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没有为官秉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来的，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教导的“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女子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听，也不会相信的。
二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
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作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见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弹词；再后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就是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其大致梗概，无非是：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曾经沧海难为水（3）
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聪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待，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这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是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断。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咎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柳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某些文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体。
单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中国某些文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与坐者皆为深叹”，没有人对诗人这样的绝情辜负，这样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那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最留恋、最难忘、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隐隐绰绰还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那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总为从前作诗苦（1）
总为从前作诗苦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无论其抑杜扬李是如何的牵强附会，也无论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维，但有一条，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顶极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被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花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
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够闹人，也够闹心的屡见不鲜的新闻。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
《国语鲁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左拥右抱，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作白日梦乎？
什么叫作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地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地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傅会的。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再说了，不朽者，自会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给自己作品每个字都镀上一层金箔，待到时光销磨掉最后的色彩，还不是成为一堆文学垃圾。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过是跳梁丑剧的表演罢了。这其中，小闹闹者，闹在文坛，属于气血两虚，心浮气躁；大闹闹者，闹在社会，则是歇斯底里，近乎癫狂；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闹闹者，闹到大学里去，已经朽木不可雕也；还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不朽，则绝对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了。
真正的不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着去闹，天上自会掉馅儿饼的。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题上来，我们通常并称李杜，其实这两位诗人，除了不朽这个共同点外，李是李，杜是杜，浑不是一回事。
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人，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其祖先为西域碎叶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天才早熟。二十四岁出蜀，仗剑行吟，遍游天下。四十二岁，由道士吴筠荐，至长安，玄宗用为供奉翰林。后受宦官排挤，遣金放还。安史之乱时，入永王李璘幕。因争夺帝位，永王叛，为肃宗所败，李白被定罪流放夜郎，后遇赦。六十一岁，代宗朝平反，往依当涂县令李阳冰，六十二岁卒。也有一说，因精神失常，泛舟江中，跃水而亡。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人，祖籍襄阳。“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壮成名。三十五岁以前，游历江淮齐鲁，后入长安，应科举考试，不得举，潦倒十年，徜徉江湖。四十四岁，安史之乱中被乱军裹胁，后脱身至灵武，肃宗授以左拾遗。后被贬，弃官入蜀，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无所傍依，遂东下夔州。五十九岁，再经湖北入湖南，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湘江舟中。另有一说，由于饥饿，过量食牛肉暴毙。
总而言之，李白杜甫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公关面多为宫廷权贵、名流高士，看他的诗，一派富贵气象，盛唐雄风。后者的接触面基本上都是社会低层、草根人物，他写的诗，多为民间疾苦，沉痛呻吟。从贵族世家走出来的李白，是一个抱有鸿图大志，力求飞黄腾达，永远不安于位，永远力争上游的强者。而出身寒微的杜甫，仕途蹭蹬，发达无望，长期处于不得意的状态下，是一个欲振作无力气，常发奋屡挫折的弱者。
因此，这两位诗人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李是理想主义者，杜是悲观主义者。李是永远的乐天派，杜是艰难的谋生人。李敢于说大话，敢于冒风险，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机政治，不计后果，终于因为站错了队，而付出一生的代价。杜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其实是一个入仕无门，落拓穷困的潦倒者，尽管忠忱唐室，尾追玄宗肃宗，疲于奔命，队倒是站对了，可得到的一个八品微末之官，也当不成，到底贬谪迁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因此，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总为从前作诗苦（2）
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
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
看他们的情感寄托：一个陶醉醇酒妇人；一个在意妻儿老小。
看他们的人生抱负：一个梦想“为君谈笑静胡沙”，期望异常之高；一个只能“日暮聊为《梁父吟》”，欲念相当之低。
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觉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颠沛流离，心情始终是相当郁闷和自卑。
看他们的终结追求：一个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扬九重万乘主”，是要入阁拜相、问鼎当朝的；一个眼睛向下，扎根泥土，辛勤耕耘，“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诗之外，他几乎再无其他了。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馀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作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馀，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质朴，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尽管李白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看法的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天宝四载（745），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馀，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他十岁的李白，仰慕之心，不一而足。他们同行同止，同唱同和，同饮同酌，同醉同酣，似乎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还有另一位诗人高适，也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杜甫总是在诗中提到这次齐鲁之行的愉快经历，“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不胜留恋。总之，只不过短短的三年间的两次交往，敬佩其才华，膺服其诗情，钦慕其潇洒，悲悯其遭遇的杜甫，涉及到李白的诗篇有：
《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饮中八仙歌》
《冬日有怀李白》
《春日忆李白》
《梦李白二首》
《天末怀李白》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不见》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昔游》
《遣怀》
计十四首诗。
尽管，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两人情谊的深浅，但是——
他对李白诗作的赞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总为从前作诗苦（3）
他对李白才华的崇拜：“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他对李白处境的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不见李生久，徉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他对李白流放的关注：“君今在罗网，何似有羽翼？”“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尤其他对李白一别以后的思念：“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以及他的等待，他的希望，盼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仍旧回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一天。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读到了真挚，读到了赤诚，读到“如弟兄”的感情，更读到了一个年轻诗人对于先驱者的信任，追随，忠忱，坚贞。
然而，从李白留存到后世的全部作品中，关于杜甫，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门送杜二甫》两首，甚至还不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那个无名之辈。他为这个很款待了他一番的好客主人，一口气写了三首诗，待遇要比杜甫高出一格。从以上小小的统计来看，大致可以想见，这两位诗人，谁在谁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有多轻，也就昭然若揭了。
而困扰于李杜关系中的那首有争论的“饭颗山”短诗，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两位诗人磨合中间无伤大雅的杂音。
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让我们看到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诗如下：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这四句诗，有人力辨其无，有人极证其有，几成一桩公案。
清乾隆《唐宋诗醇》确信，非李白所写，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白与杜甫相知最深，饭颗山头一绝，《本事诗》及《酉阳杂俎》载之，盖流俗传闻之说，白集无是也。鲍、庾、阴、何，词流所重，李、杜实尝宗之，特所成就者大，不寄其篱下耳。安得以为讥议之词乎？甫诗及白者十馀见，白诗亦屡及甫，即此结语（“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情亦不薄矣。世俗轻诬古人，往往类是，尚论者当知之。”
清人王琦注《李太白集》时则存疑，认为有可能为李白所写。“《唐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曰：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及四言，七言又其艳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云云，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又见《摭言》、《唐诗纪事》，云：此诗载《唐旧史》。”
我一直认为，诗人，首先是人，哪怕是不朽的诗人，诗仙也好，诗圣也好，也是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感情。有时候，面对某个人，某些人，面对某件事，某些事，也有可能既“仙”不起来，更“圣”不起来，有可能俗，有可能丑，甚至有可能恶的。
所以，我看到时下的报章杂志上，对那些死去不久，或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近乎仙，近乎圣的老作家、老诗人，乃至于学界巨擘，艺术大师，理论权威，媒体大亨的溢美之词，什么高风亮节啊，什么先知先觉啊，什么隐姓埋名的贡献啊，什么凡人不晓的如珠似玉的品格啊，总是似信似疑，半信半疑，忍不住要打上一连串问号的。
也许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论人议事，倒常常持绝对的，偏激的，唯心的，形而上的态度。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可收拾，美就美到天上去，高则高到高不可攀。若是讲一点辩证法，若是用一分为二的方式，若是能够接受仙未必全仙，圣不一定皆圣的观点，若是接受伟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伟大光明正确，形势大好不等于全好更不等于永远好的看法，那么，那些受人尊敬的大师们虽然令我们高山仰止，但偶尔间也会失态也会有小人的举止，便不以为奇了……
因此，“斗酒诗百篇”、“敏捷诗千首”的快枪手李白，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肯下慢功夫的杜甫，酸溜溜地开个玩笑，调侃一下，宣泄一下，也就不必当回事的。
要知道，狼是接受群的，而文人，通常是不大容易接受群的。在他内心里谁也看不到的最深处，总是把自己看作老大，没有一个甘心服低的。
并刀昨夜匣中鸣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盾文学奖。
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没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屏退得远远的，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１６４７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城市萧条，商旅萎缩，房舍破败，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的人，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镣脚铐，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惟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知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１６０８—１６４７），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１６３７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的《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仰慕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阙《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阙《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１６４７年的春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采，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已地流露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情侣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顾苓《河东君传》，清·王《虞山竹枝词》，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也只有像她这样已成为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以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三刻下嫁这位磊落潇洒、声名遐迩的陈卧子。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简直是挑战地、主动地、大胆到不顾体面地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因为中国人之中的假正经，特别的多，看不惯的人，不能接受的事物，往往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迂腐之言，是信不得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辨诬，故不赘述。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其文采为“秦淮八艳之冠”（郁达夫语）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从她在名片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作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中国的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硔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