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种话照着去找，结果两三天前已被漆成浅绿色。
“一直走就对了。”
“随便走一段路。”
“有一栋品位很暴发户的房子，从那边转弯，到了那里你再找人问问路。”
听到这种话，我深深感到，女人绝对不适合当登山家或探险家。
当然也不是没有女人攀登某某高山或驾船横越太平洋，但却是凤毛麟角的。
地图这种东西，是抽象画。
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自己每天走的路径或商店街的作业。
那是切断“某某蔬果店卖的番茄不错但生菜不行，那家的超市别的不好，卫生纸类的倒是很便宜”云云的日常性，大马路就是大，小店就是小，是正确地利用省略与变形汇整而成的作业。
地图没有感情。
不能表露出那个转角有一只狗动不动就叫很讨厌，或那个转角的店卖给我的西瓜淡而无味这种恩怨情仇。
如此一来，女人忽然失去气势，变得无所适从。
所以，请勿找女人问地图──说到一半，我发觉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
我所谓的地图白痴，是指接受战前教育的女人。
这年头的年轻女性，未必如此。写信的文笔或许谈不上优美，擅长地图的人倒是很多。
利用各种颜色的铅笔，加上插图，以图画般的可爱字体，画得出相当正确而且有趣的地图的女人越来越多。
虽然觉得这是好事，但我也有点不安。
女人不会画地图，也就等于女人不会作战。
不知敌阵的位置，也不清楚自己现在身在何处，所以别说是什么飞弹，无论是攻是守都无法胜任。
本以为那是和平之本，但会画地图的女人增加就再也无法安心了。
* * *
(1) 价格昂贵，处所隐蔽的餐厅。
旧报纸
虽然一律称为报纸，但在我看来，可大略分为三种。
送来还没看的报纸。大略浏览过，但还要看广播与电视节目，所以必须放在伸手可及之处的报纸。这个非常简单。
到了隔天，就成了旧报纸。这种场合还可称为报纸。
等到报纸更旧，过了三天甚至一个星期后，旧报纸就成了旧纸。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就是这样区分报纸的。
我的房间乱得要命。
虽说天生不擅整理，但我发现报纸堆积也是原因之一。
我总是不忍拒绝上门推销报纸的人，比起拒绝，还是答应订报更简单，于是蓦然回神才发现家里已订了十一份报纸，其中甚至有我根本不看的《学生时报》，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报纸这种东西，只订一份反而会看得更仔细。
发生大事时，我喜欢比较各报的标题，自称标题评论家，至于报道内容就挑重点跳着看。
记得歌谣里好像有一句“要与人为伴就得长相厮守”，报纸也一样。选朝日(1)就是朝日，选每日(2)就是每日。决定之后最好不要三心二意。男人，不，人也和报纸一样，不管选哪个还不是大同小异？
份数太多，这样东看西看，好像在搞不纯洁的异性交往似的，有点心虚。
包装纸与卫生纸的普及，导致旧报纸的出镜机会随之大减，但在以往，旧报纸是最方便好用的东西。
煎日式蛋卷时擦平底锅用的是旧报纸，包便当盒的，也是旧报纸。
学书法时，不可能一开始就用白纸写，在我家，首先一定是写在旧报纸上。
不知何故，写在报纸上的字看起来特别端整，写在白纸上顿时变得拙劣。
还有做裁缝时的版型纸。包裹烤地瓜和油豆腐的，也是旧报纸。
小时候，母亲的梳妆台抽屉里总有剪裁好的旧报纸。
烫头发时，她会先隔着旧报纸试一下烫发器的热度。
“咻──”的细微声响后，冒出淡烟，焦味弥漫，我久久地望着旧报纸上的褐色细长烙印。
下雨或下雪的日子，旧报纸也很活跃。
把它揉成一团塞进鞋子里，可以除湿。
现在道路都铺了柏油，除非雨势特别大，否则鞋子湿透的客人并不多见，但在以前，一下雨就满地泥泞，要是下雪道路就会变得像红豆汤。
即便没有下雨下雪，霜融后的道路也泥泞不堪，岁末年初上门的客人，鞋子好像永远是湿的。
给湿鞋里塞旧报纸是当时念小学的我负责的任务。
先检查报纸的日期，一定要尽量用最旧的报纸。我曾因用了有陛下御照的报纸而被父亲杵头，所以对于天皇、皇后、皇太子、内亲王殿下(3)等都得万分小心。
报纸不能塞得太满，但是没塞到鞋尖也无法除去湿气。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很费事。
这时，我还发现种种穿鞋者的癖性。
把玄关排放的五双鞋或七双鞋都塞好旧报纸，洗洗手，接着又要帮母亲把酒瓶端到和室。
我瞄了一眼客人，那双横向发展严重外八的鞋子，会是那个红着脸正在笑的客人穿来的吗？先这样暗自猜测，等到送客时再确认结果的乐趣也是这时发现的。
擤鼻涕、扭成一条用来生火、当草纸……旧报纸的命运形形色色，最长寿的，想必是垫在榻榻米底下的报纸。
大扫除的乐趣，就是掀起榻榻米读底下的旧报纸。
“这么忙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那么想看的话，全都给你，等大扫除结束你再慢慢看。”
母亲如此责骂，但是等扫除完毕在自己房间看这些报纸时，一点也不好玩。
那玩意儿还是要一边用毛巾遮住鼻子，一边撅起屁股，留意着父母的眼光偷偷浏览才过瘾。
榻榻米与榻榻米的缝隙之间积了灰尘，或散发出除蚤粉的怪味，一边呛得猛咳，一边匆匆过目的感觉特别刺激。
住进公寓后，家里不再有榻榻米，也不再有拍打榻榻米的大扫除。虽然轻松，但是那种看旧报纸的乐趣也一起消失了，想想怪舍不得的。
以前曾发行过半张大（406mm×273mm）的报纸。
那或许是因为缺乏纸张吧。版面较小。
好像颇有萧条之感。
现在想来，当时因此感到不便的人想必很多。
因为那种大小，不好遮脸。
傍晚，搭电车时，坐在前面位子看晚报的人是个中年男人，忽然把脸藏起来。
好像是怕被刚上车的酒女气质的美女看到脸会不太方便。
这才想到，在我家也是，父亲宿醉不适的早上，总是拿报纸遮脸坐在餐桌前。
平日，他经常说教，现在大概是不想让孩子看到他宛如红沙丁鱼的眼睛。
报纸，也有守护父亲权威的功能。
* * *
(1) 日本三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
(2) 日本三大报纸之一《每日新闻》。
(3) 内亲王是皇室女性的身份或称号。
布施
就在我的前方，有个醉汉边唱歌边走路。
土佐高知的播磨屋桥，
我看到和尚买发簪——
从背影与声音判断，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上班族。
我是急性子，很想赶快超前。
嘿咻哟咿，嘿咻哟咿——
对方正在一边开心高歌，一边左右蛇行，我突然“超车”好像也不妥，于是我跟在后面慢慢走。
醉汉又重新唱道“土佐高知……”，听着听着，我蓦然发觉自己从未见过和尚买东西的情景。
不仅是买簪子，也没见过他们买香烟。当然也没见过他们买书、买靴子（和尚穿靴子好像很可笑，但这年头的和尚，到了彼岸节(1)拜拜时，会骑着速克达(2)，任由袈裟或法衣迎风翻飞，奔走在各家信徒之间），更没看过他们走进面店吃荞麦面。
是我运气不佳，只有我一个人没见过吗？关于和尚，我只见过他们领取布施时的样子。
家族之中没有僧人，所以我不知详情，但布施这码事，施者固然有难度，受者似乎也相当需要技术或者经验。
首先，在委托僧侣做法事之前，会有相当尴尬的商谈。换言之，必须决定金额。这年头的寺庙也已是钢筋水泥打造，甚至有人在寺内开设英语补习班，或者炒房当包租公，但就算经营再怎么合理化，还没听说过诵经费也开请款单(3)，所以要由做法事的家庭自行决定。
“这个数目可以吗？”
某人用身体挡住，伸出几根手指。嗯──在场众人先沉吟一声，窥视周遭人们的反应。
这笔诵经费，若是用在祭拜父母时，多半是兄弟姐妹分摊，如果随便先开口，会有许多不便之处。
“只付一次的话，那个数目倒也可以。”
“还有七七、周年忌、三年、七年──”
“一开始如果太那个，之后会很麻烦吧？”
“那么，这个价码如何？”
所有的亲戚，唯独此刻就像批发市场的拍卖员，不停互相比出手指喊价。
好不容易谈定金额，也确定了每个人的分摊金额，正要偷偷摸摸取出钱包时——
“等一下。”
比较谨慎的人叫暂停。
“若是住持，那个价码倒是可以，但若是他的儿子就──”
“噢，就是不久之前还穿牛仔裤弹吉他的那小子吗？”
“还是有弹性一点──等看到人之后再说比较好。”
一边追悼亡者，一边也有以上这一幕。
和尚当中，有不少人都写得一手好字，或是口才流利，但嗓音悦耳的人特别多，想必也是其他职业没有的特征。也有些和尚的嗓音低沉，念经的声音直可视为庄严的弥撒曲。
不过，也有些人的音色太美，发音方式也是地道的意大利传统美声唱法，与其念经，不如饰演歌剧《卡门》里的荷西。
除了声音，长短也是问题。
有时听到钟声铿然一响，正窃喜终于结束了，摩挲发麻的双脚之际，没想到又开始了，不禁颓然。
“咦，已经结束了吗？”
也有时简单利落得令人错愕。
不知那是根据什么样的规矩。
正如同我们这边会再三商谈决定布施的金额，或许寺方也会一再思考，针对经文的轻重长短做出各种组合吧。
总之，诵经结束，送上斋饭。
有时送上一盏般若汤（酒）后，其他的会打包，让和尚带回去。
话说，问题在之后。
“谢谢。”
请代向菩萨美言几句──众人以这种感觉一同鞠躬，而收的那方也是。
“啊，谢谢。”
与刚才清亮的美声判若两人，以发音不清楚的低沉嗓音，像要说那就先代为收下，然后把钱迅速放进衣服里面。
之后，众人一同把和尚送到门口，每次到了这个阶段我总是不放心。
万一，有哪家一时糊涂忘了给，该怎么办？
和尚应该不会吞吞吐吐站着不走，或者说什么“呃，实在难以启齿，关于那个……”然后比出那种收钱的手势吧？
还有，和尚带走的布施，是几时、由谁给的？
相扑的横纲，回到休息室，会把奖金随手扔给年轻的力士。和尚也是那样交给寺里的纳所先生（也就是负责会计的和尚）吗？
不见得每所寺庙都有纳所先生，所以有时也得住持太太与住持亲自出马。
会不会有时感冒了还抱病上工，结果最后心想，忙了半天才拿到这么一点钱？
或者在归途中，忍不住想看信封袋内的金额，于是趁着四下无人──是否也会萌生这样的念头呢？
就像上班族借用上厕所偷窥年终奖金的金额，我忍不住大不敬地想象和尚偷窥信封袋的情景。
说到这里才想起，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是神社家的女儿。不过那个神社其实只是区内很小的神社。我每次去找她玩时都会偷窥放香油钱的钱箱，暗想哪怕一次也好，真想看看这家人打开钱箱取出香油钱的那一刻，但那或许是晚上才打开，到头来我终究无缘目睹。
* * *
(1) 日本的清明节。
(2) 两轮摩托车。
(3) 即财务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
减法
亲戚家的小男生来做客。
他才三岁，但这年头的小孩好像不认识桃太郎和浦岛太郎。可是玩怪兽游戏会把嗓子叫哑，事后还会全身酸痛。
我想做一个小孩的爸妈也会赞赏的游戏，决定教他数字。
首先，我在纸上写个大大的“一”字。
“认识吗？”
我问，他仰头看着我的脸，理所当然地大大点头，回答：
“NHK(1)。”
这年头的小孩，好像是靠电视频道认识数字的。
而我是透过跳房子的游戏才初次感受到数字的。
小孩玩的游戏名称似乎会因地而异。我所谓的跳房子，因为以东京为起点四处搬家，所以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的说法，总之先在地面画一个圈。这是一。再画两个圈，这是我心目中的二。再画一个圈，上面再画两个。
跳的时候，喊“单”，就单脚放进第一个圈，喊“双”的时候在接下来的两个圈中打开。单，双，单，双……跳到最后一个双，就转过身。
或也因此，直到现在说到十，还会有种张开双腿一跳，猛然转身的冲动。
至于十以后的数字，或许是因为地上没有圆圈，我再怎么想，脑中也无法浮现数字的印象。
打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很怕算术。
小学三年级时大病一场，那正是老师教分数基础的时间，加上一年的大半都休学，之后总觉得全班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撇下。
所谓的假分数，我怎么也不懂。只有大头症、自大狂、讨厌鬼的印象，看起来就无法喜欢。
父亲或许是因为生性努力，很会心算。
“心算这种东西没有算盘也没关系，只要有纸门就能算。”他说，瞪着纸门，说声，“预备，开始！”让我们以极快的速度说出两位数字，然后他说出分毫不差的加法答案。看样子，他是在脑中把纸门的格子当成五颗珠子的算盘了。
严格说来，我并不讨厌加法。
越来越多，是件愉快的事。越加越多，变成相当大的数字。这时，喊一声“停止，请归零”。
真舍不得把珠子拨回去。就像辛苦存下的零用钱被拿走似的很不是滋味。
或也因此，我讨厌减法。
可数字会越来越少，感觉怪寂寞的。
“这若是钱，换作是我，在这时就不会再花钱了。”
老师不以为意地念出数字，但我很想阻止他。
我讨厌减法，是因为那种“从隔壁借来”的说话方式。
或许是我小家子气，我天生无法借钱。即便再穷苦也不会向隔壁借钱，宁愿靠自己的力量过得清苦一点，所以那句话令我耿耿于怀。
“若是我绝对不会借钱。”
在老师念出心算数字时我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所以当然算不好，结果自然算错了。
零点几这种数字我也不喜欢。
在我的脑海中，数字与温度好像混在一起了。说到零，在我的想象中，就会出现结着薄冰的水面。
说到0.1，就在冰层的下方。0.3，大约是再深入水中30厘米。想到这里有点呼吸困难。
0.5，要更往下20厘米。已经没救了，想到这里更加喘不过气。
因为这么想，所以每次出现零点几时，就好似沉入结冰的湖底，很难受，忍不住叹气，思绪难以厘清。
我无法戴墨镜。
一则，是因为我的视力很好，日光强烈也不怕。在滑雪场，除非天气特别晴朗，否则我通常不戴墨镜。隔天早上，顶多眼睛有点痒，会流眼泪，其他别无大碍。
再则，我的鼻子塌，而且鼻梁的构造不明显，眼镜很容易滑落。
我不会边看书边做大动作，所以若是阅读用的老花眼镜还好，但在家里不可能戴墨镜。通常都是戴着在外面走路或跑步，因此一定会滑落。
或许是想尽力防止滑落，我似乎咬紧牙关在努力。结果过了半天时间，耳下，也就是腮帮子已经酸了。
墨镜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无法判别东西的色彩与亮度。
天空的颜色也变得暗沉，树木的绿色也变得晦暗，人的脸也像大病一场似的发黑。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颜色。
我戴的太阳眼镜，是带有浅绿的墨色，因此必须扣除那个黑色与暗度。我不得不再三这么告诉自己。换言之，必须对色彩与明暗做减法。
有时我会忽感不安，摘下墨镜，确认真正的颜色与亮度。
“这才是正确的色彩。戴上墨镜后会变成这样。我得好好记住。”
我把墨镜一会儿举到额头上一会儿放下，非常忙碌。
戴墨镜时，或许是因为遮住了眼角的皱纹，看起来精神抖擞，平添几分姿色。也有人说我这样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当我熬夜后眼睛红肿时墨镜最管用。
想要戴墨镜，于是拥有了两三副，但我不擅减法，因此即便带出去也几乎不会戴。
* * *
(1) 日本电视频道的第一台是NHK。
少年
在曼谷的泰国人家中打扰了一周。
屋主已退休，但之前官居要职，房子也相当大，用人也很多。全部携家带眷住在另一栋，连司机都有三个妻子（好像没有住在一起），把我吓了一跳。
用人之中有一名少年。
是个十岁左右的瘦小孩子。
他的家中务农，但父亲好赌不工作。再加上这种家庭总是孩子特别多，所以他很早就出来工作减轻家中负担。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现在还有那种事啊，我说着不禁叹息，但这家的儿子若无其事地说：“这一点也不稀奇。直到最近周日市场（每个星期天在王宫前摆摊的露天市场）据说还有人买卖婴儿呢。”
他是以供吃供念小学的条件在两年前来到这个家，勤快得甚至让人看了都觉得可怜。穿着满是补丁、松垮垮的短裤，整天跑腿打杂或是带小孩。替三岁左右的小小姐推婴儿车，听从无理的要求，脑袋挨揍也面不改色。半夜似乎也会使唤他，所以只有他没住在另一栋的用人房，而是睡在大宅这边。
不过，他并没有自己的房间。
在厨房与洗手间之间的走廊尽头，三四条麻布袋皱巴巴地揉成一团放在地上。
这，就是少年的房间，少年的床。
麻布袋下方，有一本看似书本的东西。那似乎就是他的课本，也是全部财产。
即便如此，他似乎已算是幸运。这家人或许是因为生活富足，个个都很有人情味，少年早上不肯上学时，还会把他赶去学校，叫他至少得念完小学。
晚上，我起床上厕所时偷偷一看，少年像小动物蜷缩成一团，裹着麻袋睡觉。
记得那应该是我离开曼谷的前一晚吧。黎明时，微微的地鸣把我惊醒，我听见砰砰声。之前明明听说泰国没有地震，我暗自称奇，朝窗外一看，天色刚刚泛白的院子角落，那个少年正在踢树。
他对着有自己身体那么粗的树干，一再飞踢、回旋踢。他执拗地一再重复，甚至令人很想劝他犯不着那么激动。不知为何，他并未流汗。只有眼睛，像黑色玻璃珠子般发亮。
懒惰的父亲，勤劳的母亲，各分东西的手足。任性的主家小姐。走廊角落的麻布袋被窝。不停踢树干的他，小小的腿上似乎蕴藏着这一切。
膝行送来早茶的少年(1)，又恢复平日那种面无表情的平静。
或许是因为同样在旅行地点邂逅，还有一名少年也令我难忘。
我在柬埔寨古迹吴哥窟的饭店遇到十岁左右的白人少年，我问他来自何处，据说是“以色列”。噢，以色列。我这么一说，少年顿时大声高叫：“NO!”
“不是以色列，是以仄列。”他特别强调“仄”，在“列”的地方一再卷舌示范给我看。
我有样学样，他凑近检查我的口中，“NO!”少年一再说。或许是因为有点胖，他的舌头也像鹦鹉的舌头那样圆滚滚的，但他还是在口中复杂地卷起给我看，叫我一再重来，直到他满意为止。
他流露出一种气势：自己国家的名称，怎么可以让人发音错误？
稍远的大厅沙发上，有对看似他父母的略胖中年夫妇。“对陌生人这样太失礼了。你给我安分点。”我以为他们会这么说，结果他们只是默默看着我俩。我与少年，次日，在飞往金边的暹粒机场又碰面了。少年露出亲昵的笑容跑过来，给我看大人买给他当纪念品的木雕小刀。他开玩笑地比画出拿刀刺我胸口的动作。我翻白眼假装死掉。他乐坏了，一再让我翻白眼，忽然好像想到什么，叫我再说一次“以色列”。
“以仄列。”
我自认已经很用心发音了，但小老师并不满意。和前一天一样，他当场叫我一再重来。
他的父母，就在旁边的长椅上听我与他们儿子的对话。我被迫一再练习以色列的发音，甚至觉得他太啰唆、太烦人。这时他父母还是不发一语。
通知登机的广播响起，他父母站起来。少年朝我挥手，再次清楚地开口大叫：
“以仄列！”然后奔向父母。父亲抚摩少年的头。看起来像在说：“干得好，儿子。”
旅行虽有趣也很危险。我向来自戒：不能以偶然目睹的风景与人物判断那个国家，但说到泰国，说到以色列，少年的身影就会浮现，令我有点困扰。
* * *
(1) 泰国传统的世家大族，用人进主人房间时据说绝对不能站着。现在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丁半(1)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当时我父亲迷上了打麻将。
他是那种一旦着迷就得天天做才甘心的脾气，所以找不到牌搭子的时候家人只好牺牲一下。
吃完晚餐，小孩各自回房间。不到十分钟，纸门外就传来母亲的低声：“不好意思，爸爸好像想打麻将，出来陪他打一下吧。”
吃饭时我就猜到了，但小孩也有小孩的行程。
“我明天要考试，饶了我吧。”
这招不管用。
“上课时都在听些什么？如果是这种回家还得念书才能考及格的笨蛋，那我看也不用去上学了。”
他没有直接对我们说，似乎是这么对母亲说的。
“都是因为家里有四个小孩。要是顶多只有两个，爸爸再怎么努力设法，也无法打麻将。”
“事到如今讲这种话也没用吧。不好意思，拜托一下啦。”
母亲一个一个劝说，我和另外两个只好不情不愿地下楼去起居室。
正在看晚报的父亲，露出这才发现的表情。
“你们怎么下来了？又想打牌吗？真拿你们没办法。小小年纪就学会打牌，长大以后没有好事噢。”
没办法，那就陪你们打吧──他以这种姿态开始排麻将。
平日经常骂人，唯有打麻将时对我们讲好话，一下子叫母亲削苹果，一下子叫她泡红茶，拼命巴结小孩。
或许是觉得这样还不够，父亲提议来点赌注。虽说是赌，但对象是小孩，所以赌的是点心与水果。
第一名是巧克力球与橘子三个，第二名是两个，第三名是一个，最后一名没有奖品。
结果，垫底的幺妹，当时还是小学生，因为啥也没拿到，气得哇哇大哭，冲回自己房间不肯出来。
突然间，母亲发怒了。
“老公，你在干什么？最小的孩子输掉，不是当然的吗？身为父亲怎么可以那么不公平！既然如此，从今以后我们家都不准打麻将了。”
母亲平时即便被父亲骂也不会回嘴，所以这时父亲似乎非常惊讶。
我觉得有点怪。
比赛或打赌，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
但母亲不肯让步，逼我们把拿到的奖品都交出来，重新平均分配。
父亲不讨厌赌。
可母亲完全不赌。
“因为我不懂。”
她如此声称，从一开始就不碰。或许是觉得家庭主妇一旦学会打牌，会疏忽家事。
但我认为或许还有一个原因让母亲不用去赌。即便不打麻将或扑克牌，对母亲而言，每天恐怕就已是小小的赌博了。
相亲结婚，与不知是何来历的男人一起生活，替那个男人生孩子，还要替那个男人的母亲送终。每一桩都是豪赌。
现在或许是一半一半，但以前的女人完全是看跟了什么男人，就此决定女人的一生。更何况，还要替对方生孩子。简直是丁半。
生的是男是女。孩子有无出息。“想好了吗？下好离手噢。”荷官左右环视如此喊道，女人把自己的肚子当成骰子，当成装骰子的骰盅。
更何况，这场赌博无法作弊。
这种豪赌一生难得几回，但女人，天天都在小赌。
说穿了，是每天买菜。
该买沙丁鱼还是竹荚鱼。
该买鸡肉还是猪肉。
在大拍卖必须迅速找到想要的商品，推开人潮把东西拽过来。
“今晚我会早点回来。”
我要在家吃晚餐噢。丈夫说着出门了，但总觉得他会晚归。
这种时候，大手笔买生鱼片太浪费，还是用关东煮便宜打发吧。
站前新开的洗衣店，据说服务很好，赶紧甩开现在利用的洗衣店，改去那家吧。说到洗衣，气象预报说，最近应该都是好天气，所以老公唯一一件风衣，趁现在送去干洗吧。
儿子似乎与不正经的女人交往，这得赶紧告诉丈夫。不过丈夫似乎也和公司嫁不出去的女职员有点勾勾搭搭，万一他以为我是在指桑骂槐不太好吧。不，或许不当回事地直接说出，对他更有效。
是双数还是单数。女人似乎天天小赌，不停地在掷肉眼看不见的骰子。
沉迷赌博，被麻将或赌马迷昏头的男人，有时个人境遇会发生巨变。事业的浮沉，调职，诸如此类。这种时候，一般人会戒赌，或者稍微收敛，不再像以前那样杀红双眼，彻夜不归。
那个时候，自己的事业本身就是赌博吧。无须“Steed”或“桂high-seiko”这些知名的赛马，他亲自上场。所以，一国的首相或总统，或许不玩麻将或赌马也不会无聊吧。
* * *
(1) 丁半：掷骰子赌点数是丁（双数）或半（单数）的赌博。
玛丽莲·梦露
我遇到一个声称绝对不看电视剧的人，是位七十几岁的绅士。他说电视剧剧情太啰唆。稍微打个瞌睡，故事就变得很复杂，所以他不喜欢，但最大的理由，好像是因为同样的场面只能看一次。
相较之下，广告就好多了。若有喜欢的场景，只要在电视机前坐上半天，不停转台的话，起码能看到两三次。
这位绅士眼下最中意的，据说是女孩子在海边脱牛仔裤的场景。
“肉乎乎的女孩左右张望，看有无旁人注意后，迅速脱下长裤。我每次看了都会心里怦怦跳，猜想她会不会连剩下的比基尼也一起脱掉。妙就妙在那里。”他说。
那个女孩拥有当今电视女明星罕见的蜂腰肥臀，似乎也令老绅士特别中意。
“还有一个──”他说，突然间，“前面是海——”他以稍微走调的嗓音唱起歌来。
这首歌我也听过。
“前面是海，后面是啥啥的大渔苑。”
就是这样的广告歌，画面设定是正在海边收网，打扮成渔夫的成排小孩引吭高歌，中央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手里还抓着条活蹦乱跳的鲣鱼。那条鱼跳动挣扎，女孩努力不让它脱手的表情很生动。这也是我喜爱的画面之一，但这位老绅士，据说中意到一天不看一次就不舒服。
他说那个小女孩很性感。“长大之后，一定是Monroe。”
听起来像是“纹絽”，但大概是指“梦露”吧。附带说明，纹絽是织有花纹的絽布，乃旧时女子的夏季外出服。
在我小时候，看到母亲身穿深蓝色纹絽和服，系着白底绘夏草图案的腰带，手持白阳伞出门的身影，虽是自己的母亲，也不禁暗赞颇有几分姿色。
当然，那是区区在下的母亲，与玛丽莲·梦露自有天壤之别，只不过是“扭曲娃”。“扭曲娃”是父亲取的绰号，是扭曲变形版的丘比娃娃的简称。
我二十几岁时几乎都在电影杂志的编辑部度过。因为工作关系免费看了许多电影，也见过外国明星，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见到玛丽莲·梦露。
有幸与艾娃·加德纳握手，那冰凉纤细的小手令我吓了一跳；也曾因出席记者会差点迟到，全力冲刺时在走廊转角迎面撞上的大块头竟是威廉·霍顿。可是唯独梦露，始终缘悭一面。
我去参加过她的记者招待会。
当时是与摄影师一同去会场，但会场太拥挤，加上梦露大小姐迟到，我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怅然而归。
那次是梦露与狄马乔刚结婚，造访日本顺便度蜜月。
宽敞的会场就像电车尖峰时段，毫无立锥之地。偏偏每过五分钟、十分钟，门口那边便会响起一阵鼓噪。
“来了！来了！”有人喊道。
摄影师立刻争相向前挤成一团，性急的人已开始闪镁光灯。急着见庐山真面目的我又蹦又跳，甚至爬到桌上，但她本人始终未出现。
“请再等一下。”
只有电影公司的宣传人员如此行礼表示。
“现在好像正在洗澡。”
“据说狄马乔醋意大发闹着不肯让她出来。”
这种小道消息四处流传，简直是鸡飞狗跳。
我本来就有低血压，再加上人潮拥挤，忽感头痛浑身不适。万一梦露一现身，后面就有矮小的日本女子因脑贫血昏倒，那简直是漫画场面。
让人久等也该有个限度，我憋了一肚子火气。于是拜托摄影师好好看着，自己先离开了。据说我前脚刚走，梦露小姐后脚就到了。
看来我遗传了父母的急性子，无法多忍耐片刻，因此错失女人的幸福。把见到梦露当成女人的幸福或许可笑，但我至今仍觉得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记得在电视上，看过梦露在肯尼迪总统的生日派对上献唱生日歌。大概是民主党主办的，场面相当盛大热闹，梦露被叫上舞台。她穿着低胸礼服，看似非常尴尬，“祝你生日快乐。”她开口唱道。正确说来，那不是唱歌，应该是呢喃软语。梦露的歌声即便有心拍马屁也算不上好听，但那晚，也许是她太紧张，音准也抓不稳，听起来格外飘忽不定。
“她到底行不行啊？”
会场的人，肯定不分男女都这么想。大概近似家长参观小孩才艺表演时的心情吧。
梦露再次飘忽不定地重复同样的歌词。然后，稍微抬高音量，稍微放入感情：
“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的总统。”她继续唱道，“祝你生日快乐！”最后，她满怀情感，成功地唱出。屏息看到这里的会场众人，响起比总统演说更热烈的掌声。
若有幕后导演，那我认为此人是天才。梦露自己，虽然向来以少根筋的傻女形象为卖点，但我这时忽然发现，她其实是相当冰雪聪明的女人。
说到这里，我当编辑时见过许多梦露的宣传剧照与生活照，可是看似聪明的照片一张也没见过。这或许也是有幕后导演替她事先筛选过有损形象的照片，总之，梦露死时，我觉得傻女的时代，包装成傻女的聪明女子的时代结束了。
砍
我曾想过自己若是生在两三百年前，不知会怎样。
没有电、没有瓦斯，也没有自来水，没有钟表、没有冰箱，也没有收音机。晚上很黑，出门走在路上必须提灯笼。像我这种人就算再怎么投胎顶多也是庶民家庭嫁不出去的老小姐，所以晚上随便出门可能会遇上抢劫或砍杀。
我最怕的，是武士耍威风，以及腰上插着大小双刀到处走。
写电视剧本已有十年，但我经手过的古装剧屈指可数。
我很无知而且懒惰，所以写起没有那么考究的现代剧比较不会丢人现眼。
即便如此，我还是经不起别人灌迷汤写了几本《清水次郎长》。
我只有从现代剧扣除电器用品与新干线的知识，我问对方是否这样也不介意，对方说没关系，请自由发挥。于是我有幸加入古装剧的行列。
“石松开门走到马路上。”
我不时因写出这样的人物动作招来耻笑，真的是一路跌跌撞撞地模仿前辈写出剧本。
写完后，总是被制作人骂。
他说打打杀杀的场面太少。
即便有那样的场面，多半也只是把人打昏，或拿刀背砍人虚晃一招，活活打死或一刀砍死甚至砍了又砍的场面几乎找不到。
悉数我写的人物动作剧本，只有三四个死者。
“黑道戏或捕快戏，如果不杀得更热闹，拍戏的人和看戏的人都会觉得很无聊。”
他的语气像要说：外行人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很惶恐，把三四名死者咬牙增加，改写成十名左右，事后看到拍好的画面成果，坏蛋与捕快的死亡人数足足有我写的三倍之多。
“砍人时，要想着‘这家伙也有老母与妻小’砍下去。”
说这句话的，记得是泽正，也就是名演员泽田正二郎。
我没看过这位名人的砍杀场面，但肯定很有震撼力。
不是切红白萝卜那样砍砍砍。
对方，和我一样都是“人”。有父母手足，有心爱的女人，是无论如何都不想死的人。如果这么想，砍人时的刀子重量与心痛程度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即便如此，如果不砍人就会被砍，所以还是要挥刀砍下去。
那样会做噩梦，我没办法一下子写死十几二十个人。我这么一说，古装剧的资深制作人告诉我：
“如果杀死三四个人，就必须给他们一一取名，那样会显得很真实很残酷。但是杀死三五十个人的话，这是打斗场面惯见的模式，是老套。如果觉得会有报应，就更该狠狠地杀。”
看古装武侠剧，最心痛的是坏蛋的小喽啰或官府小卒被杀的场面。
只因为跟着坏蛋老大，就被人像虫子般砍杀。
“捕快来了！”
甩开官府的灯笼与捕棍，扑向饰演主角的大明星，被一刀砍死像柴棍倒在地上。
这些人究竟有什么罪过？
只不过是为了生活挥舞棍棒，因缘际会，不幸跟了一个坏蛋老大。被杀之后，剩下的家人该如何糊口？坏蛋老大一群人全部死光，圆满收场当然很好，但我总觉得，这样连补偿金或退休金都领不到，好像白死一场。
看到尸横累累的场面，我就会多事地担心谁来收拾善后，这种场合谁会出席丧礼，费用从哪儿来等，无法打从心底里享受看戏的乐趣，所以这种性格很吃亏。
对我这种人而言，最大的救赎，就是发现那些变成尸体躺平的人，大概是激烈的打斗令呼吸急促，憋住的气呼地吐出，或是肚子随着喘大气微微起伏。
碰上这种场合，严格的导演好像会视为NG重拍，但我很希望导演能够保留那种镜头。
啊呀太好了。没有真的死掉。这下子那些人可以领到一万或一万三的片酬回家了──也有软弱的观众为之安心。
我特别怕刀子，或许是因为二十几年前夜晚走在路上曾被人持刀威胁。
当时，我年轻跑得快，所以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我总觉得那晚的恐怖，渗透脑浆的某处，在我写古装剧时倏然出现。
那么只要是刀子我都怕吗？菜刀倒是无所谓。若是在厨房这个既定的场所，不管是多么锋利的菜刀或杀鱼刀，我都可以越切越顺手。
走夜路碰上刀子，最可怕。
不过话说回来，古时候的人难道都不怕吗？
把砍人的刀子插在腰上的男人，在路上四处打转。大家居然能泰然自若地与那种人擦肩而过，我这么一说，有人顶回来：“现代社会才更恐怖吧？”
这才想到，现代的确是方形铁皮车连一声“无礼之徒，给我闪开！”也没说就取人性命的时代。
熟面孔
我曾在外面偶遇亲人。
走在路上，看到亲人迎面走来。这种时候，不知怎的，我非常慌乱，支支吾吾，变得很尴尬。
我不大会虚心地举手打招呼。通常，会尽量装作没看到，以免被对方发现我已看到他。
临到即将擦肩而过时，我才以“现在才看到”的方式，以略显冷淡的声音打招呼。
对方似乎也是同样的心情。幸好，现在的都市行人很多，路上还放着招牌、邮筒、摩托车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大可能是在空无一物的唯一一条路上，我这边一个人，对方也是一个人，以无处可逃的状态接近，所以这点相当值得庆幸。
这虽非OK牧场的决斗，但若是旁边啥也没有，在那种地方看到亲人走近，我恐怕会不知该作何表情才好。
十几岁时，父亲要去外县市出差，我曾奉命替他拎行李跟着去车站送行。
说是行李，其实只有三四天的换洗衣物。成年男人一只手便可轻松拎起，但父亲绝对不会自己拎行李。他拿着单薄的公事包，自己大步往前走。
母亲或我，有时是弟弟，跟在后面替他拎行李。现在难以想象那种情景，但在战前的我家，丝毫不足为奇，每个月总会上演一两次。照母亲的说法，父亲虽然表面上耀武扬威，其实很怕寂寞，所以母亲叫我们乖乖替他拎行李就对了。
拎行李无所谓，问题是在月台上等火车出发的时候。
父亲在位子上坐下后，对站在月台上的我正眼也不瞧，径自翻开经济杂志阅读，假装读得很专心。
起先，我不知如何是好，呆站在父亲座位的玻璃窗口。
父亲自杂志上抬起头，举起手，虽未发出嘘声，却比画出赶小鸡的动作。
我猜他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走了，于是掉头回家。
没想到，父亲出差回来，心情特别差，对母亲如此抱怨：
“枉费邦子身为女孩居然那么无情。我叫她可以走了，她居然立刻就走。”
既然那么想让我待着，就不该把人家当成鸡鸭一样赶走吧？但我一时也想不出该如何回嘴，只好沉默以对。
下次奉命送他去出差时，我站在距离父亲的窗口稍远的月台柱子后面，把脸撇向一旁。父亲也满脸愠怒，埋头看经济杂志。
发车的铃声响了。
父亲的表情益发愤怒，朝我这边看。
“搞什么，你怎么还站在那里？”
他的表情如此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