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陈独秀主持通过的《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对这一现象则从客观条件上进行了分析：“在整个共产国际分崩离析的状况下，左派反对派在各国都不能一开始就达到统一的组织，在中国更遇到特别困难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它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这次失败之严厉的打击，又使党的基础瓦解并处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大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对于反对派之极端无理的压迫……在这种种打击之下，中国左派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很难从一个成熟的政治派别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现有的各小组织都是在分散的状况中各自成立起来的。因为有各自成立的小组织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组织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讦，真正政治问题的讨论都难免别生枝节。”[26]
应该说，在这些反对派中，陈独秀是动机最真诚、最纯洁的一个。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这些中国托派小组织在互相倾轧的同时，又都向托洛茨基写信、寄材料，标榜自己，攻击异己。托洛茨基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把其视为自己理论的一块重要“试验地”。他对于来自中国的信件和材料，无不认真阅读，及时回复，只是当时邮路不畅，上海与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往来信函需要“共费三十五天工夫”。[27]我们从托洛茨基死后根据其遗嘱40年后（1980年1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私人档案里，发现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17封之多。
起先，托洛茨基听信刘仁静的片面之词，对吸收陈独秀加入托派组织，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刘仁静一方面反映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经倾向托派，批评“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但另一方面在革命性质问题上陈独秀仍有保留意见：认为下次革命总有一段时间（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不同意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陈主张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也与“无产阶级专政”不一样。对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给刘的信中，批评刘不应该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28]
这里的“R”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骨干，大革命时期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东方部部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中国留学生多数是受他的影响而转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1930年恢复党籍。因此，他被托派视为变节者。但是，后来他又被苏共开除，并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党联盟案”中被镇压，死后恢复名誉。在这里，托洛茨基显然担心陈独秀成为拉狄克那样的“变节者”。刘仁静受此影响，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写了以上多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
“我们的话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茨基，报告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立场，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29]。12月22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帮助他们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30]的标准。这15个问题，就是以上陈独秀被开除前后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经常谈到的与中共中央的分歧。
1930年1月25日，刘仁静同时与陈独秀及“我们的话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报告他与他们决裂的情况。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的行动，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他重复了1929年11月回信中因听信刘的反映而对陈的批评：“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31]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民主专政”口号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这个口号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词典中，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有革命性”，因此革命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而其结果就是中国1925～1927年革命那样，以资产阶级的背叛和无产阶级的失败而结束。他听了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的反映后，认为陈独秀至今还坚持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误会。
所以，当接到刘仁静2月21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开始疑惑起来。4月3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32]托洛茨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太相信别人的转述，而要亲自阅读陈独秀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以上托洛茨基四封信来看，他在掌握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亲自撰写的声明和文章以前，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警惕。这说明托是一个原则坚定的人。所以，在终于看到无产者社寄去的已翻译成英文的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明朗而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而对于“我们的话派”与十月社及二者与刘仁静之间的分裂，更持批评态度。实际上，这种分裂，使本来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残。当时在沪西进行工人运动的区芳等人就被反动当局逮捕，不久死于狱中，与外界联络的地址也经常被破坏。1930年8月17日，总干致托洛茨基转法国托派机关报La Verite编辑部的信中，承认很久与外界通信断绝，“原因是中国反对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内部组织分裂的双重打击”，表示出对分裂的危害性开始有所认识，并说几个月内要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33]
1930年8月22日，陈独秀和无产者社在受到中共开除，同时又饱受留学生托派组织排挤打击快一年之后，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前后对中共“左”倾中央的批判，显然深深地打动了托氏，他说：“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因为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万金”通缉的“共党首领”，隐蔽得很深，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34]
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托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当时“战斗社”还没有成立——引者）有什么各自分立的理由”。
托洛茨基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的话派”的正统自大心理，指责他们“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
信的最后，托洛茨基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与刘仁静及青年托派比较，托洛茨基的确具有卓越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懂得怎样使用原则，怎样抓住问题的实质，怎样识别人才和使用干部。
接着，9月1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信（对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托派国际——引者）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这一条等于宣布刘仁静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三）对于陈独秀同志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问题，这封信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各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35]
这些信表明，托洛茨基虽然对各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格外垂青，有一种求贤若渴、伯乐相到了好马的心情，较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托派，给陈独秀的感觉，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用王文元后来的话说，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现在则被托洛茨基奉为掌上明珠——中国托派的领袖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写信给陈独秀，更是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他并产生一个想法：单单为了能亲自阅读陈独秀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36]
与上述托洛茨基9月1日信的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了《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给中国，系统地重申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各派小组织早日统一。[37]
于是，青年托派各小组勉强地派出代表，与陈独秀派的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招数，发生争执。如无产者社的代表吴季严、马玉夫的一篇声明所说：各派代表“各怀鬼胎，没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因此，一讨论政治问题，便大家“王顾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组织办法问题，便一人一篇演说”。[38]而且，由于青年托派三个小组织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对付无产者社，他们又控制了协委秘书处，使无产者社处于不利的状态中。
协议委员会期间又受围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我们的话派”受了托洛茨基的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1930年11月24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39]。但是，由于区芳很快被捕入狱，并病死于狱中，梁干乔主持该派，为了在统一后的组织中保持正统地位和领导权，他们提出了统一大会应该沿用“我们的话派”两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且对本派成员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有300人，等于其他三派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只有120～140人）。
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继承了刘仁静的传统，死扣住陈独秀政治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不放。9月29日，他们与“我们的话派”的北方区组织首先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并重申了革命性质，“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国民会议，“红军”问题，中东路问题五大错误。[40]这完全沿袭了前述“我们的话派”批判陈独秀“五大错误”的做法，不过在内容上，他们认为更加抓住了陈独秀反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要害。
因此，在第一次协议会上讨论议事日程时，十月社及战斗社代表就提出“要对过去的争论问题，首先加以讨论”，并具体提出第三次革命的性质、工人与贫农专政、红军问题、误国政策等，要无产者社代表负责答复。同时，他们又与我们的话派联合提出“统一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第一，统一必须以政治为基础；第二，政治的讨论则不能妨碍组织上的统一”。所以主张“提高协委本身的职权，取消各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41]。无产者社代表“立即提出严重批评”，认为这是“算旧账主义”，“过去那种以要求对方承认错误为统一先决条件的办法，根本要不得。我们根本反对拿出这种条件来谈判统一”。于是，无产者社提出了“无条件统一的口号”，即先成立协委，而那些争论问题等到协委成立后讨论到纲领问题时，再予以解决。双方妥协后成立了协委，讨论过去争论问题时，双方初步进行了交锋，摆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多数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协委的任务是三个：“起草共同政纲，召集大会，应付临时事变”，并推选王文元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但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批判“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反动口号”。无产者社代表吴季严批评说：“这个口号的内容，已充分表示出阶级关系的变化与革命性质的转变，不能把它和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等量齐观”；“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城乡贫民专政”“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三个口号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不能彼此对立”。这个问题争论历时两个小时之久，“后来赵济同志和王文元同志总觉得这个口号在字面上‘含义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后还是修改为“要严厉的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于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又保留下来。在各派组织如何混合、将来代表大会的名称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统一大会的各派代表的人数等问题上，都争论不休或各说各的。
这样，托洛茨基的来信，本来想和稀泥，促进中国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却反而使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与陈独秀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于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
其一，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像青年托派那样批判陈独秀，而是引了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氏的这个回答很机智，也很微妙。因为所谓“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为从俄国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开始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单纯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时陈独秀与青年托派的争论，恰恰在于下次中国革命“一开始”是什么性质：陈独秀这时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认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则明确说：“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42]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样，这两种革命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青年托派则强调“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纠缠于一开始是什么性质的这种争论。着眼于大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这两种革命，排除资产阶级参加或领导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这是托洛茨基当时调解中国托派小组织争论的基本态度。在充分表现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具有政治家的宽阔高远的眼界。陈与当时其他托派人员相比，的确是鹤立鸡群。
其二，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陈独秀提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托氏的这个回答，使中国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青年托派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就在于没有及时提出这个口号，而共产国际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还坚持这个错误。所以，他们一直猛烈抨击“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认为这个口号把“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43]。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过托洛茨基“裁判”后，反陈派就“闭口无言”了。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与遥远的托洛茨基的确是心声相通的。因为“工农民主专政”中的“农”，在俄国革命中主要是指“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他们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政权的斗争很激烈。而在中国主要是指“贫下中农”，特别是贫农，那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这是中共提出这个口号的本意，在中国富农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响也极其微弱。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包括陈独秀在内，都对这个口号有误解，所以，陈独秀转向托派后，一面批判这个口号，一面根据中国的特点（尤其是大革命中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的确如托洛茨基所评价的那样，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口号“通俗化”，即“中国化”。青年托派批判这个口号是毫无道理的。
其三，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这说明陈独秀在接受这个口号后，走到了另一极端。对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实现国民会议决定国是，抱有幻想，显然是天真的。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主义有教条主义的色彩。其实，托洛茨基本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44]在1月8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
就这样，托洛茨基出了一个谜，让中国托派来猜，于是造成了中国托派内部，主要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之间长期的无休止的争论。
其四，红军问题。这是陈独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个最要害的问题。问题的引起是陈独秀发表的一篇长文《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和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的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45]
陈独秀这个论述，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针对当时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来终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以农民为主力军，进行革命，陈独秀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离开城市和工人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是“土匪党”。这里，陈独秀再次暴露出教条主义的色彩。而这是整个托派与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是把红军说成“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和溃兵）”反映了部分事实，特别是红军的先锋队和领导人。大革命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反映的情况，证明了这个观点。但是，后来红军扩大，中共最后夺取大陆政权依靠的军队主力，主要是广大贫下中农。这一点，陈独秀没有预料到。
三是对红军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败的预测，主要是根据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经验，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国民党政权，并且建立新的政权。这表明陈独秀的这个论断又戴上了经验主义的眼镜。
四是从这个长远意义上看，陈独秀担心中共和红军长期在农村会“农民意识化”。有深刻的预见性。
由此看到，陈独秀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托派理论的逻辑发展。文章的基本观点也来自托洛茨基。托氏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指八一南昌暴动——引者），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46]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47]直到1930年9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这个观点，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因此，在《无产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发表的一个长达两万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员会转全党同志》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全面、更明确的阐述。[48]
陈独秀和无产者社这种观点，来自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托洛茨基亲手创造苏联红军的情况，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青年托派理应也是应该拥护的。
但是，当时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毕竟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大前提，托派与共产党之间的理论矛盾是小前提。陈独秀咒骂红军的文章，明显地有利于国民党，再加上中共中央对此文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而蒋介石在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49]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派。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过去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
实际上，陈独秀（包括托洛茨基）后来一直攻击中共在农村武装割据的路线，看不出他的观点有改变的迹象。陈独秀在1932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其五，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托洛茨基作为苏联人和有头脑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很难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很清楚，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而批评其他各派的。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议统一。
果断整顿无产者社 最终促使托派统一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的统一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于是出来作梗。他是个矮个子，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但他因没有什么业绩，又长期在陈独秀身边相形见绌，所以，大家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50]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
大革命时期，他被党内同志视为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执行陈独秀路线（实为共产国际的斯大林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致”，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扬扬自得，很不自觉。有时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务委员会四人（本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后，他就参加了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成立组织以后，又重燃起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陈与共产党决裂后，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不把新地址告诉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别人要与陈独秀联系，甚至给陈阅读托洛茨基文件，都要通过他。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视为陈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外，他又竭力利用往日在党内的地位和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陈独秀由于特殊身份、地位和处境，很少做具体的组织工作。这样，彭述之很快就掌握了无产者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上述对彭述之的评论，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后托派少数派的看法。虽然都是事实，但公平地说，彭述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以后又一直是托派多数派的领袖，1948年流亡国外，历尽艰险，到巴黎成为第四国际书记处成员，并写下大量论著，也说明他不是庸碌之辈，还是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的。
在托派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平等原则的，其他三派也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够谈组织上的统一，并且列出了“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中共最初加入国民党是否正确”“中东路问题上的误国政策”“在反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内部战争与其政权稳定”“国民会议”“农民问题（包括‘红军’‘苏维埃’‘农民协会’及农村中的武装斗争与经济斗争等）”“经济复兴与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要讨论统一认识的问题。还强调“这次统一，必须求得政治原则上的完全一致，同时此种原则上的一致，绝不能仅限于各派的上层分子，必须普及于各派下层群众。换言之，这次的统一，必须建立于政治原则上的完全一致，与群众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时，在组织上，他们还要检讨“过去‘十月社’与‘我们的话’的分裂，以及后来梁干乔等所领导的一部分同志与区芳等所领导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问题”。[51]
如此苛刻的条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强烈不满，致使协议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说是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尹宽从青年托派那里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议的真相后，报告了陈独秀。陈于是出来做促进统一的工作。他是真诚希望统一的，厌恶过去出于“派别成见”的争论，更鄙视在组织内搞阴谋诡计。于是他连续发表文章和书信，企图扭转形势。1930年12月15日，他读了最早起来批判他、分歧意见最多而看了托洛茨基及托派国际来信有所进步的刘仁静写给他的两封信及四篇文章后，回信明确表示：“统观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见解我不能赞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觉到你有可惊的进步，至为欣慰”；“我们过去的争论，本来不十分重要，我以为只要大家理论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释，犯不着把我们中间咬文嚼字的争论来代替对史大林派的斗争。就是需要争论，也必须大家屏除成见才有结果，否则徒增纠纷而已，所以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现在你也认为过去的争论有些是‘基于误会’，‘有些是说法不同，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我以为现在到了稍加解释作一结束的时机了”[52]。
但是，陈独秀最初采取的态度有点像托洛茨基的和稀泥的态度，如尹宽所说的：“仲甫同志在内部生活中所采取的态度，据我看是‘人人可与为善’的态度，因为他自己是真心为着革命，他也要求‘我们大家都好好来干’”；“仲甫同志很少注重党内倾向的斗争及各个人的根本的一贯的立场，在一切问题的讨论上，他仿佛不求把各个人的根本观点弄明白，而务要做出各人的意见‘相关不远’的结论”。对此，尹宽评论说：“在他也许认为这是避免纠纷，殊不知这正是培养后来的积重难返的纠纷。”[53]
也许是接受了尹宽的批评和建议，1931年1月，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开会，通过了《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
《提案》极其诚恳地指出：“当然，我们各派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不正确的意见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提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见来找出某一派或某一俱有根本不同的倾向，做为分裂的理由。关于这种不成熟的意见，各派之间也许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轻孰重，但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过去的错误只有在现在尚可成为问题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讨论都必须从积极方面，抛弃成见，注重于问题本身之得到正确的解决。”
这个《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别强调当时中共危机造成的机会。在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破产，第三次即王明“左”倾路线在共产国际主席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党内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特别强调托派小组织迅速统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虽然反对派政治路线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实证明其正确，但反对派的四分五裂，已丧失群众的同情。这就绝对需要我们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形势的确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机，但是，正如1920～1922年“国民党正在死亡”（孙中山语）时，共产党还未壮大而不能代替一样，托派也错过了这次机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以后还有机会，而托派则因其纲领的极左错误及组织的始终弱小并分裂状态，却永远没有机会了。这是以后要叙述的历史。
为此，《提案》提议：“以最简捷了当的手续，完成统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统一的纲领，由四派代表签字公布出来，即根据此共同签字的纲领，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数，召集统一大会。”并具体提议协委的工作是：（1）立即把已经起草并经过各组织讨论的纲领作最后审查，并由各派代表签字正式公布出来；（2）立即开始作召集统一大会的准备，各派人数的审查，代表人数的审定，经费的筹划及其他一切应行准备的事项；（3）准备大会中政治、组织、职工、农民等决议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员会应立即开始工作。[54]
陈独秀这次态度的坚决，充分表明在紧接着在2月5日召开了无产者社常委会议，公开讨论批评了“我们无产者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认为要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和那些卑鄙龌龊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观点；指出：“据国际来信明明不曾认为中国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够代表左派反对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们无产者社若以中心自居，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55]这个讨论，最后形成《第六号通告》，在表决时，五人中陈独秀、尹宽、罗世凡、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对。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志发言他自己的意见付诸全体同志讨论”的情况下，这个《通告》“仍用常委的名义发表出来”。[56]
但是，这样一来，托陈派内部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彭道之（彭述之之弟）首先在闸北区委和学生支部散布反对第六号通告的五点意见，说“第六号通告是尹宽个人的意见”；“尹宽主张无原则的统一”；“马玉夫开始所提之意见本来已经大家完全同意——当时反对尹宽个人之意见；后来因仲甫又同意尹宽的意见，反对执委决议案”；等等。[57]闸北区委和学生支部遂致函常委，表示“惊异之至”，要求澄清事实。
克服这种“乌烟瘴气”的状况，尹宽和大家都寄希望于陈独秀的影响。“无产者社无论在名义上或在实际上，都是以仲甫同志惟一的领导者”；“过去的无产者社差不多算是过去了，未来的中国反对派还是需要仲甫同志负极重要的责任，我希望仲甫同志本着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热情，坚决地拥护正确的意见，有偏有袒的奖励并提拔好的干部。这样所失的只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维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面，他们在底下做‘实际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众基础’！”[58]
陈独秀见此情形十分震怒。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结合当时国内和中共内部的形势，又看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多次来信催促统一的态度，更是激动万分。他说：“在国民党以分区工会法消灭工人阶级组织与罢工的今天，在国民党包办国民会议以欺骗群众的今天，在群众得不着我们党一点领导与帮助的今天，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我们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发明一些在其狭隘意识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条件，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他在重复托洛茨基最近来信催促统一的“十分恳切”的意见及其批评奥（地利）国“反对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小团体的自尊心”的话语后惊呼：“这些说话是如何的沉痛！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托洛茨基来信中还说：“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是从那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起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殊职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陈独秀写道：“这几句话更使我们惭愧无地！”
接着，他以超脱的立场，批评各派特别是无产者社中各种阻碍统一的坏主张。他说：“在现时幼稚的环境中，各个小组织或者是各个小组织中某些分子，很难说能够免掉错误甚至很坏的倾向，即以‘无产者社’而论，若有人意见搜索它的坏倾向，特别是个人自由的坏倾向，连团体带个人，足够写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坏倾向，不用说应该纠正，并应该严厉的纠正，但是纠正的方法，一般都应该首先从政治上下手，从组织上下手，已经落后了一着（如彭述之、吴季严、马玉夫所主张的——引者）……我们为整个的反对派运动负责，就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才是正当的办法；若不此之图，并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实，想互以纠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坏倾向为统一的条件，并且各自号召其组织内的同志为这一条件而斗争；这样只有制造无穷的纠纷，只有加深派别的成见，只有使还未统一的现有各派更加分裂。”
最后，他对彭述之控制无产者社多数的状况挑战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诉所有的同志，并且为真理奋斗。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棍’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