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在当地的中央委员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也是中央委员，人也在汉口，可是李立三说：“临时的中央还主张他加入，国际代表非常反对。”[5]不知是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为了避免矛盾（大家了解陈的叛逆性格，若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全推在陈一人身上，他必抗辩，临时中央的成员也难以面对），抑或其他原因。总之，八七会议在处理党内犯错误干部问题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如以下周恩来、毛泽东所说：
“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6]
毛泽东也说，这样的“斗争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7]。
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这个文件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主要内容是两项：一是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立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实际被撤职。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文字上或口头上，都未点陈独秀的名。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中国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抵制，因为，按照苏共的做法，如此严厉的处置，不仅要点名，还要明确做出撤职的决定。这至少说明，当时陈独秀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威望，并且人们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归罪于陈一人不满，甚至表面上忠实于莫斯科而代替陈、实际上成了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内心深处，也充满着矛盾。据郑超麟说，约一个月后，党中央迁到上海。“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落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议决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的。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8]
陈独秀是一个既坚持原则，又能照顾大局的人。他对于未被邀请参加八七会议，并不计较，但对革命失败责任全由他一人承担，并到莫斯科去接受惩罚，坚决不答应。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处，告诉他关于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决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9]
陈拒绝到莫斯科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想摆脱国际，自己独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
9月10日，在请汪原放向上海的汪孟邹探明上海租界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陈独秀与黄文容（阶然）、汪原放、陈啸青（亚东图书馆职员）在武汉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后半夜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儿江月。一路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总在他头脑中萦绕，不时沉吟道：“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10]
这个思想其实早在1920年、1921年建党时就有了，是他的本色思想，为此还与马林吵过一架，“不要共产国际领导”。后来被迫接受了，他还是不忘中国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论和道路的念头。为此大约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把党内领导人所写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以《中国革命论文集》为书名，以“中国革命之性质”“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中国革命过去之经验”“中国革命中之国民党”“军阀制度与联省自治”“革命与不合作”“劳动运动”7个总目，编辑了34篇文章，以“新青年社”的名义，出了一本小册子，供党内阅读研究。其中“陈独秀”有15篇。笔者1998年访问日本时，有幸在丰桥市的爱知大学霞山会馆文库，见到了这本珍贵的小册子。其中“屈维它”是瞿秋白的笔名，“孙译”即马林，各收了一篇。
《中国革命论文集》封面及目录
后来，笔者又在中央编译局见到这本小册子的广告词，其中说道：“中国革命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完成中国革命，要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而不至有已发展的革命运动走入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之新式统治的危险，必须拿最革命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以求得明了的观念。这部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之结晶品。”从广告词上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来由上海华兴出版社出版，[11]但在国内没有发现原书。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虽然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的打击，思想上并未消极，抱着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经验之目的，勤于思索，他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把反对或批判过他的人，都视为同志，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产生一些分歧而已。他从大局出发，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先是在武汉，然后到上海，多次向临时中央贡献自己思考的意见，其主要精神是认为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策略应该是退守和防御的。
但是，陈独秀的这个思想与莫斯科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党中央瞿秋白等的思想完全对立。他们的思想充分表现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中，认为革命形势还在高潮中，并且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他们一方面承认为贯彻“紧急指示”而发动的“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承认“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另一方面，却又说“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而且，他们还为中国革命“创造”出一种“不断革命”的理论（当时称“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12]瞿秋白更是认为：“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革命……更是不对”；它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13]
如此混乱的战略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势必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出现“左”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
周恩来说：“‘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意“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14]
这比起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来，就更加激进了，自然也失败得更快了。
其实，周恩来不知道，所谓“不断革命论”真正的精神并不是罗明纳兹的发明，而恰恰来自莫斯科最高当局，即联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只是斯大林不用“不断革命论”这个词，而用“苏维埃”这个同样能混淆革命性质的词。8月8日、13日，斯大林两次签署的给纽曼的政治局会议决定说：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取国民党”，或“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15]
莫斯科和斯大林提出“如果”和“指望”，在华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就来“制造”出这种如果和指望。于是一系列显示高潮的“暴动”就出现了，苏维埃也在广州暴动中建立了。而在革命策略上，就把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甚至中农和小资产阶级，都当成了革命对象。在前述中共的决议案中竟规定：
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理，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
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果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土地革命的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
如此极左的战略和策略，一是被国民党残酷的屠杀政策所激愤；二是被莫斯科过去推行（表面上表现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执行）的对国民党一再退让的政策所激愤；三是由本来就极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被罗明纳兹极端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与国民革命经过“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共事变后正在走向低落的形势相违背，而且与陈独秀的比较稳健的思想与策略格格不入。
11月11日、12日，即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极左纲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的第二、第三天，陈独秀连续两次致函中共中央，直抒衷肠。
关于当前形势：“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来。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关于这一点，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王若飞有一次到陈独秀家去，谈到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时，二人又发生了争论，王若飞坚持中央意见，认为革命形势还是“向上涨的”；陈说是“向下落”。陈问道：“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回去后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个决议案未及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中共六大，决议译成英文，作为中国问题的文件在六大上散发）。
关于革命性质：中央第十三号通告中，“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纲，要求迅速确定“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
关于以暴动夺取政权：如果“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为目的，此时尤不可以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
关于夺取江苏上海城市政权问题：（王）“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
关于当前策略：“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
陈独秀担心这些意见不为党中央所接受，最后又坦诚地表示：“我见到于革命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16]
但是，指导了八一南昌暴动及其南征广州、指导了八七会议及全国各省的秋收暴动而连连失败的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党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独秀的意见。12月9日，中央复函陈独秀，批驳了他的意见：
关于形势：国民党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这就是说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革命主观的努力，而可以无视客观条件（如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一种“革命万能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按照这样的逻辑，革命形势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关于政策：对陈独秀的意见，“我们不能同意”！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农民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实行“四不”。
关于上海暴动：错误只在“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关于革命性质：坚持“中国革命是无间断性质的革命”，即“实行平民式的彻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17]
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党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的逆耳忠言，又于12月11～13日，发动了广州暴动，又一次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罗明纳兹副手纽曼亲自参加了暴动的指挥。陈独秀获得此讯后，在13日午前，紧急致函党中央，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并提出5条建议，企图予以正确引导：“在广州非战斗人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广州革命政府用“工农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不可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因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共产国际代表不要参加广州事变，等等。[18]
陈独秀虽然反对这次暴动，但暴动已经起来，如果还在一旁反对，泼冷水，则无济于事。他学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说“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但是，他又料定这次暴动肯定是要失败的，关键是如何使其减少损失，因此提出5条建议。自然，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会接受的。
在广州暴动领导人中，总司令叶挺曾提出与陈独秀相同意见：由于国民党援军就要到来，而暴动部队消耗很大，提议撤退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但却被国际代表纽曼所否定。纽曼说马克思主义的暴动原则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指责叶挺向农村撤退的主张是政治动摇。最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到来，寡不敌众，总指挥张太雷也在战斗中牺牲，余部不得不撤出广州市区，暴动失败，一部分部队与海陆丰农民武装相结合。
但是，广州暴动的失败，并没有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训，反而使他们走向更加极端。12月下旬，正是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余部向东撤退之际，中共中央常委会就广州暴动问题复函陈独秀，称暴动虽败，但“其他各乡之暴动可以趁军阀混战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据与再行汇合的局面”。关于革命性质与目标，仍强调“民权主义的独裁”在中国“其势非以共产党一党政权表现之”。[19]
陈独秀的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他还从已经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子乔年口中得知，中央还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而且回上海不久，瞿秋白因党中央人手不足，把黄文容调去做郑超麟助手，编辑新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从此，他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独。还好，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主张。但他对陈独秀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劝告父亲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于是，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陈独秀没有再给党中央提出过一条建议。不久，乔年与史静仪结婚，二位都是在当时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称羡。他们生了一个名叫“红五”的男孩。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小孩，也算有了一点天伦之乐。可惜孙儿不久夭折，陈乔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牺牲。儿媳史静仪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委书记，为考虑安全，由组织安排，把乔年牺牲后生的遗腹女陈鸿寄养朋友处后，史再次赴莫斯科学习，后来他适。[20]陈独秀在政治上、生活上接连打击之下，重又陷于空前的寂寞与悲痛之中。
而他的孙女陈鸿，后来也丢失了，直到他去世时还没有找到。史静仪在莫斯科与李国琛先生结婚，生有一男一女。1939年回国后，史静仪设法寻找陈乔年之女陈鸿，但始终杳无音信。1969年，她在弥留之际，嘱咐李氏儿女继续寻找。终于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经63岁改名为苗玉的陈鸿。她是已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军离休干部，生活美满幸福。这也算是给陈独秀和陈乔年在天之灵的一点安慰。
文字学研究中苦度艰难岁月
但是，经历了五四前后近二十年的革命失败、亲友牺牲的无数次打击后的陈独秀，早已成了一个硬汉子，而且很会排遣痛苦与寂寞。他暂时退出政治，研究他喜爱的文字学，犹如他所说的，“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后，就退到学术领域施展才华或寻找精神寄托，有的还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如前所述，陈独秀虽然没有在正规的中学、大学拿过文凭，但他通过自学，对历史、哲学、政治、文学、教育、宗教、道德、妇女、人口、家庭、婚姻、中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等领域，都有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论著。比较起来，他对文字学更是钟情。这里的“文字学”，不是狭义的文字学，而是如古称“小学”的文字学，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韵学，又包括研究字形、字义、字源及其演绎等的狭义文字学。从现有资料看，陈独秀最早从事文字学研究，是在参加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失败之后，写了一部《字义类例》一书。现在他研究的是与音韵学有关但又有区别的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问题。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他在书稿的《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和创新，当时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还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陈独秀认为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
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最后他表示：“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21]
可见，陈独秀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种创新的精神。这是他所以成为伟人的基本要素之一。诚如近代中国著名评论家王森然所说：“（陈独秀）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其实还精通英文，懂得德文和拉丁文等多种外文——引者），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所以如此，他企图从陈的个性上探究：“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罪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22]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与他来往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这为他做这样的工作提供了方便，陈独秀很快就把中国几个典型方言调查清楚。
对于陈独秀进行文字研究工作，人们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23]
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此的确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终于在一年以后，即1929年3月，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24]此书稿分五部分：自序及说明；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这些人都是地道的当地人，可见其做学问认真。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拼音草案》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43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言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秀是当时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书稿当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的作者。于是，他在政界和学术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学生和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同捐赠了稿费千元。当时共产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无力关照他的生活。《独秀文存》当然也不可能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税收入来维持生活。这笔稿费使他渡过了一次难关，过了一段贫困的生活。
1942年陈独秀逝世后，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曾受北京大学同学会的委托，照料过陈独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资深（又名何之瑜），负责收集、编辑并出版陈独秀遗著《独秀丛著》，最后与商务印书馆签约，分两部出版陈独秀文字学方面的全部论著：第一部取名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韵学方面的七篇论文；第二部是他所写的六篇文字学（狭义文字学）方面的论著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结果，第一部的清样出来时，上海解放，这位已被共产党定为“大罪人”的著作，也被严禁出版，尽管这些是纯学术、纯语言文字的而非政治性的著作。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01年，原已是清样并由何之瑜核校完毕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笔者的努力下，由中华书局以繁体字出版，并改名为大家易懂的《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但是，《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至今尚未问世。
其实，以笔者粗见，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方言极其复杂，要想用一种拼音文字来统一，的确是一件难事，实可称“难于上青天”，可能是陈独秀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一个理想。也许这是无知的外行话。我至今也难以理解，陈独秀为什么做这样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许他的思想比我们更深远。不过，如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并已在包括港台在内的各地普及而且说写基本统一。这也是陈独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
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又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接连的失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又对这些暴动的负责人进行严厉处分，当时党内思想混乱，失败主义情绪弥漫。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制定新的政策和策略，以向全党指明新的方向，1928年3月，共产国际做出了4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中有一条就是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必须参加。但是要在一个月内，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不可能的。于是，会议不得不推迟到6月召开。
陈独秀再次拒绝到莫斯科去，虽然党中央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对他做了许多工作，除了瞿秋白亲自出面外，还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进行劝说，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他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是他从自己亲身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他绝不让步。他认为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暴动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挥的结果。而他们所以错误，是由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曾反问劝他赴苏的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25]王若飞同情陈独秀的处境，虽然奉命来劝说，但也担心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所以，除了他强调的“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反对莫斯科干涉中国革命这个正当的理由之外，在内心深处，不能不说也有警惕的一面，党内许多同志也劝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采取了与他同样的立场。
共产国际东方局副局长索洛维约夫曾给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透露，共产国际早在大革命胜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提出过请陈独秀来莫斯科的建议，那时是想真诚听取陈独秀的意见的。但是，显然斯大林最高当局认为自己的路线完全正确并因此给鲍罗廷和加伦颁发了红旗勋章，“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索洛维约夫说：“很可惜，如果当时陈独秀来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国党较为正确的路线。”[26]
这个估计是否成立，暂且不说，但却说明，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
不过，陈独秀1928年5月拒绝参加六大时诚恳地表示，他不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也不为自己辩护，更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27]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张曾多次拜访陈独秀，鉴于瞿秋白“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张曾提议另组“工农党”，以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领导。陈一度“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又考虑到这毕竟是分裂党的严重行动，困难多多，后因瞿秋白路线结束，中央又准备召开六大，于是作罢。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28]所以对六大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当时有一批陈独秀领导党中央时期的骨干，对共产国际和新中央处理陈独秀不满，私下串联成一个派别，自称“陈独秀派”，并仍拥护陈为他们的领袖，鼓动陈也参加，为恢复往日的地位而奋斗。但是，一向光明磊落的陈独秀不参加，也不支持他们的活动，但也不阻止，表明了他对中共六大的期待。因为这些干部分散在各地任职，陈独秀又是这种态度，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活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瞿秋白时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批评了陈独秀，也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当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不会做自我批评的。大会再次确认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大的确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由于“左”倾的基因未除，被几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假象所迷惑，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自相矛盾地宣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于是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就建立起来，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29]这就为以后发生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埋下了根子。
关于陈独秀问题，中共六大及其后紧接着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7月15日至9月1日），发生两个插曲。一是对陈独秀有亲切友谊而为人正派的王若飞，在对于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责任问题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过饰非，把错误全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认为应该党中央集体负责。他在大会发言时，批评了陈独秀领导的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错误；同时，对他自己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也做了自我批评。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这实际上是在向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挑战，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这场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总结报告中：
讲到机会主义的责任问题——陈独秀的问题。大家提及了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来说一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30]
显然，瞿秋白的这段话，基本上是同情陈独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顾到控制大会的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讲得很“累”：他一方面说“在法律的观点”上来说，陈独秀“应负一点”，“在政治意义上，是他要负责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一方面，他批评陈“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甚至说“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他又说陈“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还扯出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瞿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曾与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关系密切，自然知道陈独秀的错误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的，但是，他又不得不避开这个“地雷”。
第二个插曲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名为《共产国际纲领——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的文件，并要求在大会上散发和恢复其党籍。这个文件是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搞的《共产国际纲领》的。文件分三个部分：（1）“世界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革命的纲领”：以托洛茨基发明的“不断革命论”，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2）“帝国主义时期的战略和策略”：详细论述了共产国际历次大会的错误策略，和在这个策略指导下，各国革命失败的教训。（3）“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把中国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武装暴动的失败，作为批判斯大林的重磅炸弹，全面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的错误。斯大林只在大会上印发了这个文件的（1）、（3）部分，并严格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
但是，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和留学生工作人员（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一些人，看后大受鼓舞，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他们设法保存下来。别的国家的代表，也有私自带回国的。此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开始分裂成两派：拥护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拥护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这个情况，是中共党内出现反对派的源头。
“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为中国托派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这些原则体现在他以很长篇幅详细论述的两大问题中。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革命性问题。他认为只有反动性，没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阶级永远不能与它结成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有一条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总结出的一段话：“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妥协，仅在民族资产阶级不妨碍工农革命组织和它能进行真正反帝国主义斗争条件之下才可以的。”托洛茨基的文件从批判这段话开始，指出这是“用荒谬的条件去掩饰资产阶级”；“只有当时于我们有利，我们与魔鬼亦可以缔结（条约）……这是十分的荒谬。若我们依据这种条件行动，实际上便是让魔鬼作保镖和请他做基督的天使”；“以为殖民地的受压迫，必然要发生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这种了解就是留恋于孟雪维克主义的基本错误”。
接着，托洛茨基的文件从总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大革命的经验出发，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反对某个军阀和某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它从不反对帝国主义，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还要下贱。”因此，资产阶级表现得越革命，无产阶级越要警惕；而斯大林则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来麻痹无产阶级。
从欧洲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经验中，托洛茨基又提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规律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营垒，完全不是偶然的，轻率的，而是受了阶级利益压迫，这是非常明显的。随后因惧怕群众之故，资产阶级就逐渐离开革命，公然表现其对革命宿怀的敌意”，最后“完全彻底的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中”。
托的文件对比中外资产阶级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越到东方，资产阶级越反动！”
归纳以上托洛茨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理论，可以归结为一条：任何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反动的，所以，不能与资产阶级结成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陈独秀在领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短时期内，他不能对它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认识。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创造和与此相联系的统一战线策略，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使陈独秀离开中国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还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及与此相联系的“工农民主专政”问题。托洛茨基认为，由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和农民的私有本性，中国不存在民主革命阶级，“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
在中国，到底是城市领导（支配）农村，还是农村领导（支配）城市？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一方，与中共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衍生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传统，即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群众为主力的路线；一条是以农村为基础，以农民群众为主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而前者的观点，就是在这里由托氏为他们规定的铁律。就这样，当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时，陈独秀的后半生就完全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实践上，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托氏以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规定，对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各阶级的分析，最后落实到中国革命当前的口号和下次革命的性质：“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31]（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1917年11月～1918年7月）也不会有，而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
这个论断，为后来大部分中国托派分子所接受，产生了下次“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唯陈独秀除外。
这年10月，托洛茨基又专门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详细地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既有对过去革命的教训的总结，又有对今后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指示。第二年（1929年），托洛茨基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又为来看望他的刘仁静，起草了《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成为正式的中国托派纲领。归结起来，其要点如下。
第一，1927年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失败（即上海、武汉、广州）的总结是：“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之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动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十足的机会主义路线充分表现出来”：党的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农民问题和苏维埃问题。
第二，形势、策略与任务。现在是反革命奏凯时期，“现时尚难预言，革命高潮将于何时与依何种道路发生”。军事独裁在现时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反对军事独裁斗争必然采用过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中国的国民立宪会议由普遍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以解决国家的最要紧问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