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想，何苦来呢。我们当然喜欢、珍视熟悉的人事，何苦与自己的这一天性搏斗。如果有朋友让我推荐出游的去处，我当然要推荐自己去过的，“某某吧，那儿有条什么什么路，漂亮极了”，“某县有某物，值得一看”。诸如此类。这是负责任的，而且我喜欢自己这饱经世故、见多识广的口气。我绝不会沉吟一会儿说：“去某地看看吧。”看什么？“不知道。”那儿有什么？“不清楚。”怎么去？“你别问了，对那儿除了地名，我压根就什么也不知道。”我不会这么说的。
我自己也喜欢重访以前的场所。上次在陕西，我拐了一个大弯，找到几年前做过客的一户人家。世界变化快呀，连门前的树似乎都换了品种。假如不是那条白狗，我一定以为找错了。开门的是主妇，我已记不清她原来的模样，只觉得她似乎衰老了许多。生活艰辛呀，我想。我说了来意，她有些迷惑，还是让我进了门。因为口音问题，我们交流有点困难，她便自顾自地从一只大笸箩里挑枣子，我自顾自地抽烟，等她丈夫回家。半小时后，我问：“老顾什么时候回来？”“什么老顾？”她说。“你家男人啊。”她脸色一变。在逃走前我听明白，她丈夫早死了，也不姓顾。离开这个小山村时，我清楚地看出，我以前压根儿没来过这地方，它的每一处，明显极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不明白先前怎么会以为这是我要找的地方。
也有找对了的时候，结果却往往尴尬，因为当时双方都是兴会所致，一时宾主两得，时过境迁，就难说了。一次，朋友在电话里知道我在某县，便说，你一定得去某村看一下某某，他是世上最热情最有趣的人，他家的腌鱼是全宇宙最好吃的。我便去了，见到了全人类——包括死人——中最沉闷可怕的家伙。不过我是一小时后才明白过来的，在前一小时，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想从他那里听到什么有趣的话。这位老单身汉和我面对面坐着，把脸探过来，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讲他的寿材多么多么精致，几十年来如何一点点打磨上漆，每到讲不下去时，就重复问：“喝水不？”他屋子里恶臭弥漫，显然与传说中的腌鱼有关。我朋友出色的幽默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对于旅途中偶然认识的人，千万不要重去探访，即使他会做最美味的鱼。
时间就是时间
上星期在某县城住了两天，没口子赞赏这里人民的安详自在。通常，我们对其他事物的赞赏，很少不隐藏着自夸，比如我说“这儿的人有种从容不迫的劲儿，我喜欢”，这即使不是在暗示我自己也拥有某些从容不迫的气质，至少也在表示我有能力欣赏这气质。
实际上大未必然。我一坐在方向盘后面，完全不同的气质就显露出来了。从容的人，驾驶自然也从容。在我去过的几乎所有县城，人们开车都是慢条斯理的。“开呀！往前开呀！”我不停地嘟囔。在我看来，前面的每一辆车，都是由罪犯驾驶的，他们的罪行就是离前面障碍物的距离超过了比如说五米，这是不可饶恕的。我东奔西突，千钧一发地躲过抱着婴儿的母亲和百岁老人，叹口气：“这才是开车。”车上两个朋友中的一位从容地说：“咱们不是闲逛吗，你着什么急呀？”是啊，我着什么急啊，我也不知道。看来，尽管我一再宣称喜欢安静的生活，自己则实在不是个安静的人。
有一种冒失是我不想犯的。从古到今，各种身份的人，特别是被喧嚣、被权力围裹的人，感慨万千地向往宁静，歌颂田园。
从王公大臣到商贾学子，常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手离刀剑，从高楼远眺，悲叹道：我真是困在红尘中的囚犯啊，本来我是要过接近本体的生活的。这种情绪的现代表现之一，就是我们这些城里人，一到假期就拜访“野外”、乡间。是的，我们旅行或旅游，像洗过澡般焕然一新地回来，给朋友看我们拍下的照片，念咒般地说：“如果不是惦记着股票，真想在那里多住些日子。”这时，我们确实觉得自己比普通的高级生物还要高级一些。
中国的偏僻乡间，基本生活方式中的某些因素，与汉唐时代并无不同。这提醒我们注意，人类在文明尺度上的进步，在给定的时间范围里，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如果不是某些机缘，我们完全可能停顿下来，正如许多人群证明过的那样。那么，当我们赞美静谧从容时，似乎该明白这种生活的代价；同样，我们表达对喧嚣的反感时，似也应清楚，那是进步的代价。
我们非得进步吗？我认为是的。那是我们对自己的义务。不过，我又不同意，是一种现代错觉，好像我们就是人类的最后一代或倒数第几十代了。而如我朋友所说，我们不用那么着急吧。对新鲜或貌似新鲜事物的渴求，正妨碍我们对生活的体验，对新闻、新话题、新工业产品或学术理论的依赖，成了一种疾病，而我就是病人之一。记得若干年前，刚用上计算机时，我陷入软件的更新狂热——迫不及待地从1.134版更新到1.139版（鬼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呼出一口气，舒服下来。如果没有及时更新，就惴惴不安，好像错过什么好东西，生活在危险之中了。有一种说法叫追随时代，这是哄骗人的。并不存在什么超出我们自己的抽象的“时代”，一个人就是再懒惰、守旧，也无不在时代当中，因为他无法不用自己的个性参与铸造时代的面貌。所谓追随时代，不过是追随利益而已，自己的或别人的。
我的朋友中有两个阔人。一个喜欢买汽车，另一个喜欢买古董。喜欢买汽车的这位，每到手一辆新车，就快活好些日子；新车不停产出，他便成为永远不需要担心没有可追求事物的幸福人。喜欢古董的这位，同样，永远不需要担心。他们的口味不同，气质却极相似，看来，身不由己乃是幸福的大门。我对此有时面诮，有时腹诽，同时又承认，对实际事物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那么，平衡在哪里呢？没人知道。有时我想，世界上的人，如果都不工作，或每周只工作十小时，会是很糟糕的；但如果都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也将是很糟糕的。因为当今世界上并没那么多工作可做，如果我们不把互相找麻烦也称为工作的话。
一次去四川，走到一个叫竹峪的镇子加油。镇口的加油站正在修加油机，据说还要半小时。这时是下午两点二十分。
竹峪是个大镇，热闹。我等了一会儿，心里烦躁，便沿街而下，找到一个象棋摊。下棋是能让我安静下来的不多的几件事之一。回到加油站，已是四点，还没修好，几个人正在用工具平整加油机的基座。他们工作从容不迫的气度令我又羡慕又气愤。比如说，某人举着一个铁家伙，比划着要砸向一块水泥，又放下来，与旁边的人交谈几句，再次举起工具。他犹豫了一下，把榔头扔到地上。
我看出他是不想动手了，赶紧走开，因为觉得自己快发疯了。
这时，一个男子同我攀谈。他说：“你是河北来的？”我说是。他满意地说：“我刚才超过你的车。”他把一辆白色的车指给我看，我认出来，路上遇到过这辆车。他又问我来意，我说我是来玩的，他点头道：“来看大山。”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四川最好玩的地方是甘孜。我说，你去过么。没去过，他说。我说，那你一定是想去了。他的回答我没听清。四川话虽属北方方言，我只能听明白一半。
不知为什么，同他聊过一会儿天，奇迹一般，我不再烦躁了。在我们聊天时，加油机的基座似乎整理完毕，几个人把机器立起来，下面垫上砖块。我本想说这样似乎不稳当，又立刻想到，此时发表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再蠢不过的事，因为快五点了。我去附近转悠了一会儿，回来时，一个人正用黑胶布把四根黄线缠在一起，他穿着石油公司的黄色制服，有红色的衣领和袖口。旁边聚集了几个看客，多是想给摩托车加油的本地人。这位工人把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不等他缠完，就走掉了两人。据我的经验，如果等得足够长，总会等到些什么。果然，大约五点半时，他缠好了电线，拉到另一端，向一个铁壳子样的东西比了一下，又走回来，拿起一只扳手。
我有点闷闷不乐，却不再烦躁，甚至在内心深处，我相信，有点希望他们把这工作干到很久之后。这种奇怪的心情变化，难于解释。我到远处去吸烟，回来时，只剩下了一个看客，不一会儿他也走掉了。那位憨厚的工人，正努力地把四根挺粗的电线塞入铁壳子上的一个很细的孔。我看了一会儿，就帮他的忙，用了不到一刻钟，总算把第四根电线“连哄带吓”地赶进了针眼，然后，他发现少套了一只垫套，把电线又抽出来了。这时我有点绝望了，又到远处去吸烟。十多分钟后我回来，径直走向窗前。那几个人给我腾出一张椅子，先前同我攀谈的人给我一支烟，牌子是“天子”。“三十块钱一包。”他说。
到了六点半，我终于听到了响亮的一句：“把电开起。”电“开起”了，加油机并不工作，几个人围上来摆弄，然后又是“把电开起”，数次之后，我就是再愚蠢，也知道今天是不可能在这里加到油了。如前所说，只要等得足够久，总会等到些什么，可惜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这个小镇到处都在盖房子，我不想在这大的工地上停宿。我礼貌地同他们告别，带着复杂的心情和空空的油箱驶下街去。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品味这段经历，心里想，天呐，如果我在这里停得足够长，我会变得同他们一样。我注意到，前来加油的当地人，看到加油站的可悲处境，没有一个人抗议或催促。也许他们认为，今天加不上油，那就明天，或下个星期，或下一年。这与我的习惯不一样。此刻，我另有一种理解，开始觉得“变得同他们一样”并不全然是不可接受的。
我研究过自己的急躁性格，却不得要领。也许我把时间当成一种容器，而没有屡空晏如的气度。我发现，四周安静，特别是人烟稀少时，我才有机会静下心来。在公路上驾驶，车越多我开得越快，而如果前面视野里空无一人，我反倒缓下来，也跟慢条斯理、从容不迫这些字眼沾上边了。为什么如此，则不好说。
Dejavu这个词始终没有恰当的译法，“似曾相识”并不准确。它说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时，时常发生的一种心理错觉，以为此刻的场景在先前曾经历过。近年来我只有过一次，是在祁连山南麓的河道里。我学着别人的样儿拣漂亮的石头，累了便歇一会儿，忽尔悚然而惊，因为dejavu。
若干天后，从几年前的日记里找到一段拣石头的记录：“看见一块好看的石头，有螺旋形的花纹，便拣起来捧在手中。我有一个熟人，喜欢积攒石头，我记不起是哪一位了，不过我相信一回到家中，便可想起来。几分钟后，我发现一块更好看且更大的，就把前面那块扔掉了。然后我用大石块换了两块小石头……最后我回到车里，拿的是一块黑白斑点的石头，不大也不小。数公里后，我在孙六村旁边再次到河滩上玩，发现这种石头遍地都是，自然气沮，不过我在这里又拣到个红褐色的石块，把它请去当我的“乘客”了。
不，似曾相识的不是这个。我想了会儿，哑然失笑，如果能想起来，便不叫“似曾相识”了。这种现象的本质为何，柏格森这样的哲学家会有很玄的解释，而我只是把它归到“反正也弄不懂”一类当中。不过，它确实是很奇妙的感受，使我们乐于相信，我们即使作为个体，也不只是瞬间的，更是历史的。阅读历史和想象未来也有类似的功效，过去的事看多了，便觉得自己真的对古旧的时代有了感知，而那时间本来是对于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想象未来也是如此。莎士比亚说：“如果你能看见时间的种子，哪些能发芽结果，哪些不能，请告诉我吧。”我喜欢看科幻电影，尽管并不相信他们真看到了时间的种子的长势，可这些想象甚至比历史还给人以作为人类一员的身份感。
副作用就是，你越是努力使自己绵延，你对人类整体的状况越是拥有知识（我们现在随便看几眼电视，就知道非洲在发生什么了），你对自我之外的世界、对其他人的内心了解越多，你越有可能急躁，难于平静。这甚至不是个选择问题，因为你想到选择时，一定是已经晚了。
避辩士之舌端
以前挖苦过吾国人民探索世界，是以嗅闻为先导，齿舌为前驱，这是过头的话。且实际上，世界上一切地方的先民，觅食求生，无不是最强烈的动机，而除非为经验所阻止，不管看见什么，无论是坚硬的石块还是灿烂的菌盖，先放在嘴里尝一尝，日遇七十毒而不悔，乃是造福后人的义举。我们算算《说文》中鱼部有多少字，看看《诗经》《礼记》里记录了多少果木，或在更早的苏美尔人那里，数数市场上的五十种鱼、一百种汤、三百种面包，便知前人的功绩，实堪感谢。至于在前人为勇烈的事，到了后代，若风气依然，又该如何形容，那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还有一句挖苦话，不说出来，憋得难过：在一些人那里，或在某种风气中，视哲学如饮馔，却以一种哲学的态度看待饮食。听某些人赞颂某样吃食，其神态之虔敬如祭，口吻之热烈如享，令我辈俗人，难免肚子里嘟囔一句道：“不就是吃的嘛。”然而所谓“吃的”，据说不仅能供养精神之所寄，且使精神本身升华，竟超越餐厅到厕所的轮回，挟书屋而迈丹房，最后到了我等无福知道的什么地方。
对食物的热情，我以为，是在食物匮乏的漫长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地区，食物匮乏仍然存在。好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零星的例子，或精或粗，人们总是吃得饱。然而不需精细观察，便能发现，对食物的热情，在近二三十年里，不但无消减之势，反而日益浓烈，当然大家的兴趣所钟，不再是果腹，而是所谓“美食”了。这中间的种种气质和倾向，是如何发生与混合，敬请社会学家去分析。本篇仍以旅行为主题，只谈路上的吃食。
中国的旅游地、风景区，大致有三样内容：第一是自然之物，比如两山之间居然有一条涧，大家便都来看，如果涧中有水，看的人更多。第二是前人所建之物，或仿前人所建的东西，比如一个七十年前的房屋，居然还在，我们只好啧啧称奇。第三便是食物了，我还没听说一个地方，没有名目风骚、昂贵，在别处吃不到的美食的。自称特产的大吃小吃，使我们的旅行圆满，因为胃是比大脑还大的脑，它不高兴，咱们就没办法高兴。
在内蒙古与黑龙江相接的一个地方，我被朋友带去吃狗肉。猫肉我是绝不吃的，而狗肉，曾为希波克拉底推荐过的食物，我虽谈不上喜欢，倒也不在禁食名单之列。不过那天印象最深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食客的神情。深切的向往与衷心的满足，先后洋溢在每人的脸上。人类是狗的朋友，斯言当矣。中间我去洗手，踩到一个陌生人的鞋上，他制止我的道歉，赠我以会心的微笑，仿佛我们同属于某个神秘的教团，拥有兄弟的情谊。有人会以为这热情与酒精有关，但我怀疑实为狗肉之效——那一个隐蔽、昂贵的饭店，是地方上杰出人士的出没地，狗肉这油汪汪的纽带，使每个人心有所属。
旅行中，如此荣观盛宴的机会没有几次，通常只是在路边随便吃口东西。诸般饮食中，我很不喜欢面条，但在西部，面条是避不开的。陕西有种梆梆面。梆者，在当地方言中，中间的介音留存，读如biang，便有人发明了怪字，以配那无上美味。第一次吃它，耳边听着如山的赞颂，嘴里实难下咽。朋友发现后说，你不喜吃面条，是因为没吃过真正好吃的面条。
他带我来到一家面店，吃另一种面条。用餐前，先观看厨师的制作。厨师确实有巫师的技艺，仅脉脉含情地看了面团一眼，那面团就融化了，变形了，他的手便与面团共舞。而厨师东张西望，不怎么看手里的面团，仿佛在说，让面条的生命，自然而然地诞生吧。果然，像柏拉图预言过的那样，面条挣脱了粗陋形状，让自己的本质呈现出来，瀑布般流溅。看的人欢呼起来，厨师喃喃自语，似乎先前误用了魔力，此时正想办法将释放出的精灵收归匣中，他一遍遍收拢面条，面条又一次次自由飞扬，欢呼声越发响亮，人们看得手舞足蹈，我如果是诗人，肯定当场就得写点什么。在仪式的最后，厨师承认了面条的自由，面条也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自我实现，进到锅里去了。一切都十分美妙，不过那碗面真是难吃啊。
旅中，我最喜欢的一餐是早餐。我通常上路很早，可以目睹炊烟如何渐渐出现。清晨的空气刺激胃口，而人们的劳作在八点钟前总比之后显得更轻松一些。同样的工作，在白天无非劬瘁的，在早晨却像是娱乐；同样的声音，在白天如呻吟的，在早晨可能如歌唱，当然这是对旁观者而言。无论如何，清晨是耐心用餐的好时光，随意选一处村镇墟集，找到路边的食摊，绕过安卧的黄狗，迎着本地人和善的目光坐下，其内容则因地制宜。南方的包子，北方的油条，络绎入肚后，暖意萌发，昨天丢失的一些信心也回来了。
晚餐则另有风味。路上的一天中，有很大的机会见到、遇到沮丧的事，加上疲劳，到了傍晚，指望的便是干净的床单和可口的饭菜。然而床单是敝旧的，地板不干不净，房间里灯光暗淡，因为六只灯里有四只是损坏的。这时下得楼来，在一众幌子中彷徨，而最后的选择似乎永远不对头。饱受所谓招牌菜的打击后，我通常只点最简单的搭配，米饭和炒菜。铁锅炒菜，可以说是我国菜式的核心了，尽管几乎总是过度地烹制和调味，用来下饭倒也够了。吃饱后，情绪也在好转，在街上买几个水果带回房里，便觉得这一天虽有波折，开端和结尾总是好的。
和同胞一样，现在的问题不是吃不饱，而是吃得太饱。带着一个沉甸甸的胃，在路上颠簸，不会舒服。不过作为匮乏时代的风气遗存，现在的菜总是量太大。在綦江区的桥河镇，我点了份豇豆蹄花。待见到这份菜，我赶紧把店主叫来，对她说：“你该提醒我呀！这哪是一个人吃的，这得三四个人，还得都饿得狠了，才吃得完。”店主只是咯咯地笑，旁桌的年轻人，也吱吱地笑，好像这是有趣的事。我吃了又吃，还是剩下一半，心里却没什么不高兴。饮食对人情绪的影响，只小半在食物的质量上，大半在其余，环境的舒适与否，周围人的个性是可喜还是可恶等。多年前，朋友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南京吃晚饭，在路上便被一位乞丐看中。乞丐尾随他到饭店，安静地坐在他侧面，嘴里啧啧有声。朋友不安地说：“要不咱们分一下？”乞丐坚拒道“不不，我不急，您先请。”这样的雅丐，带给餐桌的是趣味，可惜我没运气碰到。但我遇到过很多雅客，安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我国的餐厅，太嘈杂了。不过我得说，多数时候，就餐的气氛是良好的，真正的不愉快，几乎总是来自店主的逻辑：“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
这简直是无法辩驳的。旅行者的梦想之一，是吃到自己家乡或大城市没有的所谓独特风味。经过多年的磨炼，我可以放心地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当今世界上，一种食物，如果有什么原因使它偏于一隅，成为“特别”，只有一个原因，便是它不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有时只是无趣，有时则相当糟糕。所谓“地方小吃”，一样样吃过去，除去早已传播开来的几种，新奇感消退后，留在嘴里的，只余不快的回味。还有，同样一种菜，在不同的地方，起上不同的花哨名字，就变成特产了，这样的当，很少有人没有上过。
如果还有比面条更不讨我喜欢的主食，就是将稻米磨成粉而制成的，不管是叫米粉、米线，或别的什么。我不是批评它本身，我相信对亿万人来说，这种米制品是可口、美味，能引发一连串愉快想法的，它只是不合我的口味而已。在我看来，它是面条这个魔鬼更狡诈的一种化身。倘若这化身只有一种形态，总是躲得过的，但与笨拙的面条不同，在可爱的南方，米粉的制品隐藏在每个街角。在云南，走进小食店，看到米线之外还有饵块可吃，松了口气，然而几分钟后发现，所谓饵块，不过是短而厚的米线；陕南的面皮非常有名，在白勉峡镇，我初次享受，大惊失色道：“这根本不是面呀。”在福建，我看到个诱人的名称，炒白粿，立刻把它想象为一种清新、甜蜜的吃食，待摆到眼前，才发现又是那种令人信仰动摇的东西。
我有些夸张了，其实，食物只要无毒，能够果腹，又能给人什么真正的不快吗？不会的；各种小小的挫折，反能添些趣味。如果我们因为饮食，真正心生恚恨，我相信，那也只是因为人。只有人，才能令人愤怒；也只有人，才能令人倾心。北方人，不知是想假装强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喜欢批评江南的食俗。而我发现，江南人对食物的尊重，在可爱与可敬之间。我在苏州见过那里的人吃螃蟹，动作曼妙如舞；我见过镇江人对待汤包的风度，颇可引申以为天下训。其实便是在北方，在北京或天津我所熟悉的城市，也能见到，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人，以极复杂的眼神注视极简单的食物，他们的热烈态度，我辈便心向往之，也不能至了。
最后说说我钟爱的食物。一天近午，在浙江的江口镇，一丝若有若无的气味，像来自身后的睇视，使我停下脚步。一家半露天的食店，有一口又深又宽的锅，透过热腾腾的水汽，我看见肥大的猪肉块，上下翻腾，锅灶笼在一团金红色的光芒中，周围的事物无不失色，一颗正在诞生的恒星，也不会比它更有光彩。
我要了一碗米饭，和一大块足够肥的肉。这块肉的顶部有红玛瑙一样的肌理，下面丰腴的部分，又如炉火映照下的玉石，礼貌地静卧盘中，仁爱地护庇着底部一小缕瘦肉。我将筷子压下去，它砉然分开，无畏无闷，亦无隐无营。如果人能有它一半的胸襟就好了，我感叹着，满怀敬意地取下一部分，放到舌齿之间，油水便如暖烟般漫开来，令天神下顾的香气，几乎使我窒息。被牙齿轻轻切开时，这美妙的猪肉几乎要立刻渗入身体，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怀着感恩之心把它咽下去，食道中传来一声知命的轻叹，那是它回归造化前的绝响。
为什么没去黄山
我没去过黄山。某晚聚饮，有个朋友刚刚游黄山回来，力赞之。
“你竟然没去过？一定得去。”他说。我问他，黄山哪里好。朋友说，太美了。我憋住笑容，问道：“有什么好看？”朋友顿时神游万里，以至于连伸向桌上最后一块扣肉的筷子也停在半空中，语无伦次地说：“松树……石头……”于是扣肉被我吃掉了。
我没去过黄山，暂时也没去的打算，仅此而已。倒不是视黄山如仇，或立了志向，一定不去，以此高自标举。那一带经过几次，只是它对我一直没什么吸引力，当然，如果方便，看看无妨，可是去黄山好像也不怎么方便，所以至今未去看。
是这样吗？为什么没去黄山？这是个颇不易说清的事。不止黄山，中国的名山，除了峨眉山、五台山，我都没去过；上峨眉山是陪别人去看马猴，去五台山是开会，这两个地方，去了也如马二先生游西湖，不得要领。能想起来的，最值得去的是泰山，当年舜帝爷访过的地方，想必有些古怪。但一想如今上泰山的许多麻烦，罢了。
我去过一些不那么有名，但也称得上名胜的山，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疑问：“现在我在干什么？”所有被他人夸耀过的风景，无一不平庸之极，他人心中曾发生过的，如果有所谓的精神享受，我是一点没感觉到，惟有额头汗水，鞋底尘泥，倒还通古合今。如若是做知识性的追求，这里有座大庙，那里有棵老树之类，尽可以从书本子、画片上完成。如若是追求精神性的启发，在我看来，所谓名山大川，较之无名旷野，远更不利。
我们的意志自由，受限于天赋和经验，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想一个有点反省精神的人，虽在本质上无能为力，也不得不有所挣扎，时常检视自己的心情，庶几不令其死气沉沉。拿道路作个比方，所谓道路云者，自己的只有一条，如同历史或个人记忆，只在身后，前面是不会有的；我们所看到的其他道路，都是他人的。我出游习惯的方式是开车，自然是要行在道路上的。比如前面有三条道路，不管怎么选，也在窠臼之中，这没什么，要点在于此时避免自满，以为自己任意所之，另外，如有机会，少走一些热闹之处，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如此，心存此念而已。
我上峨眉山，是很多年前的事，现在回忆起来，活像个机器人。早晨便开始爬，直到傍晚，中间无数的石阶，只数得昏头涨脑；每行一会，便见到什么“景致”，详情早已失忆，但总有牌子或题刻之类的，提醒人们驻足吧，于是大家便驻足。比如被告知这株树像张三，我们看了，也便觉得它像张三，其实张三什么样，鬼才知道；那个亭子名唤“观海”，大家便撑开眼睛看，其实什么也看不到，但无不以为自己看到了，回去还要向别人吹嘘。
有一个亭子，号称“听涛”（我说的这些例子多半不是峨眉山上的，记忆早模糊了，就当我乱编的吧），我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确乎听到点什么，我想是自己的血流声，因为一捂上耳朵，声音反而增大。正想离开，来了一个人，问我：“好听嘛？”我说：“好听。”他听了会儿，说：“一开始真没听见什么，多听会儿就有了。”我便怀疑自己了，凝神听了一下，果然觉得有什么动静，便说：“真的，越听越响。”我们互相加强，像两个骗子加傻瓜，一边上别人的当，一边骗自己。
这是种很普遍的精神状态，我们如此喜欢接受他人施加给我们的限制，特别是这些限制使我们安心，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和别人一样好的人。在峨眉山上，连猴子都是布景；我们的每一步，都是规定的，如第二天早上，日出是必须看的。为什么必须？不为什么，来峨眉山就得看，不看犯法。我的同伴感冒了，也早早爬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悬崖边，按说这也是挺危险的。那里已经有很多人，不知是寒冷还是光线所致，个个脸色青灰，从外表看，我们这伙人，不像是要讴颂日出，倒像是一群迎接魔王的小鬼。
那天，太阳肯定是出来了，无关我们看与不看。传说中的瑰丽景象没有出现，因为天阴。此次峨眉之行，唯一愉快的事是晚上在山顶用收音机听中国足球的比赛。中国队输了。
实可痛心的，是在美感方面，我们被领入一条狭径，有点像“遵旨审美”。美感，如同我们其他的天赋能力一样，因着不同的培育，或只如微光，或灿烂，或竟邪辟（如果有谁觉得邪辟是过分的形容，不妨去看看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我要是个喜欢说狠话的人，就会说，这几代人对自然物的审美趣味，被中学课本中这个山记那个水赋之类的文章败坏了。当然我不会那么说的。
我们来到一个公认为美的地方，只有很少的机会，我们才不觉得那里美。一部分的原因，是人类的审美经验，拥有共同的基础；一部分原因，是在形成审美传统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前人，绝大多数确实是优异之士，拥有很好的判断力；然而还有一部分原因，审美是混合的行动，我们在各种影响之下，有时失去了独立判断。多数情况下是，我们也觉得这里“不错”，而实无特别的感觉。这时我们愿意相信自己吗？或许我们想求助于自己的“内心”，便会发现，早已不存在什么清澈、可以依赖的内心。
读点历史上的东西，有一个好处，是发现某些自己以为天赋于我的东西，其实是他人的布置。我有时还惊喜地发现，自己正在接受的影响，甚至是来自某些庸人，和自己一样的傻瓜。有人说，少读点旧货，做个新人吧。非也，就是文盲，也无所不在历史或传统的背景之中行动，区别只在于自己知晓与否。
有一种趣味乃至风气，大约是在两晋前后铸成的。且抄半首谢灵运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
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
再抄几句慧远《庐山记》：
“风云之所摅，江湖之所带，高崖反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岩，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璎珞于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崖，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此其变化不可测者矣。”
我们觉得面熟吗？不是我们读过这些文章，是我们接受了它们所代表的审美趣味的影响。这些文字我们或不面熟，里面的态度、对事物的观察方式、自我欣赏的途径，怎么可能不面熟呢？
我自然不是反对这样一种审美传统，只是想提醒自己，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喻体，有可能因为后人的懒惰，僭居本位。我们不能体会当时人的苦恼与向往，我们的哲学观与他们甚少相同，所谓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在人生与想象中的位置，此时与彼时，完全两样，那么，我们接受的是什么呢？一部《世说新语》，此刻我们不是当好玩的故事看吗？有个烂熟的比喻，叫带着锁链的舞蹈，我们继承的是锁链，还是舞蹈呢？
我念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不少状写自然物的“散文”，有古代作家的，也有现代的。有的时候，我真希望没看过那些文章，或迟些再读。这些教材，以及前后接触的许多文字，让我没办法相信自己。有一回在南方，来到高处，那边儿的山与北方不同，有些溜直溜直的，高处有云雾，低处有农人。“跟画儿似的。”我赞叹道。像什么画呢？说不清，也许像马远的《踏歌图》。那画上有赵扩皇帝录写的王安石的诗，后两句是：“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真乃恶趣也。这么一想，就垂头丧气了。
面对自然界，晋人有他们的位置和姿态，我们的位置和姿态是什么？《芥子园画谱》，真正的艺术家，大艺术家，自然是瞧不起的。这是本老实书，无甚高明，但它表达的气质，能逃得过的人可不多。咱们多少都看过山水画，里边白水长林之畔，每有点景人物，神仙一般，我们看了，羡慕道：“愿为画中人矣。”《芥子园画谱》教你成为画中人的姿态，有缓步式、负手式、抚松式、倚杖式、卧读式、临流式、对酌式、携童式、垂钓式、归渔式、濯足式、寂坐式、烹茶式、抱琴式、骑驴式、担书式、三人对坐式、三人对立式……太多了，你想不带芥子园气，竟须努力才行。
不知先贤看到芥子园，或我们，有何感想。但在我的印象中，古典文学中游记一派，唐宋以下，沾沾自喜，义无反顾。北方之强如柳宗元，尚不免俗，我辈天资未见其高也，地势未见其利也，正该警惕。
所谓“游山玩水”，认真想来，是恶劣的程式。其在近年的大流行，如我记得不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负笈京师时，去过城外的什么峪。山涧里有水，是最平常的事，当奇观来看，那在我是第一次。后来又去过什么峪，还有什么峡、什么谷……就在上个月，我还去了附近的某山。说是山，实是沿着个山沟子往上走，到了顶上，没什么可看的，又从沟里下来——什么毛病啊！我们不宜自居高明，以为见过更壮丽的事物，看这些山沟子不起，然后在这种自满中让自己蒙混过去。我相信，支配我们的审美态度的，有同样一种东西，在别的地方给掩盖上，在庸常甚至让人生厌的“景区”倒有机会暴露出来。
任何地方，本身是无辜的，我不喜欢的是在某些地方，自己的姿态、心情等，而这些东西又实难挣脱。像一个囚犯，自以为越狱多年，忽然看到眼前无非铁栏，低头一看，身上的衣服还是条纹的呢，才知道世上最难逃出的牢笼，是画地为牢。
至于黄山，我相信它是漂亮的。我不怕我不喜欢它，我倒怕我喜欢它。或说，如此与自己抬杠，难道不有违天性？我想，此处谈论的不是天性，而是相反的东西。我费了这么多年的劲，以为自己能做到不喜欢黄山了，万一爬将上去，见到石涛之八胜、梅清之十九景，心生欢喜，又是多么沮丧！
删照片
八十年前，本雅明说，未来世界的文盲，不再是不谙文字的人，而是不会照相的人。假如他活到现在，读到自己当年的意见，会不会苦笑？会不会重写那本《摄影小史》，或将另一部作品的标题改为《数码时代的艺术品》？那在当年是需要特别的敏锐才能预言的，在今天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实际。他曾吃力而生涩地分析的一些因素，如此也未能因一再呈现而变得清晰，彼此的关系仍是谜团。
八十年前，照相机还是稀罕东西。现在，数码相机每年卖出几千万台，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手机都有两个镜头。没办法统计每一年里，全世界人按下快门的次数，但我想，说不定有一天，它要超过打字的次数。我喜欢读别人写的游记，然而至少好几年里，不曾读到真正的游记了。一个人花了一个月完成了令我羡慕的旅行，他发表的是一百张照片和一百字；另一个人花了一年环球旅行，然后发表了一千张照片和一百字。
记录和分享。即使是最认真的写日记者，如无特别的原因，大概也不会浓墨重彩地写下“晚上吃了炒土豆丝”，然后把这条日记念给朋友听。然而在饭桌上，不乏热心的人，用镜头记录下炒土豆丝的形色，再通过网络，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这一经历。图像和语文是如此的不同，在图像中，我们规避了可能的表达错误，那错误可能来自修辞，来自不当的口吻、意图，不当的时机，不当的对象，而一幅图片，有着无辜的外表，它的主观性隐蔽又随意。如果你觉得受冒犯了，主人大可以说，那不是我的意思，如果你碰巧喜欢这张照片，不用说，那正是主人要达到的效果。
至于“艺术性”，谢天谢地，我终于能够做到，或几乎做到，不再假装有什么艺术追求了。这是最近才有的觉悟。这并不容易，因为我受过几年文学训练，而这批人，没有几个不认为自己是审美方面的行家。用了很多年我才明白，文字与艺术根本是不怎么搭界的，然而又用了些年，才将“摄影”这个词归给别人，自己只是照相。这是有点遗憾的，因为我接触照相很早，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就允许我钻进他的暗房，做他的重要助手，就是在红光下盯着正在显影的底片，大声报告“出来了”。多年后，我成了那一种人，装腔作势地端着相机，东瞄西瞄，好像在寻找什么真家伙，对别人的随手一拍，打心眼里瞧不大起，然而自己又从来没拍出过一张“想拍”的东西，而又迟迟不承认，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想拍”什么。
这种可笑的自负，造成了损失。我的旧照片，因为自己看不上眼，随手掷弃，存下来的就没有几张。比起父亲来，真是惭愧，他的子女，每人都有厚厚的相册，自出生之日，至成年前。现在翻看，感慨良多。而我从青年到中年的一长段时间里，向来不保存可资记忆的物事，对于别人的良好习惯，反而或腹诽为蝜蝂，或竟面刺其要入但丁的第四层地狱。结果就是，现在老友相聚时，别人谈及许多旧事，细节鳞然，我只有张口结舌，因为我记性很差，又无提醒之物。偶有朋友示以当年的合影，看着真是亲切，我是一张也拿不出。
现在我终于明白，或几乎明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里的“普通人”指的是非艺术家），照相的首要功能是记事，而不是审美活动。比如我路过某寺，匆忙中只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毫无机心的全景，一张是檐角和旗竿的局部，在当时，我一定觉得后一张“有点意思”，因为那几何形状可能是好看的。数年之后，假如我不得不从两张照片里删除其一，我一定会删除后一张，因为第一张至少帮我想起些事情，“哦，原来我曾经过扬贡寺”。甚至，如果时间相隔不算久远，能连带回想起当天的风尘，台阶上休息的一家人，那位躬身的老年妇女，在我经过她身边时犀利的一瞥。至于后一张，它什么也不是，至多是某种幻想人格的绝望努力。
是的，删照片。自从用上数码相机，我也存下一批照片了。笔记本电脑里，有大约一万张照片，在硬盘上占了很大的一块。上个月，闲来无事，我终于攒足精神，把这些照片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边看边删，最后剩下四千多张。
我一点也不后悔做这件事所耗的时间。首先，这是一个回忆的过程，很多事，如无照片的提醒，我会全然忘记的。一些人的面孔，本来也记不起的，在照片上见到一个笑容，当时相处的细节便如潮水而来了。有一张照片上，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背对着一面石墙，扬手提足，舞之蹈之。我愣了一下，便记起那是在调兵山市的一个热闹地方，人们都被几个拉胡琴唱戏的老者吸引了，我偶尔注意到这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那里打一种拳（不是跳舞），已经有些时间了。
其次，我删除的照片，有一批是重复的，同样的场景，拍了好几张，而更多的是所谓的景致。回想当时，为了拍这批照片，费了最多的心思，忽而三角架，忽而快门线，或钻到草丛里，或爬到石块上。然而这次，我把它们删除了十之七八（也许有一天我更加觉悟，把它们全部删掉）。
有一天我夜宿的地方下临一个美丽的河谷。半夜无故醒来，看到月色皎然，以为机会到了，竖起相机，用各种曝光拍了十多张照片。那是个特别冷的晚上，我像鬼影一样在河边折腾，冻得半死不活。这次，我把照片全删了，只留下了一张，以纪念那天半夜里的瞎忙活。
秦岭，我经过少说也得有七八次，每次都会拍些照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两百张。这次幸免的，有二三十张吧。我喜欢秦岭，不知为什么，每次道经这里，总有莫名的感触，而我的照片，对这些感触，几乎一无表达。在我的照片里，秦岭，不论是房屋还是草木，不论是冬夏春秋，永远死板，永远单调，我真恨这些照片啊。
我去过一些草原，不同的草原。草原是单调的，然而单调中自有深意，等待我们领会。有时我领会到一点，有时没有，此时会拍些照片，彼时也会拍一些。这次重看这些照片，只有单调，没有深意，令人沮丧。于是我想，我从一开始就错了。照片只是记录下我们眼睛看到的事物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眼睛，又不仅仅只是视觉器官而已。一张照片，是一个碎片，将我们观看世界的行为，从连续的活动中分离出个个瞬间，而谎称重新拼凑这些瞬间，便可复原起初的精神活动，如同电影将画面放映得足够快，看起来便是无缝的。一次精神活动，如果是可以重温的，那也只是由于这一活动从未实际上终止，至于照片，虽然有提醒记忆之功，指望它能摄入更多的东西，如同指望当我们对着一个山丘想入非非时，自己的思想能够投射在山丘之上并改变其外表，这是不实际的。确实有些照片，特别是出自专家之手的照片，能够传递情绪等精神性的东西，我想，那只是因为经验的模式所致。
删完之后，我重看了一遍剩下的照片，这一回，看到真相了。留下的照片，大多竟是记人记事之作，比如进入小镇时，隔着车窗拍下的第一张照片，面前是外表普通的墟镇，汽车和拖拉机行驶在街道上，随机的行人，没什么特点的房屋，近处一个女人的背影，她看起来就像我一样漫无目的。这样一些暗淡、散乱的照片，我却舍不得删除，因为它比起那些外表漂亮的照片，更有记录之效。我还留下了所有地名牌、所有房舍内部的照片，和几乎所有人像，这是我先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威廉·詹姆斯曾写道，四个人到欧洲旅行，一个人记得的是鲜亮的东西，漂亮衣服，公园、风景和建筑物，第二个人注意的是排水设施，门窗插销等值得考察的事物，第三个人谈论的是餐馆和跳舞会，而第四个人可能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中，至于所见所闻，只能记起几个地名。
我是哪一种呢？每种都是，又从没专心地做好任何一种。我屡次嘲笑过“旅游式”的拍照者，他们将镜头对准解说牌、大树、对联和丑陋的大门，在刻着“天涯海角”或“在水一方”的石头前面合影，像是要拍一本说明书，现在，我倒希望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希望下一次能够专心致志地游览，抛开我那些一知半解的哲学和美学，如果我不知道拍些什么，就看看别人在拍什么吧，毕竟，这是一个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的时代，我们无往而不在潮流之中，能抓住什么就抓牢什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