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我们被彻底击败了。人们把对我们的这种印象带到了选举中。
月底，纽特·金里奇召集300多名共和党现任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国会的台阶上“与美国签约”。合约的具体内容已流传一段时间了。金里奇把这些内容合在一起，目的是要表明，共和党人并不是只会否决所有的议案，他们也有积极的计划。这份合约在美国政坛上是个新鲜事物。传统而言，中期选举的争夺是一个席位一个席位地层开的。全国的形势和总统受欢迎的程度会促进或影响某个候选人，但习惯上认为，当地的因素更为重要。金里奇相信，习惯看法是错的。他大胆地要求美国人给予共和党多数党地位。他说：“如果我们不遵守合约，就把我们扔出去。我们是认真的。”
合约呼吁要制定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预算必须平衡：实行单项否决权，使总统有权力删除拨款法案中的某些具体项目，而不必否决整个法案；加重对罪犯的惩罚，取消我的犯罪法案中的犯罪预防计划；改革福利制度，规定有劳动能力酌人只能接受两年的福利；实行一项500美元的儿童减税计划，另外增加针对父母或祖父母的500美元税收补贴，加强对儿童抚养义务的监督；取消1993年预算中针对高收人社会保险受益者的税收；将资本收益税减少50％，并减少其他税收；终止联邦政府交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又不进行资助的政府职责；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进行民事侵权改革以限制惩罚性的破坏；对参议员和众议员任期进行限制；要求国会作为雇主遵守它强加给其他雇主的所有法律；将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减少1／3；要求将来的增税计划必须得到国会两院60％议员的支持。
对合约中的许多具体条款，我都表示同意。我已经在推动福利改革，并加强对儿童抚养义务的执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实行单项否决权，终止那些未进行资助的政府职责。家庭税收补贴计划我也很喜欢。尽管有好几项有吸引力的具体条款，但就其核心来说，该合约过于简单和虚伪。在我当总统之前的12年里，共和党人在一些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把国债增加至四倍；现在民主党人在削减赤字，他们却要求宪法规定必须制定平衡的预算，同时还建议更大幅度地减税。他们提议要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但不说明削减其他哪些开支来加以弥补。就像他们在20世纪肋年代和2000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共和党人当时试图颠覆算术规律。正如约吉·贝拉所说，还是似曾相识的东西，只不过以好听的新计划的形式出现了。
金里奇不仅为共和党人在1994年的竞选中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份单词表，用来描述他们的民主党对手。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老大党行动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题为《语言：关键的控制机制》的小册子。在金里奇建议用来为民主党人贴标签的“对照性词汇”中，有这样一些词：背叛、欺骗、瘫痪、腐败、危机、腐烂、解构、失败、虚伪、无能、不安全、自由派、谎言、精神病、悲观、浅薄、恶心、叛徒。金里奇相信，他只要能把这种骂人的语目制度化，就可以使民主党长期处于少数党地位。
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公布合约是一个重大错误，于是开始对合约进行攻击，指出要减税并增加国防支出，必然要减少在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他们甚至把金里奇的计划改名为“关于美国的合约”。他们绝对是正确的，但这没有用。选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关于这份合约，公众只知道两点：共和党有一个计划；平衡预算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除了对共和党进行攻击外，民主党决定以老的方式来竞选，一个席位一个席位、一个州一个州、一个区一个区地竞选。我已经为民主党候选人举办了许多筹款活动，但没有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活动来宣传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或是告诉选民，我们未来的计划与共和党的合约有所不同。
9月30日，我们圆满结束了又一个立法丰收年。那天是本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我们及时通过了所有13项拨款法案。自1948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拨款法案表明，我们已连续两年减少了赤字，20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还减少了27．2万名联邦雇员，但同时仍然增加了在教育和其他重要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与平衡预算还没法比。
我艰难地进入10月，支持率只有40％左右。但那个月发生了几件好事，使我的地位有所改善，民主党的选举前景也比以前看好。惟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农业部部长迈克·埃斯皮辞职了。有人曾指控埃斯皮行为不当，收受了诸如球票和免费旅行这样的礼品。珍妮特·雷诺于是请求法庭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森特尔法官领导的特别法庭任命共和党激进分子唐纳德·斯莫尔茨来调查埃斯皮。这件事让我很堆过。埃斯皮1992年克服一切困难支持我，放弃了安稳的议员职位（在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甚至白人选民也支持他），当了第一位黑人农业部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包括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标准。
10月传来的消息大部分都是积极的。10月4日，纳尔逊·曼德拉来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他的笑容总是可以照亮最黑暗的日子。见到他我很高兴。我们宣布，将设立一个由戈尔副总统和塔博·姆贝基副总统（可能是曼德拉的继任者）领导的联合委员会，以促进双方的合作。设立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在俄罗斯效果很好，我们想在另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国家再试一次。南非显然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如果曼德拉的和解政府成功了，将会带动整个非洲，并激发全世界其他问题地区采取类似的措施。我还宣布向南非人口稠密的贫困市镇提供住房、电力和医疗援助；宣布了一个农村经济发展计划，并设立一个由罗恩·布朗领导的投资基金。
正当我会见曼德拉时，参议院在两党的广泛支持下，继众议院之后，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这样我就兑现了我在教育方面的最后一个重要选举承诺。这部法律结束了不加区别地为贫困儿童提供打了折扣的课程的做法。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常常被安排到特殊教育班里，原因不是他们缺乏正常的学习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在糟糕的学校里落后太多，又很少能得到家庭的帮助。我和迪克·赖利相信，把他们分到小班里，老师额外给一些关照，他们是可以赶上的。该法案还包括了一些刺激措施，以增加父母的参与度；规定联邦政府支持学生和家长选择所属学区以外的公立学校；资助为促进创新而设立的公立特许学校和不受学区要求限制的学校，那些学区限制可以扼杀创造力。两年内，国会两党的支持者不仅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还启动了学前教育改革，将全国教育协会的目标变成了法律；改革了学生贷款计划；创立了国民服务计划；通过了毕业就业计划，为那些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创造学徒机会；大幅窿增加对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投入。
教育方面的法案是我任总统前两年内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尽管这些法案提高了学习的质量，并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机会，但几乎不为人所知。由于教育改革在两党都得到了广泛支持，通过这些法案很少会产生争议，因此被认为没有新闻价值。
我们以高调结束了10月的第一个星期。当时，失业率已降至5．9％，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我就职时，失业率超过7％），创造了460万个新工作岗位。那个月下旬，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被定为3．4％，通货膨胀率只有1．6%。《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一年内，对墨西哥的整体出口增加了19％，汽车和卡车的出口增加了600％。
10月7日，伊拉克在距离科威特边境只有2．5英里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部队，海湾战争的阴影再次出现。我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支持，迅速在科威特部署了3．6万人的部队，并派遣一个航母战斗群和一些战斗机前去支援。我还下令根据更新过的目标清单，用战斧式导弹发动攻击。英国宣布也将增派部队。10月9日，科威特人把他们1．8万人的部队中的大部分都部署到了边境地区。伊拉克人对我们的反应力度和速度感到非常吃惊，宣布他们将撤回自己的部队，不到一个月，伊拉克国会承认了科威特的主权、边界和领土完整。伊拉克危机结束几天后，北爱尔兰的新教准军事团体宣布，他们将和爱尔兰共和军一样，实行完全停火。
好消息一直持续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到海地。三天后，我宣布，经过16个月的紧张谈判，我们与朝鲜达成了一项协议，以结束朝鲜半岛核扩散的威胁。框架协议是10月21日在日内瓦由我们的谈判代表鲍勃·加卢奇与朝鲜人签署的。根据协议，朝鲜承诺将冻结现有全部核反应堆的工作，并允许对这些反应堆进行检查，把8000支用过的燃料棒运出国，拆除现有的核设施，并最终解释该国已经生产的废燃料棒的下落。作为回报，美国将组织一个国际财团，为朝鲜修建一个轻水反应堆。这样的反应堆不生产可用于生产武器的原料；我们将保证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顿重油，贸易、投资和外交障碍将会减少；美国还将正式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
连续三届政府曾试图使朝鲜的核计划得到控制。这项协议是对沃伦·克里斯托弗和鲍勃·加卢奇辛勤工作的奖励；也是对我们坚定立场的奖励，因为我们明确表示，坚决不允许朝鲜成为核国家，或是核武器及核材料的销售国。
我卸任后，美国于1998年得知，朝鲜在实验室里制造了高浓缩铀，也许足以用来制造一到两颗核弹。他们这么做即便在字面上没有违反协议，也违反了协议的精神。有人说这一情况表明，我们1994年的协议没有什么效力。但我们终止的钚计划比朝鲜后来在实验室里开展的计划要大得多。如果朝鲜的核反应堆项目继续执行的话，将可以生产足够的武器级钚，可供每年制造好几件核武器。
10月17日，以色列和约旦宣布，他们达成了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将于10月26日在位于大裂谷的阿拉巴谷边境站举行。伊扎克·拉宾和侯赛因国王邀请我去当见证人。我接受了邀请，希望能利用这次中东之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另外的轨道上也取得进展。我首先在开罗停留，与穆巴拉克总统和阿拉法特会谈。我和穆巴拉克鼓励阿拉法特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哈马斯，并向他承诺，我们将协助解决他和以色列之间因推迟把指定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控制而产生的分歧。
第二天，我见证了签字仪式，对以色列人和约旦人走向和平的勇气表示感谢。那天天气晴朗炎热，有令人惊叹的大裂谷为背景，正好可以显出仪式的庄严。不过，阳光经沙粒反射后太刺眼了，几乎照得我双目失明。我差点晕了过去。要不是机警的总统助手安德鲁·弗兰德利拿了一副太阳镜来援救，我很可能会昏过去，把整个仪式给搅和了。
仪式结束后，我和希拉里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一道，开车没多远，来到他们位于亚喀巴的度假行宫。那天是希拉里的生日，国王夫妇为她准备了一块蛋糕，上面插的是特制的蜡烛，希拉里怎么也吹不灭。我笑话她随着年龄增长肺活量变小于。侯赛因和努尔都机智过人，优雅而有远见。努尔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父亲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母亲是瑞典人。侯赛因个子不高，但身体健壮，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举止高雅，双眼流露出机智的目光。他在位已经很长时间了，几次有人企图暗杀，他都躲过了。他非常清楚“为了和平而冒风险”远不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侯赛因和努尔成了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大笑，忘记了我们的公务，谈论着我们的生活、孩子和共同的兴趣，包括骑马和摩托车。在以后的几年中，努尔曾到怀俄明州，和我们一起度假，跟着歌带唱歌；我有一次也曾到他们位于马里兰州的家中参加侯赛因的生日宴会；希拉里和努尔经常交谈。生活中有了他们，真是我们的福气。
那天晚些时候，我成为第一位在安曼的约旦议会中发表演说的美国总统。议员们反应最热烈的是有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那几句：“美国决不认为，我们的文明必然会发生冲突。我们尊重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对信仰和辛勤工作的执著，对家庭和社会的热爱，与最美好的美国理想是和谐一致的。因此，我知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谐共存。”
第二天早晨，我飞往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大马士革，去会见阿萨德总统。由于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并控制黎巴嫩，20年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到过那里。我想让阿萨德知道，我愿意帮助以色列和叙利亚根据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实现和平；如果两国能达成协议，我将努力改善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由于叙利亚支持真主党游击队和其他反以色列的暴力组织，我此次前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知道，除非叙利亚与以色列和解，否则中东地区永远也不会有安全与稳定。我与阿萨德的会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但他给了一些鼓励性的提示，告诉我该如何向前走。很明显他想讲和。我建议他去以色列，主动接触以色列公民，像安瓦尔·萨达特那样，向以色列议会说明他的立场，但我发现他根本无动于衷。阿萨德很聪明，但过于实际，极为小心。他喜欢安全地住在自己漂亮的大理石宫殿里，在大马土革处理日常事务，他无法想像自己会冒政治风险飞往特拉维夫。我们的会谈和必须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飞往以色列，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拉宾。
在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我赞扬了拉宾，并向议员们保证，随着以色列走向和平，美国将提升以色列的安全水平和经济发展。这一信息非常及时，因为以色列不久前又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恐怖袭击。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遭到了许多以色列入的反对，但与约旦的协议则不同，得到了几乎所有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以色列人敬佩并信任侯赛因国王，但对阿拉法特还不放心。
28日，心情沉重地参观了以色列宏伟的大屠杀纪念馆后，我和希拉里向拉宾夫妇告别，飞往科威特看望埃米尔，并感谢我们的部队。他们快速部署到该地区，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边境撤军。访问过科威特之后，我飞到了沙特阿拉伯，与法赫德国王会见了几个小时。法赫德1993年初曾打电话给我，请求我制止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法赫德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因为美国快速派兵解除了伊拉克危机，向我表示感谢。此次中东之行很成功，给我很大的鼓励，但我必须回家面对选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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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我们的民意测验看起来还不错。但竞选过程中的气氛仍然不好。去中东之前，希拉里曾打电话给我们的老民意调查员迪克·莫里斯，请教他对形势的看法。迪克为我们做了一次调查，结果令人泄气。他说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经济在好转，或是赤字在减少；对于我和民主党人做的好事也不了解。我们对金里奇合约的攻击没有起作用。
我的支持率一度曾上升到50％之上。当我们向选民介绍家庭休假法，告诉他们犯罪法案规定将增加10万名警察，教育标准也将要提高，向他们说明学校改革及我们的其他成就时，他们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迪克说，如果民主党人不再谈论经济、赤字、合约，而是集中宣扬他们广受欢迎的立法成就，我们的劣势会有所改善。他建议我回到华盛顿以后，不要到处去竞选，而是继续当“总统”，说并做一些可以巩固我高支持率的事情。他相信，那样做对民主党的帮助要比我重新介入政治争斗大。他的这两条建议后来都没有被采纳。
民主党缺乏把新信息迅速传递到每一个竞选激烈的州或国会选区的机制，可是恰恰在这些地方，这一信息有可能改变局势。虽然我为单个的候选人和参众两院的竞选委员会举行了很多筹款活动，但他们还是决定以传统的方式花这些钱。
中东之行尚未结束时，我打电话给白宫，说我认为回去后，我应继续工作，制造新闻，而不是回到竞选轨道上。但回家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日程已被排满了。他们替我安排好了去宾州、加州以及密歇根、俄亥俄、罗得岛、纽约、艾奥瓦、明尼苏达、华盛顿和特拉华等州的行程。很显然，在我自己的民意测验数据上升的时候，各地的民主党人都要求我为他们竞选。他们曾经为我竞选，现在我必须为他们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我尽量强调我们共同的成就：签署了《加州沙漠保护法》，该法保护了750万公顷处于荒野状态或已被纳入国家公园体系的广袤土地；在密歇根大学强调新的学生贷款项目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尽可能多地接受广播采访，讨论我们创下的记录。我还参加有热情的群众参与的集会，大声说话以免别人听不见。我在选举过程中发表的演说对于忠实的民主党支持者非常有效，但对于通过电视观看的大批观众效果却不明显。在电视上，激烈的选举语言把很有政治家风范的总统又变成了选民们不大放心的政客。回到竞选轨道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一个错误。
11月8日，我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8个参议院和54个众议院席位。这是自1946年以来最大的失败。当年，杜鲁门总统试图使所有的美国人享受医疗保险，结果造成民主党的大溃败。共和党人两年来不断地攻击我，签署合约时显得非常有团结精神，现在终于得到了回报。民主党人对好政府谈论过多，却缺乏好的政治策略，现在受到了惩罚。我上任的第一周忙于处理军中同性恋问题，后来直到很晚才集中精力忙于选举，在新的环境中试图做的事情太多也太快，而这个新环境总是把我的成就贬到最低，却把我的失误无限放大，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倾向于增税、喜欢大政府的自由派分子，而不是-个赢得了总统职位的新民主党人。这一切都促成了民主党的失败。另外，公众的情绪仍然很焦虑；人们没有感觉到生活在改善，对于华盛顿的明争暗斗深恶痛绝。他们显然认为，分裂的政府会迫使我们更好地合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胜利和失败都对民主党造成了伤害。医疗改革法案的失利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打击了我们许多基层选民的士气，降低了我们的投票率。包含对高收人人群增税的经济计划、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的成功激怒了共和党的基层选民，提高了他们的投票率。光是投票率的差别就导致我们失去了半数席位，使共和党赢得了11个州长职位。由于纽约州民主党选民投票率低得可怜，马里奥·科莫失利了；在南方，由于基督教联盟的积极活动，共和党人在选前的民意测验中一直领先5到6个点。在得州，乔治·W．布什击败了安·理查兹州长，尽管对安工作的支持率高达60％。
全国来复枪协会那天晚上获得了大丰收。他们击败了汤姆·福利议长和杰克·布鲁克斯。这两人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曾经警告我将发生这种情况。福利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被击败的议长。杰克·布鲁克斯多年来一直支持全国来复枪协会，曾在众议院带头反对进攻性武器禁令，但作为司法委员会主席，在该禁令被纳入犯罪法案中后，他为犯罪法案投了赞成票。该协会的游说团体宣称，他们的打击名单上有24个人，其中有19个被他们击败了。他们的确对我们造成了那样的伤害，并把纽特·金里奇推上了众议院议长的宝座。在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领导人戴夫·麦柯迪议员丢掉了自己的参议员席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原因是“上帝、同性恋和枪”。
10月29日，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杜兰的人开车从科罗拉多一路赶到华盛顿，用攻击性武器向白宫开火，以表示对犯罪法案的抗议。他打了二三十枪后才被制服。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杜兰也许是精神失常，但他的行为反映出，由于签署了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我在那些偏执的枪支拥有者中激起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愤恨情绪。选举过后，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执法部门和其他支持对枪支开展负责任的立法的人代表了多数美国人的意见，却无法保护他们在国会中的朋友不受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伤害。该协会的游说团体钱比他们花得多，组织得比他们好，打败了他们，而且比他们更会煽动人。
选举也有几个亮点。特德·肯尼迪和黛安娜·范斯坦参议员在激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我的朋友、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恰克·罗伯参议员在他的共和党同僚约翰·华纳参议员的帮助下，战胜了奥利弗·诺思。诺思是一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在伊朗门事件中出了名。华纳和罗伯一样，不想看到他当参议员。
在密歇根州的北半岛，巴特·斯塔帕克议员也在激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他以前是一名警察，所在的选区非常保守。有人曾攻击他，说他为经济计划投的赞成票伤害了他的选区居民。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发动了攻势。他刊登广告，比较了享受减税的人数与税收增加的人数。二者的比率大约是十比肯特·康拉德参议员和俄尔·鲍默罗伊众议员在共和党的领地、保守的北达科他州重新当选，因为他们和斯塔帕克——样，积极地为自己投的票辩护，确保选民们知道他们取得的成就。也许，在小一些的州，或者在乡村地区，更容易对抗铺天盖地的负面电视广告。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党员像斯塔帕克、康拉德和鲍默罗伊那样做，我们本可以多赢几个议席。
两位参议院的预算战英雄遭遇了不同的命运。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失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她那个富裕的城市选区，帕特·威廉姆斯在蒙大拿州的乡村选区中却取得了胜利。
这次选举让我极为痛苦，不过在公开场合我没怎么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把汽油税和针对高收入社会保险接受者的税收放到经济计划里，在进攻性武器禁令问题上听从汤姆·福利、杰克·布鲁克斯、迪克·格普哈特的劝告，我们也许不会失去参众两院。当然，如果我采取上述决定，我就不得不放弃针对低收人工人家庭的劳务所得扣抵减税计划，或是缩小削减赤字的幅度，但那样必然会冒险面对债券市场的消极反应，还会使得更多的警察和孩子遭受进攻性武器的伤害。我当然坚信，这些艰难的决定对美国是有利的。不过，太多的民主党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背弃他们的选民后来却享受了更繁荣的经济、生活在更安全的街道上，从他们的勇气中获得了实惠。
如果在刚刚明确得知多尔参议员将阻挠任何有意义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时，我就宣布推迟医疗保健改革，直到两党达成一致意见，转而提交并努力通过福利改革计划，我们也许不会丢掉参众两院。那样做将会受到被疏远了的中产阶级的欢迎。这些人成群结队地投了共和党的票。而且和经济计划及进攻性武器禁令方面的相反决定不同，这么做既可以帮助民主党人，又不会伤害美国人民。
事实证明，金里奇是个比我更出色的政客。他知道，他可以利用合约，通过不断地攻击民主党人及狡辩，将中期选举演变为全国性的大事。他曾狡辩说，发生在华盛顿的冲突和党争是民主党的错，因为民主党控制着参众两院，但实际上这些冲突和争斗都是由共和党挑起的。由于我专注于总统的工作，所以没有组织或逼迫民主党人采取有效的全国性反宣传策略，也没有为此花钱。将中期选举全国化是纽特·金里奇对现代竞选术的重大贡献。自1994年起，如果一党采取全国性的宣传攻势，而另一党却无所作为，不采取攻势的一方将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种情况在1998年和2002年再次发生。
虽然享受减税优惠的美国人远比承受所得税上涨的人多，虽然我们把政府的规模削减到比里根和布什时期要小得多，共和党人还是凭着减税和小政府这两个一成不变的承诺取得了胜利。他们甚至为他们制造的问题得到了回报；他们使用阻挠议事的伎俩，封杀了医疗保健改革法案、竞选资金改革法案和游说改革法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多尔；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处于少数地位的41名参议员能够否决除预算之外的任何其他法案。选民们只知道他们还没有觉得自己更富有或更安全；华盛顿的争吵太多了，而我们在掌权；而且民主党人喜欢大政府。
我当时的感受和1980年竞选连任州长失败时差不多：我给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却没有人知道。选民们在实际做事时也许是进步的，但基本的思想理念却有些保守，对政府更是深表怀疑。即便媒体对我的报道不带那么多偏见，选民们也可能很难从纷繁的活动中梳理出我所取得的成绩。我不知怎么；忘记了1980年的惨痛教训：你可以有好的政策而没有好的政治，但你为人民建立好政府时却两样都不能少。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但我永远都愧对那些失去了席位的好人。这些人帮助我把美国从里根经济政策所造成的赤字深渊中拉了出来，使我们的街道更安全，并试图向所有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选举日当天下午，我努力应对不利处境，许诺将与共和党人合作，并要求他们“和我一起加人到这场公众大讨论的中心来，因为下一代美国人的最好观念一定来自这场讨论”。我建议我们大家在我所支持的医疗保健改革和单项否决权上进行合作。我所做的暂时只有这些。
许多专家都预测我1996年将会下台，但我却更加充满希望。共和党人说服了很多人，说我和民主党太自由化，太喜欢大政府，但机会却在我这一边，原因有三点：由于我们的经济计划的作用，赤字将持续下降，经济将不断改善；新国会，特别是众议院过于倾向右翼；尽管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做了种种承诺，他们很快就会提议削减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减少对环保事业的援助，否则他们提出的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就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因为极端保守主义分子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也决心逼迫他们遵守算术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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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前一周，我又抓紧工作了，共和党也是如此。11月10日，我任命帕齐·弗莱明为全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主任，这是对她在制定艾滋病政策方面所作贡献的承认，政策包括把整个艾滋病经费增加30％，我也概述了与艾滋病斗争的一系列新计划。我的这项任命是献给伊丽莎白·格拉泽的，她是与艾滋病搏斗的指路明灯，这位艾滋病重症患者三个星期后就将去世。
同一天，我宜布美国不再对波斯尼亚实行武器禁运。塞尔维亚人又发动了侵略，对比哈奇镇发动攻击，因而这项政策很有必要，得到了很多国会议员的支持；11月底，北约将轰炸塞尔维亚在这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场。12日，我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亚太18国正致力于到2020年建立一个亚洲自由市场，富裕一些的国家到2010年就会这么做。在国内政坛，纽特·金里奇正享受着巨大胜利带给他的喜悦，他不断发起毁灭性的个人攻击，这种方式在大选中已被证实是那么有效。大选前，金里奇从他的诽谤词汇手册中拿出整整一页，把我称做“正常美国人的敌人”。大选结束后那天，他又把希拉里和我称为“反文化的麦戈文之流”，这是对我们的最终指责。
金里奇这么咒骂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我们曾支持过麦戈文，我们也不属于金里奇希望能主宰美国的那种文化：南方白人保守主义的黑暗面，自以为是、总是指责、主张绝对真理。我是南方浸礼会教徒，我以此为豪，并对自己的信仰行过坚信礼。对于这种黑暗面，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当我还是孩子时，已看到人们那么强调宗教的虔诚和道德的高人一等，并以此作为要求得到政治权力的理由，作为丑化那些意见相异者的理由——通常是在民权领域。那时候我认为，美国正在准备建设一个更完美的国家，扩大自由和机会的范围，跨越我们之间的分隔线，加强社区凝聚力。
虽然金里奇引起了我的兴趣，特别是他的政治手腕给我印象深刻，但我并不认为他的大部分政治主张代表了美国最好的价值观。我的成长经历让我不要瞧不起任何人，不要因自己的问题或缺点去责备他人，正和“新右翼”的做法相反。而“新右翼”的做法有很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逃脱了责任：“他们”总是正确的，“我们”总是错误的；即便过去26年中有20年是“他们”在控制总统职位，“我们”也必须对所有问题负责。而支持我们摆脱困境的观点却很容易受到谴责，在1994年选举中，虽然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家庭对经济焦虑不安，对犯罪、吸毒和家庭丧失功能等问题的盛行感到沮丧，但对金里奇的主张饶有兴趣的人很多，特别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提出一个与之竞争的口号。
金里奇和共和党右翼把我们又带回了20世纪60年代；纽特说，直到60年代民主党上台之前，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民主党上台后用更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代替了是与非的绝对观念。他发誓，为了“复兴美国文明”，要把我们带回50年代的道德。
当然，60年代在政治与个人问题上出现过过分行为，但这个时代和它催生的许多社会运动一起推动了民权、妇女权利、干净的环境、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穷人的机会。民主党信奉并致力于这些工作。许多传统的共和党人也是如此，他们中包括70年代末和80年代许多与我共过事的州长。新右翼把注意力集中在60年代的过分行为，让我想起内战后南方白人为反对重建而到处吹毛求疵。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在南方重建中，北方人是如何卑劣，而南方则虽败犹荣。这有点道理，但最响亮的抱怨声总是忽略了林肯和共和党为废除奴隶制、保全联邦政府所做的贡献。在奴隶制和联邦政府这样的大问题上，南方错了。
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右翼势力用60年代的过分行为来淡化我们在民权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这种不加区别的谴责让我想起参议员戴维·普赖尔，他曾谈到一位85岁的老人告诉他，说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越战、民权运动以及其他所有20世纪的大动荡。普赖尔说：“你肯定目睹过许多变化。”“是的，”老人回答道，“但我反对所有这一切！”
但我仍不想像金里奇和他的同伙丑化我们那样来丑化他们。他的一些想法很有趣，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企业方面；在外交政策上，他是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我已思考多年，民主党需要让自己的做法现代化，需要少关心保留民主党那些工业时代的成就，多关心信息时代的挑战，需要清楚地阐明我们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和所关心事情的责任。我欢迎把我们新民主党人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念与那些包含在“与美国签约”中的观念进行比较的机会。最佳状态的政治往往是观念和政策的竞争。
但金里奇并未因此罢手。他观点核心并不仅仅是他认为他的观念比我们的好；他说他的价值观比我们的好，因为民主党人在家庭、工作、福利、犯罪和国防方面的态度不强硬，60年代的放纵让我们废了，无法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
他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在于清晰有力地证实了民主党的负面形象，而共和党自1968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把这种负面形象根植于国家意识中。尼克松曾这么做；里根曾这么做；当乔治·布什把1988年大选变成一场对威利·霍顿和对美国效忠宣誓的全民公决时，他也一样这么做了。现在纽特已把这种“反向整形手术”的政治技巧整个提高到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新水准。他的理论问题在于，它不符合事实。大多数民主党人对于犯罪问题态度强硬，支持福利改革和建立强有力的国防，在财政上比共和党右翼更负责任。大多数民主党人是努力工作、遵守法纪的美国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为社区工作，努力培育孩子。金里奇不尊重事实；对不符合事实的情节准备得很完美，并把它运用于每个机会。
不久，他就会在没有一丝证据的情况下指控我的白宫助手中有25％的人最近在吸毒。然后他会说民主党的价值观对于大量少年母亲的非婚生孩子要负责，应该从她们手中抱走这些婴儿，送到孤儿院。当希拉里质问他，让这些婴儿离开母亲结果是否就真的会好些时，他说她应该看看1938年的电影《男孩镇》，在这部影片里，贫穷的男孩们在一个天主教的孤儿院长大，那正是在可怕的60年代把我们都毁灭掉之前。
金里奇甚至责备民主党人和他们“宽容”的价值观导致这么一种道德气候的产生，它鼓励一位有问题的南卡罗来纳州妇女苏珊·史密斯在1994年10月溺死了她的两个小儿子。史密斯可能曾精神失常，因为她在孩提时代曾遭到极端保守的继父的性虐待，她的继父是基督教联盟地方分会的委员会成员。事实被揭露后，金里奇一点不狼狈。所有的罪恶，即便是那些由保守分子犯下的，也都是因民主党自1960年以来在美国推行道德相对主义引起的。
我等着金里奇来解释，民主党的道德沦丧是如何让尼克松和里根政府那么腐败，犯下了水门和伊朗门的罪行。我肯定他能找到办法。纽特正处于上升势头，要让他不这么做很难。
进入12月，参众两院以两党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政治生活恢复了一点健康。这项协定在全球范围减少了7400亿美元的巨额关税，打开了以前对美国产品和服务封闭的市场，给贫穷国家一个向国界以外的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机会，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统一的贸易和争议仲裁规则；拉尔夫·纳德和罗斯·佩罗到处活动，反对这项协定，声称这么做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从美国失去主权到滥用童工现象的增多等等。他们的反对效果甚微；劳工运动也不像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反对关贸总协定，米基·坎特在让关贸总协定得到国会支持的问题上做得很出色。
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是，关贸总协定包含的全面立法中有一项是1994年的《退休保护法》。在大选中的里士满大辩论中，一位选民让我第一次注意到退休金资金不足的问题。这项法令要求那些没有提供充分资金的公司增加资金的投入，它还把全国性的退休金保险制度固定下来，更妥善地保护了4000万美国人。《退休保护法》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我任期前两年主要立法成就中的最后两项，再想想选举结果，真是苦乐参半。
12月上旬，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辞职，我任命鲍勃·鲁宾接替他。本特森表现出色，我并不想让他离职，但他和他的妻子B．A．想回去过普通人的生活。选择继任者很容易：鲍勃·鲁宾的改革已让全国经济委员会成为白宫决策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在华尔街受到尊重，他希望美国经济为所有美国人服务。不久，我任命劳拉·泰森接替鲍勃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位。
我设宴招待过乌克兰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后，飞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会议，我将与叶利钦总统、梅杰首相以及乌克兰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统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一系列非核化协议。本来媒体应该很好地报道我们将把核武器库减少几千个弹头并防止核武器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共同决心。然而，布达佩斯的情况并非如此。叶利钦在演讲中批评我的政策，说我通过让中欧国家加入，扩大了北约，从而让冷战变成了“冷和平”。事实上，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想以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为过渡，以此吸纳更多的国家；建立一个增加北约新成员国的周密程序；通过努力，建立北约一俄罗斯伙伴关系。
因为事先对叶利钦的演讲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而且他是在我之后做演讲，我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与我们背道而驰，而且我也没有机会做出任何反应。显然，叶利钦的顾问已让他相信，北约会在1996年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而届时他将第二次参与总统大选，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对抗，这些人憎恨扩大北约；而我也将与共和党对抗，他们是支持该项政策的。
布达佩斯感到很尴尬，双方把球都扔了下来，这是一个极少出现的时刻，但我知道事情总会过去。几天后，艾尔·戈尔去看望叶利钦，他正在莫斯科参加戈尔一切尔诺梅尔金经济科技合作委员会的第四轮会谈。鲍里斯告诉他，我和他仍是伙伴；艾尔也让叶利钦放心，我们的北约政策没变。我不会让他把北约的大门无限期地关闭，但更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原因而为难他。
12月9日，我在迈阿密召开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这是1967年以来这个半球首脑的第一次会议。33个民主选举产生的首脑，包括加拿大、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领导人都来了，其中有41岁的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和他88岁高龄的邻居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华金·巴拉格尔，后者虽然双目失明、年老体衰，但依然思维敏锐。
我发起这次峰会是为了在所有美洲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从北极圈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加强这个地区的民主和政府的有效管理；表明美国成为一个好邻国的决心。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承诺到2005年建立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区，让人们感到我们正准备携手走向未来，这个未来，用伟大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话说：“世上既没有孤立的斗争，也没有孤立的希望。”
12月15日，我在电视讲话中提出在新预算中为中产阶级减税。政府中一些人反对这项计划，也有人在媒体上批评我们是照搬共和党的做法，说它不过是一个迟到的企图，想回到1993年的选举承诺，我因没有信守诺言，已遭选民惩罚。出于政策和政治考虑，在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我又回头和共和党就减税问题进行较量。老大党的契约包括税收议案，我认为我们支付不起，而且它们过于向高收入的美国人倾斜。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已持续20年忍受着经济停滞带来的痛苦，这是人们没有感觉到经济改善的主要原因。我们已通过实行双倍劳务所得扣抵来初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正确的减税可以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的同时又不导致减少赤字的工作出问题，或削弱我们对未来的投资能力，还会让我实现1992年大选中的承诺。
在演讲中，我提出了一个中产阶级权利法案，包括对收入在7．5万美元或少于这个数目的家庭提供500美元的儿童退税额；对大学学费课税减免；扩大个人退休金账户；把政府投入到许多就业培训项目上的资金转为现金优惠券，直接交到工人手中，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培训项目。我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将从艾尔·戈尔的“政府再造”倡议中节省出费用来，给税收方面的一整套措施提供资金，同时仍能继续减少财政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