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陈独秀却没有把写《自传》和《大革命史》列为狱中写作的首选。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即出版问题。当时，除了他个人的开支之外，高君曼及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责。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好友偶有接济以外，主要是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43]于是他建议：一是重印《独秀文存》，二是打算先着手写《自传》。但是，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狱的处境，不仅他已经完成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独秀文存》也不能登报销售。所以，亚东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这给他的写作积极性很大的打击。入狱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实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44]
陈独秀是一个崇尚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人，有所见解就要发表，如他所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45]他19岁就自己石印出版《扬子江形势论略》，后来又多次自办报刊，有言即发；在担任中共和托派第一把手时，也可以在机关报上随时发表文章，好不痛快。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统治，他成了头号通缉犯，失去了过去《独秀文存》那样的出版自由，实在气恼，自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后来，较有实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的自传稿，于是陈又积极起来。在法庭审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次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国革命》等书，说明他真的要写《自传》和《中国大革命史》了。同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有点对不起老朋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他是一个讲究义气和重感情的人。所以，他还是希望亚东出。3月4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实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一是汪孟邹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没有响应已是国民党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请求的询问；二是陈独秀接着为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坏极，特别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现，以及法庭上被人广泛误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写自传，这些内容都是不可回避的；三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倒不是他不会在传记中写出“文学性”，而是他的心境，不允许他产生“文学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国民党判决他八年徒刑后不久，他给汪原放写信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甚至这样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46]
由此可见，环境和心情对一个人的写作，有多么大的影响。
就这样，陈独秀暂时无心撰写自传，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狱前夕，《宇宙锋》杂志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表示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7月8日，他在写给陶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约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到五四运动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47]
内容要考虑“能够出版”和“有无窒碍”！可见，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完全没有当年桀骜不羁的狂野精神，而持一种遵守体制限制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了一个合法主义者，再也不愿回到当初中共与托派的地下生活中去，批判国民党体制的思想、言论、出版不自由了。数年的牢狱生活，的确使他改变了性格，从一个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激进主义者、旧世界的批判者，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体制妥协的合法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如果执政者不再反动，他是准备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他的自传准备只写到五四运动，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若写到五四运动以后，必然对当前两大政党做出褒贬，发生新的纠纷。自然，这里还有很复杂的情况。因为在与国共两党关系中，也有他自身的许多不好说的尴尬事。要知道，陈独秀是一个爱面子、不太习惯做自我检讨的人。
为什么这时他对写自传积极起来，显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变的刺激，觉得在狱中安静读书写作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在卢沟桥风火岁月中，他奋笔疾书，到月底，就写出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两章约一万字，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气煞严厉教育他读四书五经的“白胡子爷爷”，戏弄以迷信骗人的“阴阳先生”和院试蒙了一个秀才，南京乡试未中举人，却看到了“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的闹剧，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义当作人生楷模，等等情境；生动展现了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格，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的过程。而其文笔之风趣、泼辣、尖锐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喷饭而又深思。
在他出狱两个多月后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传在《宇宙风》（十日刊）杂志上连载时名为《实庵自传》。显然，在抗战初期全国人民斗志高扬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太张扬“陈独秀”这个名字了，因为人人都知道“陈独秀”这个大人物，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实庵”是谁；陈独秀考虑，也许在这两章自传内容中，还没有1914年才产生的“陈独秀”这个名字。但是，尽管如此，《自传》的发表还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宇宙风》更是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其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可见，当年讨厌“文学性”的陈独秀，现在已经文学气十足了。杂志编辑部在编辑后记中还由衷地感谢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陈独秀此传虽是速成，毕竟酝酿已久，而且在取材和写法上，可谓深思熟虑。自传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表示：“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看来，他还是当年出版《独秀文存》时的思想，写自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乃是记录“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因此，这部自传具有永恒的价值。
“力求简短”又能写出具有社会价值的自传，自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接着提到另一种写自传的方法，说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但是，自传的“瑰宝”在此，遗憾也在此。第一，由于这两章自传寄出后，陈独秀很快出狱，看到祖国在日本侵略的危机中，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不能无动于衷而继续耽在书斋中写自传。特别是他一生奋斗到此，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的苦难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现在，面对期望已久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又激发起极度兴奋的政治热情，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中来。不过他不是投笔从戎，而是以笔作枪，口诛笔伐，进行抗日宣传，无暇也没有心情来从事与战局无关的自传写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沦陷前夕还对反复催促他写自传的陶亢德所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实时续写，乞谅之。”
第二个考虑是，不愿意粗制滥造，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特别是文字上，语不惊人誓不休，这在当时战乱年代写自传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陶又说：“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没想到，此言成了谶语，倒不是因为陶先生的继续不断催促，而是复杂的局势和他的处境使然。
第三个顾虑应该是他与国共两党及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他自传中的敏感问题。正如他致陶信中透露的：“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48]如前所述，他与国共两党及苏联的纠葛，就是从北伐以后开始的。
不过，在给陶写这封信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3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还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出单行本。可能是受了这时发生的所谓其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的“汉奸”案的刺激，他与中共彻底破裂，写全部自传已经无所顾忌了。然而，他的这个“打算”由于至死没有完成另一部学术著作《小学识字教本》而没有实现。当时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学，撰述《教本》。汪孟邹多次催促他续写自传，但他认为写《教本》比写自传更为重要，答应候此书写好后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没有想到《教本》没有写完，他就病逝了。《实庵自传》这两章也就成了他的自传之绝笔，没有写到他波澜壮阔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更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中华五千年文明，传记文学史的著作不少，但真正有价值并脍炙人口的不多。
呕心沥血著述文字学
陈独秀把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看得比写自传还重要，主要是他认为汉字的落后将贻误子孙后代。他的这个想法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激进者如钱玄同，曾主张废除汉字，陈独秀则主张汉字拼音化，并在1928年终于完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曾满怀希望此稿能出版，许多朋友也都帮忙促成，但终因他“共匪首领”的身份，未能如愿。于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汉字形成的规律，企图解决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实际上，说“退而求其次”是指出版而言，即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就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来说，如前述早在1913年反袁斗争失败后就开始了，并在当年完成了《字义类例》书稿，因当时出版业不景气，拖到1925年才出版。该书就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残酷，他中断了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监狱的环境和朋友的帮助，给了他继续研究这个学术问题的良好条件。所以，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屡屡受挫之后，学术上有一种成就感，而且这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贡献，因此，他也希望那些“书生气”的朋友们学他——“弃政从著”。他曾为鲁迅议政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而惋惜，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说胡“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甚至建议胡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已被捕，当局就不应再怕他，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掌管的中央研究所出版。他希望此书能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为此，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拼音文字的运动。[49]
但是，胡适对此没有回应。除了对文言文和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深恶痛绝外，对汉字的改革，胡适似乎不感兴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胡适是比较理智的，陈独秀倒有点像堂吉诃德。因为，一种文字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公器，特别是汉字，是几千年的传统产物，要改成像西文拼音文字那样的东西，岂不与“废除汉字”相同。这个工作，绝不是一两个人“登高一呼”或搞一两个运动所能解决的。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孰优孰劣，直到今天还是个争论的问题。特别是有了计算机以后，汉字的优越性，似乎在某些方面还占了上风。所以，汉字改革的声音越来越远去了。
陈独秀最后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包括狱中和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汉字的规律上，帮助人们如何较方便地掌握汉字，也就是写一部通俗的“汉字入门”书。归纳起来，他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与文字形成的关系，学术界有多种争论，古代语言有无复声母，是其争论之一。陈独秀写此论文，表示自己的观点，并作详细的论证：“高本汉、林语堂均谓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gl、dl、bl，其说可信，惜语焉不详，言古音者未以为定论，今为之疏通证明，且广其义，以质诸同好。”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议，提出应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盖自单音象形字固定之后，无法以一字表现复声母，而在实际语言中，复声母则仍然存在，于是乃以联绵字济其穷……如劈历、昆仑等，比合二字为一名，二声共一韵”；从文字的形成考察，陈独秀认为：“复声母之说，除联绵字外，复有字之偏旁得声及一字二音可证也，例如：洛、落、路、赂、珞、酪、硌、骆均从各得声；裸从果得声……”陈独秀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造：“余且疑古音不独有复声母gl、dl、bl，似复有mbl……”以下又作了详细的例证。此外，论文还广泛列举现代语、山西土语、西藏语、欧洲语有复声母，加以论证，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学，立论之坚实。
陈独秀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50]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语、联绵词），分天象、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氏族、人体、饮食、疾病、亲属、城郭宫室、服饰、用器、舟车、兵器、农器、乐曲、形况、行动、语词共二十类，进行举例论证，“辟华语单音节之说”，指出：“华语之非单音节，不独可以今语证之，古语之有复音遗留其痕迹于书籍者，今日尚可得而考焉；此可证华语由单音节发展为复音节之说亦非也。”并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51]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辗转跋涉到四川江津，因北京大学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1941年春找出此稿，书短序赠北大以为报答。但因战时困难，社会难顾这类生僻的学术著作，直到他去世时也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是向“数百年来”古韵学大家顾宁人、戴东原、段玉裁、江永等人提出挑战的，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自古以来集音韵学大成的四大名著《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入三声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1941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25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均是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意见，得到评价甚高，认为“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但此评价并非出于对师长的尊敬。抗战时期一直在研究音韵学的魏建功并说：“余惟先生实为检讨向来古音分部结果而有此作，其要旨具详自序，锐思精断，非依违章（太炎）高（本汉）所可梦想。”（章、高是当时音韵学家最大的权威——笔者）说明，陈作此表，乃一大发明，魏说：“先生所由发明不过阴阳入互用一事，已大改前人陈陈相因之观，学者傥亦学韪余言古音研究所当新辟之途径乎？”他亦深知此工作之艰难，指出：“理有至近浅百世不能明者，学有至幽深一语无足奇者，众共卤莽，大道所以艰难也。老聃有言：‘吾不知谁之子，像帝之先！’”[52]至于具体的学术观点，有人不能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53]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54]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毕竟是学术问题，陈表示可以自由讨论。不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就是陈独秀的风格：无论政治问题或学术问题，他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有的他会坚持，不容他人讨论；有的则欢迎讨论。但是，后来没有来得及作“后序”给予答复，他就去世了。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荀子》中一些古字的读音。
《屈宋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如《离骚》中“庸（钟）降（江）按古音东、钟、江分。”等。此表在狱中未完成，以后也未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
《晋吕静〈韵集〉目》：当时音韵界对“韵目次第及四声相配，均用《切韵》”，而对晋代吕静《韵集》如何，“皆不可知”。本篇论文把今存《广韵》有而吕目所无者，一一列出，填补了空白。此稿完成于狱中，但陈生前一直未见发表。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中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江永、江有浩等音韵学大家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与不足，指出：“古今音变，代有不同，就《广韵》诸收之字，考之古音，往往散在异韵者古为同韵，《广韵》同韵者可析为数韵，非所谓叶音、合韵，亦非所谓古人韵缓……兹就广韵东、冬、钟、江之字，依字之母声及古书用韵，推求古韵异读者，以补前贤之阙焉。”[55]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56]，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汇编成《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1949年3月，该书排出清样，大16开本，共271页。适逢政权易手，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后的1993年，笔者把清样稿推荐给中华书局，由于各种原因，又拖了八年，2001年才得以出版，改名为《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并应出版社之请，笔名为其写了“代序”，第一次综合介绍了陈独秀一生从事音韵文字学的情况。人们终于看到了陈独秀研究音韵学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诣。该书首印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
二是文字学方面。
《干支为字母说》：这是一篇短篇学术论文。文章认为干支“起源甚古，约在殷商之前……观《尔雅》所载干支之异名，概为复音字，其义绝不可解。”故陈独秀认为干支与汉字不同，乃外族传入的“译音”；指出阴阳五行家对干支的解释是“逞臆妄说”；干支为星宿辰属之说，也不能完全说通，因此，论文认为：“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故近人干支为字母之说，有所取焉。”[57]此稿一直未见发表。
《实庵字说》：这是继1913年《字义类例》之后，又一部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五次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仅录古文者有别。”[58]魏建功则说，原新文化运动干将，已经成为我国著名文字学家的钱玄同，每见《东方杂志》发表《实庵字说》，即于东安市场书摊“争先寻求，津津乐道，喜至功家清谈。从违取舍，间有发明”。[59]
《误字初阶》：此稿在狱中只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其内容汇集毕生研究音韵文字学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学、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与《字义类例》着重于“分析字义的渊源”有别；关于此著最后的写作和命运，十分复杂并带有戏剧性，留待晚年叙述。
《甲戌随笔》：在陈独秀1934年狱中所写的文字学研究著作中，这部著作是一部神秘的草稿。2006年在大陆出版前，一直杳无音信。人们以为它已“失踪”了，其实一直保存在陈独秀挚友后人手中。
从内容上看，此稿内容相当杂乱，显然是陈独秀在以上研究音韵文字学时，随手写的心得笔记。后来可能由陈自己或何之瑜稍做整理、归类，并把陈晚年整理的房东杨鲁丞的文字学著作作为“附录”一起编入，取名《甲戌随笔》。陈逝后，由其挚友方孝远保存，后由方之子继孝秘藏，2006年11月，以并不贴切的《陈独秀先生遗著》为书名出版。实际上，在何之瑜编的《陈独秀丛著目录》中，它排在倒数第二位，即遗稿中的第十一种，应该说是陈独秀文字学著作中的次要部分。如此说并非要贬低此稿，因为陈独秀从不“无病呻吟”“无得而作”，它是以读书研究中的偶有心得，记录下来的，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所以称为“随笔”。自然，它的出版还是有价值的。
狱中的特殊战斗和《金粉泪》的沧桑
陈独秀在进行以上公开的政治斗争和学术研究之外，还进行了一些隐蔽的斗争和文学创作活动，以示他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的风骨与情操。这则集中表现在他秘密创作的《金粉泪》五十六首组诗中。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陈独秀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思。“金粉泪”的命题旨意，是因南京乃旧时“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六朝金粉之地纸醉金迷；而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却在痛苦呻吟。对此，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名为“金粉泪”。它用笔做刀枪，以嬉笑怒骂的方式，从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领域内，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官僚的罪恶统治，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这组诗，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民族瑰宝。
试举例如下：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炸名城”，即炸锦州。——引者，下同）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庆车邮”，讽刺北平当局派代表与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协定）
两载匆匆亡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乃讽刺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
明明是在溃退，却还要装做坚决抗战的样子；因为敌强我弱，战略撤退的方针又不能明言告诉人民，这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难言的苦衷吧！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回銮”指蒋介石于“一·二八”上海抗战起第三天，匆忙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订后，又回到南京）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关门”疑为“开门”之误。佝偻主人国民党百万大军，不去抵抗侵略，却只知残害百姓）
木鞋踏破黄河北，教国三民有万能；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木鞋”指日本。“祭陵保墓”指戴传贤等到陕西祭奠周陵、茂陵）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还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嬴家”指秦始皇）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黑白人”指沙俄时代的反动组织“黑白党”）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现代秦皇蒋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像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可见陈独秀对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之恨）
此外，陈独秀还给蒋介石集团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成员画了像，以诗注的形式，点名抨击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传贤、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杨永泰等，如：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谓汪兆铭也。
（“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他的书法以妩媚著称，谓“吴兴体”，贬之者说“没有骨气”）
陈以此诗讽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以出卖，献媚于敌人。陈在辛亥革命时期及1920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1921年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4月5日共同签发《汪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联系更多，了解愈深。写这首诗是在1934年，四年后汪即成中国最大的汉奸。可见陈对汪的观察入骨三分。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
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
20世纪初，陈独秀与吴敬恒同为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吴在上海，陈奔安徽，同为反帝战友。可是，在大革命中，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屠杀革命志士，后又嗾杀陈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香火将断啊！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私王冠只一端；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无论就革命而论还是私仇，陈独秀对吴敬恒恨极。吴对陈也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陈独秀逝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Q”，是“跳梁”小丑，但也不得不承认陈有“高明”和功业之处，说陈“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60]云云。
《金粉泪》其他谴责国民党官吏的诗句，多数是揭露他们贪污、腐败等恶行的，并抨击他们对革命者的残杀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如：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在这日本侵略、国民党罪恶统治下的祖国，正如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危机一样，出路只有一条：革命。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捻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但是无一日不思反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的罪恶统治。为此，他写这组诗，共五十六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为：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最末一首为：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首尾相通，互相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一个整体，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国民党“妖孽”横行，民族危亡的时刻，自己又被身陷狱中，因此无奈地只能在梦里去做“渡辽”抗日除妖的战斗了；所幸是自己“犹未成哀骨”，而且“艰难能炼骨”，这两个“骨”字，点出了这组诗的灵魂：“依然（保存着）白发老书生”的爱国性和革命性。
这样一组有着强烈爱国性、革命性和高尚情操的诗作，在国民党时代，当然属于“反诗”，不可能公开发表。但在1934年写好后长期放在狱中作者的身边，也不安全，于是，就给了去探监的挚友汪孟邹保存。一向胆小的汪这次竟接受了此作，深藏起来。
1953年，汪孟邹把《金粉泪》的手迹原稿，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身），并于2月11日附信说：
一九三六年，或是一九三七年，我因事到南京，便到监狱里去看托匪独秀（原文如此，盖格于当时形势也——引者），他拿这金粉泪五十六首给我看。后来我和他说‘你给我拿了去，让我的侄辈和同事都去看看吧。’他便给了我。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东收（藏）西收（藏）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得是藏在哪里了。今天检出十分难得，故把来历写下。独秀不曾署名，也无印章，我也应该为之证明。请给我一收条。
原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任武雄说：这个《金粉泪》在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命运”不佳。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革命纪念馆藏品应分两类，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凡是价值不大的或是反动者的墨迹、手稿、实物与书刊等均编入参考品一类，而参考品阅读、借用较方便，一般不需要上级审核。于是《金粉泪》便成了参考品，除了任武雄与当时个别经手的干部外，无人知悉，犹如“佳人深藏闺中无人晓”。[6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武雄就考虑是否发表《金粉泪》的问题。他反复读了《金粉泪》，认为，完全可以公之于世，这对于人们研究陈独秀，了解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大有裨益。
恰巧有一天，汪原放先生突然来找他们问：“《金粉泪》还在吗？仍在你们馆里吗？有没有遭破坏？”答复：“安然无恙。”汪先生说：“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假如过去不交给你们保藏的话，可能我们被抄家，砸四旧，早已付之一炬，灰飞烟灭了。”[62]于是，任先生将《金粉泪》复印件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党史资料丛刊》的郝盛潮、周琪生。
郝盛潮等看后，非常高兴。但陈独秀《金粉泪》多是狂草手迹，很难辨认，且有些典故，不仅字难认识，也不懂诗意，他们便请国学根底很深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为《金粉泪》诠释，陈欣然同意。经过潜心研究，几易其稿，于1981年底交来《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一稿，后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上。20世纪末，《金粉泪》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对古代诗词有很深研究。他自己爱作五言、七言诗，但不喜欢字句定型的词牌。就是作诗，他有时也不规矩，七言诗中会偶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如讽刺张学良、何成濬、张群在日军深入国土时发起“武汉射骑会”——复古倒退，意志沦丧的《金粉泪》第六首：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
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这里的第二句，“没有”二字，虽然用小字拼在一起，以示是一个字，读一个音（安徽方言）：miu，但用在七言诗中，总有点“不守规矩”。诗如其人，无论他不喜欢词牌也好，诗中添字扩方言也好，都反映了他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自由奔放、放荡不羁的性格。
* * *
[1] 参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转引自沈云龙《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
[2] 沈宁：《陈独秀一二事》，香港《争鸣》2005年第3期。
[3]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1277号、天字第1603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1932年10月31日。
[5] 这些电报、文件，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 参见《申报》1932年10月25日；《晨报》1932年10月26日；《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
[8]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9] 《大公报》1932年10月28日。
[10] 《先锋》第4期，1932年10月22日。
[11] 唐宝林：《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未刊稿。
[12] 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
[13] 《大公报》1932年10月23日、11月1日。
[14] 参见《申报》1932年10月27日；《晶报》1932年11月9日；《陈独秀致王灵均信》，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国革命博物馆主办《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8期。
[15] 《大公报》1932年10月25日。
[16] 《申报》1932年10月27日。
[17] 《社会新闻》第1卷第12期，1932年11月6日。
[18] 《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
[19] 《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1933。以下所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20] 《陈彭案辩论总结》《陈独秀案公开审判》，《申报》1933年4月15、22日。
[21] 刘禄天、李永堂整理《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5期。
[22] 《法制周报》第1卷第33期，1933年8月13日。
[23] 《火花》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5日。陈独秀托派中央被捕后，新的临时委员会于此时恢复中央机关报《火花》，称为“第2卷”。
[24]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3页。
[25] 参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26]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附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第一监狱共犯之现状与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7]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转引自沈云龙《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
[28]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第143页。
[29]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复函，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令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树声案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函开“为据报第一监狱男女共犯、尚萌故态、鼓动煸惑、函请转令制止，严予防范》之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