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于理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忙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会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１５８０ —１６６４）、吴县的李玉（１５９１—１６７１）、海宁的谈迁（１５９３—１６５６）、绍兴的张岱（１５９７—？）、诸暨的陈洪绶（１５９８—１６５２）、海宁的查继佐（１６０１—１６７６）、宜兴的陈贞慧（１６０４—１６５６）、苏州的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太仓的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１）、余姚的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如皋的李渔（１６１１—１６７９）和冒襄（１６１１—１６９３）、昆山的归庄（１６１３—１６７３）和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绝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逸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惟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绝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他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铐脚镣，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陈子龙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被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匣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词笺燕子空衔却
“丹青收藏他怎么？词笺燕子空衔却，纵落去他边着甚科？从此后虎头妙染成高阁。霍生，霍生，若要相逢，除非来生方可！”
这是阮大铖《燕子笺》第三十一出《劝合》结尾的一段点题的唱词。
阮大铖，中国文人之败类，撇开这个人的王八蛋方面，暂且不去说他。单就这部《燕子笺》，平心而论，戏虽一般，但此人在词曲语言上，达到如此诗化的高度，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唐宋名家的诗词，在他笔下，为其所用，如同己出，那融通化脱的能力，简直无与伦比。
《花朝生笔记》称他：“其所作诸曲，直可追步前人，……至于《燕子笺》则美不胜收矣。”《曲栏闲话》也称他：“圆海词笔，灵妙无匹。”如：
[一翦梅]（旦上）春来何事最关情，花护金铃，绣刺金针。小楼睡起倚云屏，眉点檀心，香濡檀林。（梅香）春光九十逼将零，半为花嗔，半为花疼。梁间双燕语星星，道是无情，却似多情。（旦）露湿晴花一苑香，小窗袅袅拂垂杨。（梅）才看紫燕衔莺粟，又听黄鹂叫海棠。（第九出《骇像》）
[风马儿]（旦）琐窗午梦线慵拈，心头事，忒廉纤。（起坐介）梅香，檐前是什么响？（梅香）晴檐铁马无风转，被琢花小鸟弄得响珊珊。（减字木兰花）（旦）春光渐老，流莺不管人烦恼，细雨窗纱，深巷清晨卖杏花。（梅）眉峰双蹙，画中有个人如玉。小立窗前，待燕归来始下帘。（第十一出《写笺》）
这类美文，在《燕子笺》中，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若是不计其人，单论其文的话，阮大铖写的戏，其词藻之华彩，文字之典雅，情致之柔曼，格调之清丽，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同时代人的张岱，指出他的语言，“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虽然有点溢誉，但从琳琅满目的佳句看，说他得晚唐词人三昧，有五代《花间》余韵，倒也不算过分。
明末清初的山阴张岱，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才子，因为先前家世鼎盛时，也曾蓄养过戏班，出息过名角，耳濡目染，这位公子哥儿兼浮浪子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精音律、擅丝竹的行家里手。阮大铖特地邀他从杭州到南京来，为座上宾，看他自己家里的戏班，串演他自己写的戏。我想，阮看中的不是张的家世，而是在“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的文坛地位。（《陶庵梦忆》佚名序）
张岱对列名逆案的阮大铖，肯定会有看法，但他是玩家，还是一个玩到倾家荡产的大玩家，“好梨园，好鼓吹”，艺术至上，看戏第一，也就不在乎他那段丑恶的历史。于是，不惮车船劳顿，跑去赏玩观摩。在那本《陶庵梦忆》中，记下这次愉快的陪都之行。
“在其家看《十错义》、《麾尼珠》、《燕子笺》三剧”，亲自领教过殷勤的主人，将戏中“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此，张岱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态度。虽然，张岱也不得不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
但他终究是行家，“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这大约是1644年明亡前的两三年间事。
张岱，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也许意识不到国土日蹙，危机临近，也许预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将易色；但关外压境的清军，节节进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势，一向以“谈兵论剑”自雄，颇有几分军事头脑的阮大铖，看得清清楚楚，相信出头日子大概不远。之所以折柬相邀，说是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其实，意不在戏，而是蛰居地下，不安于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热衷于搞政治。阮大铖不愿被政治搞，偏要搞政治，只能做个小文人。最后连小文人也不想做，只想做小人，于是，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耻之徒。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后迁居桐城。29岁举进士，天启朝，得吏科给事中职。先以同乡关系，走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门子。因升职不遂，背左投魏，并且与魏的骨干霍维华、杨维垣，结为死友。不过他行事诡秘，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持，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因此，至崇祯登基，“元年，起光禄卿”，很快，为魏党献媚上《百官图》的马脚败露，“御史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
罢官初期，前十年间，此人还算老实，伏居南京，杜门谢客，蓄养声伎，写《燕子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王士《池北偶谈》载：“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
但是，随后数年，大明王朝，朝不保夕，不亡何待的未来，崇祯皇帝，日暮途穷，必然灭亡的前景，已经愈来愈清晰。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惊蛰之地动，使这条地下冬眠的虫豸，那不安生的心，难以宁耐，探头探脑，将触角伸出地面，要迎接他的春天了。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秉《皖髯事实》）。可是，魏门客，逆案中人，声名狼藉，臭不可近，正人君子无不躲避他，设法绕开这泡臭狗屎。所以，阮像一只软脚蟹，一条蜕衣蛇，很在意朋友，很需要援手，着力于交际，热衷于联络，极想打开局面，才有把山阴张岱请来赏戏的举措。
可是，在南京，除了与他同科考中的马士英“相结甚欢”外，当时，名胜一时的江南四大公子，都跟他来不来；不但来不来，动不动还要修理他。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谈恋爱的侯方域，也竭力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他把张岱请到金陵，管吃管住，还要奉送红包，纹银若干两，也是突破复社精英，联手东林后人，对其封锁的一种突围策略。
阮大铖的困兽犹斗，坚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蛰居十七年，生存状态恶劣是不必说的了。到处碰壁，从不丧气，始终图明日之计；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努力求东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贱，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强。第二，在惶惶然如丧家犬，在人人喊打如过街鼠的十七年间，绝不颓唐，笔耕不辍，写出在文学史上能留存下来的这部《燕子笺》。你可以卑视其人，但你却不能不赞赏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传中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
说实在的，这七个字，也就只有阮大铖当得起。
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坏蛋、败类、蟊贼、混账、恶棍、伪君子、假道学之辈，并不是都“猾贼”又“机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来，在文学圈中，“猾贼机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鸦鸦乌了。说句不敬的话，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论，未必没有道理，如今这些阮大铖的衣钵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学小混混们，文章写得那个臭，学养显得那个差，有一脸狺狺然的恶相，无咬断筋骨的犬牙，真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挺宾服这个阮大铖，他坏蛋，坏得有水平，他混账，混得很出色，要比当下骂人骂不到点子上，打人打不到坎节处，嗓子虽高，智商却低，放屁很响，才气毫无的文学垃圾，不知强多少倍？
才子张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丝栏车，驾高头马，灯笼引路，前后扈从，贵宾款待，盛宴接风。我估计张岱那篇奇文，《自为墓志铭》，阮大铖显然过目，所以，一下子就吃透这个声色犬马的败家子。
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于是，斜风细雨、春意盎然的石头城里，桨声灯影、遗簪堕珥的秦淮河畔，迷恋在声色中，沉醉于戏境里的他，尽管深知主人不是东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齿，左佻右儇，不拘形迹，便咧开一张大嘴，忍不住为阮大铖鼓吹，阁下这部《燕子笺》啊！“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写到这里，不禁伏案呜呼！赶情，古往今来的评论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被人搞定的。当然，对付名士派张岱——一个被政治搞，而不是搞政治的书呆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付人称“小东林”的复社人物，“机敏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玩不转，吃不开了。
他试验过，巴结过，赔钱赚吆喝做过蚀本买卖，然而，只讨来没趣。
吴伟业《梅村文集》中，有一则生动的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蓄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
陈维崧在《冒辟疆寿序》中，也提到过阮大铖所受到的这次羞辱：“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也，则亟命歌者来，而令老仆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
这几位贵公子，将阮圆海羞辱一个够以后，似乎还不尽兴，紧接着，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
公揭一出，石头城里便沸反盈天了。
哇噻！字大如斗，贴遍长街，路人仰观，众口流传，声势汹涌，满城哗然，正气如虹，宵小胆惊。其批倒批臭之效验，比“文革”还“文革”，阮大铖要是生在二十世纪，久经政治运动，百炼成钢，也许成为滚刀肉，毫不在乎。可在十五世纪，知识分子的脸皮子，还没有后来那么厚。再说，有着一部大胡子的阮髯翁，吹拉弹唱，风流倜傥，怎么也是有过功名，做过朝官，出身世家，饶有家产的名流呀，一时间手足无措，只好“潜迹于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后来成为清初三大学者的黄宗羲，那时还是血气方刚之季，也欣然命笔，记录逐阮成功后，他们这些“红卫兵”们的胜利集会：“崇祯己卯，金陵解试……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山、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俱揭中具名声讨者），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
黄的这篇快文，我马上想到法国人的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同时，我也想起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打落水狗”，是对的。可是，你要是打不趴下这条狗，它爬上岸来，至少要抖你一身水。所以，无论那四大公子，还是贴大字报的复社人物，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第一，据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小人这东西，是万万不可得罪的；第二，同样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你既要得罪，就得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足够准备。倘不如此，你做不到破釜沉舟的决绝，那你就赶快拉倒，打消念头。求一时口舌之痛快，图片刻宣泄之欢悦，打蛇打不到七寸上，只能使小人更小，坏蛋更坏，恶棍会成为歹毒的食人族。
这就是天启朝的东林党人，崇祯朝的复社中人，以及能与之相呼应的清流，多年来政策上的失误。这些人，毫无疑问，既是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人是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没有褊狭愚执的毛病。由于声气太过相投，自然就要排他，以我划线，对“忌者浸不能容”；由于派性情绪作怪，难免意气用事，因此，党同伐异，高筑壁垒，硬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化友为敌，把很多中间分子，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见，也是最难根除的痼疾。
君不见今日之域内，文坛上那些个大小圈子里的爷儿们，娘儿们，哥儿们，姐儿们，与圈子外写作的普通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状吗？
所以，明之亡，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入侵，李自成、张献忠之犯阙，固然是主要败因，但朝廷中你搞我、我搞你的党争，置危如累卵的国家命运于不顾，一定要争出是非，定下高低，干掉别人，自立为尊，弄得崇祯为帝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宰相，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笑话。这种党争的内耗，一直到朱由检景山上吊，又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延续下来。于是，阮大铖从南京近郊的牛首山，坐着马车，带着戏班，堂而皇之地进城了。
这使我想起一部老电影里的一句道白：“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有时候，我们时常会埋怨，老天不长眼，为什么小人总能得志，而君子常常倒霉？因为，凡君子，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小人，绝对认为这个世界是险象丛生的。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表明这两种人心境的截然不同。坦荡者不会全天候地关注身边四周的动静，而戚戚者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睁着警惕的眼睛，窥测方向，掌握时机，随时准备隐遁，随时打算进袭。阮大铖的“猾贼机敏”比那些“红卫兵”们要强得多多，还在他被黄宗羲等人，当作茶余饭后的下酒小菜时，崇祯十四年，在他闻知周延儒复为首辅后，急忙要求他给自己平反，“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对这个绩优股，进行远期投资。
不知得到多少好处的周延儒，情不可却，当然想帮忙，然而，帮不上忙。“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明史》）
这就是小人的机敏灵活，我不能上，我的朋友上。我的朋友上，其实也就等于我上。果然，凤阳总督出缺，马士英被委任。随后，李自成攻进北京，朱由检自缢身亡，事态遽变，在南都，握有军权的马士英，和一肚子坏水的阮大铖合谋，排挤史可法，拥立福王，是为南明弘光政权。
由于翊戴有功，阮大铖甚至当上了兵部尚书。最滑稽的，老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耐不住寂寞，巴结阮大胡子来了。早些年，他连正眼都不瞧这个败类的。现在，他和他的新太太柳如是，从常熟赶来凑热闹，以求分一杯羹。这位风流女子，白衣白马，在下关，先慰问阮的江防部队，当了一回劳军女郎；然后，又移莲步，阮府赴宴，坐在髯翁身边，频频劝酒，嗲态百出。
我估计，盲翁陈寅恪，作《柳如是传》，写到这里，肯定心里有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同样，复社的“红卫兵”们，眼看着石头城上乌云密布起来，也是想笑都笑不起来了。
前面说过，小人之不可得罪，就因为有小人得志的这一天，一旦得了志，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凡开罪于他者，都会加倍地遭到报复。现在，轮到他笑了，那可是魔鬼的笑，刽子手的笑，决不心慈手软、开刀问斩的笑。
阮大铖先将“大字报”的力主者周镳，投刑部狱杀害，然后下令逮捕复社的吴应箕、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等人。这还不够，难解他心头之恨，扩而大之，“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黄道周、杨廷麟、刘宗周、顾杲等七十二人皆不免，于是，缇骑遍七郡矣。”（朱一是《周雷赐死始末》）
这期间，那些跟阮大铖来不来的复社名流，陈贞慧捕入锦衣卫，差一点被整死，侯方域逃得快，没有落入阮的魔掌，沈士柱、吴次尾隐名埋姓，躲到外县，黄宗羲跑到余姚，入山抗清，冒襄遁回老家如皋，在水绘园一声不作……倘不是清军迅速南下，挥师江浙，弘光帝成了俘虏，阮大铖继续得志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滴溜子]禄山的，禄山的，潼关直犯。哥舒翰，哥舒翰，全军奔散，大驾去长安西畔，传闻凝碧池，胡奴开宴。趁此悄地更衣，奔从雕辇。
[尾声]朝冠脱却，轻裘换，将紫绶身中密绾，说不尽的家常凭伊自管看。
扈驾西巡何日还，不堪烽火满长安。
出门哪敢高声哭，多少胡儿勒马看!
（第二十一出《扈奔》）
《燕子笺》中，公元六世纪胡人杀进长安的情景，到了公元1644年，竟原样不差地出现在阮大铖的眼前。不过，那是胡人，这是清兵，那是长安，这是金陵。在戏文里，他使剧中人郦尚书扈驾出奔，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在现实中，这位先事阉党，感觉臭得不够，再投清廷，以求臭上加臭的阮大铖，很快就变节投降，像当年汉奸为日本鬼子带路扫荡那样，发蓄辫，胡服左衽，从清军攻仙霞关，自告奋勇，作马前卒，走在最前面。
他没想到，在山高路陡的峰巅，不小心碰到一块石头，像是挡住他脚步，不让他往前走，绊了一跤，立即仆倒在地，此人遂像一摊牛粪似的再也站不起来。
于是，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败类，结束了他卑鄙无耻的一生。
他死了，不等于中国文坛再也不会有类似人物出现，不过，能写出《燕子笺》优美文字如阮大铖者，恐怕再也不会有了。也许因为他这样一个为人为文反差极大的先例在，所以，对时下的一些作品不怎么样，而人品更不怎么样的同行，混迹文坛，洋洋得意，名利场中，狗屁捣灶，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帮小玩闹，纵使蹦，又能蹦多高？纵使跳，又能跳多久？随他去罢！
东山猛虎不吃人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近年致力于读史随笔写作，见解精辟独到，笔锋犀利传神，深受读者好评；最近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早期作品《行路易》长诗中的起首一句。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伯定，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以别树一帜，不同凡响的诗人形象，存活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为人景仰。
想起他，一般先说到他的诗，尤其七绝，简直被他写“绝”了。其次说到他的浪漫，他和那位美丽太太的恋情，以及因此之故的暴死。然后，才是他振聋发聩，拯危救亡的文章，包括他一心一意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他的诗友，他的同道，一起到广州禁烟，为大清王朝做些什么的雄心壮志。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启蒙意识的志士，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
谈到他的诗，明清以降，诗家虽众，出类拔萃者也不少，但像他这样，将诗之七绝一体，写到如此娴熟，如此完美的程度，其文字之丰采都丽，其词章之金声玉振，其意境之突兀奇美，其思路之峻刻险越，域内文人，堪与匹敌者真是罕见。以《己亥杂诗》为代表的三百十五首七绝，更达到艺术的绝顶，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那无拘无羁的浪漫情思，那弛张浩漫的灵犀诗心，那扑朔迷离的象征隐喻，那旨意深远的觉醒参悟，成为鸦片战争以后，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师法之、宗奉之的楷帖。
谓予不信，细细玩味柳亚子、黄遵宪、鲁迅、毛泽东的七绝，不难在字里行间，发现龚定庵词彩的余风遗韵。
这首《行路易》诗，应作于公元１８１９年（嘉庆二十四年）春天的北京。开头五句，那种破天荒感觉，那种横空出世的感觉，使所有当时的中国人，为之耳目一新。
东山猛虎不吃人，
西山猛虎吃人，
南山猛虎吃人，
北山猛虎不食人，
漫漫趋避何所已？……
说实在的，这几句平实无华的大白话，别人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想不到，而是除他以外，压根儿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即或有人尝试过，大概缺乏胆量拿出来面世，也就胎死腹中。
惟非常人，做非常事，这就是龚自珍的风格了，别人不敢，他敢。
那年的春天，倒是北京少有的风和日丽季节，春闱落第的举子，从东城总布胡同的贡院考场出来，套用三十年代文人惯用的外来语，诗人非常的“生的门答”，心绪相当郁闷。虽然，蹭蹬科场，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孙山，也麻木了，也疲沓了，也无所谓了。但这一次，意在必得竟不得，手到擒来竟不来，多少有点大不甘心。遂坐上家中长随来接他的骡车，回宣武门外手帕胡同的家。
不过，豁达潇洒的他，很快从惆怅的情绪中跳出来，他问自己，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吗？ＮＯ！这位精通汉、满、蒙、唐古拉语的语言天才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人才，这个社会容纳不了人才，其实倒是大清王朝的失败。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一个人“才”的出现，一百个“不才”张开血盆大口要来吞噬。这样一个人才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的国家和社会，你还能对她抱有什么指望呢？那时的龚自珍，未必具有封建社会走到终点，专制统治即将垮台的革命意识，但他以诗人的敏感，觉察到大清王朝已经烂到根上，无药可治的危机。于是，骡蹄踢踏，车轮咿哑，一路颠簸的他，在舒愤懑的“东山猛虎不吃人”的开宗明义之后，继续构思下去：
玉帝不遣牖下死，一双瞳神射秋水，
袖中芳草岂不香？手中玉麈岂不长？
中妇岂不姝？座客岂不都？
江大水深多江鱼，江边何哓呶？
……
我欲食江鱼，江水涩咙喉，
鱼骨亦不可以餐。
冤屈复冤屈，果然龙蛇蟠我喉舌间，
使我说天九难，说地九难！
踉跄入中门，中门一步一荆棘。
大药不疗膏肓顽，鼻涕一尺何其孱！
臣请逝矣逝不还。
这首愤世嫉俗之作，脱稿时间，虽然离鸦片战争还有２０年光阴，可王朝之衰微没落的现象，无可救赎的命运，颓败腐朽的国势，醉生梦死的社会，那些“百不才”的昏君庸臣，权奸巨蠹，贪官污吏，文伥学匪，如同环伺着的猛虎，团团围定着有良知，想作为的中国人。有的正在吃人，有的将要吃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绝望的他，在诗之最后，不禁悲观地感叹起来：
乱曰：
三寸舌，一支笔，万言书，万人敌，
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
那年，他２７岁。据《学人列传》，“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为一代文字音韵大师，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穷经搜典，治书为文，颇得真谛，从而饮誉文坛，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这首称不上规范，但却极具创新精神的诗，一经传抄，其惊世骇俗的声音，京师上下，为之一震。在文学这个领域里，敢为天下先，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却是需要相当的自信。尤其对年资稍浅的文人来讲，他不能不考虑：一、别人会不会认可？二、若不认可，别人会不会笑话？三、仅仅是笑话，倒也罢了，会不会从此落下一个狂妄的名声？这都是要掂掇再三的。
接着，还有其四，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别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度里，文人这个集群，名气大小，成就高低，入道先后，资历深浅，意味着量级，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在主席台的位置，意味着麦克风离嘴巴的距离。等等等等，都是很有考较和讲究的。假设当代一位诗人，就算有了类似“东山猛虎不吃人”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想法，能否有勇气不顾及前辈的脸，大师的脸，权威的脸，长官的脸，斗胆吼出来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而龚自珍，就敢于睨视群伦，匡然独出。
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他有两句诗，一句为“本无一字是吾师”，另一句为“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是他的这种“夷然不顾”的“怪物”性格体现。他曾经申言：“予生平不蓄门弟子。”那么，下文必然就是，他也不会师从任何人的。因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就是他，他就是惟一，他就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他。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相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
他的一生，极其短促，只活了４９岁，就被追杀他的人毒害了。按照中国文人越活越缩水，越回旋，越活越胡涂，越颠倒，甚至活到最后，越混账，越万人嫌的常规，我怀疑，龚自珍活到七老八十，还有思如泉涌的才华？还有目空一切的豪迈？还有指斥海内的勇气？还有匡时救世的雄心？我也不敢揣测。因此，他的短命，固属不幸，但他的形象，却在后人的记忆里留下来完美。
这一点，值得还活着的文人引以为鉴。
柳亚子誉他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既是对他文品的肯定，也是对他人品的赞赏。他对龚的惺惺相惜，更看重的是诗人身上少有的自信。一个中国文人，能够像龚自珍这样，不在意别人的首肯，不需要别人的赐准，不师法任何样板，不服从任何规范，对于上上下下的说长道短，置若罔闻，对于老老少少的评头品足，不在话下，这是多么值得提倡的我行我素的文学品格啊！
二
车过法源寺，往右安门去的路上，行人车马渐渐多了起来。他这才想起，悯忠寺的海棠花正是盛时，“记得花荫文宴屡，十年春梦寺门南”，这句旧作，使他想起来，差不多每年花期，都要约林则徐、魏源、何绍基、黄爵滋，来赏花吟诗的。而且，最令他萦系不已的，还是当年那花下丽人的俏影，这才是悯忠寺最使他怀念留恋之处呢！
龚自珍思忖着，反正也落榜了，又何必急着回家看一张张失望的脸，便把接他的车放走，自己顺着赏花的人流，向不远处的寺院走去。
进得山门，那几十株铁杆海棠，满树绮红，争奇斗艳，一片花海，落英缤纷。拾级而上，举眼望去，大殿敞廊里围坐着品茶赏花的人中，一双“美目盼兮”的女眷，如电击般灼来，使他眼晕目眩。这位花下丽人，在此不期而遇，我们这位浪漫潦倒的诗人，如饮甘露，如沐春风，早把考场受挫之事，置之脑后，顾不上了。
她就是晚清有名的女诗人顾太清（１７９９—１８７６后），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诗词，擅书画，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的说法，她的文学成就为大家公认，她的花月容貌更为众人心仪，而且还是一个好交际，喜游玩，出风头，擅应对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着白衣，尝与贝勒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入玉，琵琶黑如墨，见者咸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天游阁集》钝宦按语）
她的丈夫，龚自珍当差的宗人府长官，乾隆曾孙贝勒爷奕绘，是个礼贤下士的上司。也站起来招呼这位虽是部下，更是文友的诗人。而秀致清丽，绰约多姿的顾太清，更是因为他的突然光临，甚至无心赏花，更关切他考场失败的愤慨，以及那首在骡车上匆匆草成的《行路易》。
一个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丽，而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则是他的魅力。虽然，龚自珍以诗名，以文名，以风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实，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爱国情怀，从他《金缕曲》的诗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看，最渴慕的还是功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嬉笑怒骂，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忧患国是，激昂慷慨，冀图振作，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才是他内里的真实。这也是顾太清对龚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向往之的缘故吧？
尤其在这座海棠盛开的寺院里，是能勾起许多往事回忆的。
我一直相信，龚自珍的那首《减兰》词，应该是十年前与这位江南才女最初见面的记录。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