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7号记录》，1930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83页。
[75] 《宋敏之对杨明斋历史情况的一点补充》，《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又见《吉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诚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6]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77] 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1929年9月14日，《红旗》1930年8月30日。
[78] 传单，油印件，中央档案馆藏。
十四 促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1930～1931）
领导托陈派小组织——无产者社
共产国际不想发表最后谴责陈独秀和批准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声明，中共中央却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并以联共为榜样，拉开了中共党内肃托运动的序幕。在1929年11月15日开除陈、彭等五人之后，紧接着又陆续开除了一大批跟随陈独秀派的党员。
陈独秀等人见此状，也不再抱有幻想。不仅在1929年12月10日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而且决定把他们的小组织进一步健全，并准备与党决裂。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他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正式选举了领导机关“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常委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藩替代），秘书长吴季严（陈独秀外甥，苏联归国留学生）；讨论了本派政纲《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此政纲，先是请刘仁静在他带回的托洛茨基所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基础上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后在党内征求签名者，到3月公布时，签名者有81人之多。但据签名者之一郑超麟说，其中约1/3用的是假名，以张声势，实际只有五六十人。假名者，一是根本没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荣。陈独秀的意思是，中国习惯，注意第一名，责任大，弄个假名字。而他自己则签在第47位，可见陈独秀有时也很讲究策略，耍点小聪明，使人想起《汪陈宣言》的签名。二是有待发展的对象，签上他的名字时，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被签上了名，后来还是不参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随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工作，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后留学德国、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大学教经济学。这时，他同情陈独秀派，赞成托洛茨基观点。但他要做一个学者，有公开的职业，即以真名出版译稿和著作，并且正在埋头写《马克思传》，不想参加党派活动，过地下生活。所以见签真名后，很有怨言，说妨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后来没有参加托派活动，只是在30年代初参加了与共产党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竭力以托派观点，说明中国的历史与经济，1934年初脱离托派。也有人拒绝加入，并劝陈勿入歧途。陈独秀的同乡老友朱蕴山是一个老好人。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说不参加，让高把书还给了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贸然卷入是非旋涡，很难拔出。陈当然认为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听所劝。从此，二人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1]
然而，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陈派毕竟多是大革命时期中上层领导干部，所以，意见书一散发，造成中共党内一次很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见此意见书后，确认其为“托陈取消派纲领”（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即以此为副标题），立即在机关报上进行批判，并把在上签名而未开除的党员，分批开除。因此从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个开除党内托派分子的高潮。因在白色恐怖下，组织与党员不便联系，而要处理的党员又如此众多，于是就在中央机关报上点名集体开除。
托陈派小组织宣告成立后，为什么仍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是为了向中央表示不承认被开除，他们还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以遵守托洛茨基关于要求留在党内以夺取领导权、改造共产党，进而改造共产国际的设想。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控制的共产党，决不可能被所谓的“党内民主”折磨得始终处在四分五裂、软弱无力状态的托派所代替。
然而，当时的陈独秀及其战友们，不可能看到托派以后的发展，相反，他们为自以为正确的理论和信念力量所驱使，满怀信心地开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与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不一样，他们是已经很有经验的成熟的革命者。所以，工作起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如同当初中共建党初期那样，首先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展开。在宣传方面，他们首先把流散传阅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收集起来，翻译出版了两册《中国革命问题》。如前所述，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各种场合，对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不断的、严厉的批评。这两本书，把这些批评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出版，可以说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当时译者的经济力量和需要，印数很少，笔者先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和日本访问时，见到过这套书。从版权页上看到，这套书出版于1929年11月7日，定名为“无产者丛书”。这个日子，这个名称，显然是纪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因为，列宁在1905年5至11月日内瓦地下工作时主编的刊物的名称就是《无产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郑超麟和王文元后来回忆说，那时，他们都很崇拜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以，许多作为都模仿列、托的历史活动。可见他们对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信仰是多么虔诚。但是，外来理论，总不那么贴切现实，因此，又让尹宽起草了一个宣传大纲，虽是大纲，却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陈独秀派内部讨论、统一思想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但其内容无非是形势和任务、战略和策略，观点则是前述陈独秀被开除前后所写的各种文章和文件中表达的，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政党雏形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在1930年3月1日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月刊）。在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表达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思想，最后决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国革命问题》时的名称《无产者》。从此，托陈派小组织被简称为“无产者社”。当时的习惯是，都以各派的机关报名称来简称各派的名称。在后来发表的文件和陈独秀等写的文章中，也经常称自己是“无产者社”或被称为“无产者社”。所以，后来包括郑超麟等托派老人写的回忆录及学者的论著，否认“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的说法，而硬说是“无产者派”“十月派”“战斗派”，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只有“我们的话派”的说法是正确的。
《无产者》的创刊，使陈独秀找到当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时期的感觉，不受操纵和掣肘，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仅由他主编，而且每期主导文章，都由他亲自撰写。因此又能看到他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
创刊号就很有特色。为了显示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思想路线，刊登了两篇托洛茨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另一篇是《中国发生什么事件？》（后来译成《中国发生着什么事？》）是借中国南昌暴动后朱德领导的部队向广东进发一事，批判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盲动主义路线的。后一篇是《马克思列宁名言录》。当然，最精彩的是陈独秀自己写的《本报发刊宣言》和为贯彻托氏政纲而做的《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宣言》一开头就不承认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前提决定的，而认为完全是主观上的机会主义造成的，宣称：“中国无产阶级在过去革命失败中，不是因为它的力量不足以战胜敌人而在决定胜负的战场上被打败了，乃是因为政治上走到错误的绝路，猝不及备地遭遇敌人之迎头痛击而溃散下来。在史大林派官僚机会主义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从机会主义的无出路中又突然转入另一极端的盲动主义，把溃散下来的无产阶级队伍更送到敌人的炮口之下加以毁坏，因此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更加陷于迷乱！若长此继续陷于此种迷乱状态中，找不出新的出路，则中国无产阶级决不能再前进一步！”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就恰与之相反：我们要以阶级先锋队的地位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从政治的迷途中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陈独秀在这里显然受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所激动，不能客观地全面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夸大了主观方面的因素。
怎么办呢？《宣言》接着说，就是要从失败中退却：“恩格斯说：‘革命党若错过了革命的环境或遭遇严重的失败。必然有一相当历史时期要退出政治舞台’，‘有一个很短的休息期’。中国无产阶级现在正处在这个休息期。让那些官僚们去卖弄手腕，企图包办革命以挽回他们的厄运罢！让那些余兴未尽的英雄们去组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罢！”
这说明，陈独秀的承认革命暂时失败，实行退却，不仅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还有更深的理论根据。当时在井冈山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则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2]
可见，在当时对形势的估量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超群之处在于即使在这种低潮的形势下，还在这样艰苦的农村环境，开辟出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未来革命的起点——星星之火。
创刊《宣言》则更注重于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指出：“过去的革命完全是一轰而来，一轰而散，并且在机会主义的长期薰陶及官僚主义压制与腐化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般的都养成一种牢不可破的浅薄意识，不但对于无产阶级战术的基本知识茫无所知，并且尚不以为重要。这样决不能应付未来的革命的急风暴雨！为打破这种浅薄的意识，我们首先要解脱机会主义的领导，斩断史大林主义的羁绊！”
最后，《宣言》宣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及官僚主义的党制。”
陈独秀根据托洛茨基主义，对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究结果，写了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文章论述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主张无产阶级应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治”。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处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批评中共中央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
如同创刊号所展示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样，由于当务之急一是对中共路线，特别是连续两次极左错误路线的批判，二是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及促进托派小组织的统一两大任务，因此前期《无产者》的内容宣传托洛茨基的文章较多，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共的；后期则集中于宣传托洛茨基及其领导的托派临时总部关于促进中国托派统一的来信和文件。从现在看到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出版的12期《无产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中共的错误路线，阐述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和托派路线。除了上述第一期的内容外，第二期有托洛茨基的《国际错误之“第三时期”》和陈独秀写的彻底否定中共的红军运动因而引起各方强烈反对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第三期则以27页的全部篇幅，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致中央委员会转全党同志》，全面系统批判中共标志第二次“左”倾路线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和武装暴动夺取长沙失败的事件，指出：中共中央“在这个决议中，一贯的运用了史大林派官僚机会主义的传统方法，机械的凑合一些国内外的事实，以作为他们盲动策略的前提。从他们的分析中，只能看到一些‘矛盾增剧’，‘群众革命化’，‘革命高潮到来’等类空洞而激烈的词句，一点也找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幸这些词句，正是他们一切策略的总根源。他们亦正在根据在这个上面得出‘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结论。而这个错误的结论，却须花费无数头颅的经验。这未免太过于残酷呵！”
二是结合重大事件，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陈独秀认为当时是反革命时期，主张采取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尤其反对武装斗争，但并不是中共所说的取消革命，放弃一切斗争。如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时，他们即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对时局宣言》，痛斥“这一次战争要算是民国以来杀人最多、扰乱最普遍、破坏力最大的战争。战争区域占了半个中国，战争的时间延长到七个月之久，国民财富被南北各派军阀搜刮尽净；交通运输机关被军事占据、毁坏，使整个中国的经济陷于停顿破灭状况之中；军事戒严，拉夫，军事征发，公开勒索，溃兵劫掠等，波及了全国。至于直接战争区域，除兵士之尸横遍野，肉血淋漓外，瓦斯毒气、飞机炸弹、地雷流弹等，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毁坏了多少房屋，甚至整个的乡村与市镇都被毁坏了（如河南民权县）……”《宣言》揭露“每次战争爆发时，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为掩饰其羞颜起见，总是对人民说：‘这是最后一次战争，最后一次肃清反动势力’；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就是本党的统一建设及对外取得民族独立与自由。然而实际上，每一次战争结束后，接着就酝酿下一次更大的战争”。当时反蒋派与蒋介石政府曾围绕召开国民会议问题，进行政治斗争。为此，《宣言》最后提出了15条政治主张和要求，这可以视为他们的政治纲领：（1）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2）取消过去一切外债。（3）实行真正的绝对的关税自主。（4）停止军阀战争，各系军阀均须受国民会议的裁判，以实现统一。（5）取消国民党的“训政”及军事独裁。（6）中国境内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决权。（7）保障人民身体、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8）释放一切政治犯。（9）一切政党之政治自由。（10）切实施行八小时工作制。（11）严定工厂法，特别保护女工及童工。（12）实行劳动保障与失业救济。（13）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归贫农。（14）取消高利欠债。（15）恢复对苏联的邦交，与之建立友谊的反帝国主义联盟。[3]
从这15条内容看，的确还是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的范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这完全符合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而与青年托派的思想不一样。所以，陈独秀派在当时对国民会议的斗争是极其认真的，并接着发表了《为国民会议运动告民众书》和《通告第四号》。[4]
三是反对一切中间势力，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在上述《时局宣言》中，除了抨击国民党外，还抨击反蒋派各政党派别，同时攻击“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改组派之汪精卫、陈公博等，第三党之谭平山、邓演达等……为统治者做阻碍工农民众之彻底解放的工具，这就是他们的唯一作用，并没有别的什么中间阵地的作用”。这表明，陈独秀的思想比大革命失败时的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时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还建议团结谭平山等中间派势力，不能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种转变已经与打倒一切并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的王明“左”倾路线，相差不远了。
这再次表明，中国托派当时对中共“左”倾中央的批判，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又逊于毛泽东。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陈独秀在后半生和中国托派始终没有什么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刊登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推动中国托派统一的来信，宣传无产者社特别是陈独秀本人对统一的主张。
但是，这个托陈派小组织，一开始就面临经费短促的困境。离开了共产国际的津贴，一群没有职业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没有保障的翻译和写文章的稿费，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钱来维持一个刊物。《无产者》说是月刊，第一期出刊后，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刊。随后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为油印。实际上，无产者社一派的整个活动经费主要靠陈独秀利用其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李仲山是陕西潼关人，为人正直、侠义，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1924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迎孙中山北上，曾任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对蒋、汪的反共行径不满。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日子里，李与陈失去了联系。1929年4月，李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于是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等正好转向托派，于是就把他带了过来。其实，他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的为人。这次，他受陈独秀的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不久，托派的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叫他离开了。后来，他看到托派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这件事表明，革命阵营，如果不是靠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革命的不断胜利，而单靠领袖个人的魅力影响，是难以维持和扩大的。陈独秀由于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这种在总体上脱离中国实际和群众的理论，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的“总司令”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他还是一个党派的领袖，还在领导着一个方面的革命工作，但他实际上已经被革命潮流边缘化了，不过他自己却不自觉，还想固守革命领袖和活动家的角色，梦想着总有一天，一呼百应，唤起工农千百万，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所以，他的后半生，除了还有些惊世骇俗的思想闪光和学术上取得不俗成绩之外，在革命事业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夸耀的成就。
从时代上来说，如果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亦即中国民主革命前期（毛泽东称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927年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自然，真正的“毛泽东时代”应该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即中国民主革命后期（毛泽东称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至今还没有实现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所以，本著不称其为“新”与“旧”。而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及其进行的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民主革命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期，是国民党由革命转向反动的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领导革命的能力；而共产党还没有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处于成长的时期。只是经过了这个成长期，共产党才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所以，陈独秀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以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和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人为主要标志。同时也表明，1927年以后，陈独秀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离开革命的主航道，因为那以后，毕竟是毛泽东时代了。从国民党方面来说，是“蒋介石时代”了。
但是，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陈独秀既然登上了托派这趟列车，一时就难以脱身了；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的热情，也不想脱身。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对组织进行了整顿。此时，托陈派成员已经发展到120人（其中老党员知识分子居于多数）。于是，他们学中共那样，设置了上海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个支部，摆出一副与共产党全面抗衡、企图取代的架势。
这样工作了六个月，果然成绩不凡。在1930年6月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陈独秀做《关于中国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做出决议，宣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做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5]不过，后来由于共产党的打压和忙于与青年托派争斗，这个计划落空，只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
饱受莫斯科回国托派组织的排挤和打击
使陈独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在他们被共产党打击开除后，满腔热情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要求加入或联合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时，竟然再次饱受他们的排挤和打击。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以及中共清除托派的运动，实际上是联共清除托派运动的反应和延续。因为早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在党内清党的决议，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学召开党员大会，许多学生被指有参加托洛茨基派活动的嫌疑，由于证据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国内。但是，从秋季的学期开始，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出清党委员来到中山大学，刮起了十二级台风，采取逼供信的残酷手段，致使一位负责留苏中国托派秘密组织工作的学生，在自杀前交出了一份留苏托派学生名单。[6]王文元（即王凡西、双山）说此人是赵言卿，名单上有300人，其中30人已回国（盛岳说，交出八九十人名单的是李萍）。由于接受上次驱逐回国的托派学生催生了中国国内的托派组织并影响到陈独秀等一大批党内领导干部转向托派的教训，苏联当局把这些托派学生几乎全部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除极少数经过千辛万苦逃回中国外，绝大多数在那里被折磨而死。一大批正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热血青年，当时中国最急需最宝贵的人才（对托派的信仰毕竟是暂时的），就这样冤死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
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名单中已经回国而遵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继续隐蔽在中共党内的人，立即把此名单通知中共中央。中央考虑到白色恐怖的实际情况，这些混进党内的托派分子又在工作上表现良好，也是国民党捕杀的对象，因此采取了谨慎的办法：“向（莫斯科来）信内所指出的同志，分别的发出了通知，要他们负责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意见，以及是否参加反对派的活动的情形。”[7]
接到通知的人有的回了信，从《红旗》上摘登的这些回信看，有的的确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于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才被诬为托派，如恽雨棠等。因此，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为了继续隐蔽在党内，也否认自己是托派，如濮德志（又名濮清泉）、张颖新夫妇。由于他们都郑重表示拥护中央的路线，否认与反对派有任何联系，并与之做过斗争，因此一时得以蒙混过关，中央表示：“从这些声明中，中央认为这些同志没有反对派嫌疑的真确证据。”个别托派分子表示悔改，声明脱离托派，如赵醒民在《红旗》上发表了《我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态度——脱离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8]但多数人对中央的通知不予理睬，并积极进行反对派的活动；有的在做了个别谈话的争取工作后，还坚持托派立场。于是，在清除签名于“八十一人声明书”的托陈派分子的同时，又成批地开除这些莫斯科回国混入党内的托派分子，出现了清除托派的又一个高潮。
有些人如王文元回国后分配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吴季严则为中央宣传部干事，为了长期留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他们工作表现积极。用王文元的话说，“我的态度是：拼命工作，尽少说话”，因此深得组织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当在莫斯科来信中看到他们的名字时，中央十分惊讶和遗憾，更加耐心细致地做争取工作。王文元回忆：“此时我正病倒在医院里。周恩来发见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的态度很友善，大意说：他满意我几个月来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书面声明，放弃托派意见，在《红旗》上登载；这样，他可以保证我依旧留在党内工作。”但是，“我没有说什么话，只答应写声明。第二天，部里的交通来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难过。因为我所写的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见，声明我不同意党六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关于目前局势以及前途估计的种种决定；但我同时指出：过去一时期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该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仍旧工作”。[9]但是，“我知道，组织不会再来找我……几天之后，我被开除党籍的通告登出来了”。[10]
与他情况相似的还有两个人。5月14日出版的《红旗》上，刊登了这样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除吴季严、王文元、周崇庆党籍事通知全党》。其中的吴季严是陈独秀大姐的儿子。
从莫斯科回来的刘仁静，是个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对派中的反对派”。他回国时自知自己的情况，党不会再接纳，就违反莫斯科约定回国后继续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原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示不同意党的路线并将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后就隐居起来，不再参加党的任何工作和活动。接着，他在策划“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失败后，恼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小册子，叙述了他推动两派联合及失败的经过，激烈攻击两派对托派的“统一运动”没有诚意，使运动以“失败”而“告一段落”。他认为这是因为在“对党的态度和国民会议策略”两个中心问题上，双方明显发生冲突。他主张今后应讨论这些问题，“先在思想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文中，他毫不掩饰地蔑视青年托派，同时又攻击陈独秀。
对于青年托派即“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事会”，他批评他们不吸收陈独秀派“完全是为了地位”，“惧怕那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路线”分歧。[11]他又批评总干对他拿回来的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不加讨论，更不在1929年9月举行的二代会上做出决议。对党的态度，他批评总干僵死执行托派在党内活动的原则，主张“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同时又应该独立组织，在党外积极开展活动。对于国民会议策略，总干内部也分裂成赞成和反对两派。他还认为我们的话派在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于是，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12]
对于陈独秀，刘仁静对陈写的《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学习托洛茨基文件的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传阅过，没有公开发表）、1929年10月10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等文章，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一是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13]刘仁静和所有青年托派认为，陈独秀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像陈独秀说的“违心地执行”。二是批评陈不提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而别出心裁地提“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这“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14]三是批评陈独立成立自己的组织，谈判联合时，又不愿意解散它。
为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这样严厉地攻击陈独秀：“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15]。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刘仁静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16]。
刘仁静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小册子被中共中央发现后，认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17]所以，中央在12月29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表示“最后意见，限你于阅报（红旗）后三日内正式用书面答复中央”。并令刘在中央与托派路线之间做出抉择。[18]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
因此，刘仁静在不满共产党、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同时，于1930年1月与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发表长达约1.7万字的《告同志书》（小册子），起名“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该月30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他们被人称为“十月社”。
在《告同志书》中他们两面开弓，一方面严厉批判陈独秀，重复以上刘仁静几篇文章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系统地批判“我们的话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违背托洛茨基托刘仁静带回的《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在“世界革命运动之最近形势”、“对中国目前形势之估量”、“国民会议问题”上，“鹦鹉学舌”，与斯大林派观点一样，并“规定我们的小组织是党内的”（而不是“我们的组织是独立的，党内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将反对派变成史大林主义的一个支部”，“对史大林主义投降，这是我们反对派所不能宽恕的”；“组织上是采用史大林的禁止讨论和由上层支配一切的方法”；“他们之反对陈独秀派加入，完全是为了地位问题……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见，只有凭借组织上的因袭权威，妨碍别人的前进。这些分子钻进反对派来活动，充分表示他们的个人投机和权位活动欲心理”。于是，他们宣布总干“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
在这个《告同志书》上签名的人，被中共开除出党。有的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莲，还有王文元的妻子叶英，中共中央不知道他们是否参加了托派，也对他们进行了测询。在5月7日的《红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致黎彩莲、叶英的信：“你们许久失去了与党的关系，不自动的积极的找党，这是一种有意离开党的表现，中央不知你们住在何处，无法与你们发生关系，希望你们速设法将自己的地址交来，否则这是有意离党，党在组织上应给以最后的处分。”这表明，中共清除党内托派分子的运动，是相当坚决和彻底的。
富有戏剧性的是，“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做出了一系列开除决定。首先是在十月社成立后，他们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19]同时，“我们的话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派的问题上也发生分裂。由于史唐、区芳、张特主张在前述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反对派。”[20]（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引者）梁干乔还席卷该派与国内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的经济来源，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做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21]后因为区芳在工人运动中被捕，并不久死于上海漕河泾狱中，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领袖。
而刘仁静与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长久。因为他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1923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于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开除。[22]
与此同时，即在陈独秀派不接受加入“我们的话派”的三个条件并自行成立无产者社小组织，出版机关报《无产者》后，总干加强了对陈独秀的批判。1930年7月，他们发表了《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的信》，系统严厉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六大错误：（1）“不勇敢的承认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2）中东路问题上“误国政策的错误”。（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提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实际上是“工农民主专政”。（4）“对于群众运动消极的倾向”；“你们批评史大林机会主义者的盲动政策的时候，有许多话说得太过火了，因此使你们跑到了不动的极端。在你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说：‘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群众上街示威……（以上两个省略号为原有——引者）散发传单标语’。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盲动主义，而是目前应该努力的经常工作”。“过去史大林派示威与散发传单标语的工作，确有相当的效果，而我们在这种工作上反时时表示落后。”（5）“估计目前时局的错误”：批评陈独秀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一文中说的军阀“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稳定”和帝国主义“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的说法，“完全背诵了周佛海一流人物的幻想，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俾士麦式的统一之前途”。（6）“对农民问题可耻的态度”，批评陈独秀认为“红军就是土匪”，没有胜利前途的观点。
从以上我们的话派批判陈独秀的六大错误来看，他们与中共所谓“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方法，无大的区别。所以，他们与中共的对立及批判，其意并不在于争辩路线是非，而是要乘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正如托洛茨基想取代斯大林、托派国际取代第三国际一样，不过是权力之争。这也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发展和胜利的前途。
鉴于以上各小组织之间混战的情况，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国后还在游离状态的托派学生，又在共产党和已有的托派组织之外，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这就是赵济、刘胤等七人组织的战斗社，机关报《战斗》。对这些人，陈独秀派曾争取他们加入托陈派，并多次秘密会见赵济。
赵济回忆与陈独秀见面时的印象时，感叹革命岁月的磨炼对陈独秀造成的深刻变化。他说：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提篮桥尹宽住处，按照约定的傍晚时分，我到后不久，陈独秀也来了，坐定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包。我问：“老先生，你还没有用过晚饭？”他说，他长期害胃病，近来尤甚，每天只能以面包充饥。我看他虽然害胃病，但精神与我想象的不同，我觉得他热情而又和蔼，这和我以前见他时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间，我前后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在1925年1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我列席会议，我见过他。第二次是在1925年5月下旬，我到广州对杨希闵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时见过他。他对我和赵适然、吴少默、陶光潮四人亲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6月中旬，广东杨（希闵）刘（振寰）叛乱事件解决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回上海，向党中央口头报告事变解决经过及区委工作情况。他听后勃然大怒，大骂陈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家长作风，专横独断，盛气凌人。这次见面，那些现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3]
这就是革命事业连续失败的打击在陈独秀身上留下的烙印，改变了他的性格和脾气。而他贫病交加、生活潦倒的情况，一直伴随到他去世。
但是，他的精神却始终没有垮。赵济接着说：在谈话中，他流露出对第三国际的不满。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第三国际不能没有责任。他之不满是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他的头上，他是不服气的。但他也说这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而是如何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问题。
这次见面后，赵济和刘胤二人曾搬到尹宽的院子内同住了一个月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陈独秀来过三四次。彭述之、郑超麟、罗汉等人也来过，显然要争取他们加入托陈派。但是，赵济发现：陈独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没有更多的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为使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忙于个人的生活。从尹宽身上可以看出他忙于写作，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因此，“我和刘胤当时不想和‘无产者社’的人过分接近，也不想入他们的‘伙’”。再考虑到其他两派的状况，“我们也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势必会趋向统一，因为这些派别所抱的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以占一位置”。于是，就在1930年12月，联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战斗社。[24]
这种不断分裂的混战状况，充分表明了中国托派的先天不足和党派偏见的狭隘性，当然，从大的环境来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他们还能共同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这样一种革命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后来回忆时所评论的那样：“现在回忆起当时派别间的‘斗争’情形，只觉得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但若仔细想想，这也正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在运动初期的共通现象。个人与派别偏见，和革命思想的真诚差异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非常怪诞。崇高的与卑劣的动机往往会用同一方式表达出来；而各个人品质上的贤与不肖，当事情还只限于说话或文字之时，也总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转向反对派的动机说，已经是颇不一致了。有的，为了党内不易得志，企图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对派看作了向后退却的一块垫脚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对派的更左的名义，藉以掩饰自己的消极，使自己的脱党能心安理得……不过尽管有这许多卑鄙不纯的动机，我却还应该说，当时的最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都是由于真纯的革命动机，即由于真诚相信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比之于斯大林们所定的路线，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顾他们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愿全心全力地为反对派斗争。”[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