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应用第12章所说的技巧，那么你就可以进行选择，可以去提高每一天的乐观程度。.5
我们用这种方法计算了国家联盟12支球队的解释风格。从统计上看，在1986年的赛季中，乐观的球队的表现比他们在1985年时好，而悲观的球队的表现比他们在1985年时差。乐观的球队在压力下表现得比较好，而悲观的球队在压力下就垮掉了。
一般来说，我会重复实验一次，只有得到同样的结果，才能保证实验的效度。所以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实验，结果与第一次的相同。
职业篮球赛
分析篮球赛比棒球赛多两个好处：第一，篮球队的球员比较少，分析起来更省力。第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篮球绝对是凭球技的，每一场比赛不仅可以预测谁会赢，还可以预测赢多少分，这叫作胜分差。
我认为“赢多少分”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因为它把两队的所有因素，例如球技、士气等都考虑了进去。而解释风格的理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没被考虑进去，即球队的乐观性。乐观的球队应该比预期表现得好，悲观的球队则会表现得差，而这只有在不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例如，输掉上一场球后，乐观的球队打得会比预估的胜分差好，悲观的球队则根本无法超越预估的胜分差。
我做的第二项研究就是收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大西洋区1982—1983年赛季每支球队所在地报纸的体育版，根据他们对有关输球原因的分析测出球员们的解释风格，以此来预估他们1983—1984年的表现。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实验，用1983—1984年的解释风格来预估他们1984—1985年的表现。我们读了约10 000份报纸的体育版，为每一支球队收集到100多篇报道。
让我们来看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Celtics）对不好事件的解释。
· 输球（在客场）：“他们的球迷实在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中最吵闹、最不像话的球迷。”（9分）
· 又输一场球：“在客场打球，总是有奇怪的事发生。”（8分）
· 比分落后：“观众太死气沉沉了。”（6分）
· 季后赛输球：“对方投篮太准，断球太快，防不胜防。”（6分）
· 输了决赛的第一场球：“这是他们打得最好的一场。”（8分）“对方防守得太好了。”（4分）
· 对方某一位球员得了40分：“他今晚打得太好了，不管谁防守，他都会得40分。这家伙太神奇了，简直不是人。”（5分）
凯尔特人队听起来像躁狂症患者，把所有的输球都解释为暂时的、特定的，绝对不是他们的错。凯尔特人队在1983—1984年输掉前一场球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68.4%的比赛得分超越了预估的胜分差，而1984—1985年更是有81.3%的比赛得分超越了预估的胜分差，他们简直是个奇怪的不倒翁队。
现在来看1982—1983年赛季新泽西篮网队（Nets）对输球的解释。
· 季后赛输球：“我们大家投篮都没有中。”（18分）“我们自己把机会拱手让人。”（16分）
· 其他的输球：“这是我所训练过的球队中体能最差的球队。”（18分）“我们的智力是有史以来最低的。”（15分）“我们该投篮而没有投，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能投进。”（17分）
篮网队并非体能差的球队，他们在1983—1984年赢了51.8%的球赛。但他们在心态上的确是沉沦的，他们对输球的解释都是永久性、普遍性的，并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他们在1983—1984年赛季中输掉一场后，接下来的比赛中只有37.8%的比赛得分超越了胜分差；但在赢了上一场后，他们超越胜分差的概率是48.7%。篮网队的解释风格在1983—1984年那一季改善了很多，主要是因为大量更换球员。在1984—1985年，他们输掉上一场后，接下来的场次有62.2%的概率可以超越胜分差。
以下是我们的发现。一支球队的解释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在输掉上一场后的表现，乐观的球队会比悲观的球队更多地超越胜分差，乐观的效应会使胜分差超越两队的真实差异。我们也观察到跟国家联盟棒球队一模一样的趋势：一支球队下一季输赢的情况，可以通过他们在上一季中的解释风格来预测。
将棒球和篮球的研究综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 我们不仅可以测量球员的解释风格，还可以测量球队的解释风格；
· 解释风格可以预测这支球队是否能超越他们原有的表现；
· 乐观可以预测球场上的赢；
· 悲观可以预测球场上的输；
· 解释风格在球队面临压力时发挥作用，如在输掉一场球或在最后几局时。
伯克利的游泳队
我们在棒球和篮球方面的研究显示，一支球队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它在运动场上能否获胜。那么，运动员个人的解释风格是否可以预测他个人的表现，特别是在压力下的表现呢？这个问题比昂迪替我们回答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桑顿，只在电视上见过他，他和他妻子卡伦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游泳队的教练，也是我重要的合作人。1987年3月桑顿打电话给我说：“我读到你所做的保险公司业务员的研究，我在想，你的测验对游泳是否有效，你是否愿意为我们做测验？”
我努力克制自己不高声喊出：“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教练还在解释：“我觉得你能测量到一个深藏的积极想法，这是我们教练不太能掌握的东西。我们知道运动员的态度很重要，但他们可以伪装，在关键时刻才会显露出来，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坏的态度。”
1988年10月，在训练季开始之前，50名男女游泳校队的成员都参加了归因风格测验。此外，桑顿夫妇还评估了他们的队员，特别是他们认为队员在压力下的表现会如何，并预估他们在这一赛季中的表现。我们这样做是想知道归因风格测验是否能告诉教练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立刻发现我知道了一些教练所不知道的“秘密”。归因风格测验的乐观分数跟教练评估哪一位选手可以在压力下表现得更好完全不相关。那么，归因风格测验分数真的可以预测游泳比赛的输赢吗？
为了验证这一点，桑顿夫妇在每一次比赛前对每一位选手都做一次评估，看他们会表现得比预期好还是比预期坏。每一位游泳选手也对自己做同样的评估，结果我们发现，教练和选手的评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只算了表现比预期差的选手的分数，结果悲观者比乐观者在比赛时失常的人数多两倍，乐观者可以达到他们潜能应有的水准，悲观者却不能。
解释风格是否可以预测人们对失败的反应，就如同它可以预测棒球、篮球运动员和保险业务员的表现一样？
要验证这一点，我们在控制的情境下模拟了失败。在这一赛季结束时，我们让每位选手用最擅长的泳姿游了一次。桑顿夫妇告诉他们，他们所用的时间比他们的纪录慢了1.5秒或0.5秒（依距离而定）。我们知道这个0.5～1.5秒对运动员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们会很失望。然后每位选手必须再游一次，再计时。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悲观者第二次游得比较慢。有两名游泳健将都是悲观者，在游第二次100米时竟然慢了2秒，这2秒在比赛时足以使他们成为最后一名。与之相反，乐观者要不就是如常，要不就像比昂迪一样游得更快。当然，教练事后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
伯克利游泳队的实验证实了解释风格也可以预测个人的成败，与团队的研究结果一样。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解释风格对个人和团体都有预测功能，乐观的运动员在压力下表现得更好，压力使他们更努力地去尝试，使他们立刻从失败中站起来。
教练必须知道的事
假如你是一位教练或者一位很有前途的运动员，你应该注意下面这几件事。
第一，乐观并非你可以凭直觉就知道的事。归因风格测验可以测出一些你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它的预测能力超过了有经验的教练的判断。第二，乐观告诉你什么时候去用什么样的队员。如果是一个接力赛，你有一个跑得很快的运动员，但他是一个悲观者，而且刚输掉了个人项目的比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换掉他。只有在刚刚获胜的情况下，才应起用悲观者。第三，乐观告诉你如何筛选运动员。如果两个运动员体能很相近，就选那个乐观的。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会表现得更好。第四，你可以尝试将悲观者训练成乐观者。
桑顿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把悲观的游泳选手改造成乐观的，我说我还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发展这个项目，不过看起来很有成功的希望。为了感谢他们参与这个实验，我答应我们的训练项目一成型就立刻把头一个机会留给他们。当我在写这一章时，我的训练人员正启程去伯克利教他们如何变得更乐观，你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看到这些技巧。
塞利格曼的乐观课堂
Authentic Happiness
1 乐观可以预测赛场上的赢，悲观可以预测赛场上的输。这对团队和个人都是适用的。解释风格在团队或个人面临压力时发挥作用，如在输掉一场球或在最后几局时。
2 乐观并非你可以凭直觉就知道的事。归因风格测验可以测出一些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身边的悲喜故事
丹尼9岁时，医生在他的腹部发现了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丹尼10岁时，虽然他已忍受了一年的放化治疗，但他的癌细胞仍然在扩散。所有人，包括他的医生，都放弃了治愈的希望，然而丹尼自己却没有放弃。
丹尼有个计划，他告诉每一个人，他长大后要成为一名研究如何治疗癌症的研究员，让其他孩子不再得这个病。虽然丹尼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还是很乐观。
丹尼住在盐湖城，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位“著名的东海岸专家”身上。这位医生是治疗伯基特淋巴瘤的专家，他对丹尼的病很感兴趣，一直与丹尼的医生保持着联络，做丹尼的顾问。他打算在飞往美国西海岸参加儿科医学会议的途中在盐湖城稍做停留，探望一下丹尼，并与丹尼的医生讨论一下丹尼的病情。
因为这件事，丹尼兴奋了好几个星期，他有许多话想要跟这位专家说。丹尼每天都记日记，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日记可以为找出治疗方法提供一些线索，他感到自己在参与治疗。
这位专家要来的那天，机场因大雾而关闭了。控制塔指挥专家乘坐的这架飞机到丹佛机场降落，所以这位专家决定直接飞往旧金山。听到这个消息时，丹尼偷偷地哭了，父母和护士劝他休息，并答应他一旦联络到这位专家就让他们在电话里交谈。但是第二天早上，丹尼变得浮躁不安，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他开始发高烧，出现了并发症，从晚上开始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下午他就去世了。
你听到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我相信这不是你第一次听到患者在希望破灭后随即死亡，或者有了希望以后病情立刻好转的故事。这种故事很普遍，普遍到大家都知道希望可以维持生命，无助则会摧毁生命。
控制权是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
1976年春天，我的桌上放了一份非常奇特的研究生入学申请。申请者是一名盐湖城的护士，名叫马德隆·维桑泰内（Madelon Visintainer），她在申请书中讲了丹尼的故事，她说她曾经照顾过好几个像丹尼这样的小孩和参与过越战的美国士兵，这些事情让她下决心重回学校，她希望来宾夕法尼亚大学跟我做研究，看看是否无助本身就会致命。如果是的话，她希望找出原因，她希望先用动物做实验，然后再应用到人类身上。
维桑泰内的坦率和真诚感动了入学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此外，她的成绩也达到了标准，但是她的申请书有一些漏洞，有些时间和地点交代得不清楚，好像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一阵子。
我们试了几次想澄清这些疑点，但都没成功，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录取了她。1976年的秋天，我热切地盼望着她入学。但是开学时，她没有来报到。不过，她打电话来说她需要在盐湖城再待一年，因为她要主持一个有关癌症的研究项目，她请求我们保留她的入学资格到第二年的9月。由一个护士来主持研究项目听起来是很奇怪的事。
我问她是否真的想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这个冷门的课题，因为很少有心理学家，甚至没有一个医学界的人相信心理状态会引起生理疾病。她回答说她并非菜鸟，她的阅历很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并且早有心理准备。
1977年的秋天，她来报到了。她就像她的申请书一样朴实无华又有点神秘。她总是回避谈论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不过她的“现在”却是一流的，她第一年的研究项目就是用实验证明无助会导致死亡。
她对耶鲁大学两位年轻研究员兰格（Ellen Langer）和罗丁（Judy Rodin）的新发现深感兴奋。这两位研究员在养老院研究老人，看改变老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他们根据楼层将老人分组。一楼的老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额外的控制和选择权。管理员对这些老人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可以决定些什么。早饭你们可以选择荷包蛋或者炒蛋，不过要在前一天晚上选好。你们可以选择在星期三或星期四晚上看电影，不过也要事先登记。这里有一些盆景，你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带回去放在房间里，不过要自己浇水。”
管理员对二楼的老人说：“我要告诉你们，在这里你们有哪些福利。你们的早饭有荷包蛋或炒蛋，每星期一、三、五早上是荷包蛋，二、四、六是炒蛋。星期三和星期四晚上放电影，住左边房间的人星期三看电影，住右边房间的人星期四看。这里有一些盆景，护士会替你们送到房间里并摆放好，护士也会照看这些盆景。”
这样，一楼和二楼的老人得到的福利一模一样，只是一楼的老人有一些控制权，而二楼的老人没有。
18个月后，兰格和罗丁再次回到养老院。他们发现有部分控制权的老人比较有幸福感、比较活泼，逝世的人也比较少。这个惊人的事实表明，自主权和控制权可以让人延年益寿，无助或许会致命。
维桑泰内想在实验室研究这个现象，因为在实验室她可以精密地控制所有变量，这样才能知道为什么自主和无助会影响健康。她用三组老鼠做被试：第一组给予轻微电击，但它们可以逃走；第二组给予同样的电击，但逃不掉；第三组则没有任何电击。在开始电击的前一天，她先移植了一些癌细胞到老鼠的肚子里，这种癌细胞如果没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消灭掉，则会是致命的。维桑泰内移植的癌细胞数量正好，在正常的情况下，有50%的老鼠会患上癌症，其余老鼠的免疫系统会杀死这些细胞而不会患上癌症。
这是一个设计得很完美的实验，每一个变量都得到了控制：电击的强度和次数、食物、居住环境及癌细胞的数量，唯一不同的是三组老鼠的心理状态。第一组有控制感，第二组有习得性无助感，而第三组心理状态无改变。如果这三组在抗癌能力上有差别的话，那差别应该源于心理状态的不同。
一个月后，没有接受任何电击的第三组老鼠死了一半，这是我们预期的正常现象，表示移植的癌细胞的程序和数量是正确的；有控制感的一组老鼠中有70%成功战胜了癌症；而无助组的老鼠只有27%战胜了癌症。
维桑泰内的另一项发现有关老鼠断奶期的经历：小时候有自主控制经验的老鼠，长大后比较能抵抗癌细胞。她给予小老鼠可逃避的电击、不可逃避的电击以及无电击，等小老鼠长大后，再将癌细胞移植到它们身上。大多数小时候有习得性无助经验的老鼠，长大后不能抵抗癌细胞的生长；而大多数小时候可以逃避电击的老鼠，长大后则战胜了癌细胞。所以，儿童期的经验与长大后对癌症的抵抗力有很重要的关系。
维桑泰内获得博士学位后，申请了好几所学校助理教授的职位。这些学校都坚持要一份完整的履历表，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来我这里做研究生之前，她已是耶鲁大学护理系的助理教授了。我后来发现她还得过银星勋章（Silver Star）及其他奖章，因为她在越战中有过英勇的表现。1970年，她曾负责过柬埔寨鹦鹉嘴野战医院的工作。
我对她背景的了解仅限于此，因为她守口如瓶，不肯多说。现在我明白她身上勇气和坚强个性的来源了。在她从事护理工作时，她的理念——心理状态会影响生理健康，是被她的同事嘲笑的。等完成博士论文时，她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心理状态的确可以影响病情。后来，维桑泰内成了耶鲁大学医学院小儿护理系的系主任。
为什么乐观的人更健康
心理活动怎么可能影响肉体的疾病呢？这是我认为最难解的哲学问题。
宇宙中只存在两种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是17世纪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的观点。那么，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笛卡尔是二元论者，他认为心理可以影响身体。后来出现了另一种持反对观点的思想学派，这一学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这就是唯物论，唯物论者坚决反对那些思想和情绪可以影响身体的说法。
长期以来，我一直被三个方面的有关健康和希望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说是身心问题的现代化身。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有关原因的。希望真的可以维持生命吗？绝望和无助真的会致命吗？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有关机制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希望和无助是怎么运作的？什么样的机制使心理对身体产生了影响？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有关治疗的。改变你的想法可以增进健康，使你延年益寿吗？
近些年，世界上各个实验室都陆续发表研究报告，宣称心理特质，尤其是乐观可以增进健康。这些证据使我们以前听到的许多老生常谈的话显得更有道理了，例如笑口常开、开朗或生存意志可以增进健康等。
习得性无助理论从四个层面来强调乐观对健康有益。
第一是来自维桑泰内的研究报告：有习得性无助感的老鼠比较容易患癌症。这个发现很快被更多、更详细的免疫系统研究证实了。免疫系统中有一种名为T细胞的细胞，它可以辨识入侵者，例如麻疹病毒，然后快速地自我分裂，进而将这些入侵者消灭掉。另一种天然杀手细胞（NK细胞）可以扑杀它们遇见的任何入侵异物。
研究者在无助的老鼠身上发现，它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减弱了。无助老鼠血液里的T细胞不再快速地分裂，脾脏内的NK细胞也失去了杀死入侵者的能力。这些研究显示，习得性无助不只是影响了行为，它深入细胞层，使免疫系统变得被动。
这对解释风格来说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解释风格是习得性无助的核心。如前所述，乐观者可以抵抗无助，当失败时，他们不容易变得抑郁，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无助经验越少，免疫系统越强健。所以，乐观影响健康的第一种方式就是防止无助的发生，进而使免疫系统强健有力。
乐观增进健康的第二种方式是使你维持良好的健康习惯，有病及时寻医问药。悲观的人认为生病是永久的、普遍的和人格化的。他们会认为，“我怎么做都没用”“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在一个对100名哈佛毕业生为期35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悲观者比乐观者更不容易改掉抽烟的习惯，更容易生病。乐观者习惯于掌握自己的命运，会采取行动来防治疾病。
乐观促进健康的第三种方式是减少坏事件发生的次数。统计显示，一个人在某一时期遇到的坏事越多，越容易生病。在6个月内经历搬迁、被解雇和离婚的人患病的概率非常高，甚至得心脏病和癌症的概率也比一般人高。所以即使你自己感觉身体很好，也还是应该在换工作、退休、离婚或亲人死亡时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丧偶的人在头6个月的死亡率比平常高出好几倍，所以如果你的母亲去世了，你一定要让你的父亲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你可能会想，谁会碰到较多的不幸事件呢？答案是悲观的人。因为他们比较被动，较少主动采取行动来避免不好的事发生，而且在事情发生之后也较少采取行动来终止这些事。所以，悲观的人发生不幸事件的概率比一般人高，而如果不幸事件容易导致疾病的话，悲观的人就较容易生病了。
乐观可以促进健康的第四种方式是提供社会支持。拥有一份深厚的友谊和爱情似乎对身体健康很重要。一个中年人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在有问题时半夜打电话去谈心，那么他的健康状况会比没有朋友的人好很多。同时，没结婚的人患抑郁症的比率要比结了婚的人高。即使只是一般的朋友，他们也会对抵抗疾病有所助益。
我母亲70多岁时动了一次手术，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必须挂着尿袋。很多人觉得尿袋恶心，所以我母亲深觉羞愧，她躲避朋友，不再打桥牌，也不让我们去看她。不幸的是，在她独居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肺结核复发了，她为所谓的寂寞付出了代价。
悲观者也有同样的问题。遇到挫折时，他们比较被动，很少去寻求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乐观解释风格可以促进健康的第四个理由。
彼得森最先研究了悲观和疾病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得森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变态心理学，他让班上的150名学生做了归因风格测试，同时写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过去几个月中一共去看过几次医生。彼得森追踪了学生一年的健康状况，发现悲观的学生比乐观的学生得传染病的概率高两倍，而且去看医生的次数也多两倍。
这会不会是因为悲观的人比较喜欢抱怨这里痛那里痛，而不是真的有病？不是的，因为彼得森在学生做测试之前和之后都实际调查过学生生病的次数和去看医生的次数。悲观者生病的次数和看医生的次数的确比较多。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乳腺癌复发率的。有一项英国的研究追踪了69名乳腺癌患者5年，结果发现，没有复发的妇女多半是有战胜疾病意志的人，而那些死亡或复发的妇女多半是无助地接受医生的诊断、默默忍受的人。
有没有可能那些乐观的人正好病得比较轻，所以活得比较久呢？不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拥有珍贵、详细的病情资料，包括NK细胞活动形态、淋巴结的数目、癌细胞扩散情况等。结果显示，那些活得较久的人的确受益于乐观的解释风格和对生命的享受。
不过，这种结论也遇到过挑战。1985年，巴里·卡希利斯（Barrie Cassileth）发表了一篇有关绝症患者的研究报告，指出心理变量对患者的存活率没有任何影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副总编马西娅·安杰尔（Marcia Angell）写了一篇社论，对卡希利斯的这篇文章大为赞扬，认为这项研究就是一个证据，告诉我们那些“疾病直接反映出心理状态”的说法其实只是民间传说而已。
我们如何解释卡希利斯的研究与其他显示心理状态会影响疾病的研究之间的不同呢？第一，卡希利斯的心理测验不恰当，她只用了一些广为应用的测验的片段，而不是整个测验。第二，卡希利斯的患者全是癌症晚期的患者。假如你被砂石车轧过，不管你多乐观，恐怕都没什么用；但假如你是被自行车撞了，那么乐观就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当病情已经严重到癌症晚期时，心理状态就不能发挥什么作用了；但当肿瘤还小，病情刚刚开始发展时，乐观的确攸关生死。
唯物论者把免疫系统从它所驻扎的那个人的心理中分离出来。他们认为乐观、希望这种心理变量会像灵魂一样挥发掉，所以不相信乐观、抑郁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他们忘记了免疫系统是与大脑相连的，而心理状态又跟大脑的状态相关，大脑的状态直接反映一个人的心理，大脑的状态又会影响身体状况，所以情绪和思想会影响身体这种观点其实一点也不玄妙。
大脑和免疫系统不是靠神经连接的，而是靠激素。激素通过血液流遍全身，可以将情绪状态从身体的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现在已有很多证据指出当一个人抑郁时，他的大脑也会随之改变。在神经之间传递信息的激素，在抑郁时会变得匮乏。另一种神经递质叫作儿茶酚胺，它在抑郁时也会变得很稀少。
但什么样的生理事件会使免疫系统知道它的主人正处于悲观、抑郁或悲痛的状态呢？当儿茶酚胺变得很少时，另一种化学物质内啡肽的活动就增加了。免疫系统能探测出内啡肽的水平，当儿茶酚胺水平很低时，内啡肽的水平就会变高，免疫系统就会减少自己的活动。
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幻想，还是悲伤、抑郁的确可以关掉免疫系统？
大约1980年，澳洲有一些研究者找了26名刚刚丧妻的男士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为这些被试抽了两次血，第一次是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一个星期，第二次抽血是在丧妻后第六个星期。研究者检查了这些男士免疫系统的变化，结果发现悲痛时免疫系统的活动减少了，T细胞没有像原来那样快速地自我分裂。过了一段时间后，免疫系统又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的学者同样也证实了这项研究的发现，并且把这项发现又往前推进了一些。
抑郁也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反应方式。有一项研究检验了37名妇女在经历人生重大变故后或抑郁时，血液中的T细胞和NK细胞的活动情形。她们血液中的NK细胞活动程度都比一般妇女低。她们的抑郁程度越严重，免疫系统的反应就越糟。
如果抑郁和悲伤会暂时降低免疫系统的功能，那么悲观，这个更长期的心理状态，就应该会使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低活动状态。如第5章讲到的，悲观的人较容易且更经常地沉溺于抑郁，这表示悲观的人免疫系统功能一般比较差。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莱斯利·卡门（Leslie Kamen）、耶鲁的罗丁和我进行了合作，罗丁已经追踪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群老人的健康状况很久了。这些老人平均年龄为71岁，研究者每年多次去详细调查他们的营养、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儿孙的情况。研究者每年都要给这些老人抽一次血，以检查他们的免疫功能。我们把这些资料拿来进行悲观程度分析，然后分析血液数据，看能否预测免疫活动的强弱。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乐观者有比较强的免疫功能。此外，我们还发现调查时老人的健康状况和抑郁程度都不能预测他们的免疫功能，唯有悲观会使免疫系统的活动减弱。
综上所述，这些证据很清楚地指出心理状态可以改变你的免疫反应。丧失亲人的悲痛、抑郁和悲观，都会减弱免疫系统的活动。至于这些心理因素如何作用于生理，还没有很完善的解释。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大脑内有一些神经递质在这些心理状态下被耗尽了或数量变得很少，进而引起内啡肽的增加，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动就会减弱。
如果你很悲观，损害了免疫系统，那么悲观很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健康。
哈佛高材生的生活
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更长寿吗？如果小时候有乐观的解释风格，是否一生都比较健康？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不能找一群长寿的老人，说他们大多数是乐观的，所以乐观者更长寿。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身体硬朗才乐观的，而不是因为乐观才长寿。
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回答几个其他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解释风格是否很稳定，一生中都不太会改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的一个研究生梅拉妮·伯恩斯（Melanie Burns）在老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寻求保留着自己十几岁时日记的老人。30位老人来应征，并把他们的日记交给我们，我们利用CAVE技术描绘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解释风格。此外，我们还要求这些老人每人写一篇较长的文字，描述他们现在的生活、健康、家庭、事业状况，我们对这篇文章也进行了CAVE分析，得到了他们晚年的解释风格。那么这两次分析有相似之处吗？
我们发现，对积极事件的解释风格在50年间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同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会认为积极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命运的作用，在另一个时期则认为是自己能力的作用。但我们发现对不幸事件的解释风格是相当稳定的，50年中几乎没有改变。一些在少女时期认为男孩子对她们没有兴趣是因为她们“不可爱”的女人，在50年后，同样认为孙子不来看她们是因为她们“不可爱”。我们看待不幸事件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悲剧理论，是一生不变的。
这个重要的发现使我们更接近了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年轻时的解释风格是否会影响以后的健康状况？在提出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哪些应该知道的呢？
我们需要一个有下列特质的大样本：
1．年轻时，他们留下许多对原因进行分析的评论或记录可供我们做CAVE分析。
2．我们必须确定他们在写这些评论时是健康的、成功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那时身体不健康或已经失败了，那么他们可能是悲观的，而悲观会使他们以后也不健康。如果是这样，可能只是因为早期的疾病或早期的失败造成了不健康的生活，而不是悲观的解释风格造成的。
3．我们需要的被试是每年固定做体检的人，这样我们才能画出他们一生的健康变化曲线。
4．最后，我们需要年纪很大的被试，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一生的健康预测与分析。
我们的要求显然比较苛刻，到哪里可以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呢？
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一直是我很尊敬的心理分析学家，1978—1979年我有幸成了他的“同学”。我们一起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做一年的研究。瓦利恩特深信心理分析理论中的防御理论，认为影响我们一生的不是有多少不幸事件，而是我们怎样在心理、精神上去对抗它们。他认为对不幸事件的习惯性解释是自我防御的一种，他曾花了10多年的时间追踪研究一个很特殊的样本，在他们从中年进入老年时详细地进行访谈。
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兰特基金会（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研究过身体健康人群的成人期生活。这项研究最初的设计者是想通过追踪一群绝顶聪明的人来调查决定成功和健康的因素。所以他们找了哈佛大学5个年度的大一学生，从里面挑选出200名身体状况绝佳、智力和社交能力一流的学生作为追踪对象，这大约占哈佛大学1939—1944年入学学生的5%。截止到1990年，这些人都70岁左右，且全力配合这项研究50年了。他们每5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并定期接受访谈，不停地填写各种问卷。他们为研究影响健康和成功的因素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
当这个研究项目的主持者因年纪太大而无法继续时，他想找年轻人继续追踪研究到这些被试去世。那时正好是这群哈佛毕业生毕业25周年聚会，项目主持者选择了瓦利恩特。瓦利恩特那时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精神病专家之一。
瓦利恩特在格兰特基金会的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20岁时的财富并不能确保以后的成功和健康。这些被试中有相当多的人失败或不健康，例如婚姻失败、破产、酗酒、很年轻就得了心脏病、自杀等。这些人与同时期成长在贫民窟的同龄者所经历的伤心事和打击一样多。瓦利恩特想找出哪些因素可以预测这些人中什么样的人会有好生活、好事业，什么样的人又会潦倒一生。
我前面说过，瓦利恩特主要关注的是防御机制，即这些人对抗不幸事件的特殊方式。有些人还在大学时就能以成熟的方式来面对失败，比如以幽默、利他、升华等方法来自我排解；而有些人就不行，例如当女朋友移情别恋时，他们用否认、投射等不成熟的防御方式来解释这种打击。那些在20岁时就已有成熟的防御机制的人，以后会更容易成功，更健康。当他们60岁时，这些人往往没有患上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但那些年轻时没有成熟防御机制的人，有超过1/3的人到60岁时健康状况很差。
这些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们在年轻时都留下了相关资料，而且他们当时都很健康、成功，他们的健康状况一直被密切地追踪着，现在他们都处于中年后期。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很多有关他们人格、生活情况的信息。那么，这些人中，乐观者是否会比悲观者更健康、更长寿呢？
瓦利恩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和彼得森的合作邀请。我们决定用“密封信封”（sealed-envelope）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不去了解这些人是谁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们先随机选择了一半被试（共99人），并调取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聚会时所写的文字。这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充满了悲观和乐观的解释风格。
· “船沉了，因为那个海军上将笨。”
· “我永远不可能跟那些人相处得好，因为他们嫉妒我是哈佛毕业的。”
我们用CAVE技术分析了所有的文字，绘制了青春期结束时每个人的解释风格。
一个下雪天，彼得森和我飞往达特默斯，瓦利恩特在那里做精神学教授，我们三个人共同打开了密封的信封，看这些人实际的生活情形与我们所勾画出来的解释风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他们60岁时的健康状况跟他们25岁时的乐观程度有密切的联系。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更早开始生病，而且更严重，这个差距到45岁时已经非常显著了。在45岁以前，乐观对健康没有影响。在45岁以前，男性一般保持着跟25岁时一样的健康状况；但到45岁以后，男性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这个坡下得有多快，可以从他25岁时的悲观程度来预测。此外，当我们把防御方式——25岁时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态输入电脑程序中时，乐观这个因素被分离出来，成为决定45岁及之后20年的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这些人现在正步入老年，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可以验证乐观除了可以预测健康外，是否也能预测长寿。
赶走你的抑郁
现在已有许多证据表明心理状态的确会影响身体健康。抑郁、哀伤、悲观对健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已不再神秘了。
这个影响的每个环节都是可以验证的，失败—悲观—抑郁—儿茶酚胺减少—内啡肽增加—免疫系统被抑制—生病。这里面没有不可测量的过程。此外，如果影响的过程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进行治疗和预防。
“这样的机会一生只有一次。”罗丁这样说。罗丁是个奇人，她不到40岁就成了耶鲁的教授、美国东部心理协会的会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她把我们叫到纽黑文市来开会，告诉我们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去向麦克阿瑟基金会申请支持，以发展日益壮大的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
一向害羞、声音轻柔的匹兹堡心因性肿瘤学（psychological oncology）教授桑德拉·利维（Sandra Levy）开口了。她略带激动地说：“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尝试治疗和预防。罗丁和马丁已经告诉我们，悲观的解释风格会造成免疫功能下降。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认知疗法能改变解释风格并治疗癌症。”
她说完后，出现了较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除了这个房间里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心理治疗能提高免疫功能，更没有人相信心理治疗可以治疗癌症。对其他心理学家来说，这是冒牌科学家或不学无术的江湖郎中说的话，没人会相信。
我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我同意利维的话。”我这样说，不太确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试试改变免疫系统。如果错了，那我们不过是浪费了几年的时光而已；但如果我们是对的，并且能说服政府去做更好、更精确的这类实验，我们就给医学保健系统带来了革命。”
那天早上，罗丁、利维和我决定去试一下。我们请求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我们做一个小规模的关于认知疗法提升免疫系统功能的研究。这个要求很快被核准了，所以在后来的两年里，我们治疗了40名直肠癌患者和皮肤癌患者。这些患者在接受放化疗的同时，另外每个星期接受一次认知治疗，共12个星期。我们设计这些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抑郁症，而是引导患者采用一些新的思考方式来应对打击。我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自觉的思想，当他们钻牛角尖时，想办法使自己分心，然后与自己的悲观解释争辩，反驳自己的悲观看法（详见第12章）。另外，我们还教他们如何放松，如何应对压力。当然，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控制组来做比较，他们也是癌症患者，接受同样的放化治疗，只是没有接受认知治疗和放松训练。
“我的天啊！你应该来看看这些数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利维这么兴奋的样子。这是两年后，11月的一个早晨，她打电话给我。“接受认知治疗的患者体内NK细胞活性提升得非常快，但是控制组的患者并没有，我的天！”
简单地说，认知疗法的确增强了免疫系统的活动，就如我们预期的那样。
现在就断言是认知疗法改变了疾病的方向或拯救了这些癌症患者的生命还为时过早。但是，这个小型的研究足以说服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我们做长期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我们对更多的癌症患者进行认知治疗，想办法提升他们身体的免疫能力，进而击败癌症。
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也会尝试预防。我们对高危人群进行认知治疗（详见第12章）。这些人包括刚离婚或刚分居的人，以及驻守在南北极寒冷地带的军人等。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患病率比普通人高，改变他们悲观的解释风格是否会增强他们免疫系统的抵抗力，进而降低他们的患病率呢？
我们很有信心。
塞利格曼的乐观课堂
Authentic Happiness
1 抑郁、哀伤会在短期内减弱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悲观则会长期抑制免疫功能，使我们的健康受损。
2 认知疗法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身边的悲喜故事
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电视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容小视。
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