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令人震惊的判决。将州权利当做圣物般崇拜的微弱保守派多数，如今居然剥夺了佛罗里达州明确的州职能——按照通常做法重新计票的权利。不想统计选票的那五位法官剥夺了成千上万人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即使选民要求重新计票的意图如水晶般清澈明晰，也不能够让自己的投票被再次清点。那么法官们凭什么还口口声声地说促进了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呢。他们说布什赢得了大选，是因为重新计票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完成，可他们浪费了三天重新计票的时间，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推迟至晚10点才宣布这一意见。那五位法官大言不惭地说出下面的一番话：该裁定不可用于将来选举案例的判定；其理由是“出于对目前情况的考虑，因为每次选举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必须要具体对待才会公平”。如果戈尔的票多于布什，我想同样的最高法院会毫无疑问地以9：0的结果裁定重新计票。而我会支持那样的判决。
“布什诉戈尔”一案将作为最高法院最糟糕的判决之一而载人史册。类似糟糕的例子还有不少：德雷德·司各特案，判决称为获自由而逃跑的奴隶仍是其主人的财产，必须归还；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维持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案例，将对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长周工作时间的立法保护视为对雇主财产权的侵犯；是松案，最高法院在珍珠港事件后批准将日裔美国人统统拘押。我们都熬过来了，而且推翻了那些错误的判决。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办到，五位共和党法官就剥夺了成千上万美国同胞的选票，但我知道美国最终将走出这黑暗的一天。
戈尔发表了精彩绝伦的结束竞选讲话，真诚、优雅、充满爱国，之情。当我打电话向他道贺时，他告诉我，一位专业喜剧演员朋友开玩笑说他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好结果：既获得了民众的青睐又不必去干那项工作。
次日一早，跟托尼·布莱尔谈了一会儿，我走出来，通过媒体表示了对艾尔的赞扬，并许诺跟当选总统布什合作。然后布莱尔夫妇陪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沃里克大学。在那里，我发表了又一次告别演说，是关于“第三条道路”集团所采取的通向全球化的途径：贸易加上经济授权、教育、医疗保健和民主管理的全球合约。这次演说还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感谢托尼·布莱尔给予我的友情及合作。我极其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并将怀念这些日子。
离开英国之前，我们应伊丽莎白女王的盛情邀请前往白金汉宫。大家都非常愉快，谈到了大选和世界事务。然后女王陛下例外地陪我们下楼，并走到门口送我们上车，与我道别。在过去的八年中，女王一直对我亲切而友好。
12月15日，我和国会达成了包括多项内容的预算协议，这也是八年来我取得的最后一次大的立法胜利。教育预算尤其成功——最终，我保证了用10亿美元修缮学校；学前教育项目获得有史以来的最大增长；有足够资金让130万学生享受课外辅导；雇用10万名教师的资金增加25％；为佩尔助学金、加速前进项目和改进差学校增加资金。预算协议还包括“新市场汁划”、生物医学研究投资的极大增长、福利享受者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残障人员的医疗保健以及千禧年减债计划。
约翰·波德斯塔、史蒂夫·里凯蒂、我的立法助手拉里·斯坦和我们整个班子都干得相当出色。在任内最后一年，按照惯例我应该是无所作为，却让人吃惊地完成了国情咨文中做出的许多承诺。除了以上提到的诸多方面，国会还通过了非洲一加勒比贸易法案、中国贸易法案、“土地遗产”倡议和大幅增加工作家庭儿童看护补助。
我仍然对大选结果深感失望，也极为关注中东局势；但爱尔兰和英国之行及预算胜利之后，心中最终被圣诞来临的喜悦心情占据。
18日，雅克·希拉克和罗马诺·普罗迪来到白宫，参加我与欧盟领导人的最后会面。到此时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而且我很愿意最后一次接待他们。雅克感谢我对欧盟及大西洋两岸国家关系发展的支持，我回应说有三个大问题我们处理得很好：欧盟的发展和扩大，北约的扩大及与俄罗斯建立的新型关系，巴尔干半岛国家问题的解决。
我与希拉克、普罗迪会谈时，中东和谈在华盛顿的博林空军基地也开始了，希拉里在白宫接待了劳拉·布什，然后我们全家到华盛顿购物。纽约州居民决定希拉里不能离开那里。最终，我们在马萨诸塞大道使馆区岩石小溪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
次日，当选总统布什到白宫和我会面，正如八年前我跟他父亲会面一样。我们谈论了这次竞选、白宫的工作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他把过去共和党政府中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召集在一起，他们认为最大的安全问题是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伊拉克问题。我告诉他，以我过去八年的经验，我认为他最大的安全问题依次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中东和平问题，核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僵持局面，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及基地组织的关联，朝鲜，然后才是伊拉克。我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抓住本·拉登；我们仍可能在中东达成协议；几乎已经与朝鲜达成让其放弃导弹计划的协议，但他或许要亲自到那里结束最终的谈判。
他听着我必须要说的，没怎么评论，然后将话题转移到我怎样当总统。我惟一的建议就是应该团结一个好的班子，努力去做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然后，我们又谈了些其他政治问题。
2000年时布什就已经是个政界内行了，能将稳健的言辞与保守而具体的建议有机结合。第一次看他演讲是他在艾奥瓦州发表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演说，当时我就知道他有可能会胜出。初选之后，他因为右翼观点而不受欢迎，民意测验中也落后。但他通过调整言论，督促共和党国会不要牺牲穷人来平衡预算，甚至支持我在一些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又备受瞩目。他还是州长的时候，他的保守主义就因要同民主党主导的州议会合作以及得到民主党副州长鲍勃·布洛克的支持而有所弱化，因为布洛克在得克萨斯体制下掌握着大量的常规权力。现在布什将会控制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国会，他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式。会面结束后，我明白他完全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方式，但不知道是他作为州长时遵循的方式，还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击败约翰·麦凯恩时所用的方式。
12月23日于中东和平进程而言是个重大的日子。巴以双方在博林空军基地谈判了几天之后，美方代表团确信除非缩小谈判范围，事实上就是迫使他们做出大的妥协，否则将永远不会达成协议。阿拉法特担心受到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谴责；巴拉克在国内正失势于沙龙。所以，我将巴以双方代表请进内阁厅，给他们读了我的条件。这些是戴维营会谈以来我与双方分别进行交谈后积累起来的。如果他们在四天内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将取得进展；反之，这一切就会结束。
我读得很慢，以使双方都能仔细地做记录。在领土问题上，我建议西岸94％至96％的土地归巴勒斯坦，从以色列方面交换1％553％的土地，而以方控制的区域要包括80％的集中定居点；在安全方面，我说以军应在三年内撤离，由国际维和力量逐步接管，但在国际维和力量的授权下，可以有一小部分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谷再部署三年。以方还可以在西岸继续保持其预警站，但要设巴勒斯坦联络官。若发生“明显而迫在眉睫的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可以在西岸地区紧急部署军队。
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是“非军事化”的，但会有一支强力的安全力量；有领空权，根据以色列军队训练和行动的需要做出特殊安排；部署国际力量维持边界安全并起震慑作用。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我主张阿拉伯人区归巴勒斯坦，而犹太人区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应对圣殿山或者阿拉伯人所说的“高贵的避难所”拥有主权，而以色列人对西墙及其中的“神圣空间”拥有主权。在哭墙和圣殿山附近不准挖掘，如有需要至少要得到双方的同意。
在难民问题上，我说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是1948年及以后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的家园，也不排除以色列根据自己的法律和国家意志接纳部分难民的可能，尤其是优先考虑在黎巴嫩的难民。我建议国际力量对难民进行援助，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地点可以是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要交换给巴方的土地，他们目前所处的国家，其他愿意接纳的国家，或是以色列。双方都应同意此协议要符合联合国安理会194号决议。
最后，此协议必须清楚地表明冲突已经结束，并结束所有暴力行为。我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新决议，宣布此协议和最终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将满足安理会242和338号决议的内容。
我说这些条件是不容商讨的，也是我能提供的最佳方案。我希望双方在此范围内磋商并达成最终决议。我离开后，丹尼斯·罗斯和其他成员留在那里对疑问做出进一步解释，但不听任何抱怨。我知道这个计划对双方都有难度，但现在该是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了（其实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巴方必须放弃让以方归还全部土地的要求；他们早就知道必须放弃，但就是不愿承认。以方将要让出东耶路撒冷和老城的部分地区，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圣地将得以保留；一段时期以来这已经很明显了，要想迎来和平就必须做出这种让步。以方还要放弃西岸的部分土地，或许要交换的土地比巴拉克最后的提议还要多一些，但会有足够的地方容纳80％的定居者。他们将会得到结束冲突的正式承诺。条件苛刻，但如果双方希望和平来临，那这对双方都很公平。
阿拉法特立即开始含糊其词，要求“加以解释”。但条件很清楚；要么以此为框架谈判，要么不谈。和以往一样，他还在耗时间。我给穆巴拉克打电话，告诉他条件的内容。他认为条件都是历史性的，并答应敦促阿拉法特接受。
27日，巴拉克的内阁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过其保留意见也均在条件范围内，所以是可以谈判的。此举具有历史意义：以色列政府已表态，为了获得和平，将建立一个约占97％西岸地区（其中包括作为交换的土地）和几乎所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在此也有居民点）的巴勒斯坦国。接下来就要看阿拉法特的表态了。
我每天都给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领导人打电话，催促他们迫使阿拉法特答应。对于以方的让步他们都很看重，认为阿拉法特应该接受协议。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跟阿拉法特说了什么，尽管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王子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储阿卜杜拉都有直觉阿拉法特会接受这些条件。
29日，丹尼斯，罗斯会见了我们都很敬重的库赖，以确信阿拉法特明白拒绝的后果。我将卸任，罗斯也将卸任，巴拉克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会输给沙龙。而且，在我投入这么多精力而一无所获后，布什是不愿理会这件事的。
我仍然不相信阿拉法特会犯这样的错误。前天，我刚宣布不去朝鲜达成禁止生产远程导弹的最后协议，因为基于目前的工作我确信下届政府会水到渠成地完成该协议。对此我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我们已经阻止了朝鲜生产钚和进行核试验的计划，在其他问题上没有韩国的参加就拒绝和他们打交道，为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创造条件。金大中勇敢地同朝鲜接触，这为双方和解提供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希望，他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已经去了朝鲜，并自信地认为只要我去就能达成协议。尽管我也想走完这一步，可我又不能在中东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之际冒半途而废的风险，尤其是阿拉法特已向我保证渴望达成协议并请求我不要离开。
除了中东和预算问题，在离任前的最后30天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意料之外的事。我在布雷迪法案颁布七周年之际宣布该法案已阻止61．1万名重刑犯、逃犯和跟踪杀手买到手枪；与来自24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哈佛大学庆祝世界艾滋病日，宣布我们已将美国国内艾滋病的死亡率减少了70％以上，并将为非洲和其他艾滋病肆虐的地区提供更多帮助；向公众透露总统图书馆的设计方案——在阿肯色河上建设一座由钢筋和玻璃制成的“通向21世纪的桥梁”；宣布将努力提高城市贫民区儿童的免疫能力，因为这些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一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使了最后一次否决权，因为一项破产改革提案对低收入纳税人的要求比对富人还要苛刻；颁布了严格的条例以保护病历档案的隐私性；赞扬印度在克什米尔保持停火状态的决定及巴基斯坦将从实际控制线撤军的行为；宣布新的规章以减少卡车和巴士燃烧柴油排放不利人体健康的气体。同一年前颁布的轿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辆的排放标准一样，新规定保证在2010年末新上路车辆将比现在运行的车辆清洁95％，以防止成千上万例呼吸器官疾病和儿童夭折。
圣诞节的前三天，我同意为62名罪犯赦免或减刑。在第一任期内，我没有签署太多的赦免状，因为急于处理积压案件。卡特总统四年中才批准了566个从宽案例，福特总统在两年半里批准了409个，里根总统在八年任期内批准了406个，老布什总统仅批准了77个，这其中包括颇具争议的赦免伊朗反美人士，释放奥兰多·博希——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联邦调查局认定他犯有多重谋杀罪。
对于赦免和减刑，在我做阿肯色州检察长和州长时就已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减刑上应保守一些；而对于未使用暴力的案件，若犯人已服刑，并在释放后一定时间内遵纪守法，就应宽大地授予其赦免状，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应归还其选举权。在司法部有一间赦免办公室，其职责是审核申请并提出建议。八年来，我不断收到该办公室的建议，从中学会了两点：高高在上的司法部官员花在审核上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对几乎所有案件的建议都是否决。
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华盛顿，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几乎每一张赦免状都存在潜在的争议。如果你是个公务员，避开麻烦的惟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说不。司法部赦免办公室知道拖延案件和建议否决都不会使自己引火烧身；总统被赋予的宪法职能慢慢就变成了司法部的内部权力。
最后的几个月，我们竭力督促司法部提交更多的卷宗，他们也就做得好一些。在被赦免的59人及被减刑的3人中，大多数曾犯过错、服了刑并成了好公民。我还给一些所谓的“女友案”颁发了赦免状。这些案件中女性被捕是由于她们的丈夫或男友犯了罪，而且往往是与毒品相关。除非提供对其丈夫或男友不利的证据，否则即使她们自己根本没直接参与作案，也可能要服很长的刑期。那些拒绝这样做或不怎么知情的妇女就会面临漫长的铁窗生活。在许多案件中，男犯后来与检察官合作，被判的刑期反而比她们短。数月来，我们一直忙于这类案件。去年夏天，我已经为四桩类似案件颁发了赦免状。
我还赦免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前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他为自己的祖国做了不少贡献，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另外，我赦免了泰森食品公司的行政主管阿奇·沙费尔。他在埃斯皮的调查中被捕，因违反一个自己不知情的法律条款而面临强制性监禁，因为他按照指示做出了安排，让埃斯皮去泰森公司的一个疗养所。
圣诞大赦之后，我们接到了潮水般的请求，许多人是由于不满常规程序拖延才提出请求的。在接下来的五周内，我们处理了成百上千起请求，驳回了几百起，批准了140起。这样，八年中在7000多份要求赦免的诉状中，我批准了456个。我的白宫顾问贝丝·诺兰、布鲁斯·林赛以及我的赦免律师梅雷迪斯·凯布尽可能多地接手请求，从司法部获取信息并加以澄清。一些判决很容易处理，比如苏珊·麦克道戈尔和亨利·西斯内罗斯的案子，他们被独立检察官可怕地误判；再如更多的“女友案”和几年前就应被批准的大量例行请求。其中一个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导致的错判，因为司法部不知道该嫌疑犯正在另一个州接受调查。大多数赦免状颁给了那些无法突破法律体系的收入不高的人群。
最具争议的赦免状颁给了马克·里奇和他的合伙人平卡斯·格林，里奇是个富有的商人，因故意报告某些油类交易的虚假价格逃避税收而被指控，但这之前不久他离开美国去往瑞士。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案件很多，当时一些油类受价格控制而另外一些不受控制，这样就导致一些人隐瞒收入或收取客户过高的费用。所以许多公司和个人都被指控触犯了法律，但个人往往被迫究民事责任。像里奇和格林这样由于税款问题而引起诈骗诉讼的例子极少。在他们被起诉后，司法部命令联邦检察官停止提起类似诉讼。被起诉后，里奇一直待在海外，大多数时间待在以色列和瑞士。
答应缴纳2亿美元罚金后，政府已允许里奇的企业继续运营。这个数字是政府声称的4800万美元的逃税金额的四倍还多。税务专家马蒂·金斯伯格教授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的丈夫，他和哈佛法学院教授伯纳德·沃尔夫曼审查了那些有疑问的交易，得出的结论是里奇公司对税款的计算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里奇本人在这些交易中根本没欠税。里奇决定放弃时效法规，以便和其他类似的违法者一样接受政府的民事诉讼。埃胡德·巴拉克因为他对以色列做出的贡献及对巴勒斯坦人的帮助，曾三次向我提出赦免请求。以色列两大党中不少人都恳请我们豁免他。最后，司法部没有表示反对，说如果此举能给我国的外交政策带来更多益处就倾向于赦免他。
我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不支持我赦免一个富有的逃亡者。他的前妻曾是我的支持者，他聘请了我的一位前白宫法律顾问和共和党两位出色的律师加入其辩护团。最近，当选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又出面代表里奇。或许我犯了错误，至少我给予了关注，而且我是根据是非曲直做的决定。直至2004年5月，司法部仍未对里奇提起诉讼，真是个意外的进展。因为对政府而言，在民事案件中比在刑事案件中更容易找到证据。
尽管将来我会因为一些赦免状而遭到批评，但我考虑更多的还是我没有批准的那几个。比如，我认为迈克尔·米尔肯的案子就很有说服力，因为他获释后在前列腺癌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财政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坚决反对我赦免他，说这样做会在他们力图实施金融业高标准时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我最后悔没能给予赦免的两桩案子是关于韦布·哈贝尔和吉姆·盖伊，塔克的。塔克的案子正在上诉，而哈贝尔确实犯了法，但在考虑赦免前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出狱。他们都是由于拒绝说谎而被斯塔尔办公室误判的。要是我没当总统，没遭斯塔尔算计，他们两人根本不必忍受一点儿折磨。戴维·肯德尔和希拉里都极力劝我赦免他们，其他人则坚决反对。最后，在我的工作人员的固执的判断面前我让步了。从此我一直后悔不已。后来，我见到吉姆·盖伊·塔克时向他道了歉，将来有一天也准备对韦布这样做。
我们的圣诞节跟其他人的一样，但今年要细细品味一番，因为这是我们在白宫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要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招待会，享受与这么多人在华盛顿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我更仔细地注视着切尔西、希拉里和我挂到圣诞树上的所有饰物，注视着我们在黄色椭圆厅里摆满的铃铛、书、圣诞餐具、长筒袜和站立的圣诞老人。我不经意间发觉自己还特地走进二楼和三楼的所有房间更加仔细地看了所有绘画和旧家具。最后，我还抽时间让白宫的迎宾员给我讲了白宫里所有落地式大摆钟的历史。当希拉里和我意识到，我们的画像不久就会与历任总统及第一夫人们的画像摆放在一起时，这些画像猛然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俩都选了西米·诺克斯来为我们画像：我们欣赏他逼真的风格，他也将成为第一位将作品悬挂在白宫的非洲裔画家。
圣诞后的那个星期，我签署了更多的提案，并任命罗杰·格雷戈里为第四上诉法院的第一位非洲裔法官：他完全能够胜任，而且杰西·赫尔姆斯阻止批准黑人法官的做法已经够长了。这是一项“休会”任命，因为国会正在休会期，而总统每年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任命。我敢打赌新总统肯定不希望在东南部的上诉法院里全是白人法官。
我还宣布，算上刚颁布的预算，在未来四年中我们将有足够的钱偿付60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保持现在的势头，我们将于2010年成为无债国，目前每一美元税款中有12美分将被用于课税减免或进行投资。因为我们的财政状况，长期利率被调整到很低，尽管有所增长，但比我上任初期还是低了两个百分点，这样就降低了一系列费用，包括抵押、汽车贷款、商业贷款、学生贷款等。低息比减税更能够给民众的口袋里增加实惠。
2000年的最后一天，我签署了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参议员洛特和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强烈反对，担心被派往国外的美国士兵会由于政治目的被送上法庭。我也这样担心过，但我确信该条约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最先号召成立国际战争罪特别法庭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我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此条约。
那年又没去参加复兴周末活动，因为我们全家要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新年。我仍然没收到阿拉法特的回信。新年那天，我邀请他第二天来白宫。他来之前在酒店里接见了班达尔王子和埃及大使。阿拉法特一位年轻的助手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竭力催促他同意。阿拉法特来看我时，就我的提议问了许多问题。他愿意把哭墙给以色列，因为哭墙在宗教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坚持把剩余的50英尺西墙留给巴勒斯坦。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对。以色列应该拥有整段墙，这样可以避免有人利用墙下的通道来破坏圣殿山的遗址。耶路撒冷老城有四个区：犹太人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人教区。假如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划归巴勒斯坦，那么剩余的两个区应归以色列。但阿拉法特争辩说亚美尼亚人区的几个街区也应划给巴方，因为那里有些基督教教堂。他说这番话时，我简直难以置信。
阿拉法特也在努力放弃归还全部土地的要求，他知道自己必须如此，但对要遭受的批评却胆战心惊。我提醒他说以色列已经许诺接纳黎巴嫩的一些难民，这些难民的祖祖辈辈在今天的以色列北部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会接纳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几十年后，巴勒斯坦人的较高出生率会使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性面临威胁。在基督教圣地不会有两个都是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阿拉法特早已承认，签署1993年和平协定就含蓄地表明了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另外，该协议必须经以色列全民公决方可生效。全面归还土地只能起到破坏协议的作用，我没想过让以色列人就此进行投票。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将在我列出的条件内进行投票并找出最后解决方案。如果达成协议，我甚至认为巴拉克可能会赢得大选，尽管目前他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后于沙龙，因为选民害怕暴力冲突而且对阿拉法特拒绝和平非常愤怒。
有时阿拉法特显得有点迷惑，不能对事实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我时常感到他或许已不在最佳状态了。因为多年来，为了躲避暗杀者的子弹他要在小同的地方过夜，无数个小时都在飞机上度过，花在高度紧张的谈判上的时间更是数不胜数。可能他只是不能完成从革命家到政治家的最后飞跃。他已逐渐习惯于飞来飞去，把巴勒斯坦手工艺人制作的珍珠母礼物送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井与他们共同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如果暴力冲突结束了，巴勒斯坦不再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那将是全然不同的情况。届时，他肯定要为解决工作、学校和基本服务等问题伤透脑筋。巴方代表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希望他能达成协议。我相信库赖和阿巴斯也希望如此，但不想跟阿拉法特产生分歧。
当他离开时，我还是搞不懂他准备怎么做。他的肢体语言说不，但协议实在太诱人，只有傻子才会让这个机会溜走。巴拉克想让我到中东走一趟，但我想先让阿拉法特对我提议的重大问题向以方说是。12月时，双方在博林空军基地谈判未果就是因为阿拉法特不愿意接受对他来说比较苛刻的条件。
终于，阿拉法特答应于13日西蒙·佩雷斯同埃雷卡特见面后同他会晤，但结果又是一无所获。作为预备方案，以色列试图把我给出的条件中能达成协议的内容形成一个书面材料，这样假定巴拉克在大选中失利，至少双方也能最终签订协议。即便是这样阿拉法特都不愿做，因为他不愿被认为做出了任何让步。双方在埃及的塔巴继续谈判，虽然分歧少多了，但仍然没成功。阿拉法特从来不说“不”；他只是不让自己说“是”。骄者必败。
就在卸任前夕我们的一次谈话中，阿拉法特感谢我付出的所有努力，他赞扬我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而且是您让我成为了一个失败者。”我警告他说，他．将会一手造成沙龙当选，而且他将自食其果。
2001年2月，阿里尔·沙龙将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以色列总理。以色列人决定如果阿拉法特不采纳我的提议，他将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以色列入没有和平的伙伴，那么还是选一个最强硬的、不妥协的人来领导为好。沙龙将对阿拉法特采取强硬路线，埃胡德·巴拉克和美国也会支持他这样做。大约在我卸任后一年，阿拉法特说他准备好了在我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谈判。显然，他认为做出决定的时间，亦即“半夜前五分钟”，终于到来了。他的表已经坏了很久了。
阿拉法特在巴拉克接受我的提议之后予以拒绝是个历史性的大错误。然而，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入仍在致力于谋求和平。终有一天和平会来临。等和平来临时，最终协议将与在戴维营及以后漫长的六个月里提出的建议非常相似。
1月3日，我和切尔西以及希拉里的其他家人坐在参议院，目睹艾尔，戈尔为纽约州的新参议员主持就职宣誓仪式。我兴奋得差点跨过栏杆。我们有17天可以共同任职，我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分别在白宫和参议院任职的夫妻。但现在的希拉里已经独挡一面了。我能做的只有请特伦特，洛特对她不要那么严厉，并主动请缨做希拉里在韦斯切斯特县的社会工作者。
次日，我们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活动，对我来说这个活动与母亲有关——庆祝2000年签署的《乳腺癌和宫颈癌预防与治疗法》，该法允许被诊断患上这两种癌症却没有健康保险的妇女享受完全的医疗补助。
1月5日，我宣布将保护39个州的6000万公顷原始国家森林不受筑路、伐木影响，其中包括美国最后的一片温带雨林，阿拉斯加的汤加斯国家森林。木材利益集团反对这一行动，我认为布什政府或许由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会加以保护，但全国只有5％的木材来源于国家森林，其中又只有5％来自无路地区。所以，不砍伐原始森林的树木完全可以应付，而且还能保住另一个无价的国家财富。
宣布完毕，我驱车前往迈尔堡接受来自军队的传统告别礼物——次盛大的军事典礼，包括授国旗仪式，旗上有总统图章，以及接受各兵种的勋章。他们也授予了希拉里一枚勋章。比尔·科恩强调说，我对他的任命使我成为让反对党官员担任国防部长的惟一一位总统。
做总统最大的荣誉莫过于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士兵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他们是我们的国家信条“合众为一”活生生的体现。我看到过他们在巴尔干的难民营里会心的笑容，帮助中美洲灾难中的受害者，打击哥伦比亚和加勒比海的毒贩，在中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受到热情的欢迎，在阿拉斯加州边远的岗哨上执勤，在中东的沙漠里日夜守卫，在太平洋上巡逻……
当他们投入战斗时，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因为有美国人民的儿女捍卫和平，所以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遭受损失，不再有人流泪。或许一开始我在军队里不怎么站得住脚，但我一直在努力。把总司令当好。而且，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我即将卸任时，我们的军队状况甚至比原来更好。
1月6日，星期六，去国家动物园看过熊猫之后，希拉里和我在白宫南草坪上同戈尔夫妇一起为过去八年中在白宫工作过的人们和付出过劳动的志愿者举行了欢送会。成百上千的人们赶来了，许多还来自很远的地方。我们谈论着，回忆着，一晃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介绍艾尔时说大选中他是人民的选择，他受到热情无比的欢迎。当他请在八年白宫岁月中结了婚或生了孩子的人举起手来时，我惊诧地发现人数是那么多。无论共和党人说什么，我们是重视家庭的政党。
白宫的社交秘书卡普里西娅·马歇尔自1991年就支持我，从我们的第一次竞选活动起就陪伴在希拉里左右，她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身后的帷幕缓缓升起，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走了出来，再度唱起《别停止思考明天》。
星期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了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菲尔·沃格曼牧师请我和希拉里向八年来热忱支持我们的教区全体教徒做一个告别讲话。切尔西也在那儿交到了好朋友，并在教堂的“阿巴拉契亚服务计划”中到肯塔基州农村的一个偏远山谷工作，受益匪浅。该教堂的教徒来自许多种族和国家，有富有穷，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老有少。方德里教堂为华盛顿无家可归的人和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难民提供帮助，而我也力图在这些地区维持和平。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沃格曼已告诉教徒们我会谈谈自己憧憬的新生活。因此我说自己的信心将受到考验，因为旅行时又要乘坐普通航班，走进大厅时会因为没有乐队为我奏《向总统致敬》而有点无所是从。我还说会努力做个好公民，努力为那些本应得到更好帮助的人们带去希望和运气，并继续为和平与和解尽自己的力量。尽管在过去的八年里我已全心全力去做，但这些工作似乎仍然极需关注。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在纽约市，我对倾向和平的以色列政策论坛发表讲话，此刻，我们仍有一线希望谋求和平。阿拉法特说过要有所保留地接受我的提议，可问题是他的保留与以方的不同，已经超出了我所提议的范围，至少在难民和西墙问题上是这样，但是，考虑到他想在我卸任前达成协议的诺言，不妨认为他的接受是诚心诚意的。美国的犹太人社团一直对我非常友善，像我的朋友海姆·萨本、丹尼·亚伯拉罕，他们都极其关注以色列局势，并在多年中给过我不少有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对我维护和平的工作表示支持。不论发生了什么，我认为都应该把自己的提议解释一下。
第二天，我向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28名优秀美国公民颁发了“公民奖章”，之后去了民主党总部感谢主席们——费城市长埃德·伦代尔和乔·安德鲁，并为特里·麦考利夫捧场，他为艾尔和我做了很多，如今正在竞选主席职位。在他做过所有那些工作后，我不敢相信他想当主席，但如果他决定了，我就支持他。我告诉那些在党内辛勤工作却没有得到荣耀或认可的人们，我非常感激他们。
9日，我开始到给过我极大帮助的地方进行告别访问。先去了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因为1992年圣帕特里克节我在这两地初选中的胜利实际上确保了我的最终提名。两天后，我去了马萨诸塞州。1996年大选时我在该州获得了最高支持率。之后是新罕布什尔州，1992年初该州让我成为“卷土重来的小于”。其间，我为位于草地广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堂一座富兰克林坐着轮椅的雕像揭幕。残障团体极力劝说我这样做，罗斯福的大部分亲属也表示支持。在罗斯福档案馆的一万多张他的照片中，只有四幅是坐在轮椅上的。从雕像落成那天起，美国的残障人士常常远道去瞻仰。
我在多佛向新罕布什尔州说再见。大约九年前，我在多佛许下诺言说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人群中有许多我的一贯支持者。我喊了几个人的名字以感谢他们，然后，对他们在那个遥远的冬天付出的努力所换来的回报做了全面的阐述。后来，我请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即使我不再是总统，我也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
11日至14日，我分别为内阁成员、白宫工作人员和戴维营的朋友举行了宴会。14日晚饭后，唐·亨利在戴维营的小教堂为我们献上了动听的独奏音乐会。第二天上午是我们全家在这个美丽的小教堂度过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曾与护卫营地的年轻优秀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及其家人一同做礼拜。他们甚至让我和唱诗班一起吟唱，还总是在周五或周日就把乐谱放进我们在戴维营的住处山杨楼，以便让我提前温习。
周一，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举行的小马丁·路德·金诞辰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通常，我都是到社区做些义工来纪念这一天，但我想借今天的机会感谢哥伦比亚特区，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八年。特区的国会代表埃莉诺·霍姆斯·诺顿、市长托尼·威廉姆斯和市议会的一些官员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帮他们在国会通过需要的立法，并阻止了一些不适当的、爱管闲事的法案通过。特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与八年前我就职前走在佐治亚大道上时的情形相比，可谓旧貌换新颜了。
我还向国会发表了最后一份咨文：“建立统一美国的未竟工作”。咨文主要以种族委员会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基础，包括大量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缩小在教育、医疗保健、就业和刑事审判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种族界线；尤其要努力帮助低收入的没有责任感的父亲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对美国原住民社区加大资金投入；改革移民政策；通过仇恨犯罪法案；改革投票法；继续美国服务队的事业和白宫对建立统一美国的努力。八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美国正变得更加多样化，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7日，我在白宫东厅举行了我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仪式。布鲁斯·巴比特和我一同宣布了增加八处国家名胜古迹区。其中两处是在1803年路易斯和克拉克与他们的印第安向导萨加瓦韦和一个叫约克的奴、隶开辟的道路两旁。我们在美国本48个州保护的土地比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多。
宣布完毕，我离开白宫，踏上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旅程——去小石城向阿肯色州议会发表演讲。我的一些老朋友仍在州参众两院任职，一些一踏进政界就支持我或反对我的人们亦如此。那天到场的有：曾在或正在华盛顿任职的20多个阿肯色人，住在华盛顿的我的三个高中同学，还有我任州长时担任我与议会联络官的几个阿肯色人。切尔西也陪我去了。我们从机场出来，路过她曾就读的两所学校。我想，自从希拉里和我到布克艺术学校参加她的课程以来，切尔西已成熟多了。
我竭诚感谢曾帮助我走到今天的所有阿肯色州人，有两位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是弗兰克·霍尔特法官和参议员富布赖特。我敦促议员们继续在教育、经济发展、医疗保健和福利改革方面促使联邦政府支持各州。最后，我告诉老朋友们，三天后我卸任时将心存感激，因为“美国伟大民主的奥秘赐予了我这个长在阿肯色州霍普镇南赫维街的小男孩入主白宫的机会……我可能是完全靠自己的朋友赢得大选的惟一一位总统，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永远不会赢”。与朋友们分别后，我返回华盛顿准备为任期画上句号。
第二天晚上，处理完一天紧张而繁忙的事务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我感谢美国人民给了我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并简要概括了我的理念和政绩。接着，我对国家的未来提了三点想法：我们应继续遵循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道路；我们的安全与繁荣需要我们在支持繁荣和自由的事业中，在反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致命武器扩散、环境恶化、疾病和全球贫困的事业中当好表率；最后，我们一定要继续“把各种族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建设‘一个美国’”。
我向当选总统布什及其家人送上了美好祝福，并说我“留下的总统职位将比我入主白宫时更理想，更加充满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美国最美好的日子就在前方”。
19日是我任总统的最后一天，我就地雷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自1993年以来，美国已销毁330万颗我们自己的地雷，花费5亿美元在35个国家清除地雷，并且我们正在努力研制地雷的可行替代物以保护部队的安全。我呼吁新政府将我们的全球扫雷工作再努力进行十年。当我回到总统官邸时，天色已晚。我们还没有整理好行李，箱子到处都是。我必须做出决定，哪些衣服运送到哪里——纽约州，华盛顿，还是阿肯色州。希拉里和我都不想睡；我们只想从一个房间踱进另一个房间。我在白宫的最后一夜感受到的荣耀与刚参加完我们的第一个就职舞会回到家时一样。这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八年来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但现在就要结束了。
我回到林肯卧室，最后一次读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手写稿，凝视着他签署《解放宣言》的印刷画，当时他就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我走进女王厅，遥想当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艰难的日子里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空空的书架和空白的墙壁，回想起我在此召开的所有会议和打过的电话，北爱尔兰问题、中东问题、俄罗斯、朝鲜半岛还有国内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诵读《圣经》，阅读图书和来信，在整个1998年祈祷主赐予我力量和指示。
这一天我很早就提前录制好了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将要在我离开白宫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前不久播出。在讲话中，我感谢了白宫职员、官邸职员、特工人员、内阁成员以及艾尔·戈尔，他们付出的努力让我得以顺利完成总统任期。我遵守诺言，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又签署了1亿美元以便为更多的警察提供资金；那些新警察让美国在25年以来犯罪率达到最低。
过了午夜，我又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清理物品并回复了几封信。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旁，回忆起八年来的一幕幕，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久我就要参加权力移交仪式并正式离开白宫。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将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那些优秀的机组人员曾把我们送抵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我们最亲密的幕僚；我新的特工小分队；还有为我烘焙特别装饰的生日蛋糕的海军膳食管理员格伦·梅斯，以及负责保证行李万无一失的空军中士格伦·鲍威尔这样的终身军职人员；还有几个让我开心的人，乔丹一家、麦考利夫一家、麦克拉蒂一家，以及哈里·托马森。
媒体的几位随员也准备做最后一次飞行。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克·诺勒，他八年来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过去几周中对我的综述采访有一次就是他主持的。马克曾问我是否害怕“生命中最光辉的阶段就此结束”，我回答说自己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乐趣，每个阶段都是“专注的，兴致勃勃的，能够找到值得做的事情”。
同时我也期待着新的生活，建设我的图书馆，利用我的基金为公众服务，支持希拉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打高尔夫球，轻松自在地旅行。我知道我会享受生活，而且相信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但马克，诺勒的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我会怀念任期内的这段时光，我喜欢当总统，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