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争论，陈独秀实在感到厌恶，2月10日，他以《应该这样答复吗？》[23]为题，指责彭述之只会“乱造谣言和乱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辩论的中心问题，而“满纸的题外游词，这样的答复只是他表示自己没有争辩能力”。他又反驳刘仁静，坚持认为自己主持的托派常委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和“反马克思”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还申辩自己在“一·二八”后主张的“共同行动”，与彭述之主张与反蒋资产阶级政治联盟，本质上是不同的。[24]
这种名为讨论，实为错误思想之间互相攻击的争吵，一直持续到这年7月。陈独秀最后声明自己的基本观点是：“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可用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25]陈独秀以此划清了他与刘、彭及托派中一切极左派之间的界限。
这种争论，由于没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皆没有说服力，因此不可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只能更加离心离德。于是，作为旁观者，尹宽致函陈独秀劝阻结束争论。信中抱怨“五、六年来，反对派尚停滞在小团体的状况中，尚未得着发展”，现在是“不仅还没有斗争的基础，并且还没有端正方向，还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及福建事变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败，完全陷于“消极状态”；表示自己不愿“加入现时争论的漩涡”，因为这种争论“太滥费了，急待结束”。[26]
实际上，由于两个外国人和北方一批年轻托派分子到上海，这场争论早在4月就开始转向了。
差点被托派中央开除
陈独秀这次被捕入狱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获事件，引起侨居土耳其进而转移到法国（1933年7月）的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的严重关切。但直到1934年，他们通过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副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格拉斯（C.Frank Glasse，中文名李福仁），与中国新的托派临委取得了联系。格拉斯是英国人，曾去南非做新闻记者，加入共产党，旋又转向托派，后来到美国，参加美国托派组织。据王文元说，他早在1931年初就来过上海，想参加中国革命，特别想参加中国托派活动；但因当时中国的托派组织一再遭受国民党的破坏，在中国整整两年，始终找不到托派组织，因此在1933年11月离开上海到纽约，与美国的托派同志会晤，同时与在法国的托洛茨基通信，讨论如何办由美国人伊罗生（Hazold Roberts Gsocs）在中国主持的《中国论坛》，并取得了与中国托派联系的地址。1934年2月他来到上海希望帮助重振中国托派组织。恰巧此时，原任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坛》（表面上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机关报）主编的伊罗生，由于不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的办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及批判所谓托派罪恶），也转向同情托派。[27]这两个外国人，首先结识刘仁静，受刘的影响较大。与陈其昌为首的新临委接触后，格拉斯认为陈其昌因托派中央连续被破坏而推行的工作方针太保守，建议增加年轻成员。于是，把未遭破坏的北方托派组织骨干史朝生（又名施颂德）、刘家良、扈焕之（又名胡文华）、王树本（又名王耀华）等，先后调到上海。他们首先控制了上海沪西区委，作为他们的据点。
陈其昌为首的临委，比较倾向于陈独秀的九月政纲，主张运用民主口号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反对中共组织“赤色工会”与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对抗的“盲动主义的工运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开的、改良的甚至反动的工会，做团结群众及反国民党反资本家的斗争。行动口号是：召集普选、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他们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28]因此他们要求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大会，[29]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宣言。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但同时又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坚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30]对这个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的反帝反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示威的会议，他们要求对“一切党派……批评的绝对自由”，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吗！而大会又是共产党布置的，他们不可能被允许参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来的年轻托派是一批更加极左的分子，也影响到刘仁静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左倾”起来。福建事变时，他们认为如果在此时运用国民会议策略是帮助蒋介石政府，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同时，由于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红军运动又在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下日渐衰落，因此他们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突然事件上，如爆发世界大战，反对国际上和国内宋庆龄领导的反战运动、反战大同盟等。在当时开展的内部理论与策略的讨论中，他们一方面支持讨论，以便统一认识，产生一个比陈独秀九月政纲更“左”的新政纲；另一方面，把主要兴趣放在组织的改造上，企图夺取托派的领导权，甚至组成一个“新政党”。因为希特勒上台后，托洛茨基宣布共产国际已经“死亡”，改变了“挽救”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方针，号召各国托派另立新党，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提议组织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格拉斯、史朝生、刘仁静等人，从政纲和组织两方面，同时发起攻击。
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也认为1931年托派统一大会通过的纲领已经不适用，应该起草一个新的纲领。于是，陈其昌临委委托刘仁静起草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并在1934年2月20日临委会上通过。
这个草案又受到史朝生为首的沪西区委、彭述之、罗世藩等人的严厉批评。但陈独秀表示：“政治草案我读了一遍，觉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认为民众运动的开始抬头而又低落下去的现在，正需要适合现状的这样一个政治决议案。我去年第一次向临委建议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却和消极，消极固然不可，依客观的形势，退却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有时是革命的。退到我们能够站住脚的地带，能够积极的为准备进攻而站住脚的地带，比任何激烈的词句都要革命些。”
这里，陈独秀与盲动的极左派及消极悲观论者不同，能辩证地看待托派目前的处境，提出适当的方针。同时，他也对临委通过的《政治决议草案》提出了几条重要的修改意见。
关于国际形势。由于当时欧洲的局势变化十分复杂，众说纷纭，草案因而对此“忽略”了。而托派中多数仍坚持帝国主义会联合进攻苏联的可能，总是高喊“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指出这种“忽略”和“拥护”都是不对的，“多瑙河流域事变发展，是国际很重要的现象……我认为，目前意、奥、匈与德不睦，还不是欧洲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将来的形势一变而是意、德、奥、匈公开的联合对法，则去战争便不很远了。德联法对意、奥，法助德征服奥、匈，都是不会有的事。我觉得将来的大战会开始于欧洲而不开始于远东。苏联固然不应该自启战端，日本只要它不积极的干涉满洲，也没有攻俄的必要，而且攻俄并非是很平安顺利的了……照现在的局势，大战会开始于奥、匈进攻小协约，于是法兰西出来援助小协约，于是意大利德国起来援助奥匈，于是法国求助于苏联，于是意德求助于日本，于是法国求助于英美。”
对于苏联，陈认为：“苏联看重于中欧的市场，也同样不容易决定放弃那一个，所以它的态度会动摇不定。此时帝国主义眼中的苏联，已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武装进攻的必须；今后某一集团的帝国主义和苏联开战，决不是简单的向苏联进攻，所以帝国主义联合向苏联武装进攻已成为过去的名词。政治决议案中不应该应用此种名词。”
所以，他提议，在决议案中，“应该说到——明确的说到国际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联合战线’，而不是‘拥护苏联’（‘拥护苏联’是某一时期某一环境的特殊口号）；中国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国民党，实现彻底民主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而不是‘倒蒋’。‘倒蒋’只能是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一种特殊的临时行动口号，等于‘打倒资产阶级的十个总长’。‘打倒十个总长若用为中心政治口号，岂不荒唐！”——这里，他为自己在“一·二八”事件中提出的“倒蒋”口号进行了辩护。
关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由于刘仁静热衷于他的“经济复兴论”，草案没有提及这个问题。陈独秀认为：“在没有革命运动的现在，国民党准备召集国民会议颁布宪法，这些现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一个革命的政党对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应该不理，亦必须向群众指出应该不理的理由。草案对此太过疏忽了。”
陈独秀的最后意见是希望托派内部思想尽早能统一起来，机关报“《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滥，然目前只应‘宁缺不滥’，集中力量发行讨论集及内部生活。因为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谁都无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为它必须是集体的意见，不应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对同志们说过，没有集体的意见，一切工作都无从进行的。特别是政治宣传呵！”[31]
要知道，这时的陈独秀身陷囹圄，还进行着繁重的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但对狱外托派的工作和新政纲，却如此呕心沥血、细致入微地思考和推敲，充分表明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组织的忠诚信仰与爱护。
但是，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击“常委对总的问题——特别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准备得太缓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全体同志的意见明白规定我们目前的政治路线，且没有作经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导；在组织上则日渐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这是因为“过去五个月之久一切问题几全由常委三人决定”，[32]因此要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召集代表大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4月12、17日，史朝生分别致函陈独秀和陈其昌，前信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组织，忽视全国的工作，而且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只把眼睛往上看”，“单纯的仰望几个‘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组织“几乎溃散”，各地的组织“极无生气”；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时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还提议临委拟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地讨论。[33]后信则直言谴责陈其昌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问题不能尽量用民主方式……来解决”。要求“常委自身应速将各种重要的政治问题作一扼要的总的讨论和大致的决定”；“在最短期内（大约一二个月）”召集广东、北平、山东这三处的代表“来沪共同讨论，并决定几个重要的任务（如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及帮助推动目前工作）”。[34]而当陈其昌常委准备修改政治草案时，他们又急忙抛出一极左的提纲，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烦，提纲比草案好”。但提纲“经过常委多数反对后，他（朝生）又攻击常委不修改草案”。[35]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事先准备好的《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上述两封信中的意见，强烈要求常委与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国反对派大会筹备会”，“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用说服和纪律制裁）”。[36]真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一向以稳重著称而被大家尊为“大哥”的陈其昌，受了这些抨击，也被迫撰写长文予以反击，逐条批驳史朝生的指责后指出：“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如主张尽可能的多开活动分子会、临委扩大会等……而应尽可能的少用大会或小会，不要引进可怀疑的群众”；文章揭露了史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势与任务》草案问题和等待国际来信问题上出尔反尔的两面派手法后，斥责其“民主”“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的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只能使组织更加混乱！”[37]陈其昌的主张，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代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
同时，对史朝生、胡文华、王振华三人起草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陈其昌也斥之为：“这个提纲，不但文字技术拙劣，使它许多地方辞不达意或意思含混或顾此失彼，而且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甚多前后矛盾。而对于一个政治决议所负的中心任务，即指示形势和斗争策略，一点也未告诉我们……不配代替草案。”[38]
陈其昌的反击，正中蓄意夺权的极左派下怀。史朝生又连续写出长文批驳陈其昌，斥责陈其昌是“官僚主义受人批评时，常不肯虚心考虑问题，而企图用威名来抵制下级同志……这种家长或上司或史大林粗暴的态度，实际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之某种意义上的反应”；讽刺陈其昌的“积极办法”，“天晓得这些‘计划’或‘办法’！！政治上怎样发展？计划哪里来？怎样使计划完善？水平怎样提高？计划怎样才能整齐？”最后他提醒说：“数月前某次宣委会上不但我坚决主张另行起草‘提纲’，即仁静同志也明白的答复：‘我赞成老施的意见，另草提纲，不必修改我们起草的草案’”，并“改变等待国际来信四个月”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要求尽快筹备大会[39]，并称与陈济棠、胡汉民、冯玉祥等“反蒋”派建立“首先推倒蒋介石”的“联合战线”，“那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决议案上如果这样补充上去，只有断送共产主义同盟的生命”。[40]
陈独秀在“联合战线”问题上，明确站在陈其昌一边，来信表示：“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如果因为毫无力量与运动，空口和福建独立的政府党去谈判合作这种无聊的政治之失败遂盲目向左边跑，跑到拒绝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党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建立政权）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参加孙夫人的某种运动，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不用说，是中了刘仁静反对任何形式共同行动之毒。这种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41]
史朝生等按他们的既定目标急进。在组织上进攻的同时，政治上也发起攻击。他们以“沪西区委意见书”的名义，在12月5日，发表了《我们目前必须确定的几个重要问题》，强调“有几个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必须马上作一个明确的解决”。
甲、“根本反对‘与上层（无群众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反帝反战反蒋反国民党联合战线’的思想”（黑体为原文所有——引者）。
意见书特别认为宋庆龄、胡汉民等的“抗日”或“反蒋”完全限于口头的、纸上的虚伪的作用，“所以谁如果希望这些政派和上层分子会接受我们的政纲，能和我们共同行动……那只是在我们内部散布十足的机会主义幻想，替胡汉民宋庆龄李杜等军阀政客作说客”；如果自己不“努力与下层群众找联系”，“而将希望寄托在上层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集团上面，这样悲观的右派路线，我们要坚决的反对和彻底的肃清。”
乙、“赞成国民会议策略”。意见书称“国民会议口号是我们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指陈独秀——引者）认为除了喊叫‘打倒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外，不能有别的方法，“是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的”。我们在实际行动中，亦可以发动群众罢工示威，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丙、“确定我们对目前革命形势的认识及我们的革命工作的中心”。意见书指出：目前革命消沉的主要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而努力的领导，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张规定新的基本纲领，“原来的《反对派纲领》（即陈独秀中央时的纲领——引者）已经不够了”；对外要用一切方式与工人群众发生联系，发表重要的纲领及宣言等。
丁、“实现党的民主”。格拉斯、史朝生、刘仁静等人，终于亮出杀手锏，说：“这一年来，上海的组织是一个民主的和有充分准备的扩大会议都不曾召集过，一切政治问题及组织问题的决定操在二、三个常委的手里。假使他们把政治路线和组织工作弄得很糟，我们将怎么办呢？那除非全体或多数同志起来帮助它纠正它。这就叫做实行党内民主。”
……
就这样，双方矛盾终于不可调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刘家良、刘仁静等人，盗用常委名义，向全国各支部发出了《临委紧要通告——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文件。[42]通告一开始便称：“目前我们面前摆着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工作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会”。接着提出了几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重述上年12月5日意见书的观点。
通告的中心问题是指责临委故意拖延召开代表大会和临委的改组，说“临委原十人，现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关系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临委或区委中个别同志领导等”，因此，“现在临委决定十日内召集大会”，要求各支部限于十日内选出代表一人参加。
关于这份通告，陈其昌事后说：“自从老何同志失踪以后，常委二人几乎事事对立。我曾主张由我和胡（即胡文华，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参加临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选人，交各同志选补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动分子会议改选。我同意了他，并规定了议事日程，由他负责妥找开会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开会，忽然发现了《临委紧急通告》。这通告不但把活动分子会议名称改为上海代表大会，并且所规定的议事日程和讨论的内容，也完全和以前规定者不同，极大部分是我素来所坚持反对的。”[43]
陈独秀知道陈其昌派是拥护自己的，但的确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点，因此他不想袒护任何一方，而把组织推向公开的分裂，企图调解双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复函陈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这样争论下去，“一万年也不会得到一致，如此一万年也不会召集代表大会”；“我在《校内生活》上观纪施（即陈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争论，未免太琐碎了，像这样争论下去，有什么好结果呢？我认为草案和提纲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简直是中国的‘近代史’或‘党史’”，“陈词滥调，毫无生气……决不能在同志中发生必须读完的兴趣”。他认为“指导政治行动的决议案，永远不宜做从昆仑山发脉的政治经济大文章”。因此，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草案贡献于代大”。
这里，除了史朝生与陈其昌两派外，陈独秀无意中又提到尹宽也有一个《政治草案》。加上陈独秀的草案，当时只有几十人的托派竟有四个政纲，可见思想混乱和分裂到什么程度。
接着，他建议：“倘决心出版对外半公开的党报，兄等或可放弃旧的无大意义的争论，而在新的道路上大家合作，这未尝不是我们生命或者可延续的转机。”
转而，陈独秀批评了陈其昌“浓厚的实际工作派的观点”，指出：“我们的政治斗争的中心口号和日常斗争的口号不同，有时不能迁就群众的政治水平，实际工作派往往根据某些群众的见解来观察批评先锋派的政治理论，有时很容易走到机会主义，史大林就是实际工作的大将。”
但是，陈信的重点是批评史朝生起草的“沪西区委意见书”中关于联合战线、国民会议、革命形势、党内民主四个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警告史朝生等人：“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44]陈独秀用三个感叹号表示对这个问题的严重关切。
这封信表明，陈独秀这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托派总书记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平无疑是高出于各派之上的，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却早已不如往昔了。
但是，史朝生派对陈信和他提出的纲领不予理睬；他们甚至对于陈独秀的纲领和“指定名单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感到非常可笑，认为陈太不识时务了。这也反映出陈在南京狱中企图遥控上海的托派中央，多么的不切实际。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现实。陈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其实，在中共成立后，特别是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及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后，他的影响力急剧萎缩了，从五四时期的高峰，跌入了低谷；即使他当了托派中央书记，在托派内部的号召力也极其有限。这一点，他一点也不自觉，所以又闹出许多笑话来。
1935年1月13日，史朝生们终于紧急召开了“上海代表大会”。会后发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决议》[45]承认，由于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书记其昌等人弃权，只有七人参加。又称大会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华）分别做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后，全体代表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十项决议，而第一个最重要的决议就是所谓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问题，批判陈其昌、尹宽等持此主张的同志，是“彻头彻尾史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大会认为只有与这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及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才能前进”。
不仅如此，决议还全面摊牌，把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表达过的思想或根本没有的观点，全面批判并声称要做组织处理——开除。决议宣称：“目前一切公开或秘密的保留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倒蒋，反战反帝，说‘红军’是‘土匪’，说‘党的民主现在谈不上’，说苏联不是工人国家而且日以‘和平’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国家，以及认为新党在中国不一定必要，将来也许仍旧用‘反对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则上意见错误的分子，应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立即开除出党。”这里例举的主要是陈独秀的观点，有些是他原来的，有些则是新的，如“苏联已经不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严重违背托洛茨基的教诲，因此托派特别不能容忍。据王文元回忆说：总的来说，除了苏联国家性质之外，陈独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典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苏联国家性质问题，陈独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头上，还没有见诸文字。“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了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能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以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以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因之，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不过陈独秀的这样的意见，那时也还只是感情的，直觉的，未尝深思的，他不曾为此作历史的与社会学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自己意见，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写下来。”[46]
决议的另一个内容是：“应立刻改变‘左派反对派’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对国际而言则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列派）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是中国托派继“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之后的第三个名称，如上所述是为了响应托洛茨基指示各国托派独立建党号召的。
大会还决定“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复用‘临委’名称”，并推选刘家良（书记）、史朝生、胡文华、邵鲁[47]、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组成中央委员，前三人为常委。
这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托派来说，无疑是一场小小的政变。因为紧接着发出了《中常委第二号通告——常委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度事》，宣称：“中央委员会根据上海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已与陈其昌同志作最后谈话。陈正式表示：原来的路线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中央认为陈其昌犯下列各种严重错误，三五月来经过多数同志口头的努力说服，始终没有效果，因此决定将他开除。”
通告列举了陈其昌三大错误：一是“完全保持过去史大林派出卖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路线，主张联合宋庆龄等资产阶级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纲领底下共同行动’，组织或参加‘武装抗日大同盟’，‘合办不批评三民主义的报纸”。二是思想和行动是一个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资本主义者。三是“对‘红军’及‘新党’等原则问题始终保持自己的取消主义成见”。
陈其昌则发表声明，说史朝生们造谣，他们主要以“联合战线”问题为借口，绑架临委，借以打击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同志。
通告为什么还要开除尹宽呢？因为，“中委认为经过同志们多次口头的和文字的说服以后，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战，反军阀或援助农民暴动等一般民主任务纲领底下建立联合战线’，合办《中国论坛》式的机会主义报纸，及成立‘国民党’式的‘大同盟’，因此，本决定取消他的党籍。”
通告还批评了原中央委员赵济、朱崇文、贺希、孙后之、秦鉴、江振东、念兹和陈亮，指出他们或同情陈独秀、陈其昌的路线，或表面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线，私下又同情陈其昌等，“中委不过借口政治问题，排除异己”等，“现在首先撤销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而刘仁静则由于公开放弃众所反对的“经济复兴论”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欢迎。刘的声明说：“我已决定放弃过去所说经过民主斗争以实现经济复兴的前途。因为这个前途是最不可能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愈见衰弱，自动的经济复兴愈少可能”；“因为在国际方面还有许多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革命也会随着爆发战争（假如不是革命）必然松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束缚而有利于革命运动。”[48]
可见，他们开除陈其昌、尹宽的主要理由是一样的，就是陈独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变中提出的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思想。因此，这个开除陈其昌、尹宽的通告，对于陈独秀来说，却是“杀鸡给猴看”，即要陈独秀“表示最后态度”。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事件。陈独秀听后立即写信给陈其昌、尹宽、史朝生等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发临委通告内提的联合战线问题并且说到我的意见，后一半都非我的意见，而亦混合一起，这是什么用意呢？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都急需召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尤不可采用开除人这种滑稽手段。我们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你们两方面都不应该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发起分裂运动，一切候代大及国际解决。……大家的不同意见，应公开的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这就彻底否定了史朝生们策划的“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的合法性，并且表明他所主张的“代表大会”与史朝生的“代表大会”是两回事。
鉴于深切痛感大革命失败于俄国人和共产国际的干涉，陈独秀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49]
陈独秀的这封短信也激怒了史朝生们。他们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立即在25日给陈写了一封长达9000字的类似文件性质的极其严厉的长信《中央委员会给雪衣同志的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50]
信的一开头就危言耸听地说：“现在我们的组织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再不加以彻底改造，历史将判我们是机会主义集团的一个支部。”并指陈独秀的来信是“组织内部发生的机会主义思想简直无形中是替资产阶级说话，跑来腐化我们的同盟”。然后列数陈独秀转向托派以来的一系列“根本错误”，称：“对你有些根本错误的意见，我们认为如不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改正它，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藉你的‘权威’和借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结果我们从你这里所得的岂不是大大不及我们所损失的吗？”这就把陈独秀说成是托派中“机会主义”的总根子了。接着详细论述了他们认为的“五大错误”：无产阶级可以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把南方的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在组织问题上不站在原则的立场，而是站在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等。
说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组织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和分子的发动机”，“你的这些意见，不断的引起组织内部机会主义思想或分子的发生”，并列举1932年陈其昌、赵济等，1933年旧临委刘伯庄、严灵峰等；1934年陈其昌、尹宽等的主张和行动，得出结论：“你的某些严重错误，无疑的起很大的影响。几年来‘反对派’可以说是在你的路线之下工作，但同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循环的发生，这样我们还不应该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吗？”
这封信最后威胁说：“上面几个重要问题请你明确的答复我们。在你未决定最后态度以前，我们愿和你继续讨论，并供给你一切材料。我们希望我们仍能在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而非中派主义的）组织内一起工作。”
这是陈独秀自从被中共开除，第四次受到的严厉攻击，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精心策划的攻击。
然而，这五大错误，恰恰表明当时的陈独秀思想虽然处在托洛茨基的极左思想体系中，但在这五大问题上，还是理性的，特别在联合战线、苏联性质问题上的见解是深刻面富有远见的；而且陈对两派矛盾的处理基本上是公平的，认可了史朝生派对陈其昌工作作风上的批评。
1934年底，第一届托派中央五常委之一的王文元出狱到上海，了解此情况后，也致函刘家良、史朝生新中央，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与陈独秀的意见不谋而合，提议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特别是“请国际解决”；在解决前，“不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51]。
但是，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的新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独秀的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见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开除陈其昌、尹宽的决定中称，如果陈独秀不检讨“联合战线”等“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也要开除。据王文元回忆陈独秀当时的确是被“开除”了：史朝生、刘家良、王耀华、扈焕之与李福仁“组织了一个临时领导机关，在理论上，这几位新出山的青年领袖受着刘仁静的指导，所以他们一经登台，立刻就来清算监狱中的陈独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为之刷清的什么‘机会主义’、‘侮辱红军’……旧罪名，统统搬将出来，加以鞭笞，而且还通过决议，列举罪状，要南京监狱里的‘老头子’承认，否则‘开除’。陈其昌和当时刚出狱的尹宽等，见了此种狂妄可笑的行为，竭力反对，史朝生和刘家良等便将他们也一并‘开除’了”。[52]
但是后来，王文元在美国哈佛大学遵照托洛茨基遗嘱开放的托氏档案中，发现一份《劳勃茨同志（即伊罗生——引者）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有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现状的口头报告——限于事实方面）》。这个备忘录写于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当即将其翻译出来。其中有关陈独秀被“开除”部分，与王的回忆有出入：“去年，陈独秀在他读过托洛茨基同志《苏联与第四国际》那本小册子之后，否定了苏维埃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陈独秀同志所做的许多事情的最后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毫无共同之点了。他的关于资产阶级和关于红军的立场，他对组织事项的态度以及他对苏联的意见，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陈独秀正如美国的俗语所说，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经完场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与极度忠实的同志，作为战后中国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他将被人民永远纪念的；但是，他始终保存着当年帮助中共扼杀中国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们后面了。去年，组织开除了陈其昌及其一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给陈独秀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说明他与目前的组织之间存在着的鸿沟。那封信干脆对他宣布：除非他彻底改变立场，我们的组织与他之间不可能再保持任何关系。这封信始终不曾交到陈独秀手中，因为当时原拟前去送信的人始终不曾去成。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跟着不久，便发生了（二次）被捕事件（即新的中央又被破获——引者）。”[53]
与上述根据当时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叙述的历史比对，伊罗生备忘录叙述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就是说，新中央对陈独秀的“开除”，来不及像对陈其昌、尹宽那样做出决定并执行，所以说陈独秀这一次是差一点被托派组织所开除。而且，备忘录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线索——陈独秀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陈独秀原来只是反对“保卫苏联”或“拥护苏联”这个口号，从1934年读了托氏的《苏联与第四国际》小册子后，认定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转变，由此将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论断，从而形成他的特殊的“晚年思想”，呈现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思想光辉。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开除”陈独秀
还需指出的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陈独秀与青年托派争论和决裂的根本问题，是由于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读。托洛茨基一再谴责第一次大革命中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即一党服从另一党的纲领，并混合组织，受其领导和宰割，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联合战线”。对此，陈独秀、陈其昌等人认为，如果两党独立，在某个问题上“共同行动”的联合战线，并不违反托洛茨基主义；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刘仁静及许多托派成员，从托氏的话“走向另一极端”，否定与资产阶级左派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有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或“共同行动”。
如上述，伊罗生在给托派国际的《备忘录》同时，还提供了列尔士（刘仁静）写的《五年来中国的左派反对派》报告，伊罗生在备忘录中叙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情况称：“新的中央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情绪高涨，因为终于摆脱了那件与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的累赘的行李了。可见，伊罗生与刘仁静及史朝生等托派青年极左派一样，把托派的一切失败、停滞和软弱，都归结于陈独秀的‘联合战线’观”。
为此，新中央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上海的人，斥责那次代表会议”，并对开除陈、尹二人“表示非常愤怒”；“并且他做得如此过分：竟提出一张自己假定的名单，要大家接受作为新的中央委员会。他提的新名单包括组织内所有敌对的人，一种无法成立的杂凑。”
这里所谈的情况在托派留下的档案中没有记录。但因为伊罗生是当事人，陈独秀当时又主张维持组织的团结，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是可信的。
伊罗生还把刘仁静的《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报告给了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东方部负责人Sneeviet（荷兰托派领袖），又到挪威奥斯洛拜见托洛茨基本人，宣讲他的上述《备忘录》，以争取托氏对他、刘仁静和极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
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茨基读了伊罗生写的《备忘录》和他带来的刘仁静的《五年来的左派反对派》后，四次接见伊罗生，谈论中国托派内部的这场闹剧，特别谈陈独秀问题。根据伊罗生的笔录，有关内容如下。
“他（托氏）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对于刘仁静所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他觉得把问题说得太不辩证了，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例如他觉得必须把（混合组织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区别开来”；“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指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引者），那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他着重地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分开”，这恰恰是陈独秀在与刘仁静极左派争论时的观点。托氏立场鲜明地站到了陈独秀一边。
关于红军问题，“托氏只说：它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的一般的预言：如不得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则它的命运就会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商人与中、富农），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优势兵力所压服”。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一致的。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的争论，“（伊介绍）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东西’（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他接着说，在英法等国的发展中，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是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在中国，‘民主’时期极短，也许完全不存在。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不是说，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为一个东西’”，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批判刘仁静的观点一致的。
最后，因这些争论，中国托派新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对此，托氏鲜明地表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我想即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下去知道这些。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而“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54]
托洛茨基依然信任和倚重陈独秀。就在与伊罗生第三次谈话后，即8月10日，他给在上海的李福仁写了一封信，在陈独秀问题上再次强调上述意见，坚决防止再发生“开除”陈独秀的事件。首先，他不得不默认中国托派组织的变化，“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对两派“那些思想分歧”，“暂时不表示意见”，态度十分谨慎；而对陈独秀的态度却十分鲜明，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这里，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对两派争论的意见，最后甚至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说：“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还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55]
