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那些人类特有的动机

以往的研究对人类行为的动机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大多数读过前面章节的人可能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即使我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最终与其他物种的行为一样，都是由增加我们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代表性这一潜在需求驱动的，这也并不是对人类日常行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也不太可能相信那些看似特别的人类动机是从我们已经看到的生物动机中简单的学习原则衍生出来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学习和文化的影响，它们影响着我们对基本驱力的满足。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简要地看一看那些被认为比其他物种更具有人类特征的动机。

我们可以将在本章中探讨的动机称为认知和社会动机。关于这些动机的研究大多是在社会心理学而非生理心理学的框架内进行的。虽然生理概念的使用在社会上和在心理学的其他领域一样普遍，但是在任何细节上考虑社会动机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将主要关注它们的生物学意义和连续性。本章最后将简要概述动机的心理生物学解释的作用。

好奇心——无法被满足的驱力

好奇心是动机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认知动机，它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很常见。动物通常会探索新的环境。例如，猴子会在没有任何外部奖赏的情况下反复打开一个关着的笼子。简单地说，有一种基本的好奇心需要被满足，就像有一种饥饿的欲望需要被满足一样。然而，有人认为，好奇心驱动的行为不像饥饿会减少驱动的动机，它不会让人感到满足。也就是说，当探索的诱导行为发生时，这种驱力似乎并没有减弱。这将为这种行为的驱力减少理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有探索的驱力，那么当探索发生时，它应该被减少。

然而，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对驱力的满足可能（至少部分上）需要特异性的刺激。也就是说，当一个新的刺激对象被提供给动物或人时，会使其行为重新开始（感官特异性饱腹感）。好奇心也会驱使发生同样的事情。例如，一只老鼠会在没有外部奖赏的情况下探索迷宫，但当它熟悉迷宫时，很快就会停止探索。同样地，当一种新情况的新奇感逐渐消失时，人类也会感到无聊。然而，把老鼠放在一个新的迷宫里，或者给人一些新的东西思考，探索行为或兴趣就会重新被点燃。与此不同的是，人们似乎不再有长期的饱腹感。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引进新的食品，这最终会产生普遍的饱腹感。当然，这似乎与好奇心无关。

从生物学角度讲，这是有道理的。大多数其他生物驱力的潜在需求是那些可以偶尔得到满足并可能满足特定组织缺陷的需求。好奇心可能是基于对环境的感知需求，以便能够有效地应对威胁等。因此，每当环境的某个方面发生变化时，都需要对其进行探索。防御性攻击也是如此。无论何时，动物需要在它或它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做出反应，而且就像好奇心一样，攻击是得不到满足的。

图9–1 动机和表现以及唤醒和表现之间的关系

唤醒水平决定行为表现吗

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理论家，例如赫布（Hebb）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任何活动的表现都有一个最佳的唤醒水平，并且我们积极地保持着这种唤醒水平。如果我们的唤醒水平低于最佳水平，我们会对现有情况感到厌倦，并对不同刺激产生兴趣，以寻求新奇刺激或其他类型的刺激，从而提高唤醒水平。这可能是好奇动机的基础。同时，如果唤醒水平上升到最佳水平以上，那么我们将经历焦虑和苦恼，并将从事降低唤醒的活动。最佳唤醒方法和我们之前观察到的驱动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在驱力减少理论中，完美行为总是会减少驱力，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驱力已被概念化为一种提高的唤醒状态。

驱力减少理论预测了动机和表现之间的线性关系［见图9–1（a）］。相比之下，动机的最佳唤醒观点的一个后果是，如果相关的唤醒高于行为的最佳唤醒，则高水平的动机实际上可能会扰乱行为。超最佳唤醒被认为是焦虑等状态或外部条件，如高温或噪音会使性能降低。这种作用体现在表现与唤醒之间的倒U形曲线上［见图9–1（b）］。任务越复杂，最佳唤醒水平就越低，这种关系常常被称为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假设当需要在竞争性反应中做出选择时，更高水平的唤醒促进主导反应的表现后会造成行为紊乱。更复杂的任务有更多的竞争性反应，因此它们的最佳唤醒水平较低。

因此，唤醒理论家将好奇心驱动的行为看作试图提高次优水平的觉醒，这种行为会令人厌恶（例如无聊）。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对感觉剥夺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被试被置于一个刺激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房间中。研究发现，对被试而言这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们经常要求提前结束实验。从唤醒理论的观点来看，这表明被试由于受到次优水平的唤醒而需要刺激。但这不是好奇动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做任何事情的最佳唤醒水平应该很小，感觉剥夺的被试理应很满足。很显然，对于探索行为和好奇心，还需要某种其他类型的解释。

为了将探索行为和最佳唤醒的明显驱力的其他方面纳入与其他形式的动机相同的驱力减少框架下，伯莱因（Berlyn）提出我们总是试图将我们的唤醒水平降低到可能的最小值，以便使最佳水平实际上为零。与倒U现象明显的矛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发现太简单和太复杂的环境都无法使人高度唤醒，因而令人厌恶。感觉剥夺不仅令人感到不愉快，而且伴有觉醒的自主表现，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动机行为的目的不是寻求最佳的唤醒水平，而是寻求提供最小唤醒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和新颖性要适中。

什么是自我整合

许多人类动机被描述为自我整合，即个体存在着旨在调节自我认知和自尊的动机。个体具有与理解、控制、自我实现、成就和认知一致性相关的需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认知一致性动机。在这一部分，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自我整合的动机——成就动机，它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和研究。虽然这在社会心理学中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但从心理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所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讨论它。

成就需求——普遍而重要的人类动机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对成就的需求是自我整合动机研究中研究得最深入的领域。它是由默里在1938年提出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人类动机。麦克莱兰德和阿特金森以及他们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将其定义为成功获得卓越标准的需要。早期对成就动机的研究使用了一种被称为主题统觉测试的投射测试（projective test）。在这种测试中，一个人会看到实验人员展示的模糊的图片，并被要求讲述图片所代表的故事。个体动机反映在解读故事的主题上。饥饿的人往往会讲出包含食物主题的故事，而那些被引导相信自己未能通过领导力素质测试的人的故事则包含与表现和目标实现相关的主题。这些被解释的主题表明这些人在领导力测试中失败后，对成就会有更高的需求。

成就动机理论是由阿特金森和麦克莱兰德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独立发展起来的。阿特金森将成就动机的机制与情境的情感结果紧密联系起来了。当面对挑战时，个人会在趋近和回避倾向之间经历冲突。尝试挑战会导致矛盾的情绪：如果成功应对挑战，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预期（尤其是骄傲）；如果尝试失败了，就会产生消极的情感预期（如羞耻），这导致了趋–避困境；对成功的希望与对失败的恐惧相互平衡。个体接受挑战（趋近）的倾向是由个人对成就的需求、感知的成功概率和成功的奖赏价值（奖赏）的结合决定的。同样，回避倾向是由个人对失败的恐惧、失败的感知概率和失败的负面奖赏价值（会经历多少羞耻）造成的。一个人面对挑战时的行为是由趋近和回避这种情况的倾向的强弱决定的。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成就动机可能是个人获得地位和权力的一种方式，类似于在其他物种中不断努力提升“等级”。

为什么认知一致性是人类的主要动机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另一个突出的方法是认为人类动机的主要来源是需要保持我们认知（信仰、态度、感觉和知识）的一致性。对于这些认知一致性理论，讨论最广泛的是费斯汀格（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基本上，这表明每当人们经历认知不匹配时，他们就会经历不和谐的状态。不和谐是动机性的，会导致减少不匹配的行为，从而减少不和谐。动机不一定会导致外显行为，但可以导致认知的改变。例如，当向吸烟者提供吸烟有害健康的证据时，吸烟者就被置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因为两种认知（“我吸烟”和“吸烟是危险的”）是不一致的。因此，他们的动机是减少不和谐。由于不和谐介于两种认知之间，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其中一种或两种认知来减少不和谐。减少不和谐的动机的强度是由不和谐认知的数量以及它们对个人的重要性决定的。

这种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减少不和谐。显然，即使只有两种认知不一致，其中任何一种也都可能被改变。认知失调理论引入了一个概念，即认知对变化的抵抗程度不同。那些不太抗拒改变的人最有可能被改变以减少不和谐。举例来说，吸烟者可以停止吸烟或可以改变对吸烟不利影响的认知。戒烟可能非常困难（抗拒改变），吸烟者更有可能改变对副作用的认知。例如，他们可以找到不接受证据的理由（例如，“这只是相关的或基于对狗的研究”），或者减少证据与他们的相关性（例如，“我没有其他风险因素”），或者他们可以关注吸烟的明显好处（例如，“它有助于我放松”）。在更复杂的不和谐情况下，抗拒改变的因素不太可能足以告诉我们，作为减少不和谐的动机的结果，会做出什么类型的行动或改变。

随后，对认知失调理论的讨论要么集中在失调状态本身的性质上，要么集中在导致失调的情况上。不和谐的状态被描述为完全像一种生物驱动，与提高的生理唤醒有关。然而，对生理变化的直接测量并不总是表明导致不和谐的情况会引起唤醒。此外，当唤醒被诱导时，它不一定伴随着认知变化；或者相反，当认知变化发生时，并未伴随着唤醒降低。

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互动

人类行为被隐含或明确地嵌入社会框架中。因此，人类不仅期望其行为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还期望社会互动为个人提供动力来源。我们可以用不同程度的目标特异性来识别和标记大量的社会动机。在本章我们考虑的一些动机中，我们将观察到人类行为与其他物种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考古证据表明，人类进化成可以居住在多达50人的群体中，这与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相似。考虑到群体的属性，现代生物学坚持认为，奖赏过程很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已经促进了群体的功能，从而最终使个体受益。

加入团体好过单打独斗吗

加入一个社会团体最简单的动机效应最早记录于100年前，当时特里普利特（Triplett）指出，骑自行车的人在与他人直接竞争时比独自骑行时更快。众所周知，对社会促进的一致研究是在扎荣茨（Zajonc）的评论和理论分析之后进行的。这里将提到社会促进的两个特点：（1）这种影响可以在许多其他物种，包括鸡、鱼和老鼠中观察到；（2）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的存在并不总是会提高性能，有时性能会恶化。

扎荣茨对这些影响的解释是，同一物种的另一个成员的存在会引发一种与动物现有的驱力状态相结合的觉醒状态。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驱力增加的效果取决于所采取的行为的性质。简单或训练有素的任务的表现得到了提高，因为更高的驱力有助于引发正确的主导反应，而困难或新任务的表现由于竞争和不正确行为的促进而恶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关于社会存在效应的驱力理论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扎荣茨（Zajonc）认为唤醒反应是一种“天生的”反应。这一观点遭到了科特雷尔（Cottrell）的质疑，他认为如果在场的其他人被蒙住眼睛，表现不会受到影响，就表明这种效应源于习得。

最近有人提出了人类社会促进现象的替代概念。格林（Guerin）得出结论，这种影响与被试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有关；而巴伦（Baron）认为这种影响是一种导致认知过载的分心。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解释了大部分现有证据。巴伦的观点并不依赖于这种假设，即这种影响是由觉醒的增加所介导的。

我们为什么在意给人的印象

当其他人比主体具有更高的感知地位时，以及当其他人是陌生人而不是朋友时，社会存在效应就被证明更大了。这支持了这个观点，即社会存在的促进或破坏效应源于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和对自己的关注。这种担心被称为评估恐惧，它是一种更普遍的动机表现，即尽可能好地展示自己。社会心理学家称自我呈现动机为印象管理，并将其视为一种基本的人类动机。好/差的印象管理一方面会导致自尊及与之相关的骄傲、满足和快乐情绪的变化，另一方面会导致尴尬、羞耻、自怜和悲伤。

自我呈现可以被视为源于群体成员的重要性及其进化起源。好的印象管理会促进群体成员的关系（社会包容），而差的印象管理会导致社会排斥。但它也有竞争的因素，成就动机可能是这一点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表达。

对许多人来说，对团体成员资格的竞争表现为一种需要，不仅仅是为了成为团体的一员，还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但部分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例如财富、有吸引力的伴侣、教育、权威和权力地位的积累。最直接的，也是与其他物种最相似的方式，可以通过直接使用暴力来实现。

合作和利他本质也是自私吗

团体成员身份对个人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合作。像所有其他行为一样，合作是一种进化原则，因为它促进了个体基因的生存。通常这是因为它使个体更有可能存活并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比如像蜜蜂这样的群居昆虫，这种进化原则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因为大多数蜜蜂个体不繁殖或者不能繁殖。群居昆虫之间明显无私的合作是如何促进自私基因的？汉密尔顿（Hamilton）表明，由于雄性蜜蜂和蚂蚁奇怪的基因组成，它们的染色体只有正常数量的一半，因此雌性工蜂（工蚁）与它们的同伴（姐妹）的关系比它们与自己的后代（如果它们有后代的话）的关系更密切。这导致了一种集体生活方式的进化，这种生活方式以牺牲个体工蜂（工蚁）为代价，促进了唯一可生育雌性（蜂王和蚁后）的繁殖。这间接给了个体工蜂（工蚁）的基因在下一代延续的最大机会。

社交生活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方面。人和动物有时会做出似乎是为了满足他人需求的行为，即使这会损害自己，我们称这种行为为利他主义。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自然选择的工作方式，似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因此，利他行为显然不能成为进化行为的一部分。然而，在动物世界里，利他主义的行为似乎总是可以被认为目的在于于提高个体动物自身基因的生存概率。举例来说，如果一只鸟摆出拼命的样子，将捕食者从幼鸟所在的鸟巢中引开，它就有可能被杀死，但这同时也增加了鸟巢中幼鸟携带的复制基因的存活概率。父母的这种利他行为的例子很多。乍看之下，更难理解的是工蜂为保护自己的群体而螫人的行为，因为紧接着它们就会死去（内脏会随着螫人而外翻）。上面的分析表明，这种行为和合作一样，实际上是为了遗传基因的生存。

其他物种的社会群体中的利他行为也有同样的自私功能。特里弗斯（Trivers） 表明，这种利他主义是互惠的，它本质上是以一种“你帮我，我也帮你”的方式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只要实施利他行为的成本低于从利他行为中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施予者和接受者都会受益。典型的例子就是食物分享。如果一只动物一次获得的食物超过了它所能消耗的，它通常就会允许其他成员食用。这对个体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代价，因为它已经吃饱了，个体在未来很可能会转而成为这种行为的接受者。

诺瓦克（Nowak）和西格蒙德（Sigmund）认为，合作和利他主义进化的最普遍机制是间接互惠，这对个人的好处其实不太明显。在他们看来，合作和利他主义带来了优势，因为个人被看作社会群体中有价值的成员，并能从中受益。所以，动物世界的一切利他行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

人类也有采取利他行为的能力，可以说这是由利他动机驱动的。这本质上也是自私的吗？诺瓦克和西格蒙德认为，间接互惠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的一步。这样说可能看起来有些讽刺，但我们可以把所有人类的利他主义都解释为自我服务，即使其回报发生在死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获得骄傲、满足和地位，也可以积累潜在的互惠行为，或者通过无私的行为间接成为好公民。

超越生物心理学解释动机

很明显，我们在本书中关注的生理驱力和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动机类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认知和社会动机类似于生理动机，以至于它们似乎都是基于满足我们这些需求的驱力（无论是生理的、认知的还是社会的）。据推测，在这些驱力的背后是常见的觉醒状态。要唤醒激发动机，需要靠内部和/或外部线索同时引导它。

社会生物学可以指出许多人类行为与其他物种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并认为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源于为其他物种的生殖目标服务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这些相似之处使我们相信我们因此理解了这些人类行为。人类可以控制对动机的满足，对于基本的生理驱动、认知及社会动机都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接受“婚外性行为是为了提高生殖成功率”这样荒谬的观点，正如我们坚决认为谋杀儿童是犯罪行为。我们在动物中会发现有成年个体杀死未成年个体的现象，例如，当一头狮子接管了一个狮群时，它会杀死所有现有的幼狮。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避免遵循这些生物学目标。回到利他主义上，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人类的利他主义本质上是不是自私的，或者它是否具有其他物种的进化意义。正如道金斯所说：“人类的另一种独特品质可能是能够坚持真诚、无私、真正的利他主义。我希望如此……”

知识提升

好奇心是一种普遍的认知动机，大概是基于对熟悉环境的生物需求，以便能够最有效地应对紧急情况。好奇心的生理基础之一是保持一定程度的唤醒要求。如果唤醒水平太低，就需要寻求刺激，最简单的方法是探索周围的环境。成就动机是一种自我整合的动机，但尚未从心理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尽管可以说它是在其他物种中促成社会等级形成的竞争力的人类表现。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我们有一种基本的动力来保持信念、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不一致被认为会导致一种驱力状态，等同于唤醒，这必须通过减少不和谐来实现。仅仅是他人的存在就会产生奖赏性的后果。这也可以解释为唤醒的增加与要执行的任务的复杂性的相互作用，它们强化或破坏了表现。社会存在的一些影响可以解释为人们需要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展现自己，也可以将其归因于身份等级中的生物起源。合作在其他物种中很普遍，明显的利他主义也存在。我们总是可以证明，这些行为服务于增强个体基因存活的一般原则，这是否适用于人类利他主义尚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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