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宽的估计没有错，由于陈独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决心，事情就好办多了。不仅无产者社内部的乌烟瘴气一下子消散，而且，他还亲自出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们的领导人谈话，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理论上反对陈独秀最强硬的十月社领导人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间‘老人’太多了……”[60]
同时，陈独秀还采取果断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本派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任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见势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61]这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为贯彻陈独秀的主张扫清了道路。
而且，陈独秀还把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的历次来信、无产者社及他对于促进托派统一的主张、他与刘仁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宽等人对于彭述之派错误的批评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3月出版的《无产者》第9～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贯彻托洛茨基及托派国际指示的极大诚意和决心。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终于打动了各派代表。连对陈独秀最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陈独秀来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纲草案。这个政纲草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基本上全盘否定了王的草案，指出王的草案“主要的缺点就是把整个的政治纲领分裂成首尾不相顾的几个专门研究的问题，使人辨别不出反对派在整个过渡时期之一般的任务是什么？目前斗争的策略是什么？未来发展之大概的趋势是如何？”同时，为了减少青年托派对新政纲可能采取的抵制情绪，陈独秀起草的纲领，在结构上，“完全依照托洛斯基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我们起草的纲领的次序：首先指出两个过渡期及我们在此时期中之一般的任务，接着即研究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本着过去的经验，分析现时的状况，提出斗争的策略，指示未来的前途，最后再指出反对派目前应着手的工作及反对派对正式党的态度”。
对纲领的修改说明还针对青年托派对陈独秀几个政治理论问题的批判，按托洛茨基文件和来信的观点，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阐述，既坚持了原则，又令人信服。如从刘仁静到王文元揪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问题，修改说明指出：“原草案说：‘要严厉的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是犯了学院主义的毛病，根据形式逻辑作字句上的推敲。‘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已成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种术语。这种术语是用以表明革命运动的发展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无产阶级联合贫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工农民主独裁’只是在革命的前一段中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的一种革命的号召，不能实现成为一个阶段的政权形式，这就是说，农民终于不能有一个独立阶级的作用与无产阶级共担政权。”[62]
在托派小组织的统一运动中，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视并批判各派的刘仁静，没想到被各派所排挤。而且，托洛茨基在1930年8月以后催促统一的来信，竟然批评他而肯定陈独秀，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见风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写信给陈独秀，表示：“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们《无产者》第四期关于时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63]
然而，当他向陈独秀靠拢时，陈独秀却又前进了。陈于1930年12月15日给他回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革命性质、“工农民主专政”、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一些新认识，反对刘仁静的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够实现，也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刘仁静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也遭到了拒绝。陈独秀在信中回答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
于是，刘仁静恼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个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可谓“夫妻店”），出版64开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机关报《明天》，以示在“明天”的统一组织中争一席之地。
所以，他的文字处处着眼于“明天”，他在《发刊词》中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史大林主义之破产，从反面证明布尔雪维克主义之正确。左派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中理论与策略之正确，亦步步均为革命事变的发展所证实。为了保证下一次革命的胜利，每一青年革命家……不仅应当了解与融化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与史大林主义者作不可调和的理论的斗争，而且要能时时提出我们的战略与策略……对于下次革命进行切实的准备”；“反对派的统一运动虽然已有二年，可是它的发展是在极困难的过程中。它们分裂成数派，陷于无力的状况。它的统一是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反对派的统一不仅是在组织方面，而且是在政治方面，行动方面。假使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前面的许多大任务，如进行为国民会议的斗争而吸引党内外的群众，反对史大林主义的领导，还有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等，我们内部的争论与这些大任务相比较，简直是没有意义”。所以，他出版这个小刊物，是要促进统一。“统一运动实现了，当然这一小刊物也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他要求以独立的一派参加协议委员会时，又遭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一封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各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64]也被拒绝。
就这样，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并以老托赐名“列尔士”为荣、在托派中一直以此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的刘仁静，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所排斥和冷落。于是，他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共产国际和王明领导集团
陈独秀在促进中国托派统一活动的同时，并不忘记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路线的斗争。
1929年、1930年，国际和国内局势发生很大震荡。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人斗争有所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引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临近崩溃而纷纷左倾，转向于社会主义。国内，新军阀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发生严重的统治危机，各城市的共产党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工人斗争也趋向活跃，而南方数省的共产党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也乘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于这种新形势，首先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做出了错误判断。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前后，斯大林等人就对中国的形势逐渐产生“左”倾的估计。这年6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就说：（1927年的）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是革命临时退后的一个动作，现在准备一个高潮”。[65]所以，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通过的在中共六大决议案中，有这样的提法：“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66]
六大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强迫罢工”、节假日必须上街游行、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断制造“革命形势”。共产国际更是推波助澜，不断发来错误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7]明确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并具体指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随后，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68]4月11日，又发出《中央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终于把陈独秀批判的“左”倾错误，发展成为全党性的“左”倾路线。他们一味地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却使自己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在指出“取消派——机会主义及反对派的来源及其出路”时指出：“取消派的基本路线与策略，就是要破坏党的组织，扭曲革命的道路，取消群众的斗争，夸张与赞扬统治阶级的稳定，企图消灭新兴的革命浪潮，而延长统治阶级的寿命。”[69]而在李立三看来：“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70]于是他就来制造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
决议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而决议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与青年托派持有的观点一样，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即“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与青年托派的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如出一辙。更有甚者，决议还把这种“不断革命论”运用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宣称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这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的观点。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并认为“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而“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于是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命红军进逼武汉，进取南昌、九江，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为执行这个计划，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把其各级领导机关合并到各级行动委员会中去。
第二次“左”倾路线执行的结果，使中共在十几个省的省委机关被破获，一些大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根据地大大缩小。在计划执行过程中，7月27日，红军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会长沙，但占领仅10天，就“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被迫撤出，[71]红军牺牲惨重。
见此形势，共产国际立即急转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扩大会议于7月23日，做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虽然仍坚持很多“左”倾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给中共指示信中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说暂时“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并致电中共中央称：“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但仍强调‘8月1日要举行游行示威’）。”[72]斯大林则又使出文过饰非一招，在8月13日，致电莫洛托夫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73]
于是，立三路线紧急刹车。共产国际要求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来立即回国，于1930年9月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统治。但是，由于三中全会的做法，不符合国际继续“左”倾的精神，在国际东方书记处书记米夫的作用下，又批判瞿、周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米夫和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来华，联络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分子，在“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
在混乱中，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于1931年1月7日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强行改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泄露党的机关、疑有叛变行为而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王明，一下子塞进中央候补常委并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被杀后，同年10月，由王明的亲信博古出来“负总的责任”。米夫为了“保驾”，在中国驻留长达半年左右，终于使中共中央的实权完全掌握在米夫和王明集团手中，开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在全党排斥异己。于是，中共向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托派小组织却在托洛茨基及其临时国际的指导下，克服混乱，逐步走向统一。首先表现在对中共“左”倾路线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陈独秀在《无产者》上发表《国际路线与中国党》，指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74]。随后，“我们的话派”终于放弃类似立三路线那样的“左”倾观点，1931年3月，各派讨论后，同意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75]这是当时中共党内的正义力量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集团严重压制的情况下，成为系统批判共产国际在中国不断作恶的檄文。
宣言一开始就揭破王明集团散布的一个谎言，指出“四中全会在组织上完成了巨大的变化，直接在米夫领导下的陈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组织取得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已在组织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实际上是“完成了党的解体”。
宣言在逐条对比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决议及指示后明确指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但是，宣言在论述国际与中共的路线错误时，却完全从托派，特别是陈独秀的“反红军”的观点出发：“党的领导之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之领导作用，相反的，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认为：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中注意去组织、并且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执政的中心城市”的路线，“实是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而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了：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的思想逻辑很简单：工人+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暴动，是机会主义的。
前者，暂且不论，但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执行的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除了个人独裁以外，哪里有多少“工人”的味道？哪里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味道？至于说到中国，由于工业的极度落后，像欧洲和俄国那样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根本没有，农民却有几千年造反的传统。所以，综观中外所谓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组织一部分工人或农民夺取政权的历史，而一旦出现有利形势夺取了政权，往往不过是养肥了另一个官僚主义集团，广大工人、农民得到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于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又逐渐尖锐起来，酝酿下一场的“革命”。
所以，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路线的批判，虽然不乏“为工人谋福利”的真诚目的，但却是十足的书生意气。
那么，挽救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呢？宣言开出的药方，就是托派的国民会议运动，要求召开“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
这样，就把中共与托派之间的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了：
宣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提出以下四条建议：（1）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2）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的正确进行。（3）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4）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这份宣言，充分说明陈独秀及中国托派对于当时替代中共抱着极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机的能力。这个宣言和最后的四条建议，是多么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当时，陈独秀和托派却是多么认真。
当选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
托派四个小组织协议委员会的工作，正是在上述中共被托派认为即将瓦解、将被替代的情况下，再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积极推动，终于顺利进行。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统一大会的文件，协商结果：中国托派纲领和《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改由陈独秀起草，纲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为了避免争论，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为蓝本的，内容分五部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在内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再次表现出他爱走极端的思想方法。
《纲领》规定托派对中共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是中共反对派（反对党）的性质。
《纲领》根据大革命失败的经验，“郑重宣言”：
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同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和先决的条件。
从内容上说，这一条对于共产党无疑是正确的。可悲的是，对于极左性质的托派来说，在后来的实践中，被发展为拒绝与任何其他政党、团体建立联合战线。而当革命形势到来，陈独秀主张建立这种联合战线时，却遭到托派中其他势力的抵制。所以，《纲领》中的这条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托派自我孤立，难以发展，因此也没有胜利的可能。
《纲领》做出这条规定，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偏见，认为它没有任何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的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以反对中国工农的，是有国际帝国主义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的残忍的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所有这些都来自托洛茨基脱离中国实际的说教。仅就这一条，就决定了托派的纲领永远是“左”倾的，尽管在下次革命一开始有没有一个短暂的完成民主任务问题上，陈独秀曾与青年托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且陈独秀的观点似乎温和些，但其本质还是“左”倾的。
《纲领》对于“红军”问题，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见，说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陈独秀的观点，说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共“企图依靠乡村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在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估计及与其建立联合战线、对待“红军—农村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态度两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可以说是托派与中共的根本对立。二者以后的历史，也是围绕这两大对立展开的。所以，这两大对立，最鲜明地显示出中国托派与中共是怎样划清界限的，而二者的前途为什么那样的大不一样。
《纲领》宣称托派的“目的”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上述内容表明，《纲领》的确在中共面前鲜明地树立起了中共反对派的旗帜。
为了避免争论，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上，《纲领》都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原话。所以，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四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也是经过七八个月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的妥协。如陈独秀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所说：“在统一纲领起草时，所谓‘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又由另外几个同志提将出来；经过好些争论，始终并未曾得到很明确的解决，尤其是在坚持此种意见的几个同志的意念中。他们只最后让步到这样说法：将来的革命固然会由民主主义斗争开始，然而经济的发展也会由社会主义开始。他们忘记了经济发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迟到较远的将来。”[76]《纲领》在1931年5月1日统一大会上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在统一大会上，各派对这些问题“发生了争论”，[77]不是事实，显然把协议委员会时期的争论错植到统一大会上了。但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质上的分歧埋伏了下来，造成了以后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陈独秀领导工作的瘫痪。
统一大会在1931年5月1～3日秘密举行三天。由于陈独秀等深具实力，大会的筹备（会场和经费）由无产者社“独力承担”。[78]会场布置，由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负责。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偏僻的大连湾路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这些措施事先都绝对保密，开会当天，代表到达时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大会采取严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陈独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各派代表名额的产生，由于关系到统一后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发生激烈的争斗。后来妥协下来：20人出一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选。“我们的话派”定为140人，代表7名：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4位工人代表。无产者社定为100人，代表5名：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在推选这5名代表时，曾发生激烈斗争。由于在统一协议过程中，尹宽与彭述之尖锐对立产生的矛盾，原来两人都不做代表。后来，彭的势力毕竟很大，据郑超麟回忆，开会后临时加了一个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参加大会。曾为无产者社及这次统一立过很大功劳的尹宽只能落选。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尹宽与自己观点相同，而硬把他拉进代表中来。“十月社”定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40人，代表2名：赵济、来燕堂。
大会头两天讨论和修改协议委员会提供的各项文件。开幕时，陈独秀致辞，接着做了一个政治报告。由于在一年多的争斗和协议中，各派的意见已经说尽，统一又显得那么迫切，所以，除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以外，大会上还顺利地通过了协议委员会提供的以下几个文件，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在会后油印的这些大会文件最后一行都注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统一大会通过。”但是，由于在红军问题上尚有分歧，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中国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没有通过。在该“草案”最后印了这样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统一大会决议，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79]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等托派三派代表串联后，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过。[80]
另据王文元回忆，大会上还有一个争论是“关于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的统一可能性问题”。陈独秀认为“全中国表面的统一，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获致”。[81]大多数代表反对这种说法，结果《纲领》做了修改，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剩余资本，可以造成中国的经济复兴，目前国民党之召集国民会议亦即是适应这种要求。但是这种前途，受着国内外一切因素之影响，其结果将引起各种矛盾之紧张”；“反动的卑怯的资产阶级不仅只能召集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国民会议，并且还不敢骤然放弃国民党的‘训政’……这一立宪政治的企图不仅要引起其内部各派之冲突，并且要招致贫民群众之激烈的反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无产者社的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到1935年才使用。
大会选举了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3名（其中包括9个正式委员和4个候补委员），正式委员是：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罗汉、张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志等。前5人相当于常委组成“书记处”。大概组织还太小，没有自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这个名单，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德志三人回忆综合而成。三人回忆互有出入，郑超麟说委员中没有罗汉，候补委员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委员区芳在狱中。后来，流亡在英国的王文元，从美国胡佛图书馆1980年公布的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当年统一大会时发给托氏的电报上，[82]有“书记处”5人的签名，所以，前5名“书记处”的名单是可以确证的。
走上了颠沛无尽的不归路
当时，全国中国托派人数约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组织仿效中共的系统，设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法南（法租界和沪南）四个区委。另有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企业中洋人资本家与中国工人的矛盾尖锐，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北平的大学较多，华北区委主要在大学中活动。这就是陈独秀领导下的全部组织和人马。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书记处”书记，富有传奇色彩，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多变性和思想的活跃性，决不为任何信仰所拘囚，并且坚信自己是在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正如他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83]5月9日，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去一份电报，告诉他：“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众的注意。我们相信，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下，它定能完成它伟大的历史任务。”[84]
但是，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具有像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那样纯真的信仰和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品质；他们的统一又是在外部压力下妥协和凑合的产物，再加上组织上主张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所以，这个组织缺乏起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这样的组织本来就经不起任何斗争的考验，更何况他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强大、最严厉的中心城市，曾经相当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都不得不退出这些城市。于是，当执行委员会踌躇满志地开始为他们的“历史任务”而工作时，背叛、瓦解、破败的危机，一个又一个地袭来，把他们置于难以招架的境地，开始了他们永无休止的苦难历程。
首先是在执行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的委员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经常吵架。由于陈独秀写过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这是他们唯一抓得住的把柄（连托洛茨基也站在他们的一边），统一大会上又未通过陈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经是大家的“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组织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独秀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像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85]
这正是陈独秀的个性，作为思想家的个性。这样的个性，在《新青年》初期，他作为个人独立存在时，可以充分发挥，但当他加入一个组织后，如过去的中共和现在的托派，就不能不受到限制，而不管他的思想和主张有时是多么的正确和英明。这就是个性与组织性、纪律性的矛盾。自然，这种矛盾是辩证的，有时能统一，则使个人的智慧借助于组织的力量，其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辉煌的业绩；有时则相反，组织性压制个性，使人无所作为，甚至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摧残。陈独秀的一生，多次发生这两种状况。另外，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即使有很英明的思想，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也只能发生思想上的影响，若无组织的力量，不可能发生改革社会的作用。这大概就是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吧！
在组织上，托派的致命弱点是它的严重的分裂，始终没有真正的统一。统一大会后，先是曾为统一做出过较大贡献尹宽，由于受到无产者社内部彭述之为首的一帮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没有当上，成为继刘仁静后又一个托派“边缘人物”。于是，他利用原来的关系，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玉夫这个为无产者社的成立立过汗马功劳的人，自以为是当然的“中央委员”，但是，先是被撤协委代表，十分不满，愤而退出无产者社领导班子；继又未当上大会代表，更未当上“中央委员”。于是，他坏事做绝，竟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企图置新生的托派组织于死地，致使统一大会后还不到一个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委员全被逮捕，整个组织陷于瘫痪。陈独秀虽然因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幸免逮捕，但马的背叛引起他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叹说：“我不识人！”陈独秀常有感情用事之时，他见马玉夫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就对人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86]
其实，观察一个人的品质，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教条化为出身成分论，根本是唯心主义的。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部都有唯成分论的影响。中共六大时，受布哈林的指使，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却是个摆设，实权掌握在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为寄希望于唯一的城市工人运动，更强调工人出身这个“教条”。但是，托派的全部历史表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接受他们的革命纲领和路线。
陈独秀走到另一极端，搞革命要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怎样呢！其实马玉夫也不是什么工人，梁干乔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陈独秀的说法。以中国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干乔，自认为是统一组织后的当然的“中央委员”，但他在“我们的话派”中的表现，使他声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参加协议委员会，又参加统一大会，最后却落选，什么也不是。于是，他也恼羞成怒，与陆一渊等四人，跑到南京，以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此时戴正奉蒋介石之命，筹建法西斯组织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就与戴等人结成“十人团”，并被称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87]背叛后，他给国民党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发表反共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说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心理现象”[88]；陆一渊则说：“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89]
陈独秀不承认开局失败，不像共产党那样退出城市，转向农村，而是坚持在城市斗争。于是他着手重整托派事业，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击。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长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又全体被捕。
就这样，“陈独秀想收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90]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三个人。即使如此，陈独秀与彭述之之间也不团结。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了彭述之企图破坏统一的行动，1924年以来两人关系亲密合作的关系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个性情中人，喜怒形于色，而被称为“孔老夫子”的彭述之是内向人，城府很深。这样两个人，一旦破裂，就不会像陈独秀与胡适、陈独秀与章士钊那样——曾经肝胆相照，政治上决裂后，还有久远的私人友谊。陈与彭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分歧，就是在个人作风和气质上，二人难以相互容忍。如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很是极端。当时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中势力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是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91]
因此，无产者社期间，“常委”开会几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为“乌烟瘴气”的污染源。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陈、彭人之间的恶劣关系，并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新时期、新领域中来，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停止争吵，达成协议，决定各派组织开统一大会时，彭述之却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继续反对统一。陈独秀讽刺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为代表，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委员。所以，5月5日，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92]
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在这种场合，一点面子也不给别人，像过去对待沈尹默、黄季刚那样。
于是，在托派中央连续遭到镇压，只剩下他们两三个人的情况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争吵，因为陈的涵养没有彭好，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也没拉住。彭述之就对大家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93]
两人的矛盾，后来终于发展到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晚年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竭力推崇“民主主义”和赞成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彭述之控制的托派中央又骂陈是“老机会主义”，曾一度要开除他。陈去世时，彭写的悼念文章，还骂他“晚节不保”。这是后话。
这样，在国民党强大势力的打压下，托派组织处于四分五裂、日渐衰败的困难条件下，陈独秀非但不消极，不退缩，反而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其坚定信念，顽强奋斗的精神十分可贵，但在大革命失败初期表现出来的对形势的清醒估计，却明显地消减了。这其中自然有与中共“农村割据”“对着干”的因素，也有对共产主义革命欧洲模式教条主义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