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停留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捎上那些想参与下一阶段旅程的朋友、支持者和地方官员。我尤其喜欢与切尔西一起轻松旅行，我们站在最后一节车厢，向人们挥手，无话不谈。我们的关系像过去一样亲密，但是她在变化，已经长成一个成熟的年轻女孩，有自己的意见和兴趣。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感到惊奇。
我们的代表大会在26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吉姆和萨拉·布雷迪夫妇，他们感谢民主党人对布雷迪法案的支持，还有克里斯托弗·里夫，他是一名演员，申从马背上跌落而瘫痪，他勇敢地为康复而斗争，倡导对脊髓损伤进行更多的研究，他的精神已经鼓舞了这个国家。
在我发表演说那天，我们的大选受到新闻报道干扰，报道说迪克·莫里斯在华盛顿为我工作的时候，经常在酒店与一名妓女混在一起。迪克辞去了在大选中的工作，我发表声明，说他是我的朋友，一个极优秀的政治策略家，在过去两年内做了许多"无价的工作"。他的离去让我很遗憾，但显然他处在极大的压力下，他需要时间解决问题。我知道迪克能很快恢复状态，觉得他肯定会很快返回政治舞台。
因为有业绩支撑，我很容易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综合起来是28年来最低的；1000万个新工作；1000万人的最低工资增加了；2500万美国人获益于肯尼迪一卡斯鲍姆法案；1500万工作的美国人获得减税；1200万美国人享受了家庭休假法带来的好处；1000万学生通过"直接学生贷款计划"存钱；4000万工人得到更多的退休金保障。
我指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我提到了鲍勃·多尔在圣迭戈的演讲，说："从各方面说，我们不需要建造一座与过去相接的桥梁；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与来来相接的桥梁……让我们下定决心建造一座通向21世纪的桥梁。""通向21世纪的桥梁"成为大选和随后四年的主题。
尽管以往的业绩很好，我知道所有选举都是关于未来的，因而我列出了自己的待办事项：更高的学校标准和普遍享有进大学的机会；平衡的预算以保护医疗保健、教育和环境；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裁减支持房产权、长期看护、大学教育和孩子抚养；让接受福利的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加对贫困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投资；制定一些新计划与犯罪和毒品做斗争，清洁环境。
我知道如果美国人民把选举看成在建造连接过去的桥梁和建造通向未来甲桥梁之间的一种选择，我们将会赢得选举。鲍勃·多尔无意中给了我1996年苎选的核心主旨。大会闭幕那天，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坐在巴士里开始了我最后一次大选旅行，从密苏里州的开普吉拉多开始，州长梅尔·卡纳汉——1992年初他就与我在一起了——与我一起通过伊利诺伊州南部和肯塔基州西部，在田纳西州与前任州长内德，雷·麦克沃特一起做了几次停留，他是一个像熊一样的人，也是惟一一个我听到喊副总统"阿尔伯特"的人，最后我们的旅程在孟菲斯结束。内德·雷值那么多票，以至于我不在乎他那样称呼艾尔或我。
8月，肯尼斯·斯塔尔在他的第一个大案中失败了，这个案子反映出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怎样不顾一切地想把一些事情归罪于我。斯塔尔起诉佩里县银行的两位拥有者小赫比·布兰斯科姆律师和罗布·希尔会计，指控的罪名与我1990年的州长竞选有关。
起诉书声称，布兰斯科姆和希尔从他们自己的银行拿出1．3万美元用于他们没有履行的法律和会计服务，为的是偿还他们支付的政治捐款。同时他们还指示为他们经营银行的人不要向美国国内税务署报告从我的竞选账户中提取的两笔每笔超过1万美金的现金，而根据联邦法律，他们必须这么做。
起诉书还提到了布鲁斯·林赛，他曾是我竞选班子的出纳，说他是"未被起诉的同谋"，声称当布鲁斯取钱来支付我们选举日的"公布你的投票"活动时，他已经恳求银行的人不要写应该给税务局的报告。斯塔尔的人已用指控来威胁布鲁斯，但他说他们是虚张声势；我们的捐赠及其使用没有不妥之处，布鲁斯没有让银行不按规定撰写报告的动机；根据阿肯色州选举法规定，我们必须在三周之内把所有信息公布于众。由于捐赠和经费的使用是合法的，而且我们的公开报告是准确的，斯塔尔的人知道布鲁斯没有犯罪，因此他们最后诽谤他，称他是未被起诉的同谋。
对布兰斯科姆和希尔的指控是错误的。首先，他们完全拥有这个银行；如果他们没有破坏银行资金的流动，他们可以把钱取出来，只要他们为此支付收入税，况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这次没这么做。至于第二个指控，法律要求银行1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必须报告是件好事；它允许政府跟踪大笔犯罪交易，如洗黑钱或通过毒品交易得来的脏钱。提交政府的报告每三到六个月会被检查，但不公开。1凹6年中有200次起诉是因为没有根据法律要求提交报告，但其中仅有20项是没有报告提钱。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某家非法公司不干净的钱。在斯塔尔出现之前，没人因为没有报告合法资金的存取被指控失职。我们的竞选经费无疑是干净的，在大选结束时取出来支付我们给投票人打电话的费用和选举日前往各投票站的交通费。在大选后三周内，我们已提交要求公布的报告，详细说明我们花费了多少钱和怎样花的钱。很简单，布兰斯科姆、希尔和林赛没有动机向政府隐瞒一次合法取现，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将成为一个公开的记录。
但那没有能阻止斯塔尔在阿肯色州的副手希克曼·尤因，因为追查我们，他和斯塔尔一样鬼迷心窍，而且几乎不会掩饰。他威胁要把尼尔·安利——他曾为布兰斯科姆和希尔管理银行，而且负责提交报告——送进监狱，除非他证明布兰斯科姆、希尔和林赛曾命令他不要那么做，虽然早些时候安利否认后三人有什么不道德行为。这条可怜的小鱼，被囚在一张强有力的网中；他改变了口供。最初他被控告犯有五项重罪，安利现在被允许就两项行为不端答辩。
就像审判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塔克的初期，在被告要求下，我通过录像方式作证。虽然我们没有卷入取钱的事，但我可以说，我任命布兰斯科姆和希尔到州的两个委员会去工作，并不是以此回报他们对我的竞选做出的贡献。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护，布兰斯科姆和希尔被宣告无罪，陪审团在他们是否错误报告了从自己银行取钱的意图上陷入僵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赫比、罗布和布鲁斯·林赛被宜告无罪，但是滥用起诉权来对待他们让我感到厌恶，我的朋友被迫承担了巨大的法律费用，纳税人也为这项起诉承担了令人惊愕的费用，而起因不过是有人从自己的银行拿出1．3万美元用做偿还金，并且没有就两笔合法取出并公布于众的大选经费提交联邦报告。
同样也付出了非经济的代价：为斯塔尔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去了罗布·希尔十多岁儿子的学校，把他拖出教室询问。他们原可以在他放学后、午餐时或者周末找他谈话。然而他们却羞辱了这个年轻人，希望以此给他父亲带来压力，让他透露一些可以损害我的事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审判过后，几位陪审员对独立检查官办公室火冒三丈，"它在浪费钱……我恨政府在白水事件上浪费更多的钱"；"如果他们想花我纳的税，他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如果有哪些人是无法无天的，那就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一名自称"反克林顿"的陪审员说："如果他们再多一点证据，我会更喜欢他们，但他们没有。"甚至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保守的共和党人，也反对白水事件，他们知道独立检察官走得太远了。
斯塔尔对待布兰斯科姆和希尔如此恶劣，但与他对付苏珊·麦克道戈尔的手段相比，这只是一次茶会。8月20日，苏珊被判入狱两年。斯塔尔的人曾答应把她弄出监狱，条件是她提供一些牵扯到希拉里和我的某种非法活动的情况。对她宣判那天，苏珊重复从一开始就说过的话——我们中的一个人是否做错了什么，她对此什么也不知道——她是被传票传到大陪审团面前的。她出场了，但拒绝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担心他们会指控她作伪证，因为她不会说谎，也不会说出他们想听到的内容。苏珊·韦伯，赖特法官裁定她藐视法庭，把她送到监狱，让她无限期地待在那里直到同意与特别公诉人合作为止。她将被监禁18个月，往往要忍受恶劣的环境。
9月开始，大选工作捷报连连。我们的代表大会取得了成功，多尔因为与金里奇和关闭政府有牵连而遭到严厉批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正处于良好的状态中，选民不再只是看到犯罪、福利、财政责任、外交政策等问题，不再把国防看成共和党独占的领域。民意测验表明有60％的人对我的工作和个人是肯定的，同样比例的人说，我在白宫让他们觉得很舒服。
另一方面，由于我在某些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如枪支、同性恋、堕胎——还有在烟草问题上的立场（至少在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存在这个问题），我期望自己在美国的某些地方表现得温和一些。另外，看起来很肯定的是，罗斯，佩罗得到的选票会比1992年更少些，那时候他让我在一些州很难获胜，而他从布什总统那里比从我这里得到了更多的选票。不过总而言之，我这一次的状态更好。整个9月，选举吸引了大量热情的人，或"10月的人群"——我这么称呼他们。近3万人在靠近格林湾的威斯康星州迪皮尔参加劳动节野炊，掀开了这个月的序幕。
因为总统选举是由选举人票数决定的，我想借现在的势头新拉几个州到我们这边，迫使参议员多尔在通常肯定投共和党票的州花费时间和金钱。多尔在加州向我们挑战，他也想让我遇到同样的挑战。在加州的一次投票动议中，人们普遍希望在大学入学的问题上结束赞助性行动计划，我对此表示反对。多尔在加州圣迭戈主持了老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对他是有利的。
我的主要目标是佛罗里达。如果我能赢得这个州，并继续赢得我在1992年赢得的大多数州，选举就结束了。我已在佛罗里达辛苦了四年：帮助这个州从安德鲁飓风中恢复；在那里举办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宜布美军南方司令部从巴拿马搬到迈阿密；恢复埃弗格莱兹沼泽；深入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自猪湾事件以来，这一做法通常让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得到这些社区80％以上的选票。更幸运的是，我在佛罗里达还拥有很好的组织，得到州长劳顿·奇利斯有力的支持，在更保守的佛罗里达中部和北部地区，他与选民关系和谐。这些人喜欢劳顿的部分原因是在他遭到攻击时，他会反击。正如他所言，"没有一个乡下人喜欢一条不会咬人的狗。"9月初，劳顿和我去了佛罗里达的北部进行竞选，对即将退休的国会议员皮特·彼得森表示敬意，他曾在越南当过六年半战俘，我最近任命他为我们在越战结束后的首任驻越大使。
这个月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我花在1992年赢得选举的州。在西部地区，我还去亚利桑那州竞选，这个州自1948年以来还从未在总统选举中投民主党的票，但我认为自己可以赢得这个州，因为它有越来越多的西班牙裔人口，而且许多温和、传统、保守的投票者对共和党国会越来越极端的政治感到不舒服。16日，警察联谊会向我保证支持我。这个组织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但白宫与他们已合作了四年，在大街上增加了更多的警察，从罪犯手中夺走更多的枪支，还禁止大杀伤性子弹；他们希望再有四年与我进行那样的合作。
两天后，我宣布了任职八年中最重要的环保成就之一：在犹他州南部遥远而又漂亮的红色岩石地区建立170万英亩的大阶梯一埃斯卡兰蒂国家名胜古迹区，它包括恐龙化石和古代阿纳萨基印第安文明的遗迹。根据1906年《古文物法》，我有权力这么做，它允许总统对极有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联邦土地进行保护。我和艾尔·戈尔站在大峡谷边缘，宣布这件事，西奥多，罗斯福依据《古文物法》第一个保护的就是这个大峡谷。我的行动非常有必要，以此阻止在此开采的一个大煤矿，煤矿本来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特征。犹他州的大多数官员和许多希望通过采矿来繁荣经济的人反对我的做法，但这里的土地是无价的，我认为指定在这里建立名胜古迹区会带来旅游业的收入，随着时间推移，远远不止弥补-个煤矿的损失。
除了支持者的规模和他们的热情，9月发生的事件提供了轶事趣闻般的证据，表明事情正按我们的方式进行。参加了得克萨斯州朗维尤的一次集会后，我与人们握手，遇到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已不再接受福利，而是在美国和平队工作，并用美国服务队提供的奖学金去基尔戈两年制大学上学；另一位妇女在她的丈夫患了癌症后，享受了家庭休假法；一位越战老兵非常感激政府给予一些孩子的健康与残疾津贴，这些孩子的父亲因为战争期间暴露在落叶剂下，导致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这位老兵和他的12岁女儿住在一起。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已忍受了十多次手术。
外面的世界并不因我们的选举而停止。9月的第一个星期，萨达姆·侯赛因又在制造麻烦，他攻击并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埃尔比勒镇，违反了海湾战争结束时迫使他遵守的限制。两个库尔德派一直在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他们中的一派决定支持萨达姆后，进攻了另一派。我命令对伊拉克军队发动炸弹和导弹攻击，他们撤军了。
24日，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开幕式。在座领导人中我第一个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用的是33年前肯尼迪总统签署《部分限制核试验条约》的那枝笔。在我的讲话中，我列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日程来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恳请联合国成员国让《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条款，冻结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性的地雷。
在联合国讨论核不扩散问题时，中东又爆发了冲突。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开通了一条隧道。所罗门和希律王神殿的遗址正好在山下，山上是岩石圆顶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这两个穆斯林的圣地。自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拥有了东耶路撒冷后，圣殿山——被阿拉伯人称为"高贵的避难所"——都是在穆斯林官员的控制下；隧道开放时，巴勒斯坦人把它看成对他们宗教和政治利益的威胁，骚乱和枪击事件爆发。三天后，6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我打电话给双方，让他们结束暴力，重新实施和平协议，沃伦，克里斯托弗给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的电话打得线路都要烧起来了，让他们结束流血事件。我采纳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议，邀请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来白宫讨论问题并解决它。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我签署了一个医疗保健拨款法案，结束了所谓只对分娩过程承担保险，保证对母亲和新生婴儿提供最少48小时的保险；如我已提到，给那些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越战退伍老兵的孩子提供补贴；要求对待精神和身体有疾病的人的医疗保险政策，要有同样的年度和终身保险范围限制。精神医疗保健领域的突破是对精神健康倡导组织工作的回报，也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皮特·多麦尼斯、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以及我任命的官方精神健康政策顾问蒂珀·戈尔个人努力的结果。
10月的前两天我和内塔尼亚胡、阿拉法特、侯赛因国王在一起，侯赛因同意与我们一起努力，让和平进程重新回到轨道。会谈结束时，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请我一起即席回答了所有新闻界的提问。我说隧道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已同意立即开始会谈，希望达成一个意见，结束该地区的暴力事件，重新回到和平进程。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有义务执行在他执政之前通过的各项协议，包括以色列军队从希伯伦撤军。随后不久，隧道又被封上了，这符合双方不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直到谈判解决问题为止的承诺。
3日，我又回到大选，在纽约布法罗停留参加一个集会，这个城市对我总是很友好。我是在前往肖托夸时中途停留的，我要去那里准备10．月6日和鲍勃·多尔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进行的总统竞选第一次辩论。我们整套班子都去了，包括我的媒体顾问迈克尔，希恩。在模拟辩论中，乔治·米切尔演鲍勃·多尔。他一开始就占了上风，但不断的练习让我状态好多了。中途休息期间，厄斯金·鲍尔斯和我打了一轮高尔夫球。我的球技越来越好。6月，我的最终得分第一次在80以下，但我仍然无法击败厄斯金。
对我们在政府理念和问题立场上的差别感兴趣的人来说，辩论显得文明而有教育意义。多尔批评我们说，被我否决的共和党预算中裁减医疗保健的做法受到我的批评，而我的宣传广告却让老年人受到了惊吓，他重复在共和党大会上的讲话，说我的政府满是年轻的精英，他们"从来没有长大，从不做实际工作，从不做出牺牲，从不愿遭受磨难，从来也不学习"，他们想"用你们的钱来为他们值得怀疑的、自私的诡计提供经费"，当他这么抨击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激烈争论。我反击说，其中一个在白宫为我工作的年轻"精英"是在一个活动房屋中长大的，关于指责我过于自由，我说："他们党在势均力敌的大选中，总这么说。这就像他们的经典老歌……我只是觉得它不会再有什么杀伤力了。"
第二次辩论计划10天后在圣迭戈进行。在这期间，希拉里、艾尔、蒂珀和我参观了华盛顿草地广场上挂着的巨型艾滋病纪念横幅，上面的一个个独立方格是为了纪念一个个死去的人：其中两个人是我和希拉里的朋友。让我满意的是，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经下降，我决心继续推动开发救命药品的研究。
圣迭戈辩论经米基·坎特商定，在市镇厅举行。16日，圣迭戈大学的市民们问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多尔和我回答问题时直到最后都没有互相攻击。在结束语中，多尔呼吁关注他的根本性看法，提醒人们我反对任期限制以及平衡预算和保护美国国旗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对学校自愿祷告做限制。我结束的时候，总结了未来四年的计划。至少人们知道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离选举还有两个星期，民意测验表明我领先20个百分点，有55％的支持率。我真希望这个民意调查没有被公开；它让我们的支持者觉得选举已结束了，让竞选失去了一些生机。我继续勤奋工作，集中精力对付我们选定的一些目标，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以及我们以前曾赢得选举的州，其中内华达、科罗拉多和佐治亚三个州让我最担心。10月25日，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大型集会，我的老朋友马克斯·克莱兰正在那里紧锣密鼓地竞选参议员。萨姆·纳恩为我的第二次竞选进行了尤其有效的辩论，我离开这个州时，心想我们可能有机会。
11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圣巴巴拉城市学院的一场清晨集会，进入了大选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温暖日子，一大群人聚集在俯瞰着太平洋的校园山坡上。圣巴巴拉是结束加州竞选的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曾经属于共和党的稳固地盘正向我们倾斜。
我从圣巴巴拉飞到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然后去了埃尔帕索，那里有竞选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4万多人来到机场表示他们的支持，最后到了圣安东尼奥，参加了阿拉莫的传统集会。我知道我们无法赢得得克萨斯州，但我想向这个州民主党人的忠诚表示敬意，尤其是西班牙裔，他们坚持站在我一边。
当我进人大选最后三天，我要做一个选择。几个相对较小的州的参议员候选人要求我帮他们竞选。马克·佩恩说如果我用大选最后几天这么做，而不是去几个更大一点的州，我可能得不到多数票。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的选举势头在过去两周已减缓下来，因为有人声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从亚洲人包括当我还是州长时就已认识的人那里收到几十万美元非法捐赠。听说此事时我很生气；我的财务主席特里·麦考利夫已确信给我们竞选的捐赠都受过严格审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准备进行一次检查，回绝那些有问题的捐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清算程序显然是有问题的。所有我能说的是，任何不合法的捐赠都必须立刻归还。无论如何，看起来争议肯定要在选举日伤害我们。第二，拉尔夫·纳德是以绿党的名义参与竞选的，他将会从我这里带走一些左派的选票。第三，罗斯，佩罗是10月进人大选的，进入辩论已经太晚了，他不会和1992年大选中表现得一样好，但他正以从前那样的姿态结束选举，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他说我将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完全忙着如何摆脱牢狱之灾"，称我为"逃兵役者"，说我有各种污点，"道德堕落，以腐败方式筹措竞选经费，对使用毒品抱着放纵态度"。最后，投票结果可能会远不及1992年的水平，因为在过去几周选民已被告知，竞选结束了。
马克·佩恩建议，如果我想赢得大多数选票，我需要飞往大州，去那里巨大的媒体市场，争取人们投票。否则，他说，结果毫无疑问，低收人民主党人投票的可能性会远低于更富裕或更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共和党人。我已经计划去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根据马克的建议，我们增加了在克利夫兰的停留。此外，我还计划出现在进行参议员选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肯塔基州，艾奥瓦州和南达科他州。在总统选举中，只有肯塔基州的情况还不确定；除了南达科他州，我在其他所有州都遥遥领先。我预：计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能在最后被多尔完全理解。我决定去这些州，因为我认为如果能选出更多的民主党人进人参议院，哪怕我的总票数少了两到三个百分点也值得，七个州中的六名候选人曾在1992年的大选或在国会中帮助过我。
11月3日，星期天，我参加了坦帕的圣保罗非裔卫理公会教堂的仪式。随后，我飞到新罕布什尔州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候选人迪克·斯韦特；接着去了克利夫兰，在那里市长迈克·怀特和参议员约翰·格伦帮我做了最后一分钟的宣传；然后去了肯塔基的列克星敦，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州长保罗·佩顿和我们的参议员候选人史蒂夫·贝希尔一起在州立大学参加集会。我知道因为烟草问题，要想拥有肯塔基州是很困难的，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教练里克·皮蒂诺出现在台上让我感到振奋。在每个人都热爱这支篮球队而几乎一半人不喜欢我的州，他的出现是有利的，对他来说也是勇敢的一步。
我到达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的时候是晚上8点。我确实想去那里支持汤姆·哈金，他正为再次当选进行激烈的竞争。汤姆在参议院给了我有力的支持。1992年的初选之后，他和他做律师的夫人鲁斯就成了我的好朋友。鲁斯现在为我的政府工作。
当夜的最后一站是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在那里，民主党议员蒂姆·约翰逊真正有一个机会夺取共和党人拉里·普雷斯勒的席位。约翰逊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参议员汤姆·达施勒对我很好。作为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达施勒在预算斗争和政府关闭的问题上对白宫的帮助是难以估量的；当他要我去南达科他州，我不能说不。
我到达苏福尔斯圆形剧场和大会中心，"在我将参加的最后一次选举的最后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说，此刻几乎已是午夜了。因为它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我告诉人们我过往的业绩，预算斗争，以及我在未来四年想做的事。因为我是在一个像阿肯色一样的乡村州，我给他们说了个笑话。我说，共和党人的预算让我想起一个政治家的故事，他想让一个农场主为他投票，但不情愿去他的院子，因为一条叫着的狗在那里。政治家问农场主："你的狗咬人吗？""不。"农场主回答。当这个政治家走过庭院朝着农场主走去时，狗咬了他。"我认为你说的是你的狗不咬人！"他喊了起来。农场主回答道："孩子，那不是我的狗。"预算就是他们的狗。
选举按照马克·佩恩预测的那样进行：投票结果创下最低记录，我以49％对41％赢了。选举人票是379票对159票，我失去了1992年获胜的三个州：蒙大拿州、科罗拉多州和佐治亚州，新赢得了两个州，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净增了9票。
在总计数字之下，1992年到1996年间州投票总数的微妙差异表明，文化因素影响了一些州的选举，而更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则在其他州占了主导地位。所有竞争激烈的选举都是由这些变化决定的，在1996年，它们让我懂得了对不同群体的美国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州有许多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会员和亲生命派的选民，我的得票优势和1992年时是一样的，多亏在费城得到了更大的优势，在匹兹堡得到了强有力支持，而我的支持率在这个州的其他地区下降了，这是因为枪支问题和我否决"半生产"堕胎法案的结果。在密苏里州，同样的因素让我的优势几乎减少了一半，从10％降到6％。我在阿肯色州仍然得了多数，但优势稍微要比1992年小一点；在田纳西州，优势从4．5％降到2．5％。
在肯塔基州，烟草和枪支问题让我们的优势从3％减少到1％。同样的原因：虽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一路领先，最后还是以三个百分点败北。在科罗拉多州，我从1992年以4％的优势获胜到这次以1．5％的劣势落败，因为在西部1992年投佩罗票的选民在1996年更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而且因为共和党自1992年以来已经比民主党多争取了10万名登记选民，部分是因为大量基督教右翼组织已把总部设在这个州。在蒙大拿，我失败了，大部分是因为，正如在科罗拉多州，更少人支持佩罗就意味着更多人投票支持多尔而不是我。
在佐治亚州，最后的民意测验表明我领先4％；我最后以1％失败。基督教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他们让我的优势从6％降到1％以下，因为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天他们在保守派的教堂大量散发"投票指南"。民主党在黑人教堂那么干已经多年，但基督教联盟则做得尤其有效，至少在佐治亚州是如此，把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结果都改变了5％。失去佐治亚州让我很失望，但高兴的是马克斯·克莱兰幸存了下来，他得到比我更多的白人选票。因为文化问题，南方很棘手；1996年惟一一个让我以较大差额获胜的南方州是路易斯安那，优势从4．5％上升到12％。
相比之下，我得胜的百分比在一些文化上不那么保守或经济上更敏感的地区增加了许多。1996年与1992年相比，我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差额增加了10％或更多的州有康涅狄格州、夏威夷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得岛州。我们在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马里兰州和加州保持了和1992年一样的差额，而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有了明显提高。尽管有枪支问题，我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比1992年新增了10％的支持率。我在内华达州能以1％的多数获胜，大部分是因为我反对在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样处理安全的情况下把美国核废料倾倒在那里，多亏了我的朋友和乔治敦的同学布赖恩·格林斯庞，他是《拉斯韦加斯太阳报》的社长和编辑，他对这个问题热切关注，因而我的立场让我经常成为关注的对象。
总而言之，我对这些结果感到高兴。我比1992年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我帮助竞选的七个参议员候选人中有四人获胜：汤姆·哈金、蒂姆·约翰逊、约翰·克里和路易斯安那的玛丽·兰德里欧。但事实上，我的得票率低于对我工作的支持率，低于对我个人的支持率，低于那些说对我当总统感到很舒服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这让我们清醒地看到文化问题的力量，诸如枪支、同性恋、堕胎。在南部的白人夫妇中、在西部山区、中西部乡村以及全国白人男性中这些问题的力量尤为明显。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寻求共同点，继续缓和华盛顿激烈的党派之争，作为总统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小石城的老议会大楼，胜利集会上的氛围这次相当不同。聚集的人仍然很多，但给庆祝活动留下印记的不是热烈的喊叫，而是发自肺腑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国家处于更好的状态中，美国人民已肯定了我在做的工作。
因为选举连续几周来都没有悬念，很容易就忽略了它的意义。1994年选举后，我被讥讽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注定要在1996年失败。在预算斗争初期，随着政府关闭的迫近，很难看清我是否会取胜或者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支持我反对共和党人。现在我是自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当选的民主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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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束后那天，我回到白宫，与我的工作人员、内阁成员、其他被任命者、竞选工作人员、民主党官员一起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庆祝活动。发言中我提到昨晚在等待选举结果时，与我在阿肯色州当检察长和州长时的工作人员重聚，我说：“我跟他们说的话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那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我总是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事。有时，我没有说太多的‘谢谢’。我总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时我想，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对在这里工作的人要求太严格。”
我们在过去四年极其被动的形势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被动形势是我自己先前的错误造成的，任期头两年密集的负面新闻报道，1刃4年国会选举中的失利，白水事件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太多的个人悲剧，内在不变的试图扭转国家方向的要求。我尽我所能使自己和其他每个人振作精神，不让大家因为悲剧、中伤和灾祸而精神涣散。现在美国人民又给了我们一个任期，我期望今后四年我们能更加自由地从事这项公共事业，不再出现第一个任期里那样的混乱和冲突。
芝加哥大主教约瑟夫·卡迪纳尔·伯纳丁，一位社会公正的不倦倡导者，我和希拉里了解并佩服的人，在10月末的一个演讲鼓舞了我。伯纳丁当时病得很重，已时日不多，他说：“一个垂死者已没有时间关注周围或意外的事……为了讽刺和分裂浪费珍贵的时间是错误的。”
大选后的一周，政府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宣布想在年底离开政府，其中包括列昂·帕内塔和沃伦·克里斯托弗。克里斯在飞机上生活了四年，列昂和我们一起经历了预算战，更不用说在等候选举结果的晚上，他的心与我一起跳动。他们两个都想回加州老家，过更加正常的生活。他们对我和国家都已做得很好，我会想念他们。11月8日，我宣布厄斯金·鲍尔斯将成为新的办公厅主任。他最小的孩子现在上了大学，厄斯金有时间再工作了，虽然为此他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因为他要再次放弃他那赚钱的生意。
谢天谢地，南希·赫恩赖奇和贝蒂·科里留了下来。这时，贝蒂已经认识我在全国的大多数朋友，游刃有余地应付忙碌的电话，而且在办公室是个极好的帮手。南希明白我们办公厅的运作机制，以及我需要卷入哪些日常工作细节和同哪些保持距离。她尽她所能使我的工作更容易开展，而且让椭圆形办公室运作得很有条理。我那时的总统助手史蒂芬·古丁要离开，但我们有了不错的替补：克里斯·恩斯科夫，他一开始就在白宫为我工作，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4年在阿肯色北部我第一次参加竞选的时候。因为总统助手就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会一直和我在一起，而且总是在我身边，有克里斯这么一个我认识这么久又如此喜欢这份工作的助手真是件好事。我也很高兴有贾尼斯·卡尼，白宫负责记日记的人。贾尼斯曾是小石城的黑人报纸《阿肯色州报》的编辑，她对我们所有会议细心做记录。我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工作小组我还能做些什么。
一周后，我宣布我们在波斯尼亚的行动延长18个月，随后希拉里和我前往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进行工作休假兼顾的访问。我们先在夏威夷整整玩了三天，然后飞到澳大利亚悉尼。会见了总理约翰·霍华德后，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又在悉尼逗留一天，这天还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棒的高尔夫球手之一格雷格·诺曼进行了一场难忘的比赛，然后我们往北飞向道格拉斯港，这是大堡礁附近珊瑚海的一个海滨旅游胜地。在那里，我们在一个土著导游的带领下，走过了戴恩特里热带雨林，参观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在那里我拥抱了一只叫切尔西的树袋熊，还在壮观的珊瑚礁边潜水。和全世界的珊瑚礁一样，这里的珊瑚礁也受到海洋污染、全球变暖和物理破坏的威胁。在我们出发去视察时，我宣布美国对“国际珊瑚礁倡议”提供支持，这个计划是为了阻止对世界各地珊瑚礁的进一步破坏。
我们从澳大利亚飞到菲律宾，参加由总统菲德尔·拉莫斯主持的第四届亚太领导人会议。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达成了一项我也曾为之努力的协议，即到2000年，取消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所有关税，这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出口贸易和更多的高薪工作。
我们访问了泰国，向在位第50个年头的泰国国王表达敬意。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最早的盟友之一：美国和暹罗国王在1883年就签订了友好商务条约。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钢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忠实的爵士乐迷。我送给他一个任何爵士乐迷都会喜欢的贵重纪念礼品，由顶尖爵土乐摄影师赫尔曼·伦纳德亲笔签名的一大本爵土乐师相册。
我们及时返家在戴维营庆祝传统的感恩节。这年我们两个可爱的侄子也和我们一起庆祝，罗杰的儿子泰勒和托尼的儿子扎克。看着他们一起玩耍使节日的气氛活跃起来。
12月，我需要调整政府里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比尔·佩里，约翰·多伊奇，米基·坎特，鲍勃·赖克，黑兹尔·奥利里，劳拉·泰森和亨利·西斯内罗斯都要离开了。我们在白宫也将失去很重要的人员。哈罗德·伊克斯要重返律师行业和咨询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伊芙琳·利伯曼要去国务院领导美国之音。
月初，我宣布了我的新任国家安全小组成员：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来自缅因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比尔·科恩为国防部长；托尼·莱克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理查森为联合国大使；桑迪·伯杰为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表现出色，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所面临的挑战。比尔·理查森以他在朝鲜和伊拉克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外交能力，我很高兴他同意成为美国第一任西班牙裔联合国大使。比尔·科恩是个善于言辞并显得年轻的政治家，他多年来在国防问题上是一名创新思想家。他帮助构思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80年代重新组织和加强军事指挥结构的立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喜欢像科恩这样受人喜欢和尊敬的共和党人在内阁工作，而且认为他有能力接过比尔·佩里的重任。我向他保证我不会使国防决定政治化，他接受了这个职务。我真不想在中央情报局失去约翰·多伊奇。他在副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上干得很好，在吉姆·伍尔西的短期任期后，他接过了中央情报局的艰难工作。托尼，莱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使他对我们情报工作的优势和弱点有着独特的理解，这在现今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上升的情况下极其重要。
对于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我敲定桑迪·伯杰，不另选他人。我们有着20多年的友谊。他不会因带给我坏消息或在会议上跟我意见不和感到不舒服，而且他在我第一个任期内处理各方面问题都表现卓越。桑迪有着相当不错的分析能力，他能把很多问题考虑透彻，发现别人忽略的漏洞，不会被它们麻痹。他了解我的长处和短处，知道怎样使我扬长避短。他也从不允许自己的自尊心妨碍做出好决定。
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也要走了。大选前不久他告诉我，他已筋疲力尽，必须得走了。直到我后来读了他的回忆录，才知道被压力重重包围的这些年他是多么艰难，而且他对自己和对我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乔治将去从事教育和电视事业，我希望他能更快乐些。两周时间里，我填满了内阁剩下的所有空缺。我很遗憾米基·坎特也要走了，想重新过上私人生活，于是我任命芝加哥的比尔·戴利为商务部长。戴利是个有才能的人，曾领导了我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运动。自米基·坎特到商务部后，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已做了八个月代理贸易代表。她干得不错，现在是把她头衔上的“代理”去掉的时候了。
我还任命亚历克西斯·赫尔曼接任鲍勃·赖克在劳工部的职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副部长安德鲁·科莫接替亨利·西斯内罗斯担任劳工部长；费德里科·培尼亚接替黑兹尔·奥利里能源部的职位；原联邦公路管理局局长罗德尼·斯莱特接替培尼亚担任交通部长；艾达·阿尔瓦雷斯担任中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在劳拉·泰森离开后，吉恩·斯珀林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哈佛教过拉里·萨默斯的珍妮特·耶莱恩博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布鲁斯·里德担任我的国内政策顾问，接替卡罗尔·拉斯科，拉斯科将去教育部主持“美国阅读”计划；西尔维娅·马修斯，一位为鲍勃·鲁宾工作的才气十足的年轻女性，接替哈罗德·伊克斯担任办公厅副主任。
鲍勃·赖克在劳工部和在经济小组的工作都很不错，但现在情况对他来说比较困难；因为他不同意我的经济和预算政策，认为我过分致力于减少赤字，在教育、培训和新技术上投资太少。鲍勃也想回到他妻子克莱尔和他们的儿子所在的马萨诸萨州。
失去亨利·西斯内罗斯让我很苦恼。在我竞选总统之前，我们已是朋友，而且他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干得非常出色。一年多里，亨利一直在接受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因为在联邦调查局就他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工作进行检查问话时，他对个人的花费做了错误陈述。法律规定被提名人如果做出将会影响批准任命过程的“重大”错误陈述，会被认定是犯罪。参议员艾尔·达马托的委员会建议批准任命西斯内罗斯，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亨利对他个人花费细节的错误陈述并没有影响他和委员会其他参议员的投票。司法部公众廉正办公室的检察官证实，特别检察官的观点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