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给谁看？当然是演给观众看，演给关注你所讲述的故事的人，讲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但当你想演给别人看的同时，你首先要演给自己看。也就是说，你自己是否能够被打动。你的角色也好，表演方式也好，故事也好，是不是可以感动你自己。只有你被感动了，观众才有可能被感动—也只是可能。所以，（戏）是演给观众看的，但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是自己的内心。
每个人的亲情都需要落脚之地
两代人之间的故事永远说不完，这一点在中国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尤其如此。
诗人北岛在《城门开》中有一段描述让我在读时不禁动容：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他这样话多的人（来说）是最大（的）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的）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10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的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北岛的故事当然不是孤案，那是中国人在忠孝传统之下，几百上千年隐忍不发的真挚情感，或许只有死亡，只可能是死亡，才有力量撬开人们心中紧紧关闭的那扇由血脉铸成的闸门，让两代人坦诚相见。在这个意义上，颜丙燕的故事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值得所有人思考并且应用到自己的行动中。
生活中，人们总说不同代际的人之间代沟深壑，想要做到彼此理解比登天还难，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我的经验中，许多中国家庭在生活中代际间长期存在缄默和压抑，往往被善意地解读为父母和子女彼此情感不言自明的暗涌，直白的表达往往是唐突和令人尴尬的事情。
这种选择似乎可以带来一种更为深厚的情感默契，实际上却让亲情失去了坚固的落脚之地。缺乏细节的理解与爱，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到头来让人在死亡面前追悔莫及。
所以我佩服颜丙燕，她放下了记忆的负担，鼓起了开口的勇气，向母亲寻求母女一场所需的细节。我也为她感到庆幸，病魔网开一面，给她留了足够的时间。
说起来，我与颜丙燕结缘颇深。
2013年，我在传媒大学念博士，有幸成为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之一，和一众前辈、专家关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场里整整三天，一部一部地看。有的电影让人很惊喜，有的看得我昏昏欲睡，等到《万箭穿心》播完，我的心像被猫抓了似的，心想，就是她了。她把李宝莉跌宕起伏的一生演绎得淋漓尽致，生活的万般苦痛、无奈、倔强与希望，让她演得分不清真假。毫无意外，颜丙燕以绝对优势当选了最佳女主角。
争议出现在最佳影片和评委会大奖的投票过程，那一年参评的还有冯小刚导演的《1942》。《1942》好不好呢？各人的角度不一，在我看来《1942》还没有达到其最佳水准，大宏观历史叙事类的电影很容易失真。相比之下，《万箭穿心》虽然也不是没问题，但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这样血淋淋的现实主义题材，实属关怀底层人物命运的佳作。在后来的投票过程中，这两部电影连续几轮都打成了平手。最后《1942》获得最佳影片奖，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由《万箭穿心》和《神探亨特张》一同获得。
这是我和颜丙燕第一次结缘。回来后我上网搜索这位女演员的资料，竟意外地发现她就是当年饰演《红十字方队》里的将门虎女肖虹的演员，更让我激动的是她竟然就是《甘十九妹》里的尉迟兰心！对我这样的“80后”而言，1996年播出的《甘十九妹》的影响绝对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这部戏，加上《西游记》、《红楼梦》、《白眉大侠》和《新白娘子传奇》，几乎构成了我的童年关于电视剧的全部记忆。
原来，我早就认识了颜丙燕。
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因缘际会做了几部话剧。最开始没什么经验，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做了七八部戏之后，觉得有点儿入门了，就想认真扎实地做一部好戏。当时戏里有一位角色，需要全程坐在轮椅上表演，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颜丙燕。于是我通过朋友联系到她，先是邮件往来，后来通过电话聊剧本和表演，两人相谈甚欢。本来一切顺利，没想到中途资金出了问题，难以推进，只好跟她如实说明情况。结果她回复，只要剧本够好就愿意降低片酬。我当时非常感动，甚至惊讶于这种级别的成名演员能够如此不在意身价。后来我得知，这早就不是颜丙燕第一次为戏牺牲个人利益了，让我对她的敬意倍增。
所以此后，凡是遇上颜丙燕的戏，我都尽量帮忙吆喝宣传。我不敢说颜丙燕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但绝对是其中之一。于是顺理成章地，在我策划第一季《女性领袖人物》的时候，我首先邀约的就是颜丙燕。为了录制一期好节目，我和她几乎时不时就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经常是晚上11点多开始通话，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不得不结束话题。
我们沟通得越多，我对颜丙燕就越是欣赏和喜欢，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她，那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颜丙燕是颜回的第79代孙，关于多少代的问题，我俩还特意去查了宗谱。只是这段历史太过久远，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孔孟之乡长大，山东人的正直、善良和大家风范却实实在在地融入到她的血液里。
颜丙燕对表演的认真态度和对艺术的坚持令我钦佩。迄今为止，她仍然坚持每一部戏都拉片子，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字的音调，都力争到位。拍摄时，她会跟导演说，刚才某句台词里的逻辑重音不对，应该放在前面那个字上，而不是后面的字。导演说差不多了，她会说虽然差不多，但还是不准确。为了这个“准确”，她会求着导演再给她一次机会，再拍一条。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下，拼速度比拼质量的多，提出这样的要求需要当事人顶住非常大的精神压力。
她曾对我说：“你会发现再来一条这样的想法越来越艰难，越来越难为情。可是我每次都要鼓励自己，就是撕破了这张脸也得再来一次。你不答应我，我就磨……影视圈的人总是说电影和表演都是遗憾的艺术，我同意，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全情投入啊。”
当然最打动我的，还是她和母亲的故事。前面说过，《甘十九妹》《红十字方队》等作品后，颜丙燕消失了整整8年。我一直很好奇中间这么多年她去了哪里，这次采访终于让我知道了答案。
燕子（颜丙燕）讲述的故事让我百感交集，我自诩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但扪心自问，她做到的事情我能做到吗？恐怕很难。尤其是考虑到她在一个女演员最好的黄金阶段退出，这种选择就更显得可贵。
燕子说，在那段经历中她比其他人更提前地感受到了真正的生离死别。燕子说，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说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可能是出于她对亲人的愧疚。燕子说，一个人如果真想走的时候，只要自己放弃就可以离开了。所以亲人不需要替病人做选择，只需要全心全意地去爱、去陪伴。
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拼搏奋斗的年轻人总是发出“敢问路在何方”的疑问，对未来的期待和焦虑是我们通常的优先考虑。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谁”和“我来自哪里”才是需要率先解答的生命之问。在这个意义上，打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隔阂，实现真正的理解，是每个人想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必要前提。因为人之为人，不是按照程序运转的机器，而是每时每刻都要消耗心灵之力引导行动的生命。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亲情都是构成这份力量的主要源泉。
所以我确信，在颜丙燕经过了那宝贵的8年之后，她不仅弥补了情感上的遗憾，更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了清醒的看法。
她的故事对我影响之大，恐怕是她想不到的。
燕子，谢谢你。
亚妮：本分的力量
放弃有一千条理由，坚持却只需要一个
亚妮，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是著名电影导演严恭和苏里的关门弟子。曾在浙江电视台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导演。200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人文栏目《亚妮专访》登陆浙江卫视，亚妮亲切自然的主持风格受到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事业走向巅峰的亚妮，曾多次获国家广播电视大奖，连续10多次获浙江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政府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金话筒”金奖、全国十佳主持人、享国务院特殊津贴等多项殊荣。然而，此后的10多年中，亚妮从荧屏上销声匿迹了，人们不断追问：亚妮去哪儿了？而在人们好奇的同时，亚妮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一直在跟踪拍摄一部关于“没眼人”的电影。
“没眼人”是流浪在太行山深处的一群卖唱的盲艺人。他们以最原生的方式传承着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左权民歌。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亚妮，十几年间，亚妮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变卖房产、四处借钱、筹措资金，用以记录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死与爱。2017年，亚妮带着她的故事归来。
而在“没眼人”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无法对外人说出的故事，沉淀着亚妮最深沉的情感。
“眼没了”，心就亮了
毕啸南：2016年6月《没眼人》出版以来，在媒体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相应配套了电影和纪录片，现在的完成进度怎么样？
亚妮：片子前期基本拍完，后期还没有做。事实上，《没眼人》的书不是跟电影配套，是万不得已才出的。电影拍了太多年：2002年至今。因为“没眼人”看不见，他们问我，你到底拍没拍？你到底在干什么？说山里的老乡都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到饭店里去当服务员了。其实对我来说拍不拍无所谓，主要的是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这些盲人，他们跟了我十几年，为此我得有个交代。但是我没法用电影交代，没做完，我也没钱了，怎么办呢？我当时没想写成一本书，只是想把一路记录这件事的日记先发表了，让“没眼人”觉得我至少做了一件事。
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把日记整理出来，中间有过很多波折。最初计划是17万字，现在是不到9万字。在出这（本书）之前我给崔永元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说出版社说这种书很难卖，一定要有明星来撑台，你来帮我吧。小崔是个非常厚道、公益心极强的人，就说好。没想到，在北大百年讲堂举行首发活动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来不了了。我当时特别郁闷，心想是不是他嫌我这本书没什么卖点，或者说在耍明星的架子。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第二天凌晨，他给我发了个短信，说一定到。这个反复让我觉得很奇怪。
下午他来了，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个病恹恹的人走过来，连走路都有点儿费劲。原来他得了一场大病，正在上海住院，专门为我这个事儿出院，赶到北京，然后在舞台上整整站了两个小时。
这本书出来后，我总算对我的盲人兄弟们有了个交代。没想到在几天之内，两万册的首印就销售一空了，然后就不停地加印。后来这本书也获了不少奖。之前我以为读这本书的都是中老年人，或者说是非遗爱好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有好多年轻人读这本书。
毕啸南：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亚妮：我觉得正好赶上了现在文化回归的节骨眼儿，许多有知识、有求知欲的年轻人，开始从玄幻武侠、青春搞笑这样的题材转向更高的审美需求，而不再仅仅被商业化带着走。就在这些人思考、等待、寻找的时候，一抬头正好有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是天意。“没眼人”里最年长的“老屎蛋”经常跟我说，你不要去争，你要等。等什么？天意。
毕啸南：最初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关注“没眼人”，和他们在一起？
亚妮：我学的专业是导演，一直想做纪录片。其实我根本没打算要做这件事。扪心自问，如果13年前我知道会经历中途这样或那样的波折，我还会不会去做？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太苦、太难、太折磨人了。
2001年，浙江举办了大型的中国首届原生态民歌擂台赛，中国文化部非遗中心的主任田青选我做了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在决赛的时候上来了一个人，（他）穿着羊皮袄，拿着羊鞭，上台后一甩羊鞭就唱，所有的歌手都有，这个羊倌没有。（他）就在那里吼了三四分钟，吼了一首歌。因为我自己是学美术和音乐出身，所以我知道他唱的是左权民歌，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纯正的左权民歌。他一唱完台下鸦雀无声，也就几秒钟的时间，掌声雷动，他拔腿就跑，逃到台下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田青在这次比赛开始前几天去山里采风的时候偶遇的，他路过一个村庄，看到一个放羊的在唱歌，就告诉他几月几日到哪里参加比赛。他们家没有钱，只有400头羊，他爸爸卖了4头羊给他做盘缠。最后决赛唯一的歌王奖，被他给拿走了。
比赛第二天他就要回家放羊。我就跟着他走了，到了左权县石匣乡红都村。
毕啸南：你为什么要跟他走？
亚妮：当时我是导演、主持人兼制片人，承担着收视率的压力，我突然发现在这个人身上是有收视率的。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个人一定有故事。我的摄制组就两个人，我和我的摄像员，到了村里就拍了他的片子。等到出村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歌声，不是一个人唱，是一群人唱。循着歌声，我们找到了一间祠堂，那里面坐着11个人，全是男的，睁着眼向天而歌。羊倌的爸爸石老爹告诉我，这群人叫“没眼人”。
这是他说的第一个词，第二个他说“光棍”，第三个词是“八路”。“没眼人”“光棍”“八路”，我觉得三个词完全连不起来。后来左权县文化局的局长告诉我一个典故：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非常艰难的时候，八路军转移到了左权县，日本人封锁得非常厉害，八路军的武器运输和情报来往，几乎完全被封锁。一天有两个盲人要到红都炮楼给日本人唱小曲儿算命，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带路。这件事被八路军特务连的一个连长知道后，他就拜托两个盲人，从内应的手里拿情报，让那个孩子看清楚炮楼的火力和人数，以及换岗的时间。于是两个盲人、一个孩子完成了这项谍战工作，三天后，八路军就攻下了这座炮楼。
那以后八路军就觉得盲人是非常好的可以用来做掩护的部队，就把所有的盲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四个小分队，进出敌占区，送情报、运军火、运送物资，这个队伍就叫“没眼人”。当时边区政府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没眼人”到村里一定要安排吃饭和住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批“没眼人”也没有散，就一直在这里。而太行山的老乡只要生下了一个瞎娃娃，就会送到这里，当地人也一直像从前那样照顾着他们。
毕啸南：但真正打动你的，应该还是他们的歌声。
亚妮：歌声，还有他们的状态。你想想看，这么一排盲人，脸上是那种阳光般的笑容，每个人都可以操持五六种乐器，个个身怀绝技，个个唱得那么好。他们没有家、没有通信、没有交通甚至没有姓，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里边，一群盲人唱着与他们的身体状态完全不一样的灿烂歌声，人没有办法不被打动。
然后我打电话给田青老师的时候，他说中国最原生的西部民歌可能就保存在这批人身上，你要拍。我回单位报选题，把录的歌放给台长听，他当场就批了。
最先拍了《向天而歌》和《弟弟的歌》，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两期节目的收视率都非常好，又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得了星光奖二等奖。
毕啸南：为什么当时不这样做下去呢—比如隔段时间去拍些片子，然后回来获奖，而是投入进去13年？
亚妮：我当时想能不能让他们来演，拍成一个故事片。我就给我们省委宣传部的部长打了一个报告，说我要做个文化精品工程。我把当时的素材剪了一点儿送过去。部长说这个片子要支持，宣传部给了30万，同时财政厅给了6万，我们卫视做无偿支持。我当时就想，这样纯文化的东西，要找最好的摄影师，同时他们的文化离我们的文化要远一点儿，于是我就找了香港的摄影团队。等一签合同我傻了，36万连付定金都不够。
那是2006年，我在山里面见他们闹红火，就是扭秧歌之类的民俗活动，我想让香港团队把它记录下来。我说这36万我都给你，你先帮我把这些东西拍了，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父亲给我20万
毕啸南：没钱了怎么办？
亚妮：紧箍就开始套上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钱是那么难筹。我东借西借，突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我找的都是企业家，没有一个人愿意付钱，他们说你不就是拍一批要饭的，这有什么好看的？有一个企业家给了我10万，然后和别人说我是没钱了找他骗钱。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朋友嘴里那种坑蒙拐骗的人。没有人相信我在拍“没眼人”，没有人相信山里有一批这样的人。当时我跟我的摄影师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跟任何企业家吃饭，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第二天我飞到海南，去卖我的一套房。我说我一定要现金，中介找到了三个人，一个是580万元，一年分三次付清；一个是一次性400万元，但要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是当时一次性380万。我选择了380万元，这笔钱用了两年就没了。我原以为一年就能拍完的。
接下来我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去抵押，加上贷款，凑了300万，也就撑了两三年，又没了。一开始的时候，我拍7个月、5个月，后来拍摄时间越来越少，像是春天去一个月，秋天去15天，但每年都会去。但到了最后，钱真的已经没有了。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企业家给了我150万，到现在我也没有回款给他。到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想到了家里，跟我爸爸做了一次很长的谈话。
他是《宁波日报》的老社长，打游击出身，军管宁波后留了下来，我妈妈是他发展的第一位宁波女共产党员，一个纱厂的女工，于是就有了我。
爸爸听我把前因后果说完就说了四个字：“有始有终。”
我说，爸爸我没钱，我不想做了。
爸爸什么话也没说。晚上妈妈给了我一个存折，里面有20万块钱，说是爸爸让交给我的。我问这钱是哪里来的，妈妈说是爸爸一生积攒下来的稿费。我非常难受，不想拿这个钱，但是我知道我要拍下去，我想把它拍完。然后妈妈又偷偷给了我10万块钱，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一定很重要，既然你爸爸给了你20万，我也给你一些，也不知道够不够。我妈妈也说了四个字：“穷家富路。”
正好这个时候我有些片子获得了奖金，所有钱加起来将近70万元。我马上就组织团队又进山去拍。
也就十来天，妈妈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快回家，你爸爸住院了。我赶回去的时候爸爸还能说话，爸爸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护士给他打针，他说：“哎哟好疼。”当天晚上他大出血，在危重病房抢救了7天，却再也没有出来。爸爸没有问我钱怎么用了，说了句“好疼”就走了。
追悼会那天，我给“没眼人”打了个电话，说我爸爸死了，我暂时回不去。第二天“没眼人”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面向南方，唱了一整夜的歌，为你爸爸唱，不知道你爸爸能不能听懂。我们想把他送到西天，让他一路走好。我说爸爸一定听得懂。因为（虽然）“没眼人”唱的都是当地的方言。
后来我帮助《宁波日报》整理将要出版的爸爸的论文集，我在他的书房抽屉里找到了很厚的一沓稿子，上面写着“女儿亚妮”，打开一看，写的是我做“没眼人”的整个过程，十几万字的故事，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20万。
毕啸南：所以其实父亲一直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他一直没有跟你说过。这是非常深沉的情感，父亲对女儿没说出口的爱。因为父亲知道，这种爱也会成为你情感上的负担，你要多为一个关心你的人负责，他是心疼你，而且选择了一种饱含智慧的方式。
亚妮：对。爸爸走后，妈妈支持不住，那一年的时间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天天陪着妈妈，然后整理爸爸的文档。爸爸写我的书稿我根本看不下去，我不能看，我就把它带到北京，交给爸爸生前的好友文怀沙，他帮我出版了这本书。
这么多年，我觉得真正支持我，让我走完这条路的是我的父亲。父亲生前很少说话，但是以身作则。从小时候父亲就给我开书单，要求一个月读完多少书，读完以后要写心得交给他。还有就是他那种笔耕不辍、兢兢业业在书房里工作的身影，让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没眼人》能够完成，要感谢我的父亲；“没眼人”的电影能够完成，父亲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最起码我们的盲人兄弟们已经相信（了）我做的这件事情。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给他们朗读，他们甚至知道第几页有谁谁谁的照片，应该说这件事情的结局还是完美的。
坚守一份初心
毕啸南：其实还没有到结局的时候。
亚妮：对。但是有时候我有点儿困惑，发觉突然之间身边出现了许多人：有一种人是不相信，质疑我到底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谓的13年是不是真的？还有一种人就是特别感动，觉得你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善举。前者就不说了，对于后者的看法，我又会觉得奇怪，因为我父亲和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样的：这是应该做的，这是一个媒体人、文化人的本分，是我要坚守的一份初心。
毕啸南：那么为什么一件职责所在的事情，现在被理解成了一次善举，而且还有一些人不相信这种十三年如一日的精神？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凡事都必须讲回报，然后用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来猜度他人，就是我们常说的诛心之论，想要从动机上否定你。
亚妮：这就要问一问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们的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令本该是属于本分的东西，变成了一种额外的、能令大家吃惊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到某一天，我在做的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媒体或者文化工作者职责之内很本分的事情的时候，社会可能就会非常美好了。
毕啸南：你遇到了很多的艰难，表面上看这些困难好像是钱，但事实上远远不止于此，而是和我们目前整个社会的心态和运转机制有关。
亚妮：我觉得至少应该提倡个人要守住自己的职业本分。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在文化以及其他各种领域所设立的理想和目标，都需要我们用这样一种本分的心态去完成。如果说没有这种本分，不要说发展，我觉得连保护和传承优良传统都是一句空话。
毕啸南：我一直不忍打断你的讲述，这是一个从头到尾非常温暖并且完整的故事，同时也很真实，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并非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亚妮：我到现在也没有这么想。我以为完全是为了收视率。
毕啸南：是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眼人”的歌声，有他们背后的故事，有你作为一个新闻和文化工作者的担当和坚守，非常重要的，还有家庭对你的熏陶和支持。从你的故事里能觉察出，家庭的作用巨大。
亚妮：过去的十几年，正好是我女儿在美国读书、学习的十几年。但其实我在她出去（后的）第二年就没有钱可以给她了，我又不能说你回来吧。女儿说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第二年，女儿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兼了两份工，中午在学校食堂帮厨做沙拉，晚上当助教帮老师改作业，她说我可以养活自己。我说你（的）学费呢。她说我选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专业从本科开始就可以拿奖学金。她最后一句话说，妈妈，我可以不用你的钱了，你的钱是要拍电影的。
毕啸南：你的女儿真好。但是从感性的角度来讲，身为母亲的你会觉得有所亏欠吗？
亚妮：我觉得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作为一个母亲，都是亏欠的，我愧对父母，也愧对女儿。但是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埋怨过我，包括我的哥哥，当他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时，也觉得我做的是对的，觉得给予我的支持太晚了。
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念一下：
与父亲天堂的对话
我每次回家，父亲永远坐在他的书房里，一张很大的写字台，背后是一面墙的书。母亲每天早上会把一天的报纸放在那张书桌上，再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茶。报纸是摊开的，龙井茶的盖子是半盖的，热气会从杯盖之间袅袅而上。
父亲走了，母亲依然故我地做着这一切，像是她的丈夫立马就会回来。《女儿亚妮》发行的第二天，我带着书坐回到父亲的那张椅子上，眼前仍是这般的景象，我也仿佛能听见楼梯上父亲缓慢、略微迟滞的脚步声，还有偶尔的几声咳嗽，推开门父亲温和的笑脸会出现，然后问我：回来了？
那天在这样的情景中，我与天堂的父亲有了一段对话。那天我注视着书房的门口，站起身把椅子让给父亲，坐到写字台的对面，对父亲说，我回来了。父亲坐到椅子上端起龙井说，很遗憾，太突然了，我没能等到你回来。我看着父亲，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父亲看着我手上的书，说这不是一本书，是日记，每天记一点儿、记一点儿。我把书恭恭敬敬地放在父亲面前，对他说，对，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你每天看着我的目光。父亲又说，遗憾没能写完。我说，不重要，我只是不明白这么多东西你怎么记得住，尤其我做的那些片子，里面的对话你都一一记下，怎么可能？！父亲说，你的《亚妮专访》，每周二晚上9点，在浙江卫视播出，从开播到结束，我没有一天是不守着的。你还记得家里有一个录像机吗？很老旧了，人家都不用了，但我要用，我要把你的节目录下来，第二天再看，和你妈妈一起再看，把场景和对话都记下来。我说，但是你每年还写这么多的散文、小说、评论、随笔、论文，你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啊，你是主编啊。父亲说，想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把你的每一步都记下来，就像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一样。我说，在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这些。父亲说，记下来或许更好，因为说过了会忘记。我说，我进山那天你给了我20万，我找遍你所有的文字你都只字未提，为什么？父亲说，我要你记住的是自己的执念，去做就好。
我看着父亲，我说你走的那天，我一直拉着你的手不放，姑姑说你已经走了，医生也说你走了，但我知道你没走远，还给你说了好多话，你听见了吗？父亲回答，我全都听见了，我说这10年我是应该陪着你的，只要你能回来，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能回来。父亲说，傻孩子，我们终会相见的。我说，爸爸，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爱我，你今天会不会说？父亲喝着龙井茶笑了。我的泪流下来，等我擦去眼泪，父亲已经不在了。
那杯龙井茶的热气变成一丝银色的线，像一缕魂飘逸着升上天去，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有始无终易，有始有终难
亚妮这期专访，看哭了很多观众。
专访完成之后我对身边的同事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建筑商都能够建造让人能安心居住的房子，食品安全至少不必让做父母的去抢购外国奶粉，老师可以不收红包也尽心尽力地教育孩子，如果每一位工作者都能够坚守职业的本分，我们的社会，还会不好吗？
很遗憾，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当下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愿意相信“快”的力量、“捷径”的力量、“潜规则”的力量。本分，已经成为稀缺品，甚至是被批判、嘲笑的对象。
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把节目做得过于煽情。但是在采访亚妮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落了泪。亚妮谈到父亲，她朗读的写给天国的信，情真意切，令人动容。这样的爱是伟大的，深沉且宁静。
有一年我录制央视的《对话》栏目，前一天刚带着父母登嵩山归来，回来一坐就是5个多小时，第二天腰痛得厉害，竟然连床都起不来。经过检查，这是长年劳累及不运动导致的腰肌劳损。后来我就经常找按摩师傅帮忙疏通经络，何师傅就是我常去劳烦的盲人按摩师。于是在专访亚妮之前，为了不问没有意义的“伪价值”问题，我特意去拜访了何师傅，向他做了一些请教。
何师傅生下来的时候还能些微地看见东西，小时候曾经趴在纸上吃力地认字、读书。尽管如此艰难，他小学的成绩却相当不错，只是上了初中以后，越发吃力，不得已辍学回家。他说自己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是一位很善良耿直的人。有一天，这位朋友很诚恳地对他说：“我要是你，我就去死了，这样活着没意义。”他也几次想到过自杀。他和其他情况类似的残疾人交流时发现很多人都有过同样的轻生念头。好在何师傅的父母对他关怀备至，给予他很多社会欠奉的温暖。
我问他，活到现在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他说，2004年的夏天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700元钱的时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价值、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刻，至少他相信自己以后不会成为父母的负担。何师傅说，虽然现在还是会偶尔抱怨上天不公，但人总要积极乐观地生活，很多人的不开心，终归只是欲望太多。他向我谈起另一位生下来就看不见的李师傅：“像他那样，生下来什么都看不见，没有见过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心底却纯净得很。”
我问何师傅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原本以为他会说希望复明。然而他说：“希望这个社会能对残疾人少一点儿歧视，给我们一些平等的尊重，因为我们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活下去。”在我看来，那些歧视残疾人的身体健全的人，何尝不是在情感上有了残缺和疾病？对弱者的尊重，是人性的反光镜。
后来我陆陆续续和五六位不同的盲人聊天，他们的世界和明眼人的世界其实并无太多不同，可能只是更简单、更干净—是因为看不见这花花世界的复杂和诱惑吧。了解了盲人，再来专访亚妮，想象亚妮置身于那些“没眼人”之中，多少能够做到设身处地一些。
我想自己不算是一个太庸俗的人，凡事都还有一定的追求和坚守，不至于因为金钱、名利就丧失了立场。但是当我面对亚妮，面对十余年如一日在茫茫黄土地、巍巍太行山上与一群盲人朝夕相处，只为了拍摄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的她时，坦率地说，我仍然产生了一丝疑虑。亚妮曾经是闪耀在镁光灯下、名利场上的红人，对于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这会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我想一定有什么巨大的理由在支撑着她，“没眼人”的故事一定比我眼下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见到了亚妮。
亚妮的专访应该是我的职业生涯中说话最少的一次，中间的过程也没有完全按照提纲走，因为实在不忍心打扰她讲述自己13年的坚持，自己的四处借债，自己的父女一场……她在采访中唱起了“没眼人”的左权民歌，禁不住流下热泪，对面的我已然泪水盈眶，却终究不敢同悲同殇。
可以用一句很多人都听说过的话来描述亚妮的故事：放弃有一千个理由，坚持却只需要一个理由。
面对一场生命中为期13年的长途跋涉，很多人都会好奇地询问当事人亚妮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听完她的讲述，我想答案就是她父亲说的那四个字：“有始有终。”
生活早就告诉我们，凡事往往都是有始无终易，有始有终难。因为名利，因为安逸，因为自己的安全……人总是稍不留意就会在困难面前低头。
正确的提问方式不是问为什么不放弃，而是：如果困难真的难以克服，如果身心已经极度疲惫，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
学哲学的朋友经常会对我说一句话：“不是我们嘴上说的、脑子里想的，而是我们所做的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做事情，不光是为了别人，更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就像某些网络上的“键盘侠”，会用文字彰显自己的勇敢和无私。我愿意相信他们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真意的，但我同样相信，这里面有些人的勇敢和无私会永远停留在文字层面，而不是付诸行动。他们的说辞可以理解为对更美好的人格的向往，他们的食言则是各种生活压力下的“委曲求全”。但无论原因如何，“委曲求全”的结果只能是生命的虚伪和矫饰。
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我们才可以当之无愧地宣称自己是哪种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人最重要的分界线永远是“真与假”。所以才会有人说，宁可和真小人打交道，也要远离伪君子。
所以我在聆听亚妮讲述时会深刻地感觉到，父亲说出的“有始有终”这四个字，字字重若千钧，都压在亚妮的心上，成为她最大和最重要的动力。因为真与假，是人生最漫长、最艰难的战役，而她始终活在亲人热切的目光中。
“没眼人”是亚妮生命中一场美好的战役，幸好她没有败下阵来。
韩红：与生命和解的方式
一颗赤子心胜过世上千万金
韩红，1971年出生于西藏昌都。17岁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声乐。1995年，以一首自创曲目《喜马拉雅》获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铜奖第一名，从此声名鹊起，并逐渐成长为中国乐坛不可或缺的指标性人物。
大多数媒体将韩红评为难得的音乐天才，她对音乐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能够几天不与外界交流，独自安静地与音乐相处；她也能不计成本，一次次将作品推翻重来，只为了打磨出令自己满意的细节。
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韩红，给人以泼辣直爽的印象，却也常常因此遭到旁人的误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韩红原本颇具锋芒的性格开始慢慢变得平和，也慢慢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与生命和解的方式。
十年如一日的公益事业，让她找到了生活在音乐之外的现实意义。通过帮助别人，韩红也在完善和重塑自我。从汶川地震开始，到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云南盈江地震，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的救援中人们都能看见韩红的身影。而经过十多年公益活动的历练，韩红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努力改善公益活动的开展模式。2016年韩红慈善基金会透明指数达到满分，在全国5000多家慈善基金会中位列第一。10年来，韩红收养资助的孤儿超过两百个，而由她倡导的“百人援助系列公益行动”至今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
“好人、好曲、好韩红”，这是著名作曲家谭盾对韩红的评价。韩红是否是音乐天才，又因何改变了自己对生命的态度，恐怕是很多人感到好奇的问题。
我在音乐面前不用造作
毕啸南：很多人对你性格的理解是大大咧咧，甚至有点儿糙，但是你的歌却给人很细腻、饱满的感觉。你自己怎么理解这种音乐风格，它符合你的性格吗？
韩红：在生活中，我跟音乐相处的时间多一些，跟人相处的时间少一些。我更喜欢自己跟音乐相处的时光，我觉得我很懂音乐，音乐也很懂我，你在它面前不用伪装。我觉得我跟音乐相处有一种非常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所以我喜欢唱歌，喜欢和音乐、乐器在一起，喜欢待在录音棚里工作。
我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想真的了解我，那么就请你打开我的唱片。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我对我自己和其他所有人说的话，包括我唱的一些主流红色歌曲。从我一开始出道，就一直有人误认为我是主旋律歌手，实际上我不是，但我的内心深处有对这个国家的赤诚和热爱，有我对我的民族藏族的热爱。在音乐中，只有我认为值得歌颂的人或事，我才会去唱。比如我唱的《祖国不会忘记》《多情的土地》《绒花》《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这样的歌曲。
这是因为，我觉得歌曲中那个时代的人值得我歌颂。当然，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值得歌颂的人和事，但我其实不是一个随便就可以唱赞歌的人。
毕啸南：很多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是歌手，但其实在业界，许多人都知道你的作曲能力很强。这种能力在你看来是天赋，还是因为后天系统的学习和培养？
韩红：首先，我从来没有学过作曲。对我来说，所谓的系统学习是指我在音乐学院学习声乐的那段时间。如果说正规地接触音乐，那么我只接触过歌剧声乐，其他的没有。我觉得我的创作应该百分之百都源于一种天赋和自然。虽然这么回答可能会显得我很骄傲，这也是一些人不喜欢我的地方，但是如果整个世界充斥着95%的假话，那么那5%的真话反而会显得虚假。当然，他人的这些理解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
我从4岁开始唱歌，只有这件事情让我特别高兴，到现在我什么乐器都没有专门学过，但是上手就会，没法解释。我小时候唱得不好，但我经常在院子里自己给自己开演唱会。我记得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是《卖花姑娘》，我奶奶给我弄了一个破筐子，挎在手上到院里唱。我住的是一个小四合院，一共就那么几家人，大家也都已经习惯了。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也很快乐。
有一次我录节目，汪涵坐在我对面。因为还在调光，我就在那儿弹钢琴，弹着玩，即兴就唱出来：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一个你，在我最悲痛的时候，你陪在我身旁。汪涵，我的朋友，你在我生命中绽放；汪涵，我的亲人，你在我生命中善良如一条河，如一座山、一朵莲花。
2016年做慈善的时候，汪涵给了我300万元，他是真的要帮助我。我的即兴创作源于我真的被打动，而且我写的东西特别完整，不需要修改。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说的天赋吧。
我奶奶是最早发现我有这方面天赋的人。我3岁左右，她教我学习数字1、2、3，写在纸上教我念1。我看看她，说，哆。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我到现在（都）不识谱，但是我写出来的和声是规范的，是全世界搞音乐的人都认识的，不知道怎么解释。1986年（我）买第一把吉他回来，看着书一弹就对，但我后来没有学吉他。
从某种角度讲，我想坚持我这种自然的东西，我害怕如果学了作曲、学了乐器就会怎么样。我有个教我指挥的师父，他也特别头疼，不知道该怎么教我。他给我的微信写得很长，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教一个天才的小孩，但是他能看出来，如果下功夫，我在指挥和作曲方面会成为一个大师。十几年前他买了一根指挥棒，红色的、非常纤细，因为太漂亮一直没舍得用。直到我拜师那天，跪在地上给他请茶，他拿出这个东西，我当时就哭了。他说我真没想到我攒了十几年的指挥棒最终给了你，而且你还叫韩红。指挥棒是红色的，他在上面签了字：好曲好人好韩红。我的师父是谭盾。
毕啸南：现在的中国音乐市场，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歌手和新歌，但另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能够成为经典的歌曲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