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可笑的是讨论攻克郑州后北伐战争的去向问题。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张东征蒋介石；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广东李济深；蔡和森主张先解决两湖问题，认为：“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然而军事决定权根本不在他们手中，而在即将反共反苏的军事将领手中。
6月23日，陈独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张国焘举行中央常务会，讨论通过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意见起草的《提高反帝运动通告》，并以中共中央秘书厅名义发出《致上海区委的信》：加强反帝运动以刺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然后“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62]真是煞费苦心，想曲线救革命，贯彻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但是，这个通告和信发出后，蔡和森又“自己感觉不正确”——“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拼命主义的精神”，于是又提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复议。但是，陈独秀两次召集扩大会议，均遭抵制，“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见，陈独秀此时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陈本人倒是坦然地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在蔡和森的坚持下，28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此问题时，还未离华的罗易（中共还不知道莫斯科调离罗的指示）严厉批评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险”，是“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这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去争取胜利，而是去遭受屠杀”。但当会议决定否决这封信时，秘书厅说信已经发出。
其实，这封信发出不发出，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调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坏的党组织，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时，与组织部长郭伯和、宣传部长韩步先一起被捕，由于韩的叛变，陈、郭身份暴露。陈在狱中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请胡适设法营救。胡表示“我一定营救他”。但与陈独秀同样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却把信交给了吴稚晖。这位对共产党和陈氏父子恨透了的吴稚晖立即报告蒋介石（一说密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并说延年比其父亲陈独秀还可恶，催促迅即将其处决。
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被杀害。接替陈延年任代理书记的赵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杀害。对于中共来说，像陈延年、赵世炎这样的干部，是当时在第一线战斗的最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损失巨大。
第一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不断地流血牺牲，中共中央、联共及国际代表则越加分裂。罗易走后，鲍罗廷虽然是罗易冒失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6月17日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务——但他在汉口的住宅还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常开会的场所。鲍借此经常发泄对罗易和其他国际代表的不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又发表长篇演说：“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国“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前是国际主席）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63]
这里，鲍罗廷也在文过饰非，并保护斯大林，实际季诺维也夫任国际主席时，斯大林的政策与国际政策是一致的。鲍罗廷也是积极执行了的。不过鲍的这些话却道出了国际执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国政策的要害：“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
陈独秀在鲍罗廷与罗易之间左右为难，同时，为了执行退出国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国际代表和中共党内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受尽了隔板气，在国民党与革命群众之间受尽隔板气。但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只要他在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6月4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项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讨灭长沙叛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等。[64]14日，陈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指出：“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源则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中农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样才不会“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至于农民内部，应注意会党问题，“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但不能放任他们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65]
在农民运动高潮中，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氛围中，出现这样一个文件，提出如此理智的形势分析和策略，实在是难能可贵。但这个《通告》又遭到来自“左”的方面的责难，而无法落实。
就这样，在无休止的争吵中，6月29日，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武汉重要将领何键的“反共训令”：呈请武汉国民政府及唐生智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66]。惊慌失措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拉住武汉国民党，阻滞其急骤右转，通过了一个“十一条政纲”的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不含联合政权的意义”；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执行国民党决议和国民政府的法令；“工农武装队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为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等等。[67]
这个接着被莫斯科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称为“退让投降”“机会主义”“集大成”的十一条政纲，王若飞说是陈独秀起草的，张国焘说是鲍罗廷根据莫斯科的电令起草的，蔡和森说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谁起草，应该说既贯彻了莫斯科的有关指示（如工农武装编入张发奎的军队），又考虑到保护工农武装的利益，是比较理智的。但是，它显然不符合“紧急指示”的“拼命主义”“冒险主义”的精神。所以，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在7月3日的会议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中央的路线，与陈独秀吵了起来。陈独秀说：“共青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说：“青年国际代表在场，他可以说一说，共青团是否有这种权利。”陈独秀说：“青年国际不应当干涉，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当进行干扰。”当时许多同志在讨论中，“对党的缺点进行了批评”。陈说：“这不包括在议事日程在内。”[68]
既往著述就把陈与任的这次争吵反复渲染，以说明陈独秀的“家长主义”作风和“右倾机会主义”罪恶。其实任弼时不过是重复了罗易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能挽救革命！
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湖南省工农革命力量问题时，会议记录是这样的：
仲甫（即陈独秀——引者）：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各军招兵问题。他们要办工会或农会，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但要保存与农会的关系以维持阶级性革命性。每个招兵告示出来应与农会接洽，因各军政治部我们都有人。这样我们可以使农民武装化，不然我们只是空叫农民武装化。
毛（即毛泽东——引者）：省农协二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条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给养可以卖枪。
特立（即张国焘——引者）：以为可以上山，但不必与C.P.发生关系，可以抢富济贫。
仲甫：不能如此。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党部应用大力来作。
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和森：可以留的仍要留。1.送入军队，2.保留，3.上山。
仲甫：当兵最好。
和森、特立：同上（即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引者）。[69]
这个记录，是对6月30日所谓“机会主义集大成”政纲的最好注释，说明后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最大的罪状即“解散工农武装”，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工农武装力量，以待东山再起，而且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正因为有了这一步骤，才有以后的“农村武装割据”。同时还说明，在八七会议前，陈独秀并不反对“上山”打游击。
鲍罗廷见自己已被国民党解除顾问职务，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也降到最低点，革命失败已经无法挽回，善后工作也基本安排，终于在7月12日，宣布曾经由罗易提议而由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并被召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遭到陈的拒绝。这个改组训令早在6月下旬即已发来，被称为“驼背毛子”的国际代表还说“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鲍罗廷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暂时把训令压下，直到这时才宣布。[70]其实陈独秀此前已经提出辞职，指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71]
7月13日，没有了陈独秀的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一改陈独秀时代的软弱状态，谴责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推行“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2]。
汪精卫早已摸透了斯大林的心思，见共产党终于摊牌，就在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进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几年来，陈独秀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斯大林不允许，现在还是由汪精卫裁定了。但是，斯大林还要让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只是退出国民政府，真是“单相思”。
面对中国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特别是托洛茨基的猛烈抨击，斯大林绞尽脑汁寻找解脱自己的出路。罗易多次攻击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鲍罗廷虽然抵制“紧急指示”比陈独秀更明确而坚决，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实执行他的路线而获得他颁发的红旗勋章的人，否定鲍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不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为鲍辩护说：“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于是，陈独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选。就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行了最严厉的抨击：
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错误地称之为政党的各种人物的大杂烩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黑体字是原有的——引者）。[73]
对照大革命真实的历史，斯大林的这些话，除了歪曲，没有一句是符合事实的。其中最大的谎言是说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实际上，在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统制和国民党的挤压下，中共中央毫无自由可言。仅从1993年起，俄罗斯公布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的、不完全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资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期间为讨论中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北伐），到小的决定（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派谁去与蒋介石谈话、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指示得十分具体。甚至在所谓“紧急指示”后第四天，（即6月3日），联共政治局紧急会议还对北伐战争做出决定并拍来电报指手画脚道：“让唐生智冯（玉祥）向北京和济南府推进，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在山东和北京站稳脚跟。”[74]苏联最高当局这样的决定，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这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决议，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命令他们派驻在中国的代表，包括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官员加拉罕等，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加伦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罗易及驻上海的机构远东局等，在中国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再做成国际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训令等，命其在华人员和机构执行，或由他们的代表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
所以，在大革命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国苏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共产党的一切工作也必须服从“国苏合作”的方针。表面上的“国共合作”，掩盖着实质上的“国苏合作”。因此“国共合作”对于共产党来说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和维持“国苏合作”。国民党的领导人从孙中山、胡汉民到蒋介石、汪精卫，也是这样来处理国共关系的和国苏关系的。
如此，在苏联和国民党再加一个共产国际三重压迫下，陈独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如陈独秀在中共受压迫时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就遭严厉批评和否定。
由于斯大林的这种文过饰非行为，于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被生生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自然，有良知的人还是有的。7月6日，时任苏联不许干涉中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沃兹涅先斯基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指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两年，中国的条件非常有利，但农民运动却很少发展，这种情况多少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因为许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内，都认为，促使共产党到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政府地区开展运动是不合时宜的”；“国民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时，我们把它看作是革命运动的高潮；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时，我们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转入‘社会主义轨道’。我们错了”；昨天在您这里的宣传标语上，把陈独秀“说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却被说成是‘坏蛋’、‘叛徒’等等”；“现在的这种歇斯底里又从何而来的呢”[75]——当然，它来自斯大林。
70年后（1996年），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在联合编辑新公开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这批档案时，也指出斯大林这样批评陈独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6]
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在联共和共产国际准备的全部条件下，被迫进行了对中共与革命的领导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联共与国际的领导。最后成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替罪羊，是因为他没有实行把中国变成亲苏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国家。具体来说，他没有执行毫无可能的、莫斯科最后的“紧急指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完全是联共针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党派斗争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紧急指示”以前，陈独秀被迫领导的革命工作，许多应该重新检讨。例如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暴动，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来说，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权”的条件，所以必然失败。这是造化弄人，让一个具有救国救民之心的知识分子，由奋斗走向无奈。
陈独秀自身的弱点
如上所述，陈独秀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处境十分窝囊：在国苏合作面前，没有一点他办《新青年》时期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的权利”。只能当苦力，处处听从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让步，委曲求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牺牲党的利益，最后导致惨烈的失败。
与1946～1949年成熟时期的共产党相比，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无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这样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因为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尚属幼年时期，太弱小、太幼稚，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能起支配作用，而只能被支配；就是说，不具备与国民党、北洋军阀较量的力量，也不具备对抗共产国际（实为苏联）的条件，不能左右革命的全局及其发展趋势。
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来追究陈独秀，要他对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过，对陈独秀个人来说，的确也暴露了他的一些弱点。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的两年表现，不仅与他在国共合作初期坚持党的独立性与争取革命领导权而坚决斗争的态度不同，更与《新青年》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根本不同。那时的他，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特立独行，而且是想他人所不曾想，言他人所不敢言，针砭时弊，振聋发聩，更有“不容他人所匡正”的霸气，从而奠定了他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
直到1921年9月，他随包惠僧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共产党中央工作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要靠我们自己来进行，不要苏俄的钱，要了人家的钱，就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但是，随着他在家中被捕，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营救；再加上第二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其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指示）之后，陈独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这种情况，有人根据陈独秀性格，认为他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如像早期革命时期因对同盟会的纲领、组织状况、斗争方式等有看法而不参加同盟会及其后的国民党那样，早在1922年全党都反对党内合作时或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时，因国际不同意自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大革命中，他曾7次提出这个主张），就应该辞职，而不应该拖到1927年7月革命实际已经失败时才辞职；或者在1927年4月初，上海“三暴”成功时，就把工人纠察队转移到农村保护起来……
但是，历史不承认假设！实际情况正如他在1929年被党开除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长文中承认的，每当出现违背他意愿的状况时，由于“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所以屡次“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认识不彻底。”说明他一生中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理论的缺失。他虽然有不少闪光的思想，深远的预言，振聋发聩的主张，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但是，他没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因而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不能在关键时刻战胜对方的说教，有时还往往以对方的说教为是，来说服自己迁就对方。这是他“认识不彻底”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没有理论，于是他先是信仰法兰西民主主义，再是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最后又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
“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说明他除了理论弱点之外，还有性格上的软弱，有时感情用事，不分是非，兼容善恶。如他在《自传》中承认的，受母亲的影响，他对明知是错的事，却由于某种原因（如感情用事、感激马林营救、喜欢或厌恶某个人等）或形格势禁（个人难以抗拒的力量），而不得不顺从。这表明他原来看似正确的立场和原则，是不坚定的。因此就放弃了，而接受了在他重新认识认为是正确的别人的主张。当事后证明别人的主张是错误的时候，他又反悔。这使他后来更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认识，结果由于他理论上的弱点，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迷途而不知返，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造成悲剧的下场。
所以，在大革命中，把错误的责任主要归咎于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但陈独秀也不是完全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在某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认为其正确的指示而执行的。如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后放弃反蒋斗争，起草《汪陈宣言》等。又如北伐胜利初期，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倾向，提出“迎汪抑蒋”“以唐制蒋”时，陈独秀却主张“蒋汪合作”，于是被蒋利用，促陈抵制武汉的政策。
因此，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同时，也应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问题。
在被开除党籍初期写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痛心地自责：自己“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从陈独秀性格的另一面看，他原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若完全不加约束，往往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革命斗争是敌我双方有组织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力的综合较量，因此需要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容不得半点自由主义。最了解他的终身至友汪孟邹曾对郑超麟说过：共产国际纪律对仲甫兄的约束，不能全盘否定，否则他会乱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上海三暴胜利后，他曾想号召反英，逼蒋反帝，以避免蒋向工人进攻。这年6月，大革命失败前夕，他也曾同意蔡和森提议，向全党发出开展反英斗争的通告，想以反帝运动挽救革命的失败。实际上这些都是无理智的拼命主义的念头。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是不应该有的。
* * *
[1] 郑超麟：《怀旧集》，第20～21页。
[2]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3]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4] 转引自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5]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8、139页。
[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63、467页。
[7]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8页。
[8]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1961年第9期。
[9] 陈修良：《我走过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0] 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11]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28页。
[12]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第213页。
[13] 陈修良：《我走过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5号记录》，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71、85页。
[15]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1页。
[16]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93～95页。
[17] 《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09页。
[18] 《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4页。
[1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89号（特字第67号）记录》，1927年3月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35～136页。
[20] 《瞿秋白文选》第5卷，第393页。
[21]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09、337页。
[22] 《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09页。
[23]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02页。
[24] 《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5页。
[26]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22、129页。
[27]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39、542页。
[28]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9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49、551页。
[29]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99页。
[30]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册子。
[3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
[32]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7～46页。
[33]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9页。
[3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1927年5月1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52～253页。
[35]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5～76页。
[3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5页。
[37] 黄阶然的回忆，1980年5月20日，未刊稿。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98～300页。
[3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2页。
[40]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41页。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70号）记录》，1927年3月24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57页。
[4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9页。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7页。
[44] 转引自《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于汉口，《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8、309页。
[45] 《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61页。
[46] 以上各人的发言，分散在《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等五个文件中，篇名太长，恕不一一列出，请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9、321、357、361、427页。
[47]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和1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3、320页。
[48]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2日和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1、302、303页。
[49]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28、329页。
[50] 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第324～325页。
[51] 自然，在对外宣传上，陈独秀知道必须顾全大局，保护工农运动的积极性。所以，他在6月20日发表的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蒋》中，列数许克祥在马日事变后的种种反苏反共反工农的罪行，驳斥马日事变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的谬论，抱怨武汉政府对许克祥的庇护。
[52]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18～319页。
[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30号记录》，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44页。
[54]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17年6月2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71、372页。
[5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51、253页；《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72页。
[56]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国际新闻通讯》7卷42期，1927年7月21日。
[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1927年6月3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45、346、352、364、375～376页。
[58]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66页。
[59]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年6月2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74页。
[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16号（特字第94号）记录》，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97、398页。
[61]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63、266页。
[62]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1页。
[63] 转自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7页。
[64] 《向导》第197期。据罗易后来说：这封信及信中六条“提议”，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见《罗易赴华使命》，第113页。
[65]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55、166页。
[66] 《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
[67] 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5、256页。
[68]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10期。
[69] 《中共中央党委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7月4日，中央档案馆藏。
[70]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页。
[71]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册子。
[72] 《向导》第201期。
[7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405～409页。
[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98～300页；《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6～307页。
[75] 《沃兹涅先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93～394页。
[76]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破裂》导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93页。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舔吮自己的伤口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时，无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流血牺牲，陈独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体鳞伤。
鉴于武汉反共形势日益严重，陈独秀离开中央工作岗位以后，就从中央机关“六十一号”搬出，与秘书黄文容另租房子隐蔽起来。郑超麟说：开始时，陈独秀“每天还同国民党要人见面。他一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见。这虽是无系统的、琐细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来定是当时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因为我们在这些要人身边都布置了密探”。[1]可见，当时共产党虽在幼年，但情报工作已经相当成熟。后来陈独秀一度隐藏在党的印刷机关的长江印刷厂新创办的宏源纸行楼上，这个地方只有创办人陈乔年和汪原放（当时公开身份是《民国日报》营业部主任，实为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兼管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少数人知道。陈独秀还说“纸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万不要用时髦的字样”。他还让陈乔年转告汪原放，到他的老朋友柏文蔚的三十三军处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张“护身符”，准备白色恐怖的到来。“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陈独秀成为国民党公开通缉的“共匪首领”，他就藏到工人住宅区。汪原放回忆：
有一晚，乔年对我说：“今天父亲对我说，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罢。”
我们去了，走到一个一楼一底的门口，一张竹床上，有一个人面孔朝屋内、头靠着门躺着。乔年和我进了门，他一头坐了起来，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上还拿着一把芭蕉扇，说：“来了？”我才知道是仲翁……
差不多在走时，他笑着说：“刚才你来时，看见我像一个工人罢？”我道：“这一带是工人住宅，凑门乘凉的，我看见很多。朝里躺，更好。”[2]
后来，回到上海，陈独秀就让陈乔年转告汪原放，不要再与自己联系，“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指《亚东图书馆》——引者）事做好要紧”[3]。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48岁，又饱经斗争的磨难，可以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他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关系到革命者的生命。
1927年7月23日，代替罗易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终于来到武汉，德国人纽曼为其副手。罗手中拿着批判陈独秀中共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尚方宝剑，在清算陈独秀的同时，还要强行贯彻“紧急指示”，为挽救莫斯科在中国的“革命”事业，做最后的努力。罗首先与瞿秋白、张国焘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决定正式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而应到莫斯科去总结经验教训（实为接受批判和惩罚）。于是决定在8月7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前，即4日或5日，罗明纳兹和纽曼到长沙，在麻园岭苏联领事馆内召开农民运动最发达也最受摧残的湖南省委临时会议（由领事馆英文秘书饶漱石任翻译），动员他们起来批判陈独秀，并要求大家签名“打倒陈独秀”。但是，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等不同意。易说：“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呢？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之过，共产国际对中共不断有指示，还派来了代表监督执行，难道就没有责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级组织签名方式来撤销党的总书记。”会议上，易还主张土地革命不该打倒中小地主。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4]于是，在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即批判湖南省委书记“代表地主阶级思想”。
原来，易礼容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与陈独秀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党时，毛泽东是湘区区委书记，易是委员。1926年易任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作风稳健，曾主持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赞同陈独秀的先进行国民革命，然后才开展社会革命的观点，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主张实行减租减息和耕地农有，不赞成没收富农和中小地主土地，并赞同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删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词句。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马日事变时，他正在武汉开会。24日，陈独秀约见他，告诉他：湖南白色恐怖严重，原省委书记夏曦、代理书记郭亮均已被迫离开，现省委无人负责，中央决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临危受命，于28日化装潜入长沙，逐渐恢复起被破坏的党组织。所以，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场反驳罗明纳兹说：“湖南省委书记等人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们在前线血滴滴地同敌人斗争，你们却坐在租界里说风凉话。”但是，会后，党中央还是开除了易的省委书记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