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又引导说：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的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与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直接行动，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否则，“只有准备当亡国奴”。[14]这是他在“一二·一七”血案发生前一天撰写的文章中的话。血案发生后，12月23日，他更明确地指出：“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15]
“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相结合”，采取推翻反动政府的“直接行动”，这是陈独秀领导“五四”“五卅”和1926～1927年大革命的总方针。这表明他依然保持着1903年领导安徽拒俄运动以来爱国和革命的传统，同时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任何一个反政府的运动的出现，他总认为自己义不容辞，要去领导这个运动，即使不能实行组织领导，也要进行思想指导。他总是充当“弄潮儿”的角色，而且他也的确具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
但是，一是他的“革命万能论”的思想惯性，具有“左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茨基主义极左理论的影响，他的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左倾”经验主义的特点。他总希望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这是不现实的。二是所以说“不现实”，他所依靠的托派组织力量太弱小，根本无法与国民党抗衡。于是，他所提出的具体的“反日反国民党”纲领，就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崇拜自发性，鼓吹民众自发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和抗日救国。陈独秀在文章中，反复强调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16]为此，当广大工农民众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表现出一盘散沙、麻木不仁的时候，他就哀叹道：“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17]
第二，抱住不能实现的“国民会议”不放。这时期的陈独秀论述中国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要归到托派主张的“国民会议”，希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是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18]
但是，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之前，“民众代表”怎么可能“自动集合”出现这样一个“国民会议”——他所向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国雅谷宾党人领导的国民会议”。要知道，当时的中国除了国民党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中共代表的广大农民之外，只有十分微弱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代表的左倾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所以，即使后来国共合作实行抗战，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国民会议”。
改变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一二·一七”惨案后，学生反日反国民党运动有所沉寂。同样，蒋介石下野后，反蒋派实力人物汪精卫、胡汉民也因蒋介石掌握实际权力和政局不稳，迟迟不敢就职。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政南京政府。但是，就在这一天，中国局势发生又一重大事变，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进攻，企图奔袭南京，迅速灭亡中国。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群起支援十九路军，蒋介石在30日迁都洛阳的同时，也派其嫡系部队第五军参加上海抗战，致使日军受到重创。但是，这次蒋介石的抗战是被动消极的，只求阻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以争取南京政府后撤的时间，所以，没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战。相反，政府却以其违命抗战为由，予以处罚：停发军饷，截留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捐款，并命令其避免与日军决战，以便政府再次与日军妥协，致使第十九路军最后弹尽粮绝被迫退出上海。同时，民众抗日救国热情继续高涨，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压制，“一二·一七”惨案后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郁达夫、丁玲等30余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1月14日，上海农工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抗日主张，决定于17日召开市民大会，并实行罢课、罢市、罢工、罢税、罢岗、罢操。此日，30余民众团体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等14项议案。但会后到市政府和市党部示威游行时，被警察驱散。27日，上海市政府又取消本市各界抗日救国会……
“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至3月2日第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之前，陈独秀对形势做出了越来越激进的估计。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与1929年他与中共决裂到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甚至认为：“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已由动摇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经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为此，他提出了“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口号，并以决议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组织执行：“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和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19]
1月17日上海举行市民大会及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更认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20日，他写了题为《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20]的长文，先行在群众中“紧急”散发（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开头就说：“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列宁说的：“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接着，他大段征引了列宁的论述后，指出：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我们应“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即“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文章从当时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的政治态度，分析了提出这个口号的紧迫性：国民党内部“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工人、农民、学生对国民党信仰的打破，特别是“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运动”，从南京中央党部至上海、北平、山西、陕西、浙江、汕头、江阴等省、市、县党部被群众“捣毁”；“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仅予以民主任务……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认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陈独秀指出，这个国民会议，不是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而是革命阶级自己创造的“国民会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在这里，陈独秀自以为在中国找到了把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从这样的形势估计和新的口号出发，于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2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决议案中，陈独秀提出了两个偏离托派传统观念的策略：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和与中共合作领导运动。这个主张包含有建立超党派抗日联合战线的思想。虽然这个思想还不包括联合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但在中国，陈独秀是提出这一思想的第一人。从主观上来说，这是因为反日反国民党运动的来潮汹涌，陈独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弱小，难以担当领导运动的重任。
中国托派诞生时，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教——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确立了一条基本政策：不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做任何联合。但是，由于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及一些资产阶级的支持，《政治决议案》提出：“在民众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前发展中，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
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1931年5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22]。
至于与中共的关系，早在“一二·一七血案”后，陈独秀就开始主动与党和缓对立的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为此，在1932年1月1日，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23]，指出：“目前的反日运动虽在表面上声势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的孤军独战。只有工人群众很快的起来充实这一运动，领导这一运动，才能够使这一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这一点，我们党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接着，告同志书批评党三四年来由于执行以下“国际路线”“而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放松了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使党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破碎无生气”。使“我们党”陷于空前的“危机”。为此，“我们（左派反对派）为挽救这一危机向全党提出”六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二条和第六条：
（二）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迅速采取坚决勇敢的态度与积极政策，以国内革命斗争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
（六）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与彭述之、罗汉共同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合作抗日”。[24]
在1月20日写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中，他也对托派内部做工作，改变过去激烈攻击中共及红军的立场，并对其予以积极的肯定：“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冯阎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俄国一九〇五年较有利的环境”；“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所长与所短……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这种说法，与他1930年《所谓“红军”问题》一文的观点完全相反。
在前述常委的《政治决议案》中，陈独秀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他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地方”；“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
所有这一切转变，表明陈独秀是一个很善于根据形势改变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自然，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转变，也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并不如他所估计的那样脆弱，民众的抗日运动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所估计的那样强大。更不幸的是，这一次转变本身遇到了托派内部极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反抗，使他的爱国热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反而受到奚落。
批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干扰
陈独秀的思想和纲领已经有了“左”倾的色彩，但是，托派内部还有一股更“左”的极左派。陈独秀说：他们在这次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中，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他们荒唐地认为“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该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阶级的立场”。陈独秀指出：“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为此，陈独秀着重指导反日反国民党运动的同时，不得不分心与内部的极左派进行斗争。首先，他在理论上阐述了以下道理。
第一，极左派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他们）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族主义如“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
第二，托洛茨基也肯定中国的民族民主口号：在托写的中国反对派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第三，嘲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放弃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须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
第四，极左派空谈社会主义革命，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么，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极左派空谈社会主义革命，“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这里，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关于下次革命开始于社会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理论争论，在实际斗争中就尖锐表现出来了。
陈独秀甚至这样讽刺这帮极左派：“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取得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极左派是教条主义者：“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黑体字是陈独秀所标——引者）；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接着，陈独秀具体论述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工人阶级，如果采用“救国”“爱国”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的阶级的立场，才不至于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第六，“抗日救国”是贯彻“总的民主口号”的“特别口号”，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的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有的同志是对于具体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放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陈独秀认为“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接近于极左派的立场，否则便没有立场。我以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国民党蒋介石还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
第七，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传统，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在完成中国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早些获得政权：“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25]
第八，极左派是过去“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继续。“无产阶级在直接夺取整个的政权以前，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这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传统政策”，但是，有些同志是因反对过去机会主义而发生了幼稚心理，“此次日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事变发生，有些反对派的同志唯恐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玷污了他们的清洁，指斥已成为普遍运动的抗日救国口号为虚伪的民族主义……只应该加以鄙弃”；“他们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似乎不必借重什么民主主义了，那末国民会议当然只限于反革命时期的灰色运动……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性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便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了，像民族解放和没收土地，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义，便有占染机会主义的嫌疑”。为此，他反复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明只有用“国民会议”口号，彻底领导民族民主运动，才能走上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托洛茨基同志曾经把民主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当然包含在内）和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紧密联系三番五次的告诉我们过：
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不断革命论》）
在某一时代，民主主义问题，将不仅吸收农民，还要吸收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一月八日来信》）
唯有在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够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主义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由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进行得比俄国还要快些。（《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陈独秀愤怒地说：“我们的同志们，如果不能这样彻底了解民主民族口号在落后国家中的真实意义，不愿出全力来为它奋斗而且还加以鄙弃，则很明显的是把国际反对派给我们的政纲腰斩了”；“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26]
从以上论述来看，陈独秀已经在民族民主革命方面，具有了较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革命的经验。这是他从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他三十多年来领导革命实践的总结。他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的论断，虽然来自托洛茨基，却为后来中共1949年的胜利所证明。
上述所谓常委《政治决议案》通过后，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组织“法南区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和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以区委扩大会议的名义，发表长篇的《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逐条批判常委《政治决议案》。对第一条即予以全面否定：“常委最近的政治通告关于上海事变以后政局之分析，在总的精神上，缺乏集中注意力在阶级关系及一般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上面。因此是损失了这一政治通告所必要的中心意义，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作了根本的错误，同时在对于一般问题之估计，充满了模糊、动摇不定的观念，而在结论上又表现了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
接着，《意见书》批判常委决议案在国际形势的问题上，“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简单的从‘可能性’做出发点，来决定事变发展的前途”；指出：“我们布尔雪维克主义者，不能应当抓住每一事实的具体形式及现有条件，从最大可能方面来指示群众，领导他们斗争；假使没有政治的远见，我们以含糊的分析，混乱他们的观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意见书》认为，对于国内形势，“对于目前工人阶级斗争之乐观与过分估计，在常委观念上是一贯的！我们以为在现有形势之下，工人阶级受了如此严重事变的刺激，还不能起来参加斗争，这显然证明不是简单靠党的正确策略而可以在指顾间使工人阶级一致奋起”；指责“常委只看到工人阶级反日反国民党情绪之‘热烈’便作为判断之表面的根据，而没有看见深刻的、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基本的对比……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很难有多大的变化……这次中日战争仅仅是帮助一般被压迫群众走近了政治舞台一步，脱离数年来‘麻木不仁’的状态，但还不能说已经走上了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
《意见书》猛烈批判常委提出的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然后在走向彻底的民主政治道路上“使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破产”的策略，认为这个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完全表现了没有了解目前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之实质，同时忘记了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意见书》认为，无产阶级既然“没有可能夺取政权”，那么，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推翻“蒋政府”，与帮助他们“形成了他们的‘新政权’”，便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这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这是极左派反对陈独秀主张参加反日斗争的要害：害怕再次当苦力，为资产阶级夺取或巩固政权。
《意见书》对于改变对中共的态度极为愤怒，并进行讽刺，认为常委“对于（中共）党的策略和行动没有加以严格批评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竟然承认‘农民苏维埃’的存在”，且提出在反帝反国民党旗帜之下与之联合，“这一方面是常委对于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过分估量之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常委和史大林派一样，完全没有了解苏维埃应当在何种条件何种时间组织的”。“独秀同志告诉我们‘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是一个事实……常委三同志在‘一·二八’以前曾矢口否认这类史大林派‘伪造’的，现在却突然承认这是事实。这真是出人意料之突变！实际上，史大林派在农村中的策略和行动，还是一贯继续着和遵守着从前的步调，在‘一·二八’以前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苏维埃’，在‘一·二八’之后，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种事实可以一蹴而成的了！”《意见书》认为，只有在革命高潮中才能“不但在农村中，同样在城市组织苏维埃”，但是，“最近所能发生城市中的罢工运动和乡村中的斗争，还不是革命高潮开始的表现”；“满洲、上海事变以后，中国社会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动，特别是没有变动到已经成熟了组织苏维埃的条件”。[27]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28]
客观地说，在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发展前途上，陈独秀是有些过热，而极左派则有些过冷。但陈独秀主张积极推动反日反国民党的形势，虽然在期待上有浪漫主义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动上是积极的；极左派则是完全消极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个问题上，极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谈，取消一切革命行动。陈独秀转向托派后，处在这样的极左空谈派的包围之中，很难有所作为！
尤其是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抗日民主运动以后，就鄙薄反日救国运动是在“虚伪的民族主义范围以内翻筋斗”；北方区委的赤声（即任曙）反对“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联系起来”的口号，说：在目前“武装群众的口号，只是为资产阶级扩大武装力量，无产阶级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刘仁静甚至怒骂利用敌人间利害冲突的共同行动，是“等于我们在革命中应当与抢劫的盗匪共同行动”，是为了暂时利益，降低自己的尊严，减弱自己的革命气魄，与资产阶级中的一派携手羞辱自己。又说：“资产阶级之走向群众是在群众已觉醒以后，因此与它共同行动只是在阻碍群众运动前进，只有反动的意义”。“这是骑马者与马的共同行动。”他认为不仅在这次上海事件中上海和全国“无产阶级运动之消沉”，而且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29]。
对于这些指责，陈独秀在内部机关报《校内生活》上一一公布，同时给以坚决的驳斥。除以组织名义发表《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常委批评法南区委对告民众书的意见》《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等文件外，还以他个人名义，进行说服和批评。
首先，他从马恩列以及托的理论出发，阐述他的意见和策略。为此，他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反极左错误》[30]的长文，一开头便写道：
列宁曾教训德国和英国反机会主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说：“……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来的方向——真理便变成错误。”错误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尔塞维克政治斗争策略之下砍掉运动，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呵！
中国左派反对派，因为过去革命失败，很惨痛的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错误，很自然的会多踏几大步，走到另一极端之左倾的错误。这些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已经很明显的给年幼的左派反对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问题上，如果不立刻纠正过来，其障害将来比过去及现在更厉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指摘出来，以供全党同志的讨论。
接着，陈独秀就极左派错误的两个理论根源，进行详细的剖析。
第一，“由反对史大林派关于将来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阶段论，而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否认革命过程中任何阶段”。他回顾在这个问题上托派小组织时期的历史争论后指出：“其实，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主义者的争论，并不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结，也不在第三次革命过程中有无民主阶段，争论的中心点是在经过在那一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阶段，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论到中国第三次革命性质时，总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专政’？从来不曾说，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是民主革命？”他还引证托洛茨基的多段论述后，批评“小陈（即陈岱青）和民杰等”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从而对当前民主民族斗争任务（国民会议口号）实行怠工；更批评“最奇异的是久被人骂为民主主义者的刘仁静同志自己，最近也在《中国前途》一篇短文中说：‘经济复兴是第三次革命复兴之前提’”的观点，指出：“他所祈祷之普遍的经济复兴，使生产力发展到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像这样欧美先进国家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之高度发展，必然已经解决了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及土地问题，即是消灭了民主民族革命的因素，在这样旧社会的母体内所孵化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那还有什么民主因素和民主阶段呢”；“我们所以反对‘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样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不站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观点上，而站在经济即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上来预测中国革命的前途，将要把中国第三次革命推迟到不可知的将来，因为从今天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母体内，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但最近的将来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
总之，“不抓住现实的民族（反日斗争）民主（土地斗争）革命基础来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与其生产关系冲突的遐想上面。他们这些错误和其他类似的错误，其来源都是由于不曾深刻的认识中国革命发展之民主阶段和民主民族的因素之重要性”。
从当时来说，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正确性，即应该重视和积极参加到当时的民主民族斗争中去，而不应为了等待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对现实斗争怠工。另外，陈也主张有民主民族斗争胜利后应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陈独秀到晚年才完全摆脱这种教条主义的桎梏。
第二，“由反对史大林派‘四个阶级联盟’这一荒谬的政策而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反对革命斗争中任何阶级联盟，特别是和资产阶级任何联盟”。“他们对于‘阶级联盟’和对于‘民主阶段’一样，以为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决议中，还有这样的名词，似乎是海外奇谈。”
陈独秀指出：“我们的战略，不在乎否认民主阶段，而在乎是否因此放弃夺取政权；不在乎反对和某一派资产阶级有某种联盟，而在乎是否因此放弃和它整个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他引用托洛茨基的一系列论述，总结“我们”所以反对过去史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的特殊“原因：（1）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替阶级斗争；（2）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3）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的政党及政府”。
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这样荒谬的阶级联盟，有它特殊内容与历史意义，并不是一般的阶级联盟可以与之比拟的；也不能因此把反对和资产阶级联盟作为一般的原则……不应该根本反对在阶级斗争总路线之下的任何阶级联盟。”而在另一个文件中，陈独秀又指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在利害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31]他强调“共同行动”是在“一定时间、一定事件、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同时如列宁所说的“予他们以无情的揭破和斗争”，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保持“共产党组织绝对独立和批评之自由”；批评刘仁静说的一与资产阶级有某种共同行动就是“降低自己的尊严，减弱自己的革命气魄”，“羞辱自己”的说法，是把为无产阶级利益斗争的问题，变成“面子问题”了。
应该说，陈独秀为了民族生存的大义，抛开原来的党派之见，主张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与中共联合“反日反国民党”，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联合战线中，究竟由谁来领导？各阶级各党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肯定是很激烈的，他所领导的托派有没有力量来实行这种领导，从而实现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的纲领？陈独秀的“野心”很大，但是却没有实现的可能。
自然，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形势到来时，应该积极投入，不应该与不可能如此考虑问题，否则就会像刘仁静、陈岱青等那样，无所作为而对救国斗争消极怠工。陈独秀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一个血性汉子，他的人生特点，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抓住一切历史机遇，去积极参加斗争，而不考虑斗争的后果（而且历史的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后果也很难预料，如《新青年》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五四运动、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西安事变、日本在“八一五”的投降、1949年中共的胜利等），更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制裁托派内部的极左派
由于托派本身是建立在极左派的思想基础上的组织，所以，以上陈独秀的批评教育，无异于对牛弹琴；而且他们根本不尊重“常委”“政治决议案”的权威性。在上述法区扩大会议《意见书》中，就宣称：“反对派自统一以后，对于一般政治局势之发展及策略之应用，并无最高大会的政治决议可以领导机关的根据，同时在反对派执委破坏以后，实际负责者只有二三人，且限于环境不能召集全国会议来根本解决政治上一切问题。在此过渡时期内，常委对于一切基本政治路线之决定，必须多吸收一般同志的意见，俾可使政治上错误不易发生，一方面积极准备在最短期内召集大会。”这就根本否定了陈独秀为首的常委权威了。为此，法南区委不仅一再公开发文[32]批判常委《政治决议案》，而且在行动上拒绝散发中央的《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并不接受常委的多次“警告”。5月21日，常委向区委、特委及全体成员发布了《通告第六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称“自满洲事变发生以来，特别自上海事件发生以来，在我们反对派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见和不正确的政治倾向”，批评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的“取消主义倾向”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倾向”，并取消陈岱青法南区委书记的职权。[33]25日，陈独秀又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区委会议，解释2月10日常委决议案。彭述之称：“政治问题保留讨论，待扩会（即常委与区委书记扩大会议——引者）解决，但在政治问题未得到结果之前，法南区委必须执行常委区书联席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及一切日常的决议”；否则，区委须“停止工作”。彭的意见遭到区委反对，彭当即宣布“解散区委”。法南区委不服，29日，区委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联合致函“常委”，谴责彭述之在5月25日会议上的行为，请求“恢复区委”。6月4日，《常委复函法南区委》，重申只有接受《政治决议案》，承认错误，“常委才有再度考虑的可能”。[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