任命她为第一个由职业民权律师出任的民权事务处主任。但我4月提名她以后，保守分子怀着复仇的心态大肆攻击她，说她是“配额皇后”，并指责她倡导放弃“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因为她支持累积投票制。根据累积投票制，立法机构有多少职位让人竞争，选民就有多少张选票，而且可以把这些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理论上讲，这一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少数派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一开始我对右翼分子的责骂并不在意，以为他们不喜欢拉尼，是因为拉尼有长期打赢民权官司的记录。我想，只要她到参议院去拜访一下，会很轻松地赢得足够的选票来确认她的任职。
我错了。我的朋友戴维·普赖尔参议员来看我，敦促我撤回对拉尼的提名。他说拉尼在与参议员们会面时表现得很糟糕，并提醒我们还有一项经济计划需要通过，一票也不能少。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同。意戴维的看法。他说拉尼不会被确认，我们最好尽快结束这件事。有人告诉我特德·肯尼迪参议员和惟一的非洲裔参议员卡罗尔·摩斯利·布劳恩都持相同的看法。
我决定最好读一读拉尼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她的立场，很有说服力，但与我支持的赞助性行为和对配额的反对相冲突。她好像想放弃一人一票制度，支持一人多票制度：选民随便怎么分摊选票都行。
我邀请拉尼来见我，把这件事跟她好好谈了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时，拉尼对自己受到的攻击非常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竟把她的学术思考当做确认她任职的障碍，这让她大感惊愕；对于她的提名给参议员们带来的困难，她也不屑一顾。而她要得到任命，必须得到这些参议员的选票，但这些人的选票很难得到，也许要经过几轮阻挠。我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我们没有足够的选票确认对她的提名，但她却拒绝退出，觉得自己有接受投票的权利。最后，我告诉她，我不得不撤回对她的提名，告诉她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不撤回我们也不会成功。我还告诉她，撤回提名会使她在民权界成为一名英雄，尽管这样的安慰不会起什么作用。
事后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说我面对政治压力时放弃了朋友，他们大多对幕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最后，我任命另一位优秀的非洲裔律师迪瓦尔·帕特里克为民权事务处主任。帕特里克也有很强的民权背景，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仍然很佩服拉尼·吉尼尔，失去了她的友谊，我感到很难过。
6月前两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忙于挑选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几个星期之前，拜伦·怀特宣布退休。他已当了31年最高法院法官。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最初想任命马里奥·科莫州长，可是他不感兴趣。接见了40多个备选人之后，我选定了三个：我的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他在当州长之前曾任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波士顿的第一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他的审判成绩十分辉煌；华盛顿市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名才智过人、经历不凡的女法官，审判记录非常有趣，独立而进步。我与巴比特和布雷耶都见了面，确信他俩都会成为出色的法官。但我不愿意内政部失去巴比特，许多环保主义者也不愿意失去巴比特。他们打电话到白宫，敦促我把他留在内政部。尽管极力推荐布雷耶的肯尼迪参议员向我保证，他可以得到确认，但他有一个小的“保姆”问题。
和最初几个月白宫里发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接见两个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决定在白宫官邸的私人办公室接见金斯伯格。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为一名伟大法官的潜力，起码她可以做到我认为伦奎斯特法院（在这个法院中，温和派和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可能的话，与保守的共和党法官合作以达成一致意见；必要的话则勇敢地与他们抗争。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写道：“美国司法部门中最伟大的人是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心胸开阔，但不空虚；他们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愿意随时检验自己假设的品质。”
我们宣布她的任命时，消息还没有泄露。媒体曾根据一个连自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报道说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发表了一篇简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说后，有记者说我决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宫的决策过程有一种“曲折的特点”。该记者接着问我是否要反驳人们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我回答说：“你们总是把任何实质性的决定都只看做政治过程，我早巳放弃了我可以纠正你们这些错误念头的想法。”很显然，遇到官员任命问题，游戏的名称已不再是“相信领导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认，让媒体吃了一惊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和选择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兴一样。
6月最后一个星期，参议院以50票对49票艰难地通过了我的预算计划。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一名参议员没有投票，乎局是由戈尔打破的。共和党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我们也失去了6名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的票。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戴维·博伦参议员投了我们一票，使我们免于失败。但他暗示说，除非最终的法案中更明确地说明削减支出的项目，并减少税收，否则他将投反对票。1974年他第一次竞选州长，我竞选国会议员，自那时起我就认识他。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批准了预算计划，他们必须调和相互间的分歧，然后我们又得重新为获得两院通过而奋斗。由于我们获胜的优势非常小，两院之间有任何让步，都会失去一到两票，而这一到两票已足以挫败一揽子提案。罗杰·奥尔特曼从财政部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乔希·斯坦纳来到白宫，设立了一个“作战室”，组织以预算最后通过为目标的大战役。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票的来自哪里，我们能证明什么，能够向那些立场未定的议员提供什么条件以取得多数。我们已经为小问题流了不少血，因此这场战斗值得打。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前景，更不用说我总统生涯的前景，一直悬而未决。
参议院通过预算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命令军方采取行动，向伊拉克情报部总部发射了23枚战斧式导弹，以对乔治·H．W．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阴谋刺杀他进行报复。4月13日，就在布什总统预定到达科威特的前一天，科威特逮捕了十几个与这次阴谋有牵连的人。通过追查最后发现，这些人所携带的材料来自伊拉克情报部门。5月19日，一名被逮捕的伊拉克人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这次阴谋背后的主使是伊拉克情报部门。我命令五角大楼提供行动建议。于是的威尔将军找到我，建议用导弹攻击情报部总部。他说这既是一种适度的反应，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更严厉的攻击，但鲍威尔说服了我。他说这样的攻击已经足以进一步威慑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如果向更多的目标，包括各个总统行宫投炸弹，未必能将萨达姆，侯赛因炸死，但几乎肯定会炸死更多无辜的人。大部分的战斧式导弹都击中了目标，但有四枚射偏了，其中三枚落在了巴格达一个富人区里，炸死了八个人。这次事件无情地提醒我们，不管计划得多么周详，武器有多么精确，一旦使用这一类武器，通常都会出现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7月6日，我来到东京，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第16届七大工业国峰会。这样的峰会历史上一直是漫谈会，很少做出有意义的政策上的承诺，会后也很少有后续行动。但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再开一次什么也不做的会议。世界经济增长缓慢，欧洲的增长速度已达到10多年来的最低点，日本的增长速度则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点。我们在经济这条战线上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超过95万名美国人找到了工作，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前三年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总和。
我去日本是有一个计划的：争取欧洲及日本领导人同意，使他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与我们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以提高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说服欧洲及日本领导人降低针对工业制成品的关税（这将给我们所有的国家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在12月15日最后期限前完成已拖了七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世界贸易谈判的机会；发出统一而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将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持叶利钦和俄罗斯的民主。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几率都不大，更不用说所有三个问题了，部分原因在于，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力量都不怎么强。由于我在经济计划中开出的苦药，以及媒体因为一些或真或假的问题所做的负面报道，自就职以来，我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约翰·梅杰在英国只是硬撑着，但人们老把他和他的前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做比较，得出不利于他的结论，对他造成了伤害，而“铁娘子”也从未阻止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社会党党员，很有魅力，非常聪明，处于第二个为期七年的任期内。但由于掌管经济政策的法国总理及其执政联盟屑于反对党，因此他所能做的也有限。意大利总理卡洛·钱皮曾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以骑自行车上班而出名。尽管他很机智也很有魅力，但意大利破碎且本质上混乱的政治环境牵制了他，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金·坎贝尔给人印象很深，显然很专注于工作。她是布赖恩·马尔罗尼辞职后才上任的。从本质上说，她只是把马尔罗尼漫长的任期延续完，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反对党领导人让·克雷蒂安的支持率在不断上升。我们的东道主宫泽喜一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普遍被认为连任无望，自民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也将走到尽头。宫泽可能连任无望，但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对世界局势有着成熟的理解。他英语讲得差不多和我一样好。他是一位爱国者，希望七国会议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好的影响。
人们一般认为，在位已久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遇到了麻烦，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他所在的基民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丢失了不少选票。不过，我觉得科尔的领导地位仍然很稳固。他块头很大，身高和我差不多，体重超过300磅。他不光身躯庞大，在其他方面也是欧洲大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人物。他统一了德国，把大量的资金从西德调往东德，以提高东部居民的收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些人挣的钱比西部居民少得多。科尔领导的德国已成为俄罗斯民主的最大财政支持者，他还赞成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吸收到欧盟和北约中来。另外，科尔对欧洲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深感不安。他认为，联合国应该取消武器禁运，因为禁运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欧洲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对的，并且在努力推行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如果他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话，民意测验的支持率也会跟着上升。我非常喜欢赫尔穆特·科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多次一起用餐、互相拜访，并经常打电话，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和个人联系，对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对七国会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是带着强有力的计划来参加会议的，同时也因为我相信其他所有领导人都非常聪明，知道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必须在东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议刚一开始，我们就越过了一个门槛。我们的贸易部长们已经达成协议，约定在十个不同的制成品领域，七国将全部把关税降为零，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贸易开放市场。这是米基·坎特担任贸易大使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事实表明，他是一个顽强而有效率的谈判者，很有谈判技巧，最后达成了200多项协议，极大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使接下来八年贸易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占了几乎30％。
我们还在一项慷慨的援助方案上达成协议，随后明确表态，七个富裕国家都承诺支持俄罗斯。在协调我们各自的经济政策这一问题上，结果就没有这么明显了。我正致力于减少亦字，德国的中央银行刚刚降低了利率，日本却没有明确表态将刺激经济，或是向更多的国外贸易和竞争开放国界。这方面的进展有待于在我们的双边会谈中取得。七国会议一结束，我们的会谈就开始了。
1993年，由于日本正在对付经济停滞和政治的不稳定，我知道很难改变其贸易政策，但我必须努力。很明显，我们对日本之所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部分原因是日本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打开日本市场，但又不损害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为亚洲缔造一个稳定的明天是至关重要的。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向日本学生阐述这些观点时，希拉里继续展开她在日本的魅力攻势，她发现年轻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女性特别欢迎她。这样的工作女性在日本正逐渐增多。
宫泽首相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即我们应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努力制定具体而且可检验的步骤，来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日本外务省决心要达成一项协议，也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公务员是日本新太子妃的父亲。主要的障碍来自通产省，其领导人觉得他们的政策使日本变成了强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些政策。有一天深夜，当我们的谈判完成之后，两国外交部的代表们在大仓饭店大厅的两边简直是在吼着阐述各自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协议，米基·坎特的副手查伦·巴尔舍夫斯基极力推动一项日本人很难接受的协议，以至于他们叫她“石墙”。然后，我和宫泽首相在大仓饭店见面，一边吃着传统的日本料理，一边看我们能否解决剩下的分歧。在这次后来被称做“寿司峰会”的餐会上，我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分歧。不过宫泽总是开玩笑说，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喝的清酒比寿司起的作用要大。
根据这项框架协议，美国承诺将减少赤字，日本则在下一年采取措施，在汽车及汽车配件、计算机、电信、卫星、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和保险业方面开放市场，并定有客观的标准，根据具体的时间表来检查努力是否成功。我深信，这项协议对日美两国在经济上都是有益的，并将帮助日本的改革者们成功地把他们伟大的国家带人下一个辉煌的时期。但是，和大多数协议一样，这项协议在两国都没有产生希望出现的结果，不过仍然是一项好的协议。
当我离开日本飞往韩国时，国内的媒体报道说，我第一次参加七国会议，就我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外交和与日本人民的接触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媒体有正面报道让我感觉很好，能够达到为七国会议及与日本的谈判所设定的目标，我感觉更好。我喜欢认识其他领导人，并与他们共事。七国会议之后，我对自己推动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了，并且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总统都喜欢外交，而不太喜欢在国内战线上面临的挫折。
在韩国，我检阅了我们部署在非军事区一带的部队。自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以来，这个非军事区把南北朝鲜分开了。我走上不归桥，在距离把两个国家分开的白漆带大约十英尺的地方停住脚步，注视着站在最后一个冷战哨所里守卫自己国界的朝鲜士兵。在汉城，我和希拉里作为金泳三总统的客人，住在带有室内游泳池的政府招待所内。我跳进水里时，突然响起了音乐，这才发现自己一边游泳，一边听着许多喜欢的曲子，从猫王的曲子到爵士乐都有。由此可以看出，韩国人热情好客果然名不虚传。我与总统举行了会谈，在国会发表了演讲，然后离开了韩国。离开时，我对我们长期的盟国关系非常满意，并决心维护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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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华盛顿，继续面对严厉的指责。尽管联邦调查局存在许多问题，局长威廉·塞欣斯却拒绝辞职。进入7月的第三个星期后，在珍妮特·雷诺的建议下，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们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伯尼·努斯鲍姆催促我选择路易斯·弗里。弗里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当过联邦检察官，成绩显著，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纽约州的联邦法官。联邦调查局曾在韦科庄园宣称，他们突袭该庄园，是因为把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长期困于一地是错误的。我接见弗里时，问他对联邦调查局的这种说法有何看法。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异议：“他们既然拿了薪水，就应该等待。”这个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弗里是共和党人，不过努斯的姆向我保证他是个非常专业而且正直的人，不会利用联邦调查局为政治目的服务。我们计划在20日宣布这个任命。此前一天，当有关任命的消息泄露出去后，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打电话给椭圆形办公室事务主管南希·赫恩赖奇，让她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他说弗里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过于政治化而且自私。这使我有所犹豫，但我传话回去说已经太迟了；提议已经发出并已被接受。我将不得不信任伯尼·努斯鲍姆的判断力。
在玫瑰园的一个晨间仪式上，我们宣布了对弗里的任命。这时，我注意到文斯·福斯特站在后面，靠近一棵硕大的老木兰树。那些木兰树都是安德鲁·杰克逊栽种的。文斯的脸上挂着笑容，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他一定松了口气，因为他和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处理诸如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类事务，而不是就旅行办公室回答没完没了的提问。整个仪式看起来很完美，完美得几乎不像是真的。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
当晚我上了拉里·金的节目，在白宫一楼的图书馆里谈论我为预算所进行的战斗，谈论所有他和打电话给他的人们所想到的事情。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也喜欢拉里·金。他极有幽默感和人情味，即便当他在问令人难堪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当节目进行到大约45分钟的时候，由于一切都非常顺利，拉里问我是否愿意延长3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回答更多观众的提问。我立刻表示同意并且渴望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第二次休息时麦克·麦克拉蒂露面了，他说我们做满一个小时后必须结束访谈。一开始我很恼火，以为我的幕僚在担心我继续说下去会出错，然而麦克的眼睛却告诉我发生了别的什么事。
拉里和我结束访谈后，我同他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然后麦克陪我上楼进入官邸。他强忍着泪水告诉我文斯·福斯特死了。文斯在任命路易斯·弗里的仪式结束后离开了玫瑰园，开车去了马西堡公园，用广枝家传的旧左轮手枪自杀了。我们算得上是一辈子的朋友。当我住在霍普我祖父母家时，我们的后院是连在一起的。甚至在我和麦克都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起玩耍了。我知道有关旅行办公室的争论令文斯很沮丧，他认为自己要为针对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批评负责。此外，他还被《华尔街日报》上的几篇社论提出的有关他的能力和诚实的问题刺伤了。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打电话给文斯，邀请他跟我一起看场电影。我当时希望能给他鼓鼓劲儿，但他已经回家了，还说他需要同妻子莉萨一起待些时候。在我们的通话中，我尽力想劝说他忘记《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华尔街日报》是份不错的报纸，不过并没有很多人读上面的社论；而那些读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同社论作者一样，不管怎么说都是已经输给我们的保守派。文斯听着，但我知道我没能说服他。他以前从没受过公众批评，而且同许多首次在媒体上遭到连续抨击的人一样，他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读了那些有关他的负面说法，并且相信那些说法。
当麦克告知我发生的事情后，希拉里从小石城给我打来电话。她已经得知了消息，正在哭泣。文斯是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里最亲密的朋友。她在拼命寻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找到的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努力使她相信她对此无能为力，同时也在想我又能做些什么。之后麦克和我赶到文斯家里去陪他的家人。除了文斯在阿肯色州和白宫的几个朋友外，韦布和苏济·哈贝尔夫妇也在那儿。我试图安慰每个人，但我也很悲痛，而且同弗兰克·阿勒自杀时一样，我为文斯这么做感到生气，同时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件事并做点儿什么，随便做什么，以阻止它发生。我还为我所有来自阿肯色州的朋友感到伤心，他们来到华盛顿，只想为国服务，做些好事，不料却发现自己动辄遭人猜忌。如今文斯，那个高大、英俊、强壮而且自信的人，那个他们认为是他们中间最持重的人，走了。
不管出干什么原因，文斯已经陷入了绝境。在他的公文包里，伯尼·努斯鲍姆找到了一张被撕成碎片的纸条。把纸条拼好后只见上面写着：“我并不适合在华盛顿公共生活的中心工作；在这里，毁人被当做消遣……公众永远不会相信克林顿夫妇和他们忠诚的工作人员是清白的。”文斯被摧垮了，他筋疲力尽，对那些并不遵守他所遵循的规则的人所发起的攻击很敏感。他坚信荣誉和尊重是无价的，但这种观念却被那些更看重权力和人身攻击的人给连根拔起。他未经治疗的抑郁症使他无法进行防御，而这种防御使我们其余的人得以幸存下来。
第二天我找工作人员谈话，告诉他们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有些谜我们无法理解；我想要他们多爱护自己、朋友和家人；他们不能“过于拼命工作而变得麻木”。最后这一点对我来说常常说起采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全都前往小石城参加在圣安德鲁斯天主教大教堂为文斯举行的葬礼，然后开车回霍普的家，把文斯安葬在埋有我外祖父母和我父亲的那块墓地里。许多同我们一起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人都在那里。那时我已经不再试图理解文斯的抑郁和自杀，转而尝试接受它们并为文斯的生命表示感激。在葬礼上宣读的悼词里，我试图抓住文斯所有的优秀品质，他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他在白宫做了多少好事，以及他有多么可敬。我引用列昂·拉塞尔那首感人的《给你的歌》中的话：“我在一个没有时空的地方爱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生命里的一个朋友。”
当时是夏季，西瓜开始成熟了。离开前我去了卡特·拉塞尔家，品尝了红瓤和黄瓤的西瓜。然后我同随行的记者们一起讨论霍普这种主要特产的优点，那些记者知道我需要缓解一下痛苦，那天对我出奇地好。我飞回了华盛顿，想着文斯已经回家了，他属于那里，我感谢上帝，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关心文斯。
第二天，7月24日，是我在玫瑰园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30周年，我欢迎本届美国军团“少年国家”的参议员代表们到白宫来。当年同我一起被接见的一些代表们也来此重聚。艾尔·戈尔正在努力为我们的经济计划进行游说，但他还是抽出了几分钟向男孩子们讲话：“我只有一点建议。如果你们能设法弄到一张同克林顿总统握手的照片，将来会派得上用场。”我同他们所有的人握手并摆好姿势照相，我在白宫待了八年，其中有六年我都是这样对待“少年国家”和“少女国家”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照片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在竞选广告里。
那个月剩下的日子以及8月初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为经济计划个别地游说众议员和参议员。罗杰·奥尔特曼的作战室在做公众的工作。他让我在那些态度游移不定的国会议员所在的州举行电话记者招待会。艾尔·戈尔和内阁成员打了足有几百个电话，拜访了许多人。结果无法确定，而且对我们不利，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参议员戴维·博伦的提议：废除所有能源税；将大部分但非全部税收集中在高收入的美国人头上，并通过取消劳务所得扣抵来弥补差额；削减对社会保险、退伍费和养老金中的生活开支津贴的调整；限定用于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的费用，使其低于新受益者和费用增加的预计需求。博伦的提议在国会各委员会里无法通过，但他为那些来自保守州的民主党人提供了机会。这个提议还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福斯和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科恩的认可。
当预算计划以50票对49票——艾尔·戈尔打破了平局——首次被通过时，贝内特·约翰斯顿投的是反对票，投反对票的还有萨姆·纳恩、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丹尼斯·德孔西尼、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来自内华达州的理查德·布莱恩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弗兰克，劳滕伯格。谢尔比在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州里已经在向共和党靠拢；萨姆·纳恩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德孔西尼、谢尔比和劳滕伯格正担心他们所在州的反税情绪。我已经说过，第一次投票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获得了胜利，因为有两个参议员没有投票，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是民主党人。下一次他们都将参加投票。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反对我们，如果博伦投反对票，其他人不变的话，我将会以49票对51票失败。除了这六个人外，参议员鲍勃·克里也说他可能会投票反对该计划。由于总统选举，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紧张，而且内华达州是个共和党人密集的州。不过，我对克里仍然很乐观，因为他真心致力于削减赤字，而且他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关系亲密，而莫尼汉是坚决支持我的计划的。
在众议院，我遇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每个民主党人都知道自己有最大的影响力，许多人都在同我就计划的细节讨价还价，或就具体的问题争取帮助。许多来自反税地区的民主党人尤其害怕在国会投票支持提高汽油税，因为国会上一次提高汽油税仅过了三年。除了议长和他的领导班子外，我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非常有权力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丹·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是位出色的议员，他集聪明才智和芝加哥街头谋生技巧于一身，不过他正因挪用公共基金用于政治目的而接受调查，人们猜测调查将会削弱他对其他国会议员的影响力。每次我同国会成员会面时，新闻界都会向我问及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勇往直前，四处拉票，告诉他的同事们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这使他永远值得赞扬。他做事依然效率很高，他也必须如此。最微小的失误都会令我们失去一票或两票，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推人失败的深渊。
8月初，当预算这出戏接近高潮时，沃伦·克里斯托弗终于获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意，让北约在波斯尼亚发动空袭，但是只有在北约和联合国都赞成的情况下空袭才能进行，也即所谓的双钥匙方法。我担心我们永远无法同时转动两把钥匙，因为俄罗斯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而俄罗斯又同塞尔维亚人关系极为密切。双钥匙方法将被证明是对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一个阻碍，但它标志着在推动欧洲和联合国采取更积极姿态的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8月3日，我们已达成了一个最终的预算案，计划削减2550亿美元的预算和增加2410亿美元的税收。一些民主党人仍在担心提高汽油税将使我们失去那些因为未获得减税而愤怒的中产阶级选民。保守派的民主党人说，该预算案在削减保健医疗、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险的补贴开支以降低赤字方面做得不够。我们节省的钱中，已经有超过20％来自保健医疗制度下付给医生和医院的钱，另外还有一大块来自面向富裕退休人员多征收的社会保险收入税。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在众议院也只能做到不再继续丢票，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赞成票。
当晚，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做了一个电视演讲，最后一次为该计划进行宣传，争取公众的支持。我说该计划将在未来四年内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并宣布我将在次日签署一份行政令，建立一个降低赤字的信托基金，以确保所有新的税收和开支削减都将只用于这个目的。这个信托基金对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丹尼斯·德孑L西尼尤为重要，我在电视演讲中说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在第一次投票中对该计划投反对票的六位参议员中，德孔西尼是我惟一的希望。我曾邀请其他人赴晚宴，会见他们并给他们打电话，还请他们在政府里最亲密的朋友游说他们，但都没有效果。如果德孔西尼不改变主意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第二天，他改变了主意，说因为信托基金的缘故，他将投赞成票。现在，如果鲍勃·克里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在参议院获得50票，而艾尔·戈尔会再次打破平局。但在我们达到这一步之前，预算案必须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们还有一天时间去拉够218票的多数票，但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有30多位民主党议员还在迟疑不决。他们害怕增税，尽管我们已经向每位议员出示图表，显示同纳税负担增加的人相比，他们的选区里将有多少人在劳务所得扣抵制度下获得减税。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比率是十比一或更大，而且只有十几位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富裕到使选区增税多于减税的地步。但是，他们所有的人仍然在担心汽油税。如果我不增加汽油税，并以放弃劳务所得扣抵的减税来抵消的话，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该计划获得通过。这样做在政冶上造成的危害本会小得多。贫穷的劳动人民在华盛顿没有说客，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内幕。但我知道。此外，如果我们向富人们课以重税，债券市场就会希望我们给中产阶级带来点儿小痛楚。
当天下午，列昂·帕内塔和正在为预算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与国会议员蒂姆·彭尼达成了协议，后者来自明尼苏达州，是一群想要削减更多开支的保守派民主党人的领袖。该协议向主张削减预算者保证，在秋季进行的拨款程序中再举行一次投票，以削减更多的开支。彭尼感到满意，他的赞同为我们多挣了七八张票。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比利·陶辛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查理·斯坦荷姆说他们将会投反对票。陶辛后来加入了共和党，而斯坦荷姆所代表的选区里共和党选民占多数。这样我们丢掉了先前的两张赞成票。他们讨厌汽油税，并说共和党一致反对该计划，因为这种税使他们的选民们相信该计划所做的就是要增税。
投票前不到一个钟头，我同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国会议员比尔·萨帕里亚斯谈了话，他曾在5月投票反对该计划。在我们当天进行的第四次电话会谈中，比尔说他决定投票支持该计划，因为他更多的选民将获得减税，而不是增税，还因为能源部部长黑兹尔·奥利里承诺把更多的政府工作转给他选区的宾得工厂来做。我们做出了更多类似的承诺。有人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制作过程：香肠和法律。其制作过程很丑陋，而且捉摸不定。
投票开始后，我仍然不知道我们会赢还是会输。当代表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选区的戴维·明奇说他要投反对票后，担子就落在了三个人头上：来自蒙大拿州的帕特·威廉姆斯、来自阿肯色州的雷，桑顿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我其实并不想迫使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投我们的票。只有极少数民主党议员代表的选区里多数选民将被增税而非减税，她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在竞选时曾承诺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增税法案。对帕特·威廉姆斯来说，这票也不好投。他的选民中将获得减税的人比缴税增加的人要多得多，但蒙大拿是个地广人稀的州，那里的人们得长距离开车，因此汽油税给他们带来的打击要比多数美国人大。不过帕特·威廉姆斯是个正直的政治家，而且是个强硬的平民主义者，他对滴人式经济给他的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深表遗憾。至少他还有机会挺过投票。
同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相比，桑顿投票就容易一些。他代表中部的阿肯色州，那儿获得减税的人要比缴税增加的人多得多。他很受欢迎，不会因为一枚炸弹就从位置上被轰下来。他是我的国会议员，而我的总统生涯正面临困境。他还有许多拥护者：阿肯色州的两个参议员，戴维·普赖尔和戴尔·邦珀斯，都是该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最终桑顿说不。他以前从未投票支持过征收汽油税，现在也不会开始支持，不会去削减赤字，不会去振兴经济，不会去拯救我的总统生涯或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的政治生涯。．最终，帕特·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走下席位，投了赞成票，使我们以一票的优势取得了胜利。民主党人为他们的勇气欢呼，而共和党人则在奚落他们。共和党人对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尤为残忍，他们挥手并唱道：“再见，玛吉。”她在历史上赢得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因为她投了一张她并不是非投不可的票。丹·罗斯滕科斯基高兴得热泪盈眶。回到白宫后，我发出了兴奋的欢呼，放松了下来。
第二天，这出戏被挪到了参议院上演。多亏了乔治·米切尔和他的领导班子以及我们的游说工作，我们依然得到了前次投票中除戴维，博伦以外所有参议员的支持。丹尼斯’德孔西尼勇敢地取代了他，但结果仍不可知，因为鲍勃·克里仍然没有表态。星期五，他同我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然后，在投票前约一个半钟头，他在参议院议员席上直接对我说：“我不能也不会去投将令你失去总统职位的票。”他将投赞成票，并说我得做更多的事情来控制政府补贴开支。我同意在该问题上同他合作。他对此很高兴，而我接受蒂姆·彭尼的建议，同意就进一步削减支出在10月进行投票，这也令他很高兴。
克里的一票造成了50票对50票的平局。然后，正如他在6月25日第一轮投票中所做的那样，身为参议院议长的艾尔·戈尔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我在投票结束后发布的声明中，对乔治·米切尔和所有“投票支持变化”的参议员们表示感谢，并感谢艾尔·戈尔“在危难中做出的不懈努力”。艾尔喜欢开玩笑说，只要他投票，我们准会赢。
我在8月10日签署了法令。该法令逆转了12年来国家债务增长了四倍的局面，而在这12年里，财政赤字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税收数字之上，建立在低税收和高水平消费将会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以平衡预算这种教条式的想法之上。在签署仪式上，我特别感谢丁那些自始至终都在毫不动摇地支持我们，并因此从未在新闻中被提及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国会两院每一位投赞成票的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或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自从前一年12月在小石城围着餐桌进行的那些场激烈争论以来，我们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民主党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用一个切合实际的经济理论代替了一个错误但又根深蒂固的经济理论。我们的新经济主张已经变成了现实。
不幸的是，共和党人——最初就是他们的政策制造了这个麻烦——已成功地把该计划描绘成纯粹的增税。的确，多数的开支缩减比增税来得迟，但参议员多尔提出的替代预算案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多尔的计划里，五年预算的最后两年中进行开支缩减的比例甚至比我们的计划还要高。我们的计划里减少国防和医疗开支只不过要花一些时间；你不能一下子就大幅度削减这些开支。再者，由于80年代减税、国防拨款和医疗花费激增，我们“未来”在教育、培训、研究、科技和环境方面的投资已经处于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了。我的预算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不出所料，共和党人说我的经济计划将使天塌下来，并称它为“就业机会杀手”和“驶向经济衰退的单程车票”。他们错了。我们的债券市场策略将超越我们最大胆的梦想，带来低利率，带来股票市场的上涨和腾飞的经济。正如劳埃德·本特森预言的那样，通过投资收入，最富裕的美国人将收回他们缴纳的税金，甚至赚得更多。中产阶级将通过房屋按揭以及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及信用卡购物的低利率，成倍地收回他们缴纳的汽油税。收入微薄的工人家庭也会立刻从劳务所得扣抵中受益。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常被问及我和我的经济小组根据什么伟大的想法制定了经济政策。我没有对债券市场战略及削减赤字战略做出详细解释，而是常常给出一个词的答案：“算术。”十多年来，美国人都在被告知，他们的政府是个贪吃的怪物，它吞噬掉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却什么好事也没做。然后，同样还是向他们说这些话，并要以减税来饿死那头邪恶怪物的政客们，又会立刻转过身，致力于竞选连任，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选民们可以享受不花钱的福利项目，让他们误以为造成我们巨额赤字的惟一原因是在对外援助、社会福利和其他针对穷人的措施上浪费了钱。但这些钱在预算中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他们”身上花钱是不好的；在“我们”身上花钱并为“我们”减税是好的。正如我的朋友、在财政问题上比较保守的参议员戴尔·邦珀斯过去常说的那样：“你让我一年开2000亿美元的支票，我也会给你好日子过。”
我们把算术又带回到了预算中，为美国破除了一个坏习惯。不幸的是，尽管已经开始见成效，人民却有一段时间还不能感觉到。同时，我的民主党同伴们和我得承受公众摆脱坏习惯过程中的痛苦所带来的冲击。我不指望有人感激我。即便是牙龈脓肿，也没人喜欢去看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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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通过后，国会到了8月休会期，我则急切地想要带家人到玛莎葡萄园去度假，休息两周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弗农和安·乔丹安排我们住在牡蛎池塘边上的一幢乡间别墅里，这幢别墅属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但在我能够离开之前，我又忙碌地工作了一周。11日，我任命陆军将军约翰·沙里卡什维利接替柯林·鲍威尔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柯林9月末任职期满时上任。沙里——每个人都这么叫他——从一个应征人伍者一路晋升到目前的职位，担任北约和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他生于波兰一个来自前苏联格鲁吉亚的家庭。在俄国革命前，他的祖父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他的父亲也是位军官。在沙里16岁时，他们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在那里他通过看约翰·韦恩的电影自学了英语。我认为他是在后冷战世界里领导我们军队的恰当人选，尤其是考虑到在波斯尼亚遇到的麻烦，更是如此。
月中，我和希拉里飞往圣路易斯。我在那里签署了密西西比河洪水救济法，因为一场特大洪水造成了密西西比河上游从明尼苏达州和南北达科他州到密苏里州一线的河水泛滥。签署法令的仪式标志着我对洪灾地区的第三次视察。农场和工厂都被毁坏了，百年洪泛区内的一些小镇被彻底摧毁了。每次出行视察时，我都会为有如此多的公民从美国各地赶来提供援助而感到惊异。
接着我们又飞往丹佛去迎接访问美国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我同教皇陛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教皇支持我们在索马里的行动以及我希望在波斯尼亚多做些事情的愿望。会谈结束后，他又亲切接见了跟随我到丹佛来的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工小组里所有的天主教徒。第二天，我签署了《科罗拉多州荒地法》，这是我签署的第一份主要环境保护法，以保护国家荒地保护体系内超过60万公顷的国家森林和公用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