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到奥斯坦金诺电视台与年轻人进行了一场市政演说式的会谈。学生们就各种时事问题向我发问。不过他们也想知道，美国学生是否可以从俄罗斯学到东西，我第一次想当总统时有多大，我对想进入政界的俄罗斯年轻人有什么建议，以及我想让后人如何记住我等。学生们让我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聪明过人，充满理想，对民主有坚定的信念。
这次欧洲之行进展顺利，在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自由的世界这一点上，推进了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是在国内，人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一点。在国内，政客们和媒体只想谈论白水事件。甚至在随我出访的记者中也有人问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我出发之前，（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已经和共和党一起，要求珍妮特·雷诺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几个月来，这件事只有一个新的进展。一位名叫戴维·黑尔、1993年曾因为欺骗中小企业管理局而被起诉的共和党人说，我曾要求他给苏珊·麦克道戈尔发放一笔贷款，但苏珊是没有资格领这笔贷款的。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无论根据已经期满的旧法律，还是根据国会正在审查的新法律，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标准都是要有“可信的证据”。但是在1月5日要求为白水事件任命独立检察官的社论中，《华盛顿邮报》明确承认：“这个案子中还没有可信的指控表明总统或是克林顿夫人做错了什么事。”不过；该报说，公众利益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因为在麦克道戈尔购买麦迪逊储贷银行（我们从未向她借过钱）之前，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产交易（在这笔生意中我们赔了钱）中是伙伴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显然没有因为亏损领取足额的税收减免。政治人物赔了钱，没有接受贷款，也未曾享受税收减免，但有人煽动针对他的怒火，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头一次。（华盛顿邮报）说，由于司法部长是我任命的，因此公众无法佰任她，不能让她来调查我，或决定是否由别人来调查我。
独立检察官法是针对尼克松总统解雇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基伯德·考克斯而颁布实施的。考克斯是被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任命的，因此是行政邵门的雇员，可以被解雇。国会意识到，既要对总统及总统任命的主要官员被指控的错误行为进行调查，又要避免不可靠的检察官手中资源过多、权力不受限制。这就是该法律要求必须有可信证据的原因。现在，媒体却说，即使没有这样的证据，只要与总统有过交往的人被调查，总统就应该同意任命独立检察官。
在里根一布什时期，有20多个人被独立检察官证明犯有重罪。经过六年的调查，加上约翰·托尔参议员的委员会发现里根总统曾授权非法向尼加拉瓜，叛军出售武器，伊朗门事件的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对卡斯帕·温伯格和其他五个人提起了诉讼，但布什总统赦免了这些人。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上任前的行为，历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针对卡特总统的调查。由于卡特总统和他兄弟比利共同拥有的花生仓库接受了一笔有争议的贷款，总统受到了调查。卡特总统请求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调查，证明卡特兄弟无罪。我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好几位民主党参议员和卡特总统加入到共和党和媒体的阵营中，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尽管他们给不出我犯错的可信证据，哪怕是有一点关联的证据也没有。大部分民主党人对白水事件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急于表明，他们并不反对调查民主党出身的总统，而且他们不想成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对立面。他们也许认为，可以信任珍妮特·雷诺会任命一个职业检察官，他将迅速处理这件事。不管怎样，用劳埃德·本特森的话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以了结这件事”。
到达莫斯科后，我与工作人员、戴维·肯德尔和仍然在华盛顿的希拉里开了一次电话会议，讨论我们该怎么做。戴维·格根、伯尼·努斯鲍姆和戴维·肯德尔反对任命独立检察官，因为没有理由任命，而且我们要是不走运的话，碰上一位不讲良心的检察官，我们所接受的调查将是破坏性的，而且没完没了。另外，调查不用进行多久，我们就破产了。我是现代历史上净资产最少的总统。努斯鲍姆是位世界级的律师，曾经在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与希拉里合作过。他坚决反对特别检察官，并把这种制度称为“邪恶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赋予不可靠的检察官为所欲为的权力；伯尼说我应该用尽全部力量抵制特别检察官制度，并说这是我应该给总统这一职位的礼物，也是应该给我自己的礼物。他还指出，《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调查的不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审查我记录的是一位职业检察官。这位检察官是由布什总统任命为司法部官员的。
格根表示同意，但极力主张我把我们所有的记录转交给《华盛顿邮报》。马克·吉尔兰、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也持同样主张。格根说，《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伦·唐尼因水门事件而出名，因此坚信我们在隐瞒什么情况。《纽约时报》好像也是这么想的。格根认为，惟一可以解除任命独立检察官压力的办法，就是把文件交出去。
所有的律师——努斯鲍姆、肯德尔和布鲁斯·林赛——都反对把文件交出去，因为即便我们同意把我们发现的所有记录都交给司法部，这些记录也是不完整的，比较分散，我们仍然在寻找完整的记录。他们说，只要有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或是有一份文件交不出来，媒体就会继续鼓噪，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与此同时，将会有大量有关我们的负面报道，里面将全是影射和猜测。我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和1月才出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哈罗德·伊克斯都认为，由于民主党采取了不抵抗路线，任命特别检察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顺着这一论调，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这样我们可以重新处理人民的事情。我问希拉里有什么看法。她说，主动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将形成一个可怕的先例，会从根本上改变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标准，使其不再必须有可信的证据，只要激起了媒体的愤怒就得屈服。但决定必须由我来做。我看得出，她已不愿再和我的工作人员争论。
我告诉所有参加电话会议的人，我不怕调查，因为我和希拉里没有做任何错事，也不反对公开那些记录。毕竟，自选举以来，我们已经忍受了许多有关白水事件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我的直觉是公开记录，但拒绝任命特别检察官。不过，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主动要求任命检察官，不公开记录，我也可以接受。努斯鲍姆非常愤怒，他预言不管谁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一旦发现什么证据也没有，都会不断扩大调查范围，直到发现我认识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他说，如果我觉得我应该再努力一些，我们就应该把记录都交给媒体，甚至主动要求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去作证。但斯迪法诺普洛斯却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因为那样会弄得沸沸扬扬。他说雷诺会任命一名媒体满意的独立检察官，整件事情几个月内就会结束。努斯鲍姆不同意。他说，如果国会通过了新的独立检察官法，我也像许诺过的那样签署了这项法律，那么华盛顿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就会任命一名新的检察官，所有的调查就会重来一遍。斯迪法诺普洛斯火了，说努斯鲍姆有多疑症，那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努斯鲍姆知道伦奎斯特首席法官将任命一个专家小组，而小组将由保守的共和党分子控制。看到斯迪法诺普洛斯发火，他紧张地笑了笑，说也许再任命一名检察官的几率只有50％。
又讨论一会儿之后，我提出与希拉里和肯德尔单独谈谈。我告诉他俩，我们必须遵从非法律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主动要求任命一名检察官。毕竟，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现在媒体的鼓噪正把国会和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从我们更伟大的计划上转移开。第二天，白宫要求雷诺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尽管我说可以接受这种安排，却差点没有挺过来。
从事实、法律和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这是我当总统期间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根据我的总统权力和宪法我不必这么做。我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我太累，母亲去世让我太伤心。办完母亲的葬礼后，我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才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应该公布记录，抵制任命检察官，向想了解情况的民主党人广泛介绍情况，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当然，怎么做可能都一样。但当时我不怎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仍然相信媒体希望知道真相。
一周内，雷诺任命了前纽约州检察官罗伯特·菲斯克。菲斯克是共和党人，如果人们让他安心工作的话，他本可以及时完成调查的。当然，有人不允许菲斯克完成调查。但我也做过了头。现在来看，主动要求任命检察官，就如同感冒时吃阿司匹林，暂时可以减轻病情，但只是暂时。
从俄罗斯回国途中，我在白俄罗斯短暂停留，然后飞往日内瓦，第一次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晤。阿萨德是个冷酷的人，但很有才能，他在中东支持恐怖主义，使得叙利亚被美国疏远。他很少离开叙利亚，偶尔离开时，大多也是到日内瓦会晤外国领导人。我和他会晤时，发现他非常聪明，可以将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几乎全部仔细地回想起来，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萨德以长时间会晤而著称——他可以谈上六七个小时不休息。与他不一样，我需要喝点咖啡、茶或水，以保持清醒。所幸的是，我们的会晤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产生了两个我想得到的结果：阿萨德第一次明确表示，他愿意与以色列和谈，并建立正常关系；他还承诺，一旦达成全面的中东和平协议，叙利亚就从黎巴嫩撤军，并尊重黎巴嫩的独立。我知道，这次会谈的成功不光是个人关系的作用。阿萨德曾经从前苏联得到过大量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现在没有了，所以他需要主动与西方和好。而要与西方和好，他必须停止对这一地区恐怖主义的支持。只要他能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并根据协议收回1967年战争中失去的戈兰高地，这么做并不难。
我回到华盛顿，又回到了那种典型的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日子。17日，洛杉矶遭受了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地震。房屋、医院、学校和企业都遭到了破坏，损失数十亿美元，还有很长一段州际公路也裂开了。19日，我在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詹姆斯·李·威特的倍同下，乘飞机到洛杉矶视察灾情。20日，在伯班克的一个飞机棚里，我率领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与迪克·里奥丹市长及其他州政府和地方领导人举行会谈，制定应急救援工作计划。由于我们合作良好，洛杉矶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要的高速公路三个月内即重修完毕；联邦紧急措施署为60多万个家庭和企业提供了经济援助；成千上万间房屋和企业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帮助下得到了重建。整个救援计划以直接援助的方式花了160亿美元。我为加利福尼亚人感到悲伤。他们承受了经济衰退和国防开支紧缩的负担，遭受了严重的火灾，现在又遇到了地震。当地有一名官员和我开玩笑说，他正在等着闹蝗灾。这名官员的幽默感让我想起了特雷莎嬷嬷的名言。她说她知道上帝不会把她无法承受的重担压在她肩上，但有时她也希望上帝不要这么信任她。我回到华盛顿后参加了拉里·金的访谈节目，纪念我就任总统一周年。我告诉金，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即便工作不顺利也喜欢。毕竟，我担任总统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是要改变这个国家。
几天后，阿萨德总统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大儿子在车祸中丧生。我打电话表示哀悼，发现阿萨德显然伤透了心。他使我明白，生命中最悲伤的事情就是失去孩子。
那个星期，我任命副国防部部长比尔·佩里接替莱斯·阿斯平。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后不久，阿斯平就辞职了。我们寻找了很多人选，但最好的人选一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佩里曾经是与国防有关的好几家机构的领导人，是一名数学和工程学教授，在五角大楼干得相当出色，推进了隐形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改革，并制定了现实的预算。他说话柔和，非常谦虚，但这只是外表。他其实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事实证明，他是我任命的最出色的官员之一，也许是自乔治·马歇尔将军以来最出色的国防部长。
25日我发表了国情咨文。这是一年中总统惟一可以连续一个小时不经过滤地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的机会，我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向比我母亲早一天去世的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致敬之后，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总结了国会在199年取得的成绩。我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创造就业机会，数百万美国人以更低的利率重新筹措房屋贷款因而省了钱；只有1．2％的美国人的所得税增长了；赤字将比我们之前预期的降低40％；我们可以削减25万多名联邦工作人员，而不是我先前许诺的10万名。
演说的剩余部分描述了我1994年的计划。我先从教育开始，请求国会通过我的“目标2000”计划，以帮助公立学校达到各州州长和布什政府为我们国家确立的教育目标。我们将通过选择学校、设立特许公立学校、使所有学校接人匠联网等改革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通过考察我们的学生是否学到了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这种传统办法，来衡量学校达到这一目标的进度。
我还要求国会在可以创造新工作的技术领域和军转民项目上增加投资；敦促国会通过犯罪法案和关于进攻性武器的禁令；推动三项环保法律：《安全饮用水法》，重新批准《净水法》，以及一项改革了的超级基金计划。超级基金计划是公私合作项目，旨在清理被废弃或已经变得很难看、很不稳定、对公共卫生构成危害的受污染地区。这个项目对我和艾尔·戈尔来说都很重要。我俩离任时，我们清理的超级基金计划地区是里根和布什政府总和的三倍。
我接着请求国会在1994年通过福利改革和医疗保健改革计划。有100万人正在领福利救济，因为这是他们能够为孩子取得医疗服务的惟一办法。如果人们不领救济、去做没有补助而且低工资的工作，他们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缴税支撑医疗补助制度，而这种制度只为领福利救济的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每年都有将近6000万美国人在某一时期没有医疗保险。超过8000万美国人有“既存状况”。他们的病情要求他们多花钱才能买到医疗保险，而且即使他们能买到，换工作时也会失去这份保险；每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的保单中有“有效期限制条款”，规定将赔付他们多少医疗保健费用，这就意味着当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失去保险。这种制度对中小企业也造成了伤害，因为它们支付的保险费比大企业和政府要高35％。为了控制开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参加健康维护组织，但这些组织在选择医生方面限制病人，在治疗方面限制医生，迫使专业的医疗人员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处理文书上，用于治疗病人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一个根本的事实：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是个由保险公司控制的大杂烩。
我告诉国会，要改变这个制度很难。罗斯福、杜鲁门、尼克松和卡特都曾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杜鲁门的努力实际上葬送了他的总统职务，使他的公众支持率降到30％之下，反而帮助共和党人取得了对国会的控制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大部分美国人都有某种形式的补贴，他们喜欢自己的医生和医院，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制度。这些情况现在仍然存在。那些从现有医疗保健制度中受益的人，正花费大笔的钱，力图使国会和人民相信，要解决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的问题，势必会毁掉该制度的优点。
我觉得我的论述是有效的，但有一点除外：演说时，在医疗保健这一部分箔束时，我拿起一枝钢笔说，我会用那枝笔否决任何不能保证所有美国人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的法案。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几个顾问曾经说过，如果我不表明我不会妥协，人们会以为我信心不足。这样惹恼我国会中的对手完全没有必要。政治就是妥协，而且人们期望总统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他们摆姿态。医疗保健改革是最难爬的一座山。如果不妥协，我一个人爬不上去。不过，事实表明，我的错误无关大局，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改革，鲍勃·多尔都将予以封杀。
短期内，国情咨文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我的计划的支持率。纽特·金里奇后来告诉我，听了我的国情咨文演说后，他告诉众议院里的共和党人，如果我能够说服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实现我的提议，我们党将长期保持多数党地位。金里奇当然不愿意出现那种情况。和鲍勃·多尔一样，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将尽量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否给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签证这一问题，我们与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对于爱尔兰的冲突双方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多年来，爱尔兰共和军热情的美国支持者为该组织的暴力活动提供了资金。新芬党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有大量成员。这些人虽然不支持暴力活动，但想看到对他们同教教徒的歧视早日结束，并要求给北爱尔兰更多的政治自治权，而且天主教徒要参与自治。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新教徒也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对我们与新芬党的任何来往都加以谴责，因为新芬党与爱尔兰共和军有联系。他们还相信，我们最坚定的盟友英国的事务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该管闲事。我的前任们，包括那些同情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合理抱怨的总统们，一直都接受后者的观点。现在《原则宣言}已经发表，我们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了。
在《原则宣言》中，英国第一次许诺，北爱尔兰的地位将由当地居民的意愿来决定，爱尔兰也放弃了历史上对北方六郡的领土要求，除非当地大多数居民投票改变其地位。温和的统一党和爱尔兰国民党都小心翼翼地支持这项协议。极端的民主统一党领导人伊安·佩斯利牧师则对协议大为恼火；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也说，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实施和平进程，也没有规定新芬党怎样才能参加和平进程。尽管各方反应不明朗，但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显然对所有各方都施加了压力，让他们为和平而努力。
自《原则宣言》发布之日起，亚当斯在美国的盟友就要求我给他发放访问美国的签证。他们说，这会提高他的地位，并增强他参与和平进程及迫使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的能力。温和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约翰·休姆一生致力于非暴力行动，他说在是否给亚当斯签证的问题上，他改变了立场。他现在认为，发放签证会推动和平进程。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的许多激进分子都同意休姆的观点，包括我的朋友布鲁斯，莫里森、我国驻爱尔兰大使琼·肯尼迪·史密斯。莫里森1992年曾组织了我们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联系。史密斯大使在国会中得到了她哥哥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的支持。克里斯·多德、帕特·莫尼汉、约翰·克里几位参议员，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彼得·金和汤姆·曼顿，以及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一直积极关注爱尔兰问题。他们对发放签证表示强烈反对。
1月初，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告知我们，和约翰·休姆一样，他现在也赞成给亚当斯发放签证，因为亚当斯是在为和平而努力，而且他觉得签证会带给亚当斯更多的力量，促使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英国政府仍然强烈反对发放签证，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有长期从事暴力活动的历史，亚当斯也没有宣布放弃暴力，或是接受《原则宣言》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我告诉艾伯特·雷诺兹，如果亚当斯收到美国方面发出的来美演说的正式邀请，我将考虑给他发放签证。没多久，亚当斯和北爱尔兰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一道，被邀请在一个和平会议上发言。该会议由一个美国外交政策团体主办，在纽约召开。这么一来，签证问题就必须解决了，这是我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第一个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
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国务院，包括我国驻英国大使雷伊·塞兹强烈反对发放签证。他们认为，由于亚当斯没有宣布放弃暴力，我们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会显得很软弱，并会损坏我们到处夸耀的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包括英国在波斯尼亚及其他问题上与我们的合作。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意国务院的观点。他们的一致意见当然非常有分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三个人负责爱尔兰问题：托尼·莱克、办公室主任南希，索德伯格和欧洲事务负责人陆军少校简·霍尔。在我的支持下，他们正在对签证问题开展独立审查，并通过与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合作，尽量与国务院达成一致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相信，亚当斯赞成结束暴力，使新芬党全面参与和平进程，为北爱尔兰建设民主的明天。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爱尔兰经济上已开始繁荣，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正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爱尔兰人对恐怖主义的容忍度在下降。另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军也不好对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强硬，把生活建立在对英国人和北爱尔兰统一党的仇恨之上。对这些人来说，和平共处，并且继续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想法是不可容忍的。由于在北爱尔兰的人口中，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10％，而根据《原则宣言》，爱尔兰和英国都承诺将按照多数裁定原则来建设北爱尔兰民主的明天，因此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北爱尔兰有可能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亚当斯理解这一点，不过他也知道，恐怖主义无法带来胜利。他说他想让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作为回报，天主教徒将不再受到歧视和孤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显得很诚恳。
根据这样的分析，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我们应该发放签证，因为这会增强亚当斯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地位，并可以加强美国对他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除非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放弃暴力，新芬党也成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否则爱尔兰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和平会议开幕的前几天。英国政府、亚当斯在国会中的盟友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都使得争论愈发激烈。我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观点，包括沃伦·克里斯托弗最后一分钟提出的不要发放签证的请求，以及亚当斯送来的便条。亚当斯说，爱尔兰人民正在接受和平的风险，我也应该接受一点风险。南希·索德伯格说她同意发放签证，因为她相信亚当斯是真的打算讲和，而且当前关于放弃暴力的问题，亚当斯只能说这么多，否则他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南希自从竞选以来就为我提供外交方面的建议，我对她的判断非常尊重。托尼·莱克同意她的看法，让我印象深刻。作为我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需要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与英国人打交道，签证问题可能会对这些问题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也理解这一决定对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总体努力将产生的影响。戈尔副总统也清楚地看到，从大局来说，我们应发放签证，因此他赞成发签证。我最后决定发放签证，但做出限制，规定亚当斯在三天逗留期内不得从事筹款活动，也不得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去。
英国人大为恼火。他们认为，亚当斯只不过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没有任何放弃暴力的打算，爱尔兰共和军曾试图刺杀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的暴力活动已夺去了数千英国公民的生命，包括无辜的儿童、政府官员和一位王室成员二曾负责结束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蒙特巴顿勋爵。由于亚当斯的到来，统一党抵制了这次会议。有好几天，约翰·梅杰拒绝接我的电话。英国报纸上满是批评我的评论和专栏文章，说我破坏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有一条标题令人难忘，是这么写的：“卑鄙的毒蛇亚当斯向美国佬吐出了毒液。”
有些媒体暗示，我发放签证是为了取悦于美国的爱尔兰裔选民，因为我对梅杰在竞选中支持布什仍然感到愤怒。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我对梅杰从未像英国人想像的那样生气，我敬佩他冒险签署《原则宣言》。他在议会只有微弱的多数，需要爱尔兰统一党的选票才能保住多数地位。另外，我和美国人民一样，厌恶恐怖主义。从政治上讲，我做这个决定，弊远大于利。我发放签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结束暴力的最好机会。我想起了伊扎克·拉宾的名言：你不必与你的朋友讲和。
格里·亚当斯于1月31日到达美国，受到同情新芬党事业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访美期间，他许诺将推动新芬党采取具体的积极步骤。访问过后，英国政府加大了与北爱尔兰各政党进行政治谈判的努力，爱尔兰政府也加大了对新芬党的压力，迫使其合作。七个月后，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发放签证的决定起作用了。这是我为北爱尔兰带来和平的努力的开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我满怀激情，采取了很多复杂的措施。
2月3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这已是我第二次出席这项活动了。发言的来宾是特雷莎嬷嬷。我主张，我们应向特雷莎嬷嬷学习，把更多的谦逊及和解精神带到政治中来。那天下午，我自己做了一件小小的和解工作，鉴于越南政府在战俘、战争失踪人员以及向美国返还阵亡人员遗体等问题上的良好合作，我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我的决定得到了国会中越战老兵们的大力支持，包括约翰·克里、鲍勃·克里、约翰·麦凯恩几位参议员，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皮特·彼得森众议员。彼得森自己曾在越南当过六年战俘。
2月第二周，波斯尼亚塞族对萨拉热窝的一个市场进行了野蛮的炮击，炸死十几名无辜者。事件发生后，北约终于投票决定，如果塞族人不把他们的重炮向外撤离12英里以上，远离萨拉热窝，北约将对他们进行轰炸。这个决定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批准。北约早就该做这样的决定了。但对于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人包围的加拿大军队来说，这个决定则不无风险。对于驻在波斯尼亚的少量易受攻击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军队来说，也是如此。
此后不久，重型武器终于被撤走或被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多尔参议员仍然极力推动单方面取消武器禁运，但当时我却希望维持禁运，因为我们终于为北约的空袭取得了绿灯，也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以我们单方面取消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为借口，不遵守我们所支持的针对海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禁运。
2月中旬，希拉里和切尔西前往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代表美国出席冬季奥运会，我则乘飞机南下，到温泉城住一天，看望迪克·凯利。母亲的葬礼已结束五个星期了，我想看看他情况怎么样。在他和母亲的小房子里，迪克显得很孤独。每个房间里似乎都有母亲的身影，但迪克这位海军老兵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想着如何度过余下的日子。
接下来两周，我到全国不同的地方宣传医疗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同时处理外交问题。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说，在罗恩·布朗、米基，坎特和交通部长费德里科·培尼亚的大力游说下，沙特阿拉伯同意购买价值60亿美元的美国飞机。
联邦调查局逮捕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夫妇则让我们感到震惊。埃姆斯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1年，通过逮捕他，我们破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九年时间里，埃姆斯通过出卖情报，挣了大笔的钱。他出卖的情报导致我国在俄罗斯的十几名情报人员死亡，对我国的情报实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联邦调查局知道肯定有内奸，最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把他抓住了。埃姆斯的案子不仅使我们质疑我们情报机构的能力怀疑，也使我们质疑我们对俄罗斯的政策：如果俄罗斯人对我们开展间谍活动，难道我们不应该取消或暂停对他们的援助吗？在一次两党国会议员参加的会议上，针对媒体的提问，我说我反对暂停援助。俄罗斯正陷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内部斗争；昨天的俄罗斯在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但我们的援助正被用来支持明天的俄罗斯。这种援助正加强俄罗斯的民主和经济改革，确保其核武器的安全和销毁。况且，俄罗斯不是惟一有间谍的国家。
快到月底的时候，因为对把西岸地区归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前景感到愤怒，一名好战的以色列定居者在希伯伦的亚伯拉罕清真寺开枪打死好几名做礼拜者。谋杀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发生地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圣地，因为据说那里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的埋葬地。这名定居者的意图似乎很明显。他要引起暴力反应，从而干扰和平进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让沃伦·克里斯托弗与拉宾和阿拉法特联系，邀请他们尽快派谈判代表到华盛顿来，并要求他们就实施协议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离开华盛顿。
2月28日，北约战斗机击落了四架违反禁飞区规定的塞族飞机。这是北约在44年的历史中第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我希望空袭的成功，以及我们在解除萨拉热窝包围上的成功，会说服我们的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对付塞族人在图兹拉和斯雷布雷尼察市内或周围的攻势。
盟友之一的约翰·梅杰那天来到美国，讨论波斯尼亚和北爱尔兰问题。我先带他去了趟匹兹堡。他祖父19世纪曾在那里的钢厂工作过。能将自己的根追溯到美国工业化的心脏地带，梅杰似乎很高兴。那天晚上，他住在白宫，成为我任总统期间第一位住在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第二天，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并不值得纪念，只是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给亚当斯发放签证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削弱美英关系，或破坏我们在波斯尼亚及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我发现梅杰是个严肃的人，非常聪明，而且正如先前说过的那样，他真诚地决心解决爱尔兰问题，尽管他这么做会威胁到他在国会中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地位。我想他是一个比媒体报道的形象更好的领导人。一起待了两天后，我们两人建立了友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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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忙于外交事务时，在国内，白水世界有了新的变化。3月，罗伯特，菲斯克上任了。他一开始就郑重其事地向好几位白宫工作人员发出了传唤，其中包括麦琪·威廉姆斯和莉萨·卡普托。莉萨替希拉里工作，是文斯·福斯特的朋友。麦克·麦克拉蒂于是设立了一个由哈罗德·伊克斯领导的白水事件应对小组，协调我们对菲斯克和媒体所提问题的回答；把我们解放出来，让我们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使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相互之间或与我和希拉里之间尽可能不谈论白水事件。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谈话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被免职，或是遭到政治攻击，或者要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许多人都有一种先人之见，一定要找到错误；如果我们很久以前的地产买卖中没有什么错误，他们或许能够发现某些人在处理这件事时犯的错。
这种制度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毕竟，我从小就学会了怎样过平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我都能够不理会那些指责和影射，继续做我的工作。我知道，对于那些不曾经常受到破坏性肆意攻击的人，要做到这点比较困难，特别是在人们以为只要被指控就必然有罪的气氛中，更是如此。当然了，有些法律专家，比如像萨姆·达什也指出，与里根和尼克松政府相比，我们是相当合作的，因为我们没有抵制传唤，而且我们把所有的记录都交给了司法部，然后又交给了菲斯克。但球门柱已被移开了：不管我们的对手提出什么指控，我和希拉里都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否则大部分问题还是将被提出来，还是会有人以极度怀疑的口吻写一些报道。潜在的倾向是，我们肯定做错了什么事。
比如，我们把财务记录披露给媒体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吉姆·布莱尔的帮助下，希拉里投资1000美元，在期货市场竟然赚了10万美元。布莱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期货交易中确实帮助过希拉里和他的其他朋友，但希拉里是自己承担风险的，交了1．8万美元的佣金，然后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在行情下跌之前退了出来。农产品期货交易平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主席、共和党人利奥·梅拉米德检查了希拉里的交易情况后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但这没有用。好几年里，批评者仍然把希拉里在期货交易中挣的钱看成腐败的初步证据。
这种对错误行为的假设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体现。这篇报道据说是以马文·克雷蒂安教授的专业意见为基础的分析，断言希拉里在这桩”甜美的买卖”中没掏自己的钱。克雷蒂安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公司法和合同方面的全国性权威之一，我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他曾教过我，我们的律师还曾请他审查了1978-1979年期间（也就是我们在白水地产投资期间）我们的纳税申报单。克雷蒂安反驳了《新闻周刊》的说法。他说：“我从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他“感到愤怒”，觉得“受到了羞辱”。
大约与此同时，《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幅封面照片。照片上，我坐在桌前，为白水事件而苦恼，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站在我后面看着。实际上，这张照片是在一次例行的计划安排会上照的，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在原来的照片上，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人。《时代》周刊干脆把那两个人剪掉了。
4月，希拉里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回答有关她期货交易和白水事件的提问。她回答得非常棒，我为她感到自豪。当时她坦承，由于她相信人人都应该有“隐私空间”，所以对媒体有关她个人过去交易的提问反应不够及时，但“经过长时间的抵抗之后，我重新划定了这个空间”。说到这里，连记者们也笑了。
强加给我们的有罪假设扩展到了其他人身上。比如，罗杰·奥尔特曼和伯尼·努斯鲍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两人曾讨论过由债务重整信托公司针对麦迪逊储贷银行发出的刑事犯罪举证书，因为债务重整信托公司隶属财政部，而且当时奥尔特曼正临时掌管这家公司。批评者或许以为努斯鲍姆试图影响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工作程序。但实际上，他们讨论这件事，是因为对麦迪逊储贷银行进行调查的消息泄露后，我们需要对媒体的提问做出回答。他们的做法得到了财政部道德顾问的批准。
老派的进步专栏作家埃德温·约德尔说，华盛顿正在被“道德清洁工”接管。在一篇有关努斯鲍姆与奥尔特曼接触的专栏文章中，他写道：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能够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白宫工作人员向别的行政机构打听有关总统的指控和传言就这么让人憎恨……
罗伯特，菲斯克发现，白宫与财政部的接触是合法的，但这并不能停止对努斯鲍姆和奥尔特曼的诽谤。那时候，所有我们任命的官员都需要每天聆听三遍“米兰达告诫”。伯尼·努斯鲍姆3月初已经辞职了。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主动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愚蠢决定，也不想成为更多问题的源头。奥尔特曼几个月后也将离开政府部门。他们都是能干而且诚实的公仆。
3月，曾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共和党人、现已成为CNBC总裁的罗杰·艾尔斯指责本届政府“隐瞒了有关白水事件的情况，包括……土地诈骗、非法捐款、滥用权力……隐瞒了自杀——可能是谋杀”。原来这就是“可信的犯错证据”的标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特别坚定而又毫无根据地断言，文斯的死与我和希拉里的不法行为有牵连。此人曾经是尼克松和阿格纽的演讲撰稿人。他似乎决心证明，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继任者都和他们一样坏。当然，文斯自杀遗言的内容恰好相反，遗言上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这并未阻止萨菲尔猜测文斯可能在办公室不恰当地保留了对我们有害的记录。
我们现在知道，那些具有破坏性的错误报道依据的所谓信息，许多都是由戴维·黑尔和出于自己目的收留黑尔的右翼分子提供的。1993年，作为小石城市法院的共和党法官，黑尔被控诈骗中小企业管理局90万美元。这笔钱来自二些联邦基金，本来应该通过他的资产管理服务公司贷给少数族裔人士所办企业。但他却通过一系列虚假的公司，把钱给了自己。美国审计总署后来的审计发现，他诈骗了中小企业管理局340万美元。黑尔与吉姆·约翰逊法官讨论了自己的困境。约翰逊是阿肯色州一名年长的种族主义者，1966年曾与温索罗普·洛克菲勒竞选州长，1968年与富布赖特竞选参议员。他把黑尔保护起来，于8月让他和一个名叫公民联盟的保守派团体取得联系。该团体的主要成员包括佛洛伊德·布朗和戴维·博西。布朗在1988年曾制作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系列广告，攻击迈克·杜卡基斯。博西帮他为1992年的竞选写了一本书，名为《聪明的威利：美国为什么不能相信比尔·克林顿》。在书中，作者对吉姆·约翰逊法官表示了“特别的谢意”。
黑尔声称我迫使他从资产管理服务公司拿出30万美元，贷给苏珊·麦克道戈尔拥有的一家公司，目的是把钱送给阿肯色的民主党领导人。作为回报，麦克道戈尔将从麦迪逊储贷银行拿出80万美元；借给黑尔，使他能够从中小企业管理局再得到100万美元。这是一个荒谬而不真实的故事，但布朗和博西却大肆宣扬。很显然，谢菲尔德·纳尔逊也帮忙了，把这个故事推销给了他在《纽约时报》的联系人杰夫·格斯。
1994年3月，媒体开始对罗斯律师事务所粉碎一些文件的行为大加挞伐。有一个盛放这些文件的盒子上面有文斯·福斯特名字的缩写。该事务所解释说，粉碎的材料与白水事件无关，处理的是不再需要的文件，属于正常程序。罗斯律师事务所对与白水事件无关的记录按惯例销毁这件事，白宫没有一个人知道。况且，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至今也没有证据表明我们隐瞒了什么。
事情如此糟糕，以至于备受尊敬的记者戴维·布罗德也说，伯尼·努斯鲍姆很不幸，因为他据说容忍了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滥用。这样的傲慢和滥用最终引出了“过去一周再次在华盛顿回荡的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汇——调查、传唤、大陪审团、辞职”。布罗德甚至把我们为推动经济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设立的“作战室”与尼克松的敌人名单相比较。
努斯鲍姆确实很不幸，没错。我要是听从他的意见，拒绝让步，不主动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以“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什么调查、传唤或是大陪审团。对他的真正伤害在于，他认为我应该遵守法治原则，接受合适的标准，而不是白水事件中媒体设定的变换不定的标准，媒体设定的标准正是为了造成他们自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努斯鲍姆的继任者劳埃德，卡特勒长期在华盛顿当律师，在华盛顿权力圈中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口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了他，以及他的建议，情况大为改观，但他无法扭转白水事件的整个局势。
拉什·林博在白水事件的泥泞中尽情享受，节目播出后大获全胜。他声称文斯是在希拉里拥有的一套公寓里被谋杀的，尸体后来被转移到了马西堡公园。我想像不出这会让文斯的妻子和孩子们有何感受。后来，林博指责道：“调查白水事件或是与该事件有关的记者在小石城遭到了殴打和骚扰。一些已经死了。”但他的指责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