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可以帮你检查一下你是否有悲观的倾向。如果你有，或者你关心的人有此倾向，那么，这本书也给你介绍了对很多人都有效的方法，以摆脱这个长期的坏习惯，以及伴随悲观而来的抑郁症。它让你在失败时，有选择光明的机会。
无助是我们人生的开始
悲观现象的核心是另外一个现象——无助感（helplessness），所谓无助感是指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举个例子，如果我说，只要你翻到本书第104页，我就给你1 000元，你很可能会去做。但是，如果我说，只要你可以用意志力去收缩你的瞳孔，我就给你1 000元，你可能也想去做，但不会成功，因为你无法收缩瞳孔。对收缩瞳孔这件事，你就是无助的。
生命一开始就是无助的。初生的婴儿无法做任何事，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反射行为，虽然他一哭妈妈就会来，但这并不表示他控制了妈妈来不来的行为。他的哭只是对痛苦或不舒服的一个反射反应，他对要不要哭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初生婴儿只有一个行为勉强算得上可以自主控制——吸吮。人生快要走到尽头时也常常又回到这种无助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失去行走的能力，可能会失去自两岁以来就有的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可能会失去使用语言的能力，甚至可能会失去思考的能力……
从出生到死亡，我们逐渐脱离无助而习得了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个人控制指的是用自主的行为去改变命运，它和无助感是相反的。在婴儿期的头3～4个月，随着婴儿手和脚逐渐变得可以自主控制，父母就会发现：婴儿的哭也变成可以自主控制的了，他现在可以用哭来控制妈妈，要她来时就大哭。到婴儿1岁时，他已实现了自主控制的两个奇迹：走出第一步和说出第一个字。假如这个孩子具备最基本的心理和身体发展条件的话，在以后的数年里，他会逐渐地摆脱无助感，让个人控制能力成长起来。
人生有许多事是无法由我们控制的，比如眼睛的颜色、种族、美国西部的干旱。但是，人生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包括我们如何生活，如何跟别人相处，如何谋生。
对生命的想法其实可以提升或降低我们对生命的控制力。我们的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反应，它还会改变事情所在的情境。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无助的，发挥不了任何影响，那这种“我怎么做都没用”的思想就会阻止人们采取行动，所以人们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老师、环境，甚至是孩子的同伴。当人们高估了自己的无助感时，其他力量就会左右孩子的前途。
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如果仔细地权衡，轻度的悲观是有用的。但是25年的研究使我相信，习惯性的悲观想法会使更多不顺利的事降临到我们头上。而且这种想法会使我们很容易陷入抑郁状态，使我们不能发挥出原有的能力。悲观的预言常常是自我实现的。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以前教书的那所大学里一名英国文学系的女生。前三年，她的指导教授非常关心她，爱护她，老师的支持加上她自己的优秀使她得到了奖学金，可以去英国进修一年。当她回来时，她的研究兴趣从狄更斯转移到了英国早期的小说家，尤其是简·奥斯汀。研究狄更斯是她原来指导教授的专长，而研究简·奥斯汀是另一位教授的专长。她的指导教授本想说服她继续研究狄更斯，但说服不成后也接受了她的坚持，让她以简·奥斯汀作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并且同意与另一位教授共同指导她。
在她答辩前，她原来的指导教授给答辩委员送了一张条子，指责这位女生论文抄袭。他指控这位女生引用了两段论述简·奥斯汀少年时期创作的文章，却未注明出处。抄袭在学术界是很严重的罪名，这位女生的奖学金，她大学能不能毕业，甚至她的前途，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当她看到教授指责她抄袭的那两段时，她回想起来这两段论点都是她从与这位教授的闲谈中得到的。事实上，这位教授从来没有提过他在哪本书上得到这样的看法，这让这位女生以为这些看法来源于教授自己。很明显，这位女生成了她老师嫉妒心的牺牲品。
大多数人遭遇此事都会感到愤怒，会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这位女生不会。她悲观的思维习惯主宰着她，她认为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一定会认为她有错。她告诉自己，她没有办法举出反证，因为这件事变成了她和他的对抗，而他是教授。她不去找证据来反驳教授，而是从内心崩溃了，她认为都是自己的错，即使她能证明这位教授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看法也没有用，最主要是她“偷”了这个看法，因为她没有注明这个看法来源于教授。她认为自己的确有欺骗之嫌，说不定她一直都是个骗子，只是自己以前未发觉罢了。
现在看来，我们会觉得她这样责怪自己很不可思议，因为她显然是无辜的。但是研究指出，有悲观思维习惯的人常常会把一点不顺利转变成大灾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无辜转变成有罪。这位女生在脑海中拼命去搜索符合她现在罪名的记忆：她初中一年级时曾抄过同学的答案；在英国时，有人误以为她来自有钱人家，而她没去纠正；现在是论文“抄袭”。她在论文答辩时保持了沉默，以至于没有拿到学位。
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在后来的10年里，她以当售货员为生，不再写作，甚至不再读书，她到现在还在为自己认为的罪过付出着代价。
她其实并没有罪，只是有着人类的通病：习惯性的悲观思维模式。如果她对自己说“我是被陷害的，是那个嫉妒我的人设计圈套来害我的”，那她可能会站起来大声说出自己的故事，为自己辩白，而这位教授以前曾经因为类似事件而被另一个学校解聘的事也会浮出水面，她很有可能荣耀地毕业。
悲观的思维模式不一定永远不能改变。心理学在过去几十年最显著的发现就是：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思考模式。
我们不再是环境的傀儡
心理学以前是不关心人的思维模式的，也不关心个人的行为，甚至不关心个人。25年前，当我还是研究生时，人的行为被假设为环境的产物，对人类行为最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人受其内在动机的“推”和受外在事件的“拉”。虽然推、拉的细节依你我所持的理论而有所不同，但整体来说，当时所有的理论都同意这个看法。弗洛伊德派认为，童年期未曾解决的冲突促成了长大后某些行为的出现；斯金纳的信徒认为行为只有在强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生态学家认为行为来自固定的行为模式，而这个行为模式是由基因决定的；赫尔（Clark Hull）派的行为主义者则认为人的行为是为了减少紧张及满足生理需求。
从1965年起，这种解释开始急速改变，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四种不同的想法汇集成一种自我导向而非外在力量驱使的人类行为解释法。
· 1959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本书，严厉地批评了斯金纳的《语言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行为，特别是语言，绝对不是强化所能解释的，语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衍生性，人们能够马上理解一个从来没有听过或说过的句子。
· 皮亚杰这位伟大的瑞士儿童发展学家，终于说服了全世界——儿童心理的发展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 1967年，奈瑟（Ulric Neisser）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出版后，一个新的领域抓住了从行为主义教条中逃出来的年轻实验心理学家的心。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电脑信息加工的模式，来研究人类的心智活动。
· 新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和动物的行为只用驱使和需求来解释是不够的，他们开始将认知，即思维模式加入原有的理论中，以解释复杂的行为。
所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环境的力量转移到个人的期待、喜好、选择、决策、控制以及无助感上。
这个心理学领域的大改变也密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改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控制，人们开始改变环境而不再受制于环境。我们的社会正给予它的成员前所未有的权利，并把它的成员的痛苦和幸福当作严肃的事，把个人的自我实现当成正当合理的目标，甚至认为是神圣的权利。
抑郁的时代，悲观的自我
伴随这些自由而来的是危机。因为自我的时代也是一个跟悲观现象非常接近的时代，而抑郁症就是悲观的终极表现。现在抑郁症正大肆流行。由抑郁症导致的自杀已经夺去了跟死于艾滋病一样多的生命，而且自杀的流行范围远比艾滋病更广。20世纪90年代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比40年代多了10倍，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且发病期比上一代人提早了10年。
不久之前，抑郁症也只有两种被接受的治疗法：心理分析法和生物医学法。心理分析法主要依据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治疗法其实是基于很少的观察和很多的想象，他认为抑郁症的成因是患者对自己的愤怒。抑郁的人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而且想去自杀。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患者在襁褓期就学会了恨自己。在童年期的某一天，母亲暂时离开他，这引起了他被抛弃的感觉。对某些孩子来说，他们会因此而愤怒，但因为母亲是他们深爱的人，他们不能对她生气，所以把怒气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就变成了一个具有摧毁力的习惯。从此以后，只要有被抛弃的感觉，他们就对自己生气，而不是对造成这个感觉的祸首生气。憎恶自己、抑郁症、自杀，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你无法轻松地摆脱抑郁症，抑郁症是童年期冲突的产物，在防御机制的层层坚冰下保存着。弗洛伊德认为只有打破这些冰冻层才能解决这些远久的冲突，抑郁症的倾向才会减轻。弗洛伊德对抑郁症的治疗法是年复一年的心理分析，患者在治疗师的引导下奋力挣扎，最后找出童年期的心病，对自己的愤怒正本清源。
美国人非常相信这套治疗法，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它让患者花几年的时光去回想一些遥远过去的阴暗记忆，以克服目前的一个困难，而这个困难即使不治疗，过几个月也会自己消失。90%以上的病例都患有断断续续发作的抑郁症，病情时好时坏，发作间隔3个月到12个月不等，成千上万的患者用这种方法治疗了无数个疗程，而心理分析法对抑郁症几乎毫无疗效可言。
最糟的是，心理分析治疗的理论将病因归结到患者身上。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正是这些人性格上的缺陷使他们患上了抑郁症，是患者自己让心情低沉的，是他们自己要将日子过得低迷、毫无生趣，要去自我了断的，因为他们受到自我惩罚的驱使，要使自己过得生不如死。
对于抑郁症，另一个比较能令人接受的疗法是生物医学法。精神科医生认为抑郁症是生理病症，是遗传上的缺陷造成的，或者是由大脑化学物质不平衡造成的。精神科医生用药物和电击疗法来治疗抑郁症，这是一个快速、便宜、效力一般的治疗法。
生物医学法和心理分析法一样，只对了一部分。的确有些抑郁症是由大脑功能不健全造成的，而且有一些的确是遗传得来的。很多抗抑郁药物对抑郁症患者有效，但药效很慢；相比而言，电击疗法的效果比较快。这些治疗法都有副作用，有相当多的抑郁症患者不能忍受这些副作用。此外，也有很多抑郁症患者不是因为遗传而患上抑郁症的，这样，抗抑郁的药物对他们就没有效了。
最糟的是，生物医学的治疗法使患者依赖外界的力量——药物。抗抑郁药物并不会让患者上瘾，患者并不会像抽鸦片那样，抽不着时便痛苦不堪地犯瘾，但治疗成功的患者一旦不再吃药时，抑郁症又会卷土重来。治愈的患者不敢像平常人一样将他现在的快乐归功于自己，他只敢归功于药物。这会造成药物过量，人们不用镇静剂心情就无法平静，不吃迷幻药就看不见美好。一个本来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的情绪困难，现在变成要靠外力来解决了。
成功与健康的关键
传统对成就的看法就如同传统对抑郁症的看法一样。我们的学校、社会都认为成功来自能力和动机。当失败时，通常被认为是能力或动机不足。但失败也可能是在能力和动机都很足，但乐观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上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面临着各种不同的能力测验。父母认为这些测验对孩子的前途非常重要，以致不惜花钱请人教孩子如何应对测验。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逃不过这些测验的筛选。虽然有些能力是可以测量的，但想增加分数却很困难。上个补习班可能会提高一些分数，但是增加的分数并不代表一定具有较高的能力。
动机是另外一回事，它很容易被激发。传教士、布道者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把信徒救世的热情煽高到白热化，高明的广告可以激发消费者对一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产品产生购买动机，报告会也可以鼓舞员工的士气，但这些热情都是短暂的。没有后续的煽风点火，信徒的热情很快会冷却，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喜爱很快会消散或被另一个新产品取代，鼓舞士气的报告会也只能提高员工几天或几个星期的士气。
· 假如传统的对成功要素的看法是错的；
· 假如还有第三个要素——乐观或悲观，跟能力和动机一样重要；
· 假如你已经具备了能力和动机，但仍然失败了，只因为你是个悲观者；
· 假如乐观者在学业、事业、球场上都表现得比较好；
· 假如乐观是一个习得的技巧，而且一旦学会了，它就终生跟着你；
· 假如我们可以把这个技巧传授给孩子。
传统对健康的看法就跟传统对天赋的看法一样，存在谬误。悲观或乐观对健康的影响跟身体的生理条件一样重要。
很多人以为健康是受体质、健康习惯等因素影响的。他们认为体质基本上是受基因影响的，但是可以靠后天健康的饮食习惯、持之以恒的运动、定期检查以及注意安全防护来改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人生病了，我们则会认为一定是他的体质不强，健康习惯不好，或者是接触了太多的细菌。
这个传统的看法忽略了决定健康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的认知。我们对自身健康的控制，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请看下面的例子：
· 我们对健康的看法会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
· 乐观者比悲观者较少受到传染病的感染；
· 如果我们是乐观的，那么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比较好；
· 证据显示，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活得长。
人人都能学会乐观
摆脱抑郁症、提高成就以及改善健康状况是习得性乐观的三个最主要的应用，同时它也会带给你全新的自我认知。
在读完这本书后，你会了解自己的悲观或乐观程度，你也可以测一下你的配偶或孩子的乐观程度。你将知道为什么你会心情不好，常常抑郁，你只是心情低落还是真正的绝望，以及为什么你会一直陷在抑郁中不能自拔。你会明白为什么你既有能力又有动机，但还是失败了很多次。你将学会一套新方法来克服抑郁症并使它不再复发。现在已经有很多证据显示，这套方法可以有利于你的健康。此外，你可以跟你关心的人共享这套新方法。
最主要的是，你对这种个人控制的新学科会有所了解。
习得性乐观不是积极思考方式的威力的再发现。乐观技巧不是来自学校，也不是学着对自己说肯定的话——我们早已发现这种方式毫无用处，重要的是在失败的时候运用非消极的思考方式。习得性乐观的主要技巧是在失败的情境中改变具有破坏性的想法。
大多数的心理学家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传统领域里的问题：抑郁、成就、健康、为人父母、商业组织等，我则把我的一生都花在创立一个新领域上——一个跨越许多传统领域的新领域。我目睹了许多成功或失败的个人控制个案。
在此举一些看起来互不相干的事例：抑郁和自杀变得很普遍；社会把个人的自我实现当作一种权利；有人很年轻就得了慢性病；有人英年早逝；聪明、爱孩子的父母培养出一群脆弱的、被宠坏了的孩子；用改变思考方式的方法治愈了抑郁症。当别人看这些事例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烩时，我看到的却是一幅完整的图画。
我们从个人控制理论开始。我将介绍两个主要的概念：习得性无助和解释风格，它们是彼此交错的。
习得性无助是一个放弃的反应，源自“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的想法。解释风格是你对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发生的习惯性解释方式。它是习得性无助的调节器：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阻止习得性无助，而悲观的解释风格可以散播习得性无助。你在遇到挫折或暂时的失败时，你的解释方式将决定你会变得多无助或多斗志昂扬。你的解释方式其实可以反映出你的心态。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词，“Yes”或“No”。你或许不知道你心中有这么一个词，但是你可以很准确地感知你心中的词是哪一个。下面你就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乐观或悲观程度了。
乐观在你的某些生命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虽不是万灵药，但它可以保护你不受抑郁的侵害，可以提升你的成就水平，可以使你的身体更强健，它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悲观在你的生命中也有它的地位，你在本书中也会发现它的一些积极作用。
假如测验显示你是一个悲观的人，那你还不能就此打住。
悲观跟其他人格特质不一样，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你可以学会一套技巧使你摆脱悲观的魔爪，而且你可以学会随时去应用乐观。
第一步是去发现你心中的词是什么，这也是了解人类心智的第一步。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学者们已经开始研究自我控制感是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的。
塞利格曼的乐观课堂
Authentic Happiness
1 悲观的人相信坏事都是因为自己的错，这件事会毁掉他的一切，会持续很久。悲观的人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就此一蹶不振。
2 乐观的人在遇到同样的厄运时，会认为现在的失败是暂时性的，每个失败都有它的原因，不全是自己的错，他们不会被失败击倒。在面对恶劣环境时，他们会把它看成一种挑战，更努力地去克服它。
身边的悲喜故事
到13岁以后，我终于搞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父母送我去我的好友杰弗里家过夜，那么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上一次他们送我去杰弗里家时，我发现母亲去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这一次我感觉是我父亲出了什么事，因为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就变得很怪异。通常他是很冷静、很稳重的，但最近他变得很情绪化，有的时候很愤怒，有的时候又暗自饮泣。
在送我去杰弗里家的途中，他突然深吸一口气，把车停到路边休息。我们坐在车里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左半边身体失去感觉，麻痹了一两分钟。我可以感觉到他声音中的恐惧，我吓坏了。
他那时只有49岁，正值生命的巅峰期。由于经济大萧条，尽管他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也不敢去冒险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是选择了公务员的职位。不久前，他终于做了一生中最大胆的决定——去竞选纽约州更高的职位，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正面临着成长中的第一个危机。秋季开学时，我父亲把我从公立学校转到一个军事化的私立高中，因为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很高，是奥尔巴尼唯一的好学校，毕业生都可以进入好大学。我进去之后才发现我是全校唯一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其他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觉得非常孤单，被排斥。
我父亲将车停在杰弗里家的前门，我向他道别，我喉头哽咽，深感不安。第二天破晓我醒来时，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必须赶快回家。我偷偷离开杰弗里家，跑过六条街赶回家，到家时正好看到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我躲在树后偷看，我看到他想要展现出勇气，但我听到他喘息着说他不能动。他没有看见我，也不知道我目睹了他最狼狈的样子。他后来又中风了三次，他完全瘫痪了，从身体到情绪都变得无助了。
他们没有让我去医院看他，转到疗养院后也没有让我去。最后有一天他们终于让我去看他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一样紧张，因为他不愿让我目睹他的无助。
我母亲跟他谈上帝和以后该怎么办。
“艾琳，”他悄声说，“我不相信上帝，从今以后，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只相信你和孩子，我不想死。”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助带来的痛苦。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父亲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几年后他逝世。他使我走上这条研究探索之路，他的绝望强化了我的研究决心。
在父亲中风后的一年里，我念大学的姐姐常带回一些大学生的读物给早熟的我阅读，在她的鼓励下，我初次接触到弗洛伊德。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读他的《梦的解析》，当我读到他说人常常梦到牙齿掉落时，我感到一阵熟悉，我也做过这种梦！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到牙齿掉下来代表着阉割及手淫的罪恶感，做梦的人害怕他的父亲用阉割的方式来惩罚他手淫的罪恶。我在想弗洛伊德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后来才知道，弗洛伊德是把青少年期常出现的牙齿掉落的梦和在青少年期很普遍的手淫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解释结合了令人迷惑的可能性以及吊人胃口的暗示。我当时就决定以后要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路，提出像他那样的问题。
许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我发现普林斯顿的心理学系没什么名气，它的哲学系却是世界一流的。心灵的哲学和科学的哲学似乎是一体的，直到我拿到哲学的学士学位，我都深信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对的。但他的解答已经无法让我信服，而他的方法——只凭几个病例观察就做出宏大的假设，让我觉得很糟糕。我这时已经知道了，只有靠实验才能找出合乎科学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则应用在像“无助”这种情绪问题上也一样适用，只有找出因果关系才能学会如何去治疗。
一动不动的狗
1964年，我开始攻读实验心理学硕士学位。21岁的我，腋下挟着全新的学士学位证，兴冲冲地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所罗门教授的实验室报到。我非常渴望跟所罗门教授做研究，他不仅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习理论专家之一，同时也在研究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他想从严谨的动物实验着手来了解精神疾病的本质。所罗门的实验室在黑尔楼，那是全校最古老、最破旧的一栋楼。当我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实验室门时，我差点以为它要掉下来了。我看见高高瘦瘦、头差不多全秃了的所罗门教授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在想某件事情。实验室中的其他人都在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进来。
他最资深的研究生——非常友善、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布鲁斯·奥弗米埃尔，立刻自告奋勇地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是那些狗，”奥弗米埃尔说，“那些狗一动不动，不知哪儿不对劲了。如果狗不动，就没法做实验了。”他继续解释说，这些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都在做一个叫作迁移的实验，都经过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的训练。每天它们都要接受两种不同的刺激——高频率的声音及短促的电击。声音和电击是成对出现的：先有声音，后实施电击。电击并不强烈，就像冬天用手开门时有时产生的静电那样。实验的目的是检验狗在接受一段时间的刺激后是否会把声音和电击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学会了这个联结，那当听到那个声音，它们就会像真的触电那样感到恐惧。
在狗学会了联结之后，这个实验的主要部分才真正开始。这些狗被放入一个中间被一个矮闸分隔成两半，可穿梭往返的大箱子。实验者要看狗在听到声音后会不会做出跟受到电击时同样的反应——跳过矮闸逃开电击。如果会，这就表示情绪学习也可以迁移到许多不同的情境中。
当然，狗先要学会跳过矮闸以逃避电击。学会这个以后，才能观察如果只有声音时会不会引发它们同样的反应。这个任务对狗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它们只要跳过矮闸就不会受到电击。
奥弗米埃尔说这些狗只是躺在地上哀号，它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当然，狗不跳闸就没有人能继续做下一步看狗对声音的反应的实验。
当我听着奥弗米埃尔的解释，看着哀号的狗时，我意识到一个远比迁移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实验的早期过程中，这些狗一定是在无形中学会了无助，所以它们现在才会放弃。这跟声音毫无关系。在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中，电击与否跟狗本身的动作完全没有关系，在电击时，无论狗叫、跳还是挣扎，电击都不会停止。所以它们得到了这个结论——无论它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假如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那又何必去做呢？
我被这件事背后的意义震惊了。如果狗可以学会无益行为背后这么复杂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在实验室中研究无助感了。从贫民窟里的穷人到初生的婴儿，再到医院里绝望的患者，无助感无处不在，但目前并没有针对无助感的科学研究。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这是人类无助感的实验模式吗？我可以用这个模式来了解它的源头吗？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预防它？什么药物会对它有效？又有哪些人容易变成它的受害者？
为了人，应该牺牲狗吗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中看到习得性无助，但我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别人虽然也在实验室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把它当作阻碍实验继续的东西，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或许是父亲的半身不遂给我带来了灵感。我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来说服学术界，这个发生在狗身上的现象是无助；它既然可以被学会，那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把它消除。
我对这个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但同时也对其他事感到沮丧。我能像其他研究生一样对无辜的狗施以电击吗？这种电击虽然不足以致命，但至少会给狗带来痛苦。我一向喜爱动物，尤其是狗，因此我不愿意做让它们痛苦的事情。周末时，我去找了以前的哲学老师，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但我认为他是个智者。我向他描述了我所看到的事以及它背后的意义，最主要的是我心中的疑虑。
我的教授是研究科学史和伦理学的，他问我：“马丁，你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无助的难题？你觉得去研究那些无助的人的个案怎么样？”
我们俩都知道个案研究在科学上是没有价值的。个案研究只是描述患者生活中的一些逸事，它无法带给我们任何因果关系的推论，我们根本不知道个案背后发生的事，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人的视角来叙述的，这个事件一定会被扭曲。只有严密控制变量的实验才能分离出“因”，而有了“因”才能找到治疗的方法。此外，我不可能对人施以电击，因此，只能用狗来做实验了。
“把痛苦强加到动物身上合理吗？”我问道。
我的教授提醒我说，今天人类以及宠物可以活这么久主要是动物实验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实验，小儿麻痹症、天花到今天还会肆意流行。“反过来说，”他继续说道，“科学史上也充满了没有达到目的的实验，这些实验都承诺说要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最后都没有做到。”
“我问你两件事。第一，你是否可能在将来为许多人减轻痛苦，而这种痛苦比你现在加在狗身上的要严重得多？第二，你在动物身上得到的结论可以应用到人身上吗？”我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我的教授警告我说，科学家常常被自己的野心蒙蔽，忘记了实验的最初目的。他要我做出两项承诺：一旦我发现了我要了解的因果关系，就立刻停止动物实验；一旦我得到了需要进行动物实验才能得到的解答，就要立刻停止所有的动物实验。
动物也能学会放弃
我充满信心地回到实验室，认为自己能建立起无助的动物模型，但在众多的研究生中，只有史蒂夫·梅尔一个人认为这个实验是可行的。梅尔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贫民区长大，因为成绩优异，所以进入了最好的大学。他知道真实世界中的无助是什么样子，他自己也体验过这种滋味，他独具慧眼，看出这个动物模型值得花工夫去研究。我们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观察动物是如何学会无助的，我们把这个实验叫作三元实验，因为它需要三组动物一起来做。
第一组动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逃避电击，它们只要用鼻子去推墙上的一块板就可以使电击停止，因此这一组动物是有控制力的。第二组动物所承受电击的强度、次数与第一组相同，但是第二组动物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让电击停止。第三组是控制组，不接受任何电击。
在三组动物都经过上述的程序后，我们把它们放入了可以穿梭往返的箱子。按常理，它们应该很快就能学会跳过矮闸来逃避电击。我们的假设是：第二组狗会懂得它们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它们会躺在地上承受电击而什么都不去做。
所罗门教授公开表示了他的怀疑。根据当时最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动物或人是不可能学会无助的。所罗门教授在讨论我们这个实验时说：“有机体只有在反应能带来奖励或惩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学会这个反应。在你们设计的实验中，反应跟奖惩无关，它不符合现行学习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情境，所以不可能发生学习行为。”奥弗米埃尔接着说：“动物怎么可能会懂得它们不管做什么都没用呢？动物没有高层次的心智活动，它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知能力。”
他们两人虽然持怀疑的态度，但都很支持我们的实验，同时也叫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动物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不去逃避电击。
梅尔和我都认为我们的三元实验可以验证这些可能性，因为可逃避组和不可逃避组的动物都有相同程度的压力。假如我们是对的，那么应该只有不可逃避组的狗才会放弃。
1965年1月，我们开始了这个实验。我们把这三组狗都带到可穿梭往返的箱子里进行电击，看它们会不会跳过矮闸。
第一组狗，即可以用自己的行为控制电击的那组狗，在进入箱子后，几秒钟内就发现可以跳过矮闸来逃避电击。第三组，那组未曾接受过电击的狗，进入箱子后，也在几秒钟内发现跳过去就没有电击了。只有第二组，那组认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效的狗没有跳，停留在有电击的这一半区域。虽然矮闸很容易跳过去，但它们并没有试着去看看另一边是什么样子。
我们重复了8次这个实验，在无助组的8只狗中，有6只坐在那儿等待电击；而第一组的8只狗中，没有一只放弃。
梅尔和我相信只有不可逃避的事件才会使人产生放弃的心态，因为接受相同电击但有控制力的动物并没有产生放弃之心。显然，动物会认识到它们的行为是于事无补的，它们因此而变得被动，不再做任何事。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了学习理论的中心前提是错的，即学习只有在行为产生奖励或惩罚时才可能发生。
向行为主义宣战
梅尔和我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投了出去。令我们非常惊奇的是，《实验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主编竟然接受了我们的论文，并把它排在了开卷的第一篇。我们等于是向学习理论学家下了战书，我们两个羽翼未丰的研究生竟敢说行为主义学派宗师斯金纳的理论是错的！
在心理学史上有许多实验可以称得上“关键”实验，梅尔和我当时只有24岁，我们却做了这个扭转乾坤的关键实验。60年来，行为主义学派控制了美国的心理学界。在学习领域，所有的大师都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学者，尽管行为主义学派的主张显然是牵强的。
行为主义学派的主张就跟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说一样是违反常识的。行为主义者坚持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只由他得到的奖励和惩罚决定：被奖励的行为可能会重复，被惩罚的行为则可能被压抑，如此而已。
意识——思考、计划、期待、记忆，不会影响行为。它就像汽车的计速器，不会驱动车子前进，只是反映车子行进的状态。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受环境的塑造，而不受他内在思想的影响。
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有智慧的人能接受这种观念，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心理学界就一直被行为主义的教条统治着。行为主义者对人类抱着异常乐观的态度：只要改变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假如你抓到一个小偷，你可以通过惩罚他的偷窃行为，奖励他的好行为来改造他。
当欧洲正以人格特质、基因、本能等来解释行为时，美国的心理学家还紧抱着行为由环境决定的主张不放。这就是1965年学术界大致的情况。我们认为行为主义者这种只有奖励和惩罚才能加强联结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举一个行为主义者解释工作行为的例子：人去上班是因为上班这个行为已经被工资（奖励）强化了，而并不是对工资的预期强化了他的反应。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的心智情况跟他的反应无关。
梅尔和我认为，狗之所以躺在有电的箱子那边不动，是因为它们懂得了它们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它们预期未来也是如此。
行为主义者无法承认无助的狗是学会了预期，即做什么都没用的想法。行为主义者一直强调动物和人唯一能学的就是行为，它永远不可能学会一种思想或预期。
行为主义者强辩说当狗在接受电击时，一定有某个时候，当它们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停止，因此狗就把痛苦的停止与它的行为联结了起来，这加强了它们静止不动的反应。所以，狗会坐等电击停止。
反过来看这个强辩，也可以说狗没有被奖励而是被惩罚了，因为一定也有某个时候，当狗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开始，那么狗就应该因为这个惩罚而压抑它静止不动的反应。行为主义者故意忽略这个逻辑上的漏洞，而坚持狗学会的唯一反应是静止不动。
针对这个强辩，梅尔设计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实验。“让我们再做一个实验，让狗经历行为主义者所辩称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它们变得超级无助吧。”他说，“他们不是说狗是因为静止不动而获得奖励的吗？那我们就让狗在静止不动时得到奖励：如果狗静止不动超过5秒钟，我们就把电击停掉。”也就是说，我们故意去做行为主义者认为是偶然、意外的那件事。
行为主义者预测：奖励静止不动会造成狗不动。但根据我们的理论，学会控制的狗是不会变得无助的。梅尔设计了一个实验，在第一部分中，第一组狗被称为静止不动组，只要静止不动5秒钟，电击就会停止；第二组狗接受电击的次数和强度跟第一组一模一样，只是狗对电源的切断没有任何控制力；第三组是控制组，不接受任何电击。
第二部分的实验是将狗带到可穿梭往返的箱子里，教它们跳过矮闸。行为主义者预期电击时，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狗都会静止不动，表现出无助的样子，因为两组都曾经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得到过停止电击的奖励。行为主义者预测这两组中，第一组，即静止不动组会变得更不动，因为它们的静止不动一直得到奖励，而第二组是偶尔才得到奖励。行为主义者认为控制组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则认为，静止不动组因为学会了自己可以控制电击的停止，所以不会变得无助，当有机会跳过矮闸时，它们会马上就跳。我们预测第二组的大多数狗会变得无助。当然，控制组没有受到影响，一放到往返箱中马上就会逃脱电击。
下面就是这个实验的结果。
第二组的大多数狗都躺着不动，如两派人所预测的。控制组的狗也如两派人所预测的，很快就学会了逃避电击。只有第一组的狗，刚刚进入往返箱受到电击时，它们会静止几秒钟，等待电源切掉；当电源没有切断时，它们开始乱窜，到处试试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停止电击。它们很快发现了诀窍，于是就一跃，跳到另一边去了。
当两个学派冲突时，其实很难设计出一个实验让对方哑口无言，但24岁的梅尔做到了。我们的发现加上乔姆斯基、皮亚杰的理论以及其他信息加工的观点使得行为主义者全面溃败。
梅尔和我现在知道如何去制造习得性无助了，但我们可以治愈它吗？我们将前面已经学会无助的狗放入往返箱，用手把这些不情愿动的狗拖过来拖过去，越过中间的矮闸，直到它们开始自己动为止。我们发现，一旦它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对关掉电源是有效的，无助就被治愈了。这种“治疗”百分之百有效，而且具有永久性。
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对无助的预防，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称之为免疫（immunization）。如果事前学习到行为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学习就可以预防无助的发生。我们甚至发现，当这只狗还是幼崽时，就教给它这个方法，最后这只狗的一生始终对无助具有免疫力。这个实验对人类的意义是很大的。
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理论的基础，所以按照我许下的允诺，梅尔和我停止了对狗的实验。
什么样的人不容易受伤
我们的论文开始定期在期刊上出现，开始面对学习理论学家的怀疑以及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都是技术上的或微不足道的，持续了20年后，我们胜利了。即使是最顽固的行为主义者也开始教他的学生习得性无助的概念，以及如何做这方面的研究。
最有建设性的研究是把这种习得性无助应用到人类身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位日裔美籍研究生，30岁的唐纳德·广户（Donald Hiroto）。广户当时在寻找论文题目，写信来问我们实验的细节，“我想把这项研究应用到人身上，但是我的教授都对这个应用的可能性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广户的实验过程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他先将一组被试带入一个房间，把音响的声音开得非常大，让他们想办法把声音关掉。被试试着按控制面板上的各种按钮，但噪声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声音关掉。另一组被试只要按对了控制按钮的排列组合，就可以把声音关掉。最后一组的被试则没有受噪声的干扰。
然后，广户把被试带到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实验箱（shuttle box），当你把手放在实验箱的一边时，就会有很刺耳的声音传出来，把手移到另一边时，这个噪声就停止了。
1971年的一个下午，广户打电话给我。“马丁，”他说，“我想我们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你能相信吗？那些一开始接受不可逃避的噪声的那组人，大多数就坐在那儿忍受，而不会试着把手移到实验箱的另外一边。”我可以感受到广户的兴奋，虽然他尽力保持职业性的语气。“就好像明白他们对噪声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即使时间、地点、情境都改变了，他们也还是把前面对噪声的无助带到了新的实验情境中。但是，其他的人——那些在第一部分实验里可以关掉噪声以及在控制组的人，都很容易就学会了关掉噪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