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素问》，一部分是《灵枢》。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内经》用另外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验医学，一部分是哲学。
《内经》提到，古人身体好，活到一百岁，其实，上古之人的平均寿命，至多在三四十岁。有了外伤内患，一点办法也没有，晚至殷商，国王武丁得了眼病，无术可治，只好去占卜，普通人则只能忍受痛苦。在成千上万年里，人们一点点积累起些药物知识，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每一种药物的发现，几乎都是在绝望的驱使下，如非走投无路，谁会去尝试那些味道可怕的矿物和草茎呢？
经历了千辛万苦，古代经验医学终于小有规模，刚摆脱了巫师，又吸引来了哲学家。哲学家注意到医学的成就，迫不及待地赋予它一种理论。《内经》在后代的价值，和在汉代是不一样的；在后代，人们更重视它的理论，至于里边那些经验医学的内容，具体的针法和方剂，倒鲜见沿袭。而在当时，一本医书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多少治病的手段。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十一脉灸经》等，比《内经》是更典型的时代医书。
我读《内经》，读到经验医学的内容，虽然不大懂，却很佩服，因为那是在两千年前呀；读到哲学的部分，特别是《素问》中那些大段的哲学讲义，只好皱眉，因为在这里看到的，是哲学对医学的入侵，先验对实证的干扰，冥想对观察的蔑视。鲁迅批评中医不讲解剖，一针见血，两千年里，中医学有了丰富的药物知识，也发展了诊断术，但解剖学知识的积累，无法恭维，—《内经》医学离人的生理有多远，后世医学就有多远，而实际上，在有些方面，是更远了，比如汉代医生讲的经脉，虽然未必尽合，却意指一种实际的循环系统，后人讲的经脉，其生理意义就大大地淡薄了。
解剖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标志着是否采取实证的方法，是否分析，是否验证，是否对事物的实际面貌有兴趣。古代医学，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中国、欧洲、印度，本质上相差不大，在这里面，中医学还是最发达的。而现代医学，实际上并不是从古代医学内部发展出来的，尽管它在解决同样的问题。在古典哲学压迫下的古典医学，早已没有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为一种实证知识体系的可能。
古时候的读书人，往往也给人治病。叉手谈脏象，并不太难，再背几个方子，便亦儒亦医了，稍下功夫，便可为名医如傅山。但归根到底，一个人有了病，是愿意找柏拉图，还是愿意找希波克拉底呢？是愿意找希波克拉底，还是愿意找盖伦呢？这不是用嘴投票的事。
不读茶经
这里说的茶经，并不特指陆羽《茶经》。陆羽《茶经》是务实的文章，可以与《齐民要术》对读的。《茶经》之后的古代茶书，流传下来的，大约百种，虽然说得悬乎一些，多数篇幅不大，再扣去散佚，一个人把这批书全读一遍，也用不了几天。我是很鼓励这种读书事业的，几天时间，就能成某一领域的专家，怎么想也划算。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小时候上学念书，有冠冕堂皇的说法，叫“学文化”。那时认得字，就是有文化，乡下干部常说的“那个妇女没文化”，是在说她文盲，今天的门槛高了，干部再说这句话，不再是说她不识字，而是指她觉悟低，不理解乡镇发展观，连拆个房子也舍不得。现在大家都知道文化是好东西，你也要，我也要，与其打破头，不如学猪八戒，大家分了吧。中国人多，所以分得细，小区门口，有对夫妇，是卖臭豆腐干儿的，近日打出横幅，上书“复兴臭文化”，我想向他们说，恭喜，您也分到了。臭文化之外，还有酒文化，水文化，卧文化，跪文化，饮食文化，厕所文化，打灯谜文化，踢毽子文化，你能想到的，别人早已想到了。
别忘了香喷喷的茶文化。有一次被绑去品尝普洱，在座的都是茶文化大师，其中一位，能喝出茶树的海拔，另一位，分辨出茶工用洋胰子洗过手，发脾气说：“我一再告诉他们用皂角，用皂角。”轮到我时，只能支吾几声，不知所云。人家以为我深沉，连换三四样，最后急了，泡上压箱底的绝妙好茶，我只好如实赞美：“这个最烫。”我的舌苔厚，喝不出许多妙处，但我对喝茶，敬重有加，而且一向支持雕琢生活的细节，赞美精致的趣味。
南北朝划江各立的时候，南方士族发展了一种“精致文化”，北人嘴里骂岛夷，心里还是嫉妒的，特别是隋唐时天下太平，该享受生活了，以前的堕落分子，都请来当老师。陆羽《茶经》，未尝不是给北人写的教科书，北人一见心折，原来喝树叶子有这许多讲究，南蛮子硬是要得哩。
茶工虽巧，奈少文化何，等文人爱上茶事，茶文化才有文化。那有点儿像一种竞赛，你说妙味，我说无上妙味，你讲究火，我就来说水，汤分贼魔，水别灵异，山泉如何，古井如何，高峡是什么样，长滩是什么样，南零第一，还是庐山第一，东坡之雨果胜于陶谷之雪乎？ “无水不可以论茶也”，所以懂行的人“子问水，不问茶”，一听说你用的是自来水，立刻笑倒在地。
又如煮茶的燃料，如今用电，是不得已。《茶经》是提倡用炭的，诗人摇头笑道，陆鸿渐毕竟出身不高，博则博矣，不如我辈知雅啊。一种讲究，是用竹子来烧火，还要用绿竹、枯竹，单听名字，烧的不是竹木，竟是诗意。更讲究的，用鸟窝，特别是鹊巢。“鹊巢结空林，雉雊响幽谷”，你去给摘下来，多不好意思，所以拣落下来的，所谓“烹茶拾堕巢”，落巢是少见的，但我估计，派孩子爬上树捅下，再拣起来，大概也算数。这也是没办法，《茶录》里说，煮茶不能用柴薪、烟煤、麸炭，还不能用恶木、弊器、木桶等，能点着的东西，可用的实在不多了。
荀子说：“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我是特别反对这话的。想当年如果不是人类有了农业，使有人可以闲下来，哪里会有文明呢？社会里必须有闲人，琢磨一点和生计无关的闲事，比如造航天飞机，也比如喝茶。中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其一便是发展了许多种精致的生活趣味，茶事乃其大端，还有更细致的，如养蛐蛐用的小罐，有人就可以玩一辈子呢。古代文人不唯手闲，而且心闲，若说读书写诗吧，就那些书，就那些诗意，写着写着就没了。清代的贤人，比起两千年前主张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圣人，其知识，多不到哪里去。这么多聪明人，剩余的精力和智力，无处扩张，便向细节发展，用在斗酒喝茶上，也算个出路，至少比整天琢磨教导别人的生活强，自娱自乐，也算不给人民添麻烦吧。
何况暧昧能挡住空洞。什么也不懂，又要像大彻大悟，最好的办法不落言荃，或者只云缠雾绕地说些“嗯嗯嗯”之类莫测其高深的话。我被问及茶事，总是嗯嗯嗯的，因为确实不懂。
不读马经
翻开《尔雅》，知古人是有恋物癖的。比如马，四蹄皆白的，四胫皆白的，前足白的，后足白的，前左足白的，前右足白的，后左足白的，后右足白的，尾巴根儿白的，尾巴尖儿白的，腿不白而身白的，身不白而脸白的……竟都有专门的名字，而这仅是种种分别中的一项。便是对据说更为可敬的天帝君亲师，也没见他们有如此耐心的描述。
著名的《齐民要术》，讲到相马，零乱然而有十分细致的地方，如旋毛在眼眶的不同位置，便意味着不同的寿命等等。中古讲马的书，颇见于著录，只是都失传了，所以《齐民要术》所载，足令我们叹为观止。直到马王堆帛书出土，里面有一篇《相马经》，我们才知道，战国秦汉间人，对马的观察，竟比后人还仔细。单是眼眶周围的四块肌肉，《相马经》都给起了专名，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认真的事吗？
古人说起马的事来，津津乐道。吉如飞黄，神如铜精，武堪食虎，智可识途，更有诗颂臧才，易说乾德，其命田子方叹之，其貌颜子渊望之，辩则公孙龙申之成说，谏则晏平仲藉以动上，屈产之乘假道，鸡斯之乘赎人，免人于难者，不可胜数，亦有妨主如的卢，危国如汗血者焉。故爱之者衣以文绣，舍以华屋，席以露床，啗以枣哺，葬以大夫之礼，不爱之者食之沉之。
这么了不起的马，在商周王室，各有专门的官吏侍候（若按《西游记》，天上还有弼马温呢）。大人物死了，用马陪葬，后来又用铜马、瓷马。古代雕塑的最高成就，不是塑人，而是塑马，您说古人有多么喜欢马？
这种对马的迷恋，若凭空推想其原因，并不为难；以其易知，乃知其必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且不值得特意表出。单说古人对马这庞大的动物，既有服驭的得意，又心存敬重，对它的观察，也较对别种低劣的畜生，细密好几倍。在阴山岩画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人骑在马背上，十分简单，画了又画，大约是见这么大的家伙任由驱使，心里实在得意，而且以为是值得纪念的事。
想起来，人对马持的是双重态度—一方面，敬它重它，唱它画它，宠爱它打扮它；另一方面，骑它乘它，用鞭子抽它，拿脚踢它。不过这双重态度，正是文明的标志。对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呢？顾恺之《洛神赋图》里的马，在鞍鞯下怡然自得，—辩者或说，谁见了神女，不愿意为牛马走呀？但恐怕画家不是这么想的；赞美野性，是后代人的精神奢侈品，最早有名有姓的画马大家，并不以为马的地位有什么疑问。在阎立本、张萱等画家笔下，马都是仪仗化的，侍卫气质的，汰尽了山野之性。
说到画马，同样在唐代，也有对马的个别观察，比如广为人知的韩幹的作品，还有五代胡瓖的《回猎图》，里面有一只马屁股，实在画得精细，让人见了无不想拍上一拍。宋代李公麟画的马，很是安详，有一种宋式的心安理得，又好像画家对马说，请你摆个姿势，那马便摆个姿势。李公麟自己花过很长时间看马，还临过韦偃的牧放图（唐代还有一幅无名氏的《百马图》，马的姿态更多），来学习前人对马的观察。这些画家的共同点是，先看马，后画马。李公麟是讲究立意的，但他毕竟不曾让肚皮里的观念压倒艺术家的天职。后来的文人画家中，会画马的比会骑马的还多，程式画法之外，真实的马什么样子，大概心里模糊得很，所以要写意，那和实际的马，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相马经》揭开帷布的一个小角，使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那么认真地格物致知。翻翻各代的艺文志，便知记载实际知识的书，最容易亡佚，空言欺世的，倒世代流传。鲁迅曾气愤愤地说：“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其实《内经》时代，人们还是求知的，懒惰的是后人，不肯将知识积累上去。如此说来，一篇《相马经》，还不如长埋地下，没的挖出来，让我们惭愧。
不读酒诫
我国风俗最奇怪处之一，是以酗酒为美德，温克为无趣。波德莱尔说的“长醉不醒是唯一出路”，本是惊世骇俗之言，放在咱们这儿，便成家常的意见。喝到烂醉如泥，不以为耻，反矜矜自喜，到处说上好几年，当作自己的英雄事；自己喝也罢了，还要劝别人喝，人家拒绝这无理且无礼的要求，他还不高兴。最讲不通的，是夸耀酒量，好像在昏迷之前喝下更多的酒，是造福人类的事。
凡是与常识有违，又蔚然成风的事，都得向上找源头。喝酒的这种作风，始作俑的是两晋的文人，唐代诗人把它发扬光大，使成社会的习俗。古代的文人，标榜自己喝酒，如同标榜自己有才情，要是一点也喝不了，别人就怀疑他是个无趣之人。写过《浊醪有妙理赋》的苏轼，生来不能喝酒，他觉得这是少了一样雅韵，便以勤补拙，天天把盏练习，比填词练字还要用功，果然天道酬勤，到了六十岁，他已能喝下五盏酒，当然，不是一顿，是在一天里累积。
也有反对喝酒的。从《尚书》中的《酒诰》开始，就有正人君子，看这些横七竖八的醉汉，心里难过，写下各种劝诫。但到后世，两边的力量，不成比例，主张节制的，都是些葛洪、庾阐这样的实木脑袋，讲些大道理（他们忘了，正是因为听大道理听烦了，人家才跑去喝酒），而在另一边，从庄子往下，从汉代的孔融到唐的王绩，从李杜到皮陆，都是有才情的人。一边是恃才任性，一边是崇学重道，一边是嵇康，一边是嵇绍，一边是李白，一边是韩愈，一边把道理想个周全，好不容易写出一篇《酒诫》，一边轻轻挥去，十来篇酒赋醉赋之类已一涌而出了。这架不用打，就知谁输谁赢。
王绩《醉乡记》，模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写的，韩愈读后，感慨说这些醉汉，都是些不遇的人，心中有不平气，所以躲到醉乡。唐人对喝酒的理解，正反两面，大抵如此，一说到建安、竹林那些人喝酒的动机，不外是逃世网于糟丘，以求得全。如李白，是上引陶渊明为知己的，但浅如太白者，毕竟无法接近陶渊明的内心，写下和喝酒有关的诗不知有多少首，也注不动陶渊明的一首：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此中有真味。”
遗世忘忧之外，晋人喝酒，与唐人比，还有别的心事。王蕴说的“酒正使人人自远”，唐代的诗人就说不出，而王蕴还只是说在形而下。各代说喝酒如何如何好的，很少在说老实话，而在另一面，反对耽溺于酒的人，更反映时代的趋向。庾阐酒诫，讲的道理是“穷智害性，任欲丧真”，“形情绝于所托，万感无累于心”，就比较入当时那一批人的耳，若是像后世的道德家那样，举出健康、政治、道德之类的理由，徒令人生厌，酒是一点也劝不住的。
晋人的心事，未必都传了下去，晋人的作风，一样不少地被后人效仿。酒是一代代喝下去了，每代人有每个时代的理由，每个人都有不需要现实感的时候。“一杯颜色好，十杯胆气加”，酒能释恨佐欢，也能激发情性，让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惜“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酒一醒，一切复原。在这一点上，今人要羡慕古人的，是古代酒薄，鲁酒千钟，赶不上一瓶二锅头，陶然一醉，要花很长时间，醒酒又要很长时间，这样一三五喝酒，二四六醒酒，或许真的可以流连醉乡，没身不返呢。
总之，崇尚喝醉，先是晋代特殊的风气，后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火满酒炉诗满口”，听起来就很雅，最后，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哪怕是僻远的乡下，男人喝酒，劳苦功高、大模大样地坐着，全家人在下面忙，显然是一致同意喝酒是严肃的事业，喝醉是事业的完成。我知道喝酒能令人喜欢自己，喝醉时喜欢自己，平时也喜欢自己的雅兴，但如果一无晋人的心事，二无诗要写，三则本来已经很喜欢自己，很喜欢自己的时代了，还要镇日无事，不读离骚痛饮酒，就看不出有什么好借口了。
不读酒经
我国对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发明了用酒曲酿酒，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自己喝醉自己。《尚书》里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蘖且不论，制曲，实乃中国酒的特点，工艺也有风致，单说其中的踏曲，即用脚把曲料踩实，最合古意。北魏时的农书《齐民要术》说“令壮士熟踏之”，便是这个环节了。《齐民要术》中用手团制曲饼，都用小孩子，且“有污秽者不使”，何以用脚踏曲，却用壮士？想必是求坚实，儿童体重不足，只好有请壮汉了。但故老相传，近代制曲，却用胖小子来踩，也算一种改进吧。踏曲时边踩边唱歌，很是田园风光，竟成制曲的别名（如乾隆禁酒，诏曰严禁“肆行踩曲”），可惜现在难得见到了。
古代造酒，制曲的方法，是为关键，酒曲一投，酒的风味，奠定了大半，所以历代造曲的法子，轻易不外泄，至于文人所记，往往是大路货，除非是贾思勰（《齐民要术》的作者）这样的行家，才记下一些细节。曹操曾给皇帝进献“九酝酒法”，但如何制曲，语焉不详，并非他有意隐瞒，工匠之事，他也不很清楚。现今有人仅据曹操奏文里的几十个字，便要复原九酝酒，那是只好骗骗你我这样的人了。
各代谈酿酒的专书，出了不少，年代又早，记载又切实的，要属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如他述做酒饭的一个小环节：
“瓮底先掺曲末，更留四五两曲盖面，将麋逐段排垛，用手紧按瓮边四畔，拍令实，中心剜作坑子，入刷案上曲水三升或五升，已来微温，入在坑中，并泼在醅面上，以为信水。”
别的也都类此，非常详细。要复原古酒，他的记载，大是可资，但我估计没人做这样的傻事，不如取其中的名色，胡乱一做，便称宋代酒方，又省事又挣钱。
前面说的是不经蒸馏的曲酿酒，也就是现在称的“黄酒”。白酒呢？蒸馏酒技术引进于元时，成熟于明代（也不停有人出来证明蒸馏酒在中国古已有之。其实学界佞人，才是古已有之），我们现在所见讲到“白酒”的古书，多在明代中期之后，现存造白酒的遗址，最早也是那个时候。所以现在酒厂，以“老”相号召的，至多也老到明代。
现在如此，以后未必。考古界发现过上古的成酒遗物，周汉造酒的遗址，随着祖国深挖地广拆房，这类发现更必日益增多，再结合蒸馏酒古已有之学派的最新理论，估计不用多久，标牌上印着“公元元年”甚至“负一千几百年”的老酒，就要“苟日新，日日新”了。那时候大家举杯同庆，是不消说的。
其实，酒徒如我，根本不敢奢望喝到古法蒸酿的白酒，喝一顿酒，头有些疼，但没有疼得哭起来，嘴里有些怪味，但不是十分古怪，眼睛有些模糊，但没有瞎，心愿足矣。听说五十年代，初用麸曲，一些老顽固，摇了好几年的头，而如今，能喝到纯用麸曲的白酒，算你运气。七十年代，流行勾兑，又有人摇头，而如今，如只用酒头来兑，又是你的运气。政府批准的，可以兑在白酒里的香味剂，我没细数，大概有近千种吧，没批准的，不在其列。这些宝物，是做什么用的，想一想就上头。
所以酒经种种，还是不要看了吧。我曾收罗一些明清的酒书，或笔记里讲到造酒的，种种细目，种种滋味，没酒喝的时候，就看一看，连口水都是香的。最近我把这些书，都送给仇人了，—看了心里难过。如今喝酒，还管什么清蒸混蒸，七酝五甑，年份云云，只当胡说，最好连标签也不要看，因为上面说的，左右是撒谎。我辈喝酒之人，是有原罪的，偷偷喝一点，不要声张，再纠缠什么美恶精粗，就过分了。
好酒是有的，但自己买不起，只好等石油界的人请客，但等了几年，就像马三立先生说的，“车也没来”。其实你我这样的人，如果有什么期盼，是酒厂将用的什么酒精，加的什么作料，如实写来，我等自作自受，再不会抱怨一句。但酒厂不肯，所以我的主张，是不如自己去买食用酒精，自己加入干净水，便成世上最好的酒。
不读骗书
《杜骗新书》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书，作者张应俞，生平不详。他把所见所闻的一些骗例，汇集起来，一共八十几种，细细解说，意在教人防骗。这本书流传不广，在国内渐渐地就找不到了，几十年前学者从国外抄回，让它再逢盛世，本来只收在几种丛书里，不料忽如一夜春风来，越是稀奇古怪的书，越在地摊上畅销，我见到的一个书肆，种种骗书，摆了几十样，《杜骗新书》，便在其中了。
这类书是教人行骗，还是教人防骗？从出版者到读者，大约两种用心都有吧。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没用的。诈骗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一种是发自本心，见机起意。前一种，另有秘密的传授，从骗书中是学不会的；后一种，并不用学，人人皆可无师自通。防骗呢，前一种防不住，后一种防不得，若人人提防，社会也就瓦解了。
《杜骗新书》里的故事，也有两类，一类是普通人骗普通人（还有些是盗劫之类，实和诈骗关系不大），一类是职业骗术。我对职业骗子，一向是有点佩服兼好奇的，觉得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愚蠢，不知要伊于胡底。世有秦始皇，便有徐福、卢生，有汉武帝，便有栾大、少翁，有唐玄宗，便有叶法善、罗公远，有宋徽宗，便有郭京、叶灵素，有明世宗，便有陶宗文、蓝道行，我们用石头砸脚，便要流血，用门挤脑袋，便要昏沉，甘于懦弱，出门就遇见强梁，喜欢为王前驱，自会有主子寻来，要是大做蠢事，却无不好的结果，岂不没天理？
民国时，艺人连阔如写《江湖丛谈》，曾举一“换洋面”的例子，说被骗的新闻上了报纸，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这一骗术便失效，所以将骗术公开，最能防骗。但这一防骗的途径，并不可靠，公开过的骗术，仍在奉功，手法略一改变，我们就上当。《杜骗新书》中的第一条“假马脱缎”，以及后面的“路途丢包行脱换”等，便是后来人称“流星赶月”的骗术，至今屡屡得手，可见对我们的心智来说，一些骗术，可谓正中下怀，有的时候，刚刚说完别人，立刻轮到自己。唐代韩愈，侄孙女婿李干吃丹药吃死了，韩愈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声讨服食之“杀人不可计”，“后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可谓分析明白，然而他自己，老了身体不中用，偷偷吃硫磺，结果呢，白居易有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杜骗新书》里的一些骗术，福寿绵长。往前说，宋代洪迈《夷坚志》“关王幞头”条，记潼州关公庙的巫祝，偶然发现某人的相貌同庙中黄衣神像极为相似，便托这人到市中定造一个大幞头（一种帽子），店家久不见来取幞头，后至庙中，见黄衣神像，正是来店令造大幞头的人，“悚然谓为神，立捧献之，事寖淫传，一府争相瞻敬”。《杜骗新书》中“僧以伽蓝诈化疏”条，与此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个骗财物，另一个骗人信奉，正是同一渊源。往后说，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把盐搽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头来舔他的头。牛但凡舔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不是一遭了。”这个故事，正是《杜骗新书》中“和尚认牝牛为母”条，区别只在一个是公牛，一个是母牛，故有认父认母之别。再往后说，晚清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写小偷对布贩说，我要偷那家的茶炊壶，你看见了，不要声张，布贩说，你偷他东西，关我什么事，我才不吭声。布贩很有兴趣地张望了半天，也不见炊壶被偷走，回头一看，自己的布少了好几捆，这个故事，正是《杜骗新书》中的“诈称偷鹅脱青布”条。
再往后说……再说就到了今天了。我看电视里、报纸上，往往说些案例，教大家小心，便想那些职业骗子，在在皆有，并不是社会的大患，何况骗有大小先后，有的人自生至死，始终在一大骗局中，却日日小心戒惕，提防自己的邻人，提防无辜的路人，提防一些鸡零狗碎之事，未免见树不见林了。
不读樵歌
《樵歌》是宋代诗人朱敦儒的集子，不过，这里只是借来做个话头，不尽是在说它。
渔樵是古典文学里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单看这两个字，大家就觉得诗意盎然。上山打柴，大概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始有了，既耗力气，又费衣服，难怪花了若干万年，才想到要赋予它诗意。现在我们读古诗，看旧画，一致同意，荒山野岭，在曲曲折折的樵径上，一个看起来很高兴的樵子，担着轻飘飘的一担樵薪，嘴里唱着樵歌，该是多么浪漫！如果在山里撞见这样一位樵客，就像遇到了山水的地主，神仙的门童，我们自然是要拿他当钟子期，而不是朱买臣的，再也想不起非法采伐之类的俗词，满心都是遇真的欢喜，恭恭敬敬的，问一问路，而樵夫，按照他的行业规范，要用手漫指一下，然后喝着歌儿走开。
渔樵的诗意，并不一定需要读过些旧诗，才能感受到。在最有名的几部旧小说里，《三国演义》，一开篇就唱：“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专写粗人的《水浒传》，里面的樵夫则唱“我今上山者，预为下山谋”云云，也不是一般人物。《西游记》第九回，甚至塞入长长的一大段渔樵问答。所谓俗文学，看来也是雅人做的；诗人的成功创造，大家迟早都享用得到。
有一个词叫“樵隐”，大概是谢灵运最早使用（“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和谢灵运同时的，有一位鲍照，也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记山水的名篇，末尾有几句是：“夕景欲沉，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孤鹤游鸿，已经是公认的意象，把樵子舟夫和它们并列，说明在他的时代，渔樵的诗意已有所普及。早在东晋便有人谈到“樵岩之乐”，但真正建立起一致的趣味，还得说是在谢、鲍的时候。打那以后，诗里写樵，画里画樵，连人名斋号，也梦樵忆樵，除了真正打柴的，谁都知道樵采是非常风雅的事。
除了在美丽的画面上摆姿势，樵夫有时还被认为是有来头的人，人生的领路人，山中的哲学家，—六祖惠能不就曾砍过柴么？汉朝人的虚拟人物，是乌有先生、亡是公子之类，到了宋代，常虚拟渔夫和樵子，一问一答，解释人生的大问题。饱读诗书的人，居然会向目不识丁的人，献上智力的王位，也是奇怪的事。
到后来，更有一种流行的见识，以为古往今来的荣耀，到最后都付渔樵一话，不值得追求。在古代标准的读书人那里，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是在一起的，除此之外，也不大有什么想法。这两条路走不通后，就有点不知所云，生活上，可以隐遁山林，头脑呢，总不能自令昏迷。其实，古代社会，并不像他们有时骂的那样失败，只是停滞，但停滞，对一代代的出色头脑，是比失败更大的打击。即使没有宗教的启发，幻灭感也迟早要漫延开来。
《樵歌》的作者朱敦儒，死前不久，在一首词里写：“屈指八旬将到，回首万事皆空。”一个人，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无意义，该是多么痛苦的事。以为好的，也无所谓好，以为坏的，也无所谓坏，以为有用的，终付无益，以为是自己的，转眼又属别人，所有的理想、价值观、事功、财富、亲情友谊，一概暗淡，—总会有这么想的人，但不该有那么多如此想的人。
对作如此想的朱敦儒来说，世上的一切事业，只是“深山百丈坑”，躲还躲不及，打小学习的圣贤教训，只是“古人闲言语”，听不听都一样。索性把大小事抛给别人，别人做出好东西了，我也面无愧色地用用，反正自己是不做的。别人做出坏事了，我也面无悔色地倒倒霉，反正有那么多人，这叫“两顿家餐三觉睡，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他还有句词，叫“杂戏打了，戏衫脱与呆的”，意思是说，人生如戏，自己是不想唱了，把戏衫卸下，谁傻就穿去做事吧。
责任原来可以卸得如此优美。山水画、田园诗之类，我是非常喜欢的，中国古典艺术最精致的作品，往往在这两个门类里。但是否优美到足以治疗人生的所有痛苦，足以令头脑愉快地不思不想呢？不同的性格，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吧。
不读情书
古代婚姻不自由，且多妻制，但不能由此推论古代夫妇间一定没有爱情，单是从统计学上看，那么多对男女，即使是随机地配到一起，总有一定的比例，会恋爱起来的，只是那顺序，是有点古怪的了。
手边有一本《清代名人情书》，是民国时一个叫丁南邨的人编的，收了几十通书信，起于吴三桂（信里有“还我河山，归我佳丽”这样好玩的句子），迄于郎葆辰。丁南邨不知是什么人，这本书大致是为书商编的，属猎奇的性质，里边还收了些伪作，殊不足重。
古代情书不多，一是流传不易，二是当时的太太，未必都通文墨。爱人间互致情意，我们读到的，大多是诗词，盖诗词用语委婉，当事人自可大大方方地公布出来，算是文学作品，而不会很害羞。散体的通信，见到的就很少了，也因此珍贵。
早期的一个例子是东汉的模范夫妻秦嘉和徐淑。秦嘉得到一枚好镜，连若干什物，捎给妻子徐淑，在信里说：
“明镜可以览形，宝钗可以曜首，芳香可以去秽，素琴可以娱耳。惭所报之薄，不足答来赠之厚；诗人感物以兴思，岂能睹此而无用心乎？”
徐淑回信说：
“览镜将欲何施？去秽将欲谁为？素琴之作，将欲君归；明镜之览，将待君至。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未侍帷帐，则芳香不陈。曩来问讯，云已能路。分别之恨，情兼□□。□念吾君，闲在空舍。止则独处，无与言对。去则独发，无有侍□。进登山陵，退背丘墓。怅恨之情，情亦多矣。”
这是夫妻间的寻常通信，所以并不浓烈，但看来女性更善于表达情感，不似丈夫那样含蓄。
过去的马路边，常有戴圆眼镜的老夫子摆摊代写书信，其中一样就是代写家书。古代男性一直会虚拟女子的口吻，代写情书。《会真记》中崔莺莺的情书，赢到过许多眼泪，但在我看来，这信总是出自男子之手，无他，就是觉得口吻不似女子。王实甫《西厢记》里，作者代莺莺写给张君瑞的回信，就老实得多：
“聊布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字，伏乞情恕不备。”
若是凭空拿出，倒也不辨雌雄。另一个有名的爱情故事，是《二刻拍案惊奇》里的刘翠翠和金定，也曾被改编为多种戏文的。后来又流传一种刘翠翠写的情书，却需仔细看去，才能识出是伪托的，因为这信写得实在不错，大概男人自己写信就拘谨，代女人写情书，倒放得开。
至于实际的情感呢？元代的郑禧，写过一本《春梦录》，记他同某吴姓女子的情事。郑禧的情诗和奠文，在我看来，虽然不能说不诚恳，比起那女子的痴情，差得也很远了。后来这女子因情憔悴而死，临终前给郑禧写信，自料不起，宽慰郑禧说：
“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岂能忘乎？然妾之死，无身后之累，郎若成疾，则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将靠之谁乎？”
用情之深，令人叹息。这封信可与史可法给妻子的绝笔信对读：
“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但若说男性对感情就缺少细腻的体会，那是不公平的。俞樾给亡妻的信，便是例子。这封信有点长，但值得全抄下来：
“一别之后，五月有余。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为作七言绝句一百首，备述夫人艰难辛苦，助吾成家，而我两人情好，亦略见于斯，已刻入《俞楼维篡》，流布人间矣。兹焚寄一本，可收览之。葬地已定于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于十月二十五日，今择于十月九日发引，先一二日在苏寓受吊，即奉夫人灵輭，同至湖上，仍住俞楼。届期躬送山丘，永安窀穸，吾即生圹营于夫人之左，同穴之期，当不远矣。日前，曾梦与夫人同在一处，外面风声猎猎，而居处甚暖，有吾篆书小额，曰温爱世界，斯何地也？岂即预示我墓隧中风景乎？苏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间，屋外竹帘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后，夫人可来，与吾梦中同往观之。”
不读《笑林》
幽默感是上帝的礼物，但不同的文化，对这礼物的珍惜也不同。谢天谢地，古代中国人的幽默感发育得还好，有《庄子》说盗跖、优旃谏漆城那样的文字为证。不过，读古典著作，我们微笑或大笑，几乎全都是因为事情的有趣，而叙述的文字本身，可称幽默的，少之又少。
三国时魏人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本笑话书。这本书后来亡轶了，我们见到的是后人的辑本。从中选一则为例：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事情是可笑的，但这文字本身，并无什么趣味。一个好笑话，你讲也可笑，我讲也可笑，可笑的是故事本身，而非你我的讲述。《三国志》里有个情节，是孙权用驴的长脸来开诸葛恪的玩笑，也是这种情况。孙、诸葛都是擅长调笑的聪明人，而传者只是直记其事，谈不上什么风味。
同样说驴，南朝的袁淑，写过一篇《驴山公九锡文》，就有趣多了：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
这是滑稽的文字，但不知你是否同意，读起来，总觉得差一点味道。差在哪里呢？幽默是极难定义的体验，不过我们知道，它的要素之一，是智力从容地活动。作为书面语的古汉语到三国时间，离口语已远，可用而又活泼的语素太少，在简省的体格中，想从容调剂，大是为难。不妨比较一下另一篇说驴的文字，在敦煌发现的《祭驴文》。驴主人叮嘱与世长辞的驴子，万一来世还做驴，不要托生到不懂事的人家，不然啊—
“出门则路即千里万里，程粮贱无十个五个，向屋檐下寄宿，破箩里盛莝，猛雪里须行，深途里须过，爱把借人，更将牵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诗，都不管汝肠中饥饿。”
虽仍是半文半白，语气已经有味道多多了。如把这段文字改写成标准的文言，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原文的生气。唐代的大作家，元结、柳宗元、韩愈等，都写过调笑的文章，但可有人读得发笑？宋代的苏轼，谐浪笑傲，幽默感是发达的，他写过嘲谑的诗文，同样，效果离期望差很远（有些笑话书如《艾子》、《调谑篇》等，或说是苏轼写的，其实是伪托他的大名，而且那几本书也不怎么有趣）。
古人有很好的幽默感，有无数机智的言语、无数风趣的行为，但要欣赏到真正幽默的文字，得等到后来的白话小说了。文言确实很难写得有趣，最后一个例子，是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最早有林纾的“译本”，为《块肉余生述》。
贝西小姐的出场，董秋斯的译文是这样的：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就有了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那是贝西小姐。落日在花园篱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闪光，她摆着别人不能有的恶狠狠硬梆梆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门前。等她来到宅前时，她又一次证明了来的正是她本人。我父亲经常表示，她的行径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这时，她不牵铃，一直过来张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压到那样的程度，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时常说，有一个时候她的鼻子变得完全白而且平了。她使我的母亲吃了那样一惊，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下生，实在得力于贝西小姐呢。”
林纾不懂英文，听魏易口译，然后用文言写下来。他赞赏这部作品“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令译者啼笑间作”，可见魏易对原著的幽默感，定有传达。那么，再来看看林译：
“视之，知为密斯贝测。时斜阳半落，余光尚滞小篱之下，并及贝测之衣。入时不言不笑，状至严冷。既至窗下，吾母乃益知为祖姨，以吾父恒言姨之举动大异于众。来时初不掣铃，径造窗下，二目射光入室。吾母大震，胎气遂动，其生于礼拜五之日，祖姨与有功焉。”
有闲工夫的读者，不妨再多找几部林译的小说，和白话译本对比，一定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圣谕，信服不已。
不读《三字经》
古代蒙书，有的书名也是亲切的，像用糖果把人哄过来，然后对他说，监狱欢迎你，宝贝。比如有一本《小儿语》，作者声称“谐其音声，如其鄙俚”，是专门为小孩儿编的，“使童子乐闻而易晓”，打开一看，却是“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等等；还有《小学诗》，总该是“床前明月光”之类了吧？却是“自古重贤豪，诗书教尔曹。人生皆有事，修己最为高”。
不知内情的，会以为古代编教材者，和今天的人一样，是恨小孩子的。其实不然。至少，在古代拿《三字经》给儿子开蒙，比今天拿《三字经》训子，更有慈爱之心。
《三字经》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我们不能怪《三字经》里边的道理陈腐，那毕竟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换我们今天的类似教材（比如各种新编三字经），放上几百年，岂止陈腐！我们也不能说古代的蒙书内容单调，它们是为古代社会而编的，你不能指望孔门四科里有什么物理化学。
如果说有什么意见，那就是，古代的蒙书，几乎没有一种是供阅读的（《二十四孝图》或许是个例外）。有名的《幼学琼林》，里边讲了不少人事，然而是这样讲的：
“王衍清谈，常持麈尾；横渠讲易，每拥皋比。尾生抱桥而死，固执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贞信可录。温桥昔燃犀，照见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镜，照见世人之邪心。”
这是什么？只有听教师讲了。古代的小学生，在达到能自己看《史记》的程度之前，没有什么故事可读，而我们知道，读故事是想像力的训练，—幸好古人有祖母，会给孩子讲些怪力乱神的故事，村里有社戏，声色俱全。
古人难道厌恶叙述的过程吗？或许还真有一点。唐宋之际，最流行的发蒙读物是《太公家教》，作者说编这小书，“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宝典，结果呢，只有两千多字，句子也只能如“巢父居山，鲁连海水，孔明盘桓，待时而去”，便这样，还被指为浅陋。做孩子，一大乐趣是翻开一本有趣的书，像进入一个新鲜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读得心跳，这样的乐趣，古时的孩子有吗？我有点怀疑了。
古人给孩子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压缩饼干。最早的《仓颉》《史籀》之类，四言一句，情有可原，因为那是识字课本。后来说故事、讲道理，为什么也如此干巴巴呢？古代罗马的年轻学生，可以读到荷马、米南德、维吉尔的改编段落，还把那些场面，自己一五一十地表演，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孩子读……读什么呢，在有三国西游之类的小说之前，还真没什么可读的。
四字一句，还有人嫌多。朱熹写过一篇墓志铭，全篇三言，“朱氏女，生癸巳”云云，只用了四五十个字，就把人家的一生说完了。我不相信，写作者如果对题目有任何热情，会简略如此。他的学生陈淳编的《启蒙初诵》，全篇三言，是《三字经》的先声。为什么用三言呢？他解释说，儿童不能说很长的句子，—还有更奇怪的理由吗？
后来就有了《三字经》了。里边的道理，和《太公家教》或更早的蒙书，大体一样，只是每句少了一个字。可惜近代外力横来，打乱了我国文化的进程，不然，显然可以期见的，是会出现《二字经》，甚至《一字经》，直至大道无言的无上境界。
《三字经》是供背诵的，而问题在于，古代的教师，并没有同时给孩子提供丰富有趣的读本。但即便是用来背诵，背《三字经》也不如背些更复杂的文本，因为语言的训练就是头脑的训练，只有复杂的句子，才能发展条理。有的人说一句话想半天，想出来的却和前面的话不搭界，在我来看，此人如非领导，就是他小时候的塾师唯恐孩子不懂，只对他使用简单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