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夕，艾尔·戈尔和我宣布第一批城市和乡村社区为“授权区”，让它们依据1993年的经济计划，合法得到税收奖励，接受联邦资金，刺激那些以前在经济复苏时落伍的地区的就业机会发展。
12月22日是迪·迪·迈尔斯担任白宫新闻秘书的最后一天。她在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色。她曾与我一起经历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大雪。从那之后，我们一起经受住了许多暴风雨，一起经历了很多让我们感到心跳的政治游戏。我知道她离开后会很好，她的确做到了。
结束了每年新年的“复兴周末”之行，希拉里和我又额外回了家乡几天，在那里我们可以探望她的母亲和迪克·凯利，而我也可以和东阿肯色州的朋友去猎野鸭。每年，当它们从加拿大飞到南方来过冬时，两条主要迁徙路线中的一条就是沿密西西比河而下。许多鸭子在水田和阿肯色三角州的池塘驻留，过去几年，一些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建起捕猎鸭子的营地，既是为了玩乐，也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晨曦中观看鸭子飞翔是件有趣的事。我们也看到大雁在我们头顶以完美的V字形高高飞翔。在那个雾蒙蒙的清晨，只有两只鸭子在我们的有效射程内，和我在一起的人让我向它们开枪。他们捕猎的日子比我多多了。我告诉和我们同行的记者，我们用的所有枪支都在犯罪法案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不需要进攻性武器来猎野鸭，这些被猎获的鸭子中包括我从约70码的地方开枪幸运射中的那只。
第二天，希拉里和我参加了位于小石城北郊舍伍德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重点小学的落成典礼。学校设施很漂亮，一个多功能教室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图书馆以希拉里的名字命名。我承认，我喜欢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个新的学校中；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感激我的老师们。
我太需要那次回家子。我已像狗一样工作了两年。做了那么多，我总是“见树不见林”。即将到来的一年将给我带来新的挑战。为迎接这些挑战，我需要更多机会给自己充电，浇灌我的根基。
我返回了华盛顿，期待着看到共和党人能信守大选中的诺言，期待着旨在保全并完全实施过去两年内通过的立法的战斗。当国会通过一项新立法，行政部门的工作才刚开始。比如，犯罪法案给我们提供资金，以便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我们必须在司法部建立一个办公室分配这些经费，制定使用这些经费的准则，建立并管理申请程序，监督经费的使用，这样我们才能把进展情况通报给国会和美国人民。
1月5日，我和新一届国会领导人第一次会晤。除了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共和党的队伍中还包括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特伦特·洛特，以及两位得克萨斯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和众议院多数党督导员汤姆·迪莱。新的民主党领袖包括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汤姆·达施勒和众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以及参议院民主党督导员、肯塔基州的温德尔·福特，以及他在众议院的搭档、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欧。
与国会领导人的会晤很亲切，老大党的契约中也有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但我知道我们无法避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争执，我们都坦率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显然，我和我的人在行动和交际策略上都必须集中精力、有条不紊。当一名记者问我是否可以给我们的关系打上“妥协或战斗”的标记时，我回答道：“我的答案是，金里奇先生将会在你的右耳边窃窃私语，而我将在你的左耳边窃窃私语。”
议员们告辞后，我进了新闻室，宣布迈克·麦科里为我们的新任新闻秘书。那之前，迈克一直都是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总统大选中，作为参议员鲍勃·克里的新闻秘书，他曾几次向我发难。但我不在乎；在初选中，他理应反对我，而他在国务院表现出色，很好地阐明并捍卫了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的队伍中补充了新鲜血液。厄斯金·鲍尔斯与菲尔，拉德交换了工作，从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加入到白宫，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厄斯金尤其适合那些必须谨慎处理并要妥协的事情和游击战，这将是我们与新一届国会关系的特点，厄斯金是一位天才企业家，是世界级的交易家，深知进退的时机。他将很好地支持帕内塔的工作，贡献其才干，补充列昂另一位副手哈罗德·伊克斯的不足。
和过去许多个月一样，1月充满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失业率降到5．4％，新增了560万个就业机会；当肯尼斯·斯塔尔令人难以置信地说他将重新调查文斯·福斯特的死因时，他显示了其“独立性”；19名以色列人被两枚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死，伊扎克·拉宾政府受到威胁，这一行径削弱了对和平工作的支持；我签署了新一届国会通过的第一份法案，这份法案得到我的大力支持，它要求全国的立法者同样遵守他们加在其他顾主头上的要求。
1月24日，我向共和党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40年来第一次。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我必须表现得善于调停而不软弱，强硬而没有敌意。我一开始就恳请国会把“党派、小气量和骄傲”搁在一边，建议我们在福利改革问题上携手合作，不要惩罚穷人，而要给他们力量。然后我介绍了林·伍尔西，她或许是美国福利接受者潜力最好的例证。她从摆脱福利开始，努力工作，最后成为代表加州的一名众议员。
然后我在几条战线上挑战了共和党人。如果他们将投票支持平衡预算修正案，他们必须说明如何平衡预算，是否会减少社会保障。我告诉他们不要取消美国服务队，而他们威胁要这么做。如果他们想加强犯罪法案，我将与他们合作，但我反对废除已经证实有效的预防犯罪计划，这项计划将在大街上新增10万名警察，也反对废除进攻性武器禁令。我说，我从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侵害合法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权利，“只要许多人放弃他们在国会的立场，那么警官和孩子们就不会在进攻性武器的弹雨中丢掉生命，我不会让它被废除”。
结束演讲的时候，我向共和党人伸出手去，推动我的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但表示会与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并承认在医疗保健问题上，“我们吞下的东西比我们能咀嚼的要多”，但我呼吁他们与我一步步合作，就从这一步开始，；让人们确信更换工作或家庭成员生病时不会失去医疗保险；我还寻求他们又持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日程。
每年的国情咨文不仅给了总统一个机会，可以不经过滤地向美国人民说话一个小时，它也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总统的讲话多少次被掌声打断，特别是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是什么使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鼓掌，什么事让他们看法一致；重要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反应；以及邀请谁和第一夫人坐在问一个包厢等事情的象征意义受到媒体的关注，美国人通过电视注视着这一切。对这次国情咨文，我准备了一个50分钟的演讲，其中有10分钟可以接受鼓掌。因为其中有很多和解表示，也有一些重要的对峙，演讲被掌声打断有90多次，最后演讲持续了81分钟。
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已进入我第一个任期内一次重大危机两周了。1月10日晚，当鲍勃·鲁宾在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任财政部长后，他和拉里·萨默斯留下来与我和我的几个顾问见面，一起商讨墨西哥金融危机。比索急剧贬值，损害了墨西哥的借贷或偿还现有债务的能力。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随着墨西哥形势的恶化，为了让货币增值，墨西哥发行了一种称为“特索博诺斯”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必须用美元偿还。由于比索持续贬值，必须有更多的比索来支撑墨西哥短期债务的美元价值。现在，墨西哥仅有60亿美元储备，到1995年，将有300亿美元应付款，那一年的头三个月将需要支付100亿美元。
如果墨西哥不履行职责，经济的“彻底垮台”——鲍勃·鲁宾避免这么形容它——将会加剧，大量失业，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国际金融机构、他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不会愿意把钱放在那里冒险。
鲁宾和萨默斯解释说，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后果。首先，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它无法购买我们的商品，美国公司和雇员将受到损害。第二，墨西哥经济的混乱将导致非法移民增加30％，或者说每年增加50多万。第三，贫穷的墨西哥在非法毒品卡特尔的猖獗活动面前几乎肯定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些毒品卡特尔已越过边境向美国走私了大量麻醉剂。最后，如果墨西哥不履行职责，必将对其他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动摇投资者在拉美、中欧、俄罗斯、南非以及其他我们正在帮助它们实现现代化和繁荣的国家的市场上的投资信心。由于约40％的美国商品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将会严重受损。
鲁宾和萨默斯建议，恳请国会批准250亿美元贷款，帮助墨西哥偿还已在支付日程上的债务，保住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作为回报，为防止类似事情再发生，要求墨西哥信守金融改革承诺，更及时地通报金融状况。但他们警告，风险是与这项建议同在的。墨西哥可能会失败，而我们也将损失掉我们提供的任何数额的资金。而如果成功，它将产生一种经济学家称为“道德风险”的问题。墨西哥处于崩溃边缘，不仅因为政府政策有缺陷，机构软弱无能，而且因为投资者一直在为其运作提供资金，完全忘记了谨慎。向墨西哥提供资金以偿还做出不明智决策的富裕投资者，我们可能会造成一种预期，即这样的不明智决策是没有风险的。
风险中夹杂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美国人不明白墨西哥经济的崩溃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国会民主党人会认为这样的金融援助证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一开始就听取了糟糕的建议。大多数新当选的共和党人，尤其是在众议院，并没有议长那种对国际事务的热情。居然有相当多的，人甚至没有护照。他们想限制墨西哥移民，而不是把成千上万的美元投到那里。
听完陈述，我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我们必须把贷款付诸行动。我认为这项决定已一目了然，但不是我的所有顾问都同意这么做。那些在中期选举失败后想加快恢复我的政治影响力的人认为我疯了，或者正如我们阿肯色州人说的那样，“三块砖无法撑起整个重负”。当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听到财政部250亿美元的贷款数额时，认为鲁宾和萨默斯的本意应该是2500万美元；他认为我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帕门塔赞同贷款，但他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还钱给我们，代价是我将失去1996年大选。
风险显而易见，但我对墨西哥新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很有信心，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博士，在他们党的原总统候选人路易斯·科洛西欧被刺杀后充当了临时代理人。如果有人能让墨西哥复苏，塞迪略一定可以。
另外，我们无法站在一边，不提供任何帮助，听任墨西哥破产。除了这将引起我们和墨西哥人的经济问题外，我们会给整个拉美传递一种自私和目光短浅的可怕信号。拉美人憎恨美国的历史很长，认为美国傲慢，对他们的利益和问题无动于衷。每当美国伸出真诚友谊之手的时候——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睦邻友好政策，约翰·肯尼迪的美洲争取进步同盟，卡特总统归还巴拿马运河——我们做得都更好。冷战时期，我们支持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支持独裁者，容忍他们践踏人权，我们得到了应得的反对。
我把国会领导人请到白宫，向他们解释形势，呼吁得到支持。所有人都做出了承诺，包括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他们把墨西哥问题恰如其分地描绘成“21世纪的第一场危机”。鲁宾和萨默斯在国会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信息，与此同时我们获得了马里兰州参议员保罗·萨班斯、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贝内特等人的支持。鲍勃·贝内特是一位非常聪明、守旧的保守派，他很快理解到不行动将造成的后果，表示将在整个危机中与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州长也表明了支持态度，包括对墨西哥饶有兴趣的马萨诸塞州州长比尔·韦尔德，以及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布什，他的州与加州一样，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将首当其冲。
尽管这件事有很多好处，而且得到艾伦·格林斯潘的支持，但显然，到了月底，我们在国会的工作仍然成效不大。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民主党人认为关于援助的一揽子计划走得太远，而新共和党成员则公开反对。
月底，鲁宾和萨默斯已在考虑采取单边行动了，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向墨西哥提供贷款。这个基金创立于1934年，当美国取消金本位时，它曾被用来减少货币的波动；基金约有350亿美元，征得总统同意后就可由财政部长使用。28日，墨西哥财政部长打电话给鲁宾，告诉他随着价值10亿美元的“特索博诺斯”债券下周即将到期，墨西哥经济崩溃已经临近，要求美国采取行动越发显得急迫了。
1月30日，周一晚上，这场危机已到了紧急关头。墨西哥的金融储备已降至20亿美元，比索的价值一天之内又降了10％。那天晚上，鲁宾和萨默斯来到白宫会见列昂·帕内塔和桑迪·伯杰，伯杰是在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这件事。
鲁宾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墨西哥大概还能支撑48小时。”金里奇打来电话，说即便能通过一揽子援助计划，两周内也无法实现。多尔早就这么表态了。他们已尽力了，正像汤姆·达施勒、迪克·格普哈特已经那样做的，但反对派太强大了。
晚上约11点，我从一场募捐会返回白宫，去了列昂的办公室，听了这个不愉快的消息。鲁宾和萨默斯简单地再次陈述了墨西哥经济崩溃的后果，然后说我们“只是”需要200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不是250亿美元，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克尔·坎姆德赛斯已筹措了180亿美元的援助，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供这笔援助；加上其他国家和世界银行数额稍小些的援助，给墨西哥的总援助将达近400亿美元。
虽然赞同行动，桑迪·伯杰和鲍勃·鲁宾还是再次指出了风险。《洛杉矶时报》上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79％的美国人反对帮助墨西哥，支持的人只有18％。我的回答是：“因此，从现在起一年内，我们又会有100万非法移民，那时候我们这里将到处充斥着墨西哥的毒品，格兰德河两岸会有许多人失业。当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采取一些行动？’我能说什么？难道我的借口就是有个民意调查说80％的美国人反对这么做？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会议持续了约10分钟。
第二天，1月31日，我们宣布了一揽子援助计划，这笔钱来自外汇稳定基金。贷款协议是几周后在财政部大楼签署的，此时，国会一片强烈抗议声，我们的七大工业盟国也满腹牢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给墨西哥180亿美元援助感到不高兴，对我们则是因为事先没有征得它们同意。最早一笔钱是在3月发放的，在那之后，我们定期支付，虽然墨西哥的形势持续几个月没有好转。但到这年年底，投资者又开始进入墨西哥市场，外汇储备开始增加。埃内斯托·塞迪略履行了他的改革承诺。
虽然一开始形势有些严峻，但援助计划开始生效。1982年，当墨西哥经济垮台时，它花了将近十年才让经济重新增长。这一次，经过一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墨西哥经济又开始增长。1982年，墨西哥花了七年时间重新进入资本市场。1995年，它仅花了七个月。1997年1月，墨西哥提前三年一分不差地支付了贷款和贷款利息。墨西哥从我们筹措的200亿美元中借了105亿美元，它支付给我们的利息就高达14亿美元。这笔钱如果投资在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上——其余外汇稳定基金的钱就是这么投资的，将要减少整整6亿美元的收入。这笔贷款不仅是一项好政策，而且是一项好投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把墨西哥的贷款保证称为“最不受欢迎、最令人不理解，然而却是克林顿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决策”。他或许是对的。就公众的反对而言，75％的人也反对过给俄罗斯的一揽子援助；我恢复海地的阿里斯蒂德政权的决定也不受欢迎；我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一开始也遭到反对。民意调查可以帮助美国总统，让他知道人民的想法，告诉他在特定的时候什么样的观点最有说服力，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支配一项决策，因为决策时需要观察道路的前方，并看到路的拐弯处。美国人雇用他们的总统是让他为国家的长远将来做正确的事情。帮助墨西哥是美国的正确选择。这是惟一理智的经济路线，这么做，我们自己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好邻邦。
2月9日，赫尔穆特·科尔来访。他刚刚重新当选，他很有信心地预测我也会。他告诉我，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但我的最后结果会很好。在我们会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科尔对刚刚在半夜去世的89岁高龄的富布赖特参议员发表了一段令人感动的颂词。科尔说，他这代人，当他们还是学生时，“除了想获得一个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外，什么都不想”，放眼全世界，富布赖特的名字已经与“开放、友谊、共同合作”联系在一起。富布赖特去世的时候，已经有9万多美国人和12万其他国家的学生当过富布赖特学者。
富布赖特去世前不久，我去他的家里探望。他曾有过一次中风，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眼睛雪亮，他的思想在工作，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探望，但也是最后一次。富布赖特将会长期耸立在美国历史上——正如我在他的纪念会上所言，“总是老师，也总是学生。”
2月13日，劳拉·泰森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其他顾问们，包括乔·斯蒂格利茨和马丁·贝利，给我一份最新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它着重谈到了1993年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也谈到了收入停滞和不平等现象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利用这个机会推行中产阶级权利法案，提议两年内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4．25美元增加到5．15美元，增加整整90美分。这个增长会让1000万工人获益，让他们每年增加1800美元的收入。增加工资的另一牛原因是要把扣除通货膨胀后的最低工资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1991年是我们最后一次提高工资。
对大多数民主党人来说，最低工资问题是他们喜欢的一项事业，但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增加最低工资，认为生意成本的增加会让就业机会减少。他们的立场几乎找不到有说服力的依据。事实上，一些研究劳工问题的年轻经济学家最近发现，适度增加最低工资会适度增加而不是减少就业。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访谈，采访的是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一个工厂里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当问到增加工资可能会导致解雇她和她的工友，以便让机器负担更多的工作这种说法时，她笑了笑，回答提问的人：“亲爱的，我还是想碰碰运气。”
2月的第四个星期，希拉里和我对加拿大进行了两天国事访问，我们住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官邸，与大使吉姆和珍妮特·布兰查德住在一起。吉姆和我在80年代就是朋友，那时他是密歇根州州长。加拿大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距离最近的盟国。我们两国有世界上最长而且不设防的边境。1995年，我们两国一起商讨海地问题，一起帮助墨西哥，一起商量北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事宜。虽然有时候我们在诸如小麦、木材以及大马哈鱼捕捞权等问题上偶尔发生争执，但我们的友谊深厚宽广。
我们和让·克雷蒂安总理和他妻子艾琳在一起很长时间。克雷蒂安将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个强有力的盟友、知己和经常性的高尔夫球友。
我还对加拿大议会做了演讲，感谢他们和我们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感谢加拿大人对丰富美国的文化做出的贡献，这些人包括奥斯卡·彼得森，我最耳欢的爵士乐钢琴演奏家；创作型歌手约尼·米切尔，他创作子《切尔西之晨》；伟大的摄影师优素福·卡什，在他给丘吉尔拍摄的一幅肖像中，丘吉尔满面怒容，因为卡什夺下了他那时常不离手的雪茄。优素福·卡什因这幅作品而成名，他还给希拉里和我照过相，但我们的姿势不是那么夸张。
3月有个很好的开端，至少从我的角度看是如此，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失去了以2／3多数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的机会。虽然这项修正案很受欢迎，但事实上每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因为它限制了在经济衰退或国家处于危机时，政府在适当时机实行赤字财政的能力。1981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多大的财政赤字问题；仅仅当主张积极投资的经济政策让国家债务增加了四倍时，政治家们才开始发表看法，声称永远不会再做出负责的经济决策，除非宪法修正案逼着他们这么做。
辩论仍在进行，我恳请新的共和党多数派——他们正在推动这项修正案——希望他们阐明如何平衡预算。我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一项预算；他们已控制国会将近两个月，却仍然没有一个预算。他们会发现把大选中的花言巧语变成实际的建议有多么艰难。
不久，共和党针对当年预算提出了一揽子裁减计划，称为“废除”，感觉就像他们拿出了预算一样。他们选择的裁减内容证明民主党在大选中对共和党契约的批评击中了要害。老大党的废除计划包括减少1．5万个美国和平队的职位，120万个年轻人暑期工作机会，17亿美元的教育资金，包括我们现在几乎一半的预防吸毒资金，而在现在的年轻人中，吸毒仍呈上升趋势。最糟糕的是，他们想砍掉学校午餐计划和针对妇婴及五岁以下孩子的营养计划。这项计划一直都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有力支持。现在到了白宫和民主党同那些裁减计划进行斗争的重要时候了。
老大党另一项遭到强烈反对的提议是撤销教育部，教育部和学校午餐计划一样，向来都得到两党的有力支持。当参议员多尔说这个部门坏处比好处多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他可能是对的，因为一经创立，这个部就在共和党的教育部长领导下。相反，迪克·赖利的教育部好处比坏处多。
我一边反驳共和党的提议，一边通过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的方式推动我们的日常工作，并向他们表明这是我从上次大选中得到的信息。3月中旬，我宣布了一项阶段性的改革措施，它依据的是艾尔·戈尔制定的“政府再造”计划，主要是通过向私营部门提供市场刺激因素来改善环保，不是强制推行具体规则；减少25％的文字材料工作量可以为他们每年节省2000万工作小时。
“政府再造”的努力正在见成效。我们已减少超过10万的联邦政府工作，把联邦工作人员手册减少了1万页；不久我们将会第一次拍卖部分广播频率并从中收入800亿美元；最后我们将裁减掉1．6万页的联邦政府守则，这么做不会损害公众利益。“政府再造”的所有计划是根据一个简单的信条制定的：保护人民，而不是官僚机构；注重结果，而不是强调规则；行动，而不是言语。艾尔·戈尔非常成功的倡议挫败了我们的敌人，鼓舞了我们的盟友，而且没有引起大多数公众的关注，因为它既不耸人听闻，也不引起争议。
当我作为总统第三次庆祝圣帕特里克节时，它已经从一个节庆活动变成每年让美国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机遇。那一年，我给新任爱尔兰首相约翰·布鲁顿发出了“一百万个欢迎”的爱尔兰传统祝福语，他正继续着前任的和平政策。中午，由于在国会参加纽特·金里奇第一次主持的圣帕特里克节议长午宴，我与格里·亚当斯第一次见面，在北爱尔兰的新芬党同意与英国政府讨论放弃武力的问题后，我已第二次给亚当斯发放赴美签证，并邀请他和约翰·休姆以及其他北爱尔兰主要政党代表，包括那些反对北爱自治的亲英派和拥护北爱加入爱尔兰共和国的共和派，一起出席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圣帕特里克节招待会。
当亚当斯出现在午宴上时，约翰，休姆怂恿我过去和他握手，我照做了。在那天晚上白宫的招待会上，大家聚在一起倾听爱尔兰优秀的男高音弗兰克·帕特森演唱。亚当斯兴致勃勃地和休姆一起表演了二重唱，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所有这一切现在看来都显得有些像例行公事，但那时候它表明美国政策在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一政策仍遭到英国政府和我们国务院许多人的反对。现在我不仅陪着约翰·休姆，一位主张和平变革的斗士，也陪着格里·亚当斯，这位仍被英国政府称为恐怖分子的人。从外表看，亚当斯与性格温和、衣着略显凌乱、非常庄重的休姆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满脸胡子，个头更高，更年轻，更精瘦，处于毁灭边缘的生活让他更坚强。亚当斯和休姆的个性中也有共性。他们的眼镜后面都显示出机智、坚定的信仰，以及爱尔兰人特有的悲伤和幽默，这种幽默来自那些经常破灭却从未放弃的希望。不管成败如何，他们都试图把他们的人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久以后，领导着最大党统一党的戴维·特林布尔，将和他们一起在白宫庆祝圣帕特里克节，他们都在寻求和平。
3月25日，希拉里第一次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海外访问，这次访问持续了12天，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她一路上带着切尔西，这次访问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她们也是一次重要的个人探索之旅。当她们在远方的时候，我去离家近些的地方访问，我去海地访问了军队，会见了阿里斯蒂德总统，告诫海地人民要拥抱一个和平民主的未来，参加了把权力从我们的多国部队移交给联合国的仪式。在六个月里，由30个国家组成的军队在美国的领导下一起合作，从大街上拆除了三万多件武器和爆炸性装置，并训练了一支永久性的警察队伍。他们结束了镇压性暴力行为；阻止了海地居民外逃，他们正在返回家园；在我们的半球保卫了民主。现在，一个由超过6000名军事人员、900名警官和数以百计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顾问组成的联合国使团，将接管海地11个月，直到新总统被选出并宣誓就职为止。美国仍将发挥作用，但我们军队人数和开支将下降，因为其他32个国家已加入进来。
2004年，暴力和冲突再次出现，阿里斯蒂德总统辞职并流亡海外，我想起美军司令休·谢尔顿曾告诉我：“海地人是好人，他们应该有机会。”阿里斯蒂德肯定犯了错，而且经常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但是政治反对派也从未真正与他合作过。此外，1995年共和党控制国会后，他们不愿提供经济援助，否则结果可能会不同。
如果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帮助，海地永远也不会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而且，我们的干涉挽救了生命，第一次让海地人民感受到民主的滋味，这是他们投票后尝试到的。虽然阿里斯蒂德有严重的问题，但海地人如果处在塞德拉斯和他那暗杀式的政变统治下会更糟糕。我很高兴，我们给了海地一次机会。
对海地的干涉也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在世界上的动荡地区进行多边反应是明智的。不同国家一起合作，通过联合国，分担彼此的责任和开支，减少对美国的仇恨，建立宝贵的合作习惯。在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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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前两周半我都在会晤其他国家领导人。前来拜访的有约翰·梅杰首相，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以及巴基斯坦首相贝纳齐尔·布托和土耳其总理坦苏·奇莱尔这两位聪明而非常现代的穆斯林国家女性领导人。
同时，纽特·金里奇为他担任议长100天发表了演讲。你听他演讲，会觉得共和党一夜之间让美国革命了，在个这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变成了议会制，而他作为首相，制定了国内政策路线，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总是局限于处理外交事务。
这时候，共和党控制着国会，这种新奇感，加上他们声称在进行重大变革的声音，让共和党主导了新闻媒体。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在国会通过了其契约中三个相关的次要部分而已，我也是支持这些部分的。更艰难的决定还在他们前面等着。
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我指出，他们的契约中有我赞同的内容，在这些事情上，我会寻求妥协，而在那些我反对的事情上，我会否决它们。4月14日，在参议员多尔宣布竞选总统后四天，我平静地报了名，参加竞选。18日，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被问了20多个问题，包括许多外交和内政问题。第二天，这一切都被遗忘了，仅有一个词还留在每个美国人的嘴边：俄克拉何马城。
早上晚些时候，我了解到一枚卡车炸弹在俄克拉何马城的阿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外爆炸，把整座大楼炸成了一堆瓦砾，死亡人数还未确定。我立刻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一个调查组前往出事地点。显然恢复工作任务艰巨，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消防员和紧急救援工作者帮助俄克拉何马城从瓦砾中掘出了一条通道，不顾一切地希望发现幸存者。
悲剧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她的心碎了；爆炸夺去了1朗人的生命，包括大楼内日托中心的19名儿童。大多数死者是联邦雇员，他们为自己的部门工作，在这座默拉大楼里有自己的办公室。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好战分子要对此负责，我提醒他们，对谁是凶手不要草率下结论。
爆炸案后不久，俄克拉何马警察逮捕了蒂莫西·麦克维，一个不合群的退伍老兵，他仇恨联邦政府。21日，麦克维被联邦调查局监禁并受到审讯。他选择4月19日炸掉联邦大楼，是因为那天是联邦调查局袭击韦科的大卫教派信徒的纪念日，那一事件对于右翼极端分子而言，是独裁、滥用政府权力的最终体现。反政府的偏执思想在美国已形成多年，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人的历史怀疑主义用于政府，这种历史怀疑主义已演变成彻底的仇恨。这种敌意导致武装民兵组织的增加，他们抵制联邦权威的合法性，声称自己就掌握着法律。
右翼电台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增强了这种敌意气氛。他们大量恶毒的语言每天都充斥在广播中，他们通过互联网鼓励人民起来反对政府，并提供实用的帮助，包括示范如何制造炸弹等较易模仿的事情。
俄克拉何马城让人们清醒了，我试图安慰并鼓励那些失去挚爱的人和整个国家，加紧保护美国人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从世界贸易大厦发生爆炸案两年多以来，我已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反恐资源，还教会他们如何更密切地合作。我们的严厉执法已成功地把几个逃往国外的恐怖分子引渡回美国受审，成功阻止了恐怖分子袭击联合国、荷兰、纽约市的林肯隧道以及从菲律宾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飞机。
在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事件后两个月，我向国会递交了反恐立法提案，其中包括恳请国会增加1000多名警察来反恐；恳请建立一个在联邦调查局局长领导下的新的反恐中心以协调各项事务；批准使用军事专家，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允许干涉国内执法，让他们在国家遇到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恐怖威胁和意外时提供帮助。
俄城事件后，我恳请国会领导加快考虑立法，5月3日，我提出了一些修正案来加强立法：获取金融档案的更大的执法权；当恐怖疑犯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对他们进行电子侦察的权力，不需得到法院新的命令就可窃听特定的位置；加重惩罚在知情情况下为恐怖活动提供武器或炸药伤害现在或过去的联邦雇员及其家人的行为；要求所有爆炸材料中都必须放人一种标识，那样这些材料就可被追查到。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肯定有争议，但是，正如我在5月4日对一位记者所言，恐怖主义“是对美国人民安全的最大威胁”。我希望我是错的。
星期天，希拉里和我飞到俄城，在俄克拉何马州露天市场参加了纪念仪式。仪式是由弗兰克·基廷州长的妻子卡西·基廷组织的，30多年前我们还在乔治敦读书时，我和弗兰克·基廷就结识了。显然弗兰克和卡西还处在极大的痛苦中，但他们和俄城市长罗恩·诺里克已振奋精神组织搜寻和恢复行动，接受悲痛带给俄城的挑战。仪式上，葛培理牧师说：“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精神不会被打败。”他的致辞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州长也用感人的言辞表示，如果任何人认为美国人已失去了爱、关心和勇气，他们应该到俄城来。
我试图为整个国家说话。我说：“你们已失去了很多，但你们并没有失去一切。而且你们肯定没有失去美国，因为我们将和你们站在一起，迎接无数个明天。”我给大家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年轻寡妇，三个孩子的母亲写的，她的丈夫在1988年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爆炸事件中死去。她恳请那些失去挚爱的人不要把伤痛变仇恨，相反应该继续“挚爱留下的未竟事业，那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死不徒然”。希拉里和我会见了一些受害人家属，我应该记得那些睿智的话语。受害人中有一位联邦特工，他叫艾尔·惠切尔，他去俄城工作之前曾为我的警卫分队工作；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在这些会见的家属中。
那些死掉的雇员，曾为我们服务，帮助老人和残疾人，帮助农场主和退伍老兵，执行我们的法律，人们也因此经常用“联邦官僚”这个带有贬低意味的词称呼他们。他们是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和社区工作者。不知何故，他们却被称为税收美元的寄生虫和权力滥用者，这样的看法不仅出现在蒂莫西·麦克维和他的同情者们扭曲的思想里，而且出现在太多为了权力和利益攻击他们的人的脑海中。我向自己发誓，将永不再使用“联邦官僚”这个欠考虑的词，我会竭尽全力改变这种仇恨和偏执的气氛，正是这种气氛导致疯狂行为的出现。
白水世界没有因俄城事件而停止运转。在希拉里和我飞到俄城参加纪念仪式的前一天，肯·斯塔尔和他的三个助手来到白宫向我们做问讯。在白宫顾问办公室的阿伯纳·米克瓦和简l舍伯恩，以及我的私人律师戴维·肯德尔和他的搭档妮科尔·塞利格曼陪同下到了条约室。会晤很平静，结束时，我让简·舍伯恩带着斯塔尔和他的三个助手参观了林肯卧室，这个房间的家具是玛丽·托德·林肯带来的，里面还放着一份《葛底斯堡演说》的稿子，它是事后林肯亲笔抄写的，为的是拍卖后给退伍老兵筹措一些资金。希拉里认为我对斯塔尔这些人过于友好，但我不过是按我从小形成的习惯去做事，而我还没有放弃幻想，认为调查最终会遵照合法的程序进行。
同一周，我的老朋友参议员戴维·普赖尔宣布他在1996年不会再寻求重新当选。我们已认识近30年。戴维·普赖尔和戴尔·邦珀斯的能力都远不止担任参议员而已；我们都曾连续担任家乡的州长，我们让阿肯色州一直是进步民主党的天下，而很多南方州已落人共和党的手中。普赖尔和邦珀斯对我的工作和让我内心保持平静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支持我，而且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可以让我倾听，让我欢笑，可以提醒他们的同事，我不是像这些人经常道听途说到的那样。戴维退休后，我只能在邀请他打高尔夫球时得到他的建议和看法，他在参议院时，我可以随时洗耳恭听。
在4月29日白宫举行的记者宴会上，我的讲话很简短，除了一两句话外，我并没有试图搞笑。相反，我感谢聚在一起的这些新闻界人士，感谢他们对俄城悲剧事件以及艰巨的恢复工作做了有力的、感人的报道，我让他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当我们成功时，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坚强”，然后我用W．H．奥登的诗句结束了讲话：
在心灵的荒漠里
让弥合伤口的泉水涌出。
5月5日，我参加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我的听众不仅有毕业生，而且有一些民兵组织成员，他们在密歇根州偏远的乡村非常活跃。我说，我知道大多数民兵，他们在周末穿上军服执行军务，参加军事训练，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我还向那些谴责爆炸行为的人表示感谢。然后，我谴责了那些以极其尖刻的语言，提倡用暴力对付执法警察和其他政府雇员的人，并把他们和殖民地时期的民兵相比，“那些人是为民主而战，然而你们在抱怨民主。”
接下来的几周，除了反复攻击那些宽容暴力的人，我要求所有美国人，包括电台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要更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语言，确信自己没有鼓励思想不稳定的人使用暴力。
俄城事件推动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对待政府和持不同看法的人的言语和态度。这么做，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缓慢然而不可动摇的变化，那就是摆脱不加批判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曾经太普遍了。仇恨者和极端主义者没有离开，但他们处在防御态势中，在我任期剩下的日子里，他们不会再获得在蒂莫西·麦克维以非人性手段来妖魔化政府之前所拥有的那种地位了。
5月的第二周，我登上空军一号，飞往莫斯科，庆祝二战在欧洲结束50周年。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约翰，梅杰、江泽民以及其他领导人都计划去那里，我的决定有些争议，因为俄罗斯在车臣这个完全是穆斯林的共和国里，用血腥手段对付分裂分子，平民的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大多数局外人认为，俄罗斯过多地动用了武力，外交工作做得不够。
我去了莫斯科，因为我们都是二战盟国，这场战争让1／8的苏联人丧命：2700万人死于战争或疾病、饥饿和严寒。如今，我们又成了盟友，我们的伙伴关系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进步，对于我们确保核武器的安全并销毁它们，对于北约有序扩大与和平伙伴关系，对于我们的反恐战争和对付有组织的犯罪都至关重要。最后，叶利钦和我还有两个棘手问题需要解决：俄罗斯与伊朗的核合作；如何使扩大北约的方式最终能让俄罗斯加入和平伙伴关系，同时又不会让叶利钦失去1996年大选。
5月9日，我和江泽民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站在红场上，观看老兵游行，他们肩并肩行进，经常相互携手、相互依靠以保持稳定，这正如他们上一次为俄罗斯母亲游行一样。第二天，参加完各种纪念活动后，叶利钦和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叶卡捷林娜厅会晤。我从伊朗问题谈起，告诉叶利钦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撤除了所有核武器；现在我们必须确保像伊朗那样会伤害我们的国家不要成为有核国家。叶利钦对此早有准备；他立刻说俄罗斯没有把离心机卖给伊朗，提议我们让戈尔一切尔诺梅尔金委员会把这个问题称为反应堆问题，伊朗声称它只想和平利用。我同意了，只要叶利钦公开承诺不给伊朗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技术。鲍里斯说“好的”，为此我们握了握手。我们还同意8月开始对俄罗斯的生物武器制造工厂进行巡视，为减少生化武器扩散带来的威胁，我们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合作，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