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王明在文章中还刻意寻找所谓“陈独秀错误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躲在“民族利益”和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的领导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放弃“革命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等等。
这是王明第一次直接攻击陈独秀。此后，他对陈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他奉莫斯科之命，诬陷陈是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
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党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评。他于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并指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又辩驳说：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陈独秀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存在原则和路线的分歧。所以，他也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粹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22]
这样，本来是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严重升级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为陈独秀很快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也是持“保卫苏联”的立场。事件一发生，1924年主持签订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中苏协定》的托洛茨基，这时也把国际主义精神抛弃了，亲自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组织：“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23]并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1927年8月1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24]于是，“反对斯大林，保护苏维埃”，就成为他们的著名口号。托氏在文章中，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25]
这个事件58年之后，即1987年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特别强调了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所述的一个突出事例即中东路事件，说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26]而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在中东路问题上，陈独秀能同时超越中共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进行独立思考，真是鸡群鹤立。
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
陈独秀给中央上述两封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信的中间，即8月5日，还给党中央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即前述用托洛茨基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反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八五信函。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后，自以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变全党路线的同时，又在党内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
陈独秀本来就是领袖人物，他驾轻就熟地开始指挥起这些活动来，指导那些原来“陈独秀派”的成员，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党员中，阅读托洛茨基的文章，宣传托派的主张以及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信。他们的工作极其认真，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
马玉夫（又称马禹夫）是江苏省委委员中长期负责工人运动的上海码头工委书记，与许多工人及工人支部书记的关系密切。此时，他在“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已经退出省委，但党内关系仍存在。他利用这种关系，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支部完全转向托派；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电车、纱厂、印刷、建筑等多种行业的工人，还争取了外地党组织长驻上海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省海宁人，大革命时期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党把他安排到《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他受马玉夫影响后，就想把整个支部拉过来，理论功夫比较深厚的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20多人全参加，郑超麟在会上结合党的历史，特别是大革命和几次武装暴动的事实，批判共产国际和新中央的错误路线，宣传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听者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立即解散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这块新阵地，马玉夫与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拜见了工人十分仰慕而难得见面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热情地接见了他们，讲了许多勉励的话，使他们十分感动。不久，与陈独秀关系很好的托陈派骨干薛农山任《时事新报》社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托陈派组织成立时，薛出任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区）区委负责人。
当时的中国工人，生活十分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虽然少部分人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觉悟，但也不懂得理论，更不知道如何争取解放。过去的革命，牺牲了许多人，错误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原来的陈独秀等革命领导人，说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们就怀着朴素的热情，进入了托陈派小组织。他们并不关心也不懂得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主要靠陈独秀这位老“总书记”的个人影响，但是，共产党组织毕竟还在，托陈派的影响总是有限，因此只拉过来一些支部和党员。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转向托派后把整个支部拉了过来，杜并作为工人代表，被吸收进托陈派小组织的领导成员。
在外地来沪的党团员中活动的彭述之和汪泽楷，也小有成绩，拉过来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影响较大的沪滨书店也争取了过来，使该店成为他们的一个活动据点。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与彭述之是小同乡。这个人的经历很复杂，带有传奇色彩。大革命时，他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左派国民党工作。“四一二”后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1928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托，办了沪滨书店。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工作机关，他任经理，杨献珍为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过来，当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此后，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出版过一些托派分子写的书。
此外，其他托派成员也都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在有关人员中做争取工作。如郑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干部中，建立了一些关系。他的妻子刘静贞是云南人，因此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
但是，总的来说，这时的托派多数是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主要在知识分子中工作，在工农中没有什么基础。
中共中央很快获知归国留学生托派带回来的托洛茨基文件在党内产生的影响，知道陈独秀他们如上所述，一面进行小组织派别活动，一面，除了陈独秀向党中央写“八五”信，系统阐述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之外，同时与党的各层领导，进行辩论。陈独秀与总书记向忠发、组织部长周恩来辩论，对向、周坚持“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观点，认为陈独秀他们在目前形势下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言行是“取消主义”的表现。
中共受斯大林党的影响，既不允许反对中央的路线，更不允许党内任何派别活动。早在1929年6月，即陈独秀等接触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很快发现，并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指出：“国际上之托洛茨基反对派，最近在中国党内已经开始有了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全会并不夸大反对派目前在中国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只是在党内政治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之下，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可以有他暂时发展的机会”。文件批判了反对派“理论上反对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组织上“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须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27]可见，中共一开始就采取了与联共中央一致的明确果断的态度和措施，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当作“反革命”对待，也没有讨论和调和的余地。这一点是完全出乎企图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陈独秀们的意料的。
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方面，也发出了托派在中国活动危险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这个“危险”。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给他们在海参崴的远东局的信中说：“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机关刊物《我们的话》的译本。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国大学（即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引者）截获了这个刊物（是通过海参崴寄来的），这证明托派建立了某种联系。据我们所知，除了上海，他们在香港还有巩固的基地。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28]
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称：“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把托洛茨基主要错误归纳如下：“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任何时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党内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也是从‘五卅’到现在，他们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应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批判来看，中共中央对革命性质似乎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在实际行动上，并非完全如此。
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托派在战略上的极左与策略上的清醒，与中共的战略上的清醒与策略上的极左，争斗激烈。
中共中央所以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主要是托派在组织上采取了“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实行了最严厉的制裁。通告规定：各级党部“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29]
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在陈独秀看来，他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要的公开讨论……我只感觉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30]谈话不欢而散。显然，共产国际代表企图用权威压服陈独秀，殊不知这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恢复了他“硬骨头”的本性，再加上新获得的理论武器——托洛茨基主义，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利用组织威权，向托陈派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进攻的信号首先来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库丘莫夫（东方部工作人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倾、反托派和处理陈独秀：“春季我们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们的话》——引者）。党对它的作出反应没有？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31]
9月12日，中共中央派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召集（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和中央、（江苏）省委、区委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解决彭述之、汪泽楷反对中央路线问题。彭述之三次发言，与恽代英辩论。他反对中央以“机会主义的大头衔”加于陈独秀，更反对在党报和党员群众会议上“公开宣传独秀同志是机会主义者”，并把“机会主义派的名词与反对派的名词并立起来”。他认为大革命时期“整个的机会主义指导是国际的，但在中共一面说，每个负指导责任的人都不好只图塞责，学那‘功归于己罪卸于人’的市侩行为。何况像秋白、立三、维汉、恩来等同志，不仅是机会主义负责者，并且同时是盲动主义，即另一种机会主义的负责者，更应该自己明白呢”。他责问说：在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中（特别在五次大会至国民党破裂前——1927年4月到7月的时期中）是否只独秀一人指导党的工作，在党内专政呢？是否除独秀同志外，当时参加中央指导机关，特别是参加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负主要责任呢？……我个人认为独秀同志在机会主义时代的确是党内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不错，独秀同志在过去确有错误……但参加当时政治局直到现在还在党内负责重要指导责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来、维汉、忠发等同志，是否在当时都是一尘不染的布尔什维克呢？“从我所知道的事实看来这些同志与独秀同志在过去同是一样的机会主义的执行者，其程度只有过之无不及。”然后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这些同志所犯的错误。
彭述之说：“我们的党确有很严重的机会主义存在着。但这种机会主义恰好与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党的领导机关里，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现：第一，中央认为资产阶级是“能解放”农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认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当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联合富农”的策略；第三，“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或革命开始复兴，因而主张不断的示威，主张从每一个小的罢工斗争必须要扩大到广大的政治总罢工以至于暴动斗争，这都是十分明显的盲动主义的表演”。[32]
辩论到最后，恽代英以“纪律”手段，要彭述之对反对派问题表态，企图压服对方。彭述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之纪律，决不是机械的无条件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没有与广大群众相联系，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变成了妨碍群众革命思想与行动之铐梏”。反过来，他要求恽代英转达向中央提出的四点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政治路线；发表独秀同志的政治意见书；公布反对派的一切文件，让全党党员自由讨论自由判断；停止对于党员之一切机械式的纪律钳制，恢复党内应有的民主。[33]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并且逐条批驳了所谓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托陈取消派”的名称，从此在党内广泛流行开来，其主要根据是如下。
（1）取消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策略。陈根本否认中国民族革命开始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决不是当时暂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新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
事实上，让中共“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的恰恰是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
（2）取消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因为“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
这也不符合实际。陈独秀讲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取得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妥协，统治局势取得一个时期的稳定，这是事实，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取消，因此与托派一起继续反日反国民党。
（3）取消非法斗争。陈独秀“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的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中央的路线是，“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
这反而证明了陈独秀批评中共中央正在犯盲动主义错误是正确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不满足于“领导群众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正在酝酿全国大暴动的计划，企图夺取全国政权，至少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终于很快形成第二次“左”倾路线。
（4）取消组织上集中的原则。“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
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完全成了专制主义的“领导”，这当然是陈独秀无法接受的！
决议“依据上面的分析”，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为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的取消主义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组织措施也同时跟上，决议指出：托陈取消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第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第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第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34]
这个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做出的决议，表明对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忍无可忍。
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个决议还称陈独秀为“同志”，企图最后挽回陈独秀他们。于是，第二天（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说：“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的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你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最后，中央决定陈独秀“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还要陈作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了，意味着若不服从，就要开除党籍。其实，据陈独秀说，在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谈话时，最后也“拿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陈独秀很觉可笑。这一次他见中央要动真的了，便于10月10日，以给中共中央常委会写信的方式，给以严厉的回答：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35]
可见，这时的陈独秀意志之坚决，是义无反顾的。
几十年后解密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秘档，证实了以上陈独秀对中央的批评是对的。当时驻中共的国际代表在给莫斯科的信中说：“我们有一些优秀能干的同志，但没有任何经验，常常不联系群众，不了解群众，不善于对基层组织里的辩论、争论等现象作出反应。”信中提到中共中央总是轻易地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在这方面好象政治局委员起了带头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两种倾向’。在他们那里所有人都是‘右的’，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压制，或者诉诸纪律”。[36]
在10月10日这封信中，陈独秀集中批评了当时中共中央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你们至今仍旧盲从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错误的观察，因为中国还是封建统治，以为资产阶级仅仅是参加政权，以为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仍旧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为限，企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仍旧要再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府即阶级联盟的工农民主政府，像这样始终系念屠杀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为它开生路，始终依赖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它留地位，试问你们的机会主义已经深到如何程度！”他认为：“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我们党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而不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无产阶级贫农专政’这些口号，（必然）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并且拉着革命群众向后退，使革命流产，群众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杀。”他明确主张：只有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可以看到，陈独秀一度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一次革命论者”，但在具体行动上，他还是坚持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与青年托派发生了矛盾。
陈独秀在信中还说：你们命令我“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这种现象已充分的说明了由党员群众合法的讨论和公开的自我批评来纠正领导机关之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丝毫没有希望的了！”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双方对对方都已绝望了！分裂就成了必然的结果。陈独秀因此将被开除党籍。对此，一贯“吃软不吃硬”的他是做了思想准备的。
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自1922年入党以来，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她不愿仅仅为了与彭述之的伴侣关系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托之所。因此，她得知陈、彭将被开除党籍时，内心非常矛盾和苦闷，甚至想到了离婚。为了倾泻胸中的苦闷，有一天，她独自到陈独秀的家里和他谈论此事，她对独秀说：“我从某些同志中得到一个消息，说党中央准备开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开除，一定会跟着开除我，但我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为我开始干革命时，并不认识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当然也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此，我现在陷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我想请教您，怎样才能解除这种矛盾和痛苦。”[37]陈独秀听了此话“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陈碧兰听了陈独秀的回答，说：“顿时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过去对党的那种机械观念。我想，如果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错误，党员是有责任起而批评和纠正的；为了使批评和纠正的意见发生效力和有力量，在党内集中一个有力量的反对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独秀所说的：“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决议，特别看重党内出现“反对派小组织”，因为这将直接危及党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对陈独秀10日信的直接反应是，在17日机关报《红旗》上公布10月5日通过的《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将称陈独秀为“同志”的二字，全部删除。
而这时的陈独秀的确已经在党内成立了小组织。
在党内正式组织反对派小组织
早在陈独秀给中央“八五”信后不久，他们就决定正式组织起来，起先是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表示，希望加入他们的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年轻人（其领导机构称为“总干事会”）心胸狭隘，不仅表示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以水泊梁山上王伦的眼光看待这些党内“老干部”的行为，认为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于是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的‘卑鄙动机’，争取其下层群众”的策略。[38]于是，总干事会提出了让陈独秀派个人分别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陈独秀等几位老干部的加入。
为什么这些青年托派也把陈独秀们视为“机会主义”呢？因为，他们认为陈独秀给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问题。
第一，他们认为陈独秀没有检讨和承认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总根源是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但是陈独秀也有错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与托派的“无产阶级专政”及中共的“工农民主专政”不同，陈独秀提出了独特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青年托派认为，这实质上还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机会主义口号。而托洛茨基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是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和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权中有资产阶级的位置。他们不懂陈独秀的口号无此之意，而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一致的。
第三，在中东路问题上，没有执行托洛茨基“保卫苏联”的指示，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
第四，“迁就（中共）‘六大’决议案”。这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致党中央信中说的一句自谦的话，为了说服党中央能够接受他的意见，根本改变路线。原话是这样的：“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范围内，向党建议……”
第五，“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39]这是因为陈独秀最后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还有自己的一点不同于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认为总有一个哪怕是很短的时期，主要解决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例如抽烟，把前一支的烟蒂，接续在后一支香烟上一样。如果在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情况下，这样做，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况。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陈独秀派完全是找借口，是怕陈独秀加入后替代他们的地位的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
对于他们提出的以个人名义，分别履行加入其组织的方案，不计较个人名誉得失的陈独秀倒是无所谓，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宽等人坚决反对，他们也有另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认为留学生托派“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40]这些所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还没有夺取政权，就如此看重个人利益，可以看到他们未来的发展前途了。
恰在此时，在莫斯科留学时转向托派的刘仁静，绕道土耳其拜访被苏联驱逐出国、流放在普林基博岛的托洛茨基后，回到上海。他在岛上时，托氏亲自为中国托派起草了纲领，托他带回国。纲领原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后来收进托洛茨基著作《中国革命问题》时，改名为《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底政纲》。[41]据刘说，托洛茨基还给刘起名为“列尔士”（Lels），让他当托氏与中国托派之间的联络员。于是，他到上海后就以“老托代表”自居，来调解青年托派与陈独秀派之间的矛盾，推动两派统一。
刘仁静在中共建党时期，是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一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4年与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可以说与陈独秀关系相当密切。这次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先是郑超麟和尹宽经常去看望他，讲述了陈独秀和他们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情况，并介绍当时党内及青年托派与陈独秀派的矛盾。于是，他首先做青年托派的工作，说服青年托派吸收陈独秀派。他又与郑超麟约好，某日在东有恒路余庆里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刘仁静与陈独秀相别多年，再次见面，倍感亲切；现在又有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
刘仁静首先出示了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即上述已经在流传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新写的《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但这三个文件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原流传的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和郑超麟分工翻译，尽快出版。
关于组织问题，陈独秀委托刘仁静向“总干”表示，他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42]刘仁静表示支持，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
几天后，陈独秀派的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刘仁静领来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来到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开始谈判。这里是尹宽的家。刘仁静列席。
据宋逢春后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哔叽长衫，前额已经光秃，两鬓尚有黑发，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当宋逢春问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独秀摇摇头说：“很惭愧！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
听刘仁静介绍说，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人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睡水泥地（上海话“世门汀”），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蹲饭吃，捡香烟屁股抽，但还是坚持干革命，了不得。陈独秀很受感动。[43]
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对方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双方共同讨论问题；二是陈独秀派取消，全体加入托派组织。[44]
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陈的条件，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然而，这时的青年托派总干事会也发生分裂，以史唐、区芳、陈亦谋、张特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有条件地吸收陈独秀派加入；以梁干乔、张师、陆一渊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他们加入。特别是被称为“大乔”的梁干乔，在苏联时就加入苏联托派，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比刘见托还早，以中国托派“正统”自居，认为是中国托派的当然领袖，深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与总干宣传部长张师（1929年初接替陆一渊）硬说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等人一派则主张在陈独秀派承认“我们的话派”是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他们的组织”。[45]
于是，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主持（区芳在大会上取代张师任宣传部长）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独立的小组织。”[46]宋逢春因同意陈独秀的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投降主义”而被“开除”。[47]
三个条件，对于陈独秀来说，并不苛刻，第一、第二条，他已经做到；第三条他也同意，他甚至通过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表示，陈独秀派可以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但是三个条件中表现的“我们的话派”那种顽固的、狭隘的“正统”排外倾向，使人感到压抑。此其一。其二，三条件是“我们的话派”内区芳派与梁干乔派斗争的产物，但梁派势力仍然很大，说明“我们的活”派中存在不利于陈独秀派的变数。其三，彭述之等人坚决不接受三条件。其四，以中国革命老资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刘仁静，也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派”这个小组织，提出另行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的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可以说是全为陈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48]但是，陈、刘二人的提议均遭拒绝。
于是，陈独秀派果断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定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选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成三个组，进行活动。[49]会议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排斥同志的“门罗主义”；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
就这样，1929年9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第二个小组织便诞生了。
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派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策略口号和组织观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锐的对抗，终于走向破裂。
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的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与前述中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完全相同，恕不细述。
决议最后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但是，陈独秀派并不因此而妥协。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手，而且又有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反而向中央进行反击。10月26日，即江苏省委做出决议第二天，陈独秀与已经被开除的彭述之二人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的路线和策略，再次进行猛烈的抨击。当时，由于发生蒋桂战争，并酝酿着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俞作柏等南北各派军阀联合反蒋的形势，中共中央采取了利用矛盾，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南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有所发展，但中共中央也高估了当时的“有利形势”，部署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左”倾行动，如“中央天天命令同志上街示威”（陈独秀批评说“实际是示弱”）；提出了“现在的战争里面仍然反映着阶级的矛盾”（即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等口号。陈在信中说：“这样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鸿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动一个群众争取一个群众”。
最严重的是，信的最后，陈独秀、彭述之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中共中央示威说：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