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消息捅出来后我给戴维·肯德尔打电话，向他保证自己没有唆使作伪证，也没有阻碍司法公正。我们俩都觉得显然斯塔尔正试图点起一场大火把我赶下台。他是想快速起跑，而我认为如果自己能熬过公众的攻击两个星期，就能拨云见日，媒体和公众就会关注斯塔尔的战术，便会出现对这件事更公允的评价。我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我也决心不要错上加错，让斯塔尔把我赶下台。这时候，歇斯底里的情绪开始蔓延。
我继续干自己的工作，还拒绝屈服，向所有人否认曾发生的事情：希拉里、切尔西、我的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我在国会的朋友、媒体人士、美国人民。除了自己的行径，最让我后悔的就是误导了他们所有人。1991年起人们就说我对天下所有事情都撒谎，而事实上我在公共生活和经济上一直都是诚实的，后来所有的调查都会证明这一点。这时候我正在我个人的失败上误导人们。我很尴尬，不想让这件事影响到妻子和女儿。我不想帮助肯，斯塔尔宣判自己的私生活有罪，我不想让美国人民知道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那段日子就像在噩梦中一样。我又更剧烈地回到了双重生活。
消息出来的那天，我按事先安排，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吉姆·莱勒的采访。我回答提问时说，我没让任何人撒谎，这是真实的，我还说“不存在不恰当关系”。尽管在莱勒问这个问题前很久不恰当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我的回答是误导性的，我很惭愧这样告诉莱勒；从那时候起，只要可能，我就说自己从没有让任何人不要讲真话。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我还继续干着自己的工作。20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商讨他从西岸阶段性撤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已经决定只要有“安全的和平”，他就推进和平进程。这可是勇敢的一步，因为他的执政联盟很脆弱，但是他可能认识到了，如果他再不行动，局势马上就可能失控。
翌日，阿拉法特来到白宫。我把与内塔尼亚胡会面的好消息告诉他，向他保证，我将争取内塔尼亚胡总理完成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的义务，提醒他以色列领导人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并如以往那样表示，如果他希望以色列向前走的话，就必须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第二天米尔·艾马尔·坎西因1993年1月杀害两名中情局特工被判处死刑，坎西制造的也是我在总统任期内的第一桩恐怖事件。
到了1月27日，也就是发表国情咨文的日子，美国人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都淹没在对斯塔尔调查的报道之中，我也是花了一个星期应对这件事。斯塔尔已经给很多白宫工作人员签发了传票，并要求调阅我们的记录。我请哈罗德·伊克斯和米基，坎特协助应付争论。演讲的前一天，哈罗德和哈里·托马森感到我在公开表态时总是太不确定了，在他们的敦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再次对着媒体表示“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
演讲当天早上，希拉里在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中表示她不相信对我的那些指控，自从1992年总统竞选起一直有“右翼大阴谋”设法要毁掉我们。斯塔尔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声明，抗议希拉里质疑他的动机。关于对手的本质，尽管她的话是对的，但是看到希拉里这样为我辩护，更让我为自己过去的行为羞愧不已。
希拉里接受的艰难采访和我对此的复杂反应显然证明了我对自己的束缚：作为丈夫，我犯了错，要道歉赎罪；作为总统，我在与一些势力进行司法和政治的斗争，这些势力为了毁掉我的总统职位，为了让我无力供职，把刑法和民法混为一谈，严重伤害了无辜的人们。
终于，经历了数年只打井不出油的窘境，我给了他们做文章的机会。因我的不当行为，我损害了总统这个职位和人民。这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不想任由反动者肆意妄为而错上加错。
晚上9点，当我走进人头攒动的众议院会议厅时，这里以及全美国的客厅里都能明显感觉到一股紧张气氛，这也是我发表国情咨文以来收看人数最多的一次。悬在人们心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是否会提到那场争论。我开始并没有提争议的事情。国家状况良好，新增1400万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历史最高，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降到27年来最低，联邦政府35年来缩减到最小。1993年的经济计划削减了赤字，预计1998年赤字为3570亿美兀，削减90％，前一年的平衡预算计划将完全消除赤字。
接着我简要介绍了未来的规划。我首先建议在把即将到来的盈余花在新的项目或是用于减税之前，我们应该储备社保基金迎接退休的婴儿潮一代人。关于教育，我建议拨款新增10万教师，把最低三个年级的班级规模缩减到18人；计划帮助社区实现学校的现代化或是新建5000所学校；为课后或暑期学校这样的额外学习项目提供款项，从而资助学校结束靠“社会推动”的局面。我重申支持《病人权利法案》，给55岁到65岁之间的美国人提供保健医疗，扩充《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并呼吁大幅度增加联邦儿童看护补助，多资助100万儿童。
在安全战线，我呼吁国会支持打击“来自恐怖分子、国际罪犯、毒品走私贩这个邪恶轴心的新威胁”；请参议院批准扩大北约+继续资助我们在波斯尼亚的行动，资助对抗生化武器及想方设法获得这些武器的非法国家、恐怖分子、犯罪集团带来的威胁。
演讲最后，我呼吁美国团结起来，展望未来：贫穷社区中授权区的数量增加到三倍；启动一项净水计划，治理我国的河流、湖泊、近海水域；提供60亿美元用于减税和研发节能型汽车、清洁能源型住房和可再生能源；资助“下一代”因特网，使信息传输速度加快一千倍；资助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由于国会的反感该机构没有财力处理手头堆积的6万宗涉及工作岗位歧视案。我还建议给予国家医疗研究所、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增资，以使“我们这一代人最终能打赢对抗癌症的战争，展开打击一切致命性疾病的革命”。
结尾的时候，我感谢希拉里领导保护美国珍宝的新千年运动，这些珍宝中包括又旧又破的美国星条旗，这面旗帜激发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凯在1812年战争中创作了美国国歌。
我在发言中只字未提那件丑闻，最主要的新观点就是“先储备社保基金”。我担心国会在没有解决婴儿潮一代人退休问题之前就会为即将出现的财政盈余打架，把钱浪费在减税和其他开销上。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我的观点，而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意，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在全国组织了一系列两党共同支持的讨论会，不管会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我们还是寻求共同点，争论该如何提供退休保障，而不是要不要提供的问题。
这次演讲两天后，赖特法官命令，所有涉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证据都排除在琼斯案之外，因为那“对于核心问题不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斯塔尔对我证词的调查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伪证指的是错误表述“实质性”问题。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那件事爆发十天后，《芝加哥论坛报》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我工作的支持率上升至72％。我决心向美国人民显示，我在恪尽职守，为民谋利。
2月5日和6日，托尼和切丽·布莱尔夫妇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看着他们，我和希拉里都想到伤心处。他们令我们开怀大笑，托尼在公事上给予我坚强的支持，着重强调我们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我们带他们到戴维营与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共进午餐，并在白宫举行国宴，席间欣赏埃尔顿·约翰和史蒂夫·旺德的表演。宴会之后，希拉里告诉我，纽特，金里奇就餐时坐在她和托尼·布莱尔那一桌，对她说，对我的指控“滑稽可笑”，即便是真的也“毫无意义”，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我和布莱尔的新闻发布会上，托尼说我不仅是他的同事而且是他的朋友之后，《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克·弗里斯比终于问到我等着的那个问题。他想知道，考虑到有这样的痛苦和私生活中的这些问题，“什么情况下你认为不值得了，你会考虑辞职吗？”“决不。”我回答道。我说自己努力将个人恩怨与政治分离开来，但是我越是努力，“其他人越是使劲从别的方向拽我”。尽管如此，“我决不会离开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因此“我只会一直出来工作”。
月中，我和托尼·布莱尔继续在全球寻求支持，对伊拉克发动空中打击，以报复其驱逐联合国检查人员，科菲·安南在最后一刻得到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意，重新开始检查。似乎萨达姆不推就不会动。
除了宣传我新的倡议，我还花时间支持麦凯恩一法因戈尔德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不过这个月底参议院共和党人枪毙了这个法案；让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维·萨彻医生宣誓就任新的卫生局长；巡视佛罗里达州中部飓风受灾情况；宣布首批用于社区增强其预防对妇女施暴能力的拨款；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帮民主党人筹款。
1月末和2月，有些白宫工作人员受到大陪审团传唤。让他们缠上这件事，我感到很难过，尤其是贝蒂·科里，她过去是想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做朋友的，而现在却为此而受惩罚。我还感到后悔的是让弗农·乔丹搅到这个漩涡里。我们曾是多年的密友，我经常看到他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会儿他因为我成了被攻击的靶子。我知道他没做任何错事，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原谅我给他惹的这些麻烦。
斯塔尔还传唤了西德尼·布卢门撤尔，西德尼是名新闻工作者，也是我和希拉里的老朋友，他于1四7年7月到白宫工作。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斯塔尔想查明的是，西德尼对他的抨击是否够得上阻挠司法公正。这个迹象真让人胆寒，表明斯塔尔多么敏感，多么爱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任何批评他的人。斯塔尔还传唤了两名私家侦探，《国民间询报》曾雇他们追踪传闻中斯塔尔与一位小石城女人的绯闻。传闻有误，显然是把人认错了，但是这件事再一次反映出了双重标准。他动用联邦调查局特工和私家侦探窥视我的生活；一旦小报探究了他的生活，他就追究他们。
斯塔尔的战术渐渐引起媒体注意。《新闻周刊》发表了一张两页的图表，题为“阴谋还是巧合”，追踪支持和资助斯塔尔调查“丑闻”的20多个保守派活动分子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很多过去的联邦公诉人表示不安，不仅因为斯塔尔现在又开始关注我的私生活了，“而且因为他所调动的针对总统的火药库”。
斯塔尔备受指责的是，他强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母亲违心地作证。斯塔尔应该遵循的联邦指导原则要求，通常不应强迫家庭成员作证，除非他们也参与了所调查的犯罪活动，或者“攸关事宜”。2月初，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斯塔尔的调查公正无私。
3月，故事还在继续。我为琼斯案所作的证词外泄，显然是琼斯一方的人干的。虽然法官一再警告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不得外泄，也没有人曾得到许可。8日，吉姆·麦克道戈尔在得州的联邦监狱去世，为他漫长的每况愈下的生涯画上了一个悲伤而略带嘲讽的句号。据苏珊·麦克道戈尔说，吉姆已经改变了口供迎合斯塔尔和希克·尤因，因为他实在不愿死在监狱里。
这个月中旬，“60分钟”节目采访了一位叫凯瑟琳·韦利的妇女，她声称在白宫工作时，我曾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接近过她。这不是真的。我们有证据表明她的故事有疑点，包括她的朋友朱莉·希亚特·斯蒂尔所作的书面陈述，声称韦利曾让她撒谎，说韦利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告诉了斯蒂尔那件我被指控的逸事，事实上韦利没有告诉她。
韦利的丈夫已经自杀，留给她20万美元的债务。一周内，新的报道说，在我打电话对她丈夫的死表示哀悼后，她告诉人们我要去参加他丈夫的葬礼；这是在指控事件之后。最后，我们公开了一打韦利写给我的信，也是在指控之后，她在信上说她是“头号克林顿迷”，她想“用我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来帮助我之类的话。接着有报道说她把自己的故事以3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小报或一本书，之后故事慢慢消失了。
我提到韦利的令人不快的谣言，是因为斯塔尔利用了它。首先，他以极不寻常的举动，给了她“罪行豁免”——完全保护她可免除任何犯罪起诉——只要她说出“事实”。当她被认为没有诚实地说出令人难堪的与另一位男子有染的细节时，斯塔尔又给了她豁免。相反，朱莉·希亚特·斯蒂尔，一位注册的共和党人，当她拒绝改变故事并为斯塔尔撒谎时，他却对她提起诉讼。虽然她没有被裁定有罪，却在经济上毁了她。斯塔尔办公室甚至对她收养一个罗马尼亚婴儿的合法性提出质询。
在圣帕特里克节，我会见了北爱尔兰所有参加政治进程的政党领导人，我还同格里·亚当斯和戴维，特林布尔一起进行了长时间访问。托尼·布莱尔和伯蒂·埃亨想达成协议。我的基本作用是确保并推动各方在乔治·米切尔构建的框架下合作。我们的前面还有艰难的妥协，但我想我们在向那儿靠近。
几天后，希拉里租我飞到非洲，远离国内的喧嚣。非洲是一个美国经常遗忘的大陆，但我认为在21世纪，不论好坏它都将发挥重大作用。对于希拉里和我同行我真的很开心；她很喜欢去年和切尔西一起对非洲进行的访问，我们需要一起到外面走走。
访问的第一站是加纳，杰里·罗林斯总统和夫人娜娜·科娜迪·阿耶芒在独立广场举行的仪式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始；广场上挤满了50多万人。我们在高台上，两侧是穿着色彩欢快的肯特土著人服装的部落首领，欣赏几个加纳人演奏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鼓。
我喜欢罗林斯并尊重这样的事实，即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权力后，他被选为总统，并再度当选，承诺在2000年离职。我们之间还有非直接的家庭联系：在切尔西出生的时候，医生得到一位很不错的加纳助产士的帮助，她是到阿肯色州来继续读书的。希拉里和我开始喜欢上了哈加尔·萨姆，我们很高兴得知她也帮罗林斯的四个孩子接过生。
24日，我们到了乌干达，会见了约韦里·穆塞韦尼总统及夫人珍妮特。自从艾迪·阿明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以来，乌干达已走过很长的道路。就在几年前，它的艾滋病比例是非洲最高的。通过一项称为“重磅炸弹”的运动，强调节欲、教育、婚姻和避孕套，死亡率已减少一半。
我们中的四人去了两个小村庄，穆科诺和旺扬热，强调教育和美国资助的微型贷款的重要性。乌干达在过去五年已把教育经费增加三倍，在女子教育也包括男子教育上真的做了很大努力。我们在穆科诺见到的孩子穿着漂亮的粉红色校服。他们看起来显然很聪明，对事情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学习材料是不够的；教室里的地图那么老，上面还有苏联。在旺扬热，村里的厨师扩大丁业务，另一个妇女的经营也多样化了，除了饲养小鸡还养兔子，她得到了美国资助的微型贷款。我们遇到一个妇女，她的孩子才出生两天。她让我抱着她的儿子，．白宫的摄影师给这两位都叫比尔·克林顿的家伙照相。
因为安全问题，特工处不想让我去卢旺达，但我觉得应该去。作为对安全问题的让步，我在基加利机场会见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是胡图族，副总统保罗·卡加姆是图西族，他们正试图让这个国家恢复原样。卡加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他认定从人口占多数的胡图部落产生一位总统，就能推动这个国家的和解进程。我承认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阻止种族灭绝或防止难民营成为屠杀者的乐土行动不够迅速，我提出帮助这个国家重建，支持战犯法庭，让大屠杀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幸存者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最后说话的人是位高尚的妇女，她说她的家人被他们的胡图族邻居指认是图西族的杀人狂，而他们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在一起玩了多年。她被一把弯刀砍得严重受伤，六个孩子躺在她的身边死了。
她告诉希拉里和我，她向上帝绝望地哭诉，她幸存下来了，然后明白“我的生命存在应该有一个理由，它不应该是复仇那样卑鄙的事情。因此我尽我所能来帮助大家重新开始”。我被彻底征服了；这名高尚的妇女让我的问题看起来小得可怜。她增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尽全力来帮助卢旺达。
我从开普敦开始对南非进行访问，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南非。我向议会发表讲话说，我来“部分是为了帮助美国人民用新的眼光来看看新非洲”。看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一起合作，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没有否认过去或隐藏现在的分歧，但他们很有信心，他们会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这得归功于曼德拉所传递的和解精神。
第二天，曼德拉带我们参观罗本岛，他囚禁生涯的头18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我看了他干过活的采石场和不敲石头时囚禁他的狭窄牢房。在约翰内斯堡，我拜访了副总统塔博·姆贝基，他每年要和艾尔，戈尔就我们共同的议程会晤两次，而且他几乎肯定要成为曼德拉的继承人；我为一个以罗恩·布朗命名的商务中心主持了落成仪式，他是那么热爱南非；还访问了一个小学。在索韦托，我和希拉里与杰西·杰克逊一起去了教堂，这个人口众多的有色人种居住区产生了那么多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
这时候，我已与曼德拉发展了真正的友谊。他是那么不寻常，不仅因为他在27年的牢狱生涯中令人惊讶地从仇恨走向和解，也因为他既是一个头脑坚定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尽管他长期受囚禁，却从未失去对个人生活的兴趣或展现爱、友谊与善良的能力。
我们的一次会谈尤其有意义。我说：“曼迪巴（曼德拉的口语部落名，他让我这么称呼他），我知道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邀请看守你的狱卒来参加你的就职仪式，但你真的不恨那些囚禁你的人吗？”他回答道：“我当然仇恨了多年。他们夺走了我最好的年华。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折磨我。我没能看到我的孩子们长大。我恨他们。然而有那么一天，当我在采石场干活的时候，用榔头敲着石块，我意识到他们已经拿走了我的一切，除了我的头脑和心灵。这不经我同意他们无法带走。我决定不放弃它们。”然后他看着我，笑了，“你也不应该放弃。”
我歇了口气，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最后一次走出监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内心的仇恨再次升起？”“是的，”他说，“有一刻是的。然后我在思考，‘他们已囚禁我27年。如果我一直仇恨他们，他们还会再次囚禁我。’我要自由，因此我就放弃了仇恨。”他又笑了。这次他不需要说，“你也应该。”
这次访问惟一一天假期是在博茨瓦纳，这里的人均收入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高的，艾滋病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我们去乔贝国家公园旅行，看到了狮子、大象、黑斑羚、河马、鳄鱼以及20多种不同的鸟类。我们与一头母象和官的孩子非常靠近——看起来太靠近了。它竖起象鼻，用水喷我们。这让我边笑边想，如果共和党人能看到他们党的吉祥物向我们喷水，他们会有多么开心呀。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沿着乔贝河轻松泛舟；我和希拉里握着手，看着日落，默念祝福。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塞内加尔，我们参观了戈雷岛上的“不归门”，那么多非洲人从这里被运到北美当奴隶。就像在乌干达，我对美国在奴隶问题上的责仕和非洲裔美国人长期为自由而艰苦斗争表示歉意。我介绍与我随行的大型代表团，说他们“代表了3000多万美国人，这是非洲送给美国的伟大礼物”。我承诺要与塞内加尔和所有非洲人一起合作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出于尊重赛内加尔绝大多数穆斯林，我还与总统阿卜杜·迪乌夫一起参观了一座清真寺；访问了一个在美国资助下从沙漠中恢复的村庄；以及美国军事人员帮助训练的塞内加尔军队，这是我的政府提出的非洲危机应对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让非洲人更好地做好阻止战争的准备，防止出现另一个卢旺达。
这次访问是美国总统对非洲进行的时间最长、最全面的一次访问。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和一些知名人土与我一起随访，也带去了一些我支持的项目，包括《非洲成长与机会法》，向非洲人表明我们在共同的历史上正掀开新的一页。尽管存在所有的问题，非洲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从城市里巨大的人群脸上，从住在灌木地带和沙漠边缘的学生和庄稼人脸上看出来。非洲给了我一件伟大的礼物：那位卢旺达寡妇和纳尔逊·曼德拉的智慧，让我找到了更多内心的宁静，这让我可以面对今后的事情。
4月1日，我们还在塞内加尔，赖特法官同意我律师的提议，对琼斯案进行总结性裁定，没有进行判决就撤销了这一案件，因为她发现琼斯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她的指控。这一撤销决定暴露出斯塔尔调查不公正的政治本质。现在他穷追不舍，理由是我在一份宜誓证词里进行错误陈述，而法官已经说这份宜誓证词没有什么关联，还说我在一个根本就毫无意义的案件中阻挠了司法公正。甚至已没人谈论白水事件了。4月2日，毫不奇怪，斯塔尔说他将继续追查这件事。
几天后，鲍勃·鲁宾和我宣布美国将阻止160万件进攻性武器的进口。虽然我们已在1994年的犯罪法案中禁止生产19种不同的进攻性武器，机灵的外国枪支制造商正试图避开法律，对枪支进行改进，但它们的惟一意图还是杀人。
4月10日是受难节，这是我当总统以来最愉快的一天。最后决定期限过了17小时后，北爱尔兰所有各方都同意一项计划，结束30年的宗派暴力。前一晚，我几乎一夜未眠，想帮助乔治·米切尔结束这场谈判。在凌晨2：30上床睡觉之前，除了乔治，我还和伯蒂·埃亨、托尼·布莱尔、戴维·特林布尔通电话，与格里·亚当斯也聊了两次。5点，乔治叫醒我，要求我再次给亚当斯打电话，正式结束这场谈判。
协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提倡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利；共同的政治决策和共同的经济利益；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并与爱尔兰建立新联系。缔造条约的过程是从约翰，梅杰和艾伯特·雷诺兹决心寻求和平开始的，在约翰·布鲁顿接替雷诺兹后继续下去，最后由伯蒂·埃亨、托尼·布莱尔、戴维·特林布尔、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共同完成。我给亚当斯的第一次签证和随后白宫紧锣密鼓的参与发挥了作用，乔治·米切尔出色地处理了谈判。当然，主要还要归功于那些需要做出艰难决定的人，北爱尔兰的领导人、布莱尔、埃亨，还要归功于北爱尔兰的人民，在凶险的过去面前，他们选择了和平的希望。协议必须经过5月X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来批准。带着几许爱尔兰式的生动，它被称为《受难节协定》。
这时候，我飞到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讨论最新的航天任务。这次发射宇宙飞船将进行26项关于空间对人体影响的实验，包括大脑如何适应，内耳和人的平衡系统会发生什么变化。听众中有一位这次航天飞行的成员，他就是77岁高龄的参议员约翰·格伦。他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149次空中行动，35年前，约翰成为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他正要从参议院退休，渴望再次进入太空。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丹·戈尔丁和我强烈赞同格伦的参与，因为我们的空间机构想研究太空对人的老化的影响。我一直是空间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包括国际空间站计划和即将到来的对火星的探测；约翰·格伦最后一次欢呼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显示空间探索的实际好处。
然后，我飞到智利进行国事访问，并参加第二次美洲国家峰会。经历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长期强硬的独裁统治，在现任总统爱德华多·弗赖的领导下，智利看起来坚定地坚持民主，总统的父亲在60年代曾是这个国家的总统。首脑会晤后不久，麦克，麦克拉蒂辞去了美洲事务特使的职务。从他担任这个职务四年以来，这位老朋友已经对这个地区进行了40多次访问，这么做传递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美国承诺要成为一个好邻居。
月末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我给1993年投票支持预算的国会成员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包括那些因为这么做而失去席位的人，宣布自1969年以来，赤字第一次被完全消除了。这一进展在我就职时无法想像，没有对1993年经济计划的艰难投票，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月最后一天，参议院以80对19票批准了另一件我主要关心的事情——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
5月中旬，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动摇了我们禁止核试验的努力。两周后，作为回应，巴基斯坦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印度声称它的核武器对威慑中国是必要的；巴基斯坦说它是在对印度做出反应。两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拥有核武器，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主张。一方面，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确信，不同于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印度和巴基斯坦几乎不知道对方的核能力和使用政策。印度核试验后，我敦促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不要跟风，但他无法抵挡政治压力。
我对印度的决定深表关切，不仅因为我认为这很危险，而且它阻碍了我们改善印美关系的政策，让我很难得到参议院支持来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法英两国已经这么做了，但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这表现在一些做法上，比如没有通过立法快速通道决议，拒绝支付我们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拒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问题尤其重要。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影响到世界其他经济脆弱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主动实施一个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对策。国会正在损害全球经济稳定。
核试验的争议正在展开，我不得不离开进行另一次访问，参加在英格兰伯明翰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八大工业国首脑会议。路上，我在德国停留，与赫尔穆特·科尔在无忧宫会晤，这是腓特烈大帝的王宫；参加了柏林空运50周年庆典；与科尔在前东德爱森纳赫的通用汽车欧宝工厂一起公开露面。
科尔正争取再次当选，除了参加空运纪念庆典，我和他在其他场合露面引起了几个问题，尤其是他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格哈德·施罗德的竞选纲领看起来非常像托尼·布莱尔和我在提倡的内容。除了俾斯麦，赫尔穆特已经比德国任侧一位总理任职时间都长，而且他在民意测验中落在后面。但他是美国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的遗产是确定的：一个联合的德国，强有力的欧盟，与民主的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在德国的支持下结束波斯尼亚战争。我离开德国之前，与施罗德进行了友好会谈，他已从很普通的开始走到政治最高层。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定、精干，对想要做的事情头脑清醒。我希望他一切都好，并告诉他如果他赢得选举，我会竭尽全力帮他取得成功。
我到达伯明翰时，看到这个城市已经经历了非常难得的复兴，比3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更漂亮了。会议议程很有用，呼吁国际经济改革；在反毒品走私、洗黑钱和贩卖妇女儿童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建立反对恐怖主义的具体联盟。但无论这些有多么重要，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它相形见绌：印度核试验；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经济崩溃；中东和平进程停滞；科索沃爆发战争的前景；即将到来的《受难节协定》的全民公决。我们谴责了印度的核试验，重申我们对《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支持，我们想要一个全球条约禁止生产核武器所需的核原料。在印度尼西亚，我们敦促经济和政治改革，看起来这不可能出现，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处于那么可怕的混乱状态，短期内必要的改革甚至会让普通印度尼西亚人生活更艰难。几天之内，总统苏哈托辞职，但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没有随之而去。它们不久就会花我更多的时间。在理顺以色列的政治形势之前，我们无法在中东做任何事情。
在科索沃这个塞尔维亚最南部的省，大多数人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米洛舍维奇的统治让他们恼火。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塞尔维亚人攻击了科索沃人之后，美国对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武器禁运，几个国家还对塞尔维亚实施经济制裁。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络小组正在工作，以缓和危机。八大工业国支持联络小组所做的努力，但不久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
北爱尔兰再次带来惟一的好消息。超过90％的新芬党成员认可了《受难节协定》。由于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的工作，协定肯定会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支持。新教徒的意见更分裂。经与各方协商，我决定不从伯明翰到贝尔法斯特去亲自对这个协定发表看法。我不想给伊安·佩斯利任何弹药来攻击我，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却告诉北爱尔兰人该怎么做。相反，托尼·布莱尔和我会见了记者，并与英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电视采访，支持全民公决。
5月20日，投票前两天，我向北爱尔兰人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电台讲话，承诺如果他们投票“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永久的和平”，美国会予以支持。而那正是他们所做的。《受难节协定》得到71％的北爱尔兰人支持，包括大多数坚定的新教徒。在爱尔兰共和国，90％多的人支持它。我从未如此为我的爱尔兰血统感到自豪。
我在日内瓦做了停留，敦促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更公开的决策程序，在贸易谈判中更多考虑劳工和环境状况，听取普通公民代表的意见，因为这些普通公民觉得置身于全球经济之外。之后，我飞回美国，但没有远离世界问题。
那一周，在美国海军学院开学典礼上，我列出了一个积极的方法对付复杂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包括一个侦察、阻止和保卫计划以应付恐怖分子攻击我们的电力系统、供水、警察、救火和医疗服务、空中交通控制、金融服务业、电话系统、计算机网络，协力防止生物武器的传播和使用，让人们免受其害。我提议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中的检查体系；给我们军队接种疫苗，对付生物威胁，尤其是炭疽；训练更多的州和地方官员及国民警卫队员应对生物武器攻击；升级我们的检查系统和警告系统；存储药品和疫苗，防止可能发生的生物武器袭击；增强研究和开发力度，发明新一代疫苗、药品和诊疗工具。
过去几个月，生物武器袭击的可能性令我尤其担心，或许有一种武器可以通过遗传上的改变来抵抗现有的疫苗和药品。去年12月，在复兴周末活动中，我和希拉里安排与克雷格·文特尔吃饭，他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他的公司正试图完成人类基因组排序。我询问克雷格关于遗传图谱让恐怖分子开发合成基因的可能性，是否可能重新设计现有病毒，或把天花与其他致命病毒结合，使它更具危害性。
克雷格说那些事情都是可能的，敦促我阅读理查德·普雷斯顿的新小说《眼镜蛇事件》，一本让人毛骨悚然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想通过让纽约城感染“脑瘟疫”来减少世界人口，这种病毒是把天花和一种昆虫病毒结合在一起，可以毁坏人的神经。当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惊讶地看到在普雷斯顿的致谢词中提到了一百多位科学家、军事和情报专家，以及我自己政府内的官员。我敦促几位内阁成员和金里奇议长读一读。
1993年，在世界贸易中心发生爆炸案后，我们已很清楚，恐怖主义会在国内发动攻击，俄罗斯的一位叛逃者告诉我们，他的国家储存了巨量的炭疽、天花、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病菌，甚至在苏联解体以后还在继续生产这些病毒。于是，我们扩大了纳恩-卢格计划的范围，与俄罗斯的合作包括了生物武器，不再局限于核武器方面。
1995年，东京地铁发生沙林毒气事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克拉克领导的反恐安全小组，开始重点研究防范化学和生物袭击的国防计划。1995年6月，我发布第39号总统决策令，让不同政府部门明确各自的责任，防止和应付那样的袭击，减小恐怖主义者秘密行动的能力，主动出击抓捕国外恐怖分子。在五角大楼，有几名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中有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和海军部次长理查德·丹齐格。在1996年后朋，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了丹齐格的建议，给整个军队注射疫苗，防止炭疽。一位狂热分子用假身份，从一个实验室以约300美元购买了三小瓶瘟疫病毒，在他被抓之后，国会也行动起来，更严格地控制美国实验室的生物战剂。
到1997年后期，在确认俄罗斯拥有比我们以为的更巨量的细菌战战剂后，我授权美国同那些在苏联时代曾在大量生产生物武器的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合作，希望这样能够准确了解目前的情况，阻止他们向伊朗或其他高价购买者提供专业知识或生物战剂。
1998年3月，迪克，克拉克召集政府部门约40人在布莱尔宾馆进行“桌面演习”，商量如何应付使用天花、化学战剂和核武器的恐怖袭击。结果令人担忧。如果使用天花，将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付出太多的人身伤亡来控制传染病。抗生素和疫苗储备不充足，检疫法已经陈旧，公共健康体系状况不佳，国家紧急状况计划没有很好筹划。
几周后，应我的要求，克拉克召集了七位科学家和应急反应专家，其中包括克雷格·文特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他已花了几十年进行反生物武器的研究；纽约市紧急措施局局长杰里·豪厄尔。在比尔·科恩、珍妮特，雷诺、唐纳·沙拉拉、乔治·特内特和桑迪·伯杰的陪同下，我用几个小时会见了这个小组，讨论威胁和应对办法。虽然前一晚我几乎未眠，以帮助结束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我还是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话，并问了很多问题。我听到的每一点都让我确信我们还没有做好应付生物袭击的准备，即将拥有的基因排序和重组能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影响深远。会议将要结束时，莱德伯格博士给了我一份最新《美国医学会杂志》，这一期专门讨论了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读完之后，我对此更关切了。
不到一个月后，这个小组呈递给我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未来四年花费将近20亿美元让公共医疗系统扩容，建立国家抗生素和疫苗储备，尤其是防天花的疫苗，通过基因工程加强研究开发更好的药品和疫苗。
在发表安纳波利斯演说那天，我还签发了另外两份关于恐怖主义的总统决策令。第62号决策令提出了十点反恐动议，给政府各部门分配责任，让他们担负具体职责，包括拘捕、遣送和起诉恐怖分子，阻断其网络；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理恐怖袭击的善后事务；保护重点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系统；保护海内外的美国人。
第62号总统决策令还设立了国家反恐和保护基础设施协调员一职；我任命迪克·克拉克担任该职，他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反恐问题上的负责人。他是职业专家，曾为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工作，组织政府的反恐工作敢作敢为又非常适度。第63号总统决策令建立了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以便首次准备一份全面计划以保护我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电信和供水系统。
月末，斯塔尔试图强迫苏珊·麦克道戈尔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但他又失败了；他第六次质问希拉里，用了近五个小时；再次用税收问题指控韦布·哈贝尔。几位前检察官质疑斯塔尔非同寻常的举动是否恰当；哈贝尔主要被再次指控对顾客过度收费，因为他没有就这笔钱交税。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斯塔尔还指控哈贝尔的妻子苏济，因为她在两人联合所得税申报单上签了字；他还起诉了哈贝尔的朋友迈克，肖费勒会计师和查尔斯·欧文律师，因为在哈贝尔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给哈贝尔提供免费建议。哈贝尔在答复中很直率：“他们认为通过指控我的妻子和朋友，我就会讲一些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谎话。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不会撒总统的谎。我不会撒第一夫人的谎，或撒其他任何人的谎。”
5月初，斯塔尔继续推行恐吓策略，指控苏珊·麦克道戈尔严重藐视法庭，妨碍司法，因为她继续拒绝与大陪审团说话，她曾因藐视法庭被囚禁18个月。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斯塔尔和希克·尤因无法威逼苏珊·麦克道戈尔撒谎，这让他们非常棘手。虽然这可能又要花费苏珊几乎一年的时间来证明，但她比他们坚定多了，最终她会得到澄清。
6月，斯塔尔最终陷入了一点困境。史蒂芬·布里尔在《容汇》上发表一篇文章，着重指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非法泄露消息的策略，报道说斯塔尔在一个90分钟的采访中承认泄密，法官诺尔玛·霍洛韦·约翰逊裁定“可能有理由”相信斯塔尔的办公室向媒体“严重并反复”泄密，戴维·肯德尔可以传讯斯塔尔和他的助手们，以便找出泄密的源头。因为法官的裁定涉及到大陪审团的诉讼程序，这个决定被秘密实施。奇怪的是；斯塔尔这方面的工作却没有被泄露给媒体。
5月29日，巴里·戈德华特去世了，终年89岁。对他的去世我很伤心。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哲学观也不同，但戈德华特对我和希拉里出奇地和善。我也很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老式自由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公民私人生活，信奉政治战应该集中在观念上，而不是个人攻击。
春天的其余时间我在为立法计划游说，并从事手头的工作：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禁止招募联邦文职工作人员的时候歧视同性恋者；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新经济改革计划；在白宫接待巴林的埃米尔；在联合国关于打击全球毒品走私的大会上发言；接待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国事访问；在加州的蒙特雷主持了全国海洋会议，在那里我把禁止在加州海岸开采石油的禁令延长了14年；签署法案，提供经费÷为我们25％没有防弹背心的执法官员购买防弹背心；在三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言，在六个州为民主党竞选。这是忙碌但很正常的一个月，除了在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旅行。在这个城市，一个15岁的男孩携带半自动武器打死并打伤了几个同学。它是一系列校园枪击案最近的一起，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密西西比州的珍珠城、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埃丁伯勒都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事件。
枪杀事件既让人心碎也令人烦恼，青少年犯罪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我来说，似乎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可预期的，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过度美化暴力事件，而且很容易让孩子得到致命的武器。在所有校园枪击事件中，包括其他几起没有出现死亡的事件，年轻的罪犯看起来是被激怒和孤立，或者是受某种黑暗生活哲学控制的。我恳请珍妮特·雷诺和迪克·赖利给教师、父母和学生一份指南，注意问题青年经常表现出来的早期预警信号，并附有应对策略。
我去了斯普林菲尔德高中，会见了受害者家属，听取了事情发生经过，对学生、教师和居民发表讲话。他们精神上受了创伤，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社区感到惊讶；经常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与人们一起分担悲伤，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好人，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