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硔《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集沙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沙，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Ｑ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作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不走运是他的必然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简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的了。
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９） 十八岁 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
大和七年（８３３） 二十二岁 应举，知举贾悚不取。
大和八年（８３４） 二十三岁 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遣散。
大和九年（８３５） 二十四岁 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不取。
开成二年（８３７） 二十六岁 三次应举，经令狐楚力荐，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
开成三年（８３８） 二十七岁 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
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 三十二岁 王茂元病故。
宣宗大中元年（８４７） 三十六岁 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
大中二年（８４８） 三十七岁 郑亚贬循州，幕散，遣归。
大中三年（８４９） 三十八岁 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
大中五年（８５１） 四十岁 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宗郢幕。
大中九年（８５５） 四十四岁 因柳宗郢调回长安，幕散。
大中十年（８５６） 四十五岁 为盐铁推官。
大中十二年（８５８） 四十七岁 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４７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从《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屁滚尿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 “坎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南渡衣冠欠王导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近年致力于读史随笔写作，见解精辟独到，笔锋犀利传神，深受读者好评；最近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最近，在南京发现了秦桧墓。
奇怪的是，这座近九百年的深埋墓穴，并无盗挖痕迹，却无棺无骸，空空如也。对此咄咄怪事，考古专家认为，恐系秦桧的一座假墓。若如此，显然秦桧本人也好，与其一丘之貉的儿子秦也好，为了怕日后清算者开坟剖棺，剔骨鞭尸，因而故弄玄虚，制造出混淆视听的这个赝品，以瞒天过海。
这倒也说明卖国贼的做“贼”心虚，真是既无聊，又荒唐的行为艺术。
历朝历代，都有这类自以为聪明，其实笨伯的统治者，都热衷给自己盖堂皇的墓，树巍峨的碑，锡以光荣伟大英明正确的褒谥，以掩饰昏庸无道、误国害民的罪恶一生，企图逃脱死后的审判。其实，这是办不到的，无论贤主，明君，也无论杀人狂，废物蛋，历史自有公论，与墓，与碑，了不相干。
包括文学界的一些名公，连滚带爬地追逐生前的不朽，身后的功名。其实，深夜扪心，无妨遐想，后世的读者，会买您的这份账么？正如我们现在早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显赫名家，统统扔到脑后一样。留得下来的，您不折腾，也会留下，留不下的，您再折腾，镜花水月，过眼浮云，大可不必那么累心费力的。
哄抬起来的虚名，将来，无非秦桧的墓，笑话而已。
秦桧两度为相，主政十九年，是一个仅次于宋高宗的掌权者。他的假墓，被挖掘出来，又一次将其嘴脸暴露于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蹩脚的笑柄。因为这对愚父蠢子，当年琢磨出来的馊主意，其洋相，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应该说，当卖国贼，当汉奸，当假洋鬼子，而且还能当得出类拔萃，坏蛋坏出水来，绝非等闲之辈。就看看民国闻人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哪一位不是高智商？哪一位不是十八般武艺？以文化界为例，时至公元二十一世纪，为周作人嚣张其气焰者，为胡兰成涂抹以亮色者，仍鬼气拂拂，磷火幢幢，阴魂不散，余孽不绝。哪里像秦桧、秦父子如此傻不拉唧，如此低级趣味，以为搞这样一个假坟墓，就可以掩人耳目，实在是幼稚之至，浅薄之至。
由此，我认为，秦桧在中国奸臣行列中，前比不上蔡京、元载才智之高，后比不上严嵩、和权术之深，奸得很不高明，坏得极没能量。阮籍登广武曾经感叹过，“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反其意用之，也可以说：时无巨奸，遂使菜鸟出头。智商不高的秦桧，所以得逞，不过因为宋高宗赵构，比他更弱智而已。在中国，君庸臣贤，或君贤臣庸，老百姓的日子虽不好过，但不至于过不下去。而君昏臣奸，或臣歹君恶，这个政权也就离完蛋不远。明摆着在金国受过训练，派回南朝的一个奸细，一个谍工，赵构信之不疑，用之不舍，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大宋王朝还能有什么指望摆脱“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局面？
就看秦桧如何消遣这个低能儿，便知道“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梦想，大宋臣民是休想看到的了。
绍兴八年十月，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愿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宋史》）
从以上君臣交往的几个回合看，赵构的反应迟笨，近乎呆憨，秦桧的语言乏味，毫无机锋，倒也相当般配。可想而知这个卖国贼的水平，也就只能造一座假墓骗人而已。其实，既然为求得尸骨的安宁，为什么不学学三国时期的魏王，一口气造出七十二疑冢，让盗墓之徒，望而却步。虽然，智如曹孟德，也未必能操绝对胜算，假如统统给你挖开来呢？所以，前人有诗讽之曰：“挖尽坟头七十二，看你奸雄何处逃？”以此类推，秦桧这位笨伯，即使无人挖坟，沧桑变化，山川陵替，早早晚晚也得暴露于天日之下的呀！
不过，从秦桧的这份过虑，大约可知卖国这一行，在中国很不好干。这一点，中国不比外国，如法国之贝当，如挪威之吉斯林，时过境迁，也就拉倒。洋人秉持基督教对死者原谅的恕道行事，通常不咎既往，不再深究。而国人不讲这一套温柔敦厚，对于卖国贼，对于汉奸，对于假洋鬼子，对于那些恨自己鼻梁不高，瞳仁不绿，头发不黄，肤色不白，一味媚外求荣的候补卖国贼，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那份切齿之恨，那种打心眼里发出来的憎恶，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大义凛然，从来是不含糊的，而且是绝不肯事过即了的。
这种没完没了的刁难，绝不宽贷的刻薄，是不大容易改变的。也许这个民族有很多弱点，如“一盘散沙”，如“东亚病夫”，甚至恶谥为“酱缸”，然而，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对土地的感情，对民族的感情，在国破家亡，山河变色之际，其坚定执着的爱，其前仆后继的爱，是用洒鲜血、抛头颅的方式，是用不惜献出生命的方式，浓笔重墨，在历史上书写出来的。而这一切，又与数千年来，卖国贼、汉奸、假洋鬼子所制造的灾难，太多太重太悲太惨分不开，这才形成绝不“费厄泼赖”的民族性格。
秦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字会之，江宁人，所以他把假墓造在南京。
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冬十月丙申，在中国历史上，秦桧这个大概算是最大的卖国贼，终于死有余辜地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现在弄不清楚，这座不知是他生前营造，还是死后构建的窀穸，究竟起到了多大的欺骗效果？事实上白费工夫，屁用不顶，他到底也未能逃脱被唾弃的命运。
中国人明白得很，挖坟只能出一时之气，不若铸铁为桧，跪于杭州西湖岳墓前，成为天下人鄙弃辱骂的对象，成为九百年来卖国可耻，爱国可敬的现场活教材。中国的奸臣多了去了，中国的卖国贼也多了去了，没有一个如秦桧这样现世出丑，这样狼狈万状。如此结果，其实比鞭尸燔骨更为糟糕，这是秦桧父子没想到的。
一般而言，断头台，一刀铡下，也就拉倒，头滚得多远，血流得多少，已无关紧要。可绑在耻辱柱上，公开示众，那才是永恒的惩罚。在中国，倘无这点正义的制约，良知的规范，道德的衡量，公众的审断，真不敢往下想，二十四史以后的历朝史书上，奸臣和卖国贼的数量，肯定会以Ｎ倍的速度增加。
这倒不是危言耸听，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陷害于风波亭的岳飞，不是有人质疑其非民族英雄，更非爱国主义者了吗！
二
秦桧死去的次年，公元１１５６年，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女诗人李清照，也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一个卖国者和爱国者相继死去的巧合；一个其实不相干，然而又具有姻亲关系的两个历史人物，前后脚离开人世的巧合。在中国，好人不长久，王八活千年，整人者不死，被整者完蛋，这种遗憾，是经常的。而李清照能在穷困潦倒的寂寞中，看到秦桧死在她之前，然后再从容安详地闭上眼睛，结束一生。看来，很有点大快人心，哪怕好人只是比坏蛋多活一个钟头，有此结局，也应该说是人间正义的一次伸张。
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佚句》）
这是李清照咏哦了一辈子，期待了一辈子，始终未能完成，可又难以搁笔的诗，因为，这诗里有她一个梦。
公元３１７年（晋建兴五年）十二月，晋愍帝司马邺被刘聪杀于洛阳。同年三月，分封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即皇帝位，建立东晋，改元建武，是为元帝。大批中原人士，纷纷南渡，王导封为丞相，团结江南士族，抵御北虏侵略，朝野一致，尊为仲父，历仕三朝，官至太傅，使晋祚又得以延续百年。
宋室南渡，很类似东晋当年状态，建炎初，一度用主战派李纲为相，但赵构待之不如司马睿之对待王导，很快被罢，随后任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奸臣，所以诗人才发出“欠王导”的呼声。无论如何，弄得国将不国的奸臣秦桧，终于一命呜呼，再也不能祸国殃民，为乱中华，尽管已垂垂老矣的李清照，也忍不住为之拊掌称庆，浮一大白。
李清照（１０８４—１１５６？）卒年不见载籍，故而具体死亡日期和地点，湮没无闻。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始终在文学史上留下美丽诗词的诗人，这种飘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于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给人留下更多的遐思冥想。
但我相信，她是听到她的这位已被高宗封为益国公的贵戚的死讯，才无憾辞世的。
据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后会之（秦桧）再入相，会之，仲山婿也。”王仲山，为神宗时宰相王硔的次子，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为王硔的女婿。这样，李清照与秦桧的妻子王氏，应是姑表姊妹。同时代的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也有记载：“桧妻王氏与清照为中表”。
这两家，算是近亲，然而，近而不亲。
这位极其关心世事，关心朝政的女诗人，对这位身居相位的亲戚，是持一种不附骥，不高攀，不来往，不苟同的态度。斯其时也，诚如陆游在《跋傅给事帖》中所云：“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为官为民，主和与主战，爱国与卖国，壁垒森严；忠良和奸佞，正义和邪恶，泾渭分明。因此，国难当前，李清照与这个卖国贼，不可能有共同语言。
陆游１１２５年生，他所述及的儿时记忆，与其前辈女诗人在靖康年间，亲见中原易手，北骑南侵的亡国惨剧，亲历举国播迁，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感受是不尽相似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在她的诗中反映出来，便是强烈的爱国情绪，奋激的战斗精神，和对统治者怯战主和的批判。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土。（《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
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佚句》）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诗词中的她，另一个就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了。前一个她，是幸福的，有爱情，有春天，有阳光，更有鸟语花香；后一个她，是痛苦的，有挫折，有失败，有擦不干的泪水，更有看不到头的黑暗。快乐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对她来讲，太短促了。在她四十三岁那年，烽火鸣镝，狼烟四起，胡骑南下，遍野而来，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过起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
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金石录后序》）
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尽管意识到最后那一无所有的结果，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其失散湮没。现在，很难想象九百年前，一为书生，一为弱女的这对夫妇，将至少有两三个集装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图画、书籍、珍玩等物，如何由山东青州启程，一路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人驮马拉，辗转千里，运往江南的。
可他们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们，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吧？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当时，还要面临着丈夫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孤灯残烛，凄凉驿路，“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福可享，有美可赏的所在，还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过去了。而这双手，一定生在有权，有势，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敢无耻的人身上。区区文人，何足挂齿？谁会把你的真诚愿望当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参预，要介入，也许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尽一点心，效一点力，略尽绵薄，聊表热忱，那也会遭到明枪暗箭，文攻武卫，左抵右挡，雷池设防的。
然而，中国文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精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其实，她有所知，也有所不知，据《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金石录后序》中“颁金”一词的注释，建炎三年闰八月，御医王继先以黄金三百两向李清照家市古器，距赵明诚逝世才一月。而那个低能儿赵构有意“颁金”于明诚遗孀，求其文物，也曾插手此事。这两个人的后面，还隐藏着一张对她来说，不是十分陌生的面孔，那就是她的亲戚秦桧，他也许是更为可怕的黑手。
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桧因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希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帝宠眷无比。”因此，中国文人的最大不幸，就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在这种豺狼当道的朝廷里，诗人所发出的“南渡衣冠欠王导”的呼声，不也是书读得太多的迂腐么？
不过，还好，她能活到那个造假墓的卖国贼终于死去。天道好还，斯言不虚，也就很为这位女诗人高兴了。
翩然一只云中鹤
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是清代戏剧家蒋士铨《临川梦》杂剧中的一首出场诗。
蒋的这出戏，以明朝汤显祖的艺术生涯为题材，自然要涉及万历年间文人圈子中的瓜葛龃龉。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不过是作家在借古讽今罢了。
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
眉公，即陈继儒（1558—1639），为明代文学家和书画鉴赏家。此人自命隐士，然以闲人身份奔走于忙人之间。翩翩如鹤，周旋官绅，口给交御，干谒权贵。作清高状，干蔑片事，时人对其鬻隐求显的行径，颇为不屑，时有讥评。蒋士铨拿前朝文人开涮，是冲着当朝文友袁子才而去的。
蒋苕生和袁子才，加上赵瓯北，时人称为“乾隆三才子”。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十出头年纪，即弃官归隐，退居随园，终身不求仕进，但求快活，是一位日子过得亚赛神仙也似的文人。
蒋士铨（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余，江西铅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丧乞假归，先后主持江南诸学院，讲学授徒，声誉卓著。后供职国史馆，记名御史，专修《开国方略》，是一位诗词戏曲诸体俱工，文章学问为时所重的文人。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在清廷要害部门军机处任章京，进奉文字多出其手，顷刻千言，倚马可待，深为宰辅所重，是一位在史学研究上，在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人。
袁善于诗，赵长于史，蒋则以戏曲杂剧著称于世，“江右三大家”并驾齐驱，既是好友，也为劲敌。其实乾隆年间，也有类似时下文坛的歪风邪气，随便几个小瘪三，暗箱操作，私下猫腻，就把相好的哥儿们姐儿们，或某公某老某前辈，吹捧上了排行榜，穿上一袭皇帝的新衣。这种给文人定出前后高低的闹剧，排排坐吃果果，还真有人当真，为之打破脑袋，撕破脸皮。沐猴而冠者，如中六合彩，欣喜莫名；名落孙山者，如死老子娘，泣血稽颡。这种焚烧冥币式的哄鬼游戏，竟弄得一些文坛大人物，也趋之若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文学领域里，施行这种体育比赛的做法，究竟有多大准确性，恐怕连笨伯也会质疑的。文学本是形象艺术，无法量化，此文人与彼文人，其作品很难进行比较。被称之为大师者，有他功力的软肋；三流作家，未必不具有他的强项。被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会有败笔；而世俗的消费读物，说不定有其精彩之处。这和运动员跑百米，一秒或几分之一秒定乾坤，是绝不相同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先生，曾经喟叹过“愧在卢前，耻为王后”的不平之鸣。看来，古代文人也有被这类低智商游戏搞昏过头而进退失据的。乾隆年间，以袁枚为首，蒋士铨次之，赵翼再次之的位序，也弄得蒋和赵，既不服气，也不买账，只好变着法儿，著文立说，宣泄满肚子的无名火。但云中鹤却毫不在意，飞来飞去，美不滋滋地当他的金牌老大，就更让二位添堵了。
可是，我国乃礼仪之邦，而我等文人则更是孔孟之徒，每到公开场合，如开会听报告，如饭局打牙祭，蒋和赵两位，又不得不拘着面子，作谦谨状。让袁走在前面，让袁坐到主位，让袁先举筷子，看老先生夹了菜，也许是一整条海参，也许是一大块鲍鱼，拖进豁牙半齿、说话漏风的嘴巴里，大家这才风卷残云，大快朵颐。于是，接下来的节目，顺理成章，第一个拿起麦克风即席讲话的是他，第一个拿起毛笔蘸墨题词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剪刀揭幕剪彩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小姐的玉手翩然下场共舞的也是他。
却之不恭嘛！在众人一迭声地“你先请”、“你走先”的逊让之下，老先生也就不客气了。只见他搂着小女子，踩着华尔兹，“老夫聊发少年狂”，满场飞舞，裤裆生风，那身体内部雄激素的残渣余沥，居然回光返照，蠢蠢欲动起来，果然应了孔夫子的话，不亦乐乎了。
这当然是以今度古的拟想了，不足为凭，聊发一噱而已。不过，文坛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热闹过来的，我们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坛，不停裹乱，不断搅局的讨嫌场面。好像不到八宝山，躺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人们是无法阿弥陀佛，如释重负的。
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里，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
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何？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著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掉小命；为手段，懂得圆通，倒常常能以文学谋生存，求发达。袁枚的“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藉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买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其实等于是他主编的一本发表诗作以及评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由于中国的官员，好风雅；中国的文人，好高攀；中国的百姓，好追星；这部点铁成金、一举成名的出版物，风靡大江南北，影响巨大。那时，他不用付给作者稿费，相反，而是投稿者、送诗者、求评者、唱和者，是要具一份贽见之礼，而且恐怕不能太过菲薄。这样，《随园诗话》是他的生财之道，遂成了他的一棵摇钱树。
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好风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以上诸好，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因此，一个文人，活得苟且龌龊与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鸡肠与达观奔放，活得低三下四与清高正直，活得软弱缺钙与铁骨铮铮，都可能合二为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