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吓坏了，背上能背的东西，其他的都扔下，丢盔弃甲地往当地一个美国矿山跑，一个巨大的矿山，就是电影里螺旋向下的那种。我们的向导当时不建议往那里跑。因为那个矿山相当于美国的飞地，由著名的黑水部队保卫，外面拉的全是铁丝网，上面写着如果靠近就开枪。但是我们想，宁可做美国人的俘虏，也不能被食人族吃了啊，还是坚决往那里跑。向导没办法，只好跟着我们一起跑。
我们冲破了一道道铁丝网的封锁，一直跑到矿山尾坝，在那里安营扎寨。土著人不敢穿过这些铁丝网，他们知道守卫真的会开枪。
我们在那地方躲着等待救援，矿山里的水重金属含量很高，让脸和手都浮肿得厉害。当时有的队员很绝望，哭得稀里哗啦。我发现越是遇到麻烦，我就越冷静。我接管了所有的联络和组织工作。我带着一个卫星电话，但因为身处峡谷之内，卫星从头顶经过的时间很短，信号只能维持5分钟左右，我们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把坐标报出去。我们联络了中国登山协会的王勇峰队长，他们联络了中国、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三方，启动了领事救援机制。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每天跑到半山坡蹲在那儿等，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盼着城里的汽车来救他的大款那样等着。最后来了两辆黑水公司的车，我们高兴得不得了。黑水公司要把我们移交给印度尼西亚军方，途经一片武装地区，他们的人都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我们什么都没有。有个安全顾问教我们，如果遇到枪击要采取什么姿势，遇到其他情况要采取什么姿势，讲了一通。我们问有这么危险吗？他说上星期刚打死8个人。印度尼西亚军方是开着装甲车来接我们的，交接的时候抓着我们的衣服领子，把人按得低低地快步走。印度尼西亚的车不熄火，接完人就开出去了。
这个事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我们都上了媒体头条。本来这件事我不想让父母知道，结果爸妈早上一打开报纸，头版就是我的一张大照片。
毕啸南：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想过自己可能就命丧于此了吧？
王秋杨：是啊。而且登山总是有危险。有一次我遇上了体力透支和失温，我的队友们还有向导好几个人把我从6000多米高的地方背了下来，一个人背几十米然后换下一个人。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大家在暴风雪中围着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暴风雪里死了14个人，有滑坠的，有冻死的，但我活了下来。
我记得，把我背到一个地方放下来休息的时候，队员们围着我，有的搓我的腿，有的搓我的胳膊，我听见他们都在哭。人在失温的时候不觉得冷，也不难受。我对大家说对不起，连累大家了，我很好，我一点儿都不冷。我越这么说，他们越难过，哭得越厉害。
后来他们把我背到营地，七手八脚把我扔进帐篷，用几个太空壶水杯帮我敷温。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暴风雪已经过去，营地十分宁静，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
毕啸南：所以你在每次登山之前都想过，如果下不来也就下不来了，是吗？
王秋杨：当然了。不仅要签生死协议，连遗嘱都是早就立好的，登山真的是向死而生。
毕啸南：所以你认为死亡是无所谓的？
王秋杨：我觉得生命的质量更重要。登山以来，我的队伍里没有人走，但是我的朋友里有人走了。人是很难过的，就觉得如果换成是你，可能走的就是你。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山（是否）眷顾你很重要，不是你在征服山—其实你征服不了山的，山那么大，一直在那里，而人们来了又走。
青藏高原上的公益事业
毕啸南：那你现在主要的工作精力是放在苹果基金上了？
王秋杨：2003年我最开始去西藏登山的时候，也同时开始了我在西藏的公益活动。那时候我们从北京开车往外走，每过一个检查站都要量体温，要问你是从哪里来的。直到我们进了西藏，到了阿里地区，当地居然也在抗“非典”。但是他们全县只有5根体温表，一个县医院连阑尾炎手术都不能做。我当时就想要为当地人做点儿什么。
进藏之前，我给自己印了个名片，叫西藏原生态考察员，头衔是自己给自己封的。当我需要参观学校或者跟当地教育部门联络的时候，就把这个名片拿出来。人家也搞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但觉得头衔挺大，对我也热情接待。
当我们到了普兰县巴卡乡，看到有一片房子简直像是废墟一样，门口有一根升着五星红旗的旗杆。我推门进去问，这是学校吗？出来一位蓬头垢面并且抱着一个孩子的男人说是。我说你们校长呢？那男人说，我就是。我当时受到很大的震撼。
在这个土坯的小房子里，他抱着孩子，给全校学生烧饭。我去宿舍看孩子，他们头上都长着虱子，鞋子没有一双不是破的。而教室的墙上用汉字写着唐诗—白云生处有人家。这种反差实在是太强烈了。当地的孩子甚至问我有没有见过树，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我一下就想到自己17岁才见过雪，所以特别感动。于是我就想给当地建学校，开始以为就像希望工程说的，50万块钱就能建所学校，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50万块钱在当地什么也做不了。因为那个地方山高路远，平均海拔4700米，山下卖300元一吨的水泥到山上就可能要卖3000元，所以建筑成本非常高。后来我跟我先生通了几次电话，每次我拿起电话就哭。他就问我是不是钱不够。我说是。
后来我们的计划从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为当地援建了三所小学、一所中学。这是我们在阿里做的第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我不放心，所以是自己找的施工队，亲自参与施工。我们一趟趟上去，解决各种问题，直到把房子建好交给当地。
到现在，我在西藏阿里的公益做了14年，一件事连续做14年也是挺不容易的。在那里想找个员工都很难，因为志愿者很难上到那个海拔高度。
毕啸南：为什么你会把自己的公益事业放在这个地方呢？
王秋杨：当我第一次走到那块土地上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当地人都把我当成自己人说话。朋友们都说，我只要一到阿里，就容光焕发起来，人的状态特别好。
2017年6月我又上去了一次。孩子们站了两溜，当我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时候，孩子们都管我叫阿妈，冈措是我的西藏名，意思是雪山和湖泊。我特别感动，回想起这么多年的不容易，内心百感交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我们在那边还援建了一个藏医学院。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它既是文化的又是医学的，既是民族的又是教育的。此外，我们给当地每个村都建了一个医务室，方便周边居民看病。我们还发放药品，提供医疗器械。
下一步我们准备再建一个古经书博物馆，纯公益性质，就是用来保护古经书，供学者们研究和开展文化交流项目。因为现在古旧经书散落在民间的非常多，还有很多被当地人捡到后保存在一些山洞里头，但是保护和流失问题还是很严重。初步估计，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两万多页，散失在外面的大概还有这么多。
毕啸南：你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一直是你个人在投入吗？
王秋杨：苹果基金是私募基金，刚开始就只是我在投入，每年不低于500万元。后来做着做着，关注和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搜狐、当当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现在是最大的面向藏区的非公募基金会，2017年被民政部评为5A级的公益组织。
我现在就是以此为事业，希望最终能够把它做成公募性质，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因为一己之力只是杯水车薪，只能做很少的事情。但是我做得很深入、很扎实，不像有的基金会只管掏钱，不管后面的运作使用，很多项目就都这样失败了，变成了浪费。我的公益，所有环节都是我自己做。同样的钱，别人可能可以做十所学校，然而我只做一所，但是我持续关注它每一年的变化和需要。
我希望苹果基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有更多人的参与，更加专业化，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我现在已经不是理事长，我的名片上印的是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创始人，这是我现在唯一的身份。我没有别的名片。
一开始，我们的口号叫“关注普通人的基本幸福”，更多地关注医疗和教育。现在我们还要做古经书的博物馆、藏医学院，而且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前两天我们为孩子的冬装筹款，发帖子马上就募到了钱，冬装一下就都有了。所以现在我们更多地想要分享成果、传递幸福。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实际上做公益是很幸福的事情，只要是做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做公益以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想要省下每一分钱给藏区的孩子，觉得自己任何奢侈的消费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可耻的。总之，（我）希望自己生活简单一点儿，把钱用于比你更需要的人和地方上。
毕啸南：这反映了你的人生追求。
我觉得你谈得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从一个山里面的青涩少女，到城市，到高原，到死亡的边缘……你是一个经历非常多的人。从这里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后面的这一切经历，都倒映着最初那个想要走出大山的女孩子的影子。一个女孩子，胳膊下面夹着一本《三国演义》，从远处的山丘中间走来。你看，这个形象的层面就非常多，有部队的历史，有中国的传统影响，也有身为女性的你往前进步的姿态。
而后的你就是一直（在）突破空间和心理上的封锁和高墙。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能返璞归真，从繁华回归到了简单。真正应了一句话，人生的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你真的应该感激你生命中出现的一座座山。
从来处走向高处
一个女人，酣畅淋漓地爱过、纵情忘我地恨过、疯狂投入事业成功过、挑战生命极限登顶过世界之巅，最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投入公益十余年，应该算是尘世中最好的人生之一了吧？
在《女性领袖人物》这档节目开始录制前，我给很多朋友打电话、发短信请他们推荐合适的人选。当时清科创投的王仲辉大哥推荐了几个人，我一眼就看准了王秋杨。后来才知道，正是王秋杨和她的丈夫张宝全一起创立的今典集团打造了我经常光顾的今日美术馆、二十二院街、红树林酒店等城市坐标。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就在王仲辉推荐了王秋杨不过十几分钟，我在朋友圈看到高西庆老师分享的照片居然是他和王秋杨在西藏的合影。歪用一句古诗，这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和秋杨姐很早便建立了联系，但专访却是倒数第二个录制的。因为她实在太能跑了，要逮着她，真是挺难的。看她的朋友圈，不停地穿梭在天南海北，而且往往是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世界角落。不过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西藏。
其实起初我在是否专访王秋杨的问题上有些犹疑，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父亲曾经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而王秋杨又是依靠房地产行业起家。我当初的疑虑，想必大家此时已经明白。
只不过当我真正了解王秋杨以后，这种疑虑就瞬间消失了：
“我17岁进城到了福州，刚去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因为同学们都穿得很洋气，女同学剪着好看的短发，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我感到特别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又土又笨。还是这一年，我去了趟江西，见到人生的第一场雪。我过去一直以为雪花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动画片里那样是六角形的，是一片一片从天上落下来的。然而我在江西看见雪的时候哭了，原来雪花是软绵绵的、毛茸茸的。”
王秋杨说，她父亲从小对她的要求就很严格，禁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身份。后来她到北京上学，为了爱情和家里断绝往来，每天去菜场淘一些卖不出去的剩菜度日。
王秋杨的故事都在文章里，虽然不是全部，但也足够打动人心。聆听她的故事，能够感受到她身上有一股“敢想敢做”的气魄，也有江湖侠女的风范，甚至还有一些调皮的部分，比如她为了在西藏参观游览方便，竟然给自己印了张假名片。
在王秋杨的生命中，“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小时候，山阻挡了她走向外界的道路，后来山成为她攀登和奉献的对象，甚至差点儿让她把命留在那里。“山”也成为理解王秋杨生命特质的钥匙，她的果敢和承担、她的叛逆和包容似乎都可以通过“山”得以解释。
她讲述自己在登山时遭遇暴风雪导致失温昏迷，几个人轮流从6000多米的山上背她到山下营地的经历，而在那一次暴风雪中，有14个人遇难。她说，第二天醒来时，天气晴朗，忽然感到活着真好。
我为这小小的感叹心动，因为她的感叹里有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来处，这个来处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确定的，没有更改的可能。王秋杨来自大山和军营，对此不论好坏喜恶，她都没有办法选择。正如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西部地区，有的来自所谓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一个人出发的原点，并不能决定他抵达的终点。
贯穿王秋杨的经历，有一个关键词：“野心。”这份野心让她常常感觉到对生活的不甘心、不满足。她不甘心自己永远生活在被大山围困的县城，不满足自己生命的经验永远被限制在当下的环境中。我相信，正是这份对更丰富人生的饥饿感，促使她走出大山，登上一座座高峰，尝试一件件新的事物。我也确信，正是因为从小深刻体会着这种饥饿的感受，才会让她把自己的公益事业放在荒凉的青藏高原之上。因为童年的她和那里的孩子们分享着同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和渴望出走的感受。
如同鲜花的蓓蕾，每个人的生命都渴望绽放，与其说这种渴望是一种“野心”，不如说是一种对生命的“负责”。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轻易掐灭自己的好奇心，不要轻率地否定自己的可能性，不要为创造和奋斗的激情设定阈值，生命的精彩就在于它拥有多种可能性。哪怕你已经深陷绝境，也不要失去信心，因为没有人是独自面对生活的，强者如王秋杨也需要队友们轮流将已经昏迷的她背下高山。
在漫长的生命中，一个人总会不断地转换助人者和被人帮助者的角色，无论你此刻是正在帮助别人，还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只要你不放弃生命绽放的责任，你就已经站到了高处。
吴小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真”应该永远排在“善”和“美”的前面
吴小莉，出生于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毕业。1988年，她进入台湾华视担任新闻记者、主播；1993年，离开台湾赴香港发展，加盟卫视中文台；1996年卫视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改制为凤凰卫视中文台，吴小莉成为凤凰卫视首席新闻主播；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后，吴小莉出任资讯台副台长，并继续主持多档电视节目。从台湾、香港到大陆，吴小莉成为在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都享有高知名度的媒体人。她专业的报道水准，优雅亲切的主持风格赢得了全球华人的一致赞誉，也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时代成就吴小莉那一代传媒人的辉煌，凤凰卫视抢占先机，一大批凤凰人开始被公众熟知。而在当下，随着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盛，资讯爆炸，传统媒体看似正在慢慢褪去往日的光环。但吴小莉表示，凤凰并没有“没落”，相反，它一直秉持着做高品质新闻的追求，这恰恰是资讯过剩的网络时代所稀缺的。她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的每一分努力和付出最终都会得到回报。
和睦的家庭环境和父母之爱让吴小莉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也让她始终关注教育领域。不久前，吴小莉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授予“山村幼儿园推广大使”称号，她希望能尽一个媒体人的责任，唤起更多人对山村儿童教育缺失问题的关注。
积极快乐地面对世界，是吴小莉的人生态度。人生就是一场修炼，“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直是她人生的座右铭。
时代给凤凰以机会
毕啸南：凤凰卫视这个平台诞生了一批特别有名的主持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吴小莉：就像现在是互联网一样，那个时候的卫星电视台并不多，包含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全球华人这种概念的平台更少，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刚好那个时段又碰到了香港回归，出现了香港跟内地进行融合的过程，这就像是吹响了集结号，把一批媒体人集中在香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
毕啸南：当时凤凰卫视不落内地，这种类似“隔岸观火”的媒体挺有趣的，会不会因此舆论尺度会比较大一些？
吴小莉：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做了60个小时的直播。虽然也有同行做了72个小时，但是我们这60个小时，各地主持人除了一套固定的开场白，事先是没有稿子的。主持人的自由度确实很大，但大家都能够拿捏好尺度。而且我们也不会乱说，也要看大量的资料。我们不仅描述现场—那个用镜头就可以做到—我们还要描述现场背后的故事，所以它的信息量很大，会让收看凤凰（卫视）的观众觉得解渴。
后来我们把这次报道做成了光碟发行，当时新华社社长周南参加了我们的发行仪式，他说连他都看我们的报道，觉得特别有料。我想这就是口碑，在建立了这样一个口碑之后，一旦出现事件，观众就会选择看凤凰（卫视）。
后来发生了“9·11”事件，有的人家里看不到，会专门去能够收看凤凰（卫视）的酒店。那次我们进行了30个小时的直播，也是我职业生涯当中唯一一次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的直播。一开始是事实性的报道，慢慢地，人性的东西出来了，比如寻人等，把全球华人的心都连在了一起。
我觉得很有幸，能够在凤凰（卫视）经历那个时代。但是也很不幸，像“9·11”这样的事情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并且影响至今，现在的欧美已经不是我们当初认识的欧美了。
毕啸南：你提到最初可能是高口碑的内容带动了营销的效果。那今天凤凰依然追求高品质吗？今天的观众对高品质的东西还像以前那样饥渴吗？
吴小莉：现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人都是媒体，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它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但是稀缺的资源还是一样的。比如说面对一些大型的活动，一些关键的人物，可能不是每一家媒体都有接触的机会。凤凰（卫视）因为自己的口碑和公信力，相对能够更多地参与这样的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稀缺性不再是信息的量，而是品质，还有新闻的真实性。
毕啸南：我听到有些人说，凤凰（卫视）的声音近几年慢慢变小了，甚至有人说，凤凰（卫视）没落了。
吴小莉：跟所有的传统媒体一样，凤凰（卫视）面临着所有传统媒体都会面对的问题。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困境，凤凰（卫视）的公信力和凤凰人还在，这是它最大的资产。你说凤凰（卫视）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其实听不到不是因为它不在，而是因为声音太多了。现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有比较多的链接，并且从互联网时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做APP，做新闻客户端，跟我们的受众进行更多的连接。
而且现在电视节目其实也有了新的生机。原来电视台播完了，你想重看就很难实现，现在随时可以上网选择你想看的播放过的节目，高品质的内容会永远留在那里，当人们觉得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比如遇到一件事，你可能会想看凤凰（卫视）是怎么报道的，凤凰（卫视）的某位主持人是怎么说的。
我相信“死磕”的力量
毕啸南：在你们这一批主持人出来之后，比如你、窦文涛、鲁豫这样的，凤凰（卫视）似乎没有新一代的主持人出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吴小莉：凤凰资讯台有一位同事曾经说，他觉得凤凰从零开始（时）是最好的时代，而现在那个最好的时代好像没有了。我回答他说，所有的时代都是机会，现在不是没有机会，但是现在的机会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我们要从新的角度去看它。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6年我采访了中国人社部分管农民工问题的副部长。他问我是否还记得1997年柯受良飞越黄河，他是当时的现场总指挥。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是准备好的，稿子让我们一个字都不要动。但是柯受良突然觉得要提前飞越，之前安排的节目都只能删了。现场导演决定让我和朱军丢开本子自己来，我把总指挥—就是这位副部长请上来，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在壶口瀑布飞越。他回答说因为这里是中国母亲河的心脏，而这句话让收看直播的邵逸夫听到了。当时邵逸夫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他后来打电话问能不能去壶口瀑布看一看，看看中国母亲河的心脏。后来经过安排邵逸夫去了壶口，而且还带着很多从来没有进过内地的香港企业家。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件事，过了将近20年，这个回响，我现在听到了。
还有，我相信“死磕”。所有我认识的称得上卓越的人，其实都很能坚持。首先是眼光准确，选对道路；其次是见山开路、见河架桥，会找方法。
毕啸南：去凤凰（卫视）之前你在台湾也做过一段时间主播，怎么会决定去凤凰（卫视）这个一切是零的地方？
吴小莉：我觉得愿意做媒体的人都是胸怀世界，同时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同胞的人。我加入凤凰（卫视）有几个原因，一是好奇香港回归之后会发生什么。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但是香港的回归是确定的，于是我就想亲眼看一看，而不仅仅是过来报道的媒体人。这是最大的原因；二是我的骨子里喜欢到处经历，更深刻地了解不同的地方；三是我觉得媒体人是世界性的，而香港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1993年我曾经到内地录节目，去了上海、成都，当时成都的朋友问我，我的节目他们能在电视上看到吗？我说以后可以的，然后就突然意识到，既然我花了同样的努力，为什么不让更多跟我说同样语言的同胞看到我的节目呢？所以我就去了凤凰（卫视）。
毕啸南：从小你家里的长辈会给你讲大陆的事情吗？
吴小莉：会。我是浙江绍兴新昌人。我爸爸会跟我说天姥山，会让我读李白关于天姥山的那首诗。所以我知道那片土地里有他的根，也有我的根。我读的书，都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中国的血脉和记忆从父辈一直传承下来，我从来没有远离过。
毕啸南：你为什么会选择媒体作为你的职业？
吴小莉：我的父母都是在动乱的时代里长大的，我的父亲在家乡是教书的，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他的书可能会念得更好。但他一直告诉我读书很重要。第二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家庭，但我又想为这个社会做一点儿事情，想要推动社会进步。当时觉得只有媒体和律师有这样的可能，后来上学进了传播系，就进入了我现在的行业。
媒体人大都有一点儿职业理想，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一点儿事。但是当媒体开始激烈竞争，需要大量人员后，其从业人员的素质就变得参差不齐。当你觉得电视上可以让自己显得光鲜亮丽的时候，当你不是因为职业理想来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你会有心理落差，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在幕后，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戏称（自己）为新闻民工。但我觉得至少我们那一代媒体人还是有这个理想的。
我觉得书本是我们用文字看世界的方法，而做媒体让我们可以用脚、用眼睛去看世界。胸怀世界，这是我投入这个行业到如今还能够孜孜不倦的重要原因。
当时决定去香港的时候，也有台湾的朋友劝我不要去。因为那时候连很多香港人都在离开香港。我父亲也是不赞成的，他站在父亲的角度，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过。那样的话，我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啊。我妈妈倒是很大胆地同意我去。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你说听谁的呢？后来有一次我在老东家门口看着那里的喷水池，我看着水流一直往上，反抗着地心引力。忽然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向上的动力没了，水流是不会停在半空的，它会一泻千里回到平地。也就是说，就算留在原来的地方，也不能保证你会一帆风顺。
毕啸南：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大胆、很勇敢的人。而且你的勇敢建立在一个比较宽阔的视野和你对时代的判断之上。你期待生活有各种的可能性，对吗？
吴小莉：这要两面看。我期待可能性，不想要结局已知的人生。但同时我觉得人生是可以去享受的，那就不应该被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所干扰，所以很多事情要提前做安排。
很幸运，我并不是一张白纸那样去凤凰（卫视）工作。另外一个幸运是，在我职业生涯当中，我既去过有30年历史的老公司，也去过年轻的公司，还有从零开始的凤凰（卫视）。所以我是带着知识去的凤凰（卫视）。1997年，为了做一个宣传片，需要我回答我的新闻理念是什么？我说，我的愿望是—当大事发生时，我在；有中国人的地方，有我。我们的责任就是做架接世界的桥梁。所以不论是30个小时还是60个小时的直播，都没有人喊累。
毕啸南：一般来说，冒险总会有风险，面对未知，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但你给外界的印象好像是一直发展得很顺利，是真的顺利，还是说你也遇到过挫折？
吴小莉：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从人生的长河来看，昨天过不去的坎，5年后你还会记得吗？可能你早就忘记了。所以我用这个来提醒自己，你可以说我是神经很大条的人。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那家（有）30年历史的电视台。为什么我一下子就上主播台？因为我很努力，人家每天可能只做一条新闻，我能做四五条，弄得摄像师很崩溃。但他那时候也很骄傲啊，因为电视上也有他的作品。我觉得电视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你的努力能被看见。
毕啸南：很多努力其实还是不（能）被看见的。
吴小莉：如果你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热爱，那么当你遇到了一些挫折，并且选择离开，你的人生可能是会有不同的境况。但问题是，你的热爱还在不在，如果还在，那么你选择离开就是一无所有。你只有坚持下来，才可能看到、学到不同的东西，才能学会如何面对挫折。
这个行业可以教会你很多事情。我的工作是电视，一开始要自己找新闻线索、约人，要自己决定怎么拍，拍回来要剪辑、录音、写稿、播出，都要自己做，所以很容易就变得独立。同时因为很多报道一个人是做不了（的），比如说飞机失事，要安排人去现场，有人去民航局，有人去交通部，等等。所以让我很快地学会（了）统筹全局。此外还有一个好处，或者是一个毛病，就是相信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你觉得不可能，是努力不够。
人生不完美 总会有遗憾
毕啸南：这跟你在荧屏前呈现的形象有很大的反差。你的样子，包括声音、气质，给人一种柔弱到想要去保护的感觉。但你实际是很独立、很果决的一个人。
我们都专访过很多精英人物，从外面来看，他们肯定是成功的。但我还是发现，有些人一生中会遇到一两个永远过不去的坎儿。你刚才说的心态问题很有智慧，是一种能够把人生过好的经验，相信也能给人以启迪。
有很多人甚至用完美来形容你。你觉得人生有完美一说吗？
吴小莉：没有。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人生有遗憾吗，肯定有。两个问题是一样的。比如我为了接受今天的专访，丈夫也出门了，女儿就要在家里做一会儿留守儿童，这样的遗憾肯定是有的。当年我去了香港，结果离家那么远，能够见父母的机会少了很多。去年爸爸走了，前年妈妈走了，没能更多地陪伴他们是我巨大的遗憾，但人生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我的“三观”是父母给的。你说我正直，那是因为我爸爸特别正直；你说我有好奇心，那是因为我妈妈特别有好奇心。她可以为了感受台风登陆是什么感觉，让孩子们手牵手去岸堤上看。所以我说，孩子既是父母的镜子也是父母的影子，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
虽然我还没有老，但是父母的老让我知道，原来老也是需要管理和控制的，这样才可以给自己更优质的生活，可以给孩子们更多陪伴你的机会，也可以更优雅地老去。我说的优雅是一种从容，就是对很多事情看得明白，想得通透。
毕啸南：但如果不亲身经历，人是看不明白的吧？
吴小莉：不一定。小时候我通过读书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长大以后因为职业的关系，能够有机会去阅读人这本书。我觉得我们不断地在寻找人间的珍珠，然后从珍珠形成的过程中学习。当然不一定非要是我这个职业，还可以用行走的方式、交朋友的方式，去寻找和发现世界的珍珠。在这个接触摩挲的过程中，你自己也会慢慢成为珍珠的。
毕啸南：但大部分人恐怕都会成为泡沫。
吴小莉：（即使是）泡沫至少也存在过。一个浪打过来，不是每个人都在浪尖上，但是没有泡沫就没有浪尖。我理解你说的，但我也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几代人一起努力才能实现的。我们有时没办法兼济天下，又没办法做到一个都不能少，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我只能尽可能地朝着一个都不能少的方向去做。
童年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毕啸南：所以你才关注山村幼儿园。
吴小莉：山里通常贫困一点儿，父母如果在外打工，就会导致留守儿童的出现。我一开始的反应是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也担心他们未来的就业。后来我想，如果这些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没有任何的学习基础，甚至连语言表达都做不好，那么他在学校的成绩和状态怎么能好呢？那样的话，这些孩子最后很可能会在中途辍学，同时产生所谓的青少年问题。
所以我想明白了，根源是在孩子的童年。那对这些留守儿童来说，还有没有希望？我觉得是有的，但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且这是一个等不得的事情，要尽快做，立刻做。
不久前我担任了山村幼儿园计划推广大使，从自身的条件来看，我最擅长的还是用媒体和影像的方式发挥。而且我想，现在这些问题也牵扯到中国几十年后的人口竞争力，就算到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是全球第一，但我们再靠什么去竞争呢？
这个项目希望在贵州做“一村一园”，就是一个山村有一个幼儿园，全面普及起来。我看到的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的数量在4000万左右，这其中20%条件最差的儿童没有机会上幼儿园。
毕啸南：我对这个项目不是很了解，但是感觉普遍的“一村一园”可能并不现实。因为一个村能有多少孩子需要上幼儿园？你可能会为了很少的孩子，要养活一个幼儿园。
吴小莉：有10个孩子就可以做，这当中的投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因为原来希望小学的小学生很多都已经出去了，很多小学因此都荒废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学校重新用起来就好，甚至可以用村政府闲置的房屋。我们只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并不豪华的地方。这样下来，一间幼儿园的预算是3万到5万元，主要是给志愿者老师的工资。当然，我们也希望条件更好一些，能够有教具和玩具，让孩子有体育活动的空间和午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表明，进过幼儿园和没有进过幼儿园的孩子在未来学习中的表现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提升成绩的能力要明显强于后者。我希望能把这个项目铺开，但缺口也相当大，因为按照我们的设想，需要的幼儿园数量很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可能让孩子翻山越岭地去上幼儿园。
毕啸南：其实你除了主持人这个身份之外，现在还多了很多跨界的身份，除了刚刚说的乡村幼儿园，你还是北京服装学院时尚传播学院院长。对未来，你还有什么样的想象？
吴小莉：我觉得还是当年的想法，我希望未来是未知的，但是在我所擅长的、能发挥能力的领域里。同时，我也特别喜欢跨界，比如说时尚传播学院，我觉得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
我觉得我就是做媒体的命，我做不到朝九晚五，我喜欢到不同的地方，永远充满好奇，同时因此保持活力。我就算参加一场很严肃的公益活动，都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我有一位高中英文老师，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会快乐，一种是智力不再成长的，因为他就永远是小孩子；另外一种人是因为智慧的累积感到快乐。我觉得快乐应该成为人生的常态，当然要有相应的智慧。
毕啸南：你这个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有思想的人，或者说人生阅历很丰富的人，他们的生命底色是比较灰色、比较悲凉的，我觉得这种人其实挺多的。当然，对于何谓快乐，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定义。
吴小莉：这样的人确实有。我朋友里就有这样的人，比如说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他看事情的看法和我是不一样的。一片云飘过来，我看见的是云后的阳光，他看见的是遮住阳光的云。他们是很敏感的人，我做不了作家。
人有智商、情商、才商，还有灵商，我觉得做媒体的人可能稍微有一点儿灵商。灵商就是对事物的洞察力，不然你没办法做出不同的东西。可能也会因此超脱一点儿，能够退一步看事情，很多事情近看一团雾，远看一幅画。
大陆、香港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需要依靠交流
毕啸南：你出生于台湾，然后在香港工作，聚焦的又是大陆的事情， 三者关系的张力给你造成了困扰，还是成为你工作中的优势？
吴小莉：“两岸三地”是现在的说法，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只是居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唯一的困扰是刚开始我看不懂简化字，不过慢慢地也就懂了，现在还能用简化字写文章。
我觉得我过去的经历就是“两岸三地”彼此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没有困难？肯定有。因为一定要很多沟通、理解乃至误解。所以这时候有人能了解“三地”的看法，就能帮助沟通。比如说两岸的语言和逻辑可能比较相似，但香港就比较西化，为什么会如此呢？就会有人想听听我的看法。
“两岸三地”未来的发展和关系的变化，谁都无法预言。但是我觉得“两岸三地”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这不仅仅是血浓于水的问题，而且要看成长，谁成长得快、长得好，谁的话语权就大。
能活下来的政治意见都是不同的意见。沟通交流很重要，越封闭，这些意见就越容易自我强化。所以交流是特别重要的，哪怕短期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效果，如果不做，那就完全没有效果。
还有一点是历史教育。教材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必修课？对于接受教育的人产生哪种看法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儿童教育，一个人3到6岁养成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生命最怕一个“真”字
专访吴小莉的日子，是2017年我经历的最“动荡”的一段时间。一是国家文化产业生态大环境的变化，对我所在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我而言，可以说间接地打开了不少机会的窗口，许多商业、娱乐的主持活动或其他项目会主动找上门来。二是我自己也即将面临“三十而立”的人生转折期，面对未来，也会重新做考量。
这些情况的突然出现，让我的生活出现了重大改变，一是特别累，经常连续几天录制十几个小时的节目样片；二是心浮气躁，开始想象可能的一夜爆红以及此后的名利双收，同时伴随着对这种念头的反思与担忧，此外还有与经纪人的矛盾，在一些节目中坚持事实与原则的抗争等，诸多困扰。
坦率地说，面对名利，年轻如我若说丝毫不为所动，那是说谎。但我也算读了这么多年书，何况身后还有诸位言传身教的师长、希望我教书育人的父母，尤其是有我的老师苗棣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期许，读书人的“清高”在遇到选择的时候还是占了上风。当然还有身边随处可见的江郎才尽，以及所谓成功者的败絮其中也时常提醒我，与其追名逐利，不如先做好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
但是，现实拉扯的力量未必就因此示弱……
小莉姐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异样，她说：“与上次见你相比，你明显不快乐了许多。”
这期专访内容当然精彩，但更精彩的其实是节目录制后，我们俩的一场私聊。最后小莉姐送了我十六个字：“守得孤独，耐住寂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她希望我成为一名有真实社会影响力和推动力的媒体人，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急不得，要能够拒绝各种诱惑。
小莉姐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准确地说，是让我定下心来放弃了一些摆在面前的所谓的机会。或者说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是她令我更加确信了而已。
对名利的焦虑从根本上说是对生存状况的恐惧。但其实生存并非人生最大的课题，生死才是—能够无悔地面对死亡的人生才能称得上是好的。一些让人陷入其中的困境，往往当我们跳出来，用整个生命的尺度去衡量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它没那么重要。
我想再谈一点儿“子女与父母”的话题。其实颜丙燕、韩小红的访谈都谈到了这个话题。小莉姐谈到这个话题时，眼里噙满了泪水，这是一贯给人以积极温柔印象的她绝少展示的一面。她的悲伤来自无法孝敬父母的遗憾，因为工作远走他乡，大大减少了她陪伴长辈的时间。然而若要我作为旁人去回顾吴小莉当初的选择，这样的遗憾有多少是那时候就已经注定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相比颜丙燕和韩小红，小莉姐的故事更具有现代普遍性。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已经多方面全球化的世界，“不远游”似乎越来越难，这样的遗憾应该依靠什么来弥补？
答案，我还没有想到。或许只能尽力而为，或许这是必然的代价。
小莉姐正好是12位女性领袖嘉宾的最后一位，而这个主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算是对这个夏天的完美回应。
回首这12位女嘉宾，每个人的故事都足够精彩。而我也希望在这本书里，尽量展示她们激励人心、值得赞许的一面。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宝贵的东西：
颜丙燕勇敢地打破了两代人之间情感和记忆的隔阂；亚妮用13年有始有终地完成了自己布置给自己的作业；韩红用一颗赤子之心化解外界对她的中伤和误解；万方教会我们用自由扩展生命的尺度；徐新在坚持主见的过程中塑造了自我；张越在不断自省中追寻越来越明晰的人生目标；韩小红面对死亡把目光投向了生存的意义；袁明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生命的信仰可以经受住考验；张欣相信知识和眼界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钥匙；杨扬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了不断完善自我的出发点；王秋杨的经历说明对生命的好奇与渴望比出身更重要；吴小莉则告诉我们，所有的付出最终都会得到回报。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遇到困难、感到疲惫或者心情灰暗的时候往往会问自己：我的生活会好吗？
而人生匆匆几十载，再成功的人，再努力地生活，若是回头去看，总是难免会有瑕疵。怎样才是美好的一生？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