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对于能够侥幸逃脱，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为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锦瑟无端五十弦（1）
锦瑟无端五十弦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河南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惘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要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谿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坠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五十六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企图破解李商隐的这首《锦瑟》，企图揭开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了。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壈终身”（《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
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四十七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的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轻工业局的局长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过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四十七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古人且不去说他了，就我认识的、知道的、听说的那些同行，一旦屁股冒烟，有了座驾，文思也就跟着肠梗阻，连想放个响屁，也是难上加难的。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侯门深似海，把我们这位诗人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李商隐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谿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1958年的春天，戴上右派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的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也许古往今来，为文人者，倒霉的多，不倒霉的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机会碰上了。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的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壈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右派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博爱原属沁阳，从这个县名，大致可知民国年间，才设县另治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均称：“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怀，即怀庆府，现为新乡市。那年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新乡，再转车焦作，然后又到博爱县的九府坟，编入刚召募来的当地民工队伍，沿着丹河，步步攀高，翻山越岭，往太行山深处的新线工地走去。
丹河逶迤出山处的平川地带，人烟稠密，物产富饶，自流灌溉，水美地肥，是著名的怀山药、怀生地的中药产地。而顺着河谷，蜿蜒而进，到达只有大白天里公然出没的狼，只有夜里令人心悸的寒号鸟，只有一出门就撞鼻子的大山，只有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新线工地，唯见山高坡陡，地寡人稀，荒芜贫瘠，一片凄凉，真是心寒透顶。也许春风得意的人，不大能读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选他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山里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馀，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异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样板戏，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馀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馀演员，唱到投入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共鸣。而且，最奇怪的，总能使我想起李商隐，想起他那首谜一般的《锦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也同样如此吗？那种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种流金岁月一去不复的怀念，那种像蹀躞而行的负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运……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对着昏灯，守着寂寥，在古老的怀梆旋律里，真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锦瑟无端五十弦（2）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胜似罪人，这等无刑之刑的日子，相当难熬。但比起公元9世纪的唐朝晚期，被卷进朝廷党争漩涡之中的李商隐，我觉得他的际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为，我是碧落黄泉，彻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着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做人。可是，在中国，在文人的群体中，谁块头最大，谁分量最重，绝对是那些妒火中烧的文人们集中攻击的目标，李商隐为晚唐的首席诗人，岂能轻饶了他？殷鉴不远，记忆犹新，我们都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那些文学大师们怎么被文学小人团团围住，咬得遍体鳞伤的。
然而，李商隐的痛苦，在于他在当时的朋党之争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的可怜角色，而不能自拔。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处境，有着切中肯綮的论述：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牛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潮流一派，后者门阀色彩较浓，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户。两派交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辞，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根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配之争，吃肉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这几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骚的诗篇。
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紧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红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鸡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头发誓，稍微斯文一点罢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节度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位，进入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子，就会发展成为同进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文人不能弄权。凡弄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藉甚，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需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你的人却怎么做得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更何况未知的，允许后人猜测、推断、想象的那一半自由空间呢？所以，新旧《唐书》里的《李商隐传》，不过是诗人表面现象的描写。那首《锦瑟》，其中的暧昧情节，才是几百年来的文人学者搜索枯肠、费尽思量的所在。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四十七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坎壈”，从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难为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聚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浓缩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支《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锦瑟无端五十弦（3）
惟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今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关于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计有功《唐诗纪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许《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胡应麟《诗薮》）
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周珽《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份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十八岁，大和三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二十六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功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份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妾的女子，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电视连续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推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要求一个十八岁至二十六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对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攽的苏东坡（1036～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家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笺注》）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像，搀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不无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出版后，获得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个肉欲的荡妇包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明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窸窣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我是守身如玉的，他想让他的领导相信。
锦瑟无端五十弦（4）
河东公，即柳仲郢，是他最后的顶头上司，当然也不是白痴。此时诗人四十岁，丧妻不久。这位上级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为其续弦，显然考虑到他应该更能接受这类风尘中人。不知李商隐为什么要婉拒，遂有这封表态的信，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此地无银的信口关白罢了。
我才不信，一个不善浪漫，不擅情爱的文人，会写好浪漫和情爱？一个从无大爱，更无大恨的文人，会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恨情仇？惟其如此，把爱写得那么奇丽，把情写得那么神秘，把性写得那么美妙，把女人写得那么灵动精致、呼之欲出的李商隐，才在这首回眸一生的《锦瑟》中，写出千古传唱的深情来。
显然，那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女性，或许正因为她，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十八岁（公元829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二十七岁（公元838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十年的令狐恩公分手，走自己的路，从而铸下难以挽回、后悔莫及的大错。或许他想活得更好，或许他想把握自己，或许他想冲决而出，或许他想远走高飞……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并且做了他家的女婿？但在当时朝廷的牛、李朋党之争中，这种背叛是被整个社会不齿的。于是，这位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成为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两面不讨好的，一直到死也没顺过的倒霉角色。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作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刊误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砂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所以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砂，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让他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Q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时间年龄纪事文宗大和三年（829）18岁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大和七年（833）22岁应举，知举贾悚不取。大和八年（834）23岁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被遣散。大和九年（835）24岁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仍不取。开成二年（837）26岁三次应举，因经门师令狐楚的力荐，终于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开成三年（838）27岁又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武宗会昌三年（843）32岁王茂元病故。宣宗大中元年（847）36岁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大中二年（848）37岁郑亚贬循州，幕散，又一次被遣归。大中三年（849）38岁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大中五年（851）40岁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绹。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大中九年（855）44岁因柳仲郢调回长安，幕散。大中十年（856）45岁为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858）47岁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完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做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这辈子便只有一连串的不走运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履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了。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四十七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对《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屁滚尿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坎壈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1）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不禁为之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779年，死于公元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谕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7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的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惟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馀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奸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屁，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我估计，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
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
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旧唐书》）。他是“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屁为敲门之砖，以奸佞为进身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便中对穆宗抱怨一声，陛下，昨天傍晚，京师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府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都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曾经沧海难为水（2）
所以，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偎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馀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馀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做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