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珍妮特·雷诺还是把西斯内罗斯一案提交森特尔法官的陪审团裁决。一如往常，他们让一位共和党特别检察官负责他的事情。这个人就是戴维·巴雷特，一位积极的党派分子，虽然没有被指控有什么不道德行为，但据传闻，他与里根任内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丑闻中被定罪的官员有着密切联系。虽然没人指控亨利在工作中有什么不当举动，但他还是被拖进了白水事件。亨利的法律账单使他负债累累，而且他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他需要赚更多的钱来养家和支付律师费。对于他干满了整整四年，我感激不尽。
虽然我在人员安排上做了很多变动，但我想我们依然可以保持第一个任期里显著的同志之爱和团队精神。多数新任命的人是从政府部门的其他岗位调宋的，而我内阁中的很多人保留了原来的职位。
12月，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几个有趣的进展。13日，在美国的强烈支，持下，联合国安理会选举加纳的科菲·安南为新任秘书长。安南是第一个接任这个职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过去四年中，作为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他支持我们在波斯尼亚和海地的工作。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而且催促我应该像沃伦·克里斯托弗、托尼·莱克和迪克·霍尔布鲁克那样支持他。科菲很有智慧，以其平静而又能驾御全局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联合国，但他并没有对其缺点视而不见，也未与其坏习惯同流合污。相反，他一直在努力使联合国的运作更有效、更可靠。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而且对我说服国会共和党人支付给联合国的会费这点t-55关重要。我们已有15亿美元欠款，自1995年共和党接管国会后，就声称要等到联合国自身改革后，美国才支付费用。我认为拒绝支付会费是不负责任的，也有损联合国和美国的形象，但我也同意改革势在必行。
在中东，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圣诞前夕去加沙和阿拉法特主席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试图解决分歧。这一年结束时，我的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斯在他们中间来回斡旋，试图促成把希伯伦成功地移交给巴勒斯坦。虽还未正式移交，但1997年初的和平进程比过去数月给了我更多的希望。
新年的前几天，我们一家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度过，美国总统很少来这个地方。之后我们一家回家为我就职和第五年总统生涯做准备。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将是到目前为止我担任总统最正常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候，白水世界只是处于低烧状态，还不时穿插着对竞选经费的调查，而我能够自由地开展我的工作。
准备就职的阶段，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强调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重点突出过去四年新增的1120万个工作，25年来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降，字生贷款拖欠比率下降了40％。
我给七名二战中的非裔美国退伍军人颁发了国会荣誉奖章，纠正了长期以来的不公正。令人诧异的是，参加二战的黑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荣誉奖章。这些人选是在对战争记录做详尽调查后确定的。六枚奖章的获得者已去世，只有77岁高龄的弗农·贝克在白宫参加了庆典。他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显露出镇静的尊严和清醒的智慧：50多年前在意大利还是一位年轻中尉时，他独自一人消灭了敌人的三个机关枪小组、一个观察哨和一个地下掩体。当问他在为自己的国家付出这么多之后，他又是如何面对歧视和偏见时，他说，靠着一条简单的信条生活：“在你期望得到尊重前先尊重别人，用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记住使命，树立榜样，不断向前。”听起来对我也很有用。
在颁发荣誉奖章后一天，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最终在以色列军队在希伯伦的部署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圆满结束了我们9月就开始的谈判。希伯伦问题在和平进程中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这是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第一次共同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取得这个成就，整个和平进程将会危机四伏。丹尼斯·罗斯在这几周里几乎昼夜不停地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侯赛因国王和沃伦·克里斯托弗在谈判即将结束的几天里也给双方施压。我在斋月末的开罗时间凌晨1点给总统穆巴拉克打电话请求他帮助，所以他也有一份功劳。中东问题就是这样，经常需要所有人都出面才能把事情完成。
就职前的第三天，我授予鲍勃·多尔总统自由奖章，表彰他在二战中因帮助一个倒下的战友而严重受伤，在其政治生涯的所有沉浮中，多尔总是“化险为夷，化个人痛苦为公众服务，对他喜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并当之无愧：历经磨难，终成大业”。虽然我们曾是对手，而且在很多问题上存在歧异，但我喜欢多尔。在战斗中他可能会无情而且强硬，但他不像很多现在华盛顿支配共和党的强硬派右翼共和党人那样不理智而且渴望人身攻击。
一个月前，多尔和我有过一次很不错的会面。多尔来看我，给我们的猫索克斯带来一个小玩具，这个玩具是他的狗的。我们讨论了选举、外交政策和预算谈判。媒体依然在炒作竞选经费滥用问题。此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多尔竞选班子都违反了有些规定；我被指责邀请支持者在白宫过夜以及招待政府成员、支持者、捐助者和其他一些与我们没有政治联系的人共进早茶。
我问多尔，以他这些年的经验，是否觉得华盛顿的政治和政治家比30年前要更诚实一点。“哦，还是有些差别的。”他说，“现在更诚实些。”然后我问：“那你是否同意人们认为事情更不诚实了？”“当然，”他说，“但他们在这点上是错误的。”
我强烈支持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拉斯·范戈尔德发起的竞选经费改革法案，但我怀疑这个法案的通过不会增加公众对政治家诚实的信心。基本上，媒体反对竞选中金钱的影响，虽然多数钱是花在媒体宣传上。除非我们能立法让媒体降低收费或者免费——这点媒体普遍持反对态度，或者我们可以向公众筹集竞选经费——这一点很少能得到公众或国会支持，媒体还会是竞选经费的最大消费者，即使在他们嘲笑政治家筹集资金支付给他们的时候。在就职演说中，我尽可能形象地描绘了21世纪美国可能的样子，并且说，美国人民并不是“回到这个党的总统和那个党的国会……来推动为琐事争吵不休的政治和显然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极端党派偏见”，让我们为了“美国的使命”一起合作。
这个就职庆典就像我们11月的胜利庆典，气氛更平静，甚至很放松，不过．杰西·杰克逊牧师和托尼·坎波洛牧师热情的布道还是让早晨的教堂仪式生气勃勃。托尼·坎波洛是费城的意大利裔福音主义者，他可能是美国惟一能与杰西相提并论的白人传教士。国会午宴气氛友好，因为我看到了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特伦特·洛特，我们欠托马斯·杰斐逊很大的一个人情：如果当初他没有决定从法国购得广大的路易斯安那地区，我们俩谁都不可能在这里。94岁高龄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坐在切尔西身边，对她说：“如果我再年轻70岁，我会追求你。”怪不得他能活这么久。希拉里和我参加了全部14个就职舞会；在其中一个舞会上我和漂亮的女儿共舞了一曲，她已是高中毕业班学生，在家的时间不多了，我尽情地享受这一刻。
就职第二天，一个持续了几年的调查有了结果，众议院投票决定谴责金里奇议长，而且对他处以30万美元罚款，因为他把从他的支持者那里得到的声称是用于慈善组织的免税基金挪用于政治目的，这违反了众议院道德法则，而且在国会对其活动进行调查时他多次做了不符合事实的回答。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律师说金里奇和他的支持者违反了税法，而且有证据显示议长在这一点上故意误导委员会的调查。
80年代末，金里奇发动了意在革去吉姆·赖特众议院议长职位的指控，因为他的支持者大批买进了一本关于赖特演讲的私人出版物，指控说他企图规避众议院禁止议员接受演讲费的限制。虽然这次对金里奇的指控更加严重，但共和党督导员汤姆·迪莱抱怨，虽然金里奇违反并滥用道德法则，但对他的罚款金额和谴责程度过于严重。当我被问及此事时，我本可以催促司法部或联邦检察官调查他逃税的问题和向国会做虚假陈述；但我没有这么做，相反，我说，众议院应该可以处理这件事，“然后还是让我们回到人民的事业中”。两年后，当我们所处的位置调了过来，金里奇和迪莱就没有这么仁慈了。
就职前不久，在准备第二个任期和国情咨文时，我召集了白宫和各部大约80名工作人员在布莱尔宾馆开了一天会，主要讨论两个问题：过去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今后四年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在第一个任期内取得了六项重要成果：（1）用更有序的“投资和增长”政策代替供方经济学政策，重新实现了经济增长；（2）证明政府的角色既非敌人也非解决方案，而是给人民提供工具和条件，让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创造自己的生活，结束了关于政府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争论；（3）重申社区的首要地位，把它作为美国重要的政治样板，反对用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政治哲学搞分裂；（4）在社会政策中，用现实取代修辞，事实上，反映出判断力和革新思维的政府行动比强硬的言论和夸夸其谈更能在福利和打击犯罪这样的领域有所作为；（5）重新确定家庭是社会的主要单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来加强它，如通过家庭休假法，劳务所得扣抵，增加最低工资，V芯片，反对青少年吸烟计划，促进收养孩子，对医疗和教育进行新的改革；（6）重申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支持民主、共同繁荣与和平，打击对安全产生新威胁的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毒品贩卖和种族宗教冲突。
这些成就是美国迈进21世纪的基础。因为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因为在繁荣时期更难实施大规模的改革，我不确定在第二个任期里我会取得多少成就，但我下决心继续努力。
在2月4日发表国情咨文时，我首先请国会完成我们国家仍待完成的事情：平衡预算；通过竞选经费改革法案；给雇主和州提供更多激励措施来雇用福利接受者，提供更多培训、交通和儿童看护服务，帮助人们去工作，通过这些方式来完成福利改革进程。我还提出重新恢复共和党人在1996年为了在预算中给减税留出余地而砍掉的对合法移民的医疗和残疾补助。
面向未来，我请求共和党人和我一起把教育作为我们的头等大事，因为“每个8岁的孩子必须能阅读；每个12岁的孩子必须能上网；每个18岁的少年必须接受高等教育；每个成年人必须终身学习”。为实现这些目标，我提出了一个十点计划，包括提出国家标准和为检验是否达标而进行测试；由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颁发的“特级教师”证书从1995年的500个增加到10万个；辅导8岁孩子读书的“美国阅读”计划已得到60位大学校长的支持；幼儿园有更多的孩子；每个州都要允许自主选择公立学校；每个学校都要提供个性培养教育；几十亿美元的学校修建项目——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一个这样的项目——以维修有问题的设施，并在因学校过于拥挤而在活动房屋里授课的校区建新教室；给大学一二年级学生1500美元希望奖学金课税扣除；高中以上的所有高等教育有1万美元学费税收减免，给美国工人提供类似“大兵法案”的规定，向需要进一步培训的成年人提供技能补助；到2000年使每个教室和图书馆都能上网。
我告诉国会和美国人民，美国在冷战中最强有力的一点是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现在，教育对我们21世纪的安全起着关键作用，我请求我们在这点上能做到步调一致：“不要让政治踏入学校的大门。”
我也请国会支持我在竞选中对美国人民承诺的其他事情：扩展家庭休假法；加强艾滋病研究，研发疫苗；给低收入劳动阶层家庭提供他们无法支付的儿童医疗保险；对青少年犯罪、暴力、吸毒和帮派进行全面打击；授权区数量和清理有害废料基地的数量增加一倍；继续扩大社区服务项目。
在外交政策上我请求支持北约扩大；支持朝鲜核武器协议；延长我们在波斯尼亚的行动；加强同中国的接触；支持贸易谈判中的“快速通道”权力，它需要国会就来来回回的贸易协定不作修改就进行投票；支持五角大楼的武器现代化计划，以迎接新的安全挑战；批准《化学武器公约》，我想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不受恐怖分子的毒气攻击。
在我的演讲中，我想同时寻求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我说，我会捍卫每位议员投票支持正确的平衡预算法案，并引用了《圣经·以赛亚书》58：12：“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是我大半生都一直在为之努力的。
与惊人的丑闻相比，媒体对政策的胃口有限，在我演讲结束时这一点表现出来了，显得颇为幽默。我做了一个自认为很好的结尾：我指出，“今晚出生的孩子对20世纪几乎不会有记忆了。孩子将要了解的关于美国的每件事是我们现在正在为建设新世纪所做的一切。”我提醒所有聆听演讲的人，离新世纪只有1000多天，“用1000天建造一座通向新的希望之地的桥梁。”在我结束演讲时，电视转播分割了电视屏幕，观众同时可以看到陪审团在对O．J．辛普森杀妻案做出裁决，这个案件在刑事案陪审团不能做出判决后被转成民事诉讼案。观众同时听到了民事陪审团对辛普森的裁决和我对未来的勉励。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没有完全被切换掉，而公众对演讲的反应依然是积极的。
两天后，我向国会递交了我的预算计划。这个预算能使美国在今后五年内收支持平；教育投资增加20％，包括自“大兵法案”以来50年里对大学资助的最大幅度的增加；在其他数百个项目上削减费用；对中产阶级有针对性地减税，包括每个孩子有500美元课税扣除；为将破产的保健医疗信托基金提供十年的担保；给500万未保险的孩子提供医疗保险，帮助有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暂时照料他们的病人，第一次给享受保健医疗的老年妇女提供乳房x光检查；扭转国际事务支出减少的局面，这样我们能为推动和平与自由，打击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和毒品贩卖做更多贡献。
与两年前不同，以前我迫使共和党在我之前公开他们苛刻的预算提案，这次我比他们先行一步。我想这样做是对的，是好的政治手段。现在共和党人递交了他们的预算，对高收入者减税，他们必须削减我提出的教育和医疗保健预算才能持平。但这已不是1994年；公众已能明辨是非，而共和党人还想再次当选。我深信，不出几个月，国会就会通过一个与我的提议相近的平衡预算。
几周后，另-5'-试图通过宪法平衡预算修正案的企图在参议院失败了，因为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鲍勃·托里切利最后决定投票反对。这是鼓舞人心的一票。新泽西州是一个反税收的州，鲍勃作为众议员对修正案曾投赞同票。我希望他的勇敢行为能让这种故作姿态的局面成为过去，让我们进人平衡预算的实质性阶段。
中旬，由美国领导的日内瓦谈判达成了世界电信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90％的市场将对美国企业开放，这让我们获得了另一个经济增长点。谈判由艾尔，戈尔发起，查伦·巴尔舍夫斯基执行。无疑他们的工作以最低成本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岗位，带来了新的服务内容，并让新技术的好处传播到全世界。
其间，我在波士顿与市长汤姆·梅尼诺在一起。美国的犯罪、暴力、吸毒都在下降，但在18岁以下的孩子中却呈上升趋势。当然波士顿不在其列，在过去18个月中，还没有一起孩子死于持枪暴力的事件，这对一个大城市来说实属难能可贵。我建议在枪支上使用儿童扳机锁以防止意外射击，还提议举行大型反毒品宣传活动，要求考取驾驶执照的年轻人必须接受毒品测试，改革青少年司法体系，包括推行波土顿已成功实施的试读期和课后服务项目。
2月，白水世界有了一些有趣进展。17日，肯尼斯·斯塔尔宣布将在8月辞职，去南加州的佩珀代因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他已很清楚地看到白水事件是口干井，去佩珀代因大学会是个体面的退出方式，他为此遭到了强烈谴责。媒体说这看起来糟透了，因为他在佩珀代因的位子是由理查德·梅隆·斯凯夫资助的，而理查德·梅隆·斯凯夫资助的“阿肯色计划”虽说不是广为人知，他本人却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对我有敌意的极端右翼分子。我想他们的反对声是很弱的；斯塔尔已赚了很多钱，他在扮演我的政府的政治敌人角色的同时还担任独立检察官，事实上他去佩珀代因会减少他的利益冲突。
而真正使斯塔尔不安的是共和党右翼，以及三四个记者给他的压力，他们埋首于挖掘我们做错的点滴事情，或至少想继续折磨我们。到那时，斯塔尔已为他们做了很多：他已让许多人承担了高额的法律费用、名誉受损，也让纳税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即使在债务重整信托公司报告说没有理由可以对希拉里和我提起民事或是刑事控诉之后，他还竭力把调查拖延了三年。但右翼和报道白水事件的报纸知道，如果斯塔尔放弃，就是默认“那儿什么也没有”。他们对他痛斥了四天之后，斯塔尔宣布他将留下来。我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媒体还在谈论1996年竞选的筹款问题。激起他们的兴趣的事情之一是我邀请1992年竞选中有功于我的人在白宫过夜，其实像对待其他宾客一样，用餐和点心都是我个人付账的。媒体暗示说我在白宫通宵达旦地号召大家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集资金。这是荒谬的。我是现任总统，从一开始到结束都在民意测验中处于领先地位；筹集资金不是个问题，即便它曾经是个问题，我从未用那种方式利用过白宫。月末，我公布了第一任期内所有曾在白宫过夜的宾客名单。总共有数百位，大约85％是亲戚、切尔西的朋友、外国客人和其他显贵，或是在我竞选总统前希拉里和我就已认识的人。对于1992年竞选中既是我的支持者又是我朋友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想给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白宫过夜的荣幸。由于经常长时间工作，我与人会面的惟一可能的时间就是深夜。我还从未用这种方式来筹集资金。我的批评者似乎是想说惟一不应该成为过夜宾客的人就是朋友和支持者。当我公布名单时，很多人被媒体询问。一个记者给托尼·坎波洛打电话询问他是否给我捐过钱。他说他给过，当问他具体数目时，“我想是25美元，”他说，“但本应该是50美元。”“哦，”记者回答说，“我们不想和你谈了。”就挂了电话。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希拉里和我带着切尔西和她的11个女朋友去华盛顿的孟买俱乐部餐馆就餐，愉快地庆祝切尔西的17岁生日。然后我们还去纽约看了几出戏，希拉里因为有声版的《同村协力》，获得了格莱美奖。她有一副特棒的嗓子，书中的故事都是她喜欢讲的。格莱美奖给我们的另一个提醒是，至少在华盛顿之外有很多美国人和我们有着相同的兴趣。
2月中旬，内塔尼亚胡总理来见我，讨论目前的和平进程情况，3月初，亚西尔·阿拉法特为了相同目的而来。内塔尼亚胡在希伯伦协议之外能做的事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以色列刚开始直选总理，所以内塔尼亚胡有四年任期，但他依然需要在以色列议会建立一个多数派联盟。如果他失去了同右翼的联盟，他可以与佩雷斯和工党一起组成一个国家联合政府，但他不想这么做。他联盟中的强硬派知道这点，所以正竭力使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开放加沙机场或甚至让所有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回以色列工作以推进和平进程的计划变得困难重重。从心理上来说，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拉宾曾遇到过的挑战：以色列必须放弃一些具体的东西——土地，通道，工作，一个机场——换取一些无形的东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尽全力防止恐怖主义袭击。
我相信内塔尼亚胡希望做得更多，但我担心他无法这么做，而阿拉法特会．发现控制暴力对他来说更困难。令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只要和平进程缓慢下来，或是以色列报复恐怖主义袭击或在西岸开始另一个建筑项目，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继续违反联合国决议，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会提出应该如何协商解决。以色列要依赖美国来否决这些措施，如我们经常所做的那样。这让我们能保持对他们的影响，但也削弱了我们声称是巴勒斯坦人的诚实中间人的立场。我必须继续提醒阿拉法特我是忠于和平进程的，而且只有美国能帮助实现这点，因为以色列信任美国而不是欧盟或俄国能保护它的安全。
当阿拉法特来看我时，我试着与他一起筹划以后的步骤。不奇怪，他和内塔尼亚胡持不同观点；他认为他应该防止所有的暴力，而且等待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能让以色列遵守它在和平协议中的承诺。那时，我与两位领导人都发展了很好的关系，断定惟一现实的防止和平进程失败的选择就是继续保持联系，在事情破裂的时候让它们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保持住势头，哪怕这种势头像婴儿走路一样缓慢。
3月13日晚，到过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后，我前往霍布桑德的格雷格，诺曼家，拜访他和他的妻子劳拉。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时间很快过去。不知不觉中已是凌晨1点了，我们原定几小时后要进行一场高尔夫球比赛，我起身告别。走下楼梯时，我没有看清最后一个台阶，我的右脚踏在台阶的边缘，我跌倒了。如果是向前倒下，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擦伤手掌。相反，我是猛地向后倒去，只听砰的一声重响，我跌倒在地。跌倒声如此之大，以致在我前面几英尺的诺曼也听到了，急忙转身抓住我，否则我会伤得更厉害。
救护车把我送到了40分钟车程之外的圣玛丽医院，白宫医疗小组选择了这个天主教医疗机构，因为那里有一个优秀的急诊室。我在那里度过了痛苦难忍时夜晚。核磁共振成像显示，我90％的右侧四头肌撕裂，于是我被送回华盛顿。希拉里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空军一号上见到了我，看着他们用轮椅把我抬出机舱。她原计划要去非洲，但推迟了行程，陪我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必要的诊疗。
受伤13个小时后，由戴维·艾德金森医生领导的手术小组给我进行硬膜外麻醉，他们播放吉米·巴菲特和莱尔·洛维特的音乐，手术中一直与我说话。我可以通过手术台上的玻璃屏幕看到正在做的一切：医生在我的膝盖骨上挖了些洞，通过这些洞拉动我撕裂的肌肉，把末梢与较结实的肌肉缝合到一起，又推回原来的位置。手术结束后，希拉里和切尔西陪我度过了被疼痛折磨的一天；然后我开始慢慢好转。
最令我畏惧的是6个月的复原期，我不能慢跑，不能打高尔夫球。我还需要拄几个月拐杖，之后我要戴一个柔软的大腿支架。有一段时间我很容易跌倒，甚至可能再次受伤。白宫工作人员在我的淋浴房周围安装了安全扶手，这样我就能保持平衡。很快我就学会在小手杖的帮助下自己穿衣服。除了穿袜子，其他任何事情我都能做。由康妮·玛丽安诺医生率领的白宫医护人员日夜留守。海军给我派了两个特棒的物理治疗师，鲍勃，凯洛格医生和南内特·帕科医生，他们每天一起帮我恢复。虽然我被事先告知这段时间我会因缺少运动而增加体重，但在物理治疗师陪我结束治疗后，我的体重下降了15磅。
我从医院返家后，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要准备与鲍里斯·叶利钦在赫尔辛基会面，在这之前还要处理一件大事。17日，托尼来见我，请我收回让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推迟了对莱克任命的确认听证会，主要依据是1994年白宫没有通知委员会我们停止对波斯尼亚实施武器禁运的决定。根据法律，我并不需要通知委员会，而且我觉得为了避免泄密，最好不要这么做。我知道参议院有一个很强大的两党一致的多数派支持解除禁运；事实上，不久之后，他们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我停止禁运。
虽然我和谢尔比相处不错，但我想他在阻止对莱克的任命上缺乏根据，也没有必要牵制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托尼有一些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包括参议员卢格，如果不是谢尔比，他可能已通过委员会的投票，并得到任命，经过这四年每周70或80个小时的工作，托尼已疲惫不堪。而且他也不想再冒风险，因为继续拖延而伤害到中央情报局。如果由我决定，为了得到投票，就算发起一场持续一年的斗争我也干。但我看到托尼已受够了。两天后，我任命乔治·特内特为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他曾是约翰·多伊奇的副手，这之前是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情报助手，也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任。他的任命很容易就得到确认了，但我还是为莱克的不公平待遇感到遗憾，他奉献了30年来提升美国的安全利益，而且在我第一个任期内那么多成功的外交事务上起了主要作用。
我的医生不想让我去赫尔辛基，但留在家里也不可能。叶利钦已再次当选，而且北约要投票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我们必须在具体程序上达成一致意见。
飞行漫长且不舒服，但当我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小组其他人员讨论怎样帮助叶利钦应付扩大后的北约，包括让俄罗斯加入西方七大工业国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天的晚餐是由芬兰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招待的，我很高兴看到叶利钦气色很好，很明显他已从心脏手术中康复。体重下降了很多，脸色仍然苍白，但又恢复了他快乐好斗的本性。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工作。我告诉鲍里斯，我既想争取扩大北约又想与俄罗斯签订协议，他要我秘密承诺——用他的话说，就是“密盟”——未来北约的扩张必须限制在华沙条约国之外，这样就把前苏联的一些国家排除在外了，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我说我不可能这么做，因为首先，这不可能保密，而且．这样做会破坏和平伙伴关系的声誉。这对美国或俄罗斯都不可能有利。北约的主要目标已不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对付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新威胁。我指出，宣布北约不接受华沙条约国加人，等于宣布在欧洲划了一条新的分界线，其中有一个稍小一点的俄罗斯帝国。这会使俄罗斯看起来更弱，而不是更强大，而一个北约——俄罗斯协议却能提升俄罗斯的地位。我也敦促叶利钦，不要事先排除俄罗斯未来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可能。
叶利钦还是担心国内对北约扩张的反应。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鲍里斯，你真的认为我会允许北约以波兰为基地攻击俄罗斯吗？”“不。”他还有其他优势，而且他愿意与杜马，有时甚至与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持不同意见。虽然我们的努力从未让它的全部潜力实现，因为杜马仍然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这为7月在马德里成功召开北约首脑会议搭好了舞台，它将推动我们在欧洲统一的道路上继续向前。
回国后，虽然亨利·基辛格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指责我同意不在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新成员国部署军队和核武器，但整体反应还是肯定的。叶利钦受到老共产党员的强烈攻击，说他在重要问题上向我屈服。久加诺夫说叶利钦让“他的朋友比尔在背后踢了一脚”。叶利钦在选举中刚刚才踢了久加诺夫一脚，他力争的是俄罗斯的明天而不是过去。我觉得，他也能够挨过这次暴风雨。希拉里和切尔西从非洲回国，和我一起分享了她们的冒险经历。非洲对美国很重要，希拉里此次非洲之行与她先前的南亚之行很相似，凸现我们支持非洲领导人和普通公民实现和平、繁荣与自由，支持他们消除艾滋病的威胁。这个月最后一天，我宣布韦斯·克拉克接替乔治·朱尔万将军担任驻欧美军总司令和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对这两个人，我都很敬仰。朱尔万强烈支持北约在波斯尼亚问题上采取积极姿态，克拉克是迪克·霍尔布鲁克谈判小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他是我们继续承担巴尔干地区和平责任的最佳人选。
4月，为阻止和平进程瓦解，我会见了侯赛因国王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紧跟着以色列做出决定，让以色列入在东耶路撒冷郊区定居点哈尔贺马建造新房子，暴力事件再度爆发。每次内塔尼亚胡向前一步，比如希伯伦协议，他的执政联盟就会让他做一些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间制造裂痕的事。其间，一名约旦士兵疯狂杀死了七名以色列学童。侯赛因国王马上向以色列道歉。这缓和了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紧张气氛，但美国和以色列在继续要求阿拉法特镇压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也同意哈尔贺马计划，阿拉法特认为该计划与以色列承诺不改变那些需通过谈判来解决的领土是矛盾的。
侯赛因国王来见我，他担心在拉宾时期一步步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法现已行不通，因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政治约束。内塔尼亚胡也担心这点；他还表示了努力加快和平进程的兴趣，那就是赶快讨论最终地位问题。侯赛因认为如果可行，不妨试试。几天后内塔尼亚胡来白宫，我告诉他，我支持这个方法，但为了得到阿拉法特的同意，他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实施巴勒斯坦人承诺过的过渡性措施，包括开放加沙机场，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区域之间的安全通行，还有经济援助。
这个月的多数时间我都在尽力说服参议院批准《化学武器公约》：打电话并约见国会成员；作为对杰西·赫尔姆斯同意就《化学武器公约》进行投票的回报，我同意把军控和裁军署及美国新闻总署并到国务院；在南草坪上举办了由著名共和党人和条约的军方支持者包括柯林·鲍威尔和詹姆斯·贝克等参加的活动，对赫尔姆斯、卡斯帕·温伯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那样保守的共和党人进行反击。
保守派的反对让我惊讶，因为我们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强烈支持《化学武器公约》，这表明右翼通常怀疑国际合作，也反映了他们想保持美国现在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最大行动自由的愿望。临近月末，我和参议员洛特同意在条约中增加一些他认为会巩固条约的语言。最后，在洛特的支持下，《化学武器公约》以74票对26票被批准了。有趣的是，我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通过电视一起观看了参议院的投票。桥本龙太郎第二天将在纽约与我会晤，我想在日本受到沙林毒气攻击后，他会乐意看到这个条约被批准。
在国内战线，我任命美国主要的艾滋病倡导者之一、亚特兰大的桑迪·瑟曼领导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自1993年以来，我们抵抗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总投入增加了60％，我们批准了8种新的艾滋病药品和另外19种治疗艾滋病相关病症的药品，在美国，艾滋病死亡率正在下降。离发明疫苗或治愈艾滋病仍有很长一段路，而且艾滋病正在非洲爆发，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瑟曼是个精力充沛、有说服力的聪明人；我相信她会让我们行动起来。4月的最后一天，希拉里和我向公众宣布切尔西在今年秋天人读斯坦福的决定。切尔西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为了感受每所大学的学术和社交气氛，她还参观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布朗和韦尔斯利，其中几个大学她去了两次。以她优秀的学分和测试成绩，她已被上述所有学校录取，希拉里本来希望她选一个离家较近的学校。我总怀疑切尔西想逃离华盛顿。我只希望她能去一个能学到很多东西、交到好朋友并能自我享受的学校。但她母亲和我会非常想念她。我们在白宫第一个四年有切尔西在家、去她的学校、观看芭蕾舞演出、认识她的朋友及他们家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乐趣。这些都将反复提醒我们，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有这样一个女儿是我们的幸福。
据报道，1997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5．6％，从而把预计的财政赤字降到750亿美元，只有我就职时的1／4。5月2日，我宣布，我终于与金里奇议长、参议员洛特和两党的国会谈判者在平衡预算上达成一致意见。参议员汤姆·达施勒也宣布了他对协议的支持；迪克·格普哈特不支持，但我希望一旦有机会重新审阅这个预算，他会回心转意。这次谈判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是因为经济增长使失业率自1973年以来第一次降到5％以下，薪水、利润和税收收入增加了。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个协议把保健医疗的有效期延长了十年，同时还提供我想要的年度乳房X光检查和糖尿病甄别计划；让5007万孩子享受医疗保健，这是自60年代医疗补助通过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增；教育支出的增长是30年来幅度最大的；给企业更多的激励机制来雇用福利接受者；恢复对残疾的合法移民的医疗补助；资助清理500多个有毒废物基地；实行与我所建议的数目相近的税收减免。
在保健医疗储备金的数额上，我只达到共和党提出的一半，我现在相信我们能通过政策的积极变化来取得这些储备金而不让老年人受伤害。共和党接受了较少的减税，儿童医疗保险计划，以及大幅增加教育经费。我们获得了我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95％的新投资，共和党同意把税收削减额度降低到他们原来提出的额度的2／3。现在的税收削减比1981年里根时期的税收削减要少很多。我很高兴，自1995年末受到关闭政府威胁后举行的无数次会议终于产生了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个平衡预算，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预算。参议员洛特和金里奇议长真诚地与我们合作，关键时刻，厄斯金·鲍尔斯的谈判技巧和常识使他们和国会主要谈判者能够让事情进行下去。
下旬，当对预算协议投票时，64％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和88％的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赞成。在有汤姆·达施勒支持的参议院，82％对74％的比例显示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强烈地支持这项协议。
一些反对税收削减和反对我们就这么达成协议的民主党人批评我。他们争论说，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第二年，至多再往后一年就能达到平衡，因为1993年的预算计划只有民主党人投票赞同；现在我们让共和党和我们分享荣誉。这是事实，但我们也将50年来最大一次增加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让500万名孩子拥有医疗保健，并能够实施我支持的中产阶级减税计划。
15日是墨西哥独立日，我前往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十多年前，我们的邻国正在经受内战、政变、独裁、经济停滞和极度贫穷的折磨。现在除一个国家外，这个半球的每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整个地区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对整个美洲的出口是对欧洲出口的两倍，比亚洲多出50％。但这个地区仍有太多的贫穷，而且我们还有毒品和非法移民的严重问题。
我带了一些内阁成员和一个国会两党联合代表团前往墨西哥，我们宣布了新协议，旨在减少越过格兰德河的非法移民和毒品的流人。总统塞迪略是一个能干、诚实的人，他身后有一支很强的支持队伍，我确信他会尽他所能处理这些问题。虽然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我怀疑没有一个完全满意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还有一些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需要考虑。墨西哥比美国贫穷；边境线长；几百万墨西哥人在美国有亲戚；而且很多非法移民来美国找一些报酬低、要求高、大多数美国人又不愿干的工作。至于毒品，我们的需求吸引了他们，毒品卡特尔用大量金钱贿赂墨西哥官员，大量雇用枪手胁迫或杀害那些不愿合作的人。只要在一次毒品运输中给予方便，墨西哥边境警察就能收到相当于他们一年薪水五倍的钱。墨西哥北部有一位诚实的公诉人就在自己家门口被打了100多枪。这些问题很棘手，但我相信我们协议的实施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哥斯达黎加这个美丽而没有永久性军事组织的国家，恐怕也是世界上环境政策最先进的国家，总统何塞·玛利亚·菲格雷斯主持召开了中美洲国家领导人贸易和环境会议。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与墨西哥相比处于竞争劣势，这在不经意间伤害了他们。我想尽我所能矫正这种不平等。第二天，在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镇我做了相同表态，总理欧文·亚瑟在此主持了第一次在他们自己领土上举行的有美国总统和所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在两次会议上，移民都是大问题。很多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公民在美国工作，把赚的钱寄回家，这是小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领导人对共和党人采取的反移民姿态担忧，想让我保证不会大规模驱逐移民。我为此做了保证，但也表明我们必须加强移民法规。
月末，我前往巴黎，签署《北约——俄罗斯的基本文件》。叶利钦遵守了赫尔辛基承诺：冷战时北约的敌人现在成了合作者。
在荷兰参加马歇尔计划50周年纪念活动后，我飞往伦敦与英国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举行第一次正式会晤。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工党凭借更现代更温和的印象，加上保守党在多年执政后自然而然的支持率下降，在最近的选举中大胜保守派。布莱尔年轻、善言辞、有说服力，我们有很多相同的政治观点。我想他有成为英国和欧洲重要领导人的潜力，与他合作的前景让我兴奋。
希拉里和我与布莱尔和切丽夫妇在泰晤士河边一个改造过的大零售商店区的一家餐馆用餐。我们从一开始就像老朋友。英国记者着迷于我们相似的哲学和政治，他们问的问题似乎对随行的美国记者很有影响。我第一次觉得，他们开始相信我的新民主党人立场并不只是花言巧语。6月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在西德维尔朋友中学切尔西的毕业典礼上我做了演说。一个世纪前，泰迪·罗斯福就已对西德维尔的学生做过演讲，但我这次角色不同，不是总统而是父亲。我问切尔西想让我说什么，她回答道：“爸爸，我希望你说话有智慧而且简练。”然后她补充道，“女孩希望你有智慧；男孩只希望你风趣。”我想把演说作为给她的礼物，典礼前夜晚我一直熬到凌晨3点，把演讲稿改了一遍又一遍。
那天，我告诉切尔西和她的同学，他们父母的“骄傲和喜悦会被即将到来的分别而冲淡……我们记得你们进校的第一天，记得那时到现在所有的成功和艰辛。虽然我们养育你们就为了这分别的一刻，并且为你们感到骄傲，但我们中有部分人还是渴望再抱着你们，就像以前你们几乎还不能走路时那样，我们还是渴望再给你们读一次《晚安，月亮》、《好奇的乔治》或者《全能的小引擎》。”我说，一个激动人心的世界在召唤他们，他们几乎有着无限的选择，我还提醒他们埃莉诺·罗斯福的格言，即没有你的许可，没有人可以使你感到低人一等：“不要给他们许可。”
当切尔西上前领毕业证书时，我拥抱了她，告诉她我爱她。典礼后，几位家长感谢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然后我们返回白宫参加毕业晚会。切尔西看到全体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向她表示祝贺时非常感动。她已从四年半前我们带她来白宫时穿着吊带裤的小女孩长大成人，她的路才刚刚开始。
切尔西毕业后不久，我接受了国家生物伦理学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认为克隆人“在道义上不能接受”，提议国会禁止。自苏格兰的多利羊被克隆后，这已成为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克隆技术曾被用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在癌症、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治疗上取得生物医学进步。克隆技术很有希望生产烧伤和其他事故受害者所需的再生肌肤、软骨和骨头组织，以及治疗脊髓损伤的神经组织。我不想干预这些事，但我想我们应该在克隆人的问题上划定界限。就在一个月前，我为联邦政府几十年前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对几百名黑人做的不合理的带有种族歧视的梅毒实验表示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