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顶的云团射出一丝丝的絮状物，与附近的云层连属，或虽不相连，却呈现出趋势来。我总要注意道路，每当我的视线离开一会儿，那里的情势就改变了，终于，太阳结束了挣扎，消失在峰峦的后面，温暖的光线仍然影响着天空，但接下来的过程，我们都清楚。很快，那一带的祁连山的峰顶，又恢复为白色，而在刚才，落日的光线使人无法看清峰顶的颜色和形状。这时是6:50左右。”
此时此地的落日时间是七点零二分半。我刚才所见到的，不过是从我的方向看去，太阳被某个山峰挡住了，但在西面偏北的地平线上空，温暖的颜色仍逗留不去，这个过程，是不会在七点半之前结束的。便在方才，太阳沉入雪山背后之时，它的光线仍潜行在云层之下，这一条温暖的色彩，从北方一直延伸到东方。我没有回头看，但心里知道便是南面的天空，也在它的影响之下。
“到了7:10左右，忽觉清冷。不知什么时候，许多车辆打开了车灯，我慢慢开车，看着各种车辆从我左右超越，红色的尾灯先是列成一线，然后聚合成一团，最后消失了。傍晚是赶路的时刻，那些即将到达目的地的人，心情不问可知。此时前后，四周的景物悄悄改变了面貌，连对面的大卡车也似乎严肃起来，默默地奔驰，杨树和玉米地都是奇奇怪怪的颜色了，至于左面的祁连山，我尽量不再去注意。”
对日出我则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观察和记录过。我想，如果喜欢日出和喜欢日落出自两种不同的秉性，我一定属后者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我喜欢休息，不喜欢劳作。日出后开门，日落后关门，我喜欢关起门，不喜欢打开门。日出后要上路，日落后可宴饮，我喜欢宴饮，多多益善。
有一种说法，晚上人会胡思乱想，白天入世，便恢复现实感了。诚然如此。不过另有一种现实感，是会在白天迷失，晚上恢复的，那便是对我们真实处境的认识。举例来说，我们都看过从空间站或卫星上拍摄的大地上的灯火，那真是美丽，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已成如此规模，让人心里暖洋洋的，而那活动又如此受限，又让人清醒。用不着飞上天空，也有机会享受这种独特的感觉，比如火车将要进站时，先是见到零星的有灯光的房屋，很快，大片的光流出现在远一些的地方，车上，有人起身，从架上取下包裹，而疲惫的我们不但不嫉妒他们，还为他们高兴呢。然而其实呢？
再想象晚上十点钟停车在俯临一座城市的高坡上，谷地里聚攒的灯光令人感到温暖，同时也映出日常活动的实际面貌。比如权力在夜晚会发光，如果眼神好，依稀可以辨认出权力的流动路线；又如作为我们活动之背景的某些事物，在白天令人目眩，此时则本分地隐在背景中了。在夜晚看我们的城市，比在白天能看到的还多。不过，灯火是白昼的模仿和延伸，是对日落的反抗，“像在白天一样”，我们如此说。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开下山坡，进到城市的中心，孩子哭，老婆闹，猫儿偷鱼狗撒尿，各种乱七八糟，糊里糊涂了。
你拍一，我拍一
去年底，英国《卫报》上有场小小辩论，话题是老掉牙的“摄影是艺术吗”。这是那种后息者胜的论题，自有照相术以来，便没停止过，在可预计的将来，也难见寖息。艺术评论者乔纳森·琼斯，理应知道此事多说无益，然而看过一场摄影展后，不平之气涌上来，挥笔写了一篇文章，单看题目已火气十足——《单调，毫无生气，愚蠢：为什么照片不适合挂在画廊里》。
乔纳森为示公允，开篇便赞美摄影是“当代世界的奇迹”，因为它提供的视觉信息和对我们生活的如实记录（“信息”“记录”，当讨论艺术时，这两个词未见得总是好话）。但镶上框子，用灯光巧妙照射着，摆在艺术展览中，摄影作品便不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展出画作的传统方式，换上照片，则成了些“单调，浮浅，没有生气的代用品”。他说，一幅优秀的画作，如卡拉瓦乔的画，涵义丰富，生气勃勃，而摄影，再怎么好，总是表面上的东西，一目了然。
两个月之后，他又听说，有一幅名字叫《幻影》的摄影作品，卖出了创纪录的650万美元。这一回，乔纳森真是生气了，比被他触怒的读者还要愤怒十倍。“我的iPad也能拍出漂漂亮亮的全景照片，我因此就是艺术家了？不是，这只说明我的平板电脑很棒而已……这幅被捧上天的空洞作品（《幻影》），代表着一种诱人的幻象，那就是，如果我们在好日子里拿着好相机，便觉得拍张照片是和画张画一样艺术的事。”
摄影是不是艺术（准确地说，摄影作品中有一批为艺术品，绘画中也有许多算不上艺术品），涉及艺术的定义，既然乔纳森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可以把摄影关在门外的独特定义，他的论辩其实是很无力的。几天后，以摄影评论为业的肖恩·欧海根写了篇文章，反驳乔纳森的许多没根据的断言，比如说，当代摄影的许多观念并非如乔纳森所说的那样来自绘画传统。《幻影》的价格确实高，那又怎样，资本主义嘛，总是有人钱比常识多的。与乔纳森的意见相反，确实有许多摄影作品印刷出来后比在电脑上更耐看。至于刺激了乔纳森的摄影展，肖恩说，那本来就是不怎么高明的展览，他应该去看点儿更好的作品。而数字照相，也并不是像乔纳森误解的那样会使人人成为摄影家。“不是的，它只是使照相更容易了，如此而已。好的摄影者不管用什么相机都能拍出好照片。不高明的摄影者，就是拿着两千英镑的自动相机，拍出的照片仍然糟糕。关键在于观察世界的方式，不在于技术。”
这些只是引子。摄影当然可以为艺术。不过，照相，确实有些令人迷惑的地方。现在，“拍风景”是当代的流行，每到一处——那种地方通常是圈起来卖门票的，包括你我在内的游人志士，手里是相机，腰间是相机，脖子上挂的是相机。“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不管什么，如果不用相机记录下来，便好像我们从没来过此地，好像我们需要证明，不是向自己，而是向别人。
我略觉不满的是（与另一种意见相反），现代相机快门的声音太轻微了，如果我来设计，一定要它十分响亮，啪或轰地一声，在几十步内都可听闻，那样一来，热闹十足，而且符合我国大声疾呼的风俗。还有一种好处，是有些鬼鬼祟祟的人，发现了什么拍摄的好位置（或用行话说，“角度”），偷偷按下快门，我们听见左近有动静，扭头一看，那家伙装出一脸的清白，故作姿态地东看西看，好像他的眼光就从来没遇见过任何值得停留的对象，脚也开始移动，像从未驻足过一样，他这么做，不过是想独吞美好的风景，而我们又抓不住他的把柄，因为不能确定他曾按下快门。如果快门声音很大，或设计成人声，诸如“我拍到了”之类的一声大喊，那我们定能继踵而至，踩着他的脚印，让相机来欢呼“我拍到了”，就算他确是拍下了一张绝妙的照片，我们也能用几十、几百张完全相同的作品，把他的发现变得一文不值——实际上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在各种“景区”，都有一些被认为是上佳的拍照位置，游客们拥挤在那种地方，镜头如林。在某个山峰上，我见过数十人挤在一块横伸出去的危岩上（我如果不是恐高，也会在那里的），个子矮一点在前面，高个子在后面，井井有条，几十条长短不齐的镜头一同举起，那景象真是壮观。如此拍出的照片自然是大同小异，没什么价值，但至少没有让旁人得以专美，对吧？
这里的迷惑在于，假如一位真正的摄影艺术家，拍出一张绝佳的作品，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时分和光线条件，用同样的相机和同样的曝光参数，然后用同样的暗房处理，得到了另一张几乎完全一致的照片。前一张是世人惊叹的艺术品，那后一张呢？它看上去可与第一张没什么两样，除了一点，它是个彻头彻尾的依样葫芦，它的拥有者除了机械地模仿，什么也不会，对艺术更是毫无感觉；而作为观赏者的我们，何以区分这两张照片，哪个是西施，哪个是东施呢？这不像在绘画中，你可以坐在一位大师的身边，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甚至可以设计一下，请大师放慢笔触），亦步亦趋，照猫画虎，然而你所得的，谁都能够看得出来，是一张没有个性的、拙劣的模仿品。照相不是这样。摄影艺术家的创造力，他的想象与表达，确实不像绘画中那样体现在无穷无尽的细节中。在摄影中，决定成败的细节是有限的，因而是可以复制的。假如1942年，安塞尔·亚当斯拍摄《提顿山与蛇河》时，我像橡皮糖般粘在他身边，而且跟踪到他的暗房里，像影子一样复制他的一举一动，我很不情愿地认为，我确能得到一张同样的作品，而我的作品虽然没什么价值，却能使他的杰作减色呢。
谢天谢地，这样的事是不常有的。我也没有机会跟踪安塞尔·亚当斯，不过，我确曾模仿过他的《提顿山与蛇河》，拍下弯弯曲曲的河道，并且为了模仿得更像，我还把照片处理成黑白的，自鸣得意了一番。前面提到的乔纳森，在第二篇文章里，在评论《幻影》时，尖刻地写道：“这张照片是黑白的，就这一点就该让我们停下来问问为什么。当今，这样有意地运用本已过时的风格，只能是出于怀旧和装腔作势，想造成‘艺术的’效果。是啊，今年夏天我在帕特农神庙拍的照片，转换成单色的，看着也不错呢。”我不赞同乔纳森文章里的大多意见，但这条除外，他说得很对，我把照片转换为单色的，只有两个原因：其一，彩色的原照灰蒙蒙的，很难看，我又不知怎么去调整；其二，确实是想造成“艺术效果”，说白了，就是蒙人。我的那张照片是业余八流的劣作，无论它是以彩色的还是单色的面貌出现，然而当变成单色的之后，确实看着顺眼多了，一些失败的细节被抹掉了。通过处理，确能把一张照片打扮得更“美”，但与此有关的迷惑是，这确实是我当时看到的吗？不是，当时我站在高处，看见窟野河流入黄河，河面在傍晚的阳光中闪闪发光，它从北面流过来，在我脚底下绕了一个大弯，到接近黄河时为地势所阻，折而向西南，河身几与黄河平行 （黄河在这一带是自北向南流的），又拐了一个弯，这才觅地入河。我看到的是起伏的地势与河道的合作，那些黄色的丘陵，部分为野草及绿色的人工林覆盖，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被称为美丽的东西，虽然是晴天，空气中飘浮着看不见的水汽和尘土，使天空灰蒙蒙的，然而在当时，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种面貌，那是在青天白日下不易注意到的，使我满怀情感地按下快门。但晚上一看照片，大失所望，我拍出的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拙劣的技艺， 使我无法记录和传达我的情绪，把照片变成黑白后，有所悦目了，但离实际的感受相距更远。
这中间包含的疑问是，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对象，特别是自然界时，我们到底想拍出世界的哪个版本？是我们当时所见的、有令人激动之处也有各种缺陷的版本，还是更符合某种公用的“理念”，特别是审美理念的版本？我在公路边看到日落，从我的位置到地平线，有河流也有高压电线，我拍照片时，努力避开电线，不让它们进入镜头，这种做法的本质是什么？记录，表现，或许只是两种风格或流派；美学家会说，没有不记录的表现，也没有不表现的记录，这是无法反驳的意见，可惜它并不能解释什么。大概所有的摄影教师都会鼓励人去记录自己的所见所得，这是种狡猾的态度，因为一旦涉及表现的技艺，所有的摄影教师又在传授另一种摄影术了。或许有人认为，一旦你有足够的技艺来表现、传达出你当时所见所思，你的作品必然是符合审美标准的。这种说法自然是怎么也错不了，我固可以把先前的疑虑归因于自己摄影水平低劣，但我看过些出色的作品，专业人士、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其中的一些，或许多，在我看来，不会是作者或任何人的真实所见。当我们抬起镜头，我们已经决定不用公平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以及我们自己了，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分享的时代，独乐几已乐不起来了，几乎所有的人，拍下照片，不仅是为己保存一份记录，更要给别人看。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从别人的（普通人或艺术家）照片中，知道一个地方的美丽，赶去一看，那里有各种面貌，就是没有照片上的面貌，当然，它仍然可能是格外美丽的，但诚实地想一想，那是与照片所告诉我们的美丽不同的。
拍照流行到如此程度，我得说，已影响我们——至少是我正常地观察事物了。或许，“正常”在这里的意思太古老，应该更新，而以现代的流行方式为正常了。据说镜头是人眼的延伸，然而镜头与人眼所见的距离，恰如人眼所见与世界的“本来面貌”之间的距离一样远，正如所谓“本来面貌”只有在形而上学中才有意义，让镜头传达人眼所见，也如同让它去传达对镜头自身而言并不存在的事物；在另一方面，我渐渐觉得，人眼有可能变得更像镜头——一种现在只露出些眉眼、很可能在将来有明显趋势时，我们越来越像摄影家那样观察事物。我指的，不是心无旁骛地观察对象，而是心里惦记着它拍在照片上会怎么样。我们有可能离开本该流连的所在，只因它缺少浅显的、容易为我们理解以及表现的美丽，奔向粗浅然而醒目的、更符合公共趣味的事物。我们有可能满足于使画面静止的不朽能力，而多少丢失一些在变动不居中理解事物的态度。
道路与方向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方向感的，一种是没有方向感的。据我的个人统计，后一种人，就总体倾向而言，显然更聪明、勇敢、镇静，有理想、有爱心，所以，忝列其中，只会令我觉得幸运。不过正如在任何人群中，美好的品质都是稀有的，我们成为少数派，被迫屈从第一种人发明的方位体系，即依靠太阳或罗盘建立起的东南西北体系。在这里我要缅怀千载，赞美一下古埃及人，他们使用河流的流向来建立方向，以及其他地方及时代的几种高贵风俗，靠山脉或海岸线等更有意义的标志来知道身在何处。试想一下，如果乌云蔽日，罗盘失灵，第一种人将陷入何等悲惨的处境，证明便是，从山里传出来的若有若无的呼救声，九成九是他们发出的；而对我们来说，黑夜和白昼的区别是很小的，我们只要朝低处走，除非遇到什么危险，那是一定能走出山林，回到旅店。至于在平原上，朝哪边走都大同小异，可以置之不论。
我年轻时打过几回麻将，牌一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打掉那四种令人生厌的符号，不管它们多么顽固地想重返我的手里。我打过很多年的桥牌，然而多年后，每坐到牌桌前，第一句话还是“哪边是南家”，这时，另外三个人交换一下眼神，那意思是说，嗯，这家伙是那种人。在那个广大的阴谋同盟面前，我便惭愧了，这惭愧不是来自自己缺少某种能力，而是来自于向他们让步，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所以后来我便沉默就坐，直到某一个人终于耐不住，提醒我与方向有关的局况什么的，我便用练习好的语调，冷冷地说：“是吗？”——这真是乐事。
我承认，我经常迷路。不过，在我丰富多彩的迷路经验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我使用了他们混乱而不可靠的四方体系，而那是不容易避开的。我做不到完全不用南方北方这种概念，听人说要抵制东方什么西方什么，我也在假装听懂这些胡话；而且到处都是这类标志：“厕所——进巷五十米向西拐”，“南——衡阳/广州”。强烈的暗示是，你如果不辨东西南北，请尿在裤子里，或者，您这种人，还是别来我们广州吧。好吧，不去就不去。
但总不能哪儿都不去。几年前的一个早晨，我从陕西下边——或用他们的话说是东南部，向巴山的方向（或向东）出发。那是一条美丽的公路，我在地图上见到它那曲折的形状，立刻爱上它了。事实也如此，在零落的小雨里，面貌温润的事物纷至沓来，像一长串美好的音符。这时就起了雾。我没有打开导航仪。前一天，我们一直在争吵，彼此训斥、咒骂，所以我上车之后，便假装没看见它，毕竟翻脸之后，任何一方重新张嘴，总是尴尬的，何况我对它已不信任了，除了“请调头”和“你已偏离航线”，不记得它还说过什么。雾越来越大，我对车轮下的公路满有信心，遇到数个分岔口，都没怎么犹豫。也许有一个地方值得犹豫，我还下了车，打算问一问路，但四周一片灰白，什么也看不见。我赶紧上车，跟随自己的直感，那便是，向高处行驶。
我很享受这段路程，像行驶在浮岛上，一些枝叶茂盛的树木，会在很近的地方忽然出现，没等看清，又飞快地消失到水汽里。在这一地区，巴山并不十分宽阔，便是以缓慢的车速，我估计一个多小时便到最高处，然后该是下坡路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是遇到了下坡，然而立刻转为上坡，这种事一再发生，时上时下，公路时宽时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有点动摇了。快到中午，雾气散去了许多，我见到路边有一户人家，赶紧过去。一对老年夫妻看我走过来，显得有点惊讶。我估算多半开进四川了，便用事先预备好的四川话说：“这里是哪里呀？”
他们脸上露出不知所云的神色。我改用普通话，他们听懂了，用半秦半蜀的口音说出了一个地名，我在地图上找了一会儿，没找到什么。我想我多半还是在陕西。“简池离这儿远吗？”摇头。“三门？”不知道。我放弃了，休息，等有汽车开过来再打听。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交流有了起色。男主人的话，我只能听明白三分之一，不过他的全部语气和表情，都是生动而可解的。女主人有一条腿不太好使，有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在讨论她的病情与医疗方案。我听懂了他的一句话：“两条腿能走的路，一条腿也能走。”女主人显然不很同意他的见解，但他的口吻给我的印象很深。还有，房屋后面的山坡及林木，在雨后的水汽中，呈现出难描难述的色彩和姿态，似非人间气象，凝视得越久，越令人心生寒意；后来在别处，有几次我发现自己在将面前的事物与这天之所见做比较，才意识到当时的印象之深。我在那一带晃了几天，其他的印象，得靠日记才回忆得起，而这对老夫妻的生活以及环境，莫名其妙地铭刻下来，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仍能在想象中复原那种奇怪的色彩。
所以，迷路又怎样？旅行，如同其他许多事情，我们事先给自己规定出目的及路线，一种通常的用心，是到陌生的地方，见前所未见的事物。然而，未见并非未知，我们事先要研究或打听对象。在到埃及前，大家都知道那有金字塔，有些人知道得更多。爬上泰山之前，对于将要看到的事物，人们也有所预备和期待。这是有点矛盾的，我们又要访问陌生的事物，又惧怕过于陌生的事物，这时，知识或他人的经验，便是调节这矛盾的津梁。我们对随机性的看法也是这样，经常厌倦一成不变、按部就班、可以预计的生活，但真要将自己的命运或健康或金钱交到偶然的手里，那是没人可以不踌躇的。
公路网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它早已不会通向真正的荒野了，又有大大小小的分岔，让我们满足一下“东西任所之”的梦想。在这样的公路网中，便是迷路，也仍在道路上。所谓道路，是别人走过的，修建的，通向他人居住或工作的地点。一个人在大大小小的路上走得久了，或迟或早，曾经鲜活的体验，会成为模糊的一片，除了稀少的一些例外，所有当时曾引发新奇之感的细节不可避免地掉色、暗淡，退为笼统的印象。在这样的经验中，共性总是要赢的，我们在外面见到的各种生活方式，也将与我们本来的日常生活混为一团，而这是不可挽救的。
在这种事情上，我学会了不保持太大的野心。把经验扩展一点点，便是大大的收获。这么说来，迷路，或许也是境遇，不过它是不可求的，谁也不能假装迷路，对吧？不管怎么说，见到歧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都能拒绝诱惑。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哪里要等到七十岁，难道不是终身如此？宏观世界的随机性到底本质为何，人们还不清楚，但就个人来说，我们只是需要足够的随机就行了，特别是一个人终于意识到空有自由意志，却无时无刻不受限于经验和能力，这时，一点微小的随机性，都是挺大的安慰。如果只能行进于一条没有岔路的高速公路上，那是多可怕的事。我从此地到扬州，可走京沪高速，也可取道京台高速，虽差别甚微，但总是令人心安的。在县乡的公路上行驶或行走，岔路众多，每一条通向一个村庄，也许是通向藏在山里的一个工厂或庙宇；如果愿意，我们可假装它通向一个更加陌生的所在——反正我们也不会去验证的。经常遇到的，是那种蜿蜒向上、深入山坡然后消失的小路，能刺激一下我那半死不活的好奇心，特别是每当以为自己身处最偏僻之地时，便有这样的一条路出现，使我们既惭愧又安心。我有很少的几次，受到吸引，离开本来的道路，步入新路，然而无不浅涉辄止；恐惧在修正我们的好奇心，修正我们满足的程度，这恐惧并非来自可能遇到的陌生事物，而是来自背离我们已拥有、熟悉的、井井有条的事物，于是见到一个村庄，走过一道桥梁，我们便命令自己满足。够了，我们对自己说，太阳底下并无新事，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并无不同。我们掉转方向，找到先前的道路，回到自己可控的小世界。
拥有选择——哪怕是假象，是令人安心的，选择不去做额外的选择是成熟的。哪一种是更严重的选择，是当前的道路，还是其他，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人生如同一条轨迹，是它所是的样子，不是它所不是的样子。每个人都偶尔会想，如果当初做了另一种决定，生活会是什么样，这其间唯一可以确知的，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作如此想。有一部电影，演一个人总是活在同一天，他曾得意，也曾难过得去自杀，最后他一遍遍修正自己，朝着完美的方向，终于打破了魔咒。
听起来像是我喜欢迷路。不，和任何正常的人一样，我讨厌迷路。迷路让我恼火，有时甚至让人自我怀疑。晋陕交界某地，有一小团错综的道路，第一次经过时我走错了路，遇到一位老年男人，背着一个大篓子。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他指了一下在土墕高处孤零零的房屋），但不知为什么，我强烈地不喜欢他，这无关乎他的肮脏，也无关乎他说话时垂着头，眼睛向上挑着看对方，是他身上有种低劣的气味，像是刚刚从某个洞穴里爬出来。我拒绝了他，离开了。
莫名其妙，不到两年，我经过这个地区四次。第二次是两家人一起旅行，走到这里时我夸耀说，我来过这，上次走错了，这次不会。不一会儿，我又见到这位老单身汉，显然我又迷路了，真是让人上火。几句话后，他居然认出我来，更让我不舒服。旅伴同他谈得很上劲，我得费点劲才催促他们离开。第三次我走对了。第四次我是从相反方向经过，正信心高涨时，见到他老人家坐在道边，篓子放在脚边。我停下车，恶狠狠地问：“你搬家了？”他没有搬家。我张望四周，依旧是那个土墕，阳光依旧耀眼。他依旧热情，第三次向我指路，第三次邀我去他家里做客。“好吧，”我听天由命地说，“我把车停在这儿，跟你走上去。你家有狗吗？”
车宿
在外面，我喜欢睡在车里。这可能和我醒得太早有关。有一年在东北的亲戚家里做客，四点来钟爬起来，来到院子里，正是晨曦将露未露、狗和公鸡做最后一个美梦的时候，我钻进车，斜躺在后座上，点起一支烟，使劲把手伸到背下，挪走硬邦邦的一个水瓶，然后舒服地叹口气：“这才是生活。”
这样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反正四周黑咕隆咚，也没什么可做），什么也不用想。但如果环境和心情都足够安静，你会感觉出一些摆脱了思想的形式的想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你头脑里流动。你会觉得你似乎在想些什么，但没有概念的外壳，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什么，而一旦试图抓住它，比如忽然问自己刚才在想什么来着，立便返回概念的外壳，所得不过如头脑的日常产物，陈腐、僵硬，令人沮丧。所以一个有经验的冥想者，常能找到办法，在这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多留连一会儿，他能找到安静而并不死寂的环境，另外还需要多少有点新鲜的事物来刺激。
说起来，我之所以发现睡在车里的好处，得归因于一次愚蠢的旅行。大约在15年前，四个人挤在汽车里过了两夜，冻得要死。
落入这田地，至少在第一天，是应由我来负责任的。没摸过几次方向盘的我，把汽车开出了路，落在田中的暖棚顶上。千辛万苦地挣扎出来之后，慌不择路地逃逸（因为弄坏了人家的财产），行了一段，便发现车灯所照之下，无非雪草，车迹旁午，不知道何去何从。摸索着走了一两个小时，我们中最有经验的司机沉着脸说，不能再走了。我刚惹祸，自然不便反对。根据行程判断，我们大概是在岗巴县一带，但这种知识显然没什么用，没人知道附近有什么村落可以让我们避寒，或我们是否走错了路。我们原地停车，沮丧而沉默，在寒冷和饥饿中熬到天亮，然后发现，就在离我们几百步的地方，有两个巨大的牛皮帐，儿童在嬉闹，热汽在升腾，牧民正在做早餐呢。第二天的路程更加痛苦，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在加倍的寒冷中，老司机再次决定停车在山路边，不敢再行一步。结果，早晨又开了一两公里，转过一个弯，便到了绒布寺。
当时没多想，现在琢磨，或许那位老司机有奇特的爱好，有意在雪地里过夜，以便让寒冷把头脑刺激得活跃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目的达到了。第二个清晨，我的腿冻麻了，来到车外活动腿脚。当时的光线很奇特，雪地的反光让人以为天快明了，抬头一看，天空仍是黑通通的，不多的几颗星辰倒是亮得耀眼。我在车头上坐了一小时，有点打盹，听见远远的狗叫，而不知是否是幻觉。一个朋友歪歪斜斜地从车里出来，说：“天亮了。”我说没有。他又说了一遍。果然，头顶上天色正在变化。这一夜的某些感受，留下的印象是终身难忘的，驱使我在若干年后仍然想重温它。
我知道，有一个聪明的办法，是住帐篷。我认为它适合徒步的旅行者，而我虽然向往徒步的长途旅行，却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搭帐篷，在懒人看来，是件麻烦的事，那么多绳子、棍子，各种拴缚和支撑，即使每一步都遵照说明书的指示，在最后一步之前，始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看来，那是件需要八条胳臂来干的事，每一条还得有两三米长。即使最后成功地搭起一个容器形状的东西，那样子看起来也是奇怪之极，你知道自己一定在中间出了什么错，但谁还有力气重搭一遍呢？这样的帐篷，就算不因蚂蚱的一跳，在半夜里訇然崩溃，砸得你连做几个月的噩梦，住着也是不安心的，特别是在有风的夜晚。我听说现在的帐篷进步得多，容易固定，轻便而结实，但没有体验过。
我承认帐篷是件美丽的小东西，特别是晚上，打开灯光之后，从外面，特别从远一点的地方看着，像一个个奇异的会发光的浮游生物。但要睡在里面，我就不愿意了。除前面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帐篷会勾起幼年的某种记忆。每一个人，或几乎每一个人，在幼小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把被子当作保护，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位喜欢讲故事的长辈。成年人自然不会故意用故事来恐吓小孩子，但我发现，成年人之所认为是故事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他们心目中的好故事，或多或少，里边都有些刺激想象的因素，奇怪的、非自然的角色情节和突然事件。通常，讲完故事，成年人慈祥地说一句“睡吧”，还给掖掖被角，就像杀手干完活后帮死者合上眼睛。另外，离开房间前，他们一定不忘记做最可恶的一件事，把灯关掉。小孩子或是吓得半死，假装困得睁不开眼睛，只是想让长辈赶紧闭嘴离开，或是灯熄人静后才害怕起来，因为四周熟悉的事物，此时都活灵活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小孩子不缩进被子呢？用不着羞于承认的是，被子曾是我们的屏障；但它是假想的屏障，因为除了保温，并无其他用处，而在我的感觉中，帐篷也是如此。尤其单人旅行，钻进帐篷，有点儿像把头钻进沙子里，这种意味多少令人不安。
还有睡袋。我不算是特别胆小的人，不过看看睡袋的模样，难道不毛骨悚然（更不用提它的一种形制，干脆叫木乃伊式）？要是使用睡袋，得有把握周围几十里，最好是两百里内，没有人类出没。即使如此，如果气温合适，我还是宁愿直接躺在地上，而不是钻进什么袋子里。然而，我之所以作如此想，是没有身处恶劣的环境，我们坐在房间里，自然不愿想象在荒郊野外躺进睡袋，但总有些时候，你瞪大眼睛，想找块破布而不得，那时一个睡袋就像天堂一样温暖了。
出门旅行，最合乎人性和制度的歇宿方式，是住旅店。在城市里，这自然是不二的选择，在乡村，就很难说了。某年秋天，在香日德镇，我住进一家镇级豪华酒店。它的招牌高耸在楼端，有一个很大的庭院（事实上，我该从院子里一滩滩污黑的积水中，发现些端倪）。房间也很大，通风很好，也许是太好了，不一会儿我就全身发冷。房间里有独立的洗漱间，这天我赶路弄得又脏又累，只想用热水驱走疲意。当然，没有热水。我下楼（这是我第三次下楼了，头两次是为讨要别的用具）和店主交涉。店主是安徽人，来自山清水秀的文明之乡，非常耐心地和我讨论“一会儿就有了”的“一会儿”是多长时间。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还是别洗吧。”“什么？”“别洗。”他挤挤眼睛说，仿佛是在免费向我透露秘密。“有人洗澡，感冒，死了。”他说，然后摇摇头，叹了口气。“看来，不提供热水，完全是为了旅客的健康着想？”“不是这样的。”他说，“热水一会儿就有，但还是不要洗，不要洗。”
热水终于没有，我也没有洗浴，逃过了可怕的危险。该睡觉时，我发现房间里没有任何灯的开关。我第二十次下楼，店主已经消失，当值的一位口音很重的当地男子连说带比划，我终于明白，由于装修时某种分歧所致，所有的房间都没有开关，要关灯，拔出房卡便可以了。我回到房间，拔出房卡，灯熄掉了，不过同时，我也无法给电脑和电话充电了。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离店上路，心情不是很愉快，因为我比昨天住店时还要脏点累点，电脑和电话的电量也更少一点。
这些年里，我住过各式各样的小旅店。有时，我衣着齐全地缩在潮湿的被子下，想象如果我开这种旅店，会怎么样？也许是一样的，我想，所谓吃饭的店，睡觉的栈，除非有一种成熟的人生或商业哲学，店主很难不将旅客视为某种可厌的东西——陌生人中的陌生人，只会找麻烦的傻瓜、小偷。人际关系如若恶化，会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旅店这种行业，难免首当其冲。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小旅店是可以住的，只要你有健康的人生态度，如果房间里缺少什么东西，或香皂只有指甲那么大，或毛巾明显有刚刚使用过的痕迹，或褥子下面隐藏着几种小动物，或后半夜有醉汉在隔壁歌唱，你不会不高兴，不会主张或诉苦，而只需避而不用那些东西，最好是连床铺也不使用，那么，就没什么不愉快的了。
最后，还有投宿。投宿民家，是最古老的风俗了，据说在古代，我想是很遥远的古代，投宿是寻常的事情。我辈生晚，投宿则是最该回避的。设身处地想一下，不少人或喜欢与过路人谈天，甚至给予小小的款待，但有几个人，愿将屋顶和床铺布施给陌生人呢？20岁时的一次旅行中，我有过两次投宿，气氛之尴尬，使我在那之后，宁肯睡在泥地上，也不愿去敲陌生的房门。奇怪的是，有些人总有愉快的投宿故事，讲给大家听，他们受到的“热情款待”，有时诱惑我也尝试，可在我这里，结果无非是后悔不已。后来我注意观察，发现所有的投宿家，性格上有共同之处，便是自信而强势，他们是那种在向别人提出要求时从不会像你我一样有所不安的人，是那种不太注意他人感受的人，是些声如洪钟的人。我的朋友中不乏这样的人。我曾和其中一位在陌生人家做客。“有热水吗？给倒一点。”洗手时，他大声说。那可是温暖季节的中午呀，换上我，除非必须，是不太好意思随便麻烦别人的，所以他总有热水来洗手，我则没有。性格温和的人是占多数的，他们心里不高兴，却难拂其意，总是向投宿家让步，为投宿家的气势所慑，甚至感到为他服务是种快乐。所以投宿家总有故事可讲，至于我，虽羡慕这种性格，力不能行，还是住在汽车里吧。
偶尔睡在车里，免去了投宿的虚假寒暄、过多的微笑，减省了住旅店时花样百出的不愉快以及开销，不像钻进帐篷或睡袋里时那样交替地得意和不安。最妙之处，还在于当行便行，想止便止，不用敲门，不用搭建什么，对懒人来说，还有更好的吗？何况，在路边停宿，清晨的一段时光如此美妙，易时易地，是很难享受得到的，所以要住在车里，一定不要睡懒觉，醒得越早越好。
熟悉与陌生
同类的人，同样的事物，熟悉的与陌生的，在我们的眼里，面貌有多不同！在朋友中，至少我能想起来一位，第一次打交道时，他盘踞在一张大椅子上，身体紧贴椅面，两臂展开在扶手上，似乎是在保护他的椅子，我当时想，此人着实可恶。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而且是要好的朋友，他的所有姿态，我看着也没什么不顺眼的了。人皆如此，那么自己呢？没有人愿意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特别是在陌生人眼中。有的人在外面受了挫折，回到家，彷徨无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最后他的结论，一定不会是自己与自己所以为的不一样，而是对方是个坏蛋。
我们换入一个新的环境，第一件事是去熟悉四周，使混乱的事物呈现秩序，将崭新的变成陈旧的，以省去理解的重负。我们到其他地方拜访朋友，听他流畅地说起他周围的事物，我们难免要想，天哪，他真是这地方的人。然而，我们接待外面的朋友，使用同样的口吻，自己却一点也注意不到。如果不知道方圆百里内最好的酱肉店，那还叫什么生活？我们如是想。当然，大家都是有追求的人，会想办法给生活添点花样，比如旅行。旅行可以缓解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自我疑虑，还可以证明——正如我们每次归来时轻松地呼出一口气时心里所想的——哪也不如家好。
很多年前，一连若干天困在南方的一个镇上。下午，我通常厮混在一个街角，同一个补自行车胎的，一个修手表的，几个住在附近的人，一起晒太阳，聊天或听他们聊天，下棋。这些下午是愉快的，但某个时刻每天都要来到，那时他们要收起摊子，把招牌布叠好，小心地放在小木箱里，大家都要回家了，我也该走了，一两次有人邀我去他家里吃饭，我知道那只是客套。我沿着街道走回小旅馆，闻到各种菜肴的气味，黄色的光线从一扇扇半开的门中射出，这种半熟悉半陌生的环境，让人又不安又舒服。可惜的是，现在连这都难得了。旅行的意味与从前是大不一样了，有了飞机、电话，家人和朋友都触手可及，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而毫无背井离乡的感觉。何况世界的不同角落，彼此越来越相似，到处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了。
人很难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任何事物，一旦熟悉，就没法再现当年第一眼看上去的样子。替代办法，自然是去看同类的其他事物，好在这是最容易的。几年前，在福建某县，晚饭后我踱到一个很小的广场。在这块平地的一侧，有一株高大的树木，我坐在石栏上，看面前的人们。广场上有许多吸引孩子的设备，一个我所见过最小的旋转木马，橡胶的城堡，还有些别的东西。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有的在玩，有的在看。两盏明亮的路灯，使树木呈现出不真实的棕色，使这一小块地方有童话的色彩。各样的人来到或经过这里。我见到三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穿着极瘦的裤子和同样极瘦的夹克，手揣在裤袋里，努力做出成熟并对身边成年人不屑的样子，从外围不止一次走过。另一个少年，同样把手揣在裤袋里，从街那边走过来，仰着头立了一会儿，又走开了。少年人的心事，并不难猜，所以也不必猜。一个六七十岁的男人，慢慢从东走向西，目不旁视，仿佛自己的经过，只对别人是重要的。他穿着外套，在这种天气里，另穿着两个背心，外面那件鸡心领的背心很像曾在官员中流行的样式，他把这东西掖在皮带里边，看上去很有几分神气。广场靠街的地方，有个姑娘以手支腮，不知在想些什么，她守着一个出售爆米花的小车，也没有人去买。在她四周，走动着比她大几岁的、穿极短裙子的年轻姑娘，和扶着丈夫手臂的大嫂们。
我刚坐在这里时，广场斜对角传来难听无比的歌声，开始是年轻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加入一个女声。那个方向上，能看到的只有一家邮局，我想定有个什么唱歌的地方藏在黑暗中。然后从我肩后，忽然大响了一声“托盘空，请放碟”，吓了我一跳，这声音重复响了十几次，终于响起来震耳欲聋的歌声。在这大热闹发生前，有几个女人把连在小铁架上的长绳拉开，长绳上挂着小彩旗，她们又把这长绳架成一个折形，围出一块空地。我不明白她们在做什么，等歌声一起，一个中年女人穿一件红黑纹的很像短风衣的上装，开始在我对面走起轻盈的舞步，我才明白过来。我离这小舞场太近了，几乎在折框的里边，所以我站起来，走开。
我沿街走了半小时，向回转，又经过小广场。在这半小时里，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天色完全黑暗了，第二，广场分成了两部分。在我先回到的西面，足有三百人围成一个圈子，圈中的空地上有变魔术的。一个男孩子头钻在红木箱里，旁边的年轻人用安徽口音喋喋不休地说着，把刀一把一把刺进箱身，这没什么出奇，他宣称最后要“女孩变男孩”，也没什么出奇。我只想知道他最后如何收钱。可等这个戏法演完了，接下来又是“车技大联欢”，看来还得等一会儿才轮到收钱，我便扭头看那舞场。跳舞的人有好几十了，有两三人自己在那里跳，非常讲究步法，也很好看，也有男女在一起跳的，不过一大半是女人和女人一起跳——在我国的露天舞场大概都如此吧。这些人跳的是正经的舞厅舞，外面有许多人在看，只有很少一部分敢于离得很近，多数站得远些，抱着肩膀在看。我又看了会儿变戏法的，见到了表演中间的一次收钱，是兜售一种药酒，附送两块膏药。这伙人的生意不怎么样。也许在下一个县城，有更好的运气。这会儿，舞场上已多达百人，跳起了某种集体舞。所有人都极为熟练。
类似的场景，也算多见，然而直到近些年才知道，我所注视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城市，而无论是北京、石家庄或洛杉矶。构成区别的那些细节，都是可以代换的，恰是我们平时最多留意的，而当这些细节刮去后，露出来的东西，也是我们通常视而不见的。看来，陌生感是好东西。我们来到陌生的地方，收获之一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对等物，如果我们乐意的话。我们来到简单的地方，看到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多么五花八门，多么充满故事与细节，原来也是简单的。在精神面前，任何生活都是简单的。
一位全能者，自上而下，看到这城镇生活的一切，所有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看到城郊那些形状复杂的房子里，此刻发生的事，还有那些我看不到的街道上，那些黑暗的窗后，那些温暖的灯下，那些县城里的上流场所，以及浸泡在污水味儿中的旧房子里，那些正在工作的人，各家的学生和母亲，遍布全城的三轮车夫，还在开张的店铺中的商人，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至于我们，只想有时，看见自己的生活。
我曾陪一位老人访问他的故乡。进乡时，他努力辨认路边的每个村庄，因为与他的记忆相比，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最后他认出山的走势，找到了村庄。他的同辈人，没一个还活着的。他小时候住过的房屋，就读过的小学，游戏过的角落，跌落过的沟渠，攀爬过的老树，没一样能逃过时间与新人的毒手。我们只找到一位还知道他的人，是他的晚辈，已有七十多岁了。看他的情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就像一株树，曾熟悉的人和事物，如树上的叶子，一片片掉下，此时，他环顾上下左右，发现自己已经光溜溜了。是的，世界比过去更热闹了，但这世界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一个对别人来说越来越陌生的人。关心他的人早已逝去成为记忆，那记忆也如落在地上的叶子，正在化为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