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
天风吹我不能立
细雨骑驴入剑门
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国文说唐
词笺燕子空衔却
东山猛虎不吃人
花自飘零水自流
锦瑟无端五十弦
翩然一只云中鹤
天风吹我不能立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应邀参加北京图书馆的馆庆，蒙赠一册按原样复制的《永乐大典》，留作纪念。这本书令我大开眼界，书高５０公分，阔３５公分，书厚约２公分，函盒为蓝布装，本书为黄绢封面。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和拿到的第一本巨无霸书籍，而且还是线装书。
我们知道，《永乐大典》１４０８年成书，全书２２８７７卷，装订成１１０９５册，由两千多名写手抄成，合计３．７亿个汉字，是清代《四库全书》问世前的一部史无前例的类书，也是体现国力的宏大浩瀚的文化壮举。可惜，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部分被焚毁，未烧掉的也被劫掠一空。现在，存世约８００余册，散在世界各国图书馆中，国内保存的，大约有数十册。
这一册，据馆方介绍，是解放后从山东征集到的大典残本，真字韵，门制类卷，册第三千五百一十八至第三千五百一十九，全帙应是五十六页，实际现存仅三十九页零一角。
仅仅一个"真"字韵的"门"字，把明代以前各类典籍图书中有关"门"的文字记载，包括门的样式和制作的细节图、剖析图，统统囊括其中。手捧这部有关"门"的著作，大有进入中国文化殿堂，穿过那扇巨阔厚重的大"门"，得窥堂奥的感觉。
你不能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那博大精深的成就而自豪；你也不能不为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而愤激。但是，冷静下来，面对这册巨无霸线装书，更多的却是要对编纂这部类书的解缙，那博学，那睿智，那气魄，那精力而钦服万分。尤其这位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翰林学士，走上在今天来说应该是"总编辑"的岗位时，才３４岁，不过一个刚超龄的共青团员的年纪，你就不能不向他脱帽致敬了。
经他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沥金，选优集萃的劳动，１４０３年至１４０４年，不到两年功夫，完成《文献大成》。在此基础上，奉朱棣命，与姚广孝一起重行纂修规模更大的《永乐大典》，又经四年努力，１４０８年成书，圆满交卷。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矮个子解学士的手中，实在了不起。没有明之《永乐大典》，也就没有清之《四库全书》。
隔朝修史，盛世修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作神圣的职责。
不过，中国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编纂这样煌煌巨制的帅才，恐怕也就只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堪当重任，除此以外，再找不到第三位。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经过长时间厚今薄古的"调教"，几乎少见通古博今之士，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南郭先生，上窜下跳，暴得虚名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解缙（１３６９-１４１５），字大绅，江西吉水人。"幼颖敏，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时年二十岁。这个地方，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位乡党，无论履历、仕途、出身、学位，颇相类似。欧阳、解都为翰林学士，都在帝王身边做过侍读学士，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甚至最后，一个为帝王所逐，一个为帝王所杀，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的命运，应该说相差无几。
但是，解缙相比于他宋朝的老乡，在文章、诗词、学问、著作上的名声、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略逊于这位乡先贤。无论如何，欧阳修是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歌赋，传世至今，仍在口头传诵不绝，可谓达到了真正的不朽。而解学士，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以及他那空有抱负的雄图大志，以及他那不幸而言中的评人论事外，对大多数后人来讲，便了无所知了。
一个寂寞的早逝的天才，上天若不假以岁月，也就只能为之黯然神伤了。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６５岁，而不是４４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洒笔墨的生涯，也许那满腹珠玑，还能多一点地留在世上。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笔下为文人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其实这些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各个年龄段上的"愤青"们，自己也并不实行他们鼓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并不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狗屁着凉。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大老，不也曾是跪着活的革命者吗？如果某公五七年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撞电线杆自杀，会有后来的仙风道骨，成为真理化身的可能吗？
解缙同样，他一无当烈士的必要，二无杀身成仁的义务。要死的话，早死了。明代的监狱，只要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的。他这一案，"词连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至刚皆下狱。汝玉、贯、?、引高、得皆瘐死"。然而，他没有死，他熬了过来。
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要不然，他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喝到人事不知。
这位才子，可以想象他这一生，在这份圣谕的光照下，该是如何的自信、自负了。尤其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在众目顾盼之中，在齐声褒扬之下，也就免不了文人的通病，多多少少要自恋、自怜起来。
读他的《庐山歌》，真有如见其人的感觉：
昔年拄玉杖，去看庐山峰。远山如游龙，半入青天中。四顾无人独青秀，五老与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边鸿。二仪自高下，吴楚分西东。洪涛巨浪拍崖下，波光上与银河通。吸涧玄猿弄晴影，长松舞鹤号天风。天风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万里可飞越，因之献纳蓬莱宫。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梦里寻仙踪。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树下一老与我襟裾同。披图题诗要相赠，气腾香露秋蒙蒙。子归烦语谢五老，几时白酒再熟来相从。
明代的牢，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刑法。当狱门打开，透过来一丝光亮，见锦衣卫帅纪纲为他端过酒来，起初，他还真吓得有点魂不守舍，以为是一盏鸩酒。休看知识分子像死了的鸭子那样嘴硬，到了坎节上，腿一软，马上就反弹琵琶，"这，这，这……"嗫嚅得都说不出一句整话。幸好，纪纲先啜了两口，以示无碍，然后告诉他，贺你啦，解学士，永乐爷说，想不到你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解缙怔住了。
这场面如果搬上京剧舞台，肯定会有下列对话：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喝着这位警察局长殷勤满上的酒，他不禁涌上当年洪武爷面谕的回忆：你这个小小的解缙，先回去读十年书，再来为官。于是，学士不禁忽发奇想，也许，应了万岁爷的话，难道，这是我长剑出匣，剖璞为玉的一天来临了？
总是容易往好里想，往有利的方面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尤其统治者将他往死里整的时候，这种机会主义的自慰心理，麻醉得他刀架在脖子上，还感恩戴德。
如果在百分百必死的可能性中，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几率，可能不至于死，可能有存活下来的一丝生机，会全身心地扑过去，会构想出圆满，会幻化出美丽，会信以为真，会陶醉其中。呜呼，这位忒聪明的才子啊！死到临头尚不觉，坐久了牢的那张苍白的脸，竟出现一丝潮红。
他一个劲地把喝罄的杯子，伸到纪纲手中的酒壶嘴边?押"满上。满上！"其实，解学士自己的诗句中，"天风吹我不能立"，倒是相当准确地描写了此时此刻的朱棣。大绅先生，陛下已不是跟你对联凑句，附庸风雅的那个帝王了，而是相当讨厌你，嫌弃你，觉得你实在多余，要吹得你"不能立"的那个"天风"了。
但是，喝得醉意盎然的解缙，想起朱元璋的期以父子的恩荣，想起朱棣的不耻下问的宠遇，对着这位不知杀了多少人的近卫军头子，不禁满脸泪水，涕泗滂沱起来。
文皇尝谓解学士曰："有一书句甚难其对，曰'色难'。"解应声曰："容易。"文皇不悟，顾谓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属对？"解曰："适已对矣。"文皇始悟。"色"对"容"，"难"对"易"。上为之大笑。（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主政《四库全书》的纪昀，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是以善对联、好谐谑的才子形象出现的。因此，凡写到这位解学士者，无不提及他自小就表现出的这种才能。不过，纪晓岚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解缙《文毅集》的简介，论及此点，是不以为然的。"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他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但是，对于那些演义戏说之类，他认为："迄今委巷流传其少年夙慧诸事，率多鄙诞不经。"然而，天对地，水对火，骄阳对明月，马桶对恭盆……既有趣，又无聊，耍小聪明，无大智慧的文字游戏，确是旧时中国文人一门必备手艺。做四六文章，玩诗辞歌赋，还真需要一点不但善对，还要敏捷，还要出彩的基本功。因此，智商高，反应快，拥有的文化资源多，而且具有幽默感的这两位大学问家，成为佼佼者，也就不稀奇了。
虽然，这是一张退了色的老照片，但却是解缙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
现在来看，纪晓岚进四库馆，别看他干活最多，身份地位，总在人下，很难直接面觐万岁爷，获得展现才华的机会，顶多远远地朝乾隆磕个响头，谢主隆恩而已。可据《明史》："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按永乐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这大明王朝的第一任首辅，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解学士该是何等的红得发紫了。
他的老乡欧阳修，也曾在仁宗、神宗朝入阁拟制，只是比较亲信，远不如永乐对他如此倚重。试想，朱元璋认为跟他"恩犹父子"，那么朱元璋的儿子，还不将他视作小兄弟么？自从明太祖废宰相后，时正三十出头的解缙，以翰林学士身份入值，还是个领衔的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头出尽，那个纪大烟袋，是没法比的。
虽然一部电视剧，把纪晓岚说得神乎其神。其实，爱新觉罗·弘历是个很骄傲的满族帝王，对下属，尤其是文人，不会假以词色的。从来就是吩咐下去，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做好了，大家都有赏，极少单独赏纪晓岚，做错了，却是要打他屁股的，虽然没有当真打过，但犯了事，照样将他充军乌鲁木齐，喝西北风去。但据明人蒋一葵所记，永乐却正经地与解学士，拊掌抵膝，探讨对对子的学问。至少在他没有惹烦朱棣以前，君臣之间，甚相得也，大抵也是事实。
解缙早熟早慧，才华横溢，如果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文贵老成，也许不低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个个却巴不得地端起来一饮而尽。于是，只要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这个文人，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也就统统付诸东流了。
文人搞政治，有三等。
一等，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二等，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深，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三等，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第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风云际会，一路扬帆，朝野瞩望，志在必得，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表现欲，强出头欲，露一手欲，发出高分贝的声音欲，成为他的本性。
应该说，解缙二十多岁，登上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还是得到一个碰头彩的。在那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朱皇帝玩的时候，早晨上朝，晚上能否活着回家，是打着问号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敢给朱元璋上万言书，《明史·解缙传》中，保留着上书的部分章节，文章一开头，直戳这个杀人狂的最敏感处：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臣窃谓甚非所宜也。
按老朱以往的脾气，每一个字都足以杀他一次头。
但是，在官场中，在政坛上，又有几个不是呼卢喝雉的赌徒呢？解缙赌龄不长，但敢投机，敢下注，敢出手，把脑袋押在牌桌上的勇气，不亚于赌场老手。显然，他揣摸出朱元璋要收刀入鞘，不想再当屠夫下去。自他洪武元年登基起，屠灭功臣名将，杀害勋戚亲贵，铲除膀臂股肱，血洗儒林文士，一直到洪武二十几年，所杀掉的人，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当不亚于他打江山时，南征北战所消灭的敌人总数。于是，冒一下险，抛出几句石破天惊的话，让世人对他解学士刮目相看。
上书以后，他等着进锦衣卫，结果平安无事，初战告捷。也许政治这东西，容易上瘾，而且很难戒掉，他本应按朱元璋所说，回吉水闭门读书十年。一直到洪武二十四年，仍赖在南京不走，并且介入了为李善长平反的活动中，成为虞部郎中王国用的幕后高参。那封上朱元璋书，就是解的手笔。这一次，行文放肆，锋芒毕露，对朱皇帝将自己的儿女亲家，也以谋反罪处死，竟用了"大谬不然"的指斥语，可见这位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这场政治轮盘赌中，实际上是在赌运，在赌命了。
文章极佳，情理义愤，力透纸背。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明史·李善长传》）
如果不是老朱杀够了，杀累了，能放过这个上书的王国用，和执笔的解缙吗？情报系统肯定会向他汇报：陛下，这个矮子太狂妄了，竟敢如此大不敬，是杀，是剁，是斩，还是凌迟剥皮？居然，朱皇帝没有表态。因为，他在想，这个解缙说得也对，李善长帮着胡惟庸推翻朕，他能得到比朕现在给他更多的富贵吗？
你得承认这位学士走运，但也得承认他审时度势之精明，判断决策之果敢。这第一局他赢得漂亮。接着的第二局，似乎输了，又扳了回来，不赔反赚，算是小胜。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传位太孙，是为惠文帝。权力进行再分配之时，他认为他不能缺席。从吉水匆匆到了南京，没想到一下船，被"有司劾缙违诏旨"。因为朱元璋有旨，要他在家读十年书，至今才八年，不行。倘不回去补课，就把他派到外地当差。这也是官场摘桃心态，竞争者总是愈少愈佳地排挤。
解缙上下活动，四出求援，无论如何，他是冒天大风险，为韩国公李善长平反冤狱，代王国用上书申诉过的，加之惠文帝登基后，亟想转变其祖之暴政统治，解缙凭这点政治资本，被惠帝召为翰林待诏。这样，在南京的他，又成为官场要员，文坛重镇，自然硔，这也是中国文人至盼的自在极乐境界，甚至到了今天，我的一些同行，也在摩顶削踵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呢！
从明·焦《玉堂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马不停蹄地应酬，四面八方地联络，忙得要死的情景："解大冲素无崖岸，求文与书者日辐辏，率与之，无厌倦意。或言有不当与者，公笑曰：'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可为，不可为，应为，不应为，如果需要，统统不在话下。到了这一步，他还有什么不能为和不敢为的呢？因此，永乐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面临这场不死即降，不降即死的两难局面，解缙在这第三局的博弈中，简直和了个大满贯。
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一方面，解缙信誓旦旦，掷地有声，他要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太祖和惠帝，非死不可，必死不可，而且要在文庙的大梁上自缢，以儆降者。一方面，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驰谒，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在方孝孺、黄子澄这类重臣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朱棣能得到解缙、胡广之流的竭诚拥戴，也就相当满足，自然委以重任了。
不足十二个小时，这位学士的两面派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望尘莫及。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他。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文人要拍马屁起来，而且是一个高层次的文人来拍马屁，一定能抚摸得主子通体舒泰，身心安逸的。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他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然而，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前期投资呢?芽此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到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据《明史》："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穴朱高炽?雪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穴朱高炽之弟?雪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封建社会中的大位继承，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风腥雨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不自量力地介入这场最危险的宫廷游戏，分明是在找死了。
１４１０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结束。１４１５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点先见之明，预知最后冻死在雪堆里的命运，还会如此耽迷政治，热衷名利，酷嗜权力，到成瘾成癖的地步吗？不过，看时下一些同行，经营竞逐之积极，张罗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援迎附之热烈，好像还很难说这位学士就肯消停下来的。
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细雨骑驴入剑门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
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十一月，陆游由南郑赴成都，经剑门关，写了这首无人不知的小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只四句，但剑门之美，羁旅之情，战士之心，诗人之思，跃然纸上。古往今来，堪称绝唱。
蜀道天险，剑门关隘，历来都是名流雅士，骚人墨客，忍不住要赋诗一首的地方。这种中国式的表现欲，也是中国文人说来颇有些可怕的职业病。好像过剑门关，不诌出两句诗来，对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挠，手就技痒。但有唐人卢照邻、李白、杜甫的诗在前，更有宋人陆游的这首诗在上，知道难以超越，通常也就罢手。与其丢丑，无如藏拙，这就是聪明人了。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聪明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公是最具有强烈自信的名人了。此公游兴高，诗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时，不把中国的名山、名水、名景、名胜，走遍写遍，是不肯罢手的。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宝，比比皆是。可无论什么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贬值。
他在剑门，也曾留下过一首五律：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对某公这首诗，不敢恭维，好在在政治上，纲举目张，无懈可击。“思潮壮”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并立，谁敢摇头说个不字？但应景文章的弊端在于应景，一旦走出剑门关外，在旗亭里喝杯茶，也就会忘个干干净净。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陆游那句神来之笔，“细雨骑驴入剑门”，那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好诗，是心田里流出来的，这是陆游的诗歌得以不朽的缘故。
身居要位、儒林泰斗的某公，与报国无门、壮士扼腕的陆游，是大不相同的。同过剑门，同赋词章，某公临池砚墨，挥笔龙蛇，掌声雷动，笑脸殷勤；陆游霏霏细雨，驴蹄橐橐，形单影只，茕茕独行，岂能同日而语？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这幸与不幸之分，写出来的诗，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不是后来诗人写不出好诗，也不是后来诗人没写过好诗，而是谁也不能违背文学规律：凡是太快活的人，太满足的人，太神气飞扬的人，太想达到政治目的，达到了还嫌不够，还想锦上添花的人，心田里塞满了欲望，即使有诗，通道堵塞，也流不出来了。古人云，诗“穷而后工”，还是很有道理的。
时下的那些脑满肠肥、肉食者鄙之辈，声色犬马、蝇营狗苟之徒，尽管在文坛招摇过世，在儒林张牙舞爪，在市场签名售书，在报纸抛头露面，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来的，而是从腋窝，或从其它什么部位排泄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炒作，怎么畅销，那来路不正的味道，总是遮掩不住的。
陆游早年，就盛名鹊起，被时人目之为“中兴之冠”，为南宋诗坛的领袖人物。这位爱国诗人，不仅写不来那类形迹可疑的作品，连敞开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卖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诚实做人原则。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学的辉煌成就外，个人事业，官场业绩，爱国情怀，杀敌抱负，可谓不甚得意。这一次，过剑门，折翅铩羽，尤为沮丧。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从此，这种“准亡国奴”的身份，对诗人来讲，是他终生摆脱不了的厄运。据说，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后气绝，说明他一生就以“横扫虏廷，雪我国耻”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诗人还在幼年，就蒙异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辗转逃难至江浙。成年后，又“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响下，以雪耻报国、抗敌御侮为其生命基调的诗人，想让他具有当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当、下流作派，是学不来，更做不到的。
精神时代，出精神斗士，物质时代，出物质庸奴！这就是时代赋予文化群体的总体特色。
乾道七年（１１７１）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农业，甚不如意。正好，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聘他为幕宾。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南郑幕府。并有机会巡行汉中一带，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线，施展其军事才能。栉风沐雨，驰骋沙场，霜凝铠甲，奔走边关，终于实现其“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偏心眼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坏人想做坏事必成，已是一种规律。在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这位诗人，主张抵抗，也在说服长官抵抗。“为炎陈进取之术，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
这当然是给主张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给主张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于是，两者沆瀣一气，联手出来镇压。第一招，将王炎调回临安，闲置起来；第二，长官一走，幕宾自然也就只好作鸟兽散，各谋出路。我们这位诗人，灰溜溜地离开南郑，经剑门到成都去，再豁达，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忿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颦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为？
不是他不想为国效劳，而是这个国家说，谢谢你，你不必效劳，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作为，你要不识相，非要作为不可，那我就要收拾你。诗人不由对天大呼：“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手脚被捆绑起来的陆游，任由心头滴着鲜血，那岁月也太痛苦了。
有时，我替这位诗人想：他怎么就不能像今天的文人，稍稍灵活圆转一些呢？
如果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如果相信外国的菩萨比中国灵，如果见到洋人来临，马上立正，骨头收紧，如果听到老外讲话，立刻敬礼，如聆圣谕；倾倒之而数典忘祖，膜拜之而手舞足蹈，信仰之如醍醐灌顶，陶醉之如狐魅附体，也许陆游就不存在这些爱国烦恼了。
说不定解脱了、觉悟了以后，在新左派刊物或非主流网站上，发表《试论金兀术的绝对霸主权威及不可惹论》、《谈女真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以及绝对打不过，既然打不过，莫如趁早归顺》等文章或帖子，也可增加一些到大金帝国设在淮、泗边上的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的资本。
然而，古人多古道心肠，而古道心肠之人，多古板，古板的性格，难免认死理，难免一根筋，陆游，对于这个破碎的半壁河山，那根深蒂固的爱，对于异族侵略者，那斩钉截铁的恨，倒也不是说变就变，说改就改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醉中作》），他是很把这个不怎么样的国家，当回事的。
不像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前脚到得外洋，后脚回脸骂娘，转眼忘掉曾经遮过风雨的老屋，唾弃之，敝屣之，也未免势利得太快。所以，像陆游这样与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心气相通，而对那些与自己所认知的文化传统精神相背的“妖氛”、“胡尘”、“夷音”、“逆虏”之类，格格不入，难以认同；那些努力使自己眼珠绿起来，头发黄起来，皮肤白起来的朋友，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两千三百年前那位漆园吏所说的了：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那些同行，甚至还会将一顶“爱国贼”的帽子，加诸陆游头上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啖饭，本难，啖洋饭，尤其难，而啖外国主子嗟来之食，更是难上加难。在人家需要他讲什么，而必须讲什么的时候，不这样也难以生存。于是，也就谅解这种讨好主子的谋生之道了。
如果读一读陆游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写的一首《金错刀行》，就知道两种不同价值观点的差异了：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刚。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一个心中有中国的中国人，和一个心中只有外国的中国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谁教他偏偏生在鼻涕虫统治的时代，偏偏赶上不是奸佞当道、小人得势，就是脓包蛋掌权的时代？于是，空有满腹韬略、万卷兵书，徒有爱国热忱、杀敌壮志，也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岁月里，销蚀殆尽，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悲壮的诗人仍旧将自己命运，与这个衰微的王朝维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国家，也是他父母和他儿女的国家，母亲是不可替代的，祖国是不可更迭的。甚至到了开禧二年（１２０６），他八十二岁时，还把自己喻为一匹老马，等待着祖国的征召：
老马虺聩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
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
如果，再读他写于嘉定三年（１２１０）春天的绝笔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份痴心孤诣，你也会不由得动情的。
在中国，他算是较少见的高寿，同时又是高产的诗人，活了八十六岁，一辈子未曾辍笔。“六十年间万首诗”，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之壮观。中国为五千年之久的古国，也是五千年之久的诗歌王国。诗人之多，诗作之多，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作诗万首或数万首的诗人，当然并不只有陆游。但是能以高数量和高质量，在中国文学史奠定其崇高地位者，惟他一人而已。
他的爱国诗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鲁迅在《豪语的折扣》一文中，提到这位伟大诗人，他说：“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这“慷慨”二字，点出了他爱国篇章的总的精神所在，也是构成他卓著诗名，千古传诵的力量所在。
要知道，中国，实在是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全部历史中，称得上“国步艰难”的时候，也太多太多。特别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成为列强的俎上肉，全部记忆蒙上了耻辱二字。所以，能给中国人一份悲壮，一份义愤，一份忧思，一份抗争的放翁诗词，确实是那阴霾岁月中的一线阳光啊！
也许，没有当过亡国奴，不知亡国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见识过外国军队在中国国土上耀武扬威的场面，不懂得被践踏、被蹂躏是个什么滋味。１９４５年的冬天，在上海，作为中学生的我，第一次见到打着白旗投降的大队日军。那感受很奇怪，不是欢欣，不是庆幸，而是想起在沦陷区拿着良民证，路过鬼子盘查岗口，朝皇军的膏药旗鞠躬的情景。同样，１９５２年的冬天，在朝鲜，作为志愿军的我，第一次见到被押解去后方俘虏营的大批美军，仍旧是那种奇怪的感受，不是复仇，不是自豪，而是想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搂着中国女人，在上海的南京路、外滩横冲直撞的情景。而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他那天马行空的洋溢诗情，他那振聋发聩的激越文字，鼓舞着中国人的御侮精神，催生着中国人的抵抗勇气，这是陆游的了不起处。所以，他的爱国诗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其实，陆游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幸运文人的。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高宗赵构）尝谓周益公（周必大）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宋·罗大经《鹤林雨露》）
孝宗（赵）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宋史》）
说实在的，在封建社会里，能跟帝王谈诗论词，讨论文学，那是挺不错的差使，位高官崇，吃香喝辣，只要顺杆儿爬，只要嘴甜舌绵，遵守不添乱，只唱和，不吭声，只喝酒，不问政治，只为帮闲，不义愤填膺，只逍遥自在的四不原则，陆游肯定混得比那个伪君子朱熹要强。但他太诗人气了，太文人化了，太把爱国、抵抗当回事了。对不起，请！皇帝不撵他走，皇帝跟前那帮宵小，也容不得他。
尽管，一位皇帝，将他当作再世李白那样抬举，一位皇帝，将他当作文学顾问那样高看，然而他，到底还是当他浪迹天涯的诗人去了。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