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当前工作：（1）出版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文件；（2）准备发行反对派的政治的及理论的机关报；（3）团结优秀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反对派之集中的小组织；（4）和世界各国反对派联系，以便在最近将来组织反对派的国际小组织。
关于成立托派小组织，托洛茨基强调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下，在共产党党内及党外，公开的勇敢的前进，才可救共产国际免于灭亡和变节，回复它到马克思列宁的路上。”
显然，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极左的理论和战略。但是，在革命形势估量和行动策略上，托洛茨基比较注意现实，并不盲动。所以，他为中国革命提出的路线是：现在处在低潮时期，即反革命时期，策略是退却与防守，口号是要求开展国民直接参加选举的“国民会议运动”，主要进行要求民主的合法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争取群众，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到时就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一下子夺取全国政权。
* * *
[1]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7页。
[3] 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1～137页。
[4] 唐宝林记录并整理《易礼容访谈记录》，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5]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66～237页。
[6]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172页。
[7]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961页。
[8]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0页。
[11] 《上海华兴出版社图书目录》，中共中央编译书资料室藏。
[12]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69、370页。
[13]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14]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17、21页。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8、449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5～448、437页。
[18]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19]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20] 参见杨纤如《乔年烈士有女天涯何处》，苗玉《给党组织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认苗玉姐姐的经过》，均载《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0期，2000年6月，第26、27、28页。
[21]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藏。
[22]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3页。
[23]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1980年6月29日，唐宝林访问整理，未刊稿。
[24] 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
[25] 黄阶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手稿。
[26] 《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1927年9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33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6、367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170、171页。
[30] 《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瞿秋白文集》（5），第610页。
[31] 托氏和中国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十三 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1920年代末，陈独秀转向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党内民主”相结合的托洛茨基主义。自己没有独立的理论，只得盲从他人，充分显示了他的致命弱点。
中国托派首先产生于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无理处置，使联共内部从领导层到下面党员群众分裂成两派，互相斗争十分激烈。大革命时期陆续到苏联留学的大批中国学生，也相应分成两派，有的还加入了苏联托派，甚至像梁干乔这样的共青团员，还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举行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大庆。游行队伍在经过主席台时，托派群众突然打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公布列宁遗嘱”等标语。两派群众扭打起来。这个事件后，托洛茨基遭到了一系列的撤职、开除、流放等处分。随之，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苏联托派分子受到严厉镇压，转入地下。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也是如此。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的被驱逐回国。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陆一渊家中，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油印刊物《我们的话》（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主办的革命地下刊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翻译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历次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茨基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终于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归国留学生王平一，原是山东的中共党员，在莫斯科转向托派，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内。这时，原“陈独秀派”的成员，大多数在六大后失去原来的领导职务，先后到上海闲置起来，使原来由于对陈独秀的错误处置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膨胀起来。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王平一带来的托洛茨基文件后，一方面自动组织起来，进行系统的学习，并且完全佩服和接受托洛茨基的一切思想和主张，甚至平时勤于观察与思考又深而不露的郑超麟后来也回忆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是，“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另一方面，他们再鼓动陈独秀出山，反对六大后新的党中央继续推行的“左”倾路线。例如，与陈独秀及他们的低潮形势估计和采取保守、防御、合法斗争的策略不同，以向忠发为总书记、实权掌握在宣传部长李立三为首的新的党中央，认为形势是“革命的高涨要快走向新的高潮的局面。‘直接革命的形势’仍然没有变更”；“在这一革命形势之下，本党暴动策略不独没有改变，而且应当更加积极的求其实现”。[1]出于这样的形势估计，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各地党组织，不管党的力量有多少，积极开展反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农民秋收暴动和反帝运动，而“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作中，要注意提出‘反国民党’、‘政权归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的口号”[2]。为此，各地党组织必须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八一”（国际反战日）等红色节日，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从“罢工、怠工、包围东家，在斗争中甚至与警察冲突”，到“设法组织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反帝情绪”等。国民党政府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在当天守株待兔似地镇压群众，结果使好不容易恢复和积蓄起来的党的力量，不断受到摧残。有的地方党组织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这种“左”倾路线进行抵制，中央还加以批评：“根据有些地方的经验（如上海），国民党对于民众反帝运动，并不能无限制的压迫，所以在客观上，发动全国范围的反帝高潮，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各地党部在这次运动中的影响，除少数地方外，至今只是模糊的微弱的。这是甚么原故？有些地方的回答这样说：‘我们过去太没有群众基础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在北伐前城市的基础比现在更要薄弱甚至一点也没有，然而我们到处都有反帝的成绩。又有些报告如南昌、南京则这样说：‘反帝运动一点也没有做起。’这只是一种懒惰的回答。如果真有决心运用现在党在群众中就算极微弱的基础，无论如何也不致‘一点也没有做起来’。”[3]
中共在六大后，由于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停止，全党的工作曾有一些起色。陈独秀本来想遵守自己的诺言，不为自己辩护，不再反对中央。所以，当汪泽楷[4]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来劝他起来斗争时，陈独秀拒绝。但是，现在面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左”倾现象，在阅读了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从1923年起，一再批评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的错误路线，并多次提出国民党将背叛革命，共产党必须立即退出国民党的警告，而被斯大林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的一系列文件和文章后，陈独秀一年多来苦恼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并且找到了知音。原来，他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和行动，以及遭遇与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他认为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路线。由此，他对托洛茨基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对斯大林则更加厌恶。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完全赞成托氏在《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中关于大革命失败主要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论述：“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
但是，对于“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含意是不同的。前者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已经或即将成为“反革命”。共产党退出后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应该把革命矛头指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以苏俄革命为榜样，成立苏维埃，进行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则一直坚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民主革命。所以，看重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根源上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外，在其他问题上，接受很慢。特别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一直持保留态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面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据当时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参加学习的郑超麟回忆说：“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5]
最后，陈独秀还是在当前革命口号和下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人对洛托茨基有关论述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陈独秀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过去‘无产者社’开始组织时，关于引起下次革命之因素的，是民主的要求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曾有个剧烈的争论，而最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是后者。叛徒马玉夫和已经脱离革命的蔡振德，以及其他的人们，都曾经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性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义，便有点机会主义的嫌疑；马玉夫并且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也已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任曙现在还有这样的见解），反对分析将来的革命性质专从政治斗争出发；这样的意见，在过去‘无产者社’中也曾经过好几次争论，才渐渐在表面上消灭下去……（但）始终并未得到很明确的解决。”[6]
就这样，经过约三四个月的学习和讨论，陈独秀在基本上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状态下，正式转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很快被拥戴为中共党内反对派即托派的领袖。于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他能接受的托洛茨基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并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企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表现出托派路线战胜共产国际路线的强烈信心。
其一，关于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根由。陈独秀认为是“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陈认为这决定了“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他对于托洛茨基所持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观点的理解。
其二，关于当前形势与策略。陈独秀严厉批评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低潮的形势和退守的策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路线。他指出：中共在八七会议以后，反对所谓“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但是中央“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现在中央的政策错误，“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指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策——引者）根本上也同时存在”；“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杀党内德谟克拉西”。
陈独秀的以上批评是正确的，而根子还在共产国际那里。在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充分反映了他们运用“纪念日拜物教”理念，如何指导中共每逢纪念日必须发动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5月30日是1925年上海罢工的第四个周年日。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所以大家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天不可能平静地过去……所以我们代表团还在4月份就讨论了五一和5月份周年日（5月4日、1914年5月9日[7]、1928年5月[8]等）”；“但是我们清楚，党做不到纪念所有这些周年日”。于是“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同志着手为5月30日游行做准备。中国同志赞同这个建议，但向我们描绘了党的状况，说很糟糕，并告诫说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们还是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同志们。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由政治局一名代表、上海省委（应该是“江苏省委”之误——引者）一名代表和七八个工厂支部各一名代表组成的为5月30日做准备的党的上海委员会……决定由政治局作出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并要把这个决定传达到基层组织，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
然后，这封信讲述了此次运动的情况：“5月30日行动是由合法的委员会领导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党内动员。印发了约70万份各种传单、1万份我们合法的报纸。多数工厂举行了以5月30日为题的集会。5月30日行动完全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党把这次行动同工人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了。我们只不过是领导这次行动来反对所有其他组织。约有3万人参加了游行”；并教工人“怎样捣毁电车、汽车、报馆等”；“游行者同宪兵进行了短暂的搏斗之后，有人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大家去捣毁国民党党部’的口号，结果捣毁了两个国民党报馆”。[9]
从这份绝密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左”倾错误到什么程度！这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
第一，明明中共领导知道当时“党的状况很糟糕”，无力发动这样的运动，可是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向莫斯科交账，硬是勉强中共中央做了。即使基层组织抵制，也要执行。信中在谈到他们强迫中共中央做出游行示威决议时指出：“如果这些组织以为，政治局的建议不错，那就会得到执行。换句话说，否则党就要不断地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决定试一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当基层组织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损失时，还要受到批评。信中说：中共“政治局对结果并不满意，有意对一些支部进行严厉批评。我们劝同志们不要这样做。不能在一开始领导群众性游行就进行严厉批评，因为这样做会使党的基层组织受到惊吓。当然，糟糕的是我们在街上向游行者发表演讲的同志，看见警察和（拿着棍棒到处打人的）印度人（指租界里的警察——引者）时就惊呆了。能严厉批评这位同志犯右倾，犯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吗？”
第二，每逢纪念日必有共产党组织的运动，国民党完全清楚，并做了镇压的准备，可是他们还是要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去做无谓的牺牲。如上述信中所述：“国民党告诫居民：共产党人可能还有反动派（指当时的改组派——引者），将试图利用5月30日来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当然，国民党也没有忘记警察方面的工作，采取了种种措施不允许举行任何群众大会、集会和游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之后，国民党开始实行镇压。校舍被警察包围。有三所学校关闭……国民党学生决定解散学生组织，建立在国民党保护下的唯一‘联合’组织”。最惊人的是，这封信还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预定的8月1日的运动：“为了便于同志们对5月30日作出总结，我们代表团要为政治局和省委作出决议……在总体上决议要说，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并号召继续做工作。我们的印象是，8月1日同志们要纠正5月30日以来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远东局竟专门做出决议，要求中国和各国共产党，在8月1日这个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定的“国际红色日”开展运动，“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特别强调“用直接的武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革命暴动推翻帝国主义，用国内阶级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进攻苏联分割殖民地的反动战争为拥护苏联与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10]。中共立即响应，并在7月27日的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共产国际代表团则直接帮助中共中央部署斗争。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做出的决议表明，他们犯了脱离中国实际、在低潮的形势下强迫制造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
决议说，举行八一国际赤色日，“党本应动员中国百万民众，反对已经准备好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赶出去，推翻国民党政权，保卫苏联”。“在开展的运动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一些省份没有表现出动员群众的任何才能”。我们已经给中央指出，“八一运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首先应该在像哈尔滨、武汉、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广州这些工业中心区域进行。尽管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和不止一次地亲自提醒，党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很少做工作，8月1日几乎是在劳苦群众中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度过的”。“无论中央还是我们都没有得到关于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要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罢工的消息。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党的过错。”甚至说：“这里暴露出了那个可悲的情况，即中共在中国还没有牢固的有工作能力的中心。”[11]
情况很清楚：群众根本没有进行“八一运动”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也无能为力；实际上，中共中央是发了很多文件，很想“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推翻国民党政权，保卫苏联”的方针推行出去。也就是说这已经是很“左”的方针，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左”得还不够。
第三，运动完全采取非法斗争的形式，而且是“打倒一切”。当时还有改组派领导的群众斗争，可是信中说“我们只不过是领导这次行动来反对所有其他组织”；而且明明是反帝运动，却“也是针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
陈独秀说的低潮形势下的策略是退守，也不是无所作为。在10月10日给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他根据托洛茨基的文件，提出了革命过渡期中“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反对中共中央的“苏维埃”口号。在随后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联合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族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裁，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12]这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陈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
托派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纲领下，当前只进行民主主义的斗争；而中共则在“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下，大搞苏维埃运动，进行夺取政权的暴动。所以，当时许多中间人士，对双方的战略、策略的矛盾颇不理解。其实，这显示了当时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奉行错误的路线中，无论是理论、战略、形势估计和策略运动，都是由于这种错误而处于混乱中。在许多问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陈独秀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势力早已成为残余，地方与资产阶级只有一致，而没有矛盾可言。他说：“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的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矛盾形态介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特别是经过了这次大革命，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之残余”。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仅在中共党内，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双方都引经据典，振振有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托洛茨基、陈独秀、中国托派等，都夸大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如上述陈独秀的论述，显然错误地把帝国主义入侵后为了进行经济掠夺而建立的殖民地经济和封建社会原有的商品经济，都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当时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赞同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观点，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说法。
其四，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陈独秀也完全接受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观点。这是以上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必然结果。他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出于对中国社会和政权性质的“左”倾认识，陈独秀对于富农——“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也极端否定。他说：“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其实，大革命失败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于不满共产党及工农群众在大革命中的极左行动，一度曾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连中共也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六大纲领中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说“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而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所以，中共当时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并非如陈独秀和托派理解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更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13]但是，后来在实践中很快就改正了，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重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统一战线的对象。1935年后，又开始把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作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对象。而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却一直僵硬地坚持把一切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只有陈独秀后来有所改变，抗日战争中拥护中共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其实，在国共斗争的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成了举足轻重的因素。谁争取了他们，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托派否认这一点，是他们在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赞成托洛茨基路线之外，促使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二个因素是：痛切呼吁党内民主。
陈独秀以自己连续出任中共五届领导人的经验，深感中共在共产国际统制下日益“斯大林化”，尤其在八七会议后，为了推行错误路线，党内民主完全被扼杀的状况，指出：“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发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他又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创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要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的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陈独秀这些思想，从此伴随他的后半生，其中许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内容，则是错误的。
从1901年参加革命开始，陈独秀已经奋斗了28年。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来思想，如西方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但是，他不能自己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所以，他总是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救国和革命的道路，实际却从一个陷阱走向另一个陷阱。因为，托洛茨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暂时符合中国革命低潮形势的需要，但他倡导的所谓“党内民主”“国民会议”（即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根本不可能实行。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基础的国家中。所以，托洛茨基主义不可能像陈独秀等人想象和希望的那样，给中国革命带来出路，更不要说胜利的希望。
但是，当时身在那样形势中的陈独秀，犹如身在庐山而不识其真面目一样，确是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条新的革命出路来对待的。而且与托洛茨基一样，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本派的胜利充满信心。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场面：托洛茨基与各国托派为一方，斯大林派为另一方，都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
除了托派之外，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把陈独秀派说成“取消派”，全名是“托陈取消派”。其根据是两条：一是说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转向了低潮而不是高潮；二是说在低潮时期革命策略应该是退守而不是进攻。对此，陈独秀主持的托陈派临委在纪念1930年5月1日劳动节时发表的《告全国工人书》中反驳说：“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及中共中央，因为我们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遂加我们以‘取消派’的罪名，以掩蔽他们的政治破产。取消派在俄国革命中所发生的历史，是因为有一派人主张取消革命运动并且取消秘密的共产党。中国革命、共产党是无人能够取消的，我们反对派所以取消的只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及中国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又说：1927年的上海政变和武汉政变，“已表明国民党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和国内反动势力结成了反革命的联盟，这时中国革命显然是失败了。革命既然失败了，工农群众的组织及共产党都受了很大的打击几至溃散，此地中国的局势已转入反革命阶段。在此阶段中，无产阶级一时已没有武装进攻之可能，此时即应改取退守战略，一面调动广泛的民众，反抗胜利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独裁，以便无产阶级不至因革命失败而退出政治舞台，虽在反革命的阶段亦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及中共中央的政策，不是这样。他们极力讳言中国革命失败，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他们认为说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是取消派……他们都企图以盲动政策，急速获得胜利，以遮掩其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更有甚者，“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专门不断的牺牲少数积极分子做示威打电车这类浮面运动，而不以主力在群众中做组织与斗争的刻苦工作。群众一有自发的斗争，他们不估计群众自身的力量，采取适当的策略，领导斗争获得胜利，而是任意扩大斗争使之必然归于失败；甚至有人主张牺牲大批工人学生和租界巡捕肉搏，造成第二个‘五卅’”；更企图勾结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上海举行‘第四次暴动’”。[14]
从思想理论上考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陈独秀派的主张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张实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批判中共历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倾错误，与后来延安整风时期对三次“左”倾路线的批判，在事实上甚至在语言上完全一致，而时间却相隔了十几年。
正在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又发生一个特别的事件——中东路事件，加剧了他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对立。
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合同》（1896年）、《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明确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1897年7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曾发表声明，废除沙俄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15]。但是，这个曾激起陈独秀等无数中国人感激苏俄政府，因而促使他们由向往西方民主主义向苏维埃“一边倒”的表示，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落实。以致后来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竟将“归还中东铁路……”这段文字删除了。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反动的，若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不利于中国革命。所以，不交还中东铁路，反倒成为革命行动。这对于已经归属于共产国际（实为苏联）领导的中共及其领导人陈独秀等人来说，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只得吞下这个苦果。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弱国无外交”，也无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于是，1924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1924年3月，苏联曾组织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任主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茨基说，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做出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府之手。”[1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介石转向亲美反苏反共，在国内制造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和商业机构。这些领事馆和机构，在大革命中支持乃至操纵中共的活动（主要是大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完全为当时的“战友”蒋介石国民党所掌握，苏联政府不得不接受这个“惩罚”。但是，1929年5月，蒋介石又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派军警包围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后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线布防，做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的供职人员，并保留《中苏协定》中一切权利。
蒋介石的反苏行动升级到这个程度，目的何在？讨好美、英、日等反苏国家，以得到它们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但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目的，即为了削弱异己的张学良东北军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因为，以当时的国力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苏联开战的，让东北军与苏军打仗，无疑是以卵击石。果然，双方接触了几下，东北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苏联借共产国际这个工具做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由于受共产国际领导，又与国民党政府敌对，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机关报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等。[17]蒋介石制造这个事件，打着“保卫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则对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说：“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18]
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做法，得不到群众响应，从而使党员就进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损失。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党中央，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却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然后才能执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即“准备以国内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19]这种认识和情绪，反映了党中央对革命低潮形势的不耐烦，希望这次危机引起世界大战，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势的到来。
陈独秀对于党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这种策略颇不以为然。他终于打破一年多来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矛头紧紧指向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因为，不管是对苏联的战争，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各国间为争夺东北的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面对复杂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直率地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20]
《中共中央通告》第42号中有一段话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讥笑这种宣传，认为它会使同志们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他建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第42号通告。
如此尖锐地批评党中央（实际批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在当时除了陈独秀没有第二人。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宝贵的，在当时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奋的形势下，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复信中，却认为陈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反过来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2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口号的教条主义的曲解。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猛烈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攻击陈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是“机会主义”。他历数陈的意见有七大错误后，认为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陈独秀上述信中揶揄的正是这种混乱思想：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尽快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