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附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第一监狱共犯之现状与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02页。
[3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2页。
[33] 参见陈公博《寒风集》，第263、264页。
[34]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狱中书信》，未刊稿。
[35]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附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第一监狱共犯之现状与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37] 《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
[38] 转引自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
[39]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页。
[40]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224页。
[41]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1937年10月1日。
[42]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1号，1937年6月1日。
[43]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第168页。
[44] 以下所引陈独秀致高语罕的信，除另有出处外，均引自《亚东六十年》未刊稿。
[45]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46]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第163、165页。
[47] 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8期，1942年10月1日。
[48] 转引自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4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4页。
[50] 《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1937年11月1日。
[51] 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52] 魏建功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所作的序，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第10页。
[53]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
[54] 《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1941年12月11日，未刊稿。
[55] 《东方杂志》第36卷第4号。
[56] 还有一份陈独秀手制的“表”，何之瑜说“不知何用，附在其中”。
[57] 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58] 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9日。
[59] 《魏建功文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399页。
[60] 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8日。
[61] 任武雄：《也谈〈金粉泪〉沧桑》，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8期，2006年9月。
[62] 任武雄：《也谈〈金粉泪〉沧桑》，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8期，2006年9月。
十七 在狱中（下·1932～1937）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是陈独秀写给刘海粟的。关于陈独秀残留的诗句对联，还有一些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与著名绘画大师刘海粟的往来。
陈独秀自小受到抚养他的嗣父陈衍庶的影响，对以王石谷为代表的“王画”有深刻的见解。嗣父当时是此画派的著名画家，并对此派画作收藏甚丰，因此陈独秀在其中受到熏陶。有人认为“陈独秀原本是极有条件成为画家的”。“诗画”本来是相连的，陈独秀早年创作的诗作甚多，曾在苏曼殊画作上题过诗句与跋文，对国画有如此的学养，所以，有这种说法并不奇怪。但实际上，陈独秀对此却另有所想，另有所好。早年陈独秀作诗较多，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即发动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共以后，陈独秀的诗作戛然而止。作诗是如此，作画更是如此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幅陈独秀的画作，不仅如此，他还把“王画”为代表的中国旧画当作他“革命实践”的对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项“美术革命”。从他对美术革命的阐述，既可以看到他对国画的深切了解，更可以看到他不愿涉足画坛的根本原因。
1918年岁暮，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时，陈独秀接到一位名叫吕澂的人的信，感到此信“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并说“本志对于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只因为没有专门家担任，至今还未说到，实在是大大的缺点”。这说明他对于美术革命早在考虑之中，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所以，他对吕澂的欢迎，犹如当年主张文学革命的胡适一样，回信说：“足下能将对于中国现在制作美术品详加评论，寄赠本志发表，引起社会讨论，那就越发感谢了。”接着，他把吕信和他的回信一起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回信中，完全贯彻新文化运动的六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大力提倡西洋画的写实主义，批判中国画“专重写意”及“临、摹、仿、抚”的崇拜偶像的复古主义。他以当年提倡文学革命那样的勇气大声宣布：
说起美术革命，鄙人对于绘画，也有点意见，早就想说了；如今藉着这个机会，正好发表出来，以供国内画家讨论。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这是什么理由呢？比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钞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
他在叙述了中国画自南北宋之初到清代的发展后指出：“人家说王石谷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韪’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倒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却要把王画当作画学正宗……象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1]
读者从这段叙述和评论中，不难发现陈独秀对中国绘画史总体把握的精深和对王画针砭的深刻，而且言简意赅，尽管这种评论不无偏颇之处。
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和提倡洋画写实主义的大声疾呼，与刘海粟顶着社会的巨大压力首开教习洋画为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者紧紧地结合起来了。洋画的教学，一般都从素描与色彩写生入手，其中人体模特儿写生，是人物画必修课程。然而，刘海粟在中国美术教学中设立人体模特儿，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刘海粟不为所动，终于在中国绘画界开辟出一条洋画之路。陈独秀当年寄托在吕澂身上的“美术革命”热望，终于在刘海粟身上实践了。所以，他对刘海粟的钦佩之情是非常深切的。
当时陈独秀的早年革命挚友潘赞化，曾赎出青楼女子张玉良，继之纳为妾，改名为潘玉良。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那一年，二人举行了婚礼。潘有绘画天赋，并有执着的追求，陈独秀赞赏二人的追求恋爱自由的叛逆行为，并为成全潘玉良的愿望而努力，与潘赞化商量后，介绍她先师从上海美专的油画教授洪野，接受启蒙教育，三年后，终于考入上海美专，成为刘海粟门下少有的女弟子。后来她终于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油画大师，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可是，美术学校中以人体模特儿教学已震惊舆论，女子去学洋画，描绘裸体，更不为社会所容。所以，潘玉良的成长之路，极为艰难，成功后不得不长期寄居并终老在法国，尽管她内心无比眷恋着祖国，尤其恋着像潘赞化、陈独秀、刘海粟和她的业师洪野等亲爱的人们。
1928年，她回国，受到油画界的欢迎，先后任教母校上海美专和南京大学艺术系。她的画作，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后印象主义现代画派之一，是相当前卫的。因此，她成为留法归国学子向国人系统传授这一画派的重要教授之一，对中国绘画史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家族（主要是潘赞化的大夫人不见容于玉良）、社会和政治压力，潘玉良在国内和法国感受到的天地之别的不同生活，迫使她不得不在1937年再度移居法国，1977年病逝巴黎。这次赴法前，她专程去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并出示其几幅近作，请陈独秀批评和题词。陈独秀特意在两张裸女素描作品上题了词，此举充分表明二人的心灵相通和彼此信任。
这两幅素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改革开放后，曾随同潘玉良的其他作品在几个城市展出过。画上的陈独秀题词，再次表示出他对绘画艺术的深刻见解。
在一幅题为《侧身背卧女人体》的画上，陈独秀题词道：
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无人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
另一幅《裸女》的题词是：
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
廿六年初夏独秀
两幅题字均写于画的右上角，钤长方形白文“独秀”名章。字为工整小楷。原文无标点。
两幅题词，一是说明陈独秀在二十多年来狂风暴雨的政治斗争中，始终关注着潘玉良的画作，为她的“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而高兴；二是赞扬潘玉良创造了一种“新白描”的画法。著名学者王观泉先生对此评论说：“这三个字（即“新白描”——引者）足以说明，政治家的陈独秀也精通艺道，且认识很前卫。盖中国人物画以线描为主，后人总结国画线条叫作‘线描十八法’。但是，陈独秀称潘玉良的人物画是以欧洲的油画雕塑之神味铸成的‘新白描’，说明潘玉良作线描人体不取法‘十八法’。其线描的功力完全基于画家对人体解剖的心憝、眼明、手到，大有马蒂斯（1859～1951）性格化的人体线描的神韵，变形而形准，细如游丝却使人体有质感。”[2]
潘玉良的成功，加深了刘海粟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刘海粟1935年6月25日欧游回国，11月游黄山，做《古松图》《孤松图》等。下山后，即携《孤松图》至狱中探望陈独秀。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法庭斗争的传奇，十分激动，快步上前，又握手，又拥抱，并大声说：“你伟大。”这三个字概括了他对陈的全部感情。陈也很兴奋，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人体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就这样，两人都忘了是在狱中，天南海北，谈笑风生！刘见老友在狱中还是这种精神状态，十分惊讶。临别时，他从包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墨，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一副这样的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真是豪气冲天！刘海粟得到这副对联后欣喜异常，躲过种种劫难，终于保存下来，现在存放在刘海粟后人家中。
与这副对联的意境相似的还有另一副。他的安徽同乡朱灿枢当时是南京高等法院的见习书记官，久慕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名，更在法庭上领略了他的风采，因此以同乡之名，多次探监。陈独秀感其诚心，也给他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表达了老骥伏枥的心声：
气概居贫颇招逸
文章垂老溢纵横[3]
对于《孤松图》，刘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作者此时孤苦伶仃的心境。陈独秀看了此画，触景生情，大发感慨，竟挥洒出一首打油诗来：
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 海粟先生 独秀书于金陵[4]
刘海粟《孤松图》
这首诗风趣幽默，富于哲理，充满着辩证法，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同时也表示了他虽身陷囹圄，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
因为陈独秀是名人，到狱中探望的人向他求字的人不少。可惜，囿于政治环境，这些得字人不敢长期收藏，所以，现在能见到的不多。汪原放回忆说，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陈独秀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也是表示在孤独中保持节气的。一张是含意深刻的题字：“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也。”[5]
继续反极左 企图遥控托派
陈独秀托派中央全体被捕以后，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似乎消失了。真如陈其昌等人一年后写的文章所说：“在去年十月事变以前，因独秀同志个人的威信与经济之维持，上海各区机关勉得飘摇存在，反对派机关报亦经常发行，虽然内部已生腐蚀，但以空架子的存在，社会上还不失有潜势力。可是事变以后，组织的恶劣面目便充分暴露无遗了！区委机关有的无形消灭，机关报无法出版，同志与区委、区委与领导机关之间，连过去的散漫关系也断绝起来了。”[6]所以，后来许多托派骨干，如濮清泉、赵济以陈独秀中央全体被捕为标志，说中国托派就此灭亡了。这种说法在托派成为“汉奸”“反革命”后不无洗刷个人之嫌。事实是，这次被捕事件后，有些托派同志认为不能没有最高领导机关，应该紧急再建，于是“几天中即有同志作再组活动”，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秘密举行紧急会议，拼凑了由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组成的“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但是，当陈其昌得知此消息后，强烈表示反对，认为“现组（领导机关）虽属紧要，但以极审慎的态度来计划再组更属必要”，应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期选出之人能负起目前的责任”；对于如此草率的举动，“试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来褫夺同志的选举权？无耻之至！”[7]
结果，这个“上海临时委员会”，由于委员们坚持己见，力争自己是“马克思”，各不相让，相争不休，“一事不能作，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和陈岱青退出，北方来的任曙接任书记。1933年9月，任曙从北平和广东召来几位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委员，就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任曙“便这样的从上海地方临委的主脚而一跃为全国临委的主脚了”。这又引起陈其昌等上海同志的不满，谴责他们“政治运动倒不做得，政客的手腕倒学会了”，声明这次选举因“事先毫无预闻，迹近包办，不予承认”，并提议开上海大会解决之。他们认为“上海无论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国组织的中心，我们当从本地情况推进工作，不可对别处存过大幻想”。但是，新临委对此建议“理也不理”。
任曙临委的第一个动作是，解散作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区委（沪西、沪东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于是，上海的组织和工作完全瘫痪。大家都指责任曙是继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强千百倍的内部独裁精神”，[8]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布：“我们毫不迟疑地宣布过去的反对派已经死亡！以后的新生命应该‘从头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鸡临委’等名义再来号召一切，则我们毫不客气宣布它是工人的叛贼。”[9]任曙撒手离开，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约在1933年年底，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成立起比较稳定的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但是，由于白色恐怖，加之陈独秀中央全体被捕的恐惧症，三人小组未开过一次会，实际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自然是“忙得要死”。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1932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与临委之间的交通员，一两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
陈独秀原本想以这样的方式，遥控狱外的托派组织。但是，他任中央书记时，未能有效地领导组织，现在又有谁能听他的遥控呢？于是就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
1933年9月29日，陈独秀在狱中为临委起草了一个名为《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的纲领性文件，遭到狱中彭述之和狱外刘仁静等人的强烈反对，还有许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对陈、彭、刘的主张，并把历史上的争论也扯出来，爆发了一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各人都以托洛次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攻击别人是“机会主义”。临委原来想整顿已经瘫痪了的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但是，此时托派成员思想这么混乱，怎么整顿组织？又怎么能开展活动？临委不得不先集中力量来组织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这场讨论首先从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内生活》第7期“组织问题专号”上开始的，这时任曙离职不久，陈其昌等人还未上台，临委出了这期内部刊物，刊登了陈独秀以“雪衣”为笔名写的《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同时登出陈其昌等三人写的《我们对于目前工作的意见》和陈其昌个人写的《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以及其他四篇署名文章《反对派危机和同志间应有的觉悟》《目前应该做什么》《一个提议》《我们怎么干》。可见这一期的全部内容是检讨托派的危机和寻找新的出路的。就在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个提议》中，明确提出：“一切关于某些根本问题及策略问题上因解释或主张不同而发生之分歧，则应容许在内部讨论，最好是每个有意见的人对某几个要点简洁明确地写出来，一面交内部公开讨论，一面汇集某几个不同的要点请国际指示。”
恰在出版这期《校内生活》之际，即11月20日，中国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排挤到福建去“剿共”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托派进行联络。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事件，引起了托派内部的热烈讨论。临委采取陈独秀中央时期提出的“与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策略。1934年2月这个政府因蒋介石的重兵镇压和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失败。托派内部对此事件的意见分歧更形剧烈。临委再次改组。新临委于是在3月15日以“中共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名义，编发了《福建事变与反对派——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把各种意见都汇集起来，并加以评论。在“编后记”中，临委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有政治问题讨论集，公诸革命群众……我们内部关于革命问题的原则和策略，向来有许多讨论和争辩。这种讨论和争辩的文字，过去大都刊载在我们的内部刊物《校内生活》上面。然而这些重要文件，不仅是我们内部同志所当研究，即党外群众亦应留意过问。党内同志当从这些争辩中得些教育，党外群众也当从这中间得些认识”；“健全的革命政党，绝不钳制内部政治意见的争辩，也绝不隐讳这种争辩。”于是，到这年10月，除了《校内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还出了三期讨论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计46篇文章，而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撰写的有10篇之多。
这场大争论，又是围绕着陈独秀《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一文进行的。这篇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国际形势：由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混乱和1933年1月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支持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希特勒上台，致使法西斯抬头，世界、中国和托派内的舆论十分恐慌，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必将崩溃，世界战争很快会爆发，托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再次联合向苏联进攻。陈独秀则持异见，认为：“国际左派反对派向来不曾说过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走到了总崩溃”，而“会有弥缝一时期的效果”。陈断言：“美国造成强有力的海军以前不会和英国和日本公开的决裂”；英国埋头于欧洲问题，“在远东不取冒险的政策”；“欧洲的英法一团，意奥一团，都很明显，如果这两团共同抵制德国则欧洲大陆一时不会发生重大问题的”；“苏联的危机国内重于国外，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它在国际政治地位，已日渐减轻了。以现在国际关系，各强国间一有战争，迟早必然国际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未成熟前，简单两国间的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况且欧洲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美俄之日渐接近，日本未必敢于单独向苏联武装进攻”。
国内形势：陈独秀认为大资产阶级经过“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件三大危机后，“它的地位又相当稳固了。大资产阶级已一致拥护国民党消极对日让步，积极依赖英美的政策……工人群众在消沉状态中。农民除少数特别区域外，最大多数除悲叹驻军、土匪及苛税杂捐之厄运外，还没有别的举动。”
托派的近期目标：“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特别是在大会前大会外之群众的斗争”；“我们虽然不能预想此次运动在现局势下有很大的发展，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总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接近及组织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之机会，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立、软弱的现状。”
三项建议：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文章提议：（1）“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所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2）“要特别注意史大林派下的党员群众工作。”（3）组织内“必须全体动员，任何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即无不同的政纲，而仍旧留在组织者，必须担负他力所能任的工作”。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政纲，除了“国民会议”是空想外，比较切合当时托派组织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托派在极度衰微的状态下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个政纲写得既简明扼要，又全面具体，表现出他遥控托派领导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临委的极大重视，首次发表在《校内生活》第7期后，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上重新发表。
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期《政治问题讨论集》为止，临委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几次，但对陈独秀的意见都十分重视。刘仁静（笔名“列尔士”）、彭述之（笔名“区白”）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情况，托派内部也不是没有意见，认为只是少数几个同志说话，大家处于旁观者地位。新成立的临委辩解说：“如果有同志对于少数政治认识高的同志的意见，因其常发表便觉得‘讨厌’这种情绪是应当制止的。直到现在，内部讨论的各问题，都是必须解决、或将来在事实上要遇到的。这些讨论任何同志都不该轻视。”并指出，常委对于一般同志的意见也是重视的，但有些意见却不知所云。所以，“对于常委，原则上当知道常委有权：（1）不发表无教育意义的文章；（2）先发表重要的文章”。[10]
由此可见，陈独秀的文章在托派领导者眼中是“政治认识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重视，也使狱中的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遥控托派的作用。
在福建事变中的再度亢奋
福建事变发生后，托派临委做出积极反应，特请狱中的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宣言——《福建事变之原因与其意义》。[11]在“一·二八”事变中，他以常委名义做出的与“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并联合中共红军、首先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议案失败后，再度表现出“反日反国民党”的亢奋。
宣言在分析事变发生的远因、近因后，指出这次事变的意义是：政变者“不管他们主观上怎样包含着借民众力量与政治口号在进行其自己的企图，但民族民主的问题、民众的需要与国民党的无能，都提上中国政治之正式日程中了”！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及其军阀之倒台，中国革命之复活，已有其不是遥远的事体之象征”，“并且无疑的包含着中小资产阶级之某种程度的革命要求”。
接着，宣言分析了这次事变的困难与危机，指出它是上层军事政变，领导权在旧军阀和政客手里，而“不是由民众运动之逐渐发展，以民众为主动公开揭露出来的旗帜，所以这次运动的本身是头脚颠倒的，还是以政客的领导者的军人支配政治，而不是以群众支配领袖顺着民众和其要求有变化的可能，而那些政变的主动者有临时叛变的可能”；尤其是福建本身地瘠财穷，十九路军兵力财力之弱，“军事上倒蒋与进攻也是困难的。因此中途走向软化妥协与背叛，甚至在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而有被消灭的可能”。但“此次政变所提出的政纲……其中大部分能代表广大的群众之暂时要求，以此便有吸引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之可能，如果那些政变的领导者能够坚决的执行其诺言，如果他们更能远大的注意于全国范围之政治运动的扩大，则在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赞助之下，是有其胜利的发展前途的”。
所以，陈独秀在宣言中提出的“我们对于政变的态度”中强调：（1）“我们对于这次的政变绝不能采取消极的批评态度袖手旁观，必须积极起来赞助以至领导这一运动”，如“积极的组织群众响应这一运动，使他很快的能发展成为全国的运动”。（2）“努力争取领导作用，改变那以军事支配政治，以领袖支配群众的现状，使之成为以民众支配领袖，以政治支配军事的形态”。（3）“努力发展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群众起来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务期工人能获得领导权，以保障此后不致有革命运动之畸形发展的危险，和争取最终革命彻底的胜利”。（4）“以不妨碍我们的组织政策之独立与批评的自由”。（5）“要求正式党的合作，集中全力发展全国的——尤其是城市民主战争，来扩大这一运动”。为此，“我们要指出史大林派应该改正其偏向于农村而忽略城市，以及忽略民族民主斗争，忽略联合争取民族民主利益之孤立政治的错误”。
可见，这个宣言完全是上海“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起草并通过的常委决议案的翻版。在那以后，陈独秀虽然经过许多严重的失败，自己也身陷囹圄，并写过消极的1933年9月政纲，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事业必胜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此时又活跃起来了。
于是，临委派出宣传委员严灵峰去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共产党也派去代表潘汉年表示支持。虽然当时托派与共产党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政党，又是推行着“左”倾路线，但托派的目标只在于利用这两方面的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影响而摆脱孤立的困境，推动城市革命运动复活，三方并无真诚合作的诚意，成为这次事变失败的内因之一。三方能够走出这一步，带有历史的进步性，特别是托派，在陈独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况下，能接受陈独秀的思想，改变完全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改变不能与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行动”的策略，走出自己组织的小圈子，当然也是一个进步。
正在狱中的彭述之，借助于陈独秀与狱外建立的联系，也积极写文章，为托派如何应对福建事变出谋划策。开始时，他对福建事变的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此次福建的独立运动，与历来地方军阀反抗中央政府（大军阀）的运动，有其不同之点……公然撕破国民党的旗帜，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政府，并宣布有系统的（虽然是混乱的）改良主义政纲——这点总算是自国民党成立以来内事上一个创局”；“含有较深的政治运动的性质……大凡上层阶级敢于‘左倾’，不怕‘赤化’的嫌疑，往往是社会走上大爆发之一个预告。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往往是上层阶级内部的分裂及其中一部分因某种形势被迫所引起的”；“这在客观上是一革命的火药库，只要在适当的地点上擦一根火柴有爆发的可能。现时福建事变是擦了一根火柴。”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尽可能利用这一运动号召民众起来，从各方面打击国民党及南京政府”。[12]在具体策略上，他甚至提出“推翻蒋介石政府”的口号，因为“蒋介石在日本可能的新进攻，‘红军’的发展，各派资产阶级集团和军阀的反对及蒋因九一八以来自身的日益削弱之下，如能有相当的民众运动，客观上有被推翻之可能。而蒋的推倒又有可能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们的策略应向这方面准备。”[13]“打倒蒋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14]但不提“打倒国民党政府”，因为其力量还不能达到这一点。
刘仁静起初也表现得相当乐观和积极，称赞“福建政府的政纲之如此急进……给民众运动以兴起的机会”；“它已在实际上证明它比南京政府更为适合人民的需要，它已不是任何军队的力量所能推倒的”；“我们应利用这事实唤起工人使之脱离麻木状况，准备将来的政治行动”。为此，他提出一系列主张，“将福建事变变为革命复兴的一个基础”。但是，他笔锋一转，批判陈独秀（笔名“雪衣”）去年发表的九月政纲，斥问“雪衣是否坚持它（指蒋政权——引者）是在稳定？”[15]
陈独秀对这次事变的态度，如上述他给临委起草的宣言那样，既有乐观其成的一面，又看到其根本的弱点而会失败的一面，因此提出了几条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转化的主张。但是，他十分清楚，这些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托洛茨基对中国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背叛性的论述。不过他是性情中人，面对事变，不能做观潮派，更不能泼冷水，而应该积极推动其成功。九月政纲才是他对一个较长时段的中国形势的真实估计。福建事变的发生出乎他的意料，而其迅速失败，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一个月后补充强调说：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不能离开我们的阶级立场和斗争路线”，指出：“托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批评国际六次大会党纲草案中，明白的指示我们，不能对越到东方越卑劣的资产阶级划清他们当中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任何派别，命定的不能执行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蒋介石是一样的；正因此，这一任务才落在无产阶级的双肩之上，这乃是中国革命不断性之客观的根据。”为此，他严厉批评了彭述之的依靠反蒋派“打倒蒋介石政府”“打倒蒋介石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意见。他的主张是：“国民党内部以至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所演成的倒蒋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众运动之复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准备利用此客观环境，提出自己的口号与政纲，发展自己的斗争，以吸引群众到自己方面来。”[16]
其实，当时的托派临委，囿于力量和影响，除了派严灵峰去发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极左言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更不用说贯彻陈独秀的主张了。即使陈独秀亲自来指挥，也不会两样。
福建事变的失败，更证明陈独秀的九月政纲的正确。但各派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刘仁静更摆出一贯正确的架势，猛烈批判临委的观点和策略，同时又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致使临委的再一次改组。由陈其昌等人组成的新临委点名批判了除陈独秀以外的各方对于福建事变的意见。
参加托派内部大讨论
其实，这场大讨论的问题，早在1933年9月陈独秀提出托派新政纲《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之后第九天，即10月8日以“雪衣”笔名发表的《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中[17]就提出了。文章开头便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牵制，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接着，他提出了托派内部长期争论的五大问题。
第一，关于民主运动问题。陈独秀从俄国革命经验中指出：“孟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很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极左的，即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
第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陈独秀说：“‘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治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倒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接着，陈批驳了“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观点；批驳了“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的说法：“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黑体为陈所加——引者）
由于陈写此文时并没有“民众运动高涨的形势”，所以，他表示：“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指‘民众政权’——引者），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为此他强调：“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在这里，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多数托派分子，有无可弥补的裂痕。
第三，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指出：“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而极左派却高喊“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陈独秀则主张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共产党（托派）通过国民会议，引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四，经济复兴问题。这是针对刘仁静的思想——中国革命再起要依靠经济复兴后，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才有胜利的可能。在福建事变发生时，刘也主张托派应该在这个事变中提出“关税自主”“废除苛捐杂税”等“肃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障碍”为主的口号，[18]而不应该存有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政权的妄想。陈独秀则认为“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列宁的思想十月革命却表明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在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的条件”，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可以承认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第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斯大林为了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一直在宣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以使各国共产党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托派中大多数人，也基于托洛茨基关于“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思想，虽诅咒斯大林本人，却一直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始终持“保卫苏联”的立场。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大胆地指出斯大林的说法是谎言：“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的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哪里有武装进攻苏联之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斯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也未必敢于冒险……斯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陈独秀此文发表后，如同在托派中炸响了一枚地雷，连同他的九月政纲，受到了刘仁静、彭述之及其他极左派分子的猛烈反击；陈独秀也及时进行反驳。同时，刘与彭以及极左派分子之间，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场大混战。每人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托洛茨基者”，对方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者”，直到1934年1月16日，陈独秀在一篇文章末尾，为托派的发展总结出三条路线说：一是“胡年（即刘仁静——引者）的路：经济复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以开辟国内市场”；二是“区白（即彭述之——引者）的路：反蒋就是执行民主民族斗争任务”；三是“雪衣（即陈独秀——引者）的路：国民会议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打击国民党军事专政以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中国经济”。陈独秀问：“我们走那条路呢？”[19]
27日，彭又撰万言长文，猛烈抨击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除了重复以前的错误与空洞外，更加上了许多新的错误”，“将苏维埃尽量说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将国民会议刷成最光辉美丽的颜色”[20]；刘仁静也回击陈独秀，认为自己的路线比陈独秀“组织苏维埃的空谈”切实些，批评陈对资产阶级的估量是动摇的，一到资产阶级向左盘旋时（如十九路军之抗日），“就对它不免发生幻想”；而对形势的估量，“比我更不如”；“一时轻浮的乐观认为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教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21]同时，刘仁静又完全同意陈对彭的“单纯倒蒋”策略的批评，但又说陈过去也犯有彭同样的错误（如反蒋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认为彭“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指主张“组织苏维埃”——引者），而陈坚持错误。[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