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锻炼身体才滑冰
毕啸南：你为什么会选择运动员这条路呢？
杨扬：我8岁开始学滑冰。第一次上冰是体校老师去学校选才。我一上去，冰刀立得很正，当时的教练就说了一句，这孩子脚腕子有劲儿。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有了特别的地方，比其他孩子好一点儿，就这么坚持（了）下去。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我是有点儿英雄主义。其实那时候我的身体素质比其他孩子要弱，而且还经常生病耽误训练。
我父亲很支持我，他觉得至少能够锻炼好身体，对我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那时候生活在一个小县城，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甚至以为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中国、内国、外国，中内外嘛。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去外国领奖，虽然我并不知道外国离我有多遥远，但它是个目标。
等进了省体校，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不适合这项运动。因为我跟全省最好的选手在一起（相比），明显弱了很多。当时因为夏训表现不好，4个同批选来的小女孩，其他3个当时都入校了，只有我要再考察一年。后来听我的教练说，其实他想把我送回去。
除我之外其他人都进了体校，这件事对我打击挺大，所以早期上冰我特别投入。那时候我的腿细得连比赛服都撑不起来，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我每天6点起床，做100个蹲跳，然后蹲100次机械。一个冬天坚持下来，到年底我就从原来的最后一名变成了全队七个孩子中的第二名。教练也再没有提出要把我送回去。
毕啸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并不是那种天生看起来会赢得王者桂冠的人，而是一路不被看好。在这个过程里，你能够时刻反思、时刻把持着一种你所说的“站在悬崖边上”的心态，并且在自己日常的生活里一以贯之。但我想知道，这种精神状态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心理负担，是否会让你觉得比赛和生活很辛苦？甚至在处于情绪低谷的时候会想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明明可以稍微舒服一点儿？
杨扬：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不能尝试着去偷懒，害怕养成一种习惯，甚至从中体会到了偷懒的乐趣和惬意。所以每次脑子里有这样的念头，我就要赶紧把它消灭掉。相对而言，我更加害怕面对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去世比较早—他在我17岁的时候去世的，加上我还有个妹妹，这些情况都要求我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往前走。
毕啸南：在这期间你有（过）觉得委屈（的时候）吗？
杨扬：小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委屈。反而是长大以后，就像现在这个年龄会有这样的感受，会想其实没有必要给自己加那么多砝码。因为我现在要考虑的并不单单是所谓自己的事，还包括工作上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委屈感，特别是当你所做的事情得不到人家理解和认可的时候。
但更多的，我还是感激或者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哪怕是自己的家人。很庆幸还可以由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我自己的生活。
不断应对新挑战
毕啸南：这句话很重要。其实人这一生，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非常难。从小到大，帮一个人做人生决定的人太多了，影响一个人做出自己决定的因素也太多了。每一个在现实中经历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毕啸南：在运动员当中，你已经是转型成功的代表，但之前你说感觉现在还在人生的爬坡路上。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哪些方面？
杨扬：退役之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学习，但是还有很多自己不懂的、需要历练的地方，虽然有了一些积累，但是因为不断地有新任务，所以感觉挑战似乎更大。
一方面是大家都熟悉的国际组织。我现在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2016年、2020年青年冬季奥运会的评估委员会主席。就是对几个申办城市的情况进行评估，报告给奥委会的委员们，作为他们投票的支撑。还有最近成立了一个纪律委员会专门调查俄罗斯的兴奋剂问题。
这些任务都非常有挑战性，（我）在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的情况下，被硬生生地扔到这里面。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有机会慢慢地学习和感受，同时也向那些经历丰富的委员学习。
毕啸南：一般说到“爬坡”，似乎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者所谓的“山顶”，既是动力也是方向。那么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山顶”？“山顶”上的风景又应该是怎样的？
杨扬：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去掌控自己所在的高度，还不如不上去。我自己对于职务之类（的）东西没有多大的期望，只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背景经历相对比较特殊，本身是奥运冠军，同时又是一个国际组织里的女性，因为他们会考虑到成员的性别比例，此外也因为我来自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以常常能够被委以重任。
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能够完全胜任这些工作，可能旁边的人会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当之无愧的，但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至少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面对眼前的这些任务，我会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像调查俄罗斯兴奋剂事件，背后的情况非常复杂，不是简单地查运动员的药检。体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育非常复杂，在国际层面上尤其如此。
毕啸南：最复杂的点是什么，政治因素吗？
杨扬：它的涉及面非常广，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当一个问题涉及面太广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就容易看不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一直尽量把自己的角色摆得比较单纯，就是一个专业人士，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判断。
毕啸南：你反复提到自己的不足和谨慎，这种思维符合你在工作之外的性格吗？
杨扬：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在比赛场上的那股劲头有时候连自己都会感到诧异。比如说我在一些比赛当中所做出的刹那间的判断实际上非常冒险，我会觉得不像我。那一瞬间的决定，其实是身体的反应，而不是思考的结果。我喜欢那种感觉，人是完全释放的。
但在生活当中我又是一个顾虑比较多的（人），面对人生的选择，比较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大起大落，选择退役转型也是这样下的决定，那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
我觉得生活要秉承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要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如果你不喜欢，或者只是被所谓的光环或者利益所绑架，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下去。
另外一个原则是正确的事情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这是我在经历过一些失败和打击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原来我觉得只要我的出发点正确就没有问题，但有时候由此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反的。
毕啸南：这句话让我马上想到长野冬奥会，那算是你运动员生涯中最惨痛的一次失利吗？
杨扬：从结果上来说是的，但那也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届奥运会。现在回过头看，那届冬奥会，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外界都有很多期待。那时候我是中国第一个短道速滑个人全能冠军，虽然更早之前我也拿过单项冠军，但是全能冠军的分量还是不一样。结果到了奥运会上，我的两个单项全部犯规，接力只拿到了银牌。1000米的犯规还是有些争议，实际上冲过终点线时我的身位在前面，韩国选手的冰刀尖立起来，从我的两腿之间冲过去，最终摔倒着冲过终点线。按照规则她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危险冲刺，但当时是判我横切犯规，因为她推着我嘛，我就顶她。这个判罚出来之后，其实一度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代表团也提出了申诉。那段时间我不敢回想这一幕，甚至不敢睡觉，总怕一躺到枕头上就会想起比赛的镜头。
但那一届冬奥会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次。就是因为在最强的项目上输了，并且是在你认为并不公平的裁判下输掉的，这就迫使我思考，未来当我再次遇到同样的情况，我该如何面对。所以我强迫自己复盘那场比赛，我发现如果在最后一个右弯道我的路线能控制得更好一些的话，我的对手就不会有机会，当然也就更不会有判罚的问题。
我发现，当我抱着这种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态度去重看那场比赛的时候，还是找到了提升的空间。那一刻的感觉是非常兴奋的，特别期待在后面的比赛中去尝试。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主动思考一场比赛，之前的比赛其实就是靠拼。结果一个月后的世锦赛上，同样的项目，3个韩国选手进决赛，我开始积极（地）从战术上思考如何战胜对手，怎样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我拿到了冠军，算是报了一个仇，而且在这之后的4年里我没有输过。
毕啸南：这种主动思考后来成为你运动员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吗？
杨扬：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而且成为我之后面对困难和失败的一个固定方法。
我记得当时有记者问我，从三连冠到五连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认为自己站在悬崖边上，随时随地要掉下去，所以必须武装自己，变得更强。每一次比赛结束后，我都会马上进行自我总结去寻找不足。我会想象自己是韩国队教练，如何在赛前设计战术来打败杨扬。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比赛，会发现有些时候可能是自己侥幸，对手没有抓到机会，或者如果再多一圈，对手的战术就可能奏效。还有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我要求自己要做到扬短避长，把自己的短处全都翻腾出来，然后拼命去练它。这就要求一个人要非常了解自己，同时要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你可以对自己撒个谎掩盖弱点，或者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但这种做法其实是愚蠢的，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此外我始终有一种危机感。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我的素质不是很好，包括进了国家队以后。我第一次参加国家队夏训的时候，教练说我连业余选手都不如。那时候我跑长跑，去的时候勉强跟上，回来基本上就靠教练骑车驮我回来。其他身体素质的练习（项目上）我基本上也都是最弱的。
毕啸南：你当初没有选择自我放弃，是你避免失败的原因。而不放弃加上你所说的危机感，则是你后来成功的原因。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勇有谋”这个成语的意思，这四个字不仅仅适用于一般的事务，对于人生的漫漫长路来说其实也是如此。
体育精神是普世的
毕啸南：你说大家不知道、不了解现在的杨扬在做什么？那你自己说说你在做什么，想做成什么？
杨扬：当时我退下来，选择去外边，很多人并不清楚，甚至到现在也不理解我走的是什么路。还有很多人把我定位为官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体育的国际组织里做义务的工作，我是不领工资的。但由于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中没有这种位置，所以很多人并不理解。但是在国外就不是这样，我这些年通过国际组织的关系看到了国外的很多同人，他们做事情是非常纯粹的，而那种快乐让我很向往、很羡慕。所以哪怕是义务的服务，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而是非常享受那种纯粹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业者，现在我还处在积累的阶段。
毕啸南：是企业家杨扬，还是一个体育精神领袖杨扬，抑或是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杨扬？
杨扬：说实话，我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我只是把自己现在的事情做好。像是我前面说的纪律委员会，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奥委会的决定出来我自己都吓一跳。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还来问我，这个是不是我去争取的。但可能我在这种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
毕啸南：我觉得你这不是被动。你只是不给自己设置一些很具体的目标，然后去达成。你是每走一步都要走到最好。
杨扬：我更觉得是种享受。你说得对，我当然有自己的规划，但那并不是些具体的位置。我现在的目标是在国际体育组织里能够走得更长远一点儿，因为我依然是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坚定信奉者。我确实相信我所从事的体育事业是很了不起的。
毕啸南：你认为体育精神是什么？
杨扬：比如说，我自己做运动员的时候可以说做到了极致，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拿到了奥运会冠军，而是我确实每一天都在向自己的极限发出挑战。而全世界的运动员都通过自身努力公平竞赛，又将这种极致发挥到新的高度 。因此，我所说的极致，不是体能方面的，更重要的还是在精神层面，在于对人的心理的巨大考验。
除此之外体育还有什么？其实它还包含着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人类共同向往的平等、公平、透明等理念。所以体育是很理想化的一项事业。我很幸运，能够从事这项事业。
回过头来说，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孩子的教育，还是身体的健康，抑或是生活的品质，都离不开体育的影响。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体育外交，到80年代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再到90年代的申办奥运，一步步地让世界认识、认可了中国。一直到2001年申办奥运成功，2008年为世界奉献了北京奥运会。
所以对北京奥运会的理解不能太简单，其实它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到了现在，我们又提出了体育强国梦的目标，也是继续在延续体育的重要角色。
毕啸南：你刚才非常简明并且完整地回顾了中国体育的发展过程。走到今天，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体育已经在进行改革了，而这其中市场化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和所有的改革一样，体育的改革也必然会有阵痛，并且带来新的问题。你认为中国体育的改革方向和出路在哪里？
杨扬：这属于专业记者的提问了。实际上，我觉得改革是必须的，哪怕这个过程中有些阵痛。但是不改革，中国的体育事业肯定是要走下坡路的。正如我前面说的，当代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而且它不断地面临挑战。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满足时代对体育的要求，改革就是唯一的出路。比如说，体育普及、全民健身。其实“全民健身”这个词蛮有意思的，一下子就把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一分为二了。
当然，我们之前办体育的举国体制也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是集中力量办一件事。无须讳言，我也是当中的受益者，能够在家庭经济能力比较差的条件下去练习一个相对比较费钱的冰上项目。如果没有国家的体系，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历史推动到今天，我们对体育的认识早已经超越了竞技和金牌。我们都认识到，体育可以促进人的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的健康，并且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体育还可以改善社区文化，比如亲子关系。此外，体育在外交、国家形象上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原来的竞技培养体系已经不够用了，需要增加更多的功能，所以改革是必然的。
毕啸南：你有一些具体的设想吗？
杨扬：我当年退役没有选择回到体制内谋求一官半职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体育可以做更多的事。中国的体育体制的主要功能是为奥运会培养运动员，这方面我觉得已经做到极致了。但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我看到的问题是，中国这种体制的结构是倒三角形，上面的人多，底下的人却非常少，这就容易出现新一代的人才跟不上来的问题。比如很多小朋友本来想要学习滑冰，但是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体育系统里，因为那意味着你可能要放弃学业，从而变成了要么学习，要么练体育。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让体育人才的选拔面变得更广，把社会化的俱乐部系统和现有的国家体系对接起来，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走到竞技体育的路上来。
就是说不论什么样的孩子，首先都应该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某项他感兴趣的运动中去。《奥林匹克宪章》中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说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权利。我们过去采取的办法更多是上面选才，但未来应该是人们选择体育，无论高矮胖瘦，哪怕身体残疾，都应该有机会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毕啸南：所以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化的体育人才的选拔和体育观念的推广吗？这是你在做的事情吗？
杨扬：我是觉得体育应该是普世的，应该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在做运动员转型培训的时候，我一直强调退役的运动员并不是社会的包袱，我们是人才，有很多机会需要我们去发挥。
我从前会觉得只有走上领奖台，为国争光，我的价值才得到了体现。现在我体会到，除了比赛的价值之外，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退役选择离开体制的时候，我的一个老领导曾经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我希望更自由一点儿。后来自己开始到外边工作创业，做冠军基金、做自己的滑冰学校，一开始确实遇到了种种问题。但是等到我有了自己的团队，弄清楚了整个游戏规则（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另一个层面上，而且发现自己的空间确实更大了，可以腾出手来做更多的事情。
毕啸南：你肯定属于社会认可的优秀人士，也会被套上许多光环，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能够始终摆正心态，清醒地认识自己？
杨扬：可能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总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事。说到突破就差一些。
正因为如此，我老是要给自己找碴儿，让自己尝试着去突破。我也曾经坐在你今天的位置上去采访其他人，但我特别不敢看自己做的节目，我怕发现自己说了某句话不合适，那样会很难受。但我还是不断（地）对自己提出要求，因为从心里，我对发现自己的缺点还是很不满的 。
学会用弱点完善自我
杨扬最打动我的，是她面对“弱点”的态度。
有一句鸡汤，“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虽然是鸡汤，但是背后确实隐含着诸多道理和规律。这种习惯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人如何面对自我的弱点。
面对弱点，一是如何看待失败，但更关键也更艰难的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不断地发现自我存在的问题。“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每日三省吾身”等成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件事听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太难。尤其是对于所谓的成功者而言，反思的动机在哪里？篮球赛场上有句话，叫“胜利者不需要做出调整”。因为胜利者必然占据了胜利的原因，不管这类原因是否拿得上台面，只要下一次还能够使用，就有继续见效的可能。更何况胜利者往往被架起来放到高处，看不清、听不到现实世界，时间久了，难免脱离现实。
相较于成功者，普通人也有属于自己的借口，甘于平凡是最简单的。或者用一种鸵鸟心态，把挫败归结为难以撼动的客观事实，于是把让自己变得优秀的话题，改变成改造社会环境的话题，其结论自然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社会，于是失败就变得再正常不过了。
59个世界冠军在身的大杨扬是中国获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到目前为止），同时担任着国际奥委会委员、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但是坦率地说，大杨扬在我认识的成功者当中，并不算是天赋异禀的人，甚至看起来有点儿“傻傻笨笨”的，但也恰恰是这份“傻傻笨笨”，让她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扎实。
哲学上有一句话：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的行动，而非你的想法。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特别小气，对很多人和事拿得起放不下。为了改变这一点，我每天醒来会抄写六个字—“大气、大气、大气”，等到晚上睡觉前再抄写一遍。如此坚持了将近两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办法确实发挥了作用。我相信行动的力量远比脑子里闪过的念头要强大许多。
杨扬这一期的主题是“永远站在悬崖边上”，面对自己奥运会上的意外失利，她在专访中这么说：
但那一届冬奥会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次。就是因为在最强的项目上输了，并且是在你认为并不公平的裁判下输掉的，这就迫使我思考，未来当我再次遇到同样的情况，我该如何面对。所以我强迫自己复盘那场比赛，我发现如果在最后一个右弯道我的路线能控制得更好一些的话，我的对手就不会有机会，当然也就更不会有判罚的问题。
我发现，当我抱着这种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态度去重看那场比赛的时候，还是找到了提升的空间。那一刻的感觉是非常兴奋的，特别期待在后面的比赛中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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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一个人要非常了解自己，同时要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你可以对自己撒个谎掩盖弱点，或者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但这种做法其实是愚蠢的，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诚实地面对自己身体素质的先天不足，诚实地面对自己赛场上的失败，诚实地告诉别人自己成功背后的外部因素……
杨扬的故事告诉我们—诚实，是一个人优秀与否的关键因素。她面对的既是高高悬崖，又何尝不是真实与虚伪的分界线？
王秋杨：通往自由之路
这是一条通往高处的道路，眼界更宽，风景更美
王秋杨，1967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高级军官家庭，从幼年开始，王秋杨就跟随父亲所在的野战部队生活在福建山区，这也养成了她成年后热爱自然、喜欢探险的性格特征。1993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开始与丈夫共同经商，以海运和房地产起家，经十多年发展，创建横跨房地产、酒店、影视艺术产业的综合性投资企业—今典投资集团。
童年长期的山区封闭生活，令王秋杨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2003年从一个自驾游、背包客开始，王秋杨以坚韧的毅力一步步突破，最终成为中国登山界的传奇。她是全球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的华人女性，也是首位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极极点的中国女性，由此成为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
探险是一种人生态度，人生本该不断地去发现、去征服。十几年的登山经历中，王秋杨曾遇到过食人族的追杀，也曾经在雪山顶上体力透支命悬一线。王秋杨说，体验了死亡才更懂得生的可贵。
如今，王秋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教育和医疗的公益事业中。从2003年至今，王秋杨和她的苹果慈善基金会已累计向西藏捐助善款超过1.5亿元，捐建了4所苹果学校、10所卫生院，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为当地修建了一座“天堂电影院”。2009年，王秋杨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十大慈善家”称号。
王秋杨的人生内容非常丰富，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做那么多事情，还都做得很成功？这实在令人好奇。
女生骑自行车令我震惊
毕啸南：你说自己从小生长在一个开满了杜鹃花的环境里，却觉得很惆怅，你在惆怅些什么呢？
王秋杨：那时候我十几岁，还在上中学，正是青春期的时候。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部队家庭，一直在搬家，不断地住防空洞。那个时候说要解放台湾，所以总是在福建的山里头转来转去。福建的山水很美，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我经常会在杜鹃花丛中写作业。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其实压根儿不是。
那时候我是真的很惆怅，不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办。因为我心气很高，从小就想要走出大山，到北京、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我们县城里只有一个造纸厂、一个糖厂。也就是说，如果我走不出去，就将在那个造纸厂或者糖厂当一个工人，就此走完一生。所以我觉得特别不甘心，再加上那时候天天看作家三毛的书，更幻想着能够到处流浪。
毕啸南：你这种不甘平凡的性格是随爸爸还是随妈妈？
王秋杨：应该是随爸爸吧。我从小就特别崇拜爸爸，后来加上一个普京，因为觉得他很男人。我爸爸仕途不算顺，一个副军长当了十几年。
毕啸南：有没有因此受到更好的照顾？
王秋杨：其实没有。那时候父母对孩子都很严格，要求孩子朴素，也不能到处说自己家是干什么的，爸爸是干什么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所在的县城中学，90%以上的孩子都是来自农村的住校生。因为是生育的高峰，一个班上有80多人，一个年级有8个班，一个宿舍里只有6张普通大小的上下铺，下铺睡12个人，上铺睡12个人，一个房间要睡24个人。
毕啸南：第一次走出大山是什么时候？
王秋杨：我记得是13岁（时）去过一次福州市，那时候我们在莆田。我出生在漳州，跟着父母在泉州、厦门、莆田都生活过，一直住防空洞。我们在莆田待的时间比较久，不过那时候的莆田非常封闭落后，不像现在这么有名。那次去福州，爸爸带我去看火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火车。
火车没有让我惊奇，但是在福州城的街道上我看到有女生骑自行车，却让我非常吃惊。我想，天哪！居然有女的骑自行车。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我生活的山里，既没有柏油路也没有水泥路，只有砂石路，在那样的环境里，会骑车的人很少，印象中只有连队的司务长有一辆，还有县城邮递员有一辆绿色的自行车。到那时候我就见过这么两辆自行车。
后来我17岁（时）进城到了福州，刚去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因为同学们都穿得很洋气，女同学剪着好看的短发，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我感到特别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又土又笨。还是这一年，我去了趟江西，见到人生的第一场雪。我过去一直以为雪花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动画片里那样是六角形的，是一片一片从天上落下来的。然而我在江西看见雪的时候哭了，原来雪花是软绵绵的、毛茸茸的。
而我原来在农村上学只能天天看见庄稼，上学和放学路上抓个青蛙、知了什么的。农村的学校连食堂都没有，只有一个巨大的蒸锅，靠滑轮把巨大的锅盖拉起来。每天我们都要自己淘米，上课前把铝制饭盒放到蒸笼里蒸饭，因为学生多，一共有一两百个这样的饭盒。等到下课，你要能从这一两百个饭盒里迅速地识别出自己的那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能吃，那种特大号的铝饭盒我能吃满满一盒饭，没有菜，就是抹一点儿猪油，然后倒一点儿酱油，一天到晚就是这么吃。
毕啸南：你觉得这是那个年代部队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是说全国几乎都这样？
王秋杨：我不知道全国是什么样子，但至少我周围的同学都这样生活。我能抹上猪油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很多同学只能浇点儿酱油。
毕啸南：有没有抢错饭盒的时候？
王秋杨：不会。一眼就能认出来哪个是自己的。尽管每个饭盒上都有用红油漆写的编号，但实际上你是靠直觉一下子找到自己的饭盒。你想想那么多饭盒，学校校工从蒸笼里拿出来就扔在地上，一地饭盒。我觉得这种本能是因为太饿了吧。然后自来水也要靠抢，热水也要靠抢，什么都要靠抢。每天只有早、晚两次限量供水，我们宿舍抢水我打头，后面的人把脸盆递进来，接好水再让人递出去。
读《三国演义》让我有野心
毕啸南：你认为你的家庭给你带来了什么 —无论是资源上，还是精神上？这在你后来的生活道路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秋杨：我觉得爸爸对我的教育最重要，从小他就让我能够树雄心、立大志。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10岁，那时候“上山下乡”去了，所以就只有我和爸爸在家。他每天带我散步讲《三国演义》，我读得最早的书是《三国演义》，最喜欢的也是《三国演义》，后来重复读得最多的仍然是这一本书。
毕啸南：这应该算是你从小的启蒙了，我最早读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个真的会影响你一生的价值观和性格的形成。《三国演义》带给你什么呢？野心？
王秋杨：我觉得读《红楼梦》和读《三国演义》结果肯定不一样。你说得很对，我爸爸就说我从小就有野心。
毕啸南：后来你就上了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
王秋杨：20世纪80年代末是思想开放的年代，那时候大量的国外翻译著作涌进中国，我看了大量的书，受益匪浅。那个时候年轻人都传唱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说“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有人突然唱起来，我眼泪哗地就下来了。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很美好的一个年代。
毕啸南：如果让你现在选择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是在杜鹃花下忧郁的童年时期，还是在大学求学读书的开放时代？人们传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时候，我才刚出生，但后来听说了很多那时候的故事，也看到很多人对那个年代的追忆和怀念。其实看这首歌的歌词就能体会到，那时候的人对未来充满了诗意的美好想象，并且这种美好还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王秋杨：你说得很对，那时候确实如此，甚至你可以说“八十年代”是特殊的。不过说到我自己，最美好的其实还是童年。童年的我是那么无忧无虑，在阳光下、麦田里、稻花香中……我一想到童年，还能闻到麦田里的麦香和青草刚被割过后的气味，味觉的记忆真是特别美妙，能让人记一辈子。那个时候我就听着起床号、听着开饭号、听着上班号过每一天，完全不需要看表。爸爸对我特别宽容，甚至是溺爱。虽然他对我有很多期望，但也没有严苛地要求我。所以我虽然是女孩子，却像是人们说的“假小子”那样野野地就长大了。我妈妈找我都要到树上找，叫我下来吃饭。
毕啸南：但你到了城里开始感到自卑，这种心理或许对你后来的奋斗有推动（作用）吧？
王秋杨：有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卑，但是自卑也可以促使一个人去努力奋斗。当然也有反例。但至少对我来说，自卑让我更加努力，想要改变自己，想要摆脱当时的环境，想要走出去，这种欲望足够强烈。
毕啸南：你现在还有这种心态吗？
王秋杨：有啊，比如你在街上看到别人把自己打理得很好，而你却蓬头垢面，你会觉得无颜见人。这种自卑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不可以太粗糙，尤其（是）女人。
我是享受爱情的人
毕啸南：你怎么认识你丈夫的？
王秋杨：我们在部队的一个剧组认识的。当时他在电影学院，我在广播学院，他是编剧，我是场记。后来因为家里反对，我们借了朋友在小西天的一个房子，不跟家里来往。
没有了父母的资助，我们在经济上无以为继，常常是每天傍晚去菜摊淘一些卖不出去的剩菜，拿回家洗一洗做菜。大学头两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肯德基刚刚进入中国，我们隔很久去前门那家肯德基店吃一次，简直就像去大饭店。
毕啸南：两年（都）过着这样的日子，你一点儿委屈都没有吗？不仅仅是物质上匮乏，而且和家庭的关系也因此闹僵。有句俗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相信爱情带来的快乐肯定是有的，但也担心这种快乐能不能经受起现实生活中各种其他事情的打击。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爱情，好像经不起物质的冲击，甚至在一些人眼中，爱情和爱人被货币化了。
王秋杨：不会。其实我是个享受爱情的人，我相信爱情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当爱来的时候，你就应该义无反顾，应该极端地投入，甚至脚都踩进油箱里了，还是要一样向前冲。那时候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样子，你答应了一个人，你应该跟他是一辈子，就应该是一往无前，就应该是心无旁骛。
我觉得改革年代的人和现在的人可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人人都爱读诗歌，偶像是顾城、海子这样的诗人，那是很浪漫的一代人，有情怀、有理想，对生活有很多憧憬。人们的精神面貌特别好，特别积极向上，特别相信未来，特别努力奋斗。我觉得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了，诱惑太多。表面看起来这好像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人生只有这么长，我觉得简单一点儿可能会更快乐。
毕啸南：一段爱结束了呢？
王秋杨：结束了就是结束了。爱情在就是在，不在就是不在。当爱不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新的爱向你走来吧。
毕啸南：后来你通过倒腾石油挣了一笔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机遇是什么样的？
王秋杨：当时是全民经商。你走进任何一家小饭馆，旁边的人谈的都是大生意，不靠谱的也多，就像是倒卖飞机轮胎、火车反光镜什么的。
那是一个开始的时代，你不会觉得这些是会把你引入歧途的诱惑，而是时代给你的机会。我们做成了那笔石油生意，也是朋友的朋友、东一条信息西一条信息这么搭上的，然后就这么搭上了，很偶然就做成了。然后人家说分你们多少钱，当时就觉得， 天哪，这么多！这笔钱帮助我们结束了经济窘迫的日子。
毕啸南：还是挺容易的？
王秋杨：以为很容易，结果后来再也没弄成过，所以机遇很重要。不过那时候生活成本没有现在这么高，也没有现在这种买房买车的压力。那时候还是相信，只要有书就有诗和远方。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如果有太多担心，恐怕也出不来。因为无知者无畏，我们就这么折腾，毕业以后就下海了。
因为父母家人，包括朋友都反对我的婚姻。我为了帮助丈夫实现他的梦想—他想拍电影，我们如果能够下海赚上几十万块钱，就够投拍一部电影了，那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经商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商人。但是既然办了公司，那就成了我的一份责任，必须做下去。开始赚了一点儿钱，然后又赚了一点儿钱，渐渐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了今天，有人问我是不是可以退休，我想老板是不可以退休的，因为那是你的责任。
但是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岸上来拍电影了。到现在他还在说想要拍电影，剧本都写了好几个，但我看恐怕还是没有机会去拍，因为太忙了。
我下海没套“救生圈”
毕啸南：现在回想起来，从办公司到现在，你最难忘的是哪一个阶段？
王秋杨：是最开始在北京做今典花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钱，好不容易从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2000多万元存在中农信，结果中农信面临倒闭，眼看着钱要拿不回来了，当时真是急疯了。我每天就带着一帮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去银行，挨个办公室敲门，后来进了他们行长办公室，我指着那行长的鼻子让他还钱。这消息传出来后，越来越多的人去要债，门口和走道里全是要债的人。
最后中农信还是倒闭了，但是我的钱要回来了。后来中农信行长在公司大会上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像王秋杨这样的人去要外面欠银行的债，我们至于倒闭吗？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因为还有很多去要债的人，就老老实实站在门口等着，那些人都没有要回钱来。
毕啸南：我感觉你还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只是被推上那个位置，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王秋杨：创业阶段很不容易，你顾不上自己的个性和面子，只能每天很努力地工作。每天第一个上班开门，最后一个下班关灯，一周七天没有休息。但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当时有大量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弟，下海都是套着救生圈的，他们可能会先去国企单位，或者说还领着单位的工资，但我和我先生都没有，我们两个真是赤条条地跳进了海里，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毕啸南：你觉得一个女性创业有什么特殊性吗？比如更艰苦，或者有些占据优势的地方？
王秋杨：商场如战场般无情，没有男女之分。就像登山，山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对你优待。不过女性有自身的特点，可能会更细腻，在工作中可能起到更好的协调作用。
那时候我主要分管行政和销售。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把销控表和孕期资料都背在书包里，随时准备去医院。最后一天，我去交通银行跑业务，一边谈工作一边在心里数着我的宫缩间隔，一直到最后把订单敲定，然后我开着车就去医院生孩子了，当天就生了。
毕啸南：你确实挺疯狂的，为了谈恋爱跟家里人绝交，生孩子当天跑业务。
王秋杨：我觉得很自然。因为这件事情除你以外，没有人更合适做。我生完孩子，也没有坐月子，孩子的第一块尿布是我到自来水下面去洗的。而且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啊，都是应该的，没有觉得哪儿不对。
生活总是不断（地）有新的目标在挑战你，让你把注意力永远放在下一件事情上。所以我很少会往回看，如果回想，想到的大部分也都是愉快的事情。
登山是接受自然的眷顾
毕啸南：然而今天的你，和从前的你，是否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王秋杨：是的。但我没办法说这个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界的，可能是在我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徒步这些事情之后吧。当我再次思考生活，会觉得真是越简单、越自然越好，再有就是感谢生命。
我登山经历了几次生死关头。还好，没有被带走，活了下来，就学会了放下更多，也更懂得珍惜。
开始登山是因为2003年看王石他们登珠峰的直播。最后他们登顶了，陈俊石把五星红旗在山顶展开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热泪盈眶。我想，我得做点儿什么，不能再这么待着了。刚好也赶上“非典”，工作都停了，我就约上另外一个女伴，两个人自驾去了西藏，登上了我人生的第一座山峰—5396米的哈巴雪山。
我发现有些人到了海拔4000、5000米的地方，高原反应很严重。但是我没什么，适应得比别人好些。而且我还具备登山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不怕走山路，因为从小在山里早就习惯了。
但实际上我最爱的是深处山中那种与世隔绝、接受自然眷顾的状态，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我很喜欢一句话：旅行是一种生活方式，探险是一种人生态度。所以我也很喜欢自驾旅行，去过很多地方。我觉得旅行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喜欢行走在路上、生活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风景在你面前被无限打开，而且前方总是未知的探索。不论好坏，你不知道会邂逅什么。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书读得没有那么多，但我愿意行万里路。
毕啸南：虽然你说登山对你而言相对容易，但这还是一件挑战很大的事情，尤其当你挑战的是世界七大高峰时。那么最艰险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秋杨：最艰险的一次是在大洋洲的最高峰察雅峰，（这座山峰）位于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交界的地方，一般人很难到达。我们一共七八个人，走了一个星期才来到山跟前。那条路曾被评为世界上最美十大徒步线路之一，但因为我们那次遇险，现在这条路没人再走了。
那里定居着食人族，当地叫猎头族。当时我们还不错，有向导帮我们协调，和各个部落谈判。因为想要走到山脚下就要经过很多部落，每个都要谈判，留下买路钱。然后我们的队伍就一点点往前走，很幸运地到了山下，也完成了登山，结果下来的时候没想到有一个背夫出了意外，食人族认为是我们把邪恶带到了他们的部落才会这样。然后说要把这个人送回去，如果出了问题他们要杀回来把我们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