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小人得志的样子；敢情大人得志，样子也不很好看。李白上长安，“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好不扬眉吐气；虽然未得重用，但在他自己的描述中，却不是如此。这番际遇，以后他一有机会必要提到，看来是视为人生的高峰了。另外，说起前引诗中的“愚妇”，他还另有一首诗，颇见心志：“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说起“蓬蒿”，李白一直瞧不起不立事功的人，羞与夷齐原宪这些人为侪，更不用说默默无闻的微贱之辈。
尽管如此，大多数读者，包括我，还是打心眼儿里喜欢李白。李白固有庸俗肤浅的一面，但谁不呢？只要庸俗得诚恳，肤浅得天真，一样能招人待见。李白不能为人下，在我看来，这是可贵的品质，另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欲为人上，李白这方面的成色如何，不是完全清楚，但看起来，他不像那种硬心肠、不择手段的人，他的一些猛志，时不时地要让位给自己的同情心呢，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让我们不觉得这个人虽然有点讨厌，毕竟颇可亲近的了。
要紧的是，李白是世俗幻想的代言人。咱们这些世俗之辈，平民百姓，自古以来一些零零碎碎的幻想，白日梦，一直在殿堂外面流浪，羞羞答答，找不到体面的描述，遇到李白，等于有了收容所。他的诗才，解救了他自己，也使无数普通人，用不着在形容自己的志向时张嘴结舌。
李白尽管爱吹牛，抒写自己柔软的感情时，是诚恳而不掩饰的，带来了他最好的一批诗句，也给他带来了女性读者，— 一个没有女性读者的诗人，简直就算不上诗人。我曾经向四个人询问，最喜欢李白的哪一首诗，只有一个人答了一首豪言诗，两个人喜欢他感性地描写自然的诗句，一个人喜欢他写愁绪的诗。我想像中的接受比例，也恰好如此。
不读李贺
曾有那么个时代，诗歌铺天盖地。我们在报纸的二版或四版上看到一两首诗，毫不觉得异样，也不把目光挪开。我们读诗。他们写诗。那时候，一个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自称诗人，不用担心周围的人会一哄而散；一个丈母娘，对女儿嫁给了诗人，也不觉得大祸临头。—这些并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或海外仙山上的事，而就是三十年前，我们国家的事。
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此之快？是这个民族精神上已丰腴有加，不再需要诗歌的滋润，还是减肥成功，容不下那些短行的赘物？是应该怪罪你我这样的人过于志得意满，看不起所有细腻的感受，还是该褒奖制片人和广告商，提供热烈的公共消遣，使我们有好多理由，没有一点时间，和自己厮混？也许，这个现象不过是某个进程的附属品，而那个进程，大家都知道，正把我们这一大群人，改良为绰绰有余、作作有芒、振振有辞、津津有味、全无心肝的成功人士。
《春秋》责备贤者，如今是冬夏，那就责备弱者吧。我们的白话诗人，一百年来，越来越不在乎锻炼语言，而如果诗歌只是用日常语言，表达日常情感，还有谁不是诗人呢，本土的茹尔丹准要说，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年的诗了。须知，精致的表达不一定是诗，但诗一定得是精致的表达呀，精致的表达加上非常的感受如“纵做鬼，也幸福”者，才是我们想看的，相反，“在城里干活不仅要流汗，还要用脑子”这种日常加日常的妙句，再伟大也不太像是诗。
我们对诗人的期望很高。语言即头脑，语言的丰富就是头脑的丰富。突破日常语言的樊篱，诗人是先锋；所以我们热爱诗人，因为如果没有楚辞，中国人的世界要少掉一半色彩，所以我们容忍诗人，因为哪怕是最失败的语言实验，产生出最可恶的作品，也有可得鼓励的地方。
李贺那些最雕琢的诗章，不妨看作是他的语言实验。在李贺的诗里，我们可能更喜欢“东家蝴蝶西家飞”之类，平实而不失巧妙，不太喜欢“一方黑照三方紫”之类，用力过甚，但李贺的价值，倒在后者。语言如何能够调度我们对感觉的记忆，如何通过巧妙的安排，在读者头脑中刺激出新鲜的画面，不实验怎么知道呢？
我们最早接触李贺，是在中学课本里。课本选的，都是李贺成功的作品如《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早些年，我曾有一种意见，以为中学课本里也许不必选入李贺的诗，免得引导学生写得过于纤秾。那时，我还觉得选朱自清的文章，不该取《荷塘月色》和《绿》，正如不推荐李贺“绿波浸叶满浓光”那种用力的方向。
但时过境迁，现在我觉得，学生于修辞上用心，不管什么方向，都是好事了。看看我们现在的报纸、我们的网络，然后，最可担心的，看看我们的作家，对语言没什么敬重，而据说，这样的汉语，还要推广呢。如果头脑干枯、想像力缺乏可以传染的话，还有比它更好的载体吗？而所谓巧妙的文字，一大主流，是将词放在本来不该在的地方，像是把材料胡乱扔到坩锅里，冀在读者头脑中自行反应，—万一产生出什么奇妙的物质呢？哪怕是爆炸也好。
实际上，李贺也有过类似的努力，但实验和混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李贺是如何苦吟。他前后左右，都有诗人用雕嵌的法子写诗，并不都成功，毕竟，拼命去表达脑子里的印象，拼命去掩饰脑子的空空如，其结果只在最表面上才相似，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可分辨开来。
如此说来，对李贺诗歌的态度，就有点复杂了。一方面，不希望汉语在他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又想推荐所有的诗人，读读李贺，特别是他那些名气不大的篇章，就当是去看看古代的诗人，有多么尽职尽责，或还可以帮我们想起一种尘封已久的情感，叫羞愧。白话汉语作为书面语，是吃着激素成大的，拿我自己来说，写起字来，极少有得心应手的时候，总是绊绊磕磕，踉踉跄跄。我自己已经绝望了，便指望别的作家，写出新的条理。不管怎么说，要驯化这头不匀称的巨兽，除了作家，我们还能靠谁呢？秘书？记者？如果汉语的规范形成在他们手里，大家也都可以闭嘴住手了。
不读王维
中国画最感人的一个主题，是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图写为极富诗意的场景，或渡头落日，或墟里孤烟，或江中渔火，或隔浦人家，青溪盘绕的柴门，红树遮掩的山窗，雾晓的舟子，雪夜的骡夫，等等。
为什么这是感人的？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画面优美而富于意味，那意味又是什么？为什么“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令人神往，改成“青溪两千仞，中有二道士”便成了笑话？与其寻求枯燥的答案，不如继续欣赏古人的用心。最典型的山水画面，我以为是在王维的半首诗里：
“不识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山水诗和山水画，起于六朝，复兴于唐。和六朝的乱七八糟不同，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王维的时代，仍可以称为盛唐，国家高歌猛进，人民欣欣向荣，那么，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这些人，对个人命运及社会状态的看法，如此暗淡，是不是多少有点奇怪呢？
和众多的儒士一样，王维年轻时，也是奋发向上的，从他受张九龄的汲引而做了右拾遗，到九龄南贬，也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王维对政治的兴趣，如同青年人的热情，迅速冷却。但政治挫折并不足以解释他后来的立场，他和当时的一批士人，发自内心地厌恶被赋予的社会使命，对政治和伦理生活失掉兴趣，早就发现传统的为儒家所描绘的天下图景，乏味到毫不值得向往。
王维自己的理想国，与其说在真实的山水之间，不如说是在想像之中。他几次退隐，又都复出，他厌恶人际的纷攘，又受不了贫穷和寂寞，他自称是清正的人，却不得罪每一位大人物来往，不论那人是李林甫、李辅国，还是安禄山。用他自己的话说，世事浮云，何足关心，所以虚与委蛇，心不在焉，便解除了旧有的道德责任，不为礼法所累了。
对意趣相近、却葆有节操的几位前人，他有所批评，或者说，藉批评以自辩。洗耳的许由，不解至道，解印的陶潜，忘大守小，至于嵇康的抗争，在王维看来，更是毫无意义，“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人事中的善恶，既无分别，出处去就，也便无所谓了。
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与对合理生活的美好向往，就这么结合起来了。在后世，更加明显，一个人只要把自己想像为理想主义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了。山林之思，一直是士大夫的隐身草，几乎没有一人，不是一有机会，就图山咏水，如单看那些诗文，你会奇怪，古代中国，怎么还找得到肯去做官的人，何况为之打破头乎。
王维想像中的山野，能将人洗净，使无所不安，又是友好的道具，给空虚赋予意义。王维学佛，得一空字。有意思的是，他，以及后来的一大批人，将空寂的概念，从哲学下拉到实际生活，这固然不是错误，但也足为遁术了。
王维的画没有流传下来，世传的几幅，都不可信。据说他喜欢画“雪景，剑阁，栈道，骡纲，晓行，捕鱼，雪渡，村墟”。在萧瑟的环境里，人的活动，仿佛回到本来，构成与自然界的单独关系，双方共演一出哑剧，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天才的力量便是如此，王维描绘的清静世界，那是上帝也造不出来的。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自怜自惜如此，谁不愿意诵读呢？我热爱王维的诗，也艳羡他过的日子，借用宋人的评论，是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看来用不着云霞侠侣，鸟兽朋群，便在人伦中，也可安拥世外之思，办法之一，就是读王维的诗。
在另一首诗里，王维写道：“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世网撄挂，沉吟难去，所以要歌式微而写空林，以冀明月之一顾。王维毕竟是有远志的人，后人无王维之志，行则百倍不堪言，来迁之余，画一大山，中置一峨冠而貌类君子者，曰此我也，此我心隐处也。明月有光，宁照此物耶？
不读韩愈
古代文人，如果写得好一些，现代人就叫他文学家，—这也无所谓了，反正“文学”里早已什么东西都有，犹如文联里什么人都有。是的，文学早已被普遍理解为带有“文学性”的文字，而“文学性”，听起来不知所云，但据说实有其物，可以在“只盼坟前有屏幕”这样的诗歌里或小说里找到，也可以在说明书或广告词里找到，正如行家可以在乡下的蓝门帘子或上古的瓦罐上找到“艺术性”一样。
麻烦的是，如果我们讨论古代的文章，不知道是拿文学的尺子，还是修辞的尺子去衡量。比如今天要说的韩愈，是一位修辞大家，但顶着文学家的帽子。如果去摘这帽子，好多人要不高兴，若在帽子下说事，又将对韩愈不恭，该怎么办？
韩愈的诗，前人也不都觉得好，如王夫之说他的诗“以险韵、奇句、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不过，韩愈的散体文章，极少有人说不好的。
后世文人读古文，写古文，是高雅的事，其所谓古文者，不是典谟训诰，甚至也不是左国史汉，其根源，尤其是心法，倒在韩、欧那里。我们看一部《古文观止》，韩愈一个人的文章，收了二十多篇，再看今天大家用的成语，来自韩愈的，有一百多条，比来自《诗经》的还多，便知他的影响之大了。
当年韩愈力倡古文，心中的对手，往近里说，是当时浮华的文风，往远里说，是六朝文字。韩愈不唯不喜六朝人的骈体，更不喜欢的，是六朝人士，在他看来，言不及大义，驳杂无方，用今天的话说，思想太不统一。韩愈写了不少端正人心的文字，但深思穷理，并非他的所长，在道统中，他只是个打手，比之孟子，犹远不如，讲起道理来，捉襟见肘；但在另一方面，他竟真做到了整肃文风，一于正道，实有秦皇汉武之功。
六朝文字真的那么糟糕吗？远未见得。一部《文选》中，很有意思的文章，至少有几十篇。那么，韩愈及以后的“古文”里，能写到那么有意思的，有多少篇呢？照我看，一篇也没有。
韩愈在文法修辞上下过苦功，深通拗折矫变之道，可以把一件家常道理，翻过来，掉过去，说得十分充分，不容辩驳，也可以把一件极无趣的事情，说得津津有味。那么，如果用来说有趣的事，岂不锦上添花？可惜的是，读韩文训练出来的人，能保有什么好趣味吗？我深表怀疑。韩愈使之臻于极致的是，无诗意也可以为诗，无趣味也可以为文，丁点儿道理也没有的，照样理直气壮地讲理。他的文体，简单地说，是庸人的救星。
他自己也想写得有趣一些，而且颇为用力，诗如《嘲鼾睡》、文如《送穷文》之类。我读韩文，最怕读到他老先生“幽他一默”的地方，实在是尴尬。
近古文人，不管有无想法，有无见识，有话可说或无话可说，随随便便都能作出一堆诗文来，或无病而呻吟，或病于甲而呻吟乙。这是训练来的功夫，应予致敬。如果确有事要写呢？—韩愈真正露出里子的地方，是他主撰的《顺宗实录》。这部书，在后世的评价不太高。甚如近人李慈铭者，痛骂《顺宗实录》，由骂文章而及于骂人，说韩愈“端人而急功名，俗儒而能文章者也”。
我的看法相反。我觉得韩愈的作品中，《顺宗实录》（里面的文字并不都出自他手，但一大部分当是）是最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朴实许多。他的日常文章，陈言虽少，陈意太多，所以写得大巧若拙，用力掩盖这样的事实：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古代文人，先是行为统一，然后是思想统一，最后连文风也几乎统一了。文风只是余事，只是证明文化阶层完成其最后的堕落，必在文化。古文即时文，考场外的八股。考场里的八股是不得已而作，考场外的八股，不能不作。明清间也有所谓文学革命，但恰如农夫梦见自己当了皇帝，无拘无束，想吃什么便吃什么，然而吃什么呢？想了半天，只想出个炸酱面。
韩愈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好。要不要看？不看。好文章为什么不看？曰好文章不得其人而看，不一定是好事。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不用远远地跑到文公那里及门亲炙。
不读四六
我的意见是，当代人，不要用文言文写整篇文章，就算是觉得腹中的学问多得装不下，溢到了嘴里，宁可强咽回去，也别干那荒唐事。至少，要做到三不写。家里但凡还有一斗米，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断粮了，没人拿枪指着脑袋，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没米了，且有人拿枪逼着，但写起来踉踉跄跄，捉襟见肘，那就死也别写。
近年高考作文，有用文言的，虽然七窍只通六窍，也博个满堂彩。看来，在许多人心目中，文言文是“贵族文体”。但这死去的书面语，太难鼓捣，不是多看两遍《聊斋》，就能有心得的；一不小心，画虎不成反类犬，贵族没当上，倒成了门外的小厮，岂不亏哉。年轻学生好奇，不能责备，有身份的作家学者，则应小心，哪怕是事有不得已，也当另想别的应对，以免写出“重重悲欢归于枫叶，滔滔故事凝于静穆”、“高山仰止，焉敢班门弄斧；名楼扩建，确需新手操觚”这样歌词不像歌词、广告不像广告的句子。这两例都是对偶句子，后一个更是四六句的格式；北朝的魏收说过，“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但那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事，如今文体繁多，要谀时颂圣，法门千千万万，何必非得用文言呢，何必非得用骈体呢，写成这样，岂不是不着四六？
四六是骈体的另一个名字，因为多用四字或六字句，自南朝的徐陵、庾信之后，更是习用四六句间隔作对，便如前面“高山仰止”那个例子。骈体文，因为太讲究形式，从唐朝以来，一直是批评的对象，以致现在的学生，只知韩柳，不知有徐庾。赋体文章，中学课本里是有的，但据我所见，选的多是宋人改革文体之后的赋，如《秋声赋》、《赤壁赋》之类，虽然有些对偶和押韵的句子，本质上还是散体。作为魏晋南北朝主流文体的赋，毕竟是一代之文学，在课本里却不怎么有。
骈体文的缺点之一，是这种平行的文体，帮人脑子变懒，功夫用在字面的联属，而不是多想一步，比如苏彦《秋衣长》中有这么两句：“时禽鸣于庭柳，节虫吟于户堂；零叶纷其交萃，落英飒以散芳。”表面看，对偶的前后句子，各说了一事，其实后者受制于前，前句一写出，后句跟随而上，并不需要想像事物的实际情形。
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张中学课本选几篇魏晋南北朝的赋体文章。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起先亦曾是多音节的，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又失掉了大部分辅音尾，急促而硬，文章要顺口，得在声音上多下点工夫。隋朝有一位叫李谔的官员，上书请禁浮华文风，批评齐梁文章“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说得不错，然而他老先生这两句，恰是骈体，看来汉语本身的一些特点，对文体的影响，不容易对抗。为什么小孩呼帽为“帽帽”、袜为“袜袜”，为什么《诗经》里有那么多的重言词，为什么汉语的双音词在使用上压倒了单音字，我们的语言，需要不少的羡余，才说得好听，写得好看，这是没办法的事。
尽管古音流变至今，差别已经很大了，但六朝赋文，仍然是最好的训练，帮助我们处理汉语的声色，感受形式之美。中学语文中的文言阅读，自然不是要教学生写文言文，甚至也不只是告诉学生哪些是“好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是培养语感，积攒语言的材料。汉语在这些年，先是被暴力的粗砂磨了又磨，又给改成快餐盒，随用随弃，—不敢说汉语在退化，但我们这两三代人，语感确实是在退化，当此之时，读一点六朝文字，虽然它过于妍治，虽然它过于繁富，也许另有一种纠正之功呢。何况，赋体文章的铺叙，并不都是废话，穷极声貌，需要在对象前多停留一会儿，而不是扫上一眼，立刻就声称“我知道了”。曹子建《临观赋》“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这样的句子，或能帮我们有志于充分的表达，而在充分的表达后面，是头脑从容地处理材料。无论是描述，还是思考一件事情，匆遽不一定是聪明，哪怕是在网络时代。
不读文薮
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鲁迅提到的这三个人，正是读书人遭逢末世，挣扎出路，同一类型人中，三种结局的代表。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肠中有热气，自己已狼狈不堪，犹以天下，斤斤为念，而不肯笑一笑说，随他去吧。其实晚唐文学，可观的地方尚多，鲁迅下此断语，正是壮志未酬身已老的时候，看身边的景象，未免有些急火，所以举此三人，大概是看中了他们对世务的不能释怀吧。
这三个人中，最执著的，是罗隐。罗隐一共参加了十次贡举，为了成名，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掉（他原先叫罗横），十次之后，“我未成名卿未嫁”，还不泄气，天下大乱，犹流连不归，直到老了，才想到“年年模样一般般，何似东归把钩竿”，又听了算命先生和卖饭老媪的劝，掉头回乡，果然峰回路转，遭际了割据东南的钱镠，罗隐的才学，比祢衡要高，钱镠的胸怀，比黄祖要宽，君臣相处得尚好，对罗隐来说，吴越的局面，虽然不算大，但把眼睛挤小些看去，也是一棚天下，他一直漂泊无依，穷惯了的人，老来终于生活安定，这晚来的福气，也颇可宽慰诗人的诗心吧。
许多文人的一种包袱，在陆龟蒙那里，从一开始就没有，—他家里有钱。他也应过举，也入过幕，见势不妙，抽身就走，换上别人，如果家徒四壁，未必能像他那样进退自如。和皮日休一样，陆龟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幻想力挽狂澜的人，但他的牢骚，只有半肚皮，还空着一半，放些使自己舒服的事，我们看他写《耒耜经》，编《小名录》，知他从容不迫，非只是因为有点家产，还得说，他的性格，不像他人那么执拗，多少有一点贵人气，不肯把脸送上前让人家打。他最有意思的作品，是《散人歌》和《散人传》，所谓散淡，按他的理解，就是若即若离，不为守名之筌。《散人歌》里说，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个人是无力的，只好把注意力分散开，“语散空谷应，笑散春云披，衣散单复便，食散酸咸宜，书散混真草，酒散甘醇醨”，总之，不可把自己赔在里面。
皮日休又是一种命运。他出身寒门，没有退路，只能如许多唐代文人一样，四处干谒，作为进身之阶。因为姓氏稀罕，他第二次应进士第，就被人家挑中，给他在榜尾挂了一个名，这番运气，比之罗隐，是好很多了，然而后来他的不幸，和这进士的头衔，大有关系。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过一点小官，又做到太常博士，偏不得清静，先有王仙芝，后来黄巢，搅得天下更乱，那黄巢，更是把他劫到军中，做起翰林学士来。翰林学士，是专业的文学侍从，唐代诗人，最喜欢的着落，李白、白居易，都做过的；到了晚唐，职权更重，礼遇更亲，离宰相也只一步之遥，对有些政治抱负的皮日休，尤其对心思，不料他果真做上翰林学士，却是在黄巢那里，不知他是该哭，还是该笑。皮日休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黄巢处死，一说是被唐朝的官军处死，一代才人，不得善终，可悲也夫。
三个人都是才子，又都关心世情，罗隐的才气最高，三个人中，他的诗文最好看，警句多，议论痛快。陆龟蒙学问最好，也最会玩，花样百出，将智力均匀地分布到各种事物上。皮日休最合传统的正道，和韩愈气质接近，而韩愈有的一点小滑头，他却没有。《文薮》是他的自选集，里边的议论，同他为人一样，很是迂腐，现在读来，只好为他叹气。
皮日休只有过几年舒心日子，那是在苏州，他同陆龟蒙结为好友，诗酒往来。他俩唱和的诗，《文薮》中有一点，但要看全，还得向皮陆的《松陵集》。在文学上，《松陵集》常被后人批评，因为它太闲扯淡之故。但诗歌不幸诗人幸，读者的感受，同当事人的，那是很不同的了。
不读桐城
这还用说么，不少读者连桐城派这名目都不熟悉，怎么会去读它？但不知道名目，不见得没受它的影响。举桐城派而言之，不过是因为他们将对文章的一种理解，说得图穷匕见，而这种理解，至少从唐宋以来，是文论的主流，化身繁多，迄至今日。清代的桐城派，特其一种面目耳。百年前新文学运动，自以为打倒了所谓“选学妖孳，桐城谬种”，孰料这边方在庆贺，那边早借尸还魂，真个是八股不朽，桐城万岁，陈钱诸人地下有知，做鬼也不幸福吧。
桐城派我们若不熟悉，唐宋八大家，或听说过，那和桐城派，是一种东西；唐宋八大家若不熟悉，就回忆一下自己在中学语文课的经历，或看一下孩子的语文课本，那里面的讲解，和桐城派，仍是一种东西。课本里选的，除一二篇外，确实是好文章，但教师（以及教他们这样讲的人）做的，是将文章视为一种器物来研究。好比一把椅子，又漂亮又能负重，我们便想它是可以复制的，只要知道了技法；所以要研究如何量尺寸、下木、做榫等，加以练习，自己也能做出一把椅子。以这种态度看待文章，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失败失败再失败。今天文章写得好的，都是从别处得来营养，语文教育界攘其功而归诸己，未免皮厚。不信看看高考作文选之类，据说都是范文，中学教育的成果，可有一篇像样？这些学生以后当然还有机会写好文章，不过得靠自己再来读书，此外，还得把中学里学的文章做法之类忘掉。
桐城派的荒谬之一，是归纳笔法、窍门之类，从刘大櫆的十二贵到林纾的十六忌，统统都是鬼话，但老实人往往上当，以为熟记了这些尺寸，便能写好文章。举一个例子。《汉书》有一段，记有妄人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汉武帝相信，便派人到各狱诛杀囚犯，至丙吉临时负责的一个监狱，丙吉闭门不纳，使者回去告状，“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云。林纾讲“用笔八则”，说“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便是所谓的顿笔，“就文理而言是顿笔，就文势而言是结笔”，班固顿得好，所以“神光四射”。其实班固只是在述事，哪有什么笔法不笔法，林纾的鬼话，我们现在读了，自然不信，但它的变形，正在如今的中学里泛滥，教出来的作文，怎么能不矫揉造作？
林纾编过一套中学国文课本，在一百年前风行过，选的第一篇，便是方苞的《原人》，接下来是姚鼐的两篇，—这两位，是桐城派的一将一相。林纾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这不要紧，桐城派而不肯承认的，现在还多着哩。他的文章，按自己的理论来写的，借陈独秀的一句话，是“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他也有写得好的，却是译笔，违反了自己的主张，反倒活泼起来。
桐城派最不好的地方，还不是穿凿说文，而是他们划分所谓“形式”与“内容”，物序也罢，义法也罢，道艺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以为语文是单纯的表达，被表达的在心中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要写得好，需分别努力。作为分析工具，这二分法有时有用，但解释思想的过程，仍然穿凿，因为我们无法离开语言来思想，也无法离开语言来发现自己的感受，好的语言，与好的头脑，完全是一回事，至于把想法写下来，需要一点文法修辞，不过是与人谈话的艺术，对丰富的头脑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且与自言自语中产生的想法，并不在一个过程之中。朱熹曾赌咒发誓地说，“今日要做好文章，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若写古文，不读史汉韩柳，营养确实不够，但读了史汉韩柳，就能写好文章么？万万不是，如果一脑袋糨子，即使卖尽身段，写出来的，至多是糨子饸饹。
桐城派人的文章也有写得好的。这些好的，为什么好，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桐城派说文，说来说去，好文好书到底从何而来，对他们来说仍是个谜，智尽辞穷，就使出老手段，归诸“神气”之类的玄妙，甚如姚鼐，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已近乎撒赖放泼，不值与之计较了。
不读袁枚
我喜欢袁枚的，不是他的雅韵，是他的俗调。袁枚厌恶理学的不近人情，他自己的俗，便成挑战了。比如雅人据说是要逃名的，而袁枚是好名的，最喜欢说别人被他的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常提到郑板桥，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见面二十年前，郑板桥在山东听说袁枚死了（当然，那是误传），顿足大哭。这件事，郑板桥没提过，郑板桥的朋友也没讲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这个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是见面时郑板桥的玩笑话，袁枚装糊涂，故意当真，—总之，谁知道呢。郑板桥是错哭过一次的，确也是他在山东时，但哭的是金农，而金农和他是同志，且相识十来年了。
郑比袁大二十来岁，两人本不相识，直到两淮盐运史卢雅雨虹桥修禊，有名无名的文人，来了无数，袁枚从杭州赶来，见到了郑板桥。从头到尾，他们只见过这一面。
那次，板桥送袁枚两句诗，“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口气微有调笑之意。除此，郑板桥留下的文字，没提过袁枚。板桥的名气已经很大时，袁枚还在上升期。若干年后，板桥已殁，袁枚成了诗坛大佬，再提起郑板桥，口气就变了：“板桥书法野狐禅也，……乱爬蚯蚓，不识妃狶，以揠苗助长之功，作索隐行怪之状……”
袁枚常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说他伤风败俗，没学问，等等。风化的事，与诗无涉，置之勿论，至于学问，可用袁枚自己的话来反驳，“考据家不可与论诗”。在今天看来，袁枚的“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是他的好处。
另一方面，又有人批评他行止不够坚定。这就有点复杂了。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和韩侂胄交往，为他写《南园记》，道学家群起攻之。袁枚评论说，按宋儒的意思，“必使侂胄铲尽善念，不许亲近一正人”，才是坏人本色，而正人又之要视侂胄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才行，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启迪了明代的党祸。
袁枚的意见，是很合人情的。但他又在别处说，大圣孔子，乃古之周旋世故者，最会察言观色，体贴人情。嵇康箕踞，就未免太骄矜了，所以要思“圣人之所以处世，而勿效名士之覆辙”。
这是不是有点乡愿呢？也未必如此，不过，袁枚对这个关节很敏感，比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稿成，袁枚读到了。《儒林外史》对文士的讽刺，可谓刻骨，但并没有针对袁枚的地方。袁枚皮袍里藏着小，对号入座，看了极不舒服，到处说吴敬梓的坏话。吴敬梓知道了，上门找他理论，袁枚知道吴敬梓口辩功夫了得，不敢撄其锋，闭门不纳，然后回信，说了些乱搅的话，什么“虽不见如见，虽见如不见”，什么不见客是“藏己之拙，养人之高”，等等。提到《儒林外史》，他说：
“朝廷清明，贤者在上，不屑者在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君子不恶其穷而恶其所以穷也。安得如书中愤忿语，以悖教而伤化哉。”
意思就是说，你书里写的那些与世不偕而混得不好的人，是他们活该。
同样的意思，后来他给程晋芳的信里，说得更明白：
“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
这样的话，不似出自袁枚之口，恰恰出自袁枚之口。但评价袁枚，可以参考他本人的一个好见解：
“孔门四科，不必尽归德行，此圣门之所以为大也；宋儒将政事、文学、言语一绳捆束，驱而尽纳诸德行一门，此程朱之所以为小也。”
在泛道德主义盛行的古代，有这样的见识，很了不起。孔子不也说过嘛，“有言者不必有德”，袁枚的读者，尽可以只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诗文上。
可惜的是，尽管以诗立身，袁枚的诗并不特别好，整篇出色的尤其少。我喜欢的，是他的一些警句，如“文士镌碑僧凿佛，万山无语一齐愁”，“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之类。他的文章，要比他的诗好，他的《随园六记》，也比《随园诗话》好看些。
也许他并不是天生的诗人，“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但在古代，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写作方式。
不读文言
题中的“文言”，既是泛指，又特指《文言读本》。
上世纪四十年代，开明书店请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编辑了一套文言课本，题为《开明文言读本》。这几位都是通人，又甚少习气（桐城派的文章，一篇也没有选，不知算不算另一种习气），选文视野广，评释精当，本来很可推荐于今日的读书人的，只是这书多年没有再版，已不很容易买到。容易找到的，是三十年后，吕、叶二先生自它改编的《文言读本》，此时朱自清早已作古了。
《文言读本》较其前身，篇目减少了一些，而主旨仍旧。当《开明文言读本》出版时，语文教育中，语体已居上风，三位编者又都是支持白话的，所以在编辑例言中声明：
“我们认为，作为一般人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逐渐让位给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将完成。因此，现代的青年若是还有学习文言的需要，那就只是因为有时候要阅读文言的书籍：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的文学。写作文言的能力决不会再是一般人所必须具备的了。”
本篇就着这几句话，说说文言阅读的事。什么人还要读文言呢？请注意前引文字中的“一般人”一词，是结合着“表情达意”和“写作”出现的，在《开明文言读本》的编者看来，普通人是不想，也不需要写文言的。吕、叶二先生改编《文言读本》时，又补充说明道：“文言作为通用的书面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去《文言读本》的编辑出版，又是三十多年，“一般人”不但不写文言，也不怎么读文言了。
是啊，谁还要读文言呢？在我的印象中，除非有额外的兴趣，或职业需要，“一般人”对古人作品的接触，最多的是古诗词，除专门的选本外，还散布在各种读物中，甚至饭店的墙上，其次是古代的格言，因为经常引用，大家也是熟悉的，然后就是小说，大多是白话，而也有一些，如《三国演义》，有不少文言成分。我知道还有许多读者，喜欢读禅宗语录（其实那里面白话很多）、短小的笔记等，但说真的，有几个人会拿起一本《震川集》或《东华录》之类的书，津津有味地看呢？便是大学里的教授，除了专门研究古代的，或别有兴趣的，据我所知，也是不大看古书的。
头些年，颇兴将文言著作译成白话的风气。我曾对此不以为然，以为如此一译，平添出许多错误，风味也完全不同。现在我不那么想了，现在我想，这类译本的流行，不会没有道理。尽管是在如今，仍有许多人对过去的东西有兴趣，只是碍于文言难读，不得不放弃或转向译本。也不能责怪于中学里的文言教学，文言并非日常语言，在熟练之前，一旦不使用，自然很快忘掉。
传统是一种背景，硬要拉它到前台，立刻扭歪了。读文言的人越来越少，并不影响传统的延续，因为毕竟还有人在读，虽然少。这些人自会把影响传递开来，通过各种方式，到我们生活的细节中。或许有人有式微之叹，但那是自然的进程，强去干预，也没什么好结果。
吕叔湘提到的两种理由，“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的文学”，仍然存在，只是需要的力气比过去大了。语体的文言的成分，比三十年前少多了，中学课本，程度也浅多了，再要读文言，而且要读懂，非下点工夫不可。比如“过去的文学”，白话小说与诗歌还好些，欣赏散文或赋体，就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是单纯为了欣赏，会有多少人觉得下那样的力气是值得的呢？
有个朋友戏言道，读竖排的古书，边看边点头，读横排的今书，边看边摇头。回想起来，读过那么多文言著作，知识固有增添，若单从乐趣方面，收获与付出，不成比例，实该摇头。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从不敢推荐别人读古书，怕就怕人家万一听信，读了半年，跑回来骂我耽误他的时间。有时被人问得狠了，也要先将丑话说在前面，读就读吧，后果自负。
还要说的是，《文言读本》现在看来，也是很好的课本。如有人愿意在中学的程度上再进一步，自然不妨用它作教材，只要后果自负。
不读世说
倒退十年，要我在《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里选一种，推荐入“不读书目”，我怎么也不会选中《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代表着健全的常识，可常识，那是人人都有的，且人人都自以为多得向外溢，摆上小摊，一毛钱一堆，也没人买哩；而《世说新语》，才是趣味和才智的荟萃，一批奇妙的人，过着奇妙的生活，每天说奇妙的话，要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还有更好的教材吗？一个人要是不看看《世说新语》，恐怕自己做了雅人，自己还不知道呢。
曾有个人，某天忽然想出一句俏皮话，跌足叹道，可惜今无《世说》，致令佳句不传。其实各代都有自己的故事，读读旧书，便知差不多每位传主，都有一两条出奇的言行，不过不要轻易相信古时候的奇人奇事果那么多，因为多少年来，士子一直在偷偷模仿魏晋人士的风度，连老成的人，也要找适当的时机，做一两件疯癫的事，好给自己的人生，添上色彩，令后代的读者，以为他有丰富的内心，不然怎么会偶尔露峥嵘呢。还有的人，平日积攒机锋，专等用在特别的场合，好令人人传诵，有的人没机会，或者说了不少机智言语，而没什么反响，心中难受，只好写下来，收在文集里，中古以后，格言体的文章，往往如此。
于是，我们都知道竹林七贤，慢慢地不大记得正始玄学了，我们记得雪夜访戴，慢慢地忘掉戴逵是大画家，又是位音乐家了。魏晋是心智史上少有的两个大时代之一，不过谁在乎，知道王衍的人比知道王弼的人多十倍呢。如果连佛学的译者和理论家，也变身为名士，如放鹤的林公，投门的深公，就不要怪一大批著作，藏在图书馆的角落，等候有人从旁边经过，带起一些风，好吹掉一点灰尘呢。
魏晋人的著作传下来的其实不少，但可推荐给普通读者的，竟意外地少。陶渊明的诗，很多人都读过，但选本里的常客，往往是“悠然见南山”之类，他的另一种心声，酒后面的忧思，诗后面的诗，肯听的人就很少。而陶渊明还不算以思考见长，他只是使用着那个时代的思考题，就把我们难住了。
和战国相比，魏晋人的运气差。战国人的话题，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古典的第二源，魏晋人的痛苦，最核心的部分，后世的士大夫一听就要掩耳，所以或变形或隐藏，给流放到传统的烟瘴之地。当然，今天的学者，完全能理解魏晋人的著作，读出他们的心事，但时过境迁，激荡人心的时机已经错过，死而复生，却来到一个和自己无涉的时代，只好留在玻璃屋里，供人参观了。
和后代不同，魏晋文章是小圈子文学，作者无意令其流布到阶层之外，所以难读。问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对魏晋的了解，怕是和你我一样，先来自《三国演义》呢，再进一步，便是《世说新语》，再进一步，则是《文选》，—不，宋明以来，认真读《文选》的，已不很多了，不过也无妨，因为《文选》和《世说新语》一样，对那个时代，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全面的印象，反会让我们以为那只是一批文学之士呢。
只从《世说新语》，我们无法知道嵇康临刑，为何如此泰然，无法明白他诗中说的“事与愿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近两千年前人的心事呢，何不拣好吃的吃，拣好看的看，一部《世说新语》，读起来又愉快又不累人，难道不该是首选？应该是的，不过若只为消遣，世面上有那么多文白如话的好作品，和它们相比，《世说新语》又算是艰涩的了，所以不妨猜想它的读者，是以之为缆车似的捷径，一览整个时代，又不需忍受爬山的劳苦。这给了我们一个读《世说新语》的理由，但同时也给了两个不读的理由，若要了解自己身边的事，还是当代的文章好，若要了解魏晋人，《世说新语》未必是最合适的入门。
然而读书人如同游山客，既厌烦了砥平的大路，又要对荆棘交错的小径皱眉，我们喜欢适当的宽度、适当的坡度，喜欢惊起的小鸟而不喜欢扑出的老虎，喜欢每五分钟有一处景观，每十分钟有一处供水，这样，我们在下山后，说到今天又去哪里哪里，才能拥有既行若无事、又阅历十足，那种令人羡慕的口吻。
《世说新语》中，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世名士，则连《离骚》也不须读，熟读《世说新语》，就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