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提交了自己的七年平衡预算计划。共和党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因为计划没有接受他们的收支估计。七年中，双方的估计有3000亿美兀的差距，对1．6万亿美元的年度预算来说，这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分歧。我相信我们最终能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我们可能还需要再次关闭政府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旬，西蒙·佩雷斯第一次以总理身份来见我，他重申以色列要移交加沙、杰里科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在圣诞节即将向巴勒斯坦人移交西岸的4．50个村庄，并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选举前至少释放另外1咖名巴勒斯坦囚犯。我们还讨论了叙利亚的问题，当西蒙跟我说可打电话给阿萨德总统，邀请他来同沃伦·克里斯托弗商量此事时，我很受鼓舞。
14日，我飞往法国，签署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协议。我会见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国总统，并和他们一起在爱丽舍宫共进雅克·希拉克的招待午餐。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坐在我对面，我们还交谈了好一会。他聪明、善于表达而且热诚，但他的眼神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他还是个妄想狂，告诉我他确信拉宾的被刺是安全部门里有人背叛他的结果。然后还说每个人都知道发生在肯尼迪总统身上的事，但我们美国人“成功地把它掩盖了”。我和他待了一会后，对于他支持波斯尼亚谋杀性的暴行我不再感到惊讶，而且我有种感觉，不久我和他之间会再起争执。
我回到美国，投入预算战，共和党又关闭了政府。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感到圣诞节即将来临，不过观看切尔西在《胡桃夹子》中跳舞让我精神大振。这一次政府关闭没有像上次那样严重，因为允许50万个被认为是“必要的”联邦雇员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工作，直到政府再次开放为止。但退伍军人和贫穷孩子的补助还是没有发放。这恐怕算不上给美国人民的圣诞礼物。
18日，我又否决了两个拨款法案，一个是给内政部的，一个是给退伍军人事务部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第二天，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转变了反对立场后，我签署了《游说公开法》，又否决了第三个给商务部、国务院和司法部的拨款法案。这个法案还真是特别：面对更多警察值勤已减少了犯罪这么清楚的事实，它却废除了增加警察的计划；它撤消了所有毒品法庭，像珍妮特·雷诺在担任检察官期间所创办的那些法庭，它们减少了犯罪和毒品滥用；它撤消了得到很多共和党商人支持的，能帮助他们增强竞争力的商务部先进技术项目；而且还严重削减了对穷人和对海外项目的法律服务开支。
到了圣诞节，我有时想，如果按我们自己的方法，我和多尔参议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预算僵局，但多尔必须小心谨慎。他在竞选总统，而菲尔·格拉姆参议员是他的竞争对手，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格拉姆用了金里奇那样的花言巧语，这个国家的选民整体上已对右翼倾向习惯了。
圣诞休假后，我又否决了一个预算法案：《国防授权法》。这次否决有点困难，因为立法包括了军人工资和军人住房补贴的增加，对此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必须否决这个法案，因为它还要求到2003年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到那时候，这个系统还无法发展到可以有效使用的程度，并且也没有必要那么早部署；此外，这样的行动违反了我们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的承诺，也威胁到俄罗斯实施《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法案还限制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指挥军队的能力，而且对国防部的管理特权干预太多，包括国防部依据纳恩一卢格计划重新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行动。没有任何一个负责的总统，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会让这个国防法案变成法律。
在这一年的最后三天，我们的军队已部署在波斯尼亚，我还在和国会领导人就预算问题继续协调，其中一个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我们有了些进展，但新年休假时，在预算和政府关闭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第10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新近获得多数的共和党人只批准了67个法案，与之相比，前一届国会第一年通过了210个法案。在新财政年度开始整整三个月之后，13个拨款法案仅有6个成为法律。当我一家人前往希尔顿海德岛过“复兴周末”时，我在想美国人民在1994年大选中的投票是否产生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我还想到最近两个月精神上的泄气、疲劳、忙碌和一连串的巨大事件——拉宾的去世，波斯尼亚和平和我们军队的部署，北爱尔兰的进展和我们艰苦卓绝的预算战——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让在白水世界忙碌的工蜂们放慢手脚。
11月29日，在我去爱尔兰的路上，参议员达马托的委员会打电话给L琼·刘易斯，让她再次证实她对麦迪逊储贷银行的调查在我成为总统后受到了阻挠。去年8月，当她出现在众议员利奇的委员会面前时，政府文件和她自己录音的与债务重整信托公司律师阿普利尔·布雷斯劳的一段对话让她受辱，以至于我很惊讶达马托能把她再找回来。另一方面，几乎没人知道刘易斯证词有问题，像利奇一样，达马托只是没有证据地横加指控，事实上他的控告被后来的证词否定，而他却出尽了风头。
刘易斯后来再次声称她的调查在我成为总统后受到了阻挠。委员会少数派辩护律师理查德·本一维尼斯特与她对质，指出与她宣誓的证词相反，她曾不止一次试图催促联邦当局让希拉里和我作为白水事件的重要证人，而这是在大选前的事，不是在我成为总统后。而且她还告诉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她的行动正在“改变历史”。参议员保罗·萨班斯给刘易斯读了一封联邦检察官查克·班克斯1992年写的信，信中说，成为她的证人会造成“不当检举”，然后提到1993年司法部关于刘易斯对联邦银行法了解不够的鉴定。于是，刘易斯哭了，跌坐在椅子上，随后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不到一个月之后，12月中旬，皮尔斯伯里、麦迪逊和苏特罗事务所公布了对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调查，白水事件终于全部浮出水面。报告由杰伊·史蒂芬斯执笔，和查克·班克斯一样，这位共和党人曾是联邦检察官，后来被我换掉。如6月的初步报告一样，报告说，在白水事件中，对我们提出民事诉讼是毫无依据的，更不要说采取刑事行动了，报告建议停止对我们的调查。
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要求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时，他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些。我热切地期待着他们的报道。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报告发表后不久，《华盛顿邮报》只是在头版关于与斯塔尔的传票战这个不相关的报道的第11段中顺便提到了它，而《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只是在报纸的内页转载了美联社一个400字左右的报道。电视网也没有关于债务重整信托公司报告的报道。美国广播公司的特德·科佩尔在“新闻夜线”中提到了它，却没有突出其重要性，理由是因为还有更多“新”问题需要讨论。白水事件已不再是白水事件。而是肯·斯塔尔试图从阿肯色州的任何人或我的政府中挖些东西出来。与此同时，有些白水事件的报道事实上掩盖了我们的无辜。公平地说，也有一些记者注意到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华德·库尔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媒体如何掩盖了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报告，曾在苏联做过记者的纽约《每日新闻》专栏作家拉斯一埃里克·纳尔逊写道：“这个秘密裁决在于：克林顿夫妇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这只是以奇特的方式反用了斯大林时期无辜者被秘密定罪的做法。总统和第一夫人受到公开指控，却被秘密地发现无罪。”
主流媒体对白水事件的报道让我真的很困惑；它似乎与媒体对其他事件采取的更谨慎和公允的方式不一致，至少从1994年共和党赢得国会起是这样的。10月的一天，结束一次预算会议后，我请怀俄明州参议员阿兰·辛普森留下来聊聊。辛普森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我们关系还不错，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州长迈克·沙利文的朋友。我问阿兰，希拉里和我在白水事件中是否做错了什么。“不，当然没有，”他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媒体想让公众认为你做错了。任何一个看清事实的人都知道你们没错。”辛普森嘲笑“精英主义的”新闻界搜寻像怀俄明或阿肯色州这样偏远小州的任何负面消息，他非常有趣地说道：“你知道，你当总统前，我们共和党相信媒体是自由的。但现在我们有了更复杂的看法。他们在某些方面自由。他们中的多数人投你的票，但他们的想法更接近你的右翼批评者，这是更重要的。”我请他解释。他说：“像你和沙利文这样的民主党人进入政府是为了帮助人民。右翼极端分子认为政府在改善人性上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但他们确实喜欢权力。媒体也是。自你当了总统后，他们双方都可以通过伤害你来获得权力。”我感激辛普森的坦诚，而且数个月里我一直在思考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何时，当我对媒体报道白水事件的方式生气时就会告诉人们辛普森的分析。我最终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感到如释重负，这让我可以头脑清醒地斗争。
虽然我对白水事件很恼火，对媒体如此报道的内在原因很迷惑，但我还是以乐观的心态进入1996年。1995年，我们帮助挽救了墨西哥，经历了俄克拉何马城事件，更关注恐怖主义，保留和改革了赞助性行动计划，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继续了中东和平进程，帮助改善了北爱尔兰局势。经济持续改善，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正赢得当初看来似乎会毁灭我总统前程的与共和党的预算斗争。或许事态发展依然会导致这样的局面，但进入1996年的时候，我准备坚持到底。就像我对迪克·阿梅说的那样，如果当总统的代价是让我们的街道更破旧，医疗保健更不稳固，教育机会更少，空气更肮脏，贫困更多，那我不想当这个总统。我敢打赌，美国人民也不想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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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上）
1月2日，我们又回到预算谈判桌。鲍勃·多尔想做交易让政府重新启动，几天后纽特·金里奇同意了。在我们的一次预算会议上，议长承认一开始他认为可以通过威胁关闭政府来阻止我否决老大党的预算方案。面对多尔、阿梅、达施勒、格普哈特、帕内塔、艾尔·戈尔，他很坦白：“我们犯丁一个错误。我们认为你们会屈服。”最后，在6日，华盛顿正好遭遇大风雪，僵局被打破，国会给我送来另两份连续决议。虽然根据这两份决议并没有恢复所有的政府服务，但所有联邦雇员都可以回去工作了。我签署了决议，并把我的七年平衡预算的方案送交国会。
接下来的一周，我否决了共和党的福利改革法案，因为它在让人们摆脱福利回到工作上几乎没做什么，而且过多伤害了穷人和他们的孩子。我第一次否决这样的法案时，是因为那份法案是他们共和党预算的一部分。现在，有相当多的预算裁减方案被放在这个标上了“福利改革”的法案中。同时，唐纳·沙拉拉和我在福利制度改革问题上已经走得很远。我们已给37个州发放了50份独立的弃权声明书’，让他们去实施那些有利于工作和有利于家庭的计划。这些改革关系到73％的美国福利接受者，而福利接受者的总数在下降。
我们正在准备23日的国情咨文，我们似乎在预算协议上已有了一些进展，因此我用这个机会向共和党发出呼吁，同时团结民主党，并向美国人民解释我在预算辩论以及因预算之争而产生的更大问题上的观点：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我们的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演说的基本观点是：“大政府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也不能回到让我们的公民自己照料自己的时代。”这个简单的陈述反映了我摆脱过去的官僚政府的主张，同时提倡一个有创造力、着眼未来、“授人以权力的政府”；它还公正地描述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艾尔·戈尔的“政府再造”倡议。那时候，我的观点因我们经济政策的成功而得到支持：从我就职以来已经产生了将近800万个新就业机会，连续三年有创记录数量的新公司开办。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市场上，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销售业绩第一次超过日本竞争者。
我提出与国会再次就七年平衡预算和通过福利改革法案等问题进行合作。我初步提出了一个立法日程，涉及到家庭和孩子、教育和医疗保健、犯罪和毒品。它强调那些能反映美国基本价值观和公民授权理念的计划：V芯片，特许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择校，学校校服等。我还任命巴里·麦卡弗里将军为新的反毒品专员。麦卡弗里是南方司令部司令，在那里任职的时候，他曾致力于阻止毒品从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流人美国。
演讲最难忘的时刻出现在快结束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介绍和希拉里一起坐在第一夫人包厢里的人们。第一个介绍的是理查德·迪安，一位49岁的越战老兵，他为社会保障局ET作了22年。我告诉国会，在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爆炸案时，他正在默拉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四次进入废墟中，挽救了三位女士’的生命。国会议员们都站了起来，长时间地为他鼓掌，共和党人表现得尤其热烈。然后我发起了出其不意的一击。当掌声停下来的时候，我说：“理查德·迪安的故事并没有在那里结束。去年11月，当政府关闭的时候，他被迫搬出办公室。在政府第二次关闭时，他继续帮助接受社会保障者，但他的工作没有工资。我代表理查德·迪安……对所有在这个会议室里的人提出挑战：让我们永远不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关闭联邦政府。”
这次是民主党人的掌声占了上风。共和党人知道中了圈套，显得有些郁闷。我知道不必担心政府再次关闭了；它的后果已有了人道的、英雄的色彩。
那样决定性的时刻不是碰巧到来的。每年国情咨文都被内阁和工作人员作为我们提出新政策思路的组织工具，然后我们努力工作，让它们以最佳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演讲那天，我们在位于官邸和东翼之间的一个电影院里反复排练了几次。负责对我所有公开讲话录音的白宫通信局在那放置了一台提词机和一个讲台，这一天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按非正式程序进进出出，我的通信联络主任唐·贝尔负责一切。我们一起合作，倾听每个句子，想像着国会和整个国家对此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完善措词。
通过赢得关闭政府的争论，我们打败了“与美国签约”背后的理念。现在演讲提供了政府理念的另一种选择，通过理查德·迪安来表明联邦雇员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从事着有价值的工作。这种理念与我经常谈的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政府真的关闭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才第一次真正听到并理解它。
新年开始，在外交领域，沃伦·克里斯托弗在马里兰州的怀依河种植园主持了以色列和叙利亚的会谈。随后，在1月12日，我连夜飞到意大利阿维亚诺的美国空军基地，那是北约对波斯尼亚空中行动的中心，在那里我登上一架新的C——17运输飞机前往我们在匈牙利的塔斯比萨尔空军基地，我们的军队就是从那里派往波斯尼亚的。我在1993年就努力让C——17不要从国防裁减计划中被裁去。这种飞机运送货物的能力和艰苦条件下行动的能力都非常出色。波斯尼亚行动需要动用12架C——17，我不得不乘其中一架飞到图兹拉；常规的“空军一号”波音747太大了。
会见过匈牙利总统阿帕德·孔茨和视察了塔斯扎空军基地后，我飞到波斯尼亚东北部的图兹拉，美国负责该地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尽管天气恶劣，我们几千人的部队和超过两千辆装甲车已越过正洪水泛滥的萨瓦河到达值勤地点。他们已把一个没有灯光和导航仪的飞机场变成一个34小时开放的空港。我对军队表示了谢意，并亲自向一位上校转赠了一份生日礼物，当我在阿维亚诺逗留的时候，他的妻子把这个任务托付给我。．我与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进行了会晤，然后飞到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拜会图季曼总统。他们俩到目前为止对于和平协议的实施都很满意，而且很高兴美国军队参与其中。
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已度过了漫长而重要的一天。我们的军队已经参与北约在其成员国国界之外的第一次部署。他们与冷战时代的对手俄罗斯、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士兵们一起合作。他们的行动对于缔造一个联合的欧洲非常关键，但他们的使命在我们的国会和咖啡馆里却受到批评。这些军队至少有权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去波斯尼亚以及我是如何大力支持他们的。
两周后，冷战的概念继续慢慢消失在历史中，参议院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是三年多前布什在离任之前谈判达成并提交给参议院的。与我们已经在1994年12月开始执行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起，《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会消除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高峰时期保持的核武器数量的2／3，包括最不稳定的一些核武器和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道，我们还签署了一项协议，冻结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让《核不扩散条约》永久化，并依照纳恩一卢格计划，保障核武器的安全，最终拆除核武器和核材料。在祝贺参议院通过《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我恳求他们通过《化学武器公约》和我的反恐立法，继续让美国变得更安全。
1月30日，俄罗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到白宫与艾尔·戈尔进行，第六次会谈。在他们完成了使命后，他来拜会我，向我简单介绍了俄罗斯的情况和叶利钦重新当选的前景。就在我们会晤之前，我会见了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和总理坦苏·奇莱尔。他们告诉我，土耳其和希腊正处于军事对峙的边缘，恳求我进行干涉以阻止冲突。他们要开战为的是两个很小的爱琴海岛屿，希腊人把它称为伊米阿，土耳其人把它称为卡达卡。两个国家都声称拥有主权，但希腊根据1947年与意大利的条约显然已拥有它们。土耳其拒绝了希腊的要求。虽然土耳其人经常坐船到较大的那个岛上野炊，但是并没有人住在这两个小岛上。危机是因为有些土耳其记者扯下了希腊国旗，然后挂上了一面土耳其国旗引发的。
存在着塞浦路斯这一现实争议的两个大国，为了仅仅住着一群羊的两个十英亩岩石小岛开战，让人觉得简直难以想像，但我看得出来，奇莱尔真的担心战争会爆发。我中断了与切尔诺梅尔金的会议来了解情况，然后打了一系列电话，先打电话给希腊总理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然后又打电话给德米雷尔和奇莱尔。经过几个来回，双方同意克制，已经在为塞浦路斯问题工作的迪克·霍尔布鲁克一夜未眠，让各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我自己忍不住笑了，即便我无法在中东、波斯尼亚或北爱尔兰取得和平，我至少挽救了一群爱琴海的羊。
我认为白水世界的事情不会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可事实正是如此。1月4日，卡罗琳·休伯找到了希拉里的工作记录，它记录了罗斯律师事务所在1985年和1986年为麦迪逊储贷银行所做的工作。卡罗琳曾是我们州长官邸的一名助理，后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私人文件和信件。她已经帮助戴维·肯德尔把5万多页的文件移交到独立检察官的办公室，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份账单记录不在里面。卡罗琳是在一个盒子里发现它们的，去年8月她把盒子从三楼官邸储物区搬到了办公室。显然，文件是在1992年大选中做的；上面还有文斯·福斯特的批注，因为他那时候正在处理新闻界关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提问。
表面上看，这件事情确实显得可疑。为什么记录到这个时候才出现？如果你看到我们从阿肯色州带来的摆放得乱七八糟的文件，你就不会奇怪了。我很惊讶我们还是能及时找到所需的各种材料。无论如何，希拉里很高兴这些记录被找到了；它们证实了希拉里只是为麦迪逊储贷银行适度地做了些工作。几周后，债务重整信托公司将就此公布一份报告。
但独立检察官、国会共和党和专门报道白水事件的记者们并不会这样来玩游戏。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威廉，萨菲尔把希拉里称为“天生的说谎者”。1月18日，卡罗琳·休伯被召到国会在艾尔·达马托的委员会面前作证。26日，在大陪审团面前，肯尼斯·斯塔尔整整询问了希拉里四小时。
斯塔尔的传唤是场廉价、拙劣的公开表演。我们一发现记录就马上自愿转给他们，这些记录证实了希拉里的陈述。如果斯塔尔有更多的问题，他可以到白宫来询问，而且他以前也这么干过三次，而不应该让美国的第一夫人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1992年，布什总统的白宫辩护律师博伊登，格雷曾有一年多拒绝交出他老板的日记，直至大选结束，直接妨碍了伊朗门公诉人的传唤。没人让格雷或布什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新闻媒体也没有为此那么大声嚷嚷。
对希拉里的攻击比对我的攻击更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我无法阻止它们，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她的身边支持她，告诉新闻媒体，“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拥有我妻子那样的品格”，美国会变得更好。希拉里和我向切尔西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并不喜欢这一切，但似乎也能从容面对。她比希拉里的攻击者更了解自己的母亲。
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让我们所有人感到疲惫不堪。我已经有几个月尽量不让我的愤怒干扰工作，因为我在对付预算之争，在应付波斯尼亚、北爱尔兰问题和拉宾的去世。但这很难做到；现在我又为希拉里和切尔西担心了。我还想起卷人到国会听证会和斯塔尔编织的网里的那些人，他们正遭受着感情和经济的损失。
账单记录转交五天后，按计划希拉里和芭芭拉·沃尔特斯要有一次会谈，讨论她的新著《同村协力》。然而，会谈变成了账单记录讨论。不管怎样，这本书还是成了一本畅销书，希拉里勇敢地从华盛顿出发，到全国巡回宣传，得到许多友好美国人的支持，这些人更有兴趣谈论如何改善孩子的生活，而对肯·斯塔尔、艾尔·达马托、威廉·萨菲尔和他们的朋友们如何谈论希拉里则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看起来那些家伙们肯定从打击希拉里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大乐趣。我惟一的安慰来自真正的了解，来自25年近距离的观察，她比他们坚强得多。有些人不喜欢女人坚强，但这是我爱她的原因之一。
2月初，总统大选进入高速运转期，我回到新罕布什尔州，强调我的政策的积极影响，表明自己虽然当了总统，但没有忘记这个州。虽然我没有初选对手，但想在11月得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有一件事情会阻挠我，那就是枪支问题，我必须处理好这件事。
星期六早上，我去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坐满了男士，他们都是狩鹿人和全国来复枪协会会员。我即席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知道1994年他们没有支持他们的民主党议员迪克·斯韦特，因为他投票赞同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他们中的几个人点头表示同意。那些猎手都是善良的人，但全国来复枪协会让他们害怕；如果没有人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把问题的另一面讲给他们听，到1996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再次倒向别的候选人。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我一针见血的看法：“我知道来复枪协会让你们去打败斯韦特议员。现在，如果你们因布雷迪法案或进攻性武器禁令一整天或一小时在林子一无所获的活，我想让你们也投我的反对票，因为是我让他支持这些法案的。另一方面，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是他们没向你们讲清事实，你们必须公正。”
几天后，在国会图书馆，我签署了《电信法》，全面修订了已占我们经济总量1／6的这一工业领域的相关法律。法令提高了竞争，加强了革新，扩展了通向艾尔·戈尔所说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的途径。我们曾有数个月就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争论，共和党希望在媒体和电信市场上让所有权更集中，而白宫和民主党支持更多的竞争，尤其是在地方和长途电话服务领域。艾尔·戈尔向白宫和金里奇议长提出的积极企业家模式占了上风，我们达成了一个我觉得很公平的妥协，最后，法案几乎一致通过。它还包括一项要求，那就是新的电视机中必须包含v芯片，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要求是在戈尔家每年举行的家庭会议上，那样可以让父母控制孩子观看的节目内容；月底，几乎所有电视业的总裁们同意，到1997年，将会在他们的节目中安置一个分级系统。更重要的是，法令要求对学校、图书馆和医院的网络使用费打折；所谓的E级费率将最终给公共单位每年节省凹亿美元。
次日，爱尔兰玫瑰凋落了，格里·亚当斯打电话通知我，爱尔兰共和军已终止停火，据称是因为约翰·梅杰和统一党行动迟缓，包括他们强调让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后才能换取新芬党参与北爱尔兰政治生活的权利。那天晚些时候，在伦敦金丝雀码头，一枚炸弹发生爆炸。
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将持续了一年多，对他们自己来说代价惨痛。虽然他们杀死了两名士兵，两位平民，并让许多人受伤，他们自己也损失了两名特工，在英格兰的爆炸队也瓦解了，他们在北爱尔兰的许多特工也遭到逮捕。月底，在北爱尔兰的所有地方举行了和平守夜活动，显示了普通公民支持和平的愿望。约翰·梅杰和约翰·布鲁顿说，如果爱尔兰共和军重新声明停火，他们将恢复与新芬党的会谈。在约翰·休姆的支持下，白宫决定保持与亚当斯的联络，等着重新迈向和平的时刻到来。
2月下旬，中东的和平进程也遇到威胁，两枚哈马斯的炸弹炸死了26个人。随着以色列大选的到来，我认为哈马斯正试图挫败佩雷斯总理，促使以色列人选出一个强硬派的政府，不与巴解组织讲和。我们督促阿拉法特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恐怖行为的出现。我告诉他，在我们签署了1993年的协议后，他再也不能是好战的巴勒斯坦人了，如果他一只脚踏在和平阵营，另一只脚踏在恐怖分子那边，他最终会遭到毁灭。
在美国的周边，我们也遇到了麻烦。古巴击落了两架民用飞机，这两架飞机是由一个叫“拯救兄弟”的反卡斯特罗组织驾驶的，四人丧命。卡斯特罗仇恨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过去在哈瓦那撒下的批评他的传单。古巴声称飞机是在古巴领空被击落的。事实并非如此，但即便是这样，这么做也违反国际法。
我暂停了飞往古巴的包机，限制古巴官员在美国国内的旅行，扩大了马蒂电台的播放范围——它把赞成民主的信息通过电波传递到古巴——恳请国会从古巴在美国被冻结的财产中拿出钱来补偿那些遇难者家庭。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要求联合国采取制裁措施，然后去迈阿密向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发表了一场激烈的演讲，告诉他们飞机被击事件反映了懦弱，“太没种了”。她那男性化的讲话让她成为佛罗里达州南方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还承诺签署赫尔姆斯一伯顿法案，这个法案加强了对古巴的禁运，限制丁总统解除禁运的权力，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这么做。支持这项法令就佛罗里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举年政治策略，但如果我第二次赢得大选，它会损害任何我可能得到的取消古巴禁运的机会，而取消禁运可以让古巴发生更多积极的变化。看来，卡斯特罗几乎是在试图逼我们维持禁运，这样他就可以找到他的政权在经济上失败的借口了。如果那不是目的，那么古巴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后来，我得到卡斯特罗捎来的话，当然不是直接的，那次击落事件是个错误。显然，他之前发布了向任何闯入古巴领空的飞机开火的命令，而后来当古巴人知道飞来的是“拯救兄弟”组织的飞机时，又没有收回命令。
这个月最后一周，我视察过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近遭洪水破坏的地区后，在加州圣莫尼卡会见了日本新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担任和米基·坎特一样的职务。他是日本剑术的热心练习者，是一个坚强而聪明的人，喜欢各种各样的战斗。但他也是一位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导人；他和坎特已达成了20个贸易协定，我们对日出口已增长80％，双边贸易逆差连续三年下降。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希拉里和我一起为切尔西庆祝16岁生日，我们带她去国家剧院观看了《悲惨世界》的演出，然后带上她整整一大车的朋友到戴维营去。我们喜欢切尔西所有的朋友，我们喜欢看她们在林子里用彩弹枪相互瞄准射击，打保龄球和玩其他游戏，总的来说，她们还是孩子，她们的高中时代就要结束了。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活动就是绕着戴维营教切尔西开车。我想念开车，希望切尔西能享受开车的乐趣，当然是安全熟练地开车。
3月的第一周，中东和平进程又被动摇了。一连好几天，哈马斯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动的新一轮炸弹袭击，炸死了30多人，受伤的人更多。死者中有孩子，有一位曾生活和工作在犹太人朋友中的巴勒斯坦护士，还有两名美国妇女。我在新泽西州会见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坚定不移地投身和平的态度让我深深感动，因为他们把这种态度视为防止更多孩子在未来被杀害的惟一途径。在向以色列入发表电视讲话时，我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恐怖分子的行为“不只是为了杀死无辜的人，而是为了扼杀中东越来越强烈的对和平的期盼”。
3月12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我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在红海一个漂亮的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参加由穆巴拉克主持召开的和平缔造者峰会。几天前，侯赛因来白宫拜访我，谴责了哈马斯的爆炸，决定联合阿拉伯世界致力于和平事业。我真的很喜欢与他一起坐长途飞机。我们总是相处得很好，在拉宾被暗杀后，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关系更近了。
阿拉伯世界、欧洲、亚洲和北美的29位领导人，包括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在沙姆沙伊赫与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会合。穆巴拉克总统和我主持了会议。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确保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能明确而具体地投入到与恐怖主义斗争和维护和平进程的工作中。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第一次站在一起谴责恐怖行为，承诺反对它。联合阵线对于佩雷斯很关键，它给佩雷斯必要的支持，可以使和平进程继续下去，并重新开放加沙，那样成千上万住在那里但在以色列上班的巴勒斯坦人就可以重新回去工作；同时，对阿拉法特来说，也给了他支持，让他全力对付恐怖分如果不这么做，以色列对和平的支持将会瓦解。
13日，我飞到特拉维夫，商讨美国能采取的帮助以色列军方和警察的具体·措施。在与总理佩雷斯及其内阁举行的会议上，我承诺提供一亿美元的援助，并让沃伦·克里斯托弗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留在以色列，加快实施我们的联合行动。在会后与佩雷斯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我承认提供完全的保护存在困难，因为“这些年轻人对伊斯兰教和政治有一种天启般的认识，那种认识让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炸弹绑在一起”，为的就是自杀，并炸死无辜的孩子。但我说，我们可以增强我们的能力来防止这样的事件，切断对于此类事件的资金和国家支持。我还利用此机会恳求国会通过已被搁置了一年多的反恐立法。
参加完记者招待会和与特拉维夫以色列青年学生的一场对话后，我会见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哈马斯的爆炸可能会让利库德在大选中获胜。我想让内塔尼亚胡知道，如果他赢得选举，我将是他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伙伴，而且想让他知道我希望他坚持和平进程。
回国之前不去赫茨尔山拉宾墓前看看，我不会甘心。我跪了下来，说了祝福语，用的是犹太人的习俗，把一块小石头放在伊扎克的大理石墓碑上。我还从墓地拿走了一块石头，让它时刻提醒我我的朋友和他留给我的未竟事业。当我关注着中东的麻烦时，中国的导弹试验在台湾海峡水域引起了争议——中国在靠近台湾的地方试射了三枚导弹，显然想让台湾政治领导人在正在进行的大选中不要推行独立。在卡特总统实现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一直遵循着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继续与台湾保持良好的关系，表示两边应该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我们会或者不会去保护台湾之类的话。
看来中东和台湾是处于对立两极的外交政策问题。如果政治领导人在中东不做任何事，事情将会变得更糟。相反，我认为只要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不做任何傻事，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台湾就像一座经济发电站，它已从专制转向民主。台湾当局不希望成为大陆政权管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台湾商人在大陆大量投资，在两岸之间来来往往。大陆喜欢台湾的投资，但无法放弃对这个岛屿的主权要求；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台湾的大选年。我认为中国在导弹试验问题上走得太远。很快，但不是出于炫耀武力，我命令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航空母舰编队驶向台湾海峡。危机过去了。
经过2月不怎么顺利的开始，鲍勃·多尔在3月赢得了共和党初选，月末他赢得了加州的胜利，获得了党内提名。虽然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可能更好对付，他比多尔要更右一些，但我还是向着多尔。没有哪一场选举是确定的事情，如果我失败，我相信这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将会更团结、更稳健。
在多尔为了获得提名而努力的时候，我也在几个州竞选，包括与麦卡弗里将军和杰西·杰克逊在马里兰州强调我们在阻止青少年吸毒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并在加州北里奇的“哈曼国际”这个生产扬声器的头牌厂家停留，宣布自我任职三年多来，已新增了840万个工作岗位；我过去的承诺是四年内新增800万个工作岗位。中产阶级收入已经开始增加。在过去两年中，新增工作岗位中有2／3都属于收入在最低工资线之上的产业。
这个月，我们仍未就拨款法案达成协议，于是我又签署了三个连续决议，并把我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递到国会。同时，众议院继续跟在全国来复枪协会后面，投票废除了进攻性武器禁令，而且从反恐立法中删除了枪支游说团体反对的条款。
月末，我提出一项计划，加快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抗癌症药物的批准程序。艾尔·戈尔、唐纳·沙拉拉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戴维·凯斯勒已在1994年把批准新药的程序由平均所需的33个月缩减到一年以下。最近一次批准一种艾滋病药只花了42天。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来说，在药品得到批准之前确定它们对人体有何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又要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让程序加快；许多生命依赖于这一程序。
最后，在3月29日，在鲍勃·鲁宾和我最初提出要求的八个月后，我签署了一项法案，提高了债务限额。不履行债务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再也不会在预算谈判中悬挂在我们头上了。
4月3日，春天的华盛顿鲜花盛开，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的我得到消息，罗恩·布朗和一个美国贸易与投资代表团乘坐的一架空军喷气式飞机在恶劣气候下偏离航线，撞到了靠近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附近的圣约翰山上。罗恩·布朗组织的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增大和平给巴尔干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飞机上所有的人都死了。几乎在一周前，希拉里和切尔西曾搭乘这架飞机去欧洲访问，这次死亡的机组人员中有些人也曾为她们服务过。
我感到天旋地转。罗恩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内阁中最好的经济顾问。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让民主党从1988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在i992年的大选中团结民主党发挥了关键作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失利后，罗思保持了乐观精神，用他自信的预言鼓舞士气，他认为我们在经济领域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赢得1996年的大选。他重振了商务部，把官僚机构现代化，不仅让商务部推动我们的经济目标，而且扩大了我们在巴尔干地区和北爱尔兰的利益。他还努力增加美国对十个新兴市场的出口，包括波兰、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市场肯定会在21世纪显示其重要性。他死后，我收到一位商界总裁给我的信，他曾与罗恩共事，他说罗恩是“美国拥有过的最好的商务部长”。
希拉里和我驱车到罗恩家去探望他的妻子阿尔玛和他的孩子特蕾西、迈克尔，以及迈克尔的妻子塔米。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欣慰的是，他们身边已有许多关爱他们的朋友。为了安慰他们，朋友们在讲述罗恩·布朗的故事；有许多故事值得回味，从他孩提时代在哈莱姆区古老的特里萨酒店的家一路走到美国政治和公共服务的塔尖，这是一段很长的旅程。
我们告别了阿尔玛，去市中心的商务部向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和朋友。其中一位离去的年轻人我和希拉里都很熟悉。亚当，达林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他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勇气。他在1992年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周游美国，为克林顿一戈尔拉选票，一时成为新闻。
几天后，正好是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一周年纪念日前两周，希拉里和我在白宫的后草坪上种植了一棵山茱萸，以纪念罗恩和其他在克罗．地亚遇难的美国人。然后我们飞到俄克拉何马城，参加‘个新日间托儿所的落成仪式，这是为了代替在爆炸案中被毁的那个而修建的。我们还拜访了遇难者的家庭。在埃德蒙附近的中俄克拉何马大学，我告诉大学生们，在过去三年中，我们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了解恐怖分子，但恐怖要求我们采取更多的行动：它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威胁，正如核战是我们这些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威胁。
第二天下午，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去了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为国捐躯的人回国时都被运到那里。棺材被庄严地抬下飞机，我念了罗恩·布朗的飞机失事中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让在场的人想起明天就是复活节了，对基督徒来说，复活节意味着从失败和绝望走向希望和拯救。《圣经》上说：“虽然我们整个夜晚都在哭泣，欢乐将会在清晨来临。”我把那句诗作为4月10日在国家大教堂对罗恩的颂词，因为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罗恩总是我们清晨的欢乐。我注视着他的棺材，说：“我想最后一次对我的朋友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在这里。”我们埋葬了罗恩，让他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那时候，经历了那么多的可怕折磨，我几乎无法站立，筋疲力尽，悲痛欲绝。切尔西把眼泪藏在太阳眼镜后面，用胳膊搂着我，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
在飞机失事和举行葬礼那可怕的一周里，我尽可能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首先，我签署了一项新的农场法案。正好在两周之前，我签署了一项立法，改善农场信贷体制，让农场主可以更低的利率得到更多的贷款。虽然我认为新的农场法案没有给家庭农场提供充分的保障，我还是签署了这项法案，因为如果目前的法令到期失效后没有另一个法令代替，农场主们将不得不根据早在1948年实施的一个完全不适当的支持计划进行下一次农作物耕种。另外，这项法案的不少条款我是支持的：农场主在决定农作物品种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而且不用担心失去补助；为乡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经费；提供基金帮助农场主防止土地遭侵蚀，空气和水遭污染，湿地流失；提供两亿美元着手恢复佛罗里达州的埃弗格莱兹沼泽，它因大面积开发和种植甘蔗受到破坏，这项工作是我在环保政策领域最优先考虑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