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啸南：我认为“认命”这个词很关键，不说你的那个时代，即便是在今天，很多人最终都在生活中选择了认命，郁郁不得志。“认命”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不认命？
袁明：我觉得当一个人说他认命的时候，其实是不认命的，他的内心一定有种矛盾。但因为时代比人强，认命又可能是一种常态。我父母那一代人，因为战争献出了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他们分别从东北和上海在同一时期逃到了重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安排。这会让人产生认命的想法，但也有不认命的人，等到战争结束后就去寻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认命就是把内心的潜能压抑起来，但反过来说，如果不认命是盲目地行动，那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看清楚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毕啸南：但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其实我相信不仅仅是你，还有很多人都没有选择自怨自艾和放弃。但我有种感觉，今天的人似乎没有那种韧性了。顺着这个逻辑去看，这种韧性其实代表了那一两代人的某种历史共性。其中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在进行有关的回顾和总结。
简单来说，那段时间造就了一批理想主义者—我们先不说这个理想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太虚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甚至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生活有了明确的目标，也就有了动力的来源。而在此前提下，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即便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拥有了彼此共同的语言，以至于到后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符号。而这一部分，后来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乃至没有了。当然，历史不能这样比较。我这里也不涉及褒贬的评判。
袁明：你说得对，确实有很多人做得比我好得多。我也赞成你的判断，现在和从前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时代。大概来说，我年轻时生活在一个有价值观的时代—不管你怎么来评价那种价值观，如何分析它的根基。我们那时候称之为人生观、世界观，都有很明确的答案，我觉得那是一种家国情怀。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家订了《人民日报》，家里没有报纸的同学会借我的报纸去看。因为研究国际关系，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地方，跟不同的人交谈，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面临价值观失范的问题，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失去了答案。这是个世界现象，比如虽然美国是使用“价值观”这个词最多的国家，但它是不是把这个问题想透了？我是很怀疑的。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失范跟物质生活的高度发展，跟经济的全球化、互通互联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通过全球化大家忽然发觉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从美好的一方面看这是多姿多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不禁要问“我是谁？”“我们是谁？”而我们受到的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还停留在之前旧的，而且我相信绝对不会重复的时代，因此人们被迫重新寻找精神皈依。历史在不断前进中发展，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少数群体能够控制的，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复杂就复杂在这些地方。那些在国际上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很不够的。
毕啸南：后来因为恢复研究生考试你又回到了北大，然后一直待到现在。现在的北大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袁明：对，不过我没有再继读学英语，而（是）选择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我先生考到了西安医科大学。当时有一位极好的老师卢兴教授招收心血管方面的研究生。
和之前相比，我觉得现在北大的人实在太多了，校园太拥挤了。我读本科的时候，北大校园的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当然更没有车。过去教我的北大老师很多都有一种优雅高贵的气质和神韵，这样的人在今天的北大里当然还有，但是少多了。许多人都显得匆忙、累、不放松。一个老师只有彻底放松，才能有授课的耐心。现在我尽量要求自己做到耐心，但确实很难，有那么多论文要看、那么多事情要做。
在我的心目中，北大应该有一种精神高度，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精神高度。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感到很美好、舒服，内心饱满，觉得安心，北大精神呼唤人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就像前面说的，不认命。
从我到北京上研究生开始，我和丈夫分开了8年，3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去美国两年，等我回来他又去了美国。这期间我们的联系还是靠通信。
我的爱情用言语无法表达
毕啸南：你们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袁明：我们初中、高中6年都是同学，他一直是班长，但我们从来不说话。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说话，都想着要好好念书，整个环境就是那样。但是我们有时候要一起合作，比如说写墙报，用我的文章，他来写字。
毕啸南：你们通了一辈子的信。
袁明：是的，很多表达都写在信纸里了。不过有些话，当面可能也不会说出来。我们从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好像这三个字不能表达我们的情感，太简单，而写出来好像能够表达得更细腻。
毕啸南：你谈到丈夫的时候，从内心向外散发出一种美好。你怎么评价他呢？你好像很崇拜他的样子。
袁明：他在黄土高原（待了）10年，比我早两年去的。我在那里第一眼看见他时，他正蹲在公社卫生院门口的地上，拿着一个巨大的粗糙的碗吃糊糊。当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想起他在上海的妈妈做菜特别好。但是他告诉我说自己特别愉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区别的，我是不甘心，但他特别甘心，因为他说自己总算可以给人看病了。他觉得在上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两年太压抑，学医但是不能给人看病，现在到了陕西不一样了。他为了医治一个患有肺炎的新生儿，会用嘴把孩子的脏痰吸出来。由此他也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比如卖肉师傅每次都会把最好的肉切给他。
后来他看陈忠实的《白鹿原》，会跟我说《白鹿原》太伟大了，写出了中国文化的根。对于他的想法，哪怕是我无法达到的，我确实也是怀着一种认同感。比如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不容易，会写信向他抱怨。他在回信里会说，作为一个男人，他特别有愧，因为这些事都应该是家里男人做的。我看到回信以后，就想我干吗跟他说这些事情啊。
毕啸南：婚姻是不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才有美感？
袁明：我们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但是距离产生美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两个生命要彼此独立。但这确实很难，有时候两个生命太独立了感情也就会淡了。
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特殊的经历，最近有部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里面人物的前半生一直被时代的洪流不停地打碎，逼到一个角落，然后她的后半生又被世界不停地拥抱。
2010年7月我先生过生日的时候，我为他写了一首诗：
让精神的天空撒满繁星
基因传承，化育生命。
茫茫人海，感受知音。
我问：人生何求？
他说：精神的自由和愉悦。
我问：知音何寻？
他说：心灵的相通与共鸣。
浩瀚宇宙，何色何音？
心灵相通，何古何今？
优美音符穿越欧陆华夏，古意今韵。
一笔一纸舞动美的空灵，亦庄亦颦。
精神天空，无际无垠。
心灵化界，如虹如云。
问苍穹大地，
还有多少信息未达？暗码未破？遗踪未寻？
君不见，今人难解古人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生命奇妙，奇妙生命。
精神天梯，携手攀登。
邀好友，唤高朋，
举美酒，度良辰。
欲往云端留明月，
让精神的天空撒满繁星。
写于2010年7月盛夏
外交归根结底是人和人的交往
毕啸南：你的专业是公共外交，这些年全世界包括中国都有很优秀的女外交家，比如吴仪和傅莹，你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袁明：我特别高兴，你提到她们两位的名字，立刻就唤起了我内心的美好感。吴仪的古诗词很好，一些经典的诗词信手拈来。她那种泰然的气度甚至可以说已经和她内化为一体了。
比如说在中国入世谈判这样艰难的外交过程中，我觉得深层的中国文化一直在支撑着她，使她明快干练。而傅莹有一种女性与生俱来的敏感，令她非常会对不了解中国的国际人士讲述中国的故事。她从身边讲起，很具体生动，这些故事别人听得懂。我还收藏了一些她讲故事的案例，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向她学习。
我觉得女性从事外交工作，有独有的优势。除了传达国家意志，我觉得女性还有一种直觉，有时候和对方对视一下，或者稍稍说几句话就可以传递自己的想法，变成一种比较体贴的东西，实际上是消解人跟人之间的隔阂，打通人心。打通的基础是做好功课，然后在了解的基础上愿意倾听。
毕啸南：能不能说外交归根结底回归到了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袁明：当然是这样。就是要做到一个“诚”字，“诚恳”的“诚”。我从周恩来总理的身上看到的人格魅力就是诚。外交人员在国家层面谈一些大问题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隔阂，比如意识形态、理念，当然会有不一样。但是如果双方都想交流，都带着诚恳的意愿，我就会变得更加诚恳，就会说得更多一点儿。
比如说21世纪初的南海撞机事件，那时候小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整个中美关系阴晴不定。我正好在华盛顿做访问学者，有机会去白宫见一个美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们谈了半个小时，通过这次会谈，我认为自己了解到了美国人的底线。从他的表情、手势、言辞，我觉得一清二楚。回来后我就把会见情况和我的想法写给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他当时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提出中国外交有三条线：外交部是第一线；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是第二线；大学是第三线。
毕啸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当下和在未来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袁明：中国人没有宗教，但是我们有祖先，有对祖先的敬意，这是深埋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的。前几天我和北大法语系系主任董强老师随便聊天，他说了一句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中西文化的平衡。这句话一般人听起来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听起来却是振聋发聩。
这是个历史大事业，“五四”运动到现在有100多年了，中西文化的平衡还在进行，还没有完成。当时我就想，现在西方并没有做到平衡，我主要是指美国，当然也包括欧洲。这“平衡”二字，我特别有一种共鸣感，而中国走到今天，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说“五四”以来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历程，已经开始了中西文化的平衡，就是要一方面守住自己，同时又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视野和思路里去。我感觉一些我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精英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从他们的国家走向上来说，可能感觉还不是很明显。价值观的优越感意味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我是不认同的。从我自己的专业实践里，我始终觉得“中庸”是非常重要的哲学理论。就是人也是如此，走极端肯定不行。
毕啸南：其实归根结底不仅是中国的，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问题，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可能往回走。现在的关键是中国文明，或者说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古老文明、在现代交往的过程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交融的问题。这个尺度和边界的把握，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袁明：我70岁担任了北大燕京学堂的院长，这是一次文化和交流上的探索，结果会怎么样，会不会有结果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也是培养中西方交流的桥梁。
我觉得太需要桥梁了，因为自己做过桥梁的事，所以更知道桥梁的重要吧。我不知道我能做多久，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年龄。
毕啸南：我相信你会一直做下去。
坚固的事物经得起缓慢的考验
2013年4月，我受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与外国语文学院的邀请赴政大做访问学者，当时的邀请人之一是时任台湾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院长于乃明。于院长非常了不起，不仅创立了政治大学的日语系、韩语系等，还带领文学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所以后来只要是她到北京，我都尽量陪同。
2015年于乃明教授到北京大学交流，陪同她一起认识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宁琦院长，此后通过宁琦院长引荐认识了袁明教授。
那次见面，我们用了整整一下午听袁明教授讲解中国文明在世界版图中的地位与责任，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学者的底线与坚持。袁明身上散发出浓郁的“老北大”气质，让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在心底叹惋。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曾寄语清华毕业生：“希望你们在枝蔓丛生的世界里砥砺前行，心系远方，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怀。也许有人认为情怀是一种易碎的奢侈品，难以承载生活的重力。但是你们要记住，正是美好高尚的情怀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几次向袁明教授请教之后，“情怀”二字在她身上的分量便显现出来。不然便不能解释她在70岁的高龄依然同意接管燕京学堂。而与她同龄的老人，更多的恐怕早已经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
和袁明教授的专访聊了3个多小时，涉及了许多话题，比如她和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境遇、中美撞机事件幕后以及吴仪、傅莹等女性外交家的风采，等等。但最让我感佩，也是此次采访意外收获的是袁明老师与丈夫韩启德的爱情故事。
很难想象一位72岁的女性在谈起丈夫时还会露出如此甜蜜的笑脸，时光还没有冲刷掉这份爱情的光泽。这爱情是古典的—明明只不过隔了几十年，却已经用上了这个词—因为在今天，这样缓慢、依赖等待和信任的爱情再难寻觅。她还特意带来了7年前她为丈夫生日所写的一首情诗，这份情义令人神往。
在对话中，我曾说“那段时间造就了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甚至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生活有了明确的目标，也就有了动力的来源”。
这是袁明一代人的底色。这令我想起另外两位女性，一位是敦煌研究院的前院长樊锦诗，另一位是著名学者资中筠。
1938年7月，樊锦诗出生于北平。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她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了55年，被人称为“敦煌女儿”。茫茫大漠，孤星冷月，半个世纪的风沙将她的一头乌发吹成了白霜。樊锦诗曾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我致电樊老师，想邀请她做一期专访。聊着聊着，她忽然问我：“小南，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没等我回答，她已经开始自问自答，“我活到80岁了，应该是活明白了。人啊，钱财、名利都是转头空，到头来就是你对不对得起自己，对不对得起这片土地。”
我问她：“您悲伤吗？”她回答：“悲伤。但我也是幸运的，能有机会守在敦煌。我这一辈子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宗了。”
另一位我原本想要邀请的嘉宾是学者资中筠先生。资先生1930年6月出生于上海，正是战火硝烟笼罩中华大地之时。1951年她从清华大学毕业，开始参与外交工作。直到近年，资先生依然笔耕不辍，点评时事，发表意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无论是袁明，还是樊锦诗、资中筠，这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女性，即便具体的人生遭遇不同，但她们的理想立足点和度过的时代关口却是一样的。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对过去有批判，对未来有建议，更有大多数年轻人所不具备的从历史纵深出发的思考视野，并往往比同龄的男性知识分子更加敢言。今天的中国处在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我相信她们都敏锐地察觉到了，同时也未曾放弃自己的责任。
我给这篇“啸南说”起的标题叫作“坚固的事物经得起缓慢的考验”。正如上面所说，“坚固”是袁明这一代知识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而我在“时间”和“缓慢”这两个词之间反复斟酌，想知道哪一个词更加准确，想知道更考验人类生活的究竟是“时间”还是“缓慢”？在我的定义中，时间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缓慢意味着等待。这么看来，果然还是应该用“缓慢”，因为只有内心十分确定的才敢称作坚固的事物。
比如在西北生活的时候，袁明和丈夫常年依靠通信交流，信件在路上走得那么慢，这要求他们必须在文字上字斟句酌，要求他们提纯萃取自己情感的表达，所以他们从来不说“我爱你”，就像袁明说的，“这三个字不能表达我们的情感”。反观现代通信媒介的发达，这份便捷似乎已经大大稀释了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表达越来越扁平化，甚至简化成为人人可用的表情图。
我们总愿意说，每个人的灵魂都独一无二，却不提防就会踏上网络时代的末路狂奔。这样速成的爱情，离坚固的距离恐怕要超过夜空中恒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吧。
张欣：人生应去创造无限可能
无论在任何时代，知识都可以改变命运
张欣，1965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随父母定居香港。成年后，张欣用打工5年攒下的钱，只身前往英国留学。1992年，张欣从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毕业，随后进入高盛集团和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任职。1994年，她在与大陆地产商潘石屹相识4天后闪婚。在这之后的20年里，这对地产界的明星夫妇共同开启了SOHO中国的地产传奇。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张欣和她的SOHO中国公司用一个个独特的建筑作品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艺术品质和商业天赋。从来没有学习过建筑的张欣却一直负责着SOHO中国项目的策划，她坚持创新的理念和对建筑美学的精准把握，让SOHO中国一次次刷新城市的天际线。
张欣说，人只有做自己内心最渴望做的事，才能做到最好。即便人到中年，也依然不能放弃理想，要不断追寻生命中的新动力。她的人生曾有过几次重要的转折，而之前良好教育打下的基础和在生活中不断学习的习惯始终是她战斗的武器，也逐渐成为她的人生信条。
最近几年，张欣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设立了SOHO中国助学金，专门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中国留学生。她说自己当年就是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在英国的学业，现在她要以更大的热情回馈社会，帮助有需要的年轻人追求他们的人生理想。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
毕啸南：很多建筑商的作品会比较模式化，但是你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不重样的，千变万变。对于商人来说，这会不会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
张欣：房产项目某方面的要求总是很具体的，比如需要多少平方米办公楼、多少平方米商场、多少平方米住宅，但是在这个具体要求之外，这些项目还是城市面貌的一部分。人们去北京、上海，最终得到的对城市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看见的建筑。由于我们最初做房地产开发比较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这就迫使我们在这两个价位、品位比较高的城市里，提高对建筑艺术的要求。
我们去故宫、长城，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建筑物，还具有重要的历史遗传意义。这些建筑能够超越当下的时空，超越它们本身作为建筑物的使用需求，把文化和历史记忆传承下去。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就确信我们盖的每一栋房子都应该有建筑上的追求。一旦进入了这种状态，一旦建筑者对建筑有了超越性追求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作品都将是独特的，你不能允许它是千屋一面的。
我们的一些项目会找好几个世界知名的设计师来做方案。我们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之前的作品很好，我们相信你们有了不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眼下这个项目，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不同的设计，发挥出你们新的创造力。这也是很多设计师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自我重复。
毕啸南：你们一开始做房产行业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认识过程？
张欣：我们从1995年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到2017年已经有22年的时间。这22年的时间里，我自己对建筑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我们整个社会对建筑审美的重视和欣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的一件建筑作品如果被社会所接受、有人感兴趣、有媒体报道，那肯定还是会受到鼓舞的，于是也就越做越大胆、越做越超前。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肯定不是那么容易，也（是）一路充满挑战。因为我不是学建筑出身—我以前是华尔街的。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文化，那么当我从事房地产开发时，我就会关注建筑文化这一部分，很自然地就进入了状态。所以在公司业务中，除了融资、上市、发债这些属于我管理的一块，还有一块让我花费很多时间的就是建筑设计。我每天都要跟设计师一起工作。可以说，我们任何一个新产品的所有细节，都是我跟设计师共同工作的结果。不会说一个设计师来了，那就全靠你了，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挑选设计师本身的过程就很漫长。首先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展览，拜访各个设计师事务所，看有什么新作品，有没有新的设计师冒出来，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坚持这么做。然后在这种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去邀请。然后我要跟他一起工作，选中具体的方案之后，真正工作（的）才算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过程，有很多具体的设计、选材、施工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我们参与进去。幸运的是，这么多年来跟我们合作的设计师都是很有创造力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我也很享受跟这些充满艺术想象力的人在一起工作。
毕啸南：你觉得最难合作的设计师是谁？
张欣：最难合作，但也是合作最多、合作最好的是跟我成为好朋友的扎哈·哈迪德，很难过，她在2016年去世了。去年我在哈佛一个纪念扎哈·哈迪德的演讲中讲了我和她之间的故事，大家听了都很惊讶，就是我跟她的合作时间已经有14年之久。
其实我和她的第一次合作是失败的。那个时候她没有多少被实现的作品，但是很有天分。我觉得这么有天分的设计如果不被实现，只留在纸上就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把她找来（了）。
她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性格的人。首先她的气质不一样，穿着打扮与众不同，气场很足。她对自己坚持的事情非常顽固，你怎么都说服不了她。但恰好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两个人在一起非常容易发生碰撞。
中国的房地产项目一旦启动，后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早期她事务所的人不够用，特别是面对我们这种大项目，进度就容易跟不上。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她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在那里，我跟她大吵了一架。我说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这么长时间，你安排的人那么年轻，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速度上不来，我不可能让工地的上千人坐着等你的图纸，你现在必须把手下能干的人派到中国来。她说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我气得不得了，我说那你就别设计了，最后这个项目我们就分手了。
但是我心里一直有遗憾，觉得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居然没有在中国的大城市留下作品。隔了几年，她的事务所也壮大了，我在伦敦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们应该试着再合作一次。这一次合作非常成功，建成的就是现在的银河SOHO。从那之后，我们进入了密切合作的状态，连续好几个项目的竞标都是她的作品中标。到第四次中标的时候，连我们公司的首席建筑师都跟我说，这次绝对不能再是她了。我说人家的东西就是最好，除非你一开始就不邀请她，否则你不能因为人家老中标就不让人家中标吧。既然邀请了，你就不能有这种心态，那样以后她不会再来给你设计了，因为你下次再邀请的时候，她就觉得肯定不是我们。去年她突然去世走了，北京的丽泽SOHO成为我们合作的最后一个项目。
毕啸南：她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张欣：她走前两星期我们在纽约见了一面，她约我去迈阿密待两个星期，但因为我在北京还有好多工作，所以拒绝了她的邀请。两周后的一天夜里，我突然收到她下属的电话，说她去世了。我非常震惊，脑袋发木，两个星期前见到她，（她）还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后来我去参加她在伦敦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我觉得当这样一个人走了之后，我自己心里的某一块也跟着她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看建筑，没有办法看艺术，就是提不起兴趣。大概又过了几个月，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对建筑艺术的热情慢慢地回来了。
毕啸南：她对你影响这么大啊？
张欣：对。而且她对整个艺术界、建筑界都产生了影响。在她之前，所有的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很少有人想到房子还可以是流线型的。她的这个设计超越建筑业影响了很多艺术领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想法。她曾经告诉我，大概有10年时间她的所有方案都不被采纳。你想象一个人工作10年，每几个月就去参加一个竞标，永远都在失败，要是我，可能两三年就放弃了。
读书让我终生受益
毕啸南：你不会。你也是一个一直在颠覆自己的人。有一位主持人叫张越，我告诉她我要专访张欣，我问她如果是你，你会问张欣什么问题？她说张欣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让人最好奇的地方，就是张欣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做出了令人无法理解但最终证明又是特别正确的决定，从你离开香港去读书，然后再到华尔街，后来做房地产……我也好奇，你每一次人生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张欣：首先我很喜欢分析事情，另外我比较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比如我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决定回北京，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华尔街的工作很好，不应该放弃。但我是一个在北京长到14岁才离开的人，内心对回到北京的渴望超过了在华尔街的一份成功事业。那是1995年，正是中国改革进展到如火如荼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觉得有很多机会，而且那时候很多都还做得不够好。比如说建筑，当时满大街都是千篇一律的蓝玻璃白瓷砖的房子，我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的人，我觉得房子是可以盖得更好的，所以就想试一试。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遇见潘石屹。
毕啸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建筑会做什么？
张欣：我肯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行业吧，因为房子都盖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盖房子的量，就远远比10年前要少，位置也越来越偏了，从CBD盖到望京，因为城市化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就在我发愁北京、上海盖完了之后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发现了共享办公这个东西，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各种楼盖起来，紧跟着就是内容，就是怎么使用这些楼。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有很多创业公司，包括大公司也有新发展、新项目，它们都需要一个比较灵活的办公场所。于是我们就试水了共享办公，发现市场非常好，而且可以走出北京、上海，到各个城市去，这给我带来了新的鼓舞，燃起了我的斗志。
毕啸南：你们公司在共享办公上和其他国内竞争者相比，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张欣：核心竞争力来自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20年的经验，什么样的房子可租，什么价格可租，市场的需求怎样，我们是更加了解的，同时成本控制、产品设计也是我们的长项，此外还包括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另外，在我们做了20多年生意之后，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可以避免走一些弯路。
建筑开发商需要的是资源，要有地有资金。共享办公不一样，这是一个品牌生意，一个工作方式的生意，也是一个标准化管理的生意。让任何人无论在什么城市，都觉得在我这里办公是一样的。品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共享办公的特点就是从SOHO转出去，有一个品牌上的连续性，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现在这个市场有点乱，因为很多人都加入进来了，不过也不会乱太久，因为市场有一个整合。
毕啸南：你不是有深厚家庭背景的人，却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志性人物。你觉得自己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
张欣：我最受益的是年轻的时候爱读书，受到过好的教育。回头看我人生的转折点，最大的转折点是受到了好的教育，去英国读书这是第一步。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和更年轻的几代人有一些差异，我们没有人把找个人结婚当成是一种出路。我的父母亲一生的主要时间都是在工作。而且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学，找到好的工作。
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然状态。我觉得人的好奇心，对知识的饥渴，是重要的，可以让你的大脑成为活力的源泉。
第二个转折点，我觉得就是自己选择从华尔街出来。做这个选择，实际上是需要承担一些风险的，要离开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会告诉年轻人，这个世界是非常宽广的，你应该发挥想象力创造无限的可能，要能够闯荡，能够承担风险，去看看不同的世界。
第三，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比别人多坚持一会儿。
家庭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毕啸南：你遭遇过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张欣：大大小小数不胜数，天天都有。但关键是你不能认输啊，难也得往前走啊，人很容易自我放弃，自己放弃就全完了。其实到我这个年纪有一个新的挑战，就是缺乏动力，开始享受生活，这是说得好听的。其实就是失去了活力，放弃了理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在这个阶段要再寻找生命中的新动力。对我来说，这个新动力就是运动。
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那时候认为运动是专业运动员的事情。我的小儿子特别喜欢踢足球，我们每个周末都带他去踢球，因此让我对运动产生了关注。因为踢球不行，我就开始跑步，开始跑不好，就跑个5公里，然后慢慢就跑10公里。在我49岁那一年，小儿子就跟我说，你现在跑步，因为从来不参加比赛，水平很难提高。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我在50岁的时候说今年要跑两个马拉松，加大了训练量。
现在我已经跑了4个马拉松，还挺有成就感，而这个给我带来了新的动力，因为人的身体如果有力量，他的思想和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
毕啸南：我看你儿子跟你说话的方式，感觉你跟他的交流方式很平等。因为你的工作很忙，我想知道你在孩子的教育上是否缺席过呢？
张欣：没有。我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有两个儿子，都得照顾到。他们现在都到美国去上学了，大儿子已经（在）上大学。像前天凌晨1点钟了，他可能刚从课堂下来特别激动，也忘了时差，打电话给我，给我讲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希望我能够在思想上给他回应。这和孩子小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新的状态，但并不是说孩子大了，就不再需要父母，其实你要投入（到）子女教育的时间并不会少。只不过在这个阶段，孩子可能并不需要你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而主要是思想交流。当然我也很享受这件事情。
毕啸南：当母亲还是很幸福的。我每年都带我爸妈出去旅行两次，多年如此。我把中国划分为12个文化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然后带我爸妈出去玩。由于我的职业特性，每次我都会组织一场我和父母的三人对谈，并且记录下来。比如2012年9月12日在杭州西湖畔，我们一起谈我爸爸和我奶奶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关系很微妙。我爸当年是齐齐哈尔市中考状元，但奶奶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不得不终止了他的学业。我爸一直很孝顺，但是心里也一直存放着一个命运的疙瘩。这其实是时代的悲剧。所以我希望父亲能够说出来，真正释怀。每次旅行，我都希望解决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一幕幕回顾他们人生经历的时候，能够感到生无悔、死无憾。
说回你，你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事业、家庭还是其他的答案？
张欣：肯定是家庭。因为当人回归基本的动物性的时候，第一位还是家庭，后代的繁衍，等等。
毕啸南：但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女强人，或者说女性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还是有不少女性在事业上投入得更多。
张欣：可能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和老公潘石屹可以相互配合，当我需要多照顾家庭的时候，他可以在工作上多承担一点儿。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可能会比较难。而且如果我做的是其他工作，比如政府官员，或者是华尔街的一个CEO，那我自己的可控时间也少得多。
毕啸南：你之前说过，你跟丈夫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如胶似漆，然后慢慢在工作上产生争执，后来又进行了很好的调整。那么到现在，你觉得你们的夫妻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张欣：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了吧？我也不太清楚，过几年我再告诉你。但我认为夫妻两个人一起做事可以从整体上加强婚姻关系，你们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目标，粘连更强。
当然，孩子也是粘连，但是也可能是矛盾的来源；事业也是如此，可能是另一个矛盾的来源。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一起创业的夫妻还是共同性更多。
毕啸南：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很（偏）冷色调的人。但今天跟你聊，颠覆了我的这个想法。
张欣：我是挺冷色调的，基本上没有在电视上出现过，除了穿黑色和白色以外也不穿别的颜色。
我觉得我就是跟着自己人生的阶段在走。比如说20年前，我可能不会想着去做慈善教育。现在中国财富积累和我求学时不一样了，很多家庭可以负担得起孩子的教育经费，但是还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的家庭负担不起，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做“SOHO中国助学金”。我现在对这个工作特别有热情，不光是捐钱，我们每年还把这些领取助学金的学生聚在一起，帮助他们进行社交，拓展视野。我们希望能够再给这些学生多一些帮助，这也是我现在工作的一个主要方向。
毕啸南：你对爱情怎么理解？
张欣：我觉得人在不同阶段，比如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爱情。首先应该相信有爱情，然后是大胆地追求爱情。不要担心家长会反对，至少我不会。
你说人到最后会不会找到真正的爱情呢？你不去试怎么会知道呢？
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并没有过时
张欣是12位嘉宾中唯一一位我在专访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女性。其他嘉宾要么是我的朋友，要么至少也都提前沟通过或者见过面。张欣是我师母的朋友，据了解她的朋友介绍，和我师母一样，张欣也是风风火火、时刻追求极致的风格。
女性企业家的采访是最难的。就像韩小红在本书采访中说的那样，一旦进入这个游戏，性别就消失了，没有人会再把她当作女人看待。当然，每个女性企业家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我接触过的，如董明珠、李彤、杜鹃等诸多女性企业家，她们无一例外都体现着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她们都是很冰冷、理性的人，只是她们不得不向外展示出这一面。但我的访谈毕竟不是财经节目，所以挖掘更丰富的人性话题，寻找到嘉宾身上隐而不露的闪光点就成为这次节目的挑战。
张欣生命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什么呢？当我在看了许多资料后，我和此时看文字的你一样，充满了无数的好奇与想象。是她在中国风云浩大的现代历史进程中通过建筑留下了自己的位置吗？是她在胡润富豪榜上骄人的名位，或者是她和潘石屹的婚姻？但这些都是表象。追本溯源，那些让人惊奇的故事，比如她曾经做过5年的纺织工，这和今天“北上广深”的漂泊者们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种命运。她的这段经历和选择，对于数亿打工者甚至所有的职场人而言，实在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榜样。为什么她可以从一位打工妹蜕变成一个行业的引领者，而大部分打工者却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攒了5年的钱，竟然选择去英国的大学学习，这是为什么？她的勇气和信念来自哪里？
对我来说，我想回到故事的起点，寻找她生命转折的历程。是她被命运选中，还是说她创造了自己的命运？
张欣给我的回答出奇简单，但事后想来原本也该是如此—良好的教育是最关键因素。
在现在这个时代，充裕的原始资本、人脉、背景都可以让一个人迅速获得成功，但如果仅仅依靠外力，我很难相信张欣的成功能够持久。张欣是从内心里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这一点或许能够从她和哈迪德的合作中看出来。
我深度专访过大量的企业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放在企业家身上则非常值得玩味—成功的企业家各有路径，失败者则有迹可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都必须尊重知识。草莽英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进一步来说，掌握知识的人在生活中往往更具生命力。这是因为只有观念和思维更加清晰的人，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未来目标。唯一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知识，不再是当年所谓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今天所谓的知识，已经不再仅仅是技术层面对于“术”的积累，而更看重文化意义上对生命之“道”的理解和领悟。
今天很多人都认同一句话：“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拥有明确目标会为人生带来长久的动力，而不是相反。
杨扬：永远站在悬崖边上
弱点可以是危险的悬崖，也可以是变得更好的台阶
杨扬，197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童年开始接受滑冰训练。1988年，她进入哈尔滨体育运动学校，练习短道速滑。1995年，杨扬由黑龙江省队进入国家队。2002年，杨扬夺得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赛的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同一年，她还实现了个人全能项目上的六连冠。整个运动生涯中，杨扬一共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是到目前为止获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2010年，杨扬参加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选举，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视野促使杨扬对体育进行了更全面深入的思考。杨扬说，竞技体育重在发掘人体的极限，而奥林匹克精神所主张的“人人都享有体育的权利”，这才是体育更大的普世价值。退役后的杨扬，热心公益事业，热衷于体育推广与产业模式探索，让体育带给人们更多的快乐。
杨扬说自己是幸运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她都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种幸运源自她始终如一地坚守信念，做自己喜欢做也最应该做的事，内心的坚持从未动摇。
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过人的运动天赋，她坚信成绩是苦练出来的。即使在获得了几十个冠军之后，每次在赛场上，杨扬依然感觉自己随时都像是站在悬崖边上，想不摔下去，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任何努力都需要通过正确的方法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杨扬的成功，不仅仅来自积极的心态，还有生活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