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到了开始我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的时候了。虽然美国和中国在人权、宗教与政治自由及其他事情上仍存在相当多的分歧，我仍期待着这次旅行。我认为江泽民在1997年访美时表现不错，他期待着我的回访。
这次访问对我们两国来说都不平静。我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试图影响1996年大选的指控还没有解决。而且，有些共和党人在攻击我允许美国公司用中国火箭发射商业卫星，尽管中国并没有获得这些卫星技术，而且这种做法始于里根政府，一直持续到布什时代，为的是节省美国公司的钱。最后，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它容忍非法复制和销售美国图书、电影和音乐，会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
对中国人来说，许多官员憎恨我们批评中国的人权，认为干涉了他们的内部事务，其他一些人认为，尽管我有许多积极的言论，其实美国的政策是想遏制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在21世纪进行合作。
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经济发展迅速，必将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可能，我们必须建立积极的关系。不去中国会是愚蠢的决定。
前往中国前一周，我任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接替费德里科·培尼亚担任能源部长，任命迪克·霍尔布鲁克为新的联合国大使。理查森这位新墨西哥州的前国会议员接任这一工作顺理成章，能源部有两个重要的研究实验室就在新墨西哥州。霍尔布鲁克有能力解决联合国的问题，他也有经验和智慧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做出贡献。随着新麻烦在巴尔干地区酝酿，我们需要他。
6月25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抵达中国，随访的还有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和一个代表团，团员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部长鲁宾和戴利，以及六位国会议员，包括来自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众议院任职最久的议员。约翰的随访很重要，因为密歇根州依赖汽车工业，这让它成为保护主义情绪的中心。我很高兴他希望来亲眼看看中国，用他自己的判断力决定是否应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的访问从古都西安开始，中国人在那里精心举办了一个漂亮的欢迎仪式。第二天，我们有机会穿行在一排排兵马俑中间，并与下河村的村民举行了圆桌讨论。
两天后，我们进入正题，江泽民主席和我会晤，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并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我们诚恳地讨论分歧，也讨论我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领导人与一位外国元首真正就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进行辩论。江泽民对自己公开应付这些问题的能力越来越自信，他信任地让我不失尊重地发表不同看法，同时也强调我们在结束亚洲金融危机、推进核不扩散和促进朝鲜半岛和解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我倡导中国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人权，江泽民回答说，美国高度发达，而中国的人均年收人才700美元。他强调我们历史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我敦促江泽民与达赖喇嘛会晤，他说，大门是敞开的，只要达赖喇嘛首先声明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补充说，早就与西藏的佛教界领袖们有“几条交流渠道’’。我说，我认为如果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真的会晤，他们会相互非常喜欢对方的，这时候观众们笑了。我还试图提出一些实际建议，推动中国的人权。比如，仍然有一些中国公民因为一些不再存在的罪名而被关在监狱。我建议释放他们。
记者招待会的主要部分是辩论。我想让中国公民看到美国支持那些我们认定的普遍人权，希望中国官员看到更多的开放不会导致社会解体，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可以理解他们对此非常担忧。
参加完江泽民和夫人王冶坪举行的国宴后，江泽民和我轮流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第二天，我们一家到崇文门教堂参加星期天礼拜仪式，这是北京最早的新教教堂，是政府批准的几个礼拜场所之一。许多基督徒在家里秘密集会。宗教自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高兴，江泽民同意我派一个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来中国，包括一位拉比、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和一位福音派牧师，进一步商讨这件事。
我们参观了紫禁城和长城，我与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问答讨论。我们讨论了中国的人权，但他们也就美国人权问题向我发问，问我该采取什么措施让美国人民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变革同时又以这个国家为豪的年轻中国人，这都是些公平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为代表团设午宴，我们一起讨论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以及那些为了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仍需解决的问题。我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的是让中国继续融人全球经济，进一步接受国际法则，愿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一系列其他问题进行合作。那天晚上，江主席和夫人邀请我们到官邸吃饭，它位于一个安静的湖畔，这个地方住着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我与江泽民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他。他很有魅力，风趣，有极强的自豪感，但总是乐意倾听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并非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让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尽可能快地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
我们从北京前往上海，这个城市的起重机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希拉里和我与一群年轻些的中国人就中国的问题和潜力进行了一场引人人胜的讨论，他们中有教授、商人、一位保护消费者权益人士和一位小说家。这次访问中最受启发的经历是我和市长一起参加电台直播，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很好但也是预料得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给市长提的问题更多；向他提问的人感兴趣的是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计算机，担心随着城市越来越繁荣和越来越膨胀出现交通堵塞。我不禁想到，如果市民向市长抱怨交通堵塞，这说明中国政治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回国之前，我们飞到桂林与环保主义者会晤，讨论森林的破坏和特有野生动植物的消失。我们坐船沿着漓江行进，两岸大面积的石灰石地层景观奇绝，似乎它们冲破柔美的乡村风景耸立在那里。桂林之行后，我们在香港做了停留，会晤了董建华，他是中国人选定的回归后的行政长官。他在美国住过多年，是一个久经历练的聪明人。董建华要平衡喧闹的香港政治文化和更强调大局的中央政府，忙得不可开交。我又见到了民主倡导者李柱铭。中国承诺让香港保留更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我清楚的印象是，回归的细节问题仍在商量中，双方对于目前的形势都不是十分满意。
7月中旬，艾尔·戈尔和我在国家科学院举行活动，强调政府正努力避免电脑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崩溃。人们普遍担忧，许多计算机系统不会变到2000年，这将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几百万美国人的事务被打乱。我们组织了由约翰·科斯基宁领导的机构，竭尽全力确保所有政府系统为新千年做好准备，并帮助私人企业做好调整。只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确信是否已经成功了。
16日，我又签署一份我最优先考虑的法案——《儿童资助表现与奖励法》。1992年以来，我们的筹资已经增加了68％；又有140万家庭在接受儿童资助。这个法令将惩罚那些没有对儿童资助档案进行自动化管理的州，对那些已成功达到表现要求的州在经济上进行奖励。
这时候我宣布购买8000万蒲式耳小麦，分发给那些食品短缺的国家。粮食价格在下降，购买粮食不仅满足了人道主义需要，而且可为处境困难的农场主把小麦价格每蒲式耳提高13美分。国内部分地区的酷热让许多农作物受损，我恳请国会通过农场紧急援助一揽子计划。
临近月末，迈克·麦科里宜布秋天辞去白宫新闻秘书的职位，我将任命他的助手乔·洛克哈特代替他，洛克哈特曾是我第二次竞选总统时的新闻秘书。麦料里在这个要求很高的职位上表现出色，回答难缠的问题，清晰并机智地解释政府政策，长时间工作，全天随时待命。他想看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我很喜欢乔·洛克哈特，媒体似乎也喜欢他。而且，他喜欢和我打牌；我们之间的过渡应该很顺利。
7月，我继续在国内按计划推动工作日程，迪克·霍尔布鲁克飞往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会面，争取解决科索沃危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国内选举失利后辞职；纳尔逊·曼德拉迎娶莫桑比克前总统遗孀，可爱的格拉加·米歇尔，格拉加还是在非洲战争中为禁止儿童参军而斗争的领袖人物；肯·斯塔尔仍旧苦心经营着针对我的案子。
他坚持要我的一些特工作证，包括我的贴身特工队长拉里·科克尔。特工处拒绝了这一要求，前总统布什也两度写信反对这种做法。除非总统进入了白宫官邸，其他时候特工人员总是伴在他身边或站在他待的房间外面。总统靠特工来保护他们，以及保护他们的秘密。特工人员无意中听到各种各样的交谈，涉及国家安全、内政、政治斗争、人际斗争。他们以满腔的奉献精神、专业的技能和审慎的判断力辅佐来自两党的总统和整个国家。现在斯塔尔要置这一切于危险之中——他所调查的不是间谍或水门事件那种滥用联邦调查局权力的行径，或类似伊朗门那样肆意蔑视法律的事件，而是在面对那些欺诈性的问题时，我是否给出假的答案，是否怂恿莫妮卡·莱温斯基也这样做。
这个月底，斯塔尔给予莫妮卡·莱温斯基免于起诉的豁免，回报她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传唤我也要去作证。29日，我同意自愿作证，于是传票被撤回。我不能说自己是期待着这样做。
8月初，我在华盛顿与十位印第安部落首领会面，宣布全面努力增加美国原住民在教育、医疗、经济方面的机会。我的政府间事务助理米基·伊巴拉和部落联络官林恩·卡特勒很认真地做着这项工作，而这也是非常需要做的事。尽管美国的失业率是28年来最低的，犯罪率是25年来最低的，靠福利生活的公民人数比例也是29年来最低的，但那些还没有通过赌博业富起来的美国原住民社区情况还是很糟糕，只有不到10％的美国原住民上过大学，他们患糖尿病的几率是白种美国人的三倍，仍是美国各种族中人均收入最低的。有些部落失业率超过50％。我们将采取的新步骤令这些部落首领们备受鼓舞，会后，我心存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第二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两者相隔不到五分钟相继爆炸，死亡257人，其中12名美国人，伤5000人。初步证据显示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组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基地组织发动了这场袭击。2月末，本·拉登发出圣战宣告，号召袭击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和民用目标。5月，他说他的支持者会袭击美国在海湾的目标，并说要“将战争带到美国本土”。6月他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时威胁要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军用飞机。
此时，我们已追踪本·拉登多年。我的第一任期之初，托尼·莱克和迪克·克拉克就给中央情报局施压，要求多弄些这个沙特富人的情报，此人1991年被驱逐出祖国，1994年失去公民身份，居住在苏丹。
开始，本·拉登似乎是在经济上资助恐怖行动，但我们渐渐了解到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恐怖组织的头领，除了他本人的财富，还能得到大量钱财，车臣、波斯尼亚、菲律宾等好几个国家都有他的特工。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我们阻止了穆斯林游击队控制那里的企图，并与当地官员合作，制止了一起引爆12架从菲律宾飞往西海岸的飞机的阴谋，但是，本·拉登的跨国组织仍在发展壮大。
1996年1月，中央情报局在反恐中心设立了一个工作站，专门盯着本，拉登及其组织，之后不久我们开始敦促苏丹驱逐本·拉登。当时苏丹实际上是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难所，包括前一年6月试图刺杀穆巴拉克总统和成功暗杀其前任安瓦尔·萨达特的埃及恐怖分子都在那里。苏丹的领导人哈桑·图拉比和本·拉登的观点一样激进，而且两个人都涉足很多生意，自合法经营到武器制造和支持恐怖分子。
我们一边迫使图拉比驱逐本·拉登，一边要求沙特阿拉伯接收他。沙特不想让他回来，但本·拉登最终于1996年年中离开苏丹，显然和图拉比的关系还不错。他转到阿富汗，在那里，他受到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热烈欢迎，塔利班是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激进穆斯林神权统治的逊尼派军事组织。
1996年9月，塔利班夺取了喀布尔，并开始夺取阿富汗其他地区。到年底，中情局的本·拉登工作站已对他和他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好的了解。几乎在一年后，肯尼亚当局才逮捕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与袭击美国使馆的恐怖阴谋有关。
爆炸发生后的那一周，我继续执行正常计划，到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访问，推动《病人权利法案》和我们的净水计划，帮助民主党赢得那些州的选举。除了一些公开活动，我大多数时间在与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讨论该如何对非洲的袭击做出反应。
8月13日，我们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举行仪式，纪念12名遇难者中的10人。本·拉登认为这些人该死，只不过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包括一位我见过两次的职业外交官和他的儿子；一位正在休假中照料年老父母的妇女；一位印度出身的使馆官员，她周游世界，为接纳了她的国家工作；一位正在挽救非洲儿童免于疾病和死亡的流行病学专家；一位有三个小孩的母亲；一位自豪的新奶奶；一位白天为使馆工作的有才艺的爵士音乐家；一位同肯尼亚人结婚的使馆行政人员；三位军士，分属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据各种说法，本·拉登受到一种信仰的毒害，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真理，因此可以以上帝的名义随意地杀害无辜群众。我们追踪这个组织多年，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非洲屠杀之后，我集中精力，希望要么抓住他，要么杀死他，摧毁基地组织。
使馆爆炸后一周，我向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人民发表了录像讲话，他们的损失远比我们大，我会见了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确认基地组织要对此负责，并报告说一些罪犯已被逮捕。
我另外得到情报，说基地组织曾计划袭击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使馆，我们的敌人认为美国很脆弱，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正被我的个人行为争议所分散。我们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派了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去保卫它，并开始与当地政府合作，想摧毁基地组织在那里的分支。但我们在基地组织开展活动的国家也有一些使馆。
中情局还得到情报，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计划于8月20日在阿富汗的一个营地开会，评估袭击的影响，计划下一次行动。这次会议将给我们提供报复机会，甚至可能消灭基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我请桑迪·伯杰负责军事行动的整个过程。我们必须选定目标，部署必要的军事资源，想好如何应付巴基斯坦。如果我们发动空中打击，我们的飞机将飞越巴基斯坦领空。
虽然我们想与巴基斯坦合作，消除印度次大陆的紧张局势，而且我们两国在冷战期间还曾是盟友，但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进而支持基地组织。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使用一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用来训练塔利班和克什米尔叛乱分子的营地。如果巴基斯坦预先知道我们的攻击行动，很有可能他们的情报机构将给塔利班甚至本·拉登发出警告。另一方面，正忙于最大程度减少印度次大陆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担心，如果我们不告诉巴基斯坦，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空中飞来的导弹是印度向他们发射的，他们可能会报复，可以想像，他们甚至会动用核武器。
我们决定派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乔·罗尔斯顿将军，在计划发动攻击的时间，邀请巴基斯坦军方最高级指挥官一起吃饭。在我们导弹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前几分钟，罗尔斯顿将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时候要对塔利班或本·拉登发出警告已经太迟，但可以及时避免让他们打落我们的导弹或发起对印度的反击。
我的小组对另一件事也很担心：三天后，也就是8月17日，我将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担心，这会让我不愿发动攻击，或者如果我真下令攻击，我会被谴责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我的问题的注意力，尤其是如果攻击没有命中本·拉登的话。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很明确，就是给我提供国家安全建议。如果提议在助日发动攻击，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我说，我会处理个人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讨论那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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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星期六的早晨，大陪审团的听证会即将举行。经过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我叫醒希拉里，告诉她我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关系的真相。希拉里看上去就像是腹部挨了我一击，她望着我，愤怒的程度同1月我对她说谎后一样。而我能做的只有说抱歉，告诉她我一度认为这种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妻子。我告诉她我爱她，不想伤害她和切尔西。对于做过的事我感到极其懊恼，不敢说出真相是怕伤害家人，有辱总统职位。上任后经历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恶意诽谤，我不想在1月大陪审团作证后的舆论攻击中被迫辞职。但我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我也必须告诉切尔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更难启齿。孩子迟早会明白父母并不是完人，可这事还是有点太离谱。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父亲。切尔西在高中和大学的四年中，听到的都是对她父母的恶语诽谤。而今，她要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仅做了天大的错事，而且向妻子和女儿撒了谎。我真怕因此失掉婚姻和女儿的爱与尊敬。
那一天，糟糕的事情还没完，接下来便是处理在北爱尔兰奥马镇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从爱尔兰共和军分离出去的一派在繁华的商业区引爆汽车炸弹，造成28人死亡。参与和平进程的各方，包括新芬党，都对此予以谴责。我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种屠杀行径，对死难者家人表示哀悼，并敦促各方加大和平进程力度。这一非法组织不支持《受难节协定》，自称是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大约有200名成员和支持者，足以制造不小的麻烦，但不足以阻挡和平进程：奥马爆炸案充分表明了他们的丧心病狂。
周一，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我下楼来到地图厅，参加四小时的听证会。斯塔尔早就答应不在法庭进行，或许是因为他想让希拉里这样做时遭到了拒绝。但他坚持要将听证会全程录像，理由是24人大陪审团中有一位不能参加。戴维·肯德尔说，如果斯塔尔不录下这次“秘密”听证会，就欢迎大陪审团来白宫。但斯塔尔拒绝了。我怀疑他想把录像带送给国会，在国会可以公开而又不会让他陷入更大的麻烦。
大陪审团通过法庭内部的闭路电视观看了听证会，而斯塔尔等人却竭力把录像带变成家庭色情影片。他们的问题都是专门为羞辱我而设计的，以此让国会和美国民众感到恶心进而要求我辞职，之后他就能起诉我。萨缪尔·约翰逊曾说过，没有什么能像预见到自己的毁灭一样让人心智集中。而且，我预感到除了眼下要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吉凶难料。
初步问讯之后，我要求做一个简短的陈述。我承认“在1996年的某些场合和1997年的一次”，我有过错误的行为，包括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不恰当亲密接触；我承认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根据赖特法官在琼斯的律师请求下所采纳的“性关系”一词的定义来理解，这种行为并不构成“性关系”；我表示会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并竭尽所能回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就行为合法性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愿意谈及更多的相关细节。
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主问讯官提出了一长串问题，都是关于赖特法官确定的“性关系”一词的定义。我承认自己并不想积极配合琼斯的律师，因为他们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一样，总是一再地故意泄露消息。他们那时已经知道很难将案子继续下去，所以我确信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从我嘴里掏出“毁灭性”的新消息，然后透露出去，以此达到罢免我的目的。当然，我在接受问讯时并不知道斯塔尔办公室已经在背后做了那么多手脚。
当时，斯塔尔的律师们试图充分利用听证会这一圈套，让我在录像过程中“绘声绘色”地讨论那些任何人都不必在公开场合谈及的隐私细节。
当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一个劲儿地对我关于性问题的证词表示不满时，我提醒他们，我和律师已经请琼斯的律师就其他问题提问，但遭到断然拒绝。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拒绝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就想得到一个可以泄露给媒体的毁灭性招供。他们只是在为斯塔尔卖命，想让我的证词成为逼迫我辞职或是弹劾甚至是起诉我的把柄。他们没有就其他问题提问，是“因为他们害怕我给出的是一个坦诚的答案……他们还是穷追不舍，想设一个圈套来愚弄我。只不过现在你们似乎抱怨他们干得不够出色罢了”。坦诚地说，我为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们以琼斯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深感遗憾”——烦扰无辜民众，非法泄露消息，栽赃陷害，有政治图谋的诉讼——“但我决心走过作证这片雷区，同时不触犯法律。而且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承认，那件事情出来后我确实误导了所有问过我的人，我也反复说我从未让任何人说谎。预定的四小时结束时，一些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六到七遍，因为律师们殚精竭虑地要把对我的审问变成羞辱和控告。目前看来，这个四年来花费了4000万美元的调查到头来不过是从语法上去分析“性”这个词的定义。
约6：30，听证会结束了。按计划，三个半小时后我就得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我走进白宫日光浴室，一脸沮丧。一些朋友和白宫工作人员早就聚在那儿谈论着刚才的听证会，其中有白宫律师查克·拉夫、戴维，肯德尔、米基·坎特、拉姆·伊曼纽尔、詹姆斯·卡维尔、保罗·贝加拉、托马森夫妇，切尔西也在其中。谢天谢地，约8点时，希拉里也来了。
到底在电视讲话中我该说什么，大家各抒已见。每个人都知道我必须承认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并且曾经试图掩盖。问题是我该不该对斯塔尔的调查发起攻击，并且说应该让它结束。大家一致反对我这样做。大多数人早就明白斯塔尔完全失控了；他们想听我承认错误，想看我痛心悔过。我的一些朋友提出了自认为是战略性的建议；另一些只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异常震惊。只有希拉里拒绝表态，她希望大家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以便写好演讲稿。
10点，我向美国民众谈到了我的作证，告诉他们我对自己的过失负完全责任，并承认误导了大家，“甚至是我的妻子”。我解释说，在这场已被驳回的有政治企图的诉讼中，我竭力避免自己和家人受到那些恶意问题的伤害。我还指出斯塔尔的调查历时太久，花费太大，伤害了太多的人。两年前，在对白水事件进行的真正独立的调查中，我和希拉里也是无辜的。最后，我承诺将竭尽全力补救我的家庭生活，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结束这种无休止的个人迫害和隐私窥探，迈步向前，恢复正常的国民生活。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但由于怒气一直未消，我没能表现出本该有的悔意。
第二天，我们要去玛莎葡萄园开始每年一次的休假。以往，我总是热切地盼望着与家人欢聚的日子；而今年，我宁愿留下来24小时工作，尽管我明白我们需要团聚。我们朝停直升机的南草坪走去，切尔西走在我和希拉里中间，爱犬巴迪在我旁边。摄影师们拍下的照片把我带给亲人的痛苦暴露无疑。记者离开后，妻子和女儿就几乎不理我了。
假期的前几天，我一边请求家人的宽恕，一边筹划着对基地组织发起进攻。晚上，希拉里在床上休息，我则睡在沙发上。
我生日那天，桑迪·伯杰的助手唐·克里克将军飞抵玛莎葡萄园，报告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的打击目标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据点和在苏丹的两个目标。其中一个是本·拉登投资兴建的制革厂，另一个是一家化工厂。中情局认为这家化工厂生产和存储了用于制造VX神经毒气的化学制剂。我把制革厂从名单中勾掉，因为它对基地组织没有任何军事价值，而且我想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对据点实施打击的时间定在情报部门所提供的拉登与其高级助手开会的时候。
凌晨3点，我向桑迪·伯杰下达了开始行动的命令。驻扎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向阿富汗境内的目标发射了巡航导弹。红海上的军舰也向位于苏丹的化工厂发射了导弹。大多数导弹均命中目标，但向据点实施打击时，拉登并没有像中情局预想的那样出现在那里。一些报道说他几小时前刚刚离开，但我们终究没有可靠的信息。许多与拉登有关的人被炸死，包括一些巴基斯坦军官，据称他们在那里训练克什米尔恐怖分子。苏丹的化工厂被完全摧毁。
在玛莎葡萄园下达实施打击的命令后，我飞回华盛顿，在四天中第二次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我告诉他们发动袭击的原因是本·拉登策划了一系列使馆爆炸案，而且他“可能是当今国际恐怖组织的最高头目和资助者”。他曾发誓要向美国发动恐怖主义战争，而且不会区别军人和平民。我说我们的打击目标不是伊斯兰世界，而是那些“极端狂热者和杀人魔王”。多年来我们在许多战线上一直同他们作战，而且将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将是一场长期而持续的斗争”。
在谈论这场长期斗争的时候，我签署了一系列命令中的第一项，即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做准备。13099号总统决策令决定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实施经济制裁，后来制裁扩大到塔利班。迄今为止，我们在摧毁恐怖分子的资金网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得力。该决策令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我们曾成功运用该法令打击哥伦比亚的卡利毒品卡特尔。我还让谢尔顿将军和迪克·克拉克制定相应措施，运送特种部队到阿富汗。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清剿基地组织的一些训练营，即使抓不到本，拉登或他的高级助手，他们也会明白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很清楚军方高层不想这样做，或许是因为索马里的阴影，或许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本·拉登的踪迹，或许对部队的安全撤离没有把握。无论如何，我要将这些措施进行下去。
我还签署了许多《通知备忘录》，授权中情局使用致命武器来抓捕本·拉登。前一年春天，使馆被炸前数月，中情局就已受命展开对本·拉登的“抓捕行动”，但是缺乏必要的军事装备。为抓拉登，中情局还与阿富汗当地的部落建立了联系。线人和阿富汗部落不清楚在抓捕本·拉登时是否该使用致命武器，我指示他们不能这样做。几个月后，我扩大子致命武器的授权使用范围，即扩大了要打击的拉登党羽名单和对其实施打击的条件。
总的说来，国会两党领导人对实施导弹打击持肯定态度，主要因为他们对情况都较为了解，而且，国防部长科恩已向共和党人保证，打击的目标及其时机都会经过审慎考虑。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现在，美国做了应该做的事。”参议员洛特也称打击是“恰当和正义”的。汤姆·达施勒、迪克·格普哈特和所有的民主党人均表示支持。不久，穆罕默德·拉什德被捕的消息让我欢欣鼓舞。他是基地组织的特工，肯尼亚使馆爆炸案的嫌疑犯。
有些人指责我不该炸化工厂，苏丹政府也坚持说该化工厂没有生产和存储危险的化学制剂。但我仍然坚信该做法的正确性。中情局从化工厂的土壤样品里发现了制造VX神经毒气的化学成分。后来在纽约市对恐怖分子审讯时，一个证人证实本·拉登确实在喀土穆从事过和化学武器相关的活动。尽管铁证如山，有些媒体人士依然认为此举有点像现实版的《摇尾狗》o在该影片中，一个虚构的总统，为把公众的视线从他的私生活问题上引开，发动了一场为电视转播量身订做的战争。
美国民众必须同时接受发动导弹打击和大陪审团作证这两件事。《新闻周刊》有文章称，公众对我作证并就此事发表电视讲话的评价是“镇定自若”。我的工作业绩支持率为62％，导弹打击的支持率为73％。大多数人认为在私生活方面我不够诚实，但在公共事务中值得信赖。相形之下，《新闻周刊》称“专家学者们的第一反应近乎歇斯底里”。他们痛斥我，说我应该被鞭挞。不错，我是接受了惩罚，但地点是在家里，这种惩罚理应在家里。此刻，我只是希望民主党人不要受媒体的驱使要求我辞职；希望能够弥合由我造成的我和家人、幕僚、内阁以及多年来一直信任和支持我的人们之间的裂缝。
讲话之后，我又回到玛莎葡萄园待了十天。家庭的坚冰尚未融化。应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之邀，我去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宣传“警察队”。这是自大陪审团作证以来，我第一次公开露面。“警察队”是一个创新项目，旨在为那些立志成为执法官员的人提供大学奖学金。伍斯特是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起先，我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但令我振奋的是，迎接我的是热情欢呼的人群，市长、马萨诸塞州的两位参议员和四名州议会议员也在其中。许多人鼓励我坚守岗位，不少人说他们一生中也犯过错误，遗憾的是我的错误被公之于众了。
8月韶日，小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发表35周年之际，我去奥克·布拉夫小镇的联合礼拜堂参加一个纪念仪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已变成非洲裔美国人的度假胜地。我与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同台主持。他曾与金博土并肩工作，是美国政坛最具威望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早在1992年前，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是我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因而完全有资格批评我。但实际上，约翰在当天的讲话中却称我是他的朋友和兄弟，说我成功时他会站在我身边，失意时也不会离我而去。他还称赞我是个好总统，并说如果让他决定的话，应该让我继续干下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番话对我的鼓舞有多大。
月末返回华盛顿后，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威胁到全球经济稳定。危机1997年始自泰国，然后波及印尼和韩国，现已影响到俄罗斯。8月中旬，俄罗斯已开始拖欠外债，月底其经济崩溃，导致全球股市大幅下跌。8月31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跌512点，而四天前刚刚下跌357点，1998年的全部增长都泡汤了。
泰国出现问题以来，鲍勃·鲁宾和他领导的国际经济小组一直关注并寻找对策。尽管各国的问题在细节上有些不同，但都存在共同点，如银行体系存在缺陷、不良贷款、裙带资本主义和公众普遍丧失信心。过去五年间日本经济止步不前，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若无通货膨胀，再加上国内20％的储蓄增长幅度，日本还可以应付。但亚洲经济普遍低迷，加剧了各国政策失误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日本人也变得寝食不安。经济停滞不前引发选举失利，最近我的朋友桥本龙太郎就辞去了首相职位。然而，中国拥有该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而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90年代经济复苏的一般做法就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帮助遭受打击的国家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在政治上无一例外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因为改革必然会对既得利益有所触动，而且通常要求紧缩财政，这在短期内会对民众生活造成困难，但长远来看能够加快经济复苏。
美国不但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行动，还对后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定的帮助。财政部决定不再追加对泰国的贷款，因为原有的170亿美元足以应付，而且国会对我们曾用来帮助墨西哥的外汇稳定基金进行了新的临时限制。这项限制在其他国家需要帮助时已经过期，但遗憾的是却影响了援助泰国的一揽子计划。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希望进行援助，因为泰国是我们在东南亚最早的盟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援助是由财政部一手负责的。单纯从经济上和国内政策而言，财政部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给泰国和整个亚洲传递了错误信息。鲍勃·鲁宾和我在政策制定上没有犯太多的错误，但我认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俄罗斯的问题则与泰国不一样。我上任之初美国就一直支持俄罗斯的经济，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资金中有近1／3是我们提供的。不幸的是，由于卢布贬值，以及俄罗斯将大量本国资金转移出境，所以约50亿美元的第一笔援助支出一夜之间就蒸发了。再加上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的通货膨胀政策，以及杜马拒绝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俄罗斯的情况雪上加霜。不错，税率是很高，或许太高了，但纳税人不买账。
从玛莎葡萄园返回后，希拉里和我，以及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比尔·戴利、比尔·理查森，还有一些两党国会议员，对俄罗斯和北爱尔兰进行了短暂访问。吉姆·科林斯大使将杜马的一些领导人请到他的官邸。我努力说服他们，说如果需要国外贷款和投资，俄罗斯就必须收税，停止以乱印钞票的方式来支付欠款和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还要避免裙带资本主义，并偿还债务。不过我想这番话的效果不大。
由于俄罗斯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和鲍里斯·叶利钦的第15次会晤非常顺利。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杜马反对他的改革提案。他曾经想用行政手段来制定一个更为有效的税收体制，但仍然不能阻止中央银行乱印钞票，这加剧了抛售卢布和购进坚挺货币的货币流向，阻碍了外资信贷和投资。那时，我能做的只是给他鼓劲，说只要俄罗斯情况有所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剩余贷款就会到位。但如果我们现在就提供贷款，这些钱就会像第一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我们确实做了一个积极的承诺，宣布双方将从各自的核计划中削减50吨钚——这足够制造成千上万枚核弹——并使这些原料在今后不能再用于制造核武器。由于恐怖组织和敌对国家一直试图得到这些核裂变原料，此举就变得至关重要，能拯救无数人的性命。
在贝尔法斯特对新的北爱尔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我敦促他们继续执行《受难节协定》。我和希拉里、布莱尔夫妇、乔治·米切尔以及英国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国务大臣一起到奥马去看望爆炸案的受害者，倾听他们的遭遇，慰问各个家庭和和那些留下了创伤的孩子。托尼和我竭力对他们进行安慰，并为受害者继续支持和平进程的决心深深震撼。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在贝尔法斯特的一面墙上涂写了这么一句挑衅性的话：“难道就只有死亡一条路吗？”经过奥马大屠杀之后，爱尔兰人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出发去都柏林之前，我们和布莱尔一家在阿马参加了一个和平聚会。传教士圣帕特里克就是从这里将基督教带到爱尔兰的，所以阿马也是当今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的宗教中心。一位可爱的17岁女孩沙伦·豪伊把我介绍给大家。她14岁时就曾写信给我，请我用这个简单的方法解决战争：“双方都受了伤害，双方都必须原谅对方。”
在都柏林，我和伯蒂·埃亨会晤后接见了媒体。一位爱尔兰记者说：“好像您一来就会推动和平进程，那我们还需要再见到您吗？”我回答说为了你们的国家，我希望没有下一次。但就我个人而言，很愿意再来。接着，伯蒂称赞我对奥马悲剧的反应迅速，促使两党对原本“可能历时几周和几个月”的事情立刻做出决定。就在两天前，新芬党的首席谈判官马丁·麦吉尼斯宣布他将监督新芬党的武器收缴过程。马丁是格里·亚当斯的高级助手和得力干将。这一消息给了戴维·特林布尔和北爱统一党成员这样一个信号——正如亚当斯所说，对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而言，暴力是“过去的事，结束了，做完了，过去了”。在私下会见时，伯蒂·埃亨告诉我，奥马事件发生后，爱尔兰共和军警告过所谓“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如果他们再做那样的事，他们要担心的就远不止是英国警察了。
美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挚友乔·利伯曼在参议院对我进行的尖锐指责，问我作何感想。我回答说：“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犯了个糟糕的错误，不可原谅，我非常抱歉。”我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在国外时乔攻击我一事感到沮丧，但我一点也不。因为我知道乔笃信宗教，极其虔诚。我做过的事他肯定会感到非常气愤，但他还是小心地回避了我应被弹劾的说法。我们在爱尔兰的最后一站是利默里克。5万名和平支持者拥上街头，其中包括我们一位代表团成员的亲戚。纽约的国会议员彼得·金甚至把母亲也带来了。我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弗兰克·麦科特在《安吉拉的骨灰》一书中颂扬了古时的利默里克，但我更喜欢眼前的这座城市。
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445页的报告，列出了11项可能导致弹劾的罪行。即使在当年性质恶劣的水门事件中，利昂·贾瓦斯基也没有这样做。如果这位独立检察官找到了“重大而可靠”的证据，他应该将发现报告国会；应该由国会来决定是否构成弹劾。但是，该报告11日就被公之于众，而贾瓦斯基的报告从未公开。斯塔尔报告中“性”一词出现了500多次，白水事件提到两次。他和他的同党以为能用我的丑事将他们在过去四年里的罪恶冲刷得一干二净。
9月10日，我在白宫召集内阁会议表示歉意，可很多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显然，他们对我长期以来的做法深信不疑，对我给予他们的职责极其珍惜。但大多数人认为我将实情隐瞒八个月是自私而又愚蠢的行为。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首当其冲，对我做的错事表示失望，但是又说我们惟一的选择是继续工作。唐纳·沙拉拉更强硬些，说领导者不但要有好的政策，更应该做个好人。我的至交詹姆斯·李·威特和罗德尼，斯莱特谈到了赎罪的力量，并引用了《圣经》中的话。天主教徒布鲁斯·巴比特提到忏悔的作用。卡罗尔·布朗纳说她曾经不得不与儿子讨论一些她从未想过要与他探讨的话题。
他们的话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事情的影响有多大。我的过错和不诚实一被公开，就如同开启了美国人民感情上的潘多拉盒子。在过去的六年中我备受煎熬——斯塔尔的调查糟糕透顶；琼斯的诉讼既虚伪又有政治图谋；即便是总统也应该有自己的私生活。这样说当然很容易，然而我做的丑事一旦暴露无遗，人们对此的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不仅涉及到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恐惧、失望和心碎。
内阁成员诚实而又不同的反应，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全国上下正在讨论着怎样的话题。随着弹劾听证会的临近，我收到很多朋友以及陌生人的来信。有的洋溢着感人的支持与鼓舞；有的则讲述了自己失败又奋起的经历；有的表达了对斯塔尔行为的愤慨；有的通篇都是对我过失的谴责与失望；还有的反映了上述方方面面掺杂在一起的观点。这些信帮我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而且让我记住——如果想被宽恕，首先要宽恕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