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里，《世说新语》是名士宝典、风雅秘籍。无论是在乡下读书，还是衙门里掌印，总要看看此书，找几句放言，时常挂在嘴边，寻几件趣事，每年做它几次，如此一来，铜气可消，俗骨可锻，就算不为名士，庶几雅人。
不读《二十四诗品》
对事物的认知，有若干途径。一块石头的颜色，滋味或气味，轻重，形状，都是性质，再进一步，可有物理学的描述，神学的解释，以及审美的观照。审美至今仍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羚羊面向草原伫立，是否会有与食欲无关的某种愉快？谁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自己，会被星空的深远、河流的迅疾感动，我们喜欢规则的布列，厌恶毫无形式感的东西，这种附着于眼耳的能力，从何而来，对人类有何意义，尚无答案，我们只知自己本性如此。我们甚至创造了艺术，一代又一代，造出无数的绘画或诗歌，或精妙或劣等，既不是用具，也不是知识，却诱使人们拿食物去交换。渐渐地，我们甚至分不开欣赏与对欣赏的欣赏，用阅读代替旅行，用诗歌代表自然，至少也把它们混为一谈。
一个诗人在现场体会到的心情激荡，和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比如《春江花月夜》，心里发生的感动，果真有同样的性质吗？很多人主张诗歌高于自然（在审美的意义上），这种比较，便是把两种经验，视为一物，只在心理的阶梯上有所不同。中国的古典理论家也有如此的等式，但在方向上相反，在他们来看，自然之物的美在观照之前就存在，甚至，一棵树木，是有能力自我欣赏的。对诗人来说，这有点令人气沮，因为他的工作，只是导游，至多是讨厌的代言人，—之所以说“讨厌”，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物体的完朴，每经一次描述，就损失若干，所以不言才是最好的言，而诗歌不过是津梁，用开门的方式，来关上那道门。
正如当代的文学理论，让作家比原先更加迷惑，中国古典文论，会让诗歌的读者，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从中学会一些范畴，比如“清奇”或“冲淡”，很妙的词，如果用得恰到好处，会令旁边的人对你的修养由衷佩服，但是，这类的范畴，到底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是关键还是皮毛，谁又说得清？正如我们说一个人“热情”，这评论背后可以是五分钟的体验，也可以是半生的交流；它是非常好的说明，然而，我们如果去填表，从姓名到履历，从性别到住址，得写满一大张，才勉强告诉别人你是谁。“热情”甚至不像“善良”，后者至少意指某些可指望的品质，而如果举着“善良”的牌子，不足让一个人登机，“热情”就更不能打动可敬的机场官员了。
前面的“清奇”和“冲淡”，是从《二十四诗品》中选的。《二十四诗品》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唐代诗人司空图的作品，从近十多年学者的研究来看，更可能是元明人的创作，伪托在司空图名下。真伪且不管，《二十四诗品》是讨论诗歌“气质”的专著，定义了若干性格，作为诗歌品鉴的高级指南。除了“清奇”和“冲淡”，还有雄浑、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一至二十四种，我全都写下来了，因为按我的经验，如果需要显得很有古典修养，熟悉这些词，很有帮助。
我们选一条来看一下，《二十四诗品》是如何定义诗歌的“品”的：
“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
这说的是诗歌吗？是的。风格本来就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我们还记得，魏晋时代品评人物，也常用类似的描述，而我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又恰是在那个时代，就不难理解古典理论家是如何的不信任概念，只要有可能，就以物喻物。
依赖分析，还是依赖体会，这本来不该成为问题，如果它们没被挑唆得打起架来。现代人可能觉得，还是分析更可靠些，也更可发展；不过，现代人也承认，分析是很累人的，体会则轻松，分析需要积累，有时还会跑掉，而体会，总是现成的。要让分析和体会各司其职，现代也难，因为双方都喜欢过界，或者是去分析那不可分析的，或者是伸出舌头去舔一张画，—如果真能舔出“品”来，那将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审美经验。
不读《古文观止》
明代，选家特别多，当时的人，以为是极盛了，没想到清代的选家比明代还多，没想到当代的选家比清代还多。且说清人编的文选，有两本声势最赫，一是康熙让徐乾学编的《古文渊鉴》，一是代表桐城派主张的《古文辞类纂》。但流传最广的，既不是官方教材，也不是文豪的选本，而是两个村塾编的《古文观止》。
吴楚材、吴调侯教书教得高兴，把课业编辑起来，竟成比肩《文选》、《唐诗三百首》的畅销书。命名为观止，但从他们在《自序》里说的话看，二人并没有什么狂妄的念头。实际上，《古文观止》的流行，一大原因是选心的随和，连骈文也选了几篇，不像前后一些选本那么壁垒森严。
“古文”有多种意思，作为文体的古文，是唐代叫起来的。实际上，就是散文。以前的散文，只是实用的文体，六朝前后发生了文学的自觉性，那第一批为文章而文章的作者，写的是骈体文。骈文虽好，要经过艰苦的练习才写得出，谋生不暇的寒士们，哪有那种从容呢？唐代的古文运动，把写散文升为专门的技艺，文人自此多矣。且有不止于技艺的地方，按韩愈等人的说法，写古文，还有裨于世道人心呢。
既然古文就是散文，一种茹尔丹先生说了四十多年的、人人都能写一点的东西，为什么唐代有古文运动，宋代也有，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各自大张旗鼓，好像不如此则散文亡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争夺论坛的领导权。所以古文运动的第一件事是找对手，先前的对手是骈文，后来的对手是时文。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时文，或后来之八股文，正是唐宋古文的衍生品。要将一点点意思敷演成一大篇，中间的技巧，总结起来，就是八股。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著名的《师说》，几乎就是以此为题写成的八股文。
名文、名言是那种我们无力旁观的事。换个环境比较一下。孔子那句话，有理雅各的英译：
When I walk along with two others, they may serve me as my teachers.
韩愈《师说》里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罗经国先生的英译是：
A student is not necessarily inferior to his teacher, nor dose a teacher necessarily be more virtuous and talented than his student.
一比，原形就露出来了。韩愈的文章，大抵如此，但以他为代表的（狭义的）古文，修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的学生，当然最好能多读一点老祖宗的文章，但教师应当讲明唐宋古文的长短，该学的是古人的修辞本领，至于逻辑严密，那是古文所短，只能向别处训练。还以《师说》为例，“师”的定义混乱了好几次，在韩愈以为无所谓，今天的学生却不可不察。
古代的好文章，在史部、子部的多，在集部的少。修养好的文人，写起传记、政论之类，往往非常非常好，同一个人，要“做文章”，写一篇“古文”，公诸同好，传诸后世，就要苦心经营，描眉画眼起来。—文章是应该经营的，可惜古文运动的趣味，和八股实在相去不远。
二吴选的是古文，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受时文的影响。《左传》本是事多话少的史书，《古文观止》从《左传》里选了三十多篇文章，算是推崇至极了，选的却几乎都是议论，这便有应试文字的影子在后面了。八股如酒，越醉越要喝，越要声称自己没喝酒。如当今的作文教学，若说骨子里仍是八股，教育部一千个不答应，人民教师一万个不答应，若说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古文观止》本是初学者很好的读本，它的毛病，是有一点八股气。八股并非一无是处，里边的组织技巧，有高明处。假如时下文章，缺少那种训练，我一定全力推荐《古文观止》，可惜，八股恰恰是今天过剩的东西。又《古文观止》的精神，是非礼勿视，比如它不选诸子书，因为庄墨荀韩这批人，不合正道，记了他们的主张，一不小心，流出到应试文章里，就要倒霉。而在今天，这就显得单调了。
古代文章，中学课本里有好多，质和量，对中学生来说都足够了。最好的办法是当作口耳记诵之学，大声念熟。千万不要想里边有什么微言大义。那是没有的。再进一步，更好的选本，代表一种经典风格的，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网罗众美的，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特别是后者，比《古文观止》好得太多，可惜不那么流行。
不读西游
我知道为什么古时候文盲多，识字的少，—如果没什么有趣的读物，识字又有什么用呢？我国的古代著作，确实有很多好道理，很多好故事，无论是在道德上、哲学上，或是实用方面，无论是对世道还是人心，都大有裨益；甚至还有些让人微笑的文字，但要想找到一种让人捧腹大笑，笑得打滚，笑出眼泪的作品—我找过，门儿也没有，究其原因，或者是好玩的人都不著书立说，或者是写文章的人本来也好玩，但一拿起笔来，他的那些有趣的品质立刻被压制住了，换上哀哀欲绝的，大义凛然的，或深谋远虑的，反正是专门和有趣对着干的性情，偶尔开一点玩笑，也像是在葬礼上试图说几句轻松的话，我们这些听众，把嘴角捧场地翘起来，心中却是悲痛万分。我现在十分确信，古人大多不肯识字，就是对这种情形的抗议。
找到一本有趣的书，已实不易，找到之后，仍不易安安静静地享受。无趣之人自古就结成秘密的军队，专门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不惜耗时花钱，写下一本本沉闷的大部头，以把有意思的书从架上挤开，还潜藏在各种地方，侦察人们的笑容，来制止快乐这种罪恶。他们经常埋伏的一个地方，是书籍的前几页，—是的，敬爱的读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样，屡次遭受这样的伏击，满怀希望地打开一本书，先读到的，却是长达几十页的前言之类，等我们把它读完，精神和身体都下垂了，心里沉甸甸的；本来是想跳到欢乐的马背上驰骋一番，结果变成了驮夫，要给—据说是—自己的精神，运输一大批救济品。这类前言，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同样糟糕的，是他们预测到我们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内容，哪种品质，而发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这些所在，用各种大义，统统闷死，使我们一旦读到该处，心中涌起的不是欢乐，而是沉痛了。在这个前言盛行的时代（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不肯放到正文后面呢？），一本书还能有那么多读者，只能说我们的快乐是如此匮乏，从而如此渴望，连书本子这种笑容的荒漠，都要去里面找上一找。
发了这些牢骚，是因为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买了一本新版的《西游记》—好多年没读《西游记》了，这次翻开，迎面便是一篇愁云弥望的前言，读了一会儿，我把书从窗口扔了出去，心中暗暗希望能砸中刚刚送书来的小伙子。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西游记》吗？我差点纵容心中的一种邪恶念头，便是把自己的不幸，让更多的人分担，办法是在这篇文章中，仔仔细细地介绍《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前后来去，或大讲猪八戒这一角色的种种深意。最后还是我的善良天性占了上风，决心一个人把恚怒和绝望承担下来。我本又打算介绍自梓行以来，数不清的人士，一直在解释《西游记》，所谓解释，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愚蠢，夹在每页之间，用他们自己的沉闷，把我们的笑容，像皮一样从脸上撕下来，我打算狠狠地嘲笑他们一番，不过我立刻想明白了，为了不帮这些恶人传名，我才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不引用他们的唠叨，而只须笼统地说一句，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西游记》不是伟大的作品，它最重要的品质仅是童心和戏谑—恰恰是人们最缺的东西。它属于那类作品，那类你一生中可以读三遍的书，第一遍在童年读，可以让你想像得眼睛发亮，或咯咯地笑；第三遍是在老年读，边读边回忆童年，不自知地有了些笑容；至于第二遍，在中年读，是读不出什么趣味的，但也非无意义，因为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有多么乏味。
会不会有人奇怪，《西游记》，以及另外两部有名的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缺少女性读者呢？女性读者或厌恶《水浒传》的粗鲁，《三国演义》的争斗，但为什么不爱看《西游记》呢？也许是她们有自己的游戏，和男性不同而已，或竟如恶毒的门肯所断定，她们比男性聪明许多。我们在泥涂上挣扎的时候，她们早就到达前面，一边闲聊，一边在等着我们了。
不读三国
《三国演义》是好小说吗？是的。是伟大的小说吗？那要看怎么定义“伟大”。 如果认为巨大的、影响多人的便是伟大的，如果认为受人膜拜的就是伟大的，如果认为令人自觉其卑微的就是伟大的，那么，《三国演义》当在伟大之列。如果认为个人的、带有精神性的才是伟大的，如果认为超乎日常经验、难以捉摸其始末的，是崭新的创造而非渺小之累积的，才是伟大的，那么，金字塔也没什么不得了，长城比不上黄道婆的一台纺车，而《三国演义》也只是一部好小说而已。
但确确实实，在古典小说里，若论曾经影响人心之深，哪一本也比不上《三国演义》。不妨想像一下古代社会里的普通人，那些不认识字、没机会读史书的大多数人，他们如何形成历史观？在他们的理解中，国家是怎么回事，政治是怎么回事，九州谁设，四疆谁辟，为什么自己要缴赋税，为什么官员会乘马，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如何辨认出自己的救星？……一个人自幼及老生活在村庄里，但也能谈古论今，对多种公共事务都有一套看法。那么，这些看法是怎么来的呢？一大来源便是听故事，从说书人，从戏文，或直接或辗转，积累起自己对政治事务的知识。讲三国故事，至少在唐代就有，到后来集撰成书，一千年里，众多的故事中，只有它，当得上是全民的历史教科书。
人们从这本教科书里学到了什么呢？语云，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伤心。苏东坡记当时的里巷小儿，听书听到曹操战败，就很高兴，听到刘备战败，就会哭泣，“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是啊，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君子之泽，确乎百世不斩，因为人民受君子的教育那么多年，已经打从心眼里爱戴他们，一听说上大人走了麦城，没几个不眼泪汪汪的。曹刘争天下打破头，千年后的听书人意见相左，也有打破头的，据说还有出人命的，而永远想不到问自己一句，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似乎也是有的，帝制下人民的最大愿望，就是找个好主子，而刘备据说是仁厚长者（这个说法，竟然有读书人也相信），非好主子而何？若干后选主子打仗，对汉末人民来说，是极倒霉的事，因为或者被征去当兵，或者被当兵的抄掠，都是容易致死的事。不过这些感受，不容易流传，容易流传的是英雄事迹，令千年后的人民赞叹不已。明代李贽说人们之喜欢三国，是因为热闹好看。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递兴倏废，就是打仗也短暂，不过瘾，而三国时代—
“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字内一大棋局。……直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
有志之士乐观而忘倦，可以理解，身为刍狗、胸无大志的百姓，同样津津乐道，想一想亦可理解。人民需要英雄，只不过常常不知道需要的是哪一类英雄。三国时代英雄确曾辈出，但未必是《三国演义》中人，当然，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了，古人并不这么看，有志之士觉得过瘾，大家也跟着觉得过瘾。当然，有人也藏点私心，以为看看三国，可以学些大人之术，甚至有俗话讲，老不读三国，果真以为看了三国，会格外老奸巨猾，这都是太天真了，一旦做了愚民，长点小心眼，又有何补呢？
《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扶持纲常。当年孔子做《春秋》，据说乱臣贼子惧。三国的作者，也是圣人之徒，演义者，本来就是推衍经义。他编写三国故事，如某篇序文里说的，要让天下百姓皆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听起来也很不错，可惜社会里自然成长起来的伦理，和强加的伦理，通常混在一起，而功用绝不一致。《三国演义》的老读者，皆知纲常、明礼义，也没见到他们能给自己挣一条出路。
我们现在通常读的版本，是毛宗冈和他的父亲修订过的。毛宗冈是清初的一个腐儒，却误会自己的腐气为慷慨激昂之气。他曾论《三国演义》的十几项妙处，我常建议想看三国的人，先看看毛氏这半篇文字，如果看了不笑，那不妨去看三国，因为此时他读不读三国，已经无所谓了。
不读水浒
清人禁《水浒》，说它诲盗。今天的人批评《水浒》，说它宣扬“暴力美学”，—这个词我不懂，但写下来有自我提升的感觉。
中间还有一段，《水浒》在市面上见不到，那是受“封资修”的牵连，和别的毒草一起，封存在温室里了，免得欣赏水平在地师级之下的我辈不小心看坏了肚子。实际上，在“封”字号的毒草里，《水浒》是第一个解禁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如获至宝，批判地看了两三遍，也没有觉得怎么暴力。比如，那时的小孩子玩“打仗”，根本就没有模仿梁山人物的，他们连枪都没有，太狗熊；我们玩起来，至少得有杨育才、小炉匠的装备。
说起来，要禁一本书，或任何什么，只要你怀着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关心别人的脑子甚于关心自己的，没有找不到理由的，—如果一本书，没有一点把柄，可以让我们想像有人读了之后，会有坏的想法，结果把自己吓得跳起来，恨不得连夜上书，请禁流布，这样一本书，用不着禁，一本也卖不掉。当然，有的书，给我这样有想像力的简单头脑，提供恐怖材料，是比别的书多一些，—我今天本来是想写《不读〈小雅〉》的，因为我发现，雅诗里的怪话特别多，比如“君子信盗，乱是用暴”，这叫什么话，怎么可以不删？还有一批，是容易误解的，如“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原意勉强过得去，但在新解层出不穷的今天，谁能保证不会有人说是对讹言可以宽容？所以它也是当删的，至少改成“民之讹言，判他十年”之类。
但最后还是写《水浒》，不写《小雅》了，因为《诗经》的读者，得罪不起，—可见《水浒》的读者，未必暴力。《水浒》是本童话，爱看童话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性格总要好一些，脸上的微笑也多于晦气。什么李逵李达，就是逗个乐子，明代有个人评论说李逵不该杀罗真人，另一个说，“此言真如放屁”，“天下文章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其事”。我记得小时候听的童话，结局不外乎是谁把谁吃了，或谁把谁打死了，但那时的幼儿园，也没有因此成为战场，—战场是有的，是在早把童话忘得干净的成年人中间。
我并不是说《水浒》不暴力，《水浒》里有很多暴力，不同的暴力，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有石秀大闹翠屏山，都是不应该的。石秀纯粹是多管闲事，特别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人不去做领导，拿把刀子在街上横行，难怪古人评论《水浒》之所作，是遗贤在野，因为不遇而愤激。至于林冲，功亏一篑，自毁功德。我们可以想像，再多忍一口气—好吧，也许两口—没准儿就峰回路转，别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再说你也没给烧死，用得着丧失对程序正义的信心？人常说暴力是最后手段，其实忍耐才是，毕竟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没有几个。
《水浒》的问题，是把暴力写成漫画了。一句“杀出条血路”，掩藏了多少细节，其间多少人伤了，如何之痛，多少人死了，如何之不知道痛，全都没写。哪天我想杀个鸡什么的，《水浒》并不能提供神经的训练；它提供的是另一种，使我可以轻易地说出“把它灭了”之类的话，只要去“灭”的不是我，被灭的更不是。说话不走脑子，是人生四大境界之一，多看点《水浒》，还是有用的。
但我今天说的是“不读《水浒》”，为什么呢？因为它把武松写得甚高，而我极不喜欢这个人。看他做的事！第一是打死个野生动物，以后逢人就吹，然后在县里管治安，然后干涉婚姻，然后给人做打手，然后披着宗教的外衣，然后到处杀人，还抽烟喝酒。有一件是好事吗？而且他在书中关涉甚广，删也难删，改也难改，还一直活到最后。他最多，也只好算个雇佣打手，而这样的人，在城郊的某个市场上成群结队，晃来晃去的，有的是呢，一百块钱，再发根棒子，就雇他一天，哪里用得着什么武松。
不读红楼
题目照例危言耸听，其实我对《红楼梦》并无很大意见，也领教过它的魔力。念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上课时愁眉不展，以手柱颐，眼望虚空，老师询问，答以“晴雯病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结构，使人的经验，有第二种容身之地；做得好的，这新天地的活性，不亚于围绕你我的真实世界，为之掉掉眼泪，正是我们追求的阅读体验。
但《红楼梦》是一回事，红学是另一回事，红学是一回事，红学中的索隐派是另一回事，—不过既然红学能容纳索隐派，且索隐派之外，也不乏各种奇谈怪论（我昨天刚见到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冷月葬诗魂〉与多弦理论》，本着行文简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区别。
中国大大小小的红学会，总得有几千个吧。从某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感谢红学会，正如我们要感谢UFO协会、美人鱼服饰学会、兔子红眼根治小组等等一样。社会没有权力干涉一个人的旨趣，那么，对心灵特异之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个组织，便于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闹事。
略微有点麻烦的是，红学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点远。比如红学家同时又各自是公认的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学者、教授、爱国者、好丈夫，那么，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点儿不清不楚，别的人再以什么家或什么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脸或要有些“红”。红学，包括曹学、秦学，和正在建立的“姥学”，既为人生哲理之总括，宇宙运行之枢机，已非“学术”二字所可范围，不妨另起高门大户，把“学”字赏给你我平庸之辈混口饭吃。
在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见。古代的哲人说大地是中心，我们便取这意见，今天的科学家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个流浪汉，我们也取这意见，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成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种意见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何种意见占上风，却构成重大的区别。比如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主张宇宙的密码是写在文学作品里的，并无什么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当多的人同意这意见，就有点异样了。
《堂·吉诃德》的主角，坚信骑士小说里那个世界更加真实，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说里的形容不符，他宁可不相信眼睛。吉诃德先生是小说的读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我们又是《堂·吉诃德》的读者，假如有人把这些全部混为一谈，那一定能创造相当的混乱。在我接触的人里，相信《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认为这本小说，其实是推背图，是史书，甚至超越了记录，成为被记录的某种实在之物，这些最可骇怪的议论，出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难不令人去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失败呀。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
常识和通常说的知识有不同的意义，常识不仅是一套合用的知识，还代表一种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学富五车，却极端缺少常识，那是因为他少一种核查程序，而那是决定了谁是大肚汉，谁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红学家，提出曹雪芹其人并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书勤’也”，—很独特的观点，放在饭桌上谈谈，还是有趣的。红学中好多主张，看着不像这一条这么奇怪，而骨子里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几种最广为人接受的主张，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对当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点夸张了。窗上漏了那么大的洞，进来的不会只有红学。比红学更背离常识，而且大行其道的，还多着呢。有时听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乱语，看那些善良的人们点头称是，难免要想，这就是我们，发明了显微镜和电冰箱，把飞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
不读《儒林外史》
时代变化快呀，吴敬梓这类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只是精神，至多是性命问题，像他喜欢的嵇阮们，都是社会上的贵族，生计云云，不用费心，阮籍有时哭哭穷，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吴敬梓或杜少卿的时候，“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于是小姐的身子丫环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谋几两俸金，挣下三十担米的一块田，犹不敢去，还要“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
当代英语里的loser一词，译成汉语的失败者，太生硬，那么译成什么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废物？废物点心？反正，一部《儒林外史》，就是loser之歌，它里面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笔下，无非鄙吝之徒。作为读者，我们很难同意吴敬梓的这种牢骚，第一，那样会显得我们也是loser；第二，我们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义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过活，可以买棉帽子、买炸糕等各种好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可不想为一本小说叛教。
《儒林外史》写的是士子、文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过这本书对“知识圈儿”以外的人，也不客气，书里写过三十来个乡民，二十几个买卖人，十个差役，十六个奴仆，还有三个看阴阳的，五个大夫，八个和尚，四个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么好嘴脸。吴敬梓搭建的书中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归咎于世风日下。那也是中国最古典的牢骚了。
《儒林外史》里的文人有几类，一类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迟衡山、余二先生，这些人有操守，还多少有些才学，前者使他们混得不好，后者使他们不至于饿肚子。第二类是混功名而人品见识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超人这样的。第三类是什么也没有，向雅人处说雅，向俗人处吃俗，艰难地混在外围的小文人，如季苇萧、季恬逸之辈。
还有一种人，醉心功名然而为人极好，如著名的马二先生。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冯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儒林外史》写马二，下笔是很温柔的，同对杜慎卿的贬抑相对读，可以发现，在吴敬梓的价值表里，道德比才学重要很多。所以他对第四类文人，也就是欺世盗名者，态度最严厉，如小说里的权勿用（据说原型是康雍乾时代的假道学、假名士是镜）。
接下来的问题是，吴敬梓以及他书中的理想文人，所坚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道德中的传统？书里面，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说得不错，但如果学问、功名都不讲呢？实际上，书中那些粪土功名的正面角色，除一二子外，并不讲究学问，诗文也不一定好，那么，这批士子的本色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只是某种道德价值的看守，那么，非得吟诗弄文做文人才合格吗？
这个问题等于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剥掉一两层皮毛后，核心在什么地方。鲁迅曾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鲁迅的意思，似乎是以为《儒林外史》是为旧文人做的，那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兴头正浓，难怪他有此议论。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许他会进一步说，这本书，盛世的人还是不要读了吧，读也读不懂。
每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失意者，伟大的《儒林外史》，讲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证明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小说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把幻想维持下去，其中那惨淡的信心，是除了《红楼梦》的读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别人身上。小说最后一个人物是荆元，是个裁缝，喜欢弹琴，在小说的结尾，他弹给一个老友听（那人也是个市井中人），弹完后，“当下也就别过了。”—我相信任何当代人都不愿意沦落到这种田地，但能够想像在什么地方有这种人，且能想像他们没有饿死，多少令人欣慰。
不读《考工记》
民间技艺自有流传。古代的典籍，鲜有对工艺的记录，然而一代代的中国人，仍然会造酒、制车、种田。只是，若没有知识丰富的人参加，工艺的改进必然缓慢，而且无法产生出科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古代写工艺的书，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贵。最珍贵的一本，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考工记》是工艺大全，怎么造车，怎么做食器、兵器，小到编筐，大到营建城邑，挖沟筑防，虽未必详细，却样样法度清楚。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极少的，前人或说这本书便成于这种人之手。但书的内容如此丰富，怎么能有那样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访问各行的工匠，记录成书。
读书人能有这样的心思，不论是出于私意还是官命，在当时算了不起。只是陆续润饰，有些东西难免走样。比如《考工记》说车轮要用三十根辐条，取日月之数，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考古所得周秦古车，极少见三十辐的，大多数是二十几根辐条。老子虽也说过“三十辐共一毂”，但老子是哲学家，可以举其成数，不必对工艺负责。若是工匠自己来记，当不会想到要让工艺向哲学让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为了整齐好看，以及合于他们的哲学，对这本书的加工不止一处。仍以车制为例，按现存《考工记》的定制，车毂的长度，要合于车轮（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径。实际情况，是要比这个短一些的，不过如实写就麻烦，妨碍阅读愉快。
《考工记》对车制的记录最详细，也最难解。为它做注的汉代大儒郑玄，去《考工记》的时代不算很远，注解已错误百出。比如车毂两端金属套的大小，按郑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贤”），径八寸多，细的一端（“轵”），径四寸多，相差如此悬殊，世上哪有这样的车呢？郑玄“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一辈子不知坐了多少回车，何惜于凑近看一看，或者问一问制车匠呢？
这个问题留了下来，大家都觉得不妥当，又没有好的解释。清代通西学、重实证的戴震，不得不改字解经，又把铁箍的厚度也算进去，勉强让这理想之车能够运转，但毕竟不合经文。他的师弟程瑶田，则以为“贤”“轵”说的是饰毂。清代对《考工记》研究最深，要属戴、程二位，仍说不清楚这件事，而从现在的考古所得来看，先秦车毂，两端的径差纵有，断不如书中所记那样悬殊。至于是记录或传抄错误，或“贤”、“轵”别有所解，就不知道了。
《考工记》流传中或有错误，但拥有这本书，是我们的幸运。有个成语，叫“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中的“辅”和“车”，旧训一直是解作颊骨和牙床（我记得我上中学时的课本，还这样解释）。直到清代的王引之，才正确地指出“辅”是加固车轮的额外辐条，所谓“夹辅”是也。《考工记》中没有讲到这种“辅”，它少说了一句，大家就糊涂了一千年。若无《考工记》，我们对先秦社会的知识，秦汉以前的技术史，要少掉一半篇章，古籍中许多名物，也更不可解了。
我们平时读书，是想不到《考工记》的，因为它又枯燥，又难读。另一本著名的《齐民要术》，也同样鲜有读者。古代对技术，没有设立专门的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系统，读者不会，会者不读，技术发展固然自有其进程，只是无法钻入读书人的法眼，成了地下的暗河。
戴震曾感慨，经书中有些地方，若无实际知识，是理解不了的。他举了些例子，如不懂天文，读不懂《尚书》；不知古音，读不通《诗经》，没有数学知识，也看不明白《考工记》。他说，对这些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但对古代的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除了“忽置不讲”，也没什么好法子，戴震自己若不是懂些西方历算，对《考工记》怕也只好忽置不讲了。
但戴震阴用西学而阳斥之，如他做的《勾股割圆术》，全用西法，只是把术语换成中国古词，便宣称三角学可以从勾股中推出，进而宣称此法古已有之，西学乃是从中国偷去的。戴震一直号召“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看来，不以人蔽己易，不以己自蔽难啊。
不读《尔雅》
《尔雅》成书于西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和别的词典有一点不一样，《尔雅》是按词义和事类编排，把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放在一起来解释，比如全书的第一条是“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便是说这些词都表示起始的意思。还有一条是：“殷殷、惸惸、忉忉、慱慱、钦钦、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弈弈，忧也。”我们读了，未免要想，古人真是麻烦呀，形容担忧，要有这么多花样，我们当代人形容快乐，还没这许多词呢。
《尔雅》之后又有《广雅》，一本仿效《尔雅》的词书，三国时的张揖编撰的。《广雅》是对《尔雅》的扩充，收录的词很多。如表“取”义的动词，有“龛，岑，资，敚，采，掇，搴，摭，芼，集，摡，扱，摘，府，揽，捞，挢，稣，赖，摣，撩，探，抯，收，敛，捕，汲，有，撤，挻，铦，抍，掩，窃，剥，剿，挦，捊”等，表示“举”的动词也有二十几个，表示“欺骗”的动词也是二十几个，表示“击”的词近六十个，如此等等，—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细致？我们只用一个“搞”，顶多再加个“弄”字，就什么都说了嘛。
我们会想，古人真是有点傻（顺便说一句，《广雅》中表示“痴”的词有十个，表示“愚”的词近二十个），连飞机也没坐过，却有三十三个字也形容飞翔。他们对事物，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呢，为什么要给瓶子起几十种名字？平时咱们读点古文，最头疼的，就是意思相近，用词却花样百出，据说各自有微妙所在，但谁有耐心去体会？现在的颜色专家也掌握些古怪的名字，咱们则只需知道红黄蓝白黑，如需进一步形容，则可说“有点黑”、“很黑”、“贼黑”，而《广雅》呢，表示“黑”的词有三十个，是不是因为他们心理阴暗呀？
语言，是越简单越好呢，还是相反？这个问题，没办法一律地回答。当年扫盲，曾编写十分简易的课本，学生有不高兴的，说：“我们只是不识字，又不是不会说话。”我们日常说话，可以有许多写也写不出来的方言词，一旦提笔，这些词不能用了，顿觉寒酸。如果有人提议把汉字减少到千字以内，复杂的句式一概禁止，大概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的，因为那样一来，大家就平等了。
这可能便是正在发生的事。我偶尔写点文章，发觉可用的词越来越少。一呢，是怪自己从小没好好学习，掌握的字词本来就少，后来天天向上，又忘掉一些词汇；二呢，是越来越多的词，被用得没法用了。比如一个挺不错的字眼儿，总有人不好好用它，今天给它涂点恶心，明天又把它拽到泥里拖一拖，一来二去，等轮到我使用时，它已经混带着许多不愉快的感觉，成了一个破词儿了。可用的词越来越少，正好省事，但我有点担心的，是语言和头脑，怕是一回事。我有一次摔到脑袋，半天有苦说不出，便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证据。
还有输入法。我也是用键盘写字的，输入一个字，后面有词的提示。谁也不愿意和自己过不去，不管心里怎么想，那些位置在前的词，总有更大的机会，跑到文本上。要知道，无数的人都在用同一种输入法呀。那些位置在前的词，不管多么好，几天后就变成了陈词滥调，更要命的，这是别人替我们选择的词，或者说，是我们彼此之间，共同造出的语言环境，我们再也不用费心于遣词造句了，我估计，再过些年，输入法候选框第二页往后的字词，就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当然，它们也可以继续赖在那里，但是，谁瞧它们呀。
还有别的。比如说微博。微博我还不会用，但它的性质，我是知道的。微博是好东西，它对语言的影响，大概也不得了。几十个字，还要大家来听，势必要追求响亮的表达。响亮，已经是当今语言的要义，你写的东西，如果不能在一秒钟内吸引别人的注意，就永远没机会了。所有那些微妙、暧昧、迂缓的表达，都要开除，只留下最直接、显豁、夸张、咄咄逼人的，就像赛跑，耽误事儿的一切，都放在筐里，只不过这一回，没人再回去取筐里的东西。
不读《内经》
对同时代的希波克拉底，柏拉图虽也表示仰慕，心里却不怎么佩服，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是一切知识王国的立法者，那些通过经历、观察、反复实验而来的知识，只是雕虫小技；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终极因”问题，零碎的知识体系，只是它的推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好的起点，和一个好的逻辑，坐在家里，便能建造起可以无限庞大也可以无限精细的结构，世界万物，及其运行的原理，无不包纳，—万一有装不进去的，一定是那事物的错。
古典哲学家，都有这种整体论的气质，先搭一个容器，再来收纳万物，并分配给它们各自的属性。古希腊如此，古中国也如此。比如过去有六脏之说，肝心脾肺肾之外，还有头，但五行说入主医学之后，多出一脏，不好安置，看来看去，还是脑袋最没用，就把它去掉了。这五脏都搭配着各自的属性，为五方，为五色，为五臭，为五味，还有五声，比如您要是笑口常开，可能是心有问题，要是喜欢唱歌，多半脾有毛病。
现在人们讲医经之祖，为《黄帝内经》。需要说明的是，《内经》托名黄帝，但和黄帝没什么关系，—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黄帝神话，是战国人编出来的，《内经》中最早的篇章，也是战国时人写的。我们见到的《内经》，是一本论文集，定型成书，大概在东汉，收入的文章，有战国人写的，也有汉人写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后人掺入，成篇就更晚些。中医学理论，这本书是奠基之作，它建立的天人模型，在中医学里面，是无法撼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