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书记处负责主编机关报的王文元入狱，1931年9月5日，他亲自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显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向往；12月，他又创办了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枪《校内生活》。托派把他们的组织视为一座“学校”，注重于学习和宣传，而且其主流，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学校”。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见这时他们的经济困难，比《无产者》时期还严重。据当时担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的房租、伙食费，以及蜡纸、油墨、纸张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94]如像他主编《新青年》或后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一样，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陈独秀署名撰写，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顽强地表现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面的特殊影响，企图引起国民党、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大概对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说尽，或是对托派的严厉打击主要来自国民党，统一以后的托派不再两面作战，而把攻击的重点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宣传他们“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是”的政治主张。1931年8月6日，中国托派统一后，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95]宣言一开头就大声呐喊：
全中国工人们、农民们、一切被压迫民众们：
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中国，已经四年了，他们过去做了些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民众还不应该起来制裁他们吗？
接着，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各种罪恶：外交上对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的屠杀朝鲜华侨和农民的事件，“蒋介石则公然劝告民众‘持以镇静’，‘严守秩序’”，安内而不攘外；对内一是穷兵黩武，连年战争，“牺牲人民无数生命财产，破坏全国交通，于国民经济以不断的打击”；二是“全力‘剿赤’，以屠杀答复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三是“蒋介石和他的‘皇亲国戚’们”卖官纳贿，聚敛巨资，暗贩鸦片，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四是竖尽前代、横尽万国所未有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全中国，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禁止工人罢工，剥夺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一切自由权利。宣言最后宣告：“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等。
在共产党转向农村后，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有再听到如此有力的反国民党统治的声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托派的确替代了共产党留下的位置，与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站在一条战线上，具有互补的作用，虽然它的战斗力和影响是那样的微弱，不可与红军同日而语。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共产党及青年托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民党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实现中国的稳定与统一，哪怕是暂时的。陈独秀受托洛茨基的说教，一直持肯定的答复，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国民党政府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与统一。但是，由于连年的新军阀混战，陈独秀终于改变了看法。在与上述《告民众书》同时发表的陈独秀署名文章《国民党与中国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已离开民众而和民众站在敌对地位的国民党，它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及各派军人势力以自存，它自身已是一个新旧各派军阀大集团。它自身已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只能向帝国主义进行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以获得国家统一；它自身已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只能一时结合某一派军阀打击另一派军阀，而不能依靠民众的势力彻底消灭整个的军阀制度，实现革命政权的统一。”这就说清楚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国民党不可能实现统一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首先要打倒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显然与当时中共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往何处去呢！陈独秀因观点不同，对正宗托派观点与中共之间争论十分热烈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保持沉默，此时则公开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往何处去》，[96]批判戴季陶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同时批判这场论战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7]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见解，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这个观点倒是他转向托派后的一直坚持的观点，即“无产阶级领导（或专政）下的民主主义运动”，再不断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但这是有缺陷的观点。因为，历史应该在“民主主义”阶段将停留很长一个阶段，而不是人为地、不停顿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 * *
[1]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82～83页。
[3]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言》，《无产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注：《无产者》除第1、2期铅印外，其他10期均为手刻油印件。
[4] 两个文件都刊于《无产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个这一期，就刊登了这两个文件。
[5] 《代表会议对临时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6] 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93～195页；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香港：士林图书服务，1994，第164～166页。名单上是300人，其中30人已回国。
[7] 《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8] 《红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1、167页。
[1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7、168页。
[11] 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志书》，1930年1月，单行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全国总干事会：《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的信》，《我们的话》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2]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9月，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11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复信中的转述，见《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13]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4] 列尔士：《评陈独秀同志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手刻油印小册子。
[15]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6] 列尔士：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附言，《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7] 文同：《新的“八月联盟”》，《红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8] 文同：《新的“八月联盟”》，《红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9]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0]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1930年3月24日；《总干致梁同志函》，1930年4月25日；《总干致张师同志信》，1930年4月25日，均载《反对派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1]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2] 《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2期。
[23] 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1981年第2期。
[24] 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1981年第2期。
[2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73～174页。
[26] 《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27] 《托洛茨基同志的答复》，1929年12月22日，《反对派的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8] 《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1929年11月，该信是答复刘9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29]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
[30] 《反对派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31] 《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
[32] 《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33] 匈牙利学者Kun-Miklco提供的土耳其托洛茨基档案中该信的复印件。
[34] 中国托派少数派油印机关报《建立》第1期，1947年5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3页。
[35]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出版。这是“十月社”的又一份手刻油印机关报。
[36] 《托洛茨基致陈独秀的信》，1931年4月7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42页。
[37]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出版，手刻油印件。
[38] 吴季严、马玉夫：《对于协议委员会的第三号通告的声明》，1931年1月17日，《无产者》第10期，1931年2月1日。
[39]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5月，手刻油印件。
[40]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41] 《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手刻油印小册子。
[42] 顽石（陈独秀）：《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1934。
[43] 意因（郑超麟）：《不断革命ABC》，春燕出版社，1947，第23、24页。
[44] 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249、215、220页。
[45] 《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6] 马黑诺是1918年乌克兰农民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和德国占领军；后来受无政府主义派、富农和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最后被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47]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188页。
[48] 文件的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0年8月9日。
[49] 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1980年第3辑。
[50]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51] 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信》，《无产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又参见尹宽《“乌烟瘴气”——由何而来及怎样扫去？》，《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2] 独秀：《答列尔士（即刘仁静）同志》，《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53] 尹宽：《“乌烟瘴气”——由何而来及怎样扫去？》，《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4] 《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55] 无产者社常委：《通告第六号》，《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引者注）。
[56] 无产者社常委：《通告第六号》“附注”，《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引者注）。
[57] 《常委答复闸北区委及学生支部的信》，1931年3月6日，《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8] 尹宽：《“乌烟瘴气”——由何而来及怎样扫去？》，《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9] 独秀：《对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引者）。
[6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0页。
[61]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1980年8月手稿。
[62] 独秀：《纲领草案修改的说明》，《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63] 《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64] 《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封信》，1932年3月2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
[65]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481、478页。
[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179页。
[6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22页。
[6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1页。
[6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1页。
[70]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1930年6月15日，第32页。
[71] 《别尔图和图梅利陶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书面报告》，1930年8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297页。别尔图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图梅利陶任三处副处长。
[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29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225页。
[7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1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00页。
[74] 《无产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
[75] 据何之瑜《独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记述，该文件由陈独秀撰写，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册子的形式散发。
[76] 独秀：《我们的争论之中心点》，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陈独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
[77] 濮清泉（当时名濮德志）：《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
[7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89页。
[79] 笔者有幸收集到当时统一大会后散发的这五个议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迹还十分清楚。
[80]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1] 《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89页。
[82] 电报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译文，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第355、356页。
[83]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4] 电报原件影印，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第356页。
[85]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6]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7] 梁干乔由于来自共产党营垒，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他们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的内务工作。但此人的个人野心不改，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钳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对延安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破坏活动。
[88]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89]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90]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91]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2]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94] 曾猛：《关于〈火花〉的情况》，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95] 《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96] 《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97] 当时是托派北方区委领导人，在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是代表托派一方与中共对立的代表作。
十五 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
托派统一后，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陈独秀领导托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顽强地为他们的“国民会议”——“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历史发生了意外的转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救国”成了当务之急，“民主”又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历史再一次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是中国人民不懂或不要“民主”，也不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做“启蒙”工作，而是形势所使然。于是，善于捕捉形势变化的陈独秀立即调整斗争矛头，把抗日救国放到日程上来。
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个“调整”是很容易的。因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起初对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他们就很自然把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与反日救国斗争结合起来了。这样也很自然地把反独裁的“民主”与反侵略的“救国”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并在第二年的“一·二八”抗战中发展到高潮。在这个运动的鼓舞下，陈独秀兴奋异常，斗志昂扬，以为他们“等待”“期盼”的革命时期终于来到了，于是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积极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以发挥托派的政治影响。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或以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64篇之多。兹列其要者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4日，陈独秀立即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1]，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像历史上的五卅运动那样，建立反日联合战线，“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立刻自动组织各地方国民会议预备会，领导反日斗争和准备普选的全国国民会议之召集！”“反对屠杀农民和对日取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10月1日，陈独秀撰写《抗日救国与赤化》[2]一文，针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颜惠庆讲话，抨击国民党对于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批评资产阶级妄想的中间道路，鲜明地维护中共和托派以及苏联的“赤化”立场，指出：“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所乐为的，不乐为者只是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但是，文章又明显地表示出一种排斥中间派的“左”的倾向：“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爪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里，陈独秀再一次划出一条线，把自己的托派，放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左派反对派，而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是对立的。他这时提出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思想，只包括“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还有中共和苏联，不包括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抗日救国的行动。这些思想与当时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陈独秀同时还发表了《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进一步阐发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民族战争的思想。
10月2日，他又撰写《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3]长文，针对国民党企图依赖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总结“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训，揭露国民党所谓“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是前清“以夷制夷”政策的继续，指出：“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依赖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前清以日制俄的结果是引来日本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暗中帮助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的一切权利。继而，又引来1915年的日本亡华“二十一条”。这次，蒋介石“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沿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突然出兵占领满洲”。
在救亡危机中，陈独秀能如此客观、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之用，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陈独秀主张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是什么呢？他说：“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为此，要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但他总结五卅运动中反帝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动摇的经验，强调说：“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而对日宣战，中国作为“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因此，“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
陈独秀的这些抗日救国主张，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建立抗日的“武装民众”及“持久战”的思想，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的中国第一人。
陈独秀及其为首的托派抗日救国的主张与中共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陈独秀及托派中央发的宣言、文章中，都谴责国民党“剿赤”和“屠杀农民”罪行，即是声援中共的。但是，奉行极左路线的中共中央却在机关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这两篇文章。
10月25日、30日，《红旗》周报第21、22期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满洲事变中之取消派》《陈独秀的“康庄大道”》，批判陈独秀及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的文章和宣言，陈独秀的对日“宣战”主张，明明是否定国民党政府能够领导抗日救国战争，而主张“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红旗》文章却说“对日宣战”“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拥护的”口号，这个口号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口号——“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陈独秀的联合战线思想，明明是排斥资产阶级的，《红旗》文章却批判说：“陈独秀在‘康庄大道’上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他主张由“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是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这种批判不仅是从极左的立场出发，给陈独秀以莫须有的罪名。
《红旗》上的文章，抓住陈独秀《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中提出的“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抗日救国战争，是“反革命的幻想和空谈”。
其实，双方的主张在当时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创办《热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书记后，无论是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还是抗日救国，以及召集国民会议，都一直高喊“民众自动起来”。这是他因见托派组织力量弱小，不足以担当直接组织民众的重任的悲哀和无奈。他懂得抗日和革命都必须是有组织力量的较量，空喊“民众自动起来”无济于事，于是，陈独秀开始寻找组织起来的途径。他首先想到的是亲自指导过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凭一份《每周评论》和《热血》小报，曾对运动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在1931年12月5日创办了铅印的《热潮》周刊，当时的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和《校内生活》还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见他对《热潮》倾注的热情和寄予的厚望。
12月5日，这一天，中国的政治形势恰恰是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首先是“九一八”后开始的各地学生赴京请愿团，第一次受到血腥镇压。先是富有爱国传统的北大学生300余人，在南京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遭宪警镇压，185人被捕，1人被打死，33人受重伤；然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千余人结队至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交涉代表反遭扣留，激起更大民愤。汪精卫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孙科、胡汉民等沪粤反蒋派乘机利用形势，逼迫蒋介石在15日发表下野通电。
在《热潮》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宣告托派要干预局势，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帐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帐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而“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或者为内外凶焰所毁灭，或者浮在热潮中向前发展，这就是它的命运！”但是，又强调：“我们相信，民众的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
为了扩大影响，《热潮》在广告启事中称：“本刊为供给反帝热潮动力而发行，举凡工人团体、学生团体、一切民众团体以及各地公众图书馆、阅报室，欲置备本刊者，请开示详细地址并备足邮资，本刊即按期赠阅一份”，并且还“招请外埠代销人”。可见陈独秀办此刊物，雄心勃勃。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办并主编指导群众斗争的刊物。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到1932年1月23日，共出了7期。据应陈独秀之邀经常以“胡年”笔名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刘仁静说，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这七期刊物中，共发表评论文章48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有12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刘仁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托派当时的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4]其革命气概不减当年。此外，《热潮》每期还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类的“时事短评”，共102篇，刘仁静说也都是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的。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声讨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11月23日，国联第三次会议通过日本代表芳泽提出的“派遣中立调查团”来华的提案，国人对此产生幻想，以为日本侵略东北事件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陈独秀立即发表文章《国联第三次会议后的局势》，指出“帝国主义强盗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
二是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并让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在中国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这是“日方向国联的要求”。陈独秀立即在12月12日出版的《热潮》第二期封面上，以醒目的大标题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可以说，起了彻底揭露、大声棒喝的作用。然后，在美国的谕旨下，国民政府又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5]并指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的侵略和美英法的政策“配合起来”，断送东三省，号召国人起来武装抗日，代表国民党政府“回答巴黎的决议，回答一切帝国主义”。[6]
12月10日，陈独秀又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日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指出：“两三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我们”原先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国民党政府绝不能且不愿抵抗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只能）摧残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国际联盟和美国都不能帮助中国，只能扶强抑弱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乘机夺利”。并认为，“现在日帝国主义不仅占领了辽吉，且已夺取黑龙江省城，现正在准备夺取锦州，进攻天津，迫令南京政府承认其已夺取的土地及一切特权”，而国民党政府已“决心与日本直接交涉，签订城下之盟了”。在抨击南京政府镇压全国各地学生救亡运动的行径后，陈独秀指出：“满洲事件发展已走到一个转变点了，一个极严重的危急关头了！”现在摆在全国民众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是为国民党所谓‘反动分子’、‘赤化’所吓倒而跟着它投降帝国主义，准备作‘亡国奴’”，或是直接地彻底地抵抗日帝国主义，以至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但要走上第二条路，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坚决抵抗国民党政府对反日运动的一切压迫，以至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告民众书》表现出“反蒋抗日”——“抗日必须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强烈色彩：“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存在，不但是日帝国主义此次凶残地进攻中国和坚持强硬态度之唯一原因，不但是国联和美国此次对日妥协、伙同压迫中国之重要原因，而且是继续阻碍中国民众抵抗日帝国主义之唯一障碍物；此障碍物不扫除，在中国任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都不会有什么真正效果的。民众现在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抵抗国民党政府乃是抵抗日帝国主义之前提！”[7]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自然也包括陈独秀托派的揭露与批判）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迷惑了许多人。有人甚至写文章欢呼“接触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陈独秀又立即予以揭露，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8]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论断。汪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七”血案。当时先后到南京请愿示威团有平、津、京、济、苏、皖各地学生万余人。12月15日，上海示威团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时中央委员正在开会，推代理行政院长陈铭枢和蔡元培接见，因二人“大致其训词，答非所问，并严词诘责学生，一时群情愤激”，有人打了陈、蔡。当场逮捕学生11人（有说70余人）。次日，同学们见《中央日报》登满了“莫须有”的谣言，诬蔑学生，“无理捣乱”等，又激起众愤。于是17日，各地在京学生万余人整队赴中央党部质问《中央日报》报道不实，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党部闭门不纳，学生砸毁悬挂在中央党部大门口的党徽，然后径赴中央日报社。愤怒的学生冲进报馆，捣毁了一部分设施，政府急派军警前来镇压，伤30余人。更有上海学生杨桐恒死于刺刀之下，尸体被抛入报馆门前河中。河上有座珍珠桥，在这危急混乱的情况下，因桥面狭窄，又有多人被挤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称“珍珠桥惨案”。
血案发生后第三天，《热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以“顽石”“三户”，彭述之以“南冠”，刘仁静以“胡年”等笔名，分别撰文，从“一二·一七”血案中，分析批判汪精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并指导“今后学生运动的进路”。陈独秀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在此次血案发生前二日，所谓‘民主政治’的新政权之主脑人物汪精卫，已开始痛哭爱国青年是‘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不许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杀！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卫所谓‘民主政治’史上光荣的第一页。”
陈独秀揭露汪精卫改组派所谓“民主政治”家，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一是替他屠杀爱国民众，一是替他签订卖国条约。”[9]
陈独秀还明确指出，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蒋可能“马上就会复辟”。[10]果真不到一个月，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表面上与汪精卫共同执掌政权，实际上汪只是个空头的行政院长，蒋则很快出任掌握实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三是指导学生救亡运动。
《热潮》每期都有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学学生到南京示威时，陈独秀就发表文章，警告“时局到了转变点”：“政府如果不愿公开的露骨的撕下欺骗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国联和对日开战；如果继续任国联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势必须对人民取高压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它立须选择其一，再不能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面也立须做出选择：“或者是服从政府安心当亡国奴，或是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二·一七”血案发生后，汪精卫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纷纷指责学生运动“行动越轨”的“错误和过失”，甚至“受赤党利用”。例如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同是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认为锦州中立，天津共管“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急流勇退，通电辞职，“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跃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勒马峻坂，返动为静”。于是，学生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和妥协的倾向。
陈独秀对初期的学生和平请愿，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态度，指出他们“声势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孤军独战，大多数民众虽有奋起之可能，实际还并没有起来；即学生运动虽已开始“左”倾，而到处仍不免表现出懦弱与妥协”，并批评学生“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的束缚时，陈独秀又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11]
当学生运动发展到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激烈程度时，陈独秀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12]
当学生运动受到反动舆论的各种攻击和诬蔑时，陈独秀更是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保守派攻击学生“越轨行动”，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制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3]同时，他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说教，指出这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