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我签署法令，授予总统单项否决权。大多数州长都有这样的权力，从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开始，历任总统都寻求得到它。这一条款包含在共和党“与美国签约”中，我在1992年大选中也支持单项否决权。让我高兴的是，最后它通过于，我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未来的总统更大权力，首先他们可以清除预算中一些浪费很大的项目。签署这一法令有一个重要的不利之处：国会最受尊重的宪法权威、参议员罗伯特·伯德认为，这么做使行政部门侵犯了立法部门，它是不合宪法的。伯德憎恨这种否决权，他的愤怒之情正如大多数人对于更针对个人的伤害所做出的反应，我认为他不会原谅我签署这一法令。
在参加罗恩·布朗的纪念仪式那天，我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一项被其支持者称为“半生产”堕胎的做法。这项立法，正如反对堕胎的倡导者所描述的，很受欢迎；它禁止怀孕后期的妇女堕胎，因为看起来太冷酷无情，许多亲选择派人士认为应该禁止。这件事实际上要更复杂些。据我了解，那种“半生产”堕胎很少出现，主要针对部分妇女实施，这些妇女被医生告知为保全她们的性命或维护她们的健康，这么做很有必要，因为她们怀的婴儿出现脑积水，在出生前、生产中或出生后不久肯定会死亡。问题是，如果孕妇坚持怀孕到底，她们的身体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伤害，这么做是否会让她们无法再怀孩子。在这些情况下，很难说禁止这样的手术就是“亲生命”。
我认为，应该由母亲和医生来决定。当我否决这项法案时，五个做过这样手术的妇女和我站在一起。她们中的三人，一位是天主教徒，一位是福音基督徒，一位是正统犹太教徒，都是非常虔诚的亲选择派。她们中的一位说，她曾向上帝祈祷，让上帝用她的生命来换取孩子的生命，她们所有人都说同意这种后期堕胎的做法只是因为医生告诉她们，孩子无法存活了，而她们希望以后还能生孩子。
如果你考虑到我花了那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要否决这样的法案，你就会明白这么做在政治上是多么可怕。我否决它，是因为没人给我提供证据，证明文性的代言人在说明这项措施的必要性时撒了谎或者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可以保护母亲和她们的生育能力。我表示可以签署禁止所有在怀孕后期进行堕胎的法令，但孕妇的生命或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除外。几个州仍同意这么傲，这样的做法原本可以比“半生产”法案阻止更多的堕胎行为，但国会反对堕胎的势力枪毙了它。他们在寻找方法削弱“罗诉韦德案”；另外，对一个连大多败亲选择派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会支持的法案来说，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优势。
4月12日，我任命米基·坎特为商务部长，他那能干的副手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我还任命范妮·梅的副主席、联邦国家抵押协会的吊兰克·雷恩斯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雷恩斯的机智、预算知识和政治才干结合在一起，可以让他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取得成功，他是第一个取得这样职位的非洲裔美国人。
4月14日，希拉里和我登上空军一号，前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俄罗斯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韩国漂亮的济州岛，金泳三总统和我提议与朝鲜和中国举行四方会谈，中国是另一个46年前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国家。举行四方会谈是为了提供一个南北朝鲜可以进行会谈的框架，而且我们希望签署最终的和平协议。朝鲜曾说过它想要和平，我相信我们必须去了解他们是否真的这么想。
我从韩国飞到东京后，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发表声明，这个声明是为了重申和改进我们的安全关系，包括在反恐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日本在地铁遭到沙林毒气攻击后，迫切希望在反恐方面与我们合作。美国承诺在日本、朝鲜半岛和其他东亚地区保持10万军队，同时减少在冲绳岛的驻日美军，由于那里发生的刑事案件涉及到美军，反对我们驻扎的声音不断增强。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事关美国经济。亚洲人购买了我们一半的出口商品，那些购买力支持了300万个工作岗位。
离开日本之前，我登上第七舰队“独立号”航空母舰视察我们的军队，参加了日本天皇和皇后在皇宫为我举行的盛大国宴，对日本议会做了演讲，一边享用首相的招待午餐，一边欣赏美国出生的相扑运动员的表演，以及一位杰出的日本爵土乐萨克斯管吹奏者的演奏。
为了提升美日关系的重要性，我任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为驻日大使。他的声望和处理难题的技巧向日本清楚地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飞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4月19日，正好是俄克拉何马爆炸案发生一周年，艾尔·戈尔前往俄克拉何马代表政府发表讲话，我则在访问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公墓时提到了这件事。我准备和鲍里斯·叶利钦及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就核安全问题举行首脑会议。叶利钦建议这次峰会强调我们要坚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共同确保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销毁它们。我们还同意改善核电站的安全，停止在大洋里倾倒核废料，帮助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在四年内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次悲剧事件发生十年后，它仍在运转。
24日，我返回美国，但没有摆脱外交事务。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刻，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正在白宫。为了对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接二连三向以色列发射卡秋莎火箭炮弹做出反应，西蒙·佩雷斯已命令进行报复性还击，打死了很多平民。我对黎巴嫩很同情；它夹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冲突中间，到处是恐怖分子的特工。我重申美国坚持联合国安理会第425号决议，要求黎巴嫩获得真正的独立。
中东的消息不是都那么糟。在我会见黎巴嫩总统的时候，亚西尔·阿拉法特劝说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修改宪章，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这个政策的转变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两天后，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们的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斯促使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通过一项协议来结束黎巴嫩危机，让我们重新回到了和平事业中来。
月底，西蒙·佩雷斯来访，与我签署了一项反恐合作协定，这项协定包括为双方的合作提供5000万美元，减少以色列遭自杀性爆炸事件袭击的薄弱环节，这类袭击近来已造成严重破坏，令人痛心。
一周以前，我签署国会最终通过的反恐立法，俄克拉何马爆炸案发生已整整一年。法案最后得到两党强有力的支持是因为法案中删除了一些条款。那些条款要求在黑色无烟火药中放置能被追踪的标记，而且，另外要求赋予联邦当局对恐怖疑犯随时进行窃听的权力，这一做法早就被用来对付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法案给了我们更多的手段和资源来防止恐怖袭击，瓦解恐怖组织，加强对生化武器的控制。国会还同意让我们在塑胶炸弹中放置可以辨别炸弹种类的化学标志物，而旦允许今后在没有明确禁用的其他炸药中也这么做。
4月的白水世界又有趣起来。2日，肯尼斯·斯塔尔代表四大烟草公司出现在新奥尔良的联邦第五上诉法院，这些烟草公司和我的政府进行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他们向青少年销售香烟的做法，以及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阻止他们的做法时有多大权力。在从事有利可图的法律工作中，斯塔尔看不到任何利益冲突，并从我的对手那里得到很多报酬。《今日美国报》已经揭露，斯塔尔为我反对的威斯康星州教育券计划出庭辩护时，他的报酬不是由州支付的，而是由极其保守的布拉德利基金会支付。斯塔尔正在调查债务重整信托公司，了解它对我们的原告L·琼·刘易斯行为的调查，而债务重整信托公司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谈判解决一个诉讼案，前者起诉他的律师事务所在代表一家破产了的丹佛储贷机构时失职。当然，斯塔尔已答应到电视上为葆拉·琼斯的诉讼辩护。白水事件独立检察官罗伯特·菲斯克已被免职，依据的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珍妮特·雷诺对他的任命造成了利益冲突。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真正有利益冲突的检察官。
正如我所言，斯塔尔和他的盟友在国会和联邦法庭上创造了“利益冲突”的一个新定义：任何人只要表现出一点对我和希拉里的好感或者像菲斯克那样公正对待我们，就肯定有冲突。肯尼斯·斯塔尔那明目张胆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和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他对我的极端偏见，丝毫都没有质疑他无限地、不负责任地对我们和其他许多无辜的人进行追查的权力。
斯塔尔和他的盟友们在利益冲突如何构成上的奇特观点在他们对待亨利·伍兹法官的做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亨利，伍兹是一位受尊敬的资深法官，担忙过联邦调查局特工，他奉命主持审判吉姆·盖伊·塔克州长和其他与白水事件毫不相关却受到斯塔尔的联邦指控的人。他们卷入了有线电视台的购买问题。一开始，斯塔尔和塔克都不反对伍兹就这个案件举行听证；他是民主党人，但和州长关系一点也不密切。由于这些指控与白水事件一点联系都没有，伍兹法官依据独立检察官法断定斯塔尔超越了权限，于是他取消了这些指控。
斯塔尔就伍兹的决定向联邦第八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他以偏见为由要求把伍兹法官从案件中撤换出来。上诉法院参与听证的陪审员都是由里根和布什任命的保守派共和党人。首席法官帕斯科·鲍曼的右翼政治堪比戴维，森特尔。法庭甚至没给伍兹法官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就推翻他的决定，重申指控，还把他踢出了这个案件，他们依据的不是法庭记录，而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批评伍兹的文章。其中一篇充满了错误指控的文章是由吉姆·约翰逊法官撰写的，发表在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上。判决后，伍兹指出，他是美国历史上惟一依据报纸文章被排除出案件的法官。另一位有胆识的辩护律师向第八上诉法院起诉，援引伍兹的先例，要求开除一位审判法官，另一个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的陪审团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批评对伍兹的判决，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不正确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过对白水事件来说，存在着不同的规则。
4月17日，即便《纽约时报》也无法再容忍，因为斯塔尔拒绝“摆脱他自己政治上与金融上的包袱”，《纽约时报》认为斯塔尔“公然对他的利益冲突问题视而不见，对美国人民赋予的特殊义务漠不关心”，《纽约时报》说，斯塔尔应该下台。我无法否认这个老大党的报纸还有良心；他们不想把希拉里和我交给．一个只会诽谤的暴徒。其他报道白水事件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4月28日，在白水事件中的另一次审判中我提供了四个半小时的录像证词。这一次，斯塔尔指控吉姆、苏珊·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吉姆·盖伊·塔克从麦迪逊储贷银行和中小企业管理局盗用资金。贷款虽然没有偿还，但检察官对被告打算偿还贷款没有什么异议；他们受到犯罪指控是因为这笔借款被挪用到贷款申请书没有阐明的用途上了。审判与白水事件、希拉里或我都没关系。我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戴维·黑尔把我拖了进去。他从中小企业管理局诈骗了数百万美元，希望通过和斯塔尔合作得到减刑。在他的证词里，黑尔重复了他的指控，说我逼他向麦克道戈尔夫妇贷款30万美元。
我证实黑尔叙述的我俩之间的谈话是假的，而且我不知道导致这些指控的各方之间有什么交易。辩护律师认为一旦陪审团知道黑尔对我在他与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塔克之间的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问题上撒谎，他的整个证词都会受到损害，检察官提出的案件将会不成立，而被告也不再需要作证。这个策略有两大困难。首先，吉姆·麦克道戈尔没有听从各方建议，坚持为自己辩护作证。1990年，在先前麦迪逊储贷银行破产的一次审判中他就是这么做的，他被宣告无罪。但从那之后，他的狂躁忧郁症加重了，许多观察家说，他那散漫而无头绪的法庭陈述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苏珊和吉姆·盖伊·塔克，但是，甚至在麦克道戈尔无意中伤害到他们时，他俩都没为自己辩护作证。
另一个问题是，陪审团没有掌握戴维·黑尔与我的政治敌人之间联系的所有事实；它们中的一些还不为人所知，其他一些则被法官判定为不被承认的证据。陪审团并不知道黑尔从一个叫做“阿肯色计划”的秘密项目中得到了钱和支持。
“阿肯色计划”是由极端保守的匹兹堡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资助的，他还把资金投入《美国观察家》，资助撰写关于希拉里和我的负面故事。比如，这一计划支付一位前任州警一万美元，用于编撰滑稽故事，谴责我进行毒品走私。斯凯夫的人还与纽特·金里奇的盟友密切合作。戴维·布罗克为《美国观察家》撰文，写的是两名阿肯色州警，说他们曾为我拉皮条，布罗克不仅收到杂志的报酬，而且从芝加哥商人彼得·史密斯那里收到秘密酬金，彼得·史密斯是金里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金融主席。
“阿肯色计划”的大多数努力都是围绕戴维·黑尔进行的。这个计划通过法官吉姆·约翰逊的前任助理帕克·多齐尔，在温泉城外多齐尔的诱饵工作室为黑尔建了一个避难所，黑尔和斯塔尔通力合作，多齐尔则给黑尔现金，让他使用他的汽车和钓鱼船。这时候，黑尔还得到特德·奥尔森免费的法律建议，奥尔森是斯塔尔的朋友，是“阿肯色计划”和《美国观察家》杂志的律师。后来，在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中，他对自己在“阿肯色计划”中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之后奥尔森成为乔治·w．布什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陪审团判定三位受到多项指控的被告有罪。结案时，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公诉人故意声明，我没有“受到审判”，而且“没有错误行为指控”直接指向我。但现在斯塔尔已经得到他想得到的：这三个人为了避免被判入狱，在他的压力下，会给他提供一些可以损害到我们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一点都不着急，不过斯塔尔用那么漫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花掉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我感到很遗憾，也对阿肯色州许多无辜受牵连的人感到遗憾，他们最大的罪过就是在我成为总统之前已经认识希拉里和我。
我对陪审团的裁决还有一些严重的疑虑。吉姆·麦克道戈尔的精神病已经加重，以至于他没办法站在陪审团面前，更不用说作证了。我觉得苏珊·麦克道戈尔和吉姆·盖伊·塔克之所被判有罪，只是因为受困于吉姆·麦克道戈尔越来越糟的精神状态，以及戴维·黑尔不顾一切地想救自己的举动。
5月在立法战线上相对比较平静，这让我可以在几个州组织竞选活动，享受作为总统的一些礼仪性职责，包括给葛培理授予一枚国会金质奖章，维塔电视公司一年二度的表演音乐会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主角是阿隆·尼维尔和琳达·龙斯塔特，还有希腊总统康斯坦丁诺斯·斯迪法诺普洛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我们遇到高风险的内政外交问题时，我经常很难充分放松来完全享受这些事情。
5月15日，我宣布了最新一轮社区治安拨款，它让我们增加了我承诺的10万名新警察中的4．3万人。同一天，鲍勃·多尔宣布从参议院辞职，全力竞选总统。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决定，我祝他好运。对他来说，这是惟一合理的道路；他没有时间既和我竞选又充当多数党领袖，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在预算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正在损害他的总统竞选。
第二天我呼吁在全球禁止杀伤性的地雷。全球约有一亿颗地雷，大多是过去战争时期的遗留物，它们埋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地下。许多地雷在那里已有几十年，但仍能致人死命；地雷导致每年2．5万人死亡或残废。它们对人，尤其是对安哥拉和柬埔寨的孩子的伤害是可怕的。波斯尼亚也有许多地冒；我们军队惟一的伤亡事件就是一位陆军军士去挖一颗地雷时被炸死。我承诺美国到1四9年为止要销毁枷万颗我们堆在那里的非自毁性地雷，并帮助其他国家排雷。不久我们会承担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排雷费用。
不幸的是，一件本来是维护生命的事件却被另一场悲剧烙上了印记，我们的海军行动指挥官、海军上将迈克，布尔达下午开枪自杀身亡。布尔达从士兵一路晋升到海军最高职位。他自杀的起因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指控他军装上佩戴的两条越战绶带不是他应得的。事实还没有澄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降低他的声望，因为这种声望来自长期以来对这份职业的投入，来自出色的服役和显而易见的勇气。像文斯·福斯特一样，从来没人质疑过他的荣誉和诚实。告诉你你不胜任工作和告诉你你毫无价值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5月中旬，我签署法令，重新批准《赖安·怀特关怀法》，这项法令给携带艾滋病病毒者或艾滋病患者在获得医疗和帮助方面提供经费。艾滋病已是25岁到44岁美国人死亡的首要原因了。现在我们把经费从1993年的水平增加了一倍，用于照顾艾滋病患者，根据这一法令，90万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已有1／3受到帮助。
同一周，我还签署了一项法案，称为《梅甘法》。它是以一个女孩的名字命名的，她遭到一名性侵犯者的杀害，这项立法赋予各州可以通知社区有凶暴性侵犯者出现的权力；多项研究表明，这些人很少恢复常态。
仪式过后，我飞到密苏里州与迪克·格普哈特一起竞选。我真的很钦佩格普哈特，他工作勤奋精干、心地善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20岁。虽然他是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但周末他定期回家，回到街坊邻居那里，敲开支持者的门与他们交谈。迪克经常会给我列出一系列希望我为他的选区做的事情。许多议员不时向我要这要那，惟一一个定期给我打印一份“要做的事情”的单子的人是参议员特德·肯尼迪。
月底，我宣布退伍军人管理局将对患有癌症、肝功能紊乱和何杰金病等一系列严重疾病的越战老兵进行补偿，这些疾病都与暴露在落叶剂下有关系，越战老兵、参议员约翰·克里和约翰·麦凯恩，以及已故的海军上将马德·朱姆沃尔特都曾长期为这项事业奔走。
5月29日，我观看以色列的大选结果一直到半夜。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大选，比比·内塔尼亚胡仅以不足1％的选票优势击败西蒙·佩雷斯。佩雷斯赢得了阿拉伯人的大多数选票，但内塔尼亚胡赢得的犹太人的选票足以击败佩雷斯，因为犹太人占了选民人数的90％以上。他能够赢得他们的支持，是因为他承诺对恐怖主义更加强硬，减慢和平进程，他用了美国式的宣传广告，用于攻击佩雷斯的一些广告的制作得到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媒体顾问的帮助。直到竞选临近尾声时，佩雷斯一直拒绝他的支持者让他对这些宣传作出回应的要求，而那时一切都太迟了。我认为西蒙作为总理工作出色，而且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在1996年，内塔尼亚胡以较小的优势证明自己是一名更好的政治家。我急切地想做出判断，他是否可以与我合作，我们该怎样合作，一起让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向前。
6月，围绕总统大选，我关注两件事情，教育和当时席卷全国的焚烧黑人教堂的恼人事件。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学典礼上，我列出了一个计划，为所有美国人开放大学校门，至少让两年制大学像高中一样普遍存在：仿照佐治亚州1500美元（社区大学的平均学费）的希望奖学金，对两年制高等教育实行课税扣除；给所有两年以上的高等教育每年减税1万美元；给每个高中毕业班最好的5％学生提供1000美元奖学金；提供资金把大学半工半读的职位从707万增加到100万；每年增加给低收人家庭学生的佩尔助学金。
中旬，我去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格罗弗一克利夫兰高中，支持社区宵禁计划，这是几个全国性计划之一，在平时上学期间的晚上特定的时间里，要求年轻人待在家里；这么做使犯罪减少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我还推行要求中小学生穿校服的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在要求学生穿校服的学区，就学率提高了，暴力事件减少了，学习改善了。穷学生和富学生之间的区别也减小了。
我的一些批评者嘲笑我强调他们所谓的“小节”问题，比如宵禁、校服、个性教育计划、V芯片，说它们都是政治，这反映出我在共和党国会无法通过大计划。那是不准确的。那时候，我们也在实施我任期头两年通过的针对教育和犯罪问题的大型计划，我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教育计划要向国会提出。但我知道联邦的钱和法令只能给美国人提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工具；真正的变化必须在基层由公民来实现。一定程度上就像我们推行校服计划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学区实行这一政策，结果是积极的。
6月12日，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里利维尔参加一个新建的锡安山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落成仪式，这个教区的老教堂被烧毁了。不到一周前，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个教堂成为过去18个月中被焚烧的第30座黑人教堂。整个美国的黑人社区一片骚动，期待我做些什么。我推动两党立法，让联邦公诉人更容易惩罚那些焚烧祷告用房的人，承诺给予联邦贷款担保来给重建工作提供低利率贷款。焚烧教堂的事件似乎在彼此呼应，就像1992年爆发的破坏犹太教堂的事件。它们与某个阴谋无关，是心灵上的传染病引起的，是那些与众不同者的仇恨引起的。
这时候，我还不得不承认我的白宫工作中有一个严重问题，以致我感到它是我政府中的第一大问题，足以受到独立调查。
6月初，新闻报道说，三年前，也就是1993年，我的白宫人事安全办公室已经从联邦调查局得到成千上万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摘要，简要介绍了那些被禁止进入布什和里根政府工作的人的情况。由于以前的安全档案在布什政府结束时已被带到布什图书馆储存，该办公室在试图建立当前的白宫雇员的安全档案时，得到了这些文件。白宫并没有处理联邦调查局关于共和党人的秘密报告的权利。当我听说这件事时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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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下）
6月9日，列昂·帕内塔和我就这一意外事件进行道歉。一周内，路易斯·弗里宣布，联邦调查局错误地把408份档案转交给了白宫。几天后，珍妮特·雷诺要求肯·斯塔尔调查这个档案事件。2000年，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发现这个意外只是一个错误。白宫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政治间谍活动——特工处给人事安全办公室一份过时的白宫雇员名单，上面包括共和党人的名字，这就是那份送往白宫的名单。
6月下旬，在纳什维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戈尔家庭会议，我呼吁延长家庭休假法，让人们每年有34个小时或再多三个工作日，来参加他们孩子学校的家长会，或带他们的孩子、配偶或父母接受常规的医疗检查。
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求平衡是我心头的负担，因为这个问题会给白宫造成很大损失。比尔·高尔斯顿是国内政策委员会一位有才气的工作人员，我第一次认识他是通过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他总是持续不断地有好主意，最近他辞职了，为的是能有更多时间和十岁的儿子在一起。"我的孩子不断问我在哪里。你可以有其他人来干这项工作；但没有其他人能做那项工作。我必须回家。"
我的办公厅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是我的密友兼高尔夫球友。他是一位极好的经理，是我们同商界之间最好的联络员，他也要回家了。他的妻子克兰多尔是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纺织厂，经常出差。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最小的一个正要进人高中毕业班。厄斯金告诉我，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我的孩子在高中最后一年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一点不想让他去怀疑，对父母来说他是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要回家了"。
我尊重并同意比尔和厄斯金做出的决定，让我欣慰的是，我和希拉里在白宫生活和工作，因此我们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在上下班路上奔波，而且至少我们中的一个人几乎总是与切尔西一起用餐，无论是晚上还是早上她起床后。但我工作人员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太多的美国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挣着不同的薪水，每天去工作时想起自己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孩子，他们觉得很沮丧。美国没有像其他富裕国家一样来帮助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而我想改变那一切。
不幸的是，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反对把任何新规定强加给雇主。一个年轻男孩最近与我联系，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一旦你成为总统，你很难找到一个你可以在公共场合说的笑话。"这里就有一个："作为总统，与这样的国会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一块墓地的中央。你的下面有许多人，但没有人在听。"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月底，我准备前往法国里昂，参加每年举行的七大工业国会议，这次会议主要针对恐怖主义。不久前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携带着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的卡车，撞上了沙特阿拉伯达兰的霍巴塔军营外面的安全屏障，19名空军人员被炸死，几乎3印名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被炸伤。当一名美国巡逻兵靠近卡车时，车上两个人跑了，炸弹爆炸。我派了一个由40多名调查员和法医专家组成的联邦调查局小组与沙特当局携手合作。法赫德国王打电话给我表示他的慰问和声援，承诺他的政府有义务抓获并惩罚那些炸死我们空军人员的人。最终，沙特阿拉伯将处死那些它认定要对袭击事件负责的人。
海湾战争后，沙特允许我们建立基地，希望美军在海湾"提前驻扎"可以威慑萨达姆·侯赛因，防止他发动进一步侵略，而且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快速反应。目的达到了，但这个基地让我们的军队更容易受到这个地区恐怖分子的袭击。霍巴的安全规定显然不够；因为我们的人和沙特都低估了恐怖分子的能力，没想到他们能造出那么有威力的炸弹，这辆卡车才能那么靠近营区。我任命前美军特别行动司令部司令韦恩，唐宁将军领导一个委员全．这个委员会将就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进一步确保海外驻军的安全提出建议。
我们在准备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我让助手草拟一些提议，如何让国际社会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更有效地合作。在里昂，领导人同意了40多条建议，包括加快对恐怖分子的引渡和起诉，进一步控制支持他们暴力行为的资金来源，改善我们的国内防御，尽量限制恐怖分子拥有高科技通信设备。
到1996年，我的政府已按照一项反恐策略运作，这个策略主要着眼于防止严重意外事件发生，通过国际合作来抓获和惩罚恐怖分子，阻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流动和通信，切断获得大规模杀伤；陛武器的渠道，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行孤立政策和制裁。1986年里根总统对利比亚的轰炸袭击和我在1993年下令对伊拉克情报总部的攻击，都证明美国的力量可以威慑那些直接使用恐怖手段对抗我们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不想再遭受一次那样的袭击。但是，要侦破一个非政府的恐怖组织更为困难；对国家有效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手段用在恐怖组织身上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策略已赢得了许多胜利——我们已多次防止了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包括轰炸荷兰和纽约林肯隧道以及炸毁从菲律宾飞往美国的几架飞机的企图，我们还把恐怖分子从全世界带回美国受审。另一方面，恐怖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形式；因为它们都宣扬自己的政治目的，恐怖组织经常得到国家的资助和民众的支持。此外，追查到恐怖组织网络的最深层会引出困难和危险的问题，正如伊朗支持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被提出来后霍巴塔调查所面临的那样。即便我们对袭击有很好的防御，法律的实施是否是对付恐怖分子的一个足够充分的进攻性策略？如果不是，是否更多依靠军事方式会更有效？1996年中期，显然我们在如何应付针对国内外美国人进行的袭击上还没有得到全部答案，在未来几年，这个问题还将伴随着我们。
夏天开始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些好消息。6月3日，鲍里斯·叶利钦被迫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进行最后的决胜选举。第一次选举结果很接近，但鲍里斯还是巧妙地赢得了最后的竞选。他在全国11个时区展开了猛烈的竞选攻势，其中也包括美国式的竞选活动和电视宣传。大选是正式批准叶利钦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实现经济现代化，并向西方伸出手去。俄罗斯仍有许多问题，但我认为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美国国内的事情也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失业率已降到5．3％，新增了1000万个工作，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2％，财政赤字已下降到我上任时的一半不到。工资也在增加。第二天，股市跌了"5点，让我不得不再次奚落鲍勃·鲁宾，当普通美国人表现很不错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如此憎恨。事实上，事情比那要复杂得多。证券市场是关于未来的；当情况真的很好时，投资者倾向于认为它们将会变得糟糕。不久他们改变了主意，市场又恢复了向上的运动。
6月17日，环球航空公司800航班在长岛附近爆炸，约230名乘客遇难。那时候每个人都错误地认为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有些人推测飞机是被从长岛海湾的一艘船上发射的火箭击落的。虽然我小心谨慎地不那么急着下结论，但显然我们不得不加强我们的飞行安全。
希拉里和我去了纽约的杰梅卡，会见了一些遇难者家属，我宣布了一些新措施以加强空中旅行安全。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提议改进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增加450多名安全检查员，颁布统一的安全标准；试验新的高科技炸弹探测仪。现在我说，在国内外航线，我们将通过人工方式检查更多的行李，搜查更多的箱包。我还让艾尔·戈尔领导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航空安全和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并在45天内向我报告。
爆炸事件发生十天后，一起毫无争议的恐怖事件发生了，一枚管状炸弹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爆炸，炸死两人。希拉里和我参加了开幕式，穆罕默德·阿里点燃了奥运圣火。希拉里和切尔西喜欢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们花了比我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活动，但我访问了美国队以及从其他国家来的运动员。爱尔兰、克罗地亚、巴勒斯坦的运动员就美国帮助他们的祖国获得和平向我表示感谢。朝鲜和韩国的奥运选手在餐厅里坐在邻接的桌子上，相互交谈。奥林匹克象征着处于最佳状态的世界，让人们跨越古老的分界线走到一起。管状炸弹是由当地的一个恐怖分子埋下的，他还没有被逮捕。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开放和合作的力量多么脆弱，它遭到反对，反对者不接受建设一体化全球社区所需的价值观和规则。
8月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我详细分析了恐怖主义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我说，它已经成为"平等机会的毁灭者，而且没有国界"。我概述了我们正采取的措施，我们正在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敌人"斗争，如果我们保持自信和我们作为世界"不可缺少的和平与自由力量"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将会取得胜利。
8月的其他时间都在忙着签署法案，参加党内大会，白水事件也出现了积极进展。随着大选临近和预算战至少暂时得到解决，两党的国会成员都渴望给美国人民提供证据，说明两党共同取得的进步。结果，他们制定了许多进步的立法，这些都是白宫曾为之斗争的。我签署了《食品质量保护法》，加强防范有害杀虫剂对蔬菜、水果和谷物损害的污染；签署了《安全饮用水法》；减少污染，在发现似隐孢菌素造成饮用水污染导致的死亡和疾病之后，我们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改善城市供水系统；每小时最低工资增加90美分的法案，在小企业进行新设备投资和雇用新雇员时减免税收，通过一个新的401（K）计划，让小企业更容易给它们的员工提供养老金计划；提供一个新的激励措施，给收养孩子的人提供5000美元课税扣除，收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则提供6000美元，这是希拉里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我签署了肯尼迪一卡斯鲍姆法案，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在更换工作时可以带走自己的医疗保险，同时禁止保险公司因早已存在的健康问题拒绝受理保险。我还宣布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保护年轻人免受烟草危害的最后一条措施。它要求年轻人在购买香烟时提供身份证明，证实他们的年龄，并大大限制烟草公司的广告宣传和自动卖烟机的放置。我们在烟草业树了一些敌，但我觉得这样的努力可以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8月22日，我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福利改革法案，它得到两院两党70％议员的一致支持。不像被我否决的两个法案，新立法保留了联邦对医疗保健和食品援助的保证，把联邦对儿童看护的补助增加了40％，达到140亿羹元，包括我希望更严格执行儿童抚养的措施，并且允许每个州把每个月支付福利费转换成工资补贴，以激励雇主雇用接受福利的人。
大多数为穷人和合法移民呼吁的人，以及我内阁中的几个人，仍反对这个法案，希望我否决它，因为它结束了联邦政府每个月保证给福利接受者发放固定福利的承诺，为享受福利设置了一个五年的期限，减少了整个食品券计划的开支，不再为低收入合法移民提供食品券和医疗保健。我同意最后两条反对意见；对合法移民的打击尤其严重，而且我认为不怎么合理。在我签署法令后不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两位高级官员玛丽，乔·贝恩和彼得·埃德尔曼辞职，以示抗议。他们离职时，我对他们的工作和坚持信仰的做法表示赞扬。
我决定签署这一立法，因为我认为它是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改变福利制度激励机制的最好机会，从依赖转为通过工作获得力量。为了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成功，我让在建立美国服务队工作中表现出色的埃里，西格尔筹建工作伙伴福利组织，招募那些愿意雇用福利接受者的雇主。最终，参与这一组织的两万个公司将雇用超过100万摆脱福利的人。
签字仪式上，几位早先接受过福利的人为这个法案说好话。他们中的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莉莉，哈丁。十年前，她给我的州长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离开福利去工作的最大好处是："当我的儿子去学校，他们问他'你妈靠什么为生？'时，他能有一个回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福利改革的结果会证明莉莉·哈丁是正确的。当我离开白宫时，福利领取名单上的人已从1410万下降到580万，减少了60％；贫困孩子已减少了25％，达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
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是我任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花了总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试图让人民从福利转到工作，结束"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福利，这是我在'1992年大选中的一个核心承诺。虽然我们通过给大多数州授予弃权声明书放弃现有体制，从而进行福利改革，但美国还是需要这样的立法来改变资助穷人的重点，让他们从依赖福利支票到通过工作获得独立。
中旬，共和党在圣迭戈召开全国大会，提名鲍勃·多尔为总统候选人，提名他选中的前任纽约州议员，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水牛城比尔队明星四分卫杰克·肯普为副总统候选人。肯普是个很有趣的人，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真正致力于为穷人带来经济机会，对四面八方的新观点持开放姿态。我认为他会是多尔竞选的宝贵资源。
共和党人并没有一开场就采用许多右翼的花言巧语，像在1992年大会上那样犯下错误。核心人物是柯林·鲍威尔、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众议员苏珊·莫利纳里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更温和、积极、向前看的形象。伊丽莎白，多尔为她的丈夫发表了一场感人且效果不错的提名演说，她离开讲坛，用对话的方式走到代表中间讲话。多尔的演讲也不错，强调自己一生的责任、他的减税以及他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支持。他嘲笑我是婴儿潮一代，属于"从来没有长大，从不做任何实事，从不做出牺牲，从不愿遭受灾难，从来也不学习的精英"。他承诺要建造一座桥梁，回到过去"稳健、充满信念和自信地行动"的美好时光。多尔还猛烈抨击希拉里写的书的主题，即"同村协力"抚养一个孩子，说共和党人认为是父母抚养了孩子，而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这项工作。多尔的攻击并不尖锐，几周后我和希拉里将会有机会回应他。
当共和党人在圣迭戈的时候，我们一家第二次去了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地。这一次我正在完成一本薄书《在希望与历史之间》，这本书强调了我第一个任期的政策，它通过那些受到这些政策积极影响的美国人的故事，表达了我在未来四年将带领我们国家前进的方向。
8月12日，我们回到黄石国家公园，在那里有我们这次度假中惟一的公事，我签署了一项协定，停止在公园旁的地产上按计划开挖金矿。协定的签署是矿业公司、公民组织、国会成员和由凯蒂·麦金蒂领导的白宫环保小组共同合作的结果。
18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纽约市的城市电台音乐厅参加盛大晚会，庆祝我的50岁生日。随后，我悲痛地了解到那架为我们运送装备的飞机，从怀俄明我们的停留地飞回华盛顿途中坠毁，机上九人全部遇难。
第二天，我们去了田纳西州，与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会合。在那里我们帮助重建了两个乡村教堂，分别属于白人和黑人，它们在最近的焚烧教堂事件中被毁，我们以此庆祝蒂珀和我的生日。
在这个月最后一周，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此时，彼得，奈特担任主席的竞选班子组织得非常好，它通过道格·索斯尼克和哈罗德·伊克斯这两位负责我们全国大会组织工作的人与白宫密切合作。去芝加哥让我感到兴奋，因为那是希拉里的故乡，对我取得1992年的大选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重用，它也很好地响应了我在教育、经济发展和控制犯罪方面提出的许多重要计划。
8月25日，在西弗吉尼亚的亨廷顿，切尔西和我开始了为期四天的火车旅行，目的地是芝加哥。大会开幕时；希拉里已先我们到达了。我们租了一辆很不错的老式火车，起名为"21世纪特快列车"，通过肯塔基、俄亥俄、密歇根和印第安纳到达芝加哥。沿途我们停留了15次，路过小镇时，我们减慢速度，我向聚集在铁轨两边的人挥手。从人群的兴奋程度我可以感到火车与美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正如我在1992年乘坐巴士旅行一样，从人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当我们在密歇根的怀恩多特停留参加一个教育活动时，两个孩子通过朗读《全能的小引擎》来给我做介绍。这本书和他们热情的朗读记录下了美国天生的乐观主义和自信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